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品质_中国城市化模式的一种匡正_基于国内31个城市的数据.

第一篇：城市品质_中国城市化模式的一种匡正_基于国内31个城市的数据.

158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双月刊）2014 年第 1 期 31 个城市的整体情况来看，电子病历普及率、智慧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和社区服务设施 综合覆盖率这三项指标都较低，从评价排序情况看，大城市的城市管理科学化水平高于中 等城市。为了发挥城市的功能，城市管理水平亟需提升，这首先依赖于城市智慧产业等科 “使用数字化的手段来处理、技的支持，因为 分析和管理整个城市的生产生活，能够促进（王要武等，2004），城市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交通流的通畅、协调 ” 其次还依赖，“一种更有力的社区领导方式和更有效的市民参与途径 ”（张庆 于新型的城市管理方式 2005）。数据表明，才，大城市在城市服务设施这项维度的排名中相对靠前，这与马歇尔 在论述城市空间的集聚意义时所提出的大城市比小城市有更多更广泛的公共设施和舒适 的城市生活这一观点相符。

四、结论与讨论 城市品质承载着人类对城市的主要期许，也是未来城市化的必然追求目 本文指出，标。而城市品质是一个包含了生态文明、服务设施、经济发展、城市文化、城市生活和城市 管理诸多维度的综合型概念，是一种复合人居系统状态； 通过对这些维度的揭示，一个城 市品质的评价指标体系和综合模型也就顺理成章地被构建出来了。初步的评价工作也直 观地显示了指标体系能从各个具体维度说明特定城市的成就与不足，而从初步评价的结 果看，我国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各不相同而又具有共性的问题。当然，就本文的研究目的而言，能对城市品质进行适当的评价仅仅是第一步，重要的 是如何实现城市品质的提升。我们认为，首先，我国的城镇化及城市拓展，需要更加恰当 的战略指导。仅仅将城镇化作为某种经济增长极是不够的，城市的发展须着眼于居民的 文明和幸福生活。就此而论，我们应遵循城市经济社会的内在发展规律，使各系统结构和 城市整体功能达到均衡协调发展，最大限度地配置资源、发挥出城市功能，走生态化、科学、。化 协同化的城市发展道路 尤其要协调生态与经济的平衡 城市管理者应以城市子系统 的均衡为目标制定政策、实施政策。其次，在政策层面上，各城市的城市社会人文环境品质有待大力培育，这就依赖制度 体系的建立。一方面，需要建立包括环境保护法律与法规、经济引导政策与手段、市政设 施体制以及其他相关行政命令手段等正式制度安排，从而调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 关系，达到管制、管理目标，提炼城市地域特色，结合自身的历史

文化优势和优美的自然人 文景观，发展城市文化产业，实现文化强市； 另一方面，需要建立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在内的城市非正式制度安排，即城市中无意识形成的约 定成俗、共同恪守的行为准则，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如城市自由、城市公正等，为市民提供 优质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和谐稳定的社会安全保障，成功、健康的意识形态能够通 过给市民提供有选择性的激励，从而维护城市的良性运作。再次，设施水平和技术创新是城市品质构建的基础和保障。不论是现代城市管理模 式，还是当代居民的日常生活，都依赖夯实的物质基础。大多数被评估城市的基础设施建 设处于中下等水平，需要政府通过申请财政专项资金、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等方式，多渠道。筹措资源 加大经费投入力度 保证城市品质建设所需的物质保障 对于产业发展，需要

