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界革命

第一篇：诗界革命

摘要：“诗界革命”是近代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诗歌迈向近代化的开端。早在“诗界革命”这一口号未正式提出前，近代诗坛已呈现出变革的趋势。“诗界革命”的起点是“新学诗”，中间经过了“新派诗”、“潮音集”和“新体诗”几个阶段。“诗界革命”作为近代诗坛上的一次革新思潮，不能仅仅局限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范围内，也应包括“南社”中的部分诗人和资产阶级革命诗人秋瑾等。

中图分类号：１２０９．５

文献标识码：А

文章编号：０５１１－４７２１（２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５－０８

“诗界革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学史上一次诗歌革新思潮和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诗界革命”是近代社会变革思潮、西学东渐的文化走向在近代诗歌领域的一种反映，也是近代诗歌求新求变的一种自然发展趋势。早在“诗界革命”这一口号未正式提出前，近代诗坛已呈现出变革的趋势。

(一)“诗界革命”的起点：“新学诗”

“诗界革命”的起点究竟起于何时呢?目前有三种意见：一是起点于“新学诗”(又称“新诗”，1895)，最早持此看法的是朱自清[１]；二是起点于“新派诗”，最早提出此看法的是胡适。他说，黄遵宪的《杂感》(1868)“可以算是诗界革命的一种宣言”[２]（p136）。三是主张起于1899年梁启超正式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３]（Ｐ３３５）。我的看法是：“诗界革命”的起点和界标应是“新学诗”，时间当在1895年。

诚然，以黄遵宪为代表的“新派诗”，如果溯源，要比“新学诗”更早些，但“新派诗”的正式出现应以1897年黄遵宪在《酬曾重伯编修》中正式提出这一名称为准。至于以1899年正式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为起点，那显然是割断了“诗界革命”的发展历程。因为1899年梁氏在《夏威夷游记》中提出“诗界革命”四字，是对前一阶段出现的诗界革新的理论概括，不能视为起点。

1895年秋冬之际，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经常在北京讨论诗歌革新问题[4]，后虽因梁氏去《时务报》工作而中断了对诗歌的探索，但由夏、谭所代表的“新学诗”却产生了。所谓“新学诗”，其特点，用梁启超的话来概括，就是“盖当时所谓‘新诗’，颇喜扯新名词以自表异”[5](P49)。当时的“新名词”，就是指佛、孔、耶三教经典中的词语，因为多用音译、象征，所以这些新名词很难懂。像谭嗣同《金陵听说法诗》中的“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夏曾佑《无题》中的“冰期世界太清凉，洪水茫茫下土方。巴别塔前分种教，人天从此感参商”。这里的“喀斯德”、“巴力门”、“冰期”、“巴别塔”之类，如不加注释，是“断无从索解”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新学诗”，也即是夏、谭、梁研讨“新学”的另一种文本的记录。故后来蒋智由在评论夏曾佑的这类诗时说：“亚欧捭国谋空壮，耶佛评论语更鲜”[６]，发现了夏氏诗与“新学”的关系。

“新学诗”虽然极难懂，但在先进之士厌弃旧学、崇拜新学的当时，也表现了诗人自己的“宇宙观、人生观”，以及对思想解放的热烈追求，它的出现，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的。于此梁启超曾回忆云：“到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对于从前所学生极大的反动，不惟厌他，而且恨他。„„我们当时认为，中国自汉以后的学问全要不得的，外来的学问都是好的。既然汉以后要不得，所以专读各经的正文和周秦诸子；既然外国学问都好，却是不懂外国语，不能读外国书，只好拿几部教会的译书当宝贝。再加上些我们主观的理想——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我们所标榜的‘新学’就是这三种原素混合构成。”[4]由谈“新学”而写“新学诗”，就是出于上面的这种文化背景。自然，夏、梁、谭氏谈“新学”或写“新学诗”，虽然带有一种“宗教式的宣传”，但这之中仍可见出当时少数唾弃旧学、崇拜新学的先进青年的苦闷。数年之后，梁启超又在《饮冰室诗话》中说：

当时吾辈方沉醉于宗教，视数教主非与我辈同类者。崇拜迷信之极，乃至相约以作诗非经典语不用。所谓经典者，普指佛、孔、耶三教之经，故《新约》字面，络绎笔端焉。„„至今思之，诚可发笑。然亦彼时一段因缘也[5](P49)。

这就是当时“新学诗”中新名词的文化意蕴。“新学诗”作者队伍狭窄，甚至仅限于“吾党二三子”，或者说也就是夏、谭、梁三人，诗作也不多，但它却是“诗界革命”的一个起点。所以朱自清先生在《论

中国诗的出路》中说：“近代第一期意识到中国诗该有新的出路的人要算是梁任公、夏穗卿几位先生。他们提倡所谓‘诗界革命’；他们一面在诗里装进他们的政治哲学，一面在诗里引用西籍中的典故，创造新的风格。”[1]我以为此见解是很有道理的。

(二)“新派诗”的界定

大约这之后不久，又有了“新派诗”的名目。黄遵宪在1897年写的《酬曾重伯编修》中云：“费君一月官书力，读我连篇新派诗。”黄遵宪此时正式提出了“新派诗”的概念并承认自己写的诗是“新派诗”。诚然，黄遵宪的“新派特”写于1897年之前，如果以我们习惯称黄遵宪“新派诗”的代表作是《今别离》的话，那说明，黄遵宪早在1890年就写“新派诗”了。尽管如此，“新派诗”作为其整体概念却应当被视为是“新学诗”(1895)之后的产物。

“新派诗”作家群人数较多，其成员是具有维新思想的爱国志士，除黄遵宪外，还有康有为、蒋智由、丘逢甲、邱炜＠①、麦孟华、狄葆贤等人。“新派诗”创作的主要年代是在甲午战争之后，他们在诗界革新的大潮中写了大批的新派诗。“新派诗”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古典诗歌的韵味和形式美，它却囿于传统的诗美观，未能在诗体革新上有所突破。

（三）“诗界革命”口号的正式提出

1899年12月25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正式提出了“诗界革命”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19世纪末，“诗运殆将绝”，诗的境界已被“千百年来鹦鹉名士占尽”，诗歌要想发展，必须另辟新路，犹欧洲之“地力已尽”，须由哥伦布之再发现新大陆。梁启超又指出：诗界要革新，也应向西方学习。他说：“今欲易之，不可不求之于欧洲。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今尚未有其人也。”那末“诗界革命”的标准是什么呢，梁氏提出了三点：

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

根据这三条标准，梁启超检讨了“诗界革命”以来“新学诗”、“新派诗”在美学上的得失。

对“新学诗”梁氏作了明确的否定。他说：以夏曾佑、谭嗣同为代表的“新学诗”虽“皆善选新语句”，但“其语句则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颇错落可喜，然已不备诗家之资格”[7](P189)。在此时的梁启超看来，夏、谭的“新学诗”已无发展前途，因为它不“备诗家之资格”。我们不仿再看夏曾佑《赠梁任公》诗中的前四句：

滔滔孟夏逝如斯，附图文王鉴在兹。帝杀黑龙才士隐，书蜚赤鸟太平迟。

全诗杂用佛、孔、耶三教经典，如不详加注释，真是无从索解。谭嗣同的“新学诗”也类此。梁启超说：“复生本甚能诗者，然三十以后，鄙其前所作为旧学。晚年屡有所为，皆用此新体，甚自喜之。然已渐成七字句之语录，不甚肖诗矣。”[７]（Ｐ１９０）后来梁氏在《饮冰室诗话》中更明确表示：“此类之诗，当时沾沾自喜，然必非诗之佳者，无俟言也。吾彼时不能为诗，时从诸君子后学步一二，然今既久厌之。穗卿近作殊罕见，所见一二，亦无复生此等窠臼矣。浏阳(谭嗣同)如在，亮亦同情。”[５]（Ｐ５０）

对于以黄遵宪为代表的“新派诗”，梁启超则是肯定的。他说：

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国者，莫如黄公度。其集中有《今别离》四首，又《吴太夫人寿诗》(即《拜曾祖李太夫人墓》)等，皆纯以欧洲意境行之，然新语句尚少。盖由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公度重风格者，故勉避之也[７]（Ｐ１８９）。

梁氏肯定了“新派诗”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又指出了这类诗“新语句尚少”，同时梁启超也看到了“新语句”与“旧风格”的矛盾。但由于梁氏受传统审美观的制约，也由于古典诗歌形式规范所潜在的艺术魅力，他还是看中了“旧风格”，这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诗界革命”派共同的局限。

