中国不能走西方宪政之路的五大原因

第一篇：中国不能走西方宪政之路的五大原因

中国不能走西方宪政之路的五大原因

2014-12-03 13:37 来源：求是

我有话说

作者：喻 中

研究中国问题，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不能从概念出发，更不能用所谓西方模式作为标准来衡量我们。而西方宪政是一个被“神化”的概念，许多关于法治乃至政治发展道路的话题，都被这样一个具有特定西方政治法律话语含义的概念所遮蔽，成为争论不休的问题。事实上，西方宪政从表现形式来看，是多元化、多样性的，因为西方社会的政治本身就是多元、多样的，宪政不可能呈现出一个单一的模式。无论是英国的宪政还是美国的宪政，都是地方性知识，都没有普适性。今天，中国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大背景下，在强调宪法实施的大背景下，如果认为中国的未来是走西方宪政之路，显然是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误读。这有很深的思维误区，需要结合历史与现实进行澄清。

第一，虚构因果关系。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国之所以很快接受了来自西方的宪政概念及其所代表的欧美政治制度中的某些元素，原因就在于：那时的大多中国知识分子已经认为只有西方的宪政才能救中国，只有西方的宪政才能让中国富强起来——西方的宪政就像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西方的宪政能让中国富强起来？是因为西方宪政的功效已经得到了验证：西方各国之所以富强，就是因为它们有宪政这个好东西，西方宪政是西方各国富强的根本原因。这样的思维和推理，虽然在近代中国很流行，但严格说来，它是虚构因果关系的产物。在富强与一些人想象的西方宪政之间，其实并没有严格的因果关系。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富强的程度都是相对的。一个国家处于相对富强的地位，与这个国家是否有某种宪政并无必然联系。近代中国知识界长期认为英国是最成熟的宪政国家，但20世纪以后的英国，显然不是全球最富强的国家。英国曾经一度是全球最富强的国家，但英国的“完美宪政”并不能维系它这种“最富强”的地位。同样，当今美国的富强也与中国人想象的西方宪政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我们只能说，某个国家因为技术革命、海外殖民等原因，成功地取得了相对于别国的更加富强的地位，但这绝非是这个国家事先规划了“宪政”并实施了“宪政”的结果。

第二，把特殊作为一般。当今中国知识界的一些人关于宪政的想象，实际上是以西方强势国家作为原型的。譬如，美国有相对典型的三权分立，因此，宪政的一般特征就包括了三权分立；英国一度盛行议会主权，因此，宪政的一般特征就包括了议会主权；英法美诸国在自己的宪法性文件中提出了自由、人权等概念，因此，宪政的一般特征就包括了自由、人权，以及民主、法治，等等。但这样的思维方式是经不起推敲或质疑的，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它把某个特定国家在某个特定时期宣扬的某种价值，或形成的某种制度当作一种普遍性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价值或普适性制度，并没有理论上的依据，是不能成立的。把多个国家在不同时期所宣扬的、所形成的各种价值或制度叠加在一起，仅仅是一种物理意义上的搬运、汇聚、堆积，并不意味着这些价值或制度就可以组合、拼凑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血脉相通的、典型的、标准的“普适宪政”。事实上，这种拼凑而成的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普适宪政”并不存在。只要我们认真研究西方各国的宪政发展历程，就会发现，这些国家的宪政也是千差万别，很难定于一尊，更不要说形成一种固定模式了。有鉴于此，我们解读宪政概念时，就有必要注意，现在流行的宪政概念在相当程度上是“把特殊当作一般”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物，是简单拼凑、物理堆积的产物。