·公共治理· 徐 林 等： 城市品质： 中国城市化模式的一种匡正 159 突破城市基础设施瓶颈，为产业转型发展提供基础支撑； 对于居民生活，则要改善公共交 通分担率、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较低等现状，通过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来改善 市民生活环境。不仅要完善城市服务设施，更要安排足额经费提高公共服务设施使用效 率，还要对建成的服务设施的使用率、安全隐患等定期评估。总之，以上所述城市品质的提升途径还只是一种“应然 ” 描述，而要较理想地实现城 市品质，还需从更深层次的制度着手，改变当前的官员考核和晋升体系、财税体制。也就 是说，必须通过基本的制度改革，实现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的更新，让城市品。质拥有其制度基础 参考文献： 2006 ： “基于市民生活满意度的城市发展质量评价 ”，《公共管理学报 》，2006，尤建新、鲍悦华，陈强、3 ： 49 —52。2006 ： “产业集聚与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差异 ”，《经济研究》，2006，11 ： 72 —81。范剑勇，2009 ： “南京提升城市品质战略研究 ”，《现代城市研究》，2009，6 ： 63 —68。胡迎春、曹大贵，2011 ： “中国生态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城市发展研究》，2011，7 ： 80 —85。李海龙、于立，2012 ：“ ”，《江西农业 ‘城市文化资本’ — —以江苏省为例 马素伟、范洪，指标体系构建及其测度研究 —，2012，1 ： 106 —112。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 ： “小城镇人居环境的研究 ”，《城市规划》，2002，10 ： 29 —34。宁越敏、项鼎、魏兰，2009 ： “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能耗与固定资产投资关系的实证研究”，《管理 欧育辉、刘轶芳、尤佳，2009，1 ： 51 —56。学报》 2004 ： “我国数字城市建设的现状及发展对策 ”，《公共管理学报 》，2004，王要武、郭红领、杨洪涛等，2 ： 58 —64。2001 ： 《人居环境科学导论》，吴良镛，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 “大城市社会空间演变态势剖析与治理反思 — — —基于上海的调查与思考 ”，杨晓俊、潘秋玲，《公共管理学报》，2010，1 ： 35 —46。2012 ： “基于模糊理论的城市文化评价指标体系 ”，《统计与决策》，2012，10 ： 41 —44。杨晓俊、潘秋玲，2004 ： “长江三角洲 16 个城市政府能力的比较研究 ”，《管理世界》，2004，8 ： 18 — 张钢、徐贤春、刘蕾，27。2005 ： “西方新城市管理： 理论轮廓与反思 ”，《公共管理学报》，2005，3 ： 70 —76。张庆才，2009 ： “居住与就业空间关系的决定机理和影响因素 — — —对北京市通勤时间和通勤流 郑思齐、曹洋，”，《城市发展研究》，2009，6 ： 29 —35。量的实证研究 2011 ： “城市化、”，《经 济 研 究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张平、刘霞辉，财政扩张与经济增长 2011，11 ： 4 —20。2004 ： “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战略思考 ”，： 《东方大讲 诸大建，见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等，坛》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1 ： 《城市意象》，美］ 凯文·林奇，方益萍、何晓军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5 ：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美］ 简·雅各布斯，金衡山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Gramlich，E． M．，1994．“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 Ｒeview Essay． ”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2（3）： 1176 － 96． Hauser，P． M． and Schnore L．，1965． The Study of Urbanization．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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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ization； Urban Quality； Measure Indicator； New Style of Urbanization(责任编辑: 丁开杰

第二篇：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比较与分析

作者：何海兵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治理是研究社会关系的新理念，强调通过合作、协商的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弥补国家和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不足或失效之处。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单位人”逐渐转变为“社会人”，社会中出现了自由流动的资源和自由活动的空间，一批社会中介组织、民间团体应运而生，导致原有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单位体制和街居体制相继失效或失灵。将治理理论应用于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的重构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探讨了社区治理的概念、内涵和特征，介绍了我国社区建设中出现的三种典型的治理模式，分析了它们的共同特征、各自特色、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并提出了我国社区治理的最终方向和阶段性过程目标。

“治理”一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世界政治、经济及社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主要目的是为了弥补国家和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不足或失效之处。在最具权威的全球治理委员会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或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1]。与此巧合的是，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启动了社区建设的步伐，主要的背景是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政府不能再象计划经济体制下完全靠行政权力垄断所有的资源，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2]，个人从单位体制中解放了出来，而原有的主要管理“社会闲散人员”的街道和居委会体制在新形势、新问题面前出现了很多不适应症状，与此同时，社区中也逐渐产生了一些社会中介组织、民间团体等，居民也越来越重视自己所居住的社区，开始参与一些社区公共事务。将“治理”概念应用于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对我国社区的长远发展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社区治理的基本理念

社区是指一定数量居民组成的地域性的生活共同体。社区治理就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由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非营利非政府组织、辖区单位以及社区居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推进社区持续发展的活动。与我国过去的基层社会管理相比，社区治理的特征在于：

1、就主体而言，由单一化转变为多元化。我国过去在对基层社会的管理中，管理主体单一化，只能是政府。而在社区治理中，主体的多元化是必然要求，除了国家（政府）主体之外，还有居民、社区自治组织、非营利非政府组织、辖区单位等。因此，社区的公共事务需要多元主体的参与和决策，政府与社区之间要形成积极而有成效的合作信任关系，以善治（即良好的治理，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3]为目标，达至社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2、就过程而言，从强调行政控制到强调居民参与。我国过去的基层社会管理，不论是单位体制，还是街居体制，行政功能都非常突出，命令式的上下级科层色彩浓厚。政府与单位之间、单位与职工之间都是服从与被服从的行政命令关系。市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也都按照行政命令模式运行。而社区治理则强调居民参与，要求社区发展的各项规划、社区建设的实施以及社区事务的处理等都必须体现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与居民的要求相适应。居民不再依附于单位或街居组织，更不受它们的庇护，而是彼此形成平等互惠的关系。