(四)“诗界潮音集”的评价

在“诗界革命”问题上，梁启超并非没有看到形式变革的滞后，同时他也在寻求一种与“新意境”相和谐的新形式，这种努力就是他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开辟的两个专栏“诗文辞随录”和“诗界潮音集”(为叙述方便，下面我把这两部分诗通称之为“潮音集”)。“潮音集”是“诗界革命”继“新学

诗”、“新派诗”之后的一个新发展。

有的研究者指出：“‘新派诗’与‘新诗’的合流，已成为‘诗界潮音集’的基本趋势。”[６]（Ｐ４９）换言之，“潮音集”的基本趋势是“新派诗”与“新诗”(即“新学诗”)的合流。我以为这种提法是不确切的。如所周知，“新学诗”的主要特点是“扯新名词以自表异”，即是用儒、佛、耶三家经典中一些生僻的词语或西方名词的音译，不是当事人或不加注解则“断无从索解”；而“潮音集”体虽用新名词却无此缺点。其实运用新名词并不是“新学诗”的独特处，其独特处是在于它用谁也“无从索解”的新名词。以黄遵宪为代表的新派诗也以新名词入诗。“潮音集”诗歌也运用新名词，但没有“新学诗”那种生涩难解之病。所以我们无理由说“潮音集”是“新学诗”和“新派诗”的合流，而应当把“潮音集”视为“新派诗”的一个新发展。那末“潮音集”诗较之新派诗具有哪些特点呢?除去作者队伍更加广泛(有100余人)和利用近代传播方式(在报刊上发表，这比“新派诗”作者唱和传递或刻诗集传播更迅速)之外，在诗歌形式上还具有如下几点：

(1)使用新名词，但这些新名词已较“新学诗”中的新名词不同，它已经不再使用佛、孔、耶三教经典中谁也看不懂的词语，如“喀私德”、“巴力门”、“冰期”、“巴别塔”之类，而是运用当时社会上已较通用的新词语，如浪公的“冷月凄凉平等阁，阴风惨淡自由旗”，“通义千秋《民约》在，中原何日主权伸”(《挽＠②＠③子六律用星洲寓公原韵》)[８]（P125），紫髯客的“何期百六间，女中见卢梭”（《赠吴孟班女士》）[８]（Ｐ１２５），自由斋主人的“野蛮例应文明换，进化原从冒险来”(《伤时事》)[８]（Ｐ131）。诗中的平等、自由、《民约》、主权、卢梭、文明、进化、冒险，均是当时较流行的新名词。

(2)在形式上虽没有突破传统诗体的束缚，但表现了更多的革新精神。如果说，“新学诗”和“新派诗”在形式上还主要是五七言古诗、律诗和绝句的话，那末“潮音集”的诗则出现了更多的杂言体长篇，有的还表现了明显的散文化倾向，这类诗歌为尔后黄遵宪“新体诗”(杂歌谣)的构想提供了启示和参照。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中这种杂言体的诗歌屡见不鲜。比如因明子(蒋智由)的《终南谣》、《见恒河》、《闻蟋蟀有感》、＠④浦寄渔的《奉题宿园先生五百石洞天选诗图》、突飞之少年的《可惜歌》、《励志歌十首》等。我这里以梁启超的诗歌为例略加说明。梁氏一生写诗不算太多，他自己说：“余向不能为诗，自戊戌东徂以来，始强学耳。”[５]（Ｐ５２）从梁氏的全部诗作看，我以为最有特色的是刊登于《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的诗作。如《二十世纪太平洋歌》、《赠别郑秋蕃兼谢惠画》、《志未酬》、《举国皆我敌》、《爱国歌四章》等，均是字数不等的杂言体，它们可以代表“潮音集”诗歌自由化、散文化的倾向。

(3)通俗化的走向更加突出。如果说，“新学诗”由于“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不加注释让人难以索解，“新派诗”由于强调“旧风格含新意境”而又相对忽视了语言的通俗化，那末，“潮音集”作者在诗歌语言通俗化上则向前跨出了新的一步。许多作者表现了这一特点，代表诗人有蒋智由、狄葆贤、突飞之少年、觉庵、自由斋主人等。请看突飞之少年《励志歌十首》之二：诸君听我歌，二歌狂起舞，大声疾呼竟何意，笑尔四座泪如雨。黑红两种衰可悲，白种日兴黄种危。合群保种争一刻，过此更无中兴期。噫吁嘻，过此更无中兴期[８]（P132）。

这类通俗化的诗歌在“潮音集”中占有很大比重。

(4)有意向民歌学习。“潮音集”作者越到后期越注意吸收民歌形式和学习来源于古代民歌的歌行体。《新民丛报》上刊登的诗歌，有些直接注明“俚词”、“俗调”。它刊登过平等阁(狄葆贤)的《燕京庚子俚词》。“潮音集”作者还注意用歌行体创作。歌行体本是古代民歌中的一种体式。“歌”是曲的总名，上古时代就有《击壤歌》、《南风歌》。“行”是歌的一种。明人胡震亨说：“衍其事而歌之曰行”(《唐音癸签·体凡》)，胡氏说颇能探其本义，观汉乐府民歌可知。在汉乐府中，凡带“行”字的诗，均带有叙事性质。这类诗歌在《清议报》中已见端倪，如突飞之少年的《励志歌十首》，梁启超的《赠别郑秋蕃兼谢惠画》、《举国皆我敌》、蒋智由的《见恒河》等篇，有的虽无“歌行”字样，亦属此类作品。到了《新民丛报》中歌行体的诗歌就更多了。如高旭的《唤国魂》、蒋观云的《醒狮歌》、杨＠⑤子(度)的《湖南少年歌》、梁启超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我之所以关注“潮音集”在“诗界革命”中的地位，固然在于确认“潮音集”是“诗界革命”发展中 的重要阶段，此外还有两点重要意义：一是它的出现对后来黄遵宪“新体诗”(杂歌谣)构想的产生有一定的启示。二是直接开启了资产阶级革命派诗人(如秋瑾、高旭、黄人)大量采用“歌行体”的先声。

(五)“新体诗”：黄遵宪在诗体上的新探索

黄遵宪“新体诗”(杂歌谣)的提出，是“诗界革命”中诗体改革的新探索。

1902年，梁启超创刊了《新小说》，他在大力提倡“小说界革命”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诗界革命”。他继续在《新民丛报》中通过《饮冰室诗话》宣传“诗界革命”，并给了黄遵宪的诗以很高的评价：“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尽管如此，黄遵宪还是清醒地认识到“旧风格”与“新意境”是存在着矛盾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黄遵宪提出了诗体改革的主张：

报(指《新小说》)中有韵之文自不可少，然吾以为不必仿白香山之《新乐府》、尤西堂之《明史乐府》，当斟酌于弹词、粤讴之间，句或三或九，或七或五，或长或短，或壮如《陇上陈安》，或丽如《河中莫愁》，或浓如《焦仲卿妻》，或古如《成相篇》，或俳如俳伎辞，易乐府之名而曰“杂歌谣”，弃史籍而采近事。至于题目，如梁园客之得官，京兆尹之禁报，大宰相之求婚，奄人子之纳职，侯选道之贡物，皆绝好题目也。此固非仆之所能为，公试与能者商之。吾意海内名流，必有迭起而投稿者矣《壬寅八月二十二日与梁任公书》)[９]（Ｐ1245－1246）。

这是黄遵宪经过长期思考而提出的诗体改革方案。他提出的这种“新体诗”，其形式介于弹词与粤讴之间。弹词这种形式，大家较熟悉，兹不赘述。关于粤讴，它是流行于广东民间的说唱曲艺。相传是清代嘉道年间粤人冯询、招子庸在木鱼、南音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曲艺形式。从招子庸编写的《粤讴》俗曲集看，其篇幅或长或短，没有定格，形式比较自由。唱词多为长短句，字数多少不等，平仄可不全叶，选韵较宽。黄遵宪是广东人，他对粤讴和广东民歌十分熟悉，而且他又是一位热爱民间文艺的诗人。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种“新体诗”，名曰“杂歌谣”，篇幅长短不一，句式、字数多少不等，艺术风格多种多样。在内容上，他要求“弃史籍而就近事”，也就是要反映现实生活，其批判重点，则指向清王朝上层官僚社会。在他的建议下，梁启超果然于他创办的《新小说》上特辟“杂歌谣”一栏，专门发表这种“新体诗”。如燕市酒徒、雪如、水月庵主等人的新乐府，剑公的《新少年歌》，外江佬、珠海梦余生的新粤讴等。