第三，混淆强权与公理。近现代以来，西方是有力量、有实力的，但力量并不是知识，更不是真理。透过中国知识界对源出于西方的宪政概念的依赖，可以发现，一些人陷入了一个思维误区：把强权与公理混淆起来了。回顾中国近代史可以发现，直至19世纪中叶，中国人依然认为，虽然西方在“坚船利炮”方面值得我们学习，但“夷夏之别”还是彰显了中国政教制度的优越性，也意味着最高的真理依然还在中国人手中。但是，经历了洋务运动，特别是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人已经失去了对于固有的政教制度的信心。相反，由来自西方的宪政一词所概括的西方政教制度，逐渐成为公理的载体与化身。值得我们反思的是：为什么会形成对西式宪政概念所概括的西方政教制度的精神依赖与精神崇拜？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与西方的政教制度相互携手的，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无法抵御的军事实力、科技实力、经济实力。这就是当时盛行的一句话，“强权即公理”。事实果真如此吗？事实证明，军事实力、科技实力、经济实力并不能等同于真理，“坚船利炮”与西式宪政所概括的西方政教制度有一些关联，但并不必然相关。西方列强决不允许中国效法西方强盛起来，中国的富强与民主，只能走自己的道路。这才是我们的公理。

第四，重个体轻整体。一些人对西式宪政的强调，其实是对自由的强调。自由是一种积极的价值，维护和保障自由是正当的，也是必要的。但是，从个体的、个体自由的角度来解释政治与法律，只能解释政治与法律的一个侧面。政治与法律从根本上说是整体之事、群体之事、众人之事，应当强调个体与整体并重。应当看到，即使是在西方经典性的自由主义论著中，自由也是指“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密尔《论自由》），在这个定义的背后，有一个未经言明的主体：群体性的国家。也就是说，即使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言人，也注意到了群体或国家的主体地位。然而，在中国的一些论者看来，自由是西方宪政的首要价值，而且，他们把自由单纯地理解成个体的自由。这就陷入了另一个思维误区：看到了个体，忽视了整体。他们没有看到，政治、法律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人的群体性生存的问题；一切政治、法律问题都应当从人的群体性、整体性来理解。因此，讨论中国的法治和政治，着眼于国家、群体、整体的立场更为合理。要着眼于自由和责任的统一，权利和义务的统一，这样才更有助于推进中国的法治之路。

第五，情绪压倒理性。在流行的西方宪政话语体系中，还反映了一种值得注意的思维方式：浮躁偏激的情绪压倒了学术理性。关于政治、法律问题的学理论述，本来应当恪守理性、节制、反思、包容的品质，但在一些公共舆论中，恰恰是过于偏激的情绪压倒了理性。特别是在网络媒体中，理性、节制的言论因其平实、朴实，感召力显得有限。那些颠覆性的“雷人雷语”反而更易被接受。这样，一个思维上的误区就显现出来：政治、法律问题异化成了情绪问题。政治、法律问题的一个基本品质是现实性。在关于政治、法律的言说中，如果情绪压倒了理性，虽可以宣泄感情、引起宗教般的狂热，却不是关于宪政、法治问题的科学解说。

第二篇：中国如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中国钢铁行业如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谈一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首先需要关注的是它的发展历史，我国钢铁行业的高速发展为包括房地产、汽车、机械等下游行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支撑作用。钢铁行业发展到今天虽然我们国家的钢铁总产量已经超过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以上，但是由于管理不规范，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钢铁行业发展到今天钢铁产能过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根据统计我国去年总的产能超到七亿吨，但是我国能消费的钢铁只有不到五亿吨。同时由于我们国家过去几年钢铁需求增长主要是由于密集的项目投资拉动起来的，而政府投资难以大规模持续。“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降低用钢强度。同时由于我国铁矿资源比较贫乏，同时现在阶段我国的环保压力大。这些因素均不允许我国成为世界廉价钢材的供应基地。

那么中国钢铁行业如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呢？我的看法是转型是必由之路。未来的十年肯定是往低碳、低消耗、高附加值这些产品转型。通过水、气、渣等的综合再利用实现钢铁生产的清洁生产，同时钢铁本身也是可以循环再利用的。具体来说就是要加快技术进步，解决高端不足。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国钢铁行业必须加快技术进步，通过产业升级、产品研发、生产工序的改进等措施进一步优化我们的产品结构，进一步扩大我们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份额。钢铁企业首先必须围绕下游用户需求积极开发新产品，其次要保障产品产品质量的长期稳定，持续不断地为下游企业用户提供优质产品。同时企业要加强节能减排，促进可持续发展，企业要将当前利益与长期利益、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结合，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加强资源、能源和废弃物的综合利用。最后钢铁企业应该往企业大型化、经营多远化、产业链提升、业务转型、钢铁物流等方向发展。要适应市场发展变化，加快企业经营方式转型，在创新经营模式方面形成多远的发展模式。