3、就结构而言，由垂直科层结构转变为横向网络互动结构。我国过去的街居体制结构是从上级政府到街道办事处到居委会再到居民，单位体制结构是从上级单位到下级单位再到居民，只有垂直的关系，没有横向的联系。而在社区治理结构中，社区主体多元化，街道与居委会之间、居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由单向运行转变为双向互动；大量社区中介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在居民和政府之间又是一道沟通和联系的桥梁，从而

374 更新时间：2007-8-24 将社区中行政力量、自治力量和社会力量构筑成横向的网状结构 [4]。

二、社区治理的实践模式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大中城市掀起了社区建设的热潮，民政部首先选择在北京、上海、天津、沈阳、武汉、青岛等城市设立了26个“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通过几年的实践总结和经验概括，形成了几种代表性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本文重点介绍上海模式、沈阳模式和江汉模式的主要特征。

1、上海模式。上海在实行“两级政府、三级管理”改革的过程中，将社区定位于街道范围，构筑了领导系统、执行系统和支持系统相结合的街道社区管理体制。具体而言：

（1）社区管理领导系统：由街道办事处和城区管理委员会构成。在“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下，街道办事处成为一级管理的地位得到明确。随着权力的下放，街道办事处具有以下权限：部分城区规划的参与权、分级管理权、综合协调权、属地管理权。街道办成为街道行政权力的中心，“以块为主、条块结合”。与此同时，为了有效地克服各块分割，建立了由街道办事处牵头，派出所、房管所、环卫所、工商所、街道医院、房管办、市容监察分队等单位参加的城区管理委员会。城区管委会定期召开例会，商量、协调、督查城区管理和社区建设的各种事项，制定社区发展规划。城区管委会作为条与块之间的中介，发挥着重要的行政协调功能，使条的专业管理与块的综合管理形成了有机的整体合力。

（2）社区管理执行系统：由四个工作委员会构成。上海模式在街道内设定了四个委员会：市政管理委员会、社区发展委员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其具体分工是：市政管理委员会负责市容卫生、市政建设、环境保护、除害灭病、卫生防疫、城市绿化。社区发展委员会负责社会保障、社区福利、社区服务、社区教育、社区文化、计划生育、劳动就业、粮籍管理等与社区发展有关的工作。社会治安综合管理委员会负责社会治安与司法行政。财政经济管理委员会对街道财政负责预决算，对街道内经济进行工商、物价、税收方面的行政管理，扶持和引导街道经济。以街道为中心组建委员会的组织创新，把相关部门和单位包容进来，就使得街道在对日常事务的处理和协调中有了有形的依托。

（3）社区管理支持系统：由辖区内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居民群众及其自治性组织构成。它们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如社区委员会、社区事务咨询会、协调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主要负责议事、协调、监督和咨询，从而对社区管理提供有效的支持。上海模式还将居民委员会这一群众性自治组织作为“四级网络”，抓好居民委会干部的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居委会的作用，推动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维护社区治安稳定，保障居民安居乐业。[5]

2、沈阳模式。从1998年下半年起，沈阳市在和平、沈河两区试点的基础上，开始在全市展开社区体制改革，重新调整了社区规模，理顺了条块关系，构建了新的社区管理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沈阳模式，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1）明确社区定位。沈阳将社区定位在小于街道办事处、大于原来居委会的层面上。由于原有的居委会规模过小，资源匮乏，如将社区定位在居委会则不利于社区功能的发挥。街道办事处是政府的派出机关，在街道层面上组建社区，则又影响社区的自治性质。因此，将社区确定在街道与居委会之间的层面上，可以避免两方面的弊端，而有利于社区资源的利用与功能的发挥。

（2）合理划分社区。沈阳市将社区主要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按照居民居住和单位的自然地域划分出来的“板块型社区”；二是以封闭型的居民小区为单位的“小区型社区”；三是以职工家属聚居区为主体的“单位型社区”；四是根据区的不同功能特点以高科技开发区、金融商贸开发区、文化街、商业区等划分的“功能型社区”。

（3）建立新型的社区组织体系。这个组织体系由决策层、执行层、议事层和领导层构成。“决策层”为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由社区居民和社区单位代表组成，定期讨论决定社区重大事项。“执行层”为社区（管理）委员会，它与规模调整后的居委会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由招选人员、户籍民警、物业管理公司负责人组成，对社区成员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其职能是教育、服务、管理和监督。“议事层”为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由社区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知名人士、居民代表、单位代表等组成，在社区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对社区事务的协商、议事职能，有权对社区管理委员会的工作进行监督。“领导层”为社区党组织，即根据党章规定，设立社区党委、总支和支部。

沈阳模式体现了“社区自治、议行分离”的原则，符合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对社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6]