黄遵宪不仅从理论上提出了这种“新体诗”，而且他还亲自实践。他先后写了《军歌》24章、《幼稚园上学歌》10章、《小学校学生相和歌》19章，自称它们为“新体诗”，并希望梁启超能“拓充之，光大之”(《壬寅十一月与任公书》)[９]（p1249）。梁启超不仅把黄遵宪的《出军歌》四章、《幼稚园上学歌》10章刊登在《新小说》上，而且他自己也模仿《出军歌》4章写了《爱国歌》4章，并给予这种“杂歌谣”的“新体诗”以很高的评价。他评黄遵宪的《军歌》曰：“其精神之雄壮活泼、沉浑深远不必论，即文藻亦二千年所未有也。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极矣。”[５]（p43）

《新小说》相继刊出的“杂歌谣”，为“诗界革命”的诗体改革作了许多新探索、新尝试，尽管这种“新体诗”也未能完全冲破旧诗体的束缚，成为一种全新的形式，但在20世纪初，“新体诗”已达到了“诗界革命”在诗体改革方面的最高成就。

（六）“诗界革命”的范围

“诗界革命”是近代一次诗歌革新运动，它既是社会发展和思想文化变革在文学上的反映，也是西方文化撞击的结果。这次诗歌革新运动始于甲午战争前后，一直持续到辛亥革命之后。

近代文学研究界过去大多把“诗界革命”定位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诗歌运动，其理由是因为这次运动的倡导者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其主要成员也大多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改良派)人物，如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康有为、蒋智由、丘逢甲、狄葆贤、丘炜＠①等。近年来，随着近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已有学者认识到把“诗界革命”仅仅局限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诗界革新运动的范围内，是不恰当的。最早表露这种倾向的是钱仲联先生。钱先生明确指出：金天羽、黄人、高旭、柳亚子等人是“‘诗界革命’在江苏的一面大纛”[１０]（p239），他又在《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中称金天羽“亦曾主张‘诗界革命’”云云[10]（p360）。吴泰昌也曾在《不以诗人自居的诗人》一文中把马君武、金天羽等南社诗人归入“诗界革命”的范围内。这说明已有一些研究者开始对“诗界革命”的定位提出了

怀疑[11]。

由于“诗界革命”产生的时代因素，即正值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改良主义运动)发展时期，在辛亥革命前(姑以1905年为界)，其主要成员大多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人物，但也有些原先具有维新思想而后来成为革命派的南社诗人，如柳亚子、高旭、马君武、宁调元、于右任、黄人，乃至资产阶级革命诗人秋瑾，虽然并未声明参加过“诗界革命”，但从他们的诗歌主张和创作实践来看，显然是与“诗界革命”同一阵线的。马君武概括自己的诗歌创作为“鼓吹新学思潮，标榜爱国主义”[12]，周实呼唤“变风变雅之音”[13]，高旭认为“世界日新，文界、诗界当造出一新天地”[14]，宁调元说：“诗坛请自今日始，大建革命军之旗。”[15]马君武更进而指出诗歌创新和改造旧形式的问题：“唐宋元明都不管，自成模范铸诗才。须从旧锦翻新样，勿以今魂托古胎。”[11](p426-427)这些主张无疑与“诗界革命”的精神和文学主张是一致的。“勿以今魂脱古胎”，尽管并未指出如何“脱古胎”(即创造新诗体)，但至少在思想认识上已试图解决梁启超所提出的“新意境”(“今魂”)与“旧风格”(“古胎”)的矛盾。同时他们还创造了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歌体诗，其代表作有高旭的《路亡国亡歌》、《爱祖国歌》、《海上大风潮起作歌》、《登富士山放歌》，马君武的《从军行》、《华族祖国歌》、于右任的《从军乐》，黄人的《元旦日蚀诗》、《和定庵西郊落花歌》、《过湖荡纪事》，金天翮的《招国魂》，秋瑾的《宝刀歌》、《勉女权歌》等。至于“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作，在南社诗人和资产阶级革命派诗人中那更是不胜枚举了。今举柳亚子、宁调元的两首五古和七律以见一斑。

„„我思欧人种，贤哲用斗量。私心窃景仰，二圣难颉颃。卢梭第一人，铜像巍天阊。《民约》创鸿著，大义君民昌。胚胎革命军，一扫秕与糠。百年来欧陆，幸福日恢张。继者斯宾塞，女界赖一匡。平权富想像，公理方翔翔[16]（p3）。

十年前是一重囚，也逐欧风唱自由。复九世仇盟玉帛，提三尺剑奠金瓯。丈夫有志当如是，竖子诚难足与谋。愿播热潮高万丈，雨飞不住注神州[15]（p138）。

柳亚子、宁调元这两首诗歌，与黄遵宪为代表的“新派诗”并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我认为“诗界革命”作为近代诗坛上的一次革新思潮，实在是吸引了许多进步诗人参加的一次群众性的诗歌革新运动，它的最初发起人、倡导者和创作主体是具有维新思想的进步诗人，随着运动的深入，资产阶级革命派诗人也参与了“诗界革命”，并成为“诗界革命”队伍中一支生力军，他们与梁启超、黄遵宪、康有为、丘逢甲、蒋智由、狄平子等人共同开创了中国近代诗歌的新天地。这一基本评价我想会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其实，近代的评论家也并未把“诗界革命”仅仅限制在维新派诗人的范围内，比如柳亚子在1945年就说过这样一段话：“辛亥革命总算是成功了，但‘诗界革命’是失败的。梁任公、谭复生、黄公度、丘沧海、蒋观云、夏穗卿、林述庵、林秋叶、吴绶卿、赵伯先的新派诗，终于打不倒郑孝胥、陈三立的旧派诗，同光体依然成为诗坛的正统。”[17]这段话对“诗界革命”的评价是否正确我们姑且不论，但文中提到几位诗人，如林述庵、林秋叶(之夏)、吴绶卿(禄贞)、赵伯先(声)均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诗人，林之夏还是南社社员，可见把“诗界革命”仅仅视为资产阶级维新派内部的诗歌革新运动是不确切的。

（七）结语

由如上叙述可以看出，近代“诗界革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有纲领、有队伍、有阵地、有理论、有创作实践的一次自觉的诗歌革新运动。以梁启超、黄遵宪、丘逢甲、蒋智由为代表的新派诗人，他们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敢于冲破几千年来自我封闭的诗歌旧传统，毅然于诗世界中手辟新洲，独创异境，为“诗界之哥伦布”，为“独立风雪中(之)清教徒”[９]（p1249），这种精神是十分值得称道的。在内容层面上，“诗界革命”是从宣传新学、描写新事物(从异域风光到自然科学的新成就)、表现新思想、新理念开始的，继而又以描绘时代风云、反对封建专制、弘扬爱国主义、倡导尚武精神、礼赞民主革命为基本主题。在形式上它从“扯新名词”开始，逐渐过渡到“以旧风格(即旧形式)含新意境”，再到借鉴民歌形式，力求冲破旧格律、旧体制的束缚而提出了“新体诗”的尝试。尽管“诗界革命”最终并未完全解决旧形式的问题，但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诗界革命”的先驱者们已作了大胆的尝试与努力。在价值取向上，他们自始至终都自觉地吸取西方文化，为“诗界革命”输入新血液，注入新生命。还在《夏威夷游记》中，梁启超就曾经指出，欲求诗歌革新，“不可不求之于欧洲，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今尚未有其人也”[7](P189)。这还是就其思想层面而言，1902年他在《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总批中说：“必取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风格，熔铸之以入我诗，然后可为此道开一新天地。”这已接触到“新风格”，为此他还在《新民丛报》第二号(1902年2月22日)上刊载了外国诗歌即德国格拿活的《日尔曼祖国歌》，日本中村正直的《题进步图》、志贺重昂的《日本少年歌》、内田周平译的《德国男儿歌》，以为中国诗歌革新之借鉴。这也可以看出，“诗界革命”是中国古典诗歌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尝试，它第一次明确提出诗歌向西方学习以及面向大众和通俗化的问题，表达了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勇于进取、大胆探索的精神风貌和先进的美学理想，它的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析而言之，“诗界革命”的意义至少有如下四点：

(1)“诗界革命”提倡“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即要求在诗歌中反映新内容、新思想、新理念，这对于扩大诗歌的审美范围，在诗歌中融入西方文化，进而更新近代诗歌的创作题材、丰富近代诗歌的思想意蕴，有积极的促进意义。