中国的钢铁行业想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就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大力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供产业核心竞争力。打造健康完整的产业链，发展循环经济，实现钢铁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篇：走复兴之路,圆中国梦

走复兴路，圆中国梦

学生： 王婷

指导老师：郑恒兴

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是我们所有中国人的梦想。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肩负的历史使命。无数中华儿女为之前赴后继、上下求索，为中国复兴冲出一条血路。

我们生在一个好时代，无比接近民族复兴这个伟大目标。我们每一个青少年都应该向哪些革命先辈学习，为实现祖国复兴、圆中国梦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一根竹篙难渡汪洋海，众人划桨开动大帆船。我相信只要我们团结合作、坚持走复兴路，就一定能圆我们中国人的中国梦！

2012年12月7日，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一招。

在今年“两会”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也指出，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国梦，关键在党。习近平主席强调，实现中国梦、创造全体人民更美好的生活，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不断拼搏。

是啊！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青少年也责无旁贷，我们要让青春在时代进步中焕发出绚丽的光彩，让我们的未来更加光辉灿烂。为此，我们可以做的有很多:

1、努力学习，积极完成自己的学业，并主动参与课外活动，丰富自己的知识与见识，使自己能为国所用。

2、培养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不浪费、不贪图安逸，培养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努力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有志青年。

3、培养不怕困难、不怕挫折的精神，遇事要迎难而上，不要畏难而退。

4、树立自己的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给自己增添前进的信心和勇气。如果人人都能做到这些，那么我相信我们的中国梦很快就能实现。

走复兴路、圆中国梦，我们的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

第四篇：走中国的小额信贷之路

走中国的小额信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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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中国扶贫基金会(CFPA)的小额信贷扶贫项目试点工程刚刚起步,在部分贫困县设立了10家农户自立能力建设支持性服务社(SSCOP),解决贫困农户贷款难的问题。如今,CFPA的小额信贷扶贫项目已成为中国非银行金融机构中规模最大的信贷扶贫项目。已累计向26个贫困县的19.5万多农户发放小额贷款7.7亿元,共有70多万贫困人口直接从中受益。

与其他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不同,CFPA的小额信贷只为贫困农户提供信贷服务,并且不以营利为目的。通过多年的试点,CFPA已经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农村特点,可以快速推广和复制的新型农村信贷服务模式。这个模式对于破解当前农村贷款难、农户贷款更难、贫困农户贷款难上加难的局面具有难得的示范意义

摸石头过河趟出一条为贫困农户贷款的新路

2006年,一个叫穆罕默德·尤努斯的孟加拉国“穷人的银行家”,因其致力于“从社会底层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从而获得了该诺贝尔和平奖。他让世界震惊:一贯嫌贫爱富的银行也可以做到为穷人服务。

实际上,早在1996年,中国扶贫小额信贷就已在中国扶贫基金会(CFPA)实施,但由于当时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不允许基金会成立分支机构,限于此,CFPA只能与地方政府合作,为一些贫困县的扶贫办提供资金、技术和管理,支持他们成立专门机构实施小额信贷项目。但实施的效果不好,政府色彩和双重领导等问题,致使项目贷款质量不高。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说:“过去中国为了解决贫困农户的贷款问题,年年都搞扶贫贷款,但效果不大。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这些扶贫贷款落不到真正贫困农户的手里,最后70%以上的贷款收不回来。事实证明,这种通过国家扶贫贷款直接贴息的做法是需要改进的。”

10多年政府扶贫贷款的失效,换来了机制的松动。2004年底,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新条例规定,允许基金会在各地成立分支机构。于是,CFPA自2005年起开始在项目县成立基金会直属的分支机构,直接实施小额信贷项目。通过这样的改制,使小额信贷项目的产权变得清晰了,职责变得分明了,管理变得更有效了。项目县的规模由2005年初的四个县增加到2009年底的26个县。

中国的扶贫小额信贷之路究竟应该怎么走?

段应碧会长告诉记者,中央要求金融机构扩大对农村的信贷,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但银行实际上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其主要原因是农村信贷风险高,成本大。国有银行商业化以后,为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纷纷收缩了农村的营业网点,除农行外,其他银行的乡镇网点基本上都已撤光。而服务于农村金融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又长期亏损,处于资不抵债的状态。农村金融变得越来越薄弱,农村贷款难,农民贷款更难成了一个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制约着“三农”的发展。

面对这一问题,2007年以来,中央又陆续采取了一些新措施,一方面国家对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推出了信贷扶持政策,让国有商业银行涉及中小企业贷款业务,向农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另一方面,发展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但这也仅仅是解决了农村中小企业和农业大户贷款难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农村一般农户特别是贫困农户的金融需求。

对此,段应碧解释说:“相对于农业大户和中小企业贷款,为一般农户或贫困农户提供金融服务的成本更高,风险更大。这些农户居住过于分散,需要的贷款额度又很小,单笔贷款通常是几百块钱到几千块钱,银行信贷员翻山越岭考察他,最后才贷出去几千块钱,成本就显得太高了。另外,和农村中小企业不同,一般农户特别是贫困农户都没有可做抵押的资产,他们看似有土地有房屋,但土地是集体所有,农民只有承包权和使用权。他们的房屋也没有房产证。所以,一般农户、贫困农户的贷款风险更大。而最近几年新设立的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都是由社会资金入股组成的股份制企业,是一定要赚钱的。它们通常会集中在县城,集中在中小企业,搞大一点的贷款,以此来降低成本和风险。”

在中国,一般农户或贫困农户是数以亿计的庞大群体,谁能向他们提供贷款,帮助这个群体摆脱贫困?这是一个事关国家能否长治久安,能否真正消除贫困的战略课题。CFPA摸索了十余年的小额信贷扶贫项目,就是希望对中国的小额信贷之路做一个有意义的探索,搞出一个切实可行的、符合农村特点的为一般农户、贫困农户提供信贷服务的有效模式。

段应碧根据长期从事农村工作和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项目的经验,总结说:“大银行解决大企业的融资需求,小银行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公益性的社会性的小额信贷机构解决农户的融资需求。”他指出:“为一般农户和贫困农户提供贷款,必须按照农村特点来做,而不能一味遵循现代金融制度那套模式。简单地说,我们的做法就是先在县里设立一个叫农户自立服务社的小机构,然后在村里的农民中间挑选一些信贷员,按照中国扶贫基金会设立的一套制度进行管理,将资金交给农民信贷员去放贷并按时负责收款,CFPA负责监管。”

CFPA终于摸索出一条为一般农户和贫困农户小额信贷的路径,但资金来源却成了一个大问题。他们想到一个办法:从国家的银行那里批发贷款资金,然后由CFPA再拿这些批发来的资金去做小额信贷。他们首先找到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国开行”),国开行对CFPA的扶贫小额信贷非常重视,到福建宁德了解CFPA扶贫小额信贷的情况。看后,国开行发现CFPA扶贫小额信贷的效果确实不错,同意将贷款批发给CFPA。2006年12月,国开行与CFPA签署贷款协议,国开行为CFPA提供了授信额度1亿元人民币的贷款资金,使CFPA成为中国第一家从银行获得批发资金的非政府组织。2008年1月和2009年10月,CFPA又先后从渣打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分别获得了2000万贷款和2亿元人民币批发贷款授信。

2008年11月, CFPA全资成立了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专门负责小额信贷扶贫项目的实施和管理工作。这使CFPA为一般农户和贫困农户小额信贷从摸索走向专业化和可持续发展。

创出量身定制的小额信贷新模式

中国扶贫基金会(CFPA)的小额信贷扶贫的创新模式,不仅有效解决了贫困农户的贷款难问题,而且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农村特点,专门为贫困农户服务,又可以快速推广和复制的新型农村信贷服务模式。段应碧告诉记者,他们的这个模式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遵循了农村特点,而不是拘泥于现代金融制度。归纳起来,这个模式大概有这样几个特点:

贷款支持对象非常明确

CFPA贷款支持的对象全部是贫困农户,且无需任何抵押或公职人员担保。坚持单笔贷款额度为500元～10000元,期限6～12个月,利率不优惠,最高年利率12%,还有五户联保,现场集中发放和整贷零还等规则。这样做,有效地排除了非贫困农户从中借款的问题,形成了一个自动瞄准的新机制。段应碧说:“我们的自动瞄准机制非常好,由于贷款额度非常小,再加上我们的利率比信用社和银行要高一点,来我们这里贷款的一定是穷人,而且是信用良好、勤劳但贷不到款的穷人。凡是好吃懒做、赖账不还钱的人是不会有谁愿意和他组成联保小组,自然也就被这个机制排除在贷款群体之外。”

扶持效果显著

CFPA的小额信贷不仅为农户提供贷款支持,帮助他们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等,还免费为农户提供法律、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培训,告诉农户怎么把钱花在刀刃上。实际上,信贷员对放出的每笔贷款,事先都了解贷款的用途和效果。通过多方位的支持服务,基本上可以确保农户增收,并按时还款。据初步统计,农户平均每贷款1000元,还本付息后还可以净赚600元人民币以上的现金。

贷款回收率高

CFPA的小额信贷有一个贷款升降级制度,该制度规定:第一次贷款按时还了,那就是一级会员,第二次按时还贷,就可以升为二级会员,依此可陆续升高级别,贷款额度也将根据会员级别逐渐增多,最多可贷款5万元人民币。段应碧说:“凡是贷款的农户,没有人愿意丢掉自己的信誉等级。因为还款记录不良,就意味着不能再贷款了。而且如果五户联保小组中有一户未按时还贷,也就意味着其余四户谁都不能贷款。从我们基金会累计发放的19.5万笔、7.7亿元小额贷款看,累计注销坏账约80万元,还款率高达99.9%以上。这些坏账主要集中在贵州的六枝县,是早年政府实施项目时的遗留问题。在目前发放小额贷款的26个县中,有24个县保持零逾期,还款率100%。能保持如此好的贷款质量,主要得益于我们采取了许多与现代金融机构完全不同的、但却能控制风险、降低成本的创新措施和方法。”

这些控制风险、降低成本的方法包括:CFPA有一套完善的、标准化的项目操作流程、信息管理系统和管理制度。各分支机构的信贷员全部都是在当地农村公开招聘的农民。“与商业银行招聘的从业人员不同,我们基金会招聘的信贷员全是当地农民,而且大部分都是30岁以上的素质较高的已婚妇女。人选定之后,我们还要去拜访这户人家,看看他家是否整洁,如果这人家里很干净,就说明这个人能干,如果家里乱七八糟的,就说明这个人不适合。还要了解夫妻感情和家里人对他从事这项工作是否支持,如果家庭和睦,说明她比较适合做这个工作。正因为这些因素,使得信贷员们非常珍惜这一工作机会,并自觉地遵守项目操作流程。这些年来,我们招聘的183名信贷员中,从未发生过信贷员携款潜逃和故意欺诈等违规行为。”段应碧如是说。

CFPA的绩效考核制度对降低不良贷款效果十分显著。CFPA给每位信贷员的底薪很少,薪酬完全与其回收的贷款额度挂钩。放款不给报酬,只有贷款本金回收上来之后,才有提成收入。CFPA对信贷员实行承包责任制,多劳多得,大大激励了信贷员的工作主动性和责任心。信贷员为了争取好的业绩,不管节假日,也不分白天黑夜,一切服从工作需要。遇到农忙时节,他们往往是早上七点钟以前或晚上七点钟以后才开始入户工作。由于和自己的切身利益挂钩,所以,这些信贷员在选择贷款对象时也会十分慎重。CFPA的信贷员平均每人管理400个贷款客户,最多的可达800多个客户。如果贷款回收正常,信贷员平均月工资可达3000元～5000元。