(2)在诗歌中运用新名词，既可更新诗歌的语言系统，而且新名词的出现，对于打破旧体诗格律的束缚和诗体的解放都有直接的影响。

(3)“诗界革命”要求以口语入诗，开启了近代诗语言的通俗化走向，缩短了诗歌语言中书面语与口语的距离，为诗歌的自由化、散文化培植了基因。

(4)“新体诗”的提出和具体设想，是对中国诗体改革的有益尝试，它的成就与不足，从正反两方面为尔后的诗体改革提供了参照物。

由以上四点可以引出结论：近代“诗界革命”为“五四”新诗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创作基础，成为“五四”诗歌革命的先声。

我们必须肯定“诗界革命”的这一历史贡献。但学术界至今仍有人认为“诗界革命”不算革命[18]，或谓“诗界革命”失败了[19]。他们所持的理由归纳起来不外两点：第一，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诗界革新，不能称“革命”，而只能称“改良”；第二，资产阶级改良派倡导的“诗界革命”，正如同他们所领导的戊戌变法失败一样，它的结局必然是失败的。这种看法的偏颇是显而易见的：不仅缺乏历史主义的观点，而且仍是把文学现象等同于政治问题。

收稿日期：1999-06-2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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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郭延礼：（1937-）男，山东汶上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文学。（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责任编辑】立华

【外 字】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艹下加爰

＠②原字为氵右加并

＠③原字为氵右加辟

＠④原字为鱼右加它

＠⑤原字为析下加日

第二篇：第七讲诗界革命的尝试及实绩

第七讲诗界革命的尝试及实绩

 诗界革命，是清末资产阶级文学家和进步

诗人，适应维新、革命运动发展的社会潮

流和民主、民族思想启蒙的时代要求，在古典诗歌基本形式范围内，突破传统创作

原则，转换诗歌发展方向，革新诗歌内容

性质，寻求语言和某些形式解放的一场诗

歌变革运动，是诗歌近代化的一个重要阶

段。

 1899年，梁启超总结黄遵宪探索“新派

诗”、谭嗣同与夏曾佑尝试“新学诗”的经验和教训，明确提出“诗界革命”口号，提出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三长具备”的纲领和取法欧西的方向，标志诗界革命的正式发动。《清议报》、《新民丛报》开

辟“世界潮音集”专栏，发表了一百多位

作者的八百多首诗，形成了影响广泛的运

动。康有为、丘逢甲、蒋智由等也自觉地

推进诗界革命，并取得创作实绩。

诗界革命的尝试及实绩——黄遵宪

著有《人境庐诗草》，《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今人辑其诗文为《黄遵宪集》。

 《人境庐诗草》计11卷，为诗人生前手

定而成，收入其1868-1904年所作古近体

诗642首，是诗人一生心血的凝聚。《人

境庐诗草》为风云变幻的时代、为命运多

舛的中国留此存照，同时也真实地记录了

一位“无师无友，踽踽独行”的乡村书生

成为“东西南北人”的心路历程。

黄遵宪诗学主张

1、诗外有事与诗中有人：

 《人境庐诗草》中，写太平天国，甲午战

争，庚子事变被称为“诗史”的诗作之所

以为人所看重，是因为此类诗描写了“今

人所遭之时势”；写轮船、电报、东西半

球昼夜相反，四时鲜花杂供一瓶等海外风

情人物诗之所以为人所珍视，是因为此类

诗所写为“今人所用之器”，“所历之境”。

诗人频频以立宪、变法、国会、帝制入诗，其所言又是“今人所见之理”，此皆是“诗

外有事”。

 诗人徘徊于科举与功名、汉宋之学与诗学

之间的苦闷，走出国门，亲历世界，触见

异域文明的惊奇与喜悦，由尊王攘夷，所

可变者轮船铁道，所不可变者伦常纲纪的士大夫立场，到“人言廿世纪，无复容帝

制。举世趋大同，度势有必至”的维新派

境界，其心路历程于诗中脉络可见。此可

谓“诗中有人”。

2、出入古今，转益多师，融会新旧。生活在“东西文明，两相结合”的时代，黄遵宪对古与今、新与旧的冲突融合保持着积极健康的态度。

新派诗的理想境界

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

①别肠转如轮，一刻既万周：离情别思迹象那轮船的双轮一样飞转，顷刻间已经绕了千万圈。轮，早期蒸汽机轮船两侧的双轮。

②并立：合力，一起。

③明知须臾景，不许稍绸缪：（轮船和火车）明明知道人们分手的时刻那么短暂、宝贵，却不让人们稍有缠绵之意。须臾，片刻、短时间。绸缪，这里形容缠绵不断的离别之情。

④万钧柁 ：几万斤重的船舵。万钧，形容分量重或力量大。

⑤绕指柔 ：这里形容发动机转动之灵活。

⑥打头风 ：迎面吹来的风，逆风。

⑦石尤，即石尤风。传说古代有商人尤某娶石氏女，情好甚笃。尤远行不归，石思念成疾，临死叹曰”吾恨不能阻其行，以至于此，今凡有商旅远行，吾当作大风为天下妇人阻之。“后因称逆风、顶风为石尤风。

⑧倏 ：疾速，忽然。

⑨烟波杳悠悠 ：此句化用了唐人崔颢《黄鹤楼》诗中“白云千载空悠悠”“烟波江上使人愁”两句，形容轮船驰去之迅疾，让人远望兴叹。

⑩留滞：路途阻塞。

 今别离”题目来自《乐府诗集·杂曲歌

辞》，其中录有崔国辅的《今别离》。从题

目选择看，黄遵宪是有意与《古别离》相

对举。唐代诗人孟郊有《古别离》：“欲

别牵郎衣，郎今到何处？不恨归来迟，莫

向临邛[qióng]去！”

所谓“今别离”，实际上可以视为与古

代别离（古别离）相对的现代别离，即是

一种现代的离别体验。

 古人写离别常用“断肠”一语。像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宵风残月”常用

极哀的景，渲染极凄清的意境。

 而这首诗却选用轮船和火车为意象，给人

新奇的感觉。而且，里面有大段的篇幅赞

赏新式交通工具：“虽有万钧柁，动如绕

指柔。岂无打头风？亦不畏石尤。”“去矣

一何速？归定留滞不。所愿君归时，快乘

轻气球。”这也使离别的情愁显得不那么

浓、悲。

 在对离别时的描写上也不一样。古人喜欢

对离别时的场面进行精雕细刻。对于那一

短暂时刻的景、情充分的表现。而《今别

离》“明知须臾景，不许稍绸缪。

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写出的是一种离别的匆匆。

3.“我手写我口”，追求“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语言与文字合一的诗歌文体和诗歌语言。



三、诗歌主要内容

1、关心国家命运

反对列强侵略



2、变法维新思想



3、新意境（异国风光、科学文明等

四、黄遵宪的影响与评价1902年，梁启超写作《饮冰室诗话》时，盛推黄遵宪其人为二十世纪诗界中独辟境界的大家，其诗是能镕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的典范。这一时期受梁启超文学革命热情的鼓舞感染，黄遵宪别创诗界、致力于古典诗学传统转换的创新意识，更趋明确与活跃。黄遵宪论诗主张世变无穷，诗文也当随世随时而变。在《与严复书》中论严复与梁启超关于文界革命的争论时，黄遵宪以为；“以四千余岁以前创造之古文”，“书写中国中古以来之物之事之学，已不能敷用，况泰西各科学乎？”因而造新字、变文体势在必行。文学之道，当以“人人遵用之乐观之”为准则。适应现时代人交流使用，为现时代人所喜闻乐见，应成为文学文体革新的依据和出发点。文学文体的变革，又当以言文合一为基本方向。步入生命晚年的黄遵宪，成为梁启超倡导的文学界革命的支持者和实践者，也正是在文学界革命的推动下，黄遵宪别创诗界的视野得到了大大的拓展与深化。 黄遵宪是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在亘古未有的社会变革中，选择“诗外有事，诗中有人”的诗学路径，力主以今人所见之理，所历之境，所遭之时势入诗，为了无生气的诗坛吹嘘进若干时代与生命的气息；在近代古今中外新旧杂陈的文化矩阵中，自觉调整自己的认识和心态，以兼容宏通的气度，致力于古典诗学传统的现代转换；穿越诗坛复古拟古的迷雾，以“我手写我口”的胆识和倡言，昭示并身体力行于诗体、诗歌语言变革创新之路。一生以“别创诗界”自期的黄遵宪，因此而成为中国诗歌从古典走向现代历史过程中一位承先启后的探索者开拓者。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创作于 1896至 1897年间的“新学诗”，原称“新诗”，又名“新学之诗”。他们不仅首次提出了“新诗”这一诗歌史上具有变革语言和解放诗体内涵的诗学概念，而且还进行了迥异于古典诗歌的“新诗”创作实践，成为诗体探索、新诗尝试的肇始和走出传统、面向世界的起点，并由此构成了中国诗歌近代化历程的第一阶段。“新学诗”不等同于“诗界革命”，它是“诗界革命”的先声，同时也对 2 0世纪初年南社青年诗人的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从概念、理念到创作，“新学诗”的出现，都意味着新诗的自觉。夏曾佑、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  梁启超不仅是诗界革命的倡导者，也是实践者。现存四百余首诗、六十余首词，大部分作于在日本的十余年间，而作者致力于“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实践的作品，又集中在东渡后的1899年至1902年。梁诗对“欧风卷亚雨”理想的追寻，对“牺牲一身觉天下”志向的描述，使用了很多新语句，也创造了很多新意境。在风格上，他确实努力于打破传统形式，自由抒写，走向散文化，运用新思想、新知识、新名词和口语入旧体诗，表现一种乐观主义、自豪感和追求理想的精神。丘逢甲 丘逢甲诗歌的主要内容：