CFPA的小额信贷,一般是以村为单位集中收放款。放款时由县分支机构派专车送款,收款时则由信贷员单独上门服务,并于当天或次日上午存入当地信用社。由于对贷款农户采取的是分期还款方式,所以,信贷员每天单独收款总额一般不会超过1万元,加上当地农民把信贷员视为“财神”处处加以保护,因此,至今未有项目资金丢失或被盗抢的恶性事件发生。

机构财务平衡

由于CFPA在县设的分支机构人员较少,包括负责人,财务人员和信贷员一共也就10～15个人。信贷员平时都在走村入户,不需要专门的办公地点,在县城也只要三间办公室就可以。CFPA的项目资金都是存放在当地银行,节约了安保成本。因此,CFPA的总体运营成本相对较低,每开设一家分支机构的启动经费只需10万元。目前,CFPA最大的成本是银行贷款利息和人工成本,而这些成本都是直接与员工的业绩紧密挂钩的,只要信贷员的业绩好,县级机构就能实现自我可持续。现在,新开设的县级操作机构一般在运行两年后就可以实现自我财务平衡,收入覆盖支出。段应碧说:“我们的要求是,CFPA不能赚钱,但要让信贷员赚钱,要覆盖成本,包括贷款农户的意外保险。贷款利率控制在12%以下,盈利控制在2%以下。”

模式易推广复制

经过15年的探索与实践,CFPA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小额信贷实践经验,建立了一支专业化的管理队伍,并形成了一整套信贷、财务、人力资源、信息系统和风险控制手段,基本具备大规模快速推广条件。按照CFPA目前的工作能力和流程要求,如果资金充足,完全可以在三年时间内将这种可持续运转模式推广到中国的100个县。段应碧说:“现在我们就在支持海南省的信用社运用CFPA小额信贷模式推广农村扶贫贷款。”

身份不合法:大规模推广将面临旧机制的阻滞

段应碧认为,解决农村一般农户和贫困农户贷款难的问题,只有走公益性的小额信贷机构这条路,别的路很难走得通。如果CFPA的中和农信项目管理公司实行股份制,募集一般的社会资金来投资的话,就很有可能变味,变成一般的小额信贷公司或者乡镇银行,而不再为穷人提供金融服务。“只有财政给我们出资本金,我们才能在扩大规模的同时控制现在的结构,以保证扶贫小额信贷不变味。”段应碧说。

段应碧表示,“如果财政部拿出两个亿作资本金,那么,政府财政资金的放大效应可以使我们从银行贷出4个亿的资金。这样,CFPA的小额信贷就可以再覆盖20多个县了。如果财政部拿出十个亿作资本金,CFPA的小额信贷就可以扩大到一百个县。”

但是,CFPA摸索出来的为穷人提供金融支持的小额信贷模式,虽切实可行、成本低、不良贷款率几乎为零,且贷款利率比尤努斯的穷人银行低一倍,仅为12%,但是,他们的做法很多都是与中国现代金融制度冲突的。

最大的冲突是与银行管理条例的冲突。按照现行的银行管理条例,基金会作为社团法人是不能从银行申请贷款的。为了规范项目运作和筹集更多项目资金,根据银行的建议,CFPA成立一家全资拥有的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但这与银监会规定的小额贷款公司必须在县级注册,且CFPA的股份不能超过10%又是相左的。如果CFPA在项目县注册小额贷款公司,势必会大大增加运行成本。

事实上,CFPA的中和农信公司与现行的其他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完全不同,是专门为贫困农户提供信贷服务的,而一般的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主要是为中小企业和农村大户服务的。CFPA的中和农信公司不以营利为目的,只要公司收入能覆盖银行贷款利息和基层机构的操作成本就行,而公司总部费用主要由基金会来承担。但是,一般的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是一定要赢利的。

目前,CFPA已形成了比较完善、适合中国农村特点、可以大规模推广和复制的小额信贷运作模式。尽管各试点地方政府对CFPA小额信贷运行模式和效果非常认可,国务院扶贫办、中国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等国家有关部门也多次派人实地考察,对CFPA小额信贷扶贫模式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肯定,并鼓励他们继续扩大试点,但是,由于CFPA及下属小额信贷机构的一些具体做法和经验不完全符合现行的金融业务管理规定和政策体系,因此,至今尚未能得到监管部门发放的正式金融业务执照或许可。这严重阻滞了小额信贷扶贫项目的推广与复制,使他们在试点过程中越来越多地碰到工商、税务和金融等各监管部门的质疑,也无法享受国家有关针对支农贷款的扶持政策,如贷款贴息和税收减免等政策。另外,在申请商业银行批发贷款方面也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CFPA的小额信贷模式比尤努斯做得更难。因为中国现行金融监管制度是为城市金融服务设计的制度,与农村特有的现状之间存在着严重不适症。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看到,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为市场不断推出了一些先行先试的政策。既然CFPA的小额信贷模式已经取得了骄人成绩,既然这是一个惠及中国农村一般农户与贫困农户的扶贫工程,那么,能否将CFPA的小额信贷机构确定为农村小额信贷扶贫试点机构,给他们合法的身份,以便继续探索如何在更大范围内为贫困农户和低收入群体提供小额贷款,并实现小额信贷机构的可持续运营。

段应碧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穷人是需要贷款的,而且穷人也是讲信用的。”他还有一段话说得非常恰如其分:“农村贷款难长期存在,就不是人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了。按城市工商业制定的现代金融制度,不符合农村的情况,所以就很难为农村服务,很难解决一般农户和贫困农户贷款难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创新,建立起既符合现代金融规律,又符合农村特点的新型体制。”

第五篇：为什么中国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

为什么中国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和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我们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长期团结奋斗的重大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伟大的独创性和巨大的优越性。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把这一基本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落实好，而绝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其理由如下：

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要认识今日中国，就必须了解昔日中国。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互相勾结，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中华民族危难深重，中国人民无法享有民主权利。为了改变国家、民族的悲惨命运，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奋起抗争。20世纪初，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发动和领导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随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临时约法》，全盘照搬西方议会政治，允许人们结社结党。一时间，各类政治团体蜂拥而起，政党多达300多个，围绕国会选举，各党派展开激烈竞争，国民党最终赢得胜利。但随着袁世凯刺杀宋教仁、解散国民党、取消国会、恢复帝制，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热切向往的议会制和多党制彻底破产，中国走向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的局面。民国初年的议会制和多党制，是当时仁人志士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相对于封建专制是一个历史性进步，但这不仅为中外反动势力所不容，而且根本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无法成为解救中国的济世良方。孙中山先生也曾指出：“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

近代以来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决定了一党专制在中国同样行不通，注定要被时代和人民所抛弃。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建立的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独揽国家一切权力，推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实行一党专制。抗战爆发，迫于国内外压力，国民党政府表面上允许中共和其他党派合法存在，但始终不忘“溶共”、“防共”、“限共”和“反共”，打击和迫害民主进步力量。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拒绝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最终导致政治上的孤立、经济上的崩溃和军事上的溃败。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不论是对于过去历史上说，对于当前任务上说，对于中国社会性质上说，所谓一党主义都是没有根据的，都是做不到的，行不通的。”

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团结全国各革命阶级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主要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成立的各民主党派，其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同这些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有着反帝、爱国、民主的政治要求，是中国社会的进步力量。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伟大斗争中，确立了在中国各种革命力量中的领导核心地位。1948年4月，中国共产党提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热烈响应。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的正式确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参加新中国国家政权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进一步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不断推进多党合作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们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明确共产党存在多久，民主党派就存在多久。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由于共产党居于领导、执政地位，主要是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文化大革命”期间，多党合作制度遭受严重挫折，中国也陷于某种程度内乱，从反面说明这一基本制度的宝贵。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1989年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1993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走上了制度化轨道。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后，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高度，我们党先后制定了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和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使多党合作制度进一步规范化和程序化。