1、丘逢甲的诗诞生在故土沦陷、国势日危、救亡图存的壮阔背景之下，其最重要的主题便是倾诉台湾沦于异族的悲愤，抒写思念故园的拳拳深情和恢复失土的壮志雄心

2、丘逢甲诗的另一重要主题是，感愤国事，哀虑时局，希冀维新自强。《闻胶州事书感》 3、1899年前后，诗人与康有为、梁启超以及黄遵宪等维新党人往来频繁。在他们的影响下，丘逢甲的诗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诗人热烈支持和积极参与“诗界革命”。在内容上，诗人进一步突破文人诗歌感事抒怀的逼仄天地，更加注重“直书时事”，以新的题材开辟“诗中新世界”，写了一些反映新世界的奇异风物以及新思想的诗。《送季平之澳门兼定来约》  丘诗最鲜明的艺术风格就是凌厉雄迈、悲凉慷慨。诗所以言志也，邱逢甲夙负大志，惜时运不济，平生不得志十之八九，但诗人始终坚信“凤皇语大鹏，冲天终有时”（《凤皇别寄季平》），故其诗往往既悲且壮、沉郁之中有豪气。丘氏论诗“贵真”，强调“真气”。丘逢甲的诗，始终洋溢着真挚而充沛的感情，元气淋漓。用情深，动人亦深，这也是丘诗的显著特征。

第三篇：晚清诗界革命发生时间及其提倡者考辨

这些错误看法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认为“诗界革命”是在戊戌（一八九八年）前由夏曾佑、谭嗣同等人提倡的。最早这样主张的是胡适，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云：

康、梁的一班朋友之中，也很有许多人抱着改革文学的志愿。他们在散文方面的成绩只是把古文变浅近了，把 应用 的范围也更推广了。在韵文的方面，他们也曾有“诗界革命”的志愿。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说：“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丁酉间（一八九六、一八九七），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穗卿（曾佑），而复生（谭嗣同）亦茶嗜之……。”这种革命的失败，自不消说……。在这段话中，胡适以为当时夏曾佑、谭嗣同在提倡“诗界革命”，并认为这“革命”是“失败”的。此后，陈炳堃在《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一九二九年）和《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一九三○年）二书中，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九三三年）中，都明确说夏、谭是“诗界革命”的创始者。在解放后的一些著作中，如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九五六级中国近代文学史编写小绍编著《中国近代文学史稿》（一九六○年），吕美生《试论晚清“诗界革命”的意义》（一九六一年）③，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一九六二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一九五五级近代诗选小组选注《近代诗选》（一九六三年），郭绍虞、王文生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一九八○年），孟祥才《梁启超传》（一九八○年），直至最近出版的周勋初《中国文学批评小史》（一九八一年），及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重版本等，对于“诗界革命”由夏曾佑、谭嗣同在戊戌前二年，即一八九六、一八九七年间提倡之说，或重申，或因袭，都未提出疑问。

看法的另一方面认为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倡导者。如胡适说：“他（指黄遵宪）对于诗界革命的动机，似乎起的很早。”他举黄遵宪“我手写吾口”之语，认为：“这种话很可以算是诗界革命的一种宣言”④。有人举黄遵宪《酬曾重伯编修》中“新派诗”之语，认为这标志着“诗界革命”发展的新阶段⑤。

现在讨论前一方面的看法。凡是主张“诗界革命”由夏、谭提倡的，都同胡适一样，以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以下称《诗话》）中那一段话为根据，并把它和其后的第三则诗话联系起来。为说明问题起见，按照当时《新民丛报》发表这几则诗话的原状，引述如下：

复生自喜其新学之诗，然吾谓复生三十以后之学，固远胜于三十以前之学，其三十以后之诗，未必能胜三十以前之诗也。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得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穗卿，而复生亦綦嗜之。此八篇中尚少见，然“襄海惟倾毕士马”，巳其类矣。其《金陵听说法》云：“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喀私德即caste之译音，盖指印度分人为等级之制也。巴力门即parliament之译音，英国议院之名也。又贈余诗四章中，有“三言不识乃鸡鸣，莫共龙蛙争寸土”等语，苟非当时同学者，断无从索解，盖所用者乃《新约全书》中故实乜。其时夏穗卿尤好为此。穗卿赠余诗云：“滔滔孟夏逝如斯，亹亹文王鉴在兹。帝杀黑龙才士隐，书飞赤鸟太平迟”。又云：“有人雄起琉璃海，兽魄蛙魂龙所徒”（按，徙当作徒）。此皆无从臆解之语。当时吾辈方沈醉于宗教，视数教主非与我辈同类者，崇拜迷信之极，乃至相约以作诗非经典语不用。所谓经典者，普指佛、孔、耶三教之经。故《新约》字面，络绎笔端焉。谭、夏皆用“龙蛙”语，盖时共读约翰《默示录》，录中语荒诞曼衍，吾辈附会之，谓其言龙者指孔子，言蛙者指孔子教徒云，故以此徽号互相期许。至今思之，诚可发笑，然亦彼时一段因缘也。

穗卿有绝句十余章，专以隐语颂教主者。……其余似此类之诗尚多，今不复能记忆矣。当时在祖国无一哲理、政法之书可读，吾党二三子号称得风气之先，而其思想之程度若此。今过而存之，岂惟吾党之影事，亦可见数年前学界之情状也。此类之诗，当时沾沾自喜，然必非诗之佳者，无俟言也。

吾彼时不能为诗，时从诸君子后学步一二，然今既久厌之。穗卿近作殊罕见，所见一二，亦无复此等窠臼矣。浏阳如在，亮亦同情。

过渡 时代，必有革命。然革伞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不尔，则徒示人以俭而已。侪辈中利用新名词者，麦孺博为最巧，其近作有句云：“圣军未决蔷薇战，党祸惊闻瓜蔓抄。”又云：“微闻黄祸锄非种，欲为苍生赋《大招》。”皆工绝语也。……⑥

梁启超从壬寅（一九○二年）起陆续撰写《诗话》，并陆续发表在《新民丛报》上，每次一则或数则。上面引述的四则诗话刊载于癸卯（一九○三年）三月出版的《新民丛报》上，这一号《新民丛报》共刊出八则诗话，在此四则诗话前后另有四則，其 内容 与本文论旨无关，故不录。然据第八则诗话有“今年癸卯航海游亚美利加，在太平洋舟中”之语，知此四则诗话写于一九○三年。首先要注意的一点是，梁启超按照中国传统诗话的体例撰写他的《诗话》，每一则自成一单元，其所叙事实的发生时间与前后则诗话不一定有连贯性。这里，在上述的前三则诗话中，梁启超谈的是丙申、丁酉间夏、谭等人作诗的情况。他把他们的诗称为“新诗”，夏曾佑所“提倡”、谭嗣同所“綦嗜”的都是这种“新体”。他们“乃至相约以作诗非经典语不用”，对于“此类之诗，当时沾沾自喜”，但并非说他们在提倡“诗界革命”。梁启超只指出：“盖当时昕谓新诗者，颇喜捂扯新名词以自表异。”新诗的主要特征在于堆积“经典语”，或者“喀私德”、“巴力门”之类的“新名词”。在第四則诗话中，梁启超谈的是“诗界革命”。其中“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一语，是指梁启超等人流亡日本之后提倡“诗界革命”一事，与前面所说的夏、谭在丙申、丁酉间提倡“新诗”是两回事。这里所谓“近”，是指梁启超写这段话的时间--一九○三年--之前的近阶段，并不包括丙申、丁酉时期。可证明这一点的是，这一则诗话中所引麦孟华（孺博）的诗作于庚子（一九○○年）⑦，梁启超称之为“近作”。而在第三则中云：“穗卿近作殊罕见，所见一二，亦无复此等窠臼矣。”所谓“此等窠臼”，是指夏曾佑在丙申、丁酉间作的新诗，梁启超把它们与“近作”相对而言，说明它们是比“近作”更早（即梁在第二则诗话中云“当时”、“数年前”，而不云“近时”、“近年”）的作品。由此可见，“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中的“近”，显然也不包括丙申、丁酉时期。也就是说，“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即夏、谭等人当时喜欢作这类“新体”是一回事，而“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即梁启超等人后来喜欢说“诗界革命”又是一回事。胡适把它们看成一件事，实际上是对《诗话》原意的误解。

在这一则诗话中，梁启超认为，“诗界革命”应当“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而不应当“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这和他上面讲的夏、谭等人“挦扯新名词”的“新诗”相联系，实际上说明他们的“新诗”与他所要求的“诗界革命”不一致，这是他以“诗界革命”的标准对这类“新诗”所作的一种批评，而并不是如某些 研究 者所理解的，是“ 总结 了先前的'诗界革命'失败的教训”⑧。为了进一步说明夏、谭等人当时并未提倡、也不可能提倡“诗界革命”，还可从以下几方面来考察。

第一，在梁启超有关夏、谭等人作诗的记载中，从未提到他们曾提倡过“诗界革命。”

关于这方面的材料，除上述《诗话》外，还有《汗漫录》、《亡友夏穗卿先生》等，最详细的是《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

节录如下：

他（指夏曾佑）租得一个小房子在贾家胡同，我住的是粉房琉璃街新会馆--后来又加入一位谭复生，他住在北半截胡同浏阳馆--“街宇望尺咫”，我们几何没有一天不见面，见面就谈学问……。

穗卿和我都是从小治乾嘉派考证学有相当素养的人，到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对于从前所学生极大的反动。不惟厌他，而且恨他。穗卿诗里头“冥冥兰陵门，万鬼头如蚁。质多举只手，阳乌为之死”。……我们要把当时垄断学界的汉学打倒，……我们主观上认为已经打倒了，“袒裼往暴之，一击类执豕。酒酣掷杯起，跌宕笑相视。颇谓宙合间，只此足欢喜”。这是我们合奏的革命成功凯歌，读起来可以想起当时我们狂到怎么样，也可以想见我们精神解放后所得的愉快怎么样。

穗卿自己的宇宙观人生观，常喜欢用诗写出来，他前后作有几十首绝句，说的都是怪话，……当时除我和谭复生外没有人能解他。……他又有四首寄托遥深的律诗，我只记得两句：“阖视吾良秋柏实，化为瑶草洞庭深。”谭复生和他的是：“……金裘喷血和天斗，黄竹闻歌匝地哀。徐甲倘容心忏悔，愿身成骨骨成灰。”“死生流转不相值，天地翻时忽一逢。且喜无情成解脱，欲追前事已冥濛……。”这些话都是表现他们的理想，用的字句都是象征，当时我也有和作，但太坏，记不得了⑨。

这篇文章以相当的篇幅叙述了夏、谭的诗，诗中堆积“撒但”、“质多”之类的“经典语”，它们“都是怪话”，“用的字句都是象征”。这些正是《诗话》中称之为“新诗”的特征，但这里一句也没有提到“诗界革命”。梁启超在这篇深情怀念夏曾佑的文章中，把夏誉为“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又说夏的诗是他们“合奏的革命成功凯歌”，如果夏当初确实“提倡”过“诗界革命”，梁启超更应当把这件事作为夏的重要事迹加以叙述，不应当只字不提。此外，考察文中所叙夏、谭、梁当时作诗的情况，有二点尚可注意。

一、所谓谭、梁的“和作”，并非他们和夏曾佑在一时一地的唱和之作，而是他们分别作于丙申、丁酉间的“和作”⑩。梁启超此文作于夏曾佑逝世之年，即一九二四年，文中回忆三十年前旧事，将一二年间发生之事写作“当时”是极 自然 的。

二、他们作这类诗的动机在于表达“宇宙观人生观”和“理想”，而不是要以这类诗改变诗体或当时的诗风。从夏、谭的诗集中可看到，他们在作这类新诗的同时，还写了一般不难解的旧诗11。由此可见，他们偶尔作这类诗，是出于对新思想的喜好；他们作诗不求人解，仅在于达到同志之间思想上的契合。因此，从这些情况来看，说他们当时在进行“涛界革命”运动或有“诗界革命”的志愿，都与事实不符。

第二、从戊戌前国内思想界及改良派的思想状况来看，不可能提出“诗界革命”这一口号。

首先，戊戌之前国内思想界流行的主要观念是“变法”、“改革”及“民权”等，而不是“革命”。孙中山于乙未（一八九五年&第一次广州起事失败到日本后，开始采用“革命”这一口号12。但他传播革命思想对国内影响甚微。壬寅（一九○二年）九月《新民丛报》载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其中叙述国內思想界的情况说：“一二年前，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则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矣。今日我国学界之思潮，大抵不骇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骇革命不骇民权者，百而得一焉……”13。由此可见，在国內思想界有“言革命者起”还是“一二年”内的事。至于“一二年前”，还没有“言革命者起”。所以还没有达到“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的程度，而是“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这里的“一二年前”，指一九○○、一九○一年，说明国内思想界倡言“革命”至少在一九○○年之后。梁启超又在壬寅十一月发表的《释革》一文中云：“中国数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奔走、所呼号，则曰'改革'而已。比年外患日益剧，内腐日益甚，民智程度亦渐增进，浸润于达哲之理想，逼迫于世界之大势，于是咸知非变革不足以救中国。其所谓'变革，云者，即 英语 'revolution，之义也。而倡此论者多习于日本，以日本人之译此语为'革命'也，因相沿而顺呼之曰'革命、革命'……。”14从这里可以看出，主张“变革”是“比年”的事，侶变革论者“多习于日本”，受到日本译名的影响，因而顺呼变革为“革命”。据冯自由云：“吾国学生之在日本留学，始于戊戌、己亥（一八九八、一八九九）二年，其初不过寥寥数人。……后数年，各省督抚续派遣留学生，而以私费往游者亦络绛不绝。及辛丑年（一九○一）人数已增至千五百人。”15可见中国学生“多习于日本”，发生在戊戌之后，因此顺呼“革命”的“比年”当指戊戌之后。这段话中所谓“中国数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奔走、所呼号，则曰'改革'而已”，即指戊戌前他们改良派以“改革”为口号进行的变法运动。梁启超这二段话都可证明戊戌之前国内流行的思潮是“变法”、“改革”，而不是“革命”。

其次，戊戌前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有所来往，也接触到“革 命”，并作出不同程度的反应。康有为在戊戌年作的《进呈突厥削弱记序》、《进呈法国革命记序》等文中16，竭力渲染“革命之祸”，劝清廷“维新变法”，反对“革命”。《时务报》于丁酉（一八九七年）九月载麦孟华《论中国会匪宜设法安置》一文，将孙中山组织的兴中会与会党组织的哥老会、三合会等并称“会匪”，他说：“哥老、理教、三合、兴中诸会匪，或煽于东南，或泄于西北，或动于内地。……孙文之案，沙侯诘难；徒辱国体，实张彼焰耳。”17这表明了改良派右翼对革命党及“革命”的仇视态度。这时期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的言论颇为激烈，然而未超出改良主义的“民权”的范围。如丁酉九月发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一文，他说：“凡由多君之政，而入民政者，其间必经一君之政，乃始克达。所异者西人则多君之运长，一君之运短，中国则多君之运短，一君之运长。……若夫吾中土奉一君之制，而使二千年来杀机寡于西国名，则小康之功德无算也，此孔子立三世之微意也。”18所谓“奉一君之制”而行“民政”，纯属改良主义的主张。这说明他对“革命”是否定的。梁启超后来在长沙时务学堂任教时，仍宣传这种改良主义的民权论。至于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云：“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19这“革命”一词是后来习用之语，并非梁在当时言论中有“革命”一词20。即使后来转向革命的章炳麟，当时也不主张革命。丁酉二月，《时务报》载其《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一文云： “……不逞之党，假称革命以图乘衅者，蔓延于泰西矣。……自兹以往，中国四百兆人，将不可端拱而治矣。……然则如之何而可？曰：以教卫民，以民卫国，使自为守而已。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材，谓之革政。今之亟务，曰：以革政挽革命。”21这说明章氏的思想仍属改良主义的范畴。