中国近现代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说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盲目照搬别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模式，是不可能成功的；实行独裁专制统治，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和人民意志，也必然归于失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总结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体现了中华民族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二、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体现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以其独特的结构功能和运行机制，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充分行使，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着相辅相成的作用。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拓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深度和广度。经过充分的政治协商，既尊重了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了少数人的合理要求，保障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民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民主价值和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政治参与。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是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特征。这一基本制度为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参与开辟了制度化渠道，把各种社会力量纳入政治体制，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基础；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广集民智，广求良策，推动执政党和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利益表达。人民内部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存在着具体利益的差别和矛盾。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能够有效反映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愿望和诉求，畅通和拓宽社会利益表达渠道，协调利益关系，照顾相关者利益。

——社会整合。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要求政治制度具备高度的社会整合功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前提，又有各民 主党派的广泛合作，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整合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目标下，中国共产党紧密团结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形成高度的政治认同，促进政治资源的优化配置，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民主监督。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有利于强化体制内的监督功能，避免由于缺乏监督而导致的种种弊端。各民主党派反映和代表着各自所联系群众的具体利益和要求，能够反映社会上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能够提供一种中国共产党自身监督之外更多方面的监督，有利于执政党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克服官僚主义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

——维护稳定。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合作、协商代替对立、争斗，不仅能够避免政党互相倾轧造成政局不稳，而且能够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内耗，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

四、中国的民主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纵观新中国60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深深根植于中国的政治土壤之中，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要求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显示出广阔的发展前景。这一基本制度的巨大优越性主要表现在：

能够促进科学发展，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任何政党制度的好坏优劣，最终都体现在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推动社会进步上。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保证了国家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统一规划和部署。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始终围绕国家发展要务，认真考察调研，积极献计献策。如2008年，各民主党派通过深入调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多个建议和意见。民革中央《关于大学生村官到村任职的几点建议》，民建中央《关于加强农村环保工作的建议》，台盟中央《关于构建“海峡经济区”的几点建议》等，都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并采纳。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民主党派中央先后就三峡工程、西部大开发、抗击非典、宏观调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立三江源生态补偿机制实验区、发展职业教育等事关国计民生的问题，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有关方面提出重大建议200多项，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提出各项建议9万多项，其中许多意见和建议被采纳，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能够更好地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通过的各项决定，还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宪法修改、政府工作报告等，中共中央、国务院事先都以召开民主协商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的形式，广泛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执行决策过程之中，并已基本形成一项制度。各地党委、政府也就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广泛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建议。这些都有力地推动党和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对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能够保持国家政局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的安宁与和谐是每个公民幸福的重要保证。然而，与西方多党制相衔接的是政治选举中的竞争、对抗和抹黑。在不少实行多党制的国家和地区，各政党为上台执政进行残酷争斗，为选票甚至不惜挑起族群矛盾、制造社会对立，给社会发展带来沉重灾难。西方国家竭力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多党竞争的“民主制度”，带给发展中国家的却是长期的社会纷争，甚而内战频发、民不聊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强调民主协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方面，形 成了高度政治认同和强大社会凝聚力。在当今中国，试问有哪种政治力量，能够像中国共产党那样具有博大的包容性和强大的向心力、号召力、凝聚力和组织力？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近30多年来，我国保持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安居乐业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始终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如果舍此而搞“西方的民主”，无疑是自取其祸、自乱其国。

能够推进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建设，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进入人大、政府、政协和司法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同中共干部建立良好的合作共事关系，是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的基本要求。目前，全国各级政府和司法部门担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党外干部有3.2万人，31个省区市政府基本上都有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担任副省长、副主席、副市长或助理。这些做法调动了党外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优秀人才源源不断地聚集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中来。同时，各级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还聘请党外人士担任特约监察员、检察员、审计员和党风监督员。他们积极发挥民主监督作用，帮助中国共产党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我国正处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处于发展的“黄金期”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根本利益是抓住机遇、实现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已经走过了60年的光辉历程，其间也经历过各种风风雨雨。实践证明，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不是封闭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经得起历史考验，具有无比广阔的发展前景。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凝结着中华民族的巨大智慧。我们当代人有责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和完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决不能动摇、不能懈怠，更不能折腾，绝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