至于所谓提倡“诗界革命”的夏曾佑、谭嗣同、黄遵宪，戊戌前都属改良派。夏在天津与严复等人创办《国闻报》，鼓吹维新变法，但立场比《时务报》温和。丁酉十二月刊载《中俄交谊论》一文云：“今日之中国，不但当联俄，且当法俄。夫取法于人者，必其政教风俗，与吾相近，而后因时利导，其事为可几及。今地球君权无限之国，独我与俄罗斯、土耳其三国耳。夫君权之轻重，与民智之深浅成正比例。论者动言中国宜减君权，兴议院，嗟呼！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并王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这表现出该报在变法运动中已转向保守。夏与梁启超关系甚密切，他也同意“民政”思想22，但他不属康党，改良主义立场更为软弱23。作为改良派左翼的谭嗣同，在《仁学》中引用“汤、武革命”之语，并说：“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这表现了反满倾向，但《仁学》的要旨仍在于“变法”，所谓：“国与教与种将偕亡矣！唯变法可以救之”。或所谓：“与中国至近而亟当效法者，莫如日本。其变法自强之效，亦由其俗好带剑行游，悲歌叱咤，挟其杀人报仇之气概，出而鼓更化之机也。儒者轻诋游侠，比之匪人，乌知困于君权之世，非此益无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败，言治者不可不察也。”他主张效法日本，变法自强；并主张通过游侠“自振拔”于“君权之世”。他说：“西汉民情易上达，而守令莫敢肆；匈奴数犯边，而终驱之于漠北。内和外威，号称一治。”幻想依靠游侠使清王朝“内和外威，号称一治”。这是谭嗣同改良主义思想的局限。黄遵宪当时也主张“奉主权以开民智”24，他是始终不赞成“革命”的。

上述二点说明：在戊戌前国內思想界不流行“革命”这一观念，以及改良派内部反对或不赞成“革命”的情况下，夏、谭等人不可能在丙申、丁酉间提出“诗界革命”。

第四篇：中国保健界的革命新时代

中国保健界的革命新时代

——中国血脂市场大解冻

在2004年10月25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指出：随着膳食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我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由于畜肉类及油脂消费过多，导致了我国约2亿人体重超重，6000多万人患肥胖症，与1992年相比，成年超重率上升39%，肥胖率上升97%。根究最新统计，在我国因体重超标等问题而导致的血脂异常者已达1.6亿，成人患病率达18.6%，每年因血脂问题而死亡的人数已超过300万，约占全球因同类问题而死亡人数的五分之一。

情形已十分不容乐观，然而令人担忧的还远不止如此。在过去的5年中，降血脂药品保持着每年9%的快速增长态势。?据医药行业协会权威人士预测：随着全球经济运行情况的普遍好转及人民生活水平的继续提高，今后5～10年内患高脂血症、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的人数还将急剧上升。这类疾病存在一个共同的恐怖特征，那就是症状一旦出现，您可能就不得不面临着终生治疗的现实，所花费的代价是惊人的：在2002年全球最畅销的200种药品中，有8种是降血脂产品，全球销量排名第一第二的药品全是降血脂药品。

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民众的保健意识开始苏醒并迅速升温，已先后在养神、调气、补血、维生素保健、润肠健胃等众多领域培育出巨大的市场。而血脂保健领域因其隐蔽性及国人的侥幸心理等因素而不易开发，加上其市场空间的巨大，显然已成为我国保健领域的巨大冰山。

千金难买身体好，追求健康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国人在经历了SARS、禽流感等恶疾的切痛考验之后，保健意识空前崛起，随着保健领域的不断深入，很多隐蔽的保健领域陆续受人关注起来，越来越多的民众意识到了血脂保健的重要性，尽管还存在着将信将疑的心态，很多的保健人士在注意饮食的同时已开始使用调脂保健品了，冰封已久的血脂市场终于开始升温。众商家倍受鼓舞，跃跃欲试的都想一展拳脚。

与此同时，在发现自己健康受到威胁之后，众多的血脂异常者必将想方设法改善自身状况。众所周知，凡是有利必有弊，几乎所有的药品在具备治疗功效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副作用。没有一个患者不期望在完全无任何毒副作用的情况下恢复健康。尽管康复的速度可能没那么迅速，但是为了长远的健康，很多患者都会选择调脂保健品。按照美国血脂市场的发展历程及现状，天然成分的降脂保健品与降脂药品应该平分秋色。

有人依照中国有9000万高脂血症患者的依据推断：只要平均每人每年服用100元的降血脂产品，降血脂产品市场就能达到近100亿元的规模。100亿，似乎已成了天文数字，可我国血脂市场的开发潜力又何止100亿？请注意，这100亿仅仅是高脂血症患者所具备的消费潜力，更大的市场空间是那些渴望保持血脂健康、抵制终生治疗的健康或者亚健康人士。谁不渴望健康？市场一旦启动，保健领域必将掀起新一轮的轩然大波，其前景是无法估量的。

由此不难看出，我国保健品血脂市场已开始升温，巨大的海底冰山正在悄然溶化。酝酿已久的中国保健领域革命新时代即将到来。

第五篇：毛泽东革命诗对历史的影响

汉语言102班 吴波 学号10011223

毛泽东诗词与中国革命

毛泽东，20世纪中国革命史上一颗闪耀的红星，他点亮着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也缔造着革命的燎原之势。集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军事家与诗人词家多种身份于一身的毛泽东，既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又有具体革命斗争的实践和体验；既有史林文苑的深厚修养，又有政治生活领域和两军对垒中的现实较量；既有深邃的思辨，又有豪迈奔放的奇思。他不仅为中国革命和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我们留下了光辉的不朽的诗篇。有人说，不了解毛泽东，就不可能了解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上次作业主要结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这本书谈了一些自己的感受，今天，带着对文学的追思和对历史进一步了解的心情，结合文学结合历史想通过毛泽东的这些诗词，来了解一下毛泽东其人同时也感受一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艰难曲折和波澜壮阔。

他的诗词恢宏浩瀚，博大精深，不仅有鲜明的时代感和历史的纵深感，而且堪称中国革命的伟大史诗。具有惊天地，泣鬼神的艺术魅力。

（一）远大理想和抱负

毛泽东于1893年12月26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纵观中国的近代史，旧中国似在风雨中飘摇着的一叶扁舟。虽然有林则徐之流勇于率领国人抵御外强凌辱的义举；亦有梁启超、康有为等仁人志士扛起了“变法”的大旗，还有孙中山等为首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活动，但是，他们都没有能力将中国这艘航船驶向理想的彼岸。而毛泽东从小就树立了远大的理想和抱负，这为中国的革命也增添了新的活力。

他小的时候曾经改诗立志，发出了“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的宏愿。我们看他13岁时写的《井赞》，“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

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

只喝井里水，永远长不长。”

这首诗表现了他从小就树立了远大理想和抱负。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不断的改变自己的理想。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时代的召唤激起了毛泽东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动着他去主宰历史的命运，去拯救多灾多难的民族。

（二）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1919－1927年是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重要时期。五四运动宣告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集中表现为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的矛盾；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打倒列强，除军阀；其突出特点是国共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共同推动国民大革命的进行。这一时期，毛泽东参加过中共“一大”、“三大”和国民党“一大”，并先后担任一些重要的职务；在国民大革命中，已经开始关注农民运动，被称为“农民运动的王”。这一时期毛泽东的诗词主要有四首，分别是《虞美人·枕上》《贺新郎·别友》《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等。就其中《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简单谈一下认识

《菩萨蛮·黄鹤楼》

读他的《菩萨蛮.黄鹤楼》，我们会感受到，作者所身处的那个苍凉无奈的社会。茫茫、沉沉、莽苍苍、锁，几个字眼勾勒了一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画面，令人压抑的笔调，表达了一种苍凉的心情。联系1927年春大革命的形势，作者的心情为什么如此沉重？

1927年春，诗人和夫人来到黄鹤楼，时值烟雨茫茫，瞭望辽阔的大地。不禁感慨万千。因为，当时的革命正处在那样一个危险的时代，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革命党人士，武汉的汪精卫也在酝酿着事变。毛泽东敏锐的觉察出危机正在日渐逼近，可是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还有苏联顾问鲍罗延，对此并无察觉，还一直主张对蒋介石妥协。从“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来看，诗人此时的迷茫不知如何是好。可是，“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将全词笔锋一转，表现出那种豁达的情怀。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词人依旧可以对酒当歌，依然对未来充满信心，依然坚守自己的信念——与反动派斗争到底!并且抒发了诗人对江盟誓，以身许国的强烈感情。

《沁园春·长沙》

词中“忆往昔”的内容，是作者回忆在长沙一师求学期间，与同学们一块畅游湘江、针砭时政的情景。而词中的“怅”则引出了作者的困惑：“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联系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形势，作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困惑？ 1923年，中共三大召开，主要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但关于合作后的领导权问题，这次大会并没有明确规定。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标志着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但从合作开始，共产党就一直受到国民党右派的排挤。这首词写作的背景就是1925年，因受国民党右派的排挤，作者回乡一面“养病”，一面组织农民运动，其间遭到当局捕拿而潜入长沙，故地重游情景。作者的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一首《菩萨蛮·黄鹤楼》体现了大革命失败前夕作者凄凉的心情。

（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27—1937年是国共十年对峙时期。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艰难地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并从幼稚走向成熟。同时，随着日本侵华的加剧，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局势也逐渐由内战走向抗日。

这时期也是革命最艰难的时期，革命道路的坎坷，个人命运的沉浮，战争环境的艰难，战斗场面的惨烈，给了诗人更多的灵感，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也应运而生。存在决定意识，此时毛泽东的诗词，既有对革命斗争写实般的记载，如《西江月·秋收起义》《西江月·井冈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七律·长征》等，又有因个人命运的沉浮而引发的对人生的思考，如《十六字令三首》《清平乐·六盘山》等，又有对人物的讴歌赞美，如《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临江仙·给丁玲同志》等。因此这一时期也是毛泽东创作诗的高峰期。我们主要来看五首，分别是：《西江月·秋收起义》《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沁园春·雪》。

《西江月·秋收起义》

这次起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地打出了自己的旗号——工农革命军；由于敌人力量强大，起义军损失严重，毛泽东开始带领军队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创建了中国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毛泽东领导军民，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终于使井冈山上的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使国民党大为恐慌。1930—1933年，国民党先后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了五次“围剿”。国民党与红军之间展开了一场“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毛泽东对次也作了史诗般的记载。

《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这首词写得痛快淋漓。词中提到“七百里驱十五日”，反映了红军作战的主要方式是以运动战为主。在共产党领导的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中，前三次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胜利。第四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已经被剥夺了中央苏区军队的领导权，“左”倾错误在中央苏区占据着统治地位。但周恩来、朱德抵制了王明等人的错误指令，仍然执行毛泽东的军事路线，第四次“反围剿”也取得了胜利。而第五次“反围剿”是在博古、李德的领导下，执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结果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这也是红军长征的原因。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但一曲《忆秦娥·娄山关》则又如柳暗花明，作者心情豁然开朗。

《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晨月、凄鸣的寒雁，哽咽的军号，细碎的马蹄声，把人引入悲壮萧杀的境地。而“从头越”三字则显露了作者瘦虎雄心之威，死地后生之勇。何为如铁雄关，今也要从头越过。想一想：作者的心情为什么如此豪迈？在正确与错误的对比中，历史重又选择了毛泽东。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领导。所以毛泽东的心情是豪迈的，遵义会议也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之后，毛泽东指挥红军，声东击西，四渡赤水，打乱了敌人的追剿计划，然后渡过金沙江，冲破敌人的包围圈；又继续北上，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穿过大草地，进入甘肃、陕西。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同陕北红军会师。身后的脚印，已化作了留给大地的诗行，如此惊心动魄的征程，总该给后人留下点什么？对毛泽东来说，最好的表达方式依然是写诗。于是，我们又听见了诗人的吟哦。

《七律·长征》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红军长征的路线。长征是什么？在作家魏巍的笔下，长征是“地球的红飘带”；在美国作家素尔兹·伯里笔下，长征是“前所未有”的事；在埃德加·斯诺的笔下，长征是“惊心动魄的史诗”；在毛泽东笔下，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一完结，新局面也开始了”。1936年2月，毛泽东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东征，到达清涧县袁家沟准备渡黄河时，适逢大雪。皑皑白雪把个西北高原盖得严严实实，这又激起了素爱白雪的毛泽东的无限诗兴。一首千古绝唱《沁园春·雪》便在陕北小小的窑洞里诞生了。

《沁园春·雪》

平生爱雪，正好置身于雪的世界，凭着雄奇的构思，给我们描绘了半个中国的雪色：内外茫茫的长城，顿失滔滔的大河，如银蛇逶迤的山群，似蜡像驱驰的高原；忽而又想到了红日照耀雪国的妖娆壮美。长征中牺牲的许多战士的身影一一浮现出来了，一种荡气回肠的壮烈情怀化为意欲超出历代有为政治家的具体图像。这首词写于1936年2月，但真正让世人领略到毛泽东风骚独步的事发生在1945年的重庆。是啊，没有经历过艰难险阻，没有博古通今的文化积淀，怎能写出如此大气的诗篇？词中提到：“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首词写于中央红军长征结束后，表达了作者对前途充满信心的豪情壮志。1958年，毛泽东在自注中提到，“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是啊，在毛泽东眼里，只有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革命，方才造出真正的风流人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来看第三篇“民族阵线，救国良方”。

（四）民族阵线，救国良方

1937年7月-1945年8月是全民族抗战时期。中日民族矛盾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斗争中得以巩固和扩大，直至战争完全胜利。除了《四言·祭黄陵》和《五律·挽戴安澜将军》外，毛泽东很少写诗。但在这个时期，他理论方面的著作却很多，如《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这些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理论基础。我们来看第四篇《天翻地覆慷而慨》。

（五）天翻地覆慷而慨

1945年8月—1949年10月是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这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艰难地指挥着全国的解放战争，先后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取得了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的胜利，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这时期毛泽东的诗主要有三首：《五律·张冠道中》《五律·喜闻捷报》《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前两首描述的是作者离开延安后转战陕北时战斗的场面或战后的感受。《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写于渡江战役后。诗中提到“不可沽名学霸王”，“霸王”指的是项羽。项羽先胜后败的严重教训，使得这位政治家诗人能够遇喜不亢，临胜不骄，不去怜悯毒蛇一样的恶人，而择取彻底消灭顽敌，一统中国的历史必由之路。

（六）一唱雄鸡天下白（1949—1956年）

1949—1956年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彻底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并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时期毛泽东的诗词主要有《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浪淘沙·北戴河》《七律·和周世钊同志》《五律·看山》《七律·莫干山》《七绝·五云山》《水调歌头·游泳》。

我们主要来看《水调歌头·游泳》这首词。一阕《水调歌头·游泳》，道出了无限的乐趣和无穷的奥秘。毛泽东说这首词是赞美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词中提到“一桥飞架南北”中的“一桥”指的是武汉长江大桥，它是万里长江上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1955年9月开始修建，1957年10月建成通车。词中“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指的是三峡工程。经过几十年的论证，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2006年三峡大坝全线建成。由当时正成为现实的“一桥飞架南北”，而憧憬“高峡出平湖”，不正是毛泽东勃勃雄心的诗化吗？正如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所预言的“我们将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历史虽然经历了曲折，但历史最终证明了这一点。

可以说，毛泽东一生奋斗，一生有诗。正是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造就了政治家毛泽东；正是革命战争严酷悲壮，造就了军事家毛泽东；正是战争生涯的惊涛骇浪，造就了诗人毛泽东。毛泽东的诗词不仅是他个人的心理实录，也见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艰难历程。希望大家能喜欢毛泽东的诗词，更加深对中国革命的理解。

总之，毛泽东诗词，毛泽东的诗词是一部融思想性、艺术性于一炉的革命史诗。首先他，引经据典，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其次，具有乐观的革命精神，浪漫的创作手法；再次，诗词中的“山”“水”独具特色；最后，毛泽东的诗词是一部以“诗言志”的革命史诗。艺术上，运用革命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思想上，表现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风格上，独具匠心，其神韵以傲骨取胜，豪迈奔放，激越昂杨，气象恢宏，无论是“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刘邦，还是“力拔山河兮气盖世”的项羽，无论是“秋风起兮白云飞”的刘彻，还是“夜间不敢长伸脚，恐踏山河社稷穿”的朱元璋都是望尘莫及的。柳亚子曾评价毛泽东诗词：“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间”“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此人共折腰”。毛泽东诗词的境界与气魄，绝对是千古一人，既前无古人，也肯定是后无来者！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或是以后的人们，诵读这些诗词，都可以从中感受到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作者满腔的热情，豪放的气概，深远的意境。从而心灵为之震颤，视野为之拓展。

我想通过这些诗词的研读，我们能提高的不仅仅是文学修养文学创作，更大的意义在于透过这些壮丽的诗词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革命背后的艰难与辉煌，而通过这些我们建立更有效更坚强的精神火炬并将其传递促进个人也促进社会的进一步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