3、江汉模式。这是指武汉市江汉区社区制实践的经验。江汉区在学习借鉴沈阳模式的基础上重新将社区定位为“小于街道、大于居委会”，通过民主协商和依法选举，构建了社区自治组织，即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协商议事会（与沈阳模式不同的是，江汉模式没有把社区协商议事会作为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并明确提出社区自治的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选择是转变政府职能和培育社区自治。它的主要做法有：

（1）理顺社区居委会与街道、政府部门的关系，明确职责，保障社区居委会的自治性。明确居委会与街道办事处的关系是指导与协助、服务与监督的关系，不是行政上下级的关系。重新界定街道各行政部门与社区组织的职责，街道负责行政管理，承担行政任务；而居委会负责社区自治，不再与街道签目标责任状，并有权拒绝不合理的行政摊派工作。同时还建立社区评议考核街道各职能部门的制度，并以此作为奖惩的主要依据。

（2）政府职能部门面向社区，实现工作重心下移。区街政府部门要做到“五个到社区”，即工作人员配置到社区，工作任务落实到社区，服务承诺到社区，考评监督到社区，工作经费划拨到社区。

（3）权随责走，费随事转。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区街政府部门需要社区居委会协助处理“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工作时，经有关部门批准，并征得社区组织同意后，区街政府部门必须同时为社区组织提供协助所需的权利和必要的经费；二是区街政府部门做不好也做不了的社会服务性职能向社区转移时，必须同时转移权利和工作经费，做到“谁办事、谁用钱，谁负责、谁有权”，从而保证社区在协助工作时或在承接社会性服务职能时，做到“有职、有权、有钱”。

（4）责任到人、监督到人。主要指为保证区街政府部门职能转换到位，不走过场，根治过去那种“遇见好事抢着做，遇见麻烦事无人做，遇见责任„踢皮球‟”的顽症，建立“责任到人、承诺到人和监督到人”的实施机制。

通过这些措施，江汉区力图建立一种行政调控机制与社区自治机制结合、行政功能与自治功能互补、行政资源与社会资源整合、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互动的社区治理模式。[7]

三、社区治理的比较分析

上述三种社区治理模式是在我国社区建设中涌现出的典型经验总结，既有共同特征，又各具特色，但与社区治理的基本理念相比，还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之处。要实现社区治理的理想目标，还需要做很多的基础性工作，并且这一过程是长期的。

1、共同特征

（1）历史背景相同。如前文所述，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城市社会管理出现了复杂、多样的变化，如“单位人”逐渐转变为“社会人”；城市的老龄化趋势加剧，老龄人口越来越多；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与此同时，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导致大量新型社会组织的产生，如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民办非企业、各类社会中介组织等，形成了众多的社会阶层，这些个体户、私营企业主、自由职业者等人士一开始就属于无单位归属者，等等。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我国原有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单位体制和街居体制相继失效或失灵，因而迫切需要新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各地开展了社区管理运动，探索新型的社区治理模式。

（2）制度设计类似。在社区治理制度设计中，各城市都在社区定位、组织结构、职权划分、运行机制等方面作了具体规定，虽然在细节方面存在差异，但在指导思想上都遵循有利于社区建设，有利于社区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原则。即使行政色彩浓厚的上海模式，也在居委会层面成立了居民代表大会，开展了居委会直选活动，并建立了“三会一公约”制度，即社区矛盾协调会、听证会、评议会和居民公约，这些措施都扩大了基层民主，有利于群众自治，有利于社区的发展。

（3）动力机制趋同。在理论上，社区治理来源于两种力量的推动，一是社区自身力量，社区居民、社区自治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共同参与社区事务的治理，实现利益的需求，这是社区建设的主要力量；二是政府的外部推动，政府利用自身掌握的资源，在社区居民的参与下，共同推动社区发展。但在我国社区建设的实践中，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的结果。新型的社区治理模式，是政府在新的形势面前主动推动的产物。由于政府部门仍旧掌握着众多的资源，城市社区建设目前还脱离不了政府的指导和支持，社区治理还主要靠政府的外力推动。

2、各自特色

上海模式的特色是把社区建设与“两极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相结合，强化了街道办事处的权力、地位和作用，并将社区定位于街道，形成“街道社区”，注重政府在社区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强调依靠行政力量，通过街居联动发展社区的各项事业，因此上海的社区治理模式是属于行政主导型的。由于政府的强势推动，近几年上海的社区建设日新月异，社区服务、社区环境、社区文化等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涌现出一批文明社区和文明小区。上海的经验还被北京、天津、南京和杭州等城市借鉴采用。

沈阳模式的最大特点是社区组织体系的建设，按照类似于国家政权机构的设置，创造性地构造社区决策层（社区成员代表大会）、执行层（社区委员会）、议事监督层（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从而形成“议行分离、相互制约”的运行互动机制。单从组织结构来说，沈阳模式属于自治型，因而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除了辽宁省内其它城市外，武汉、海口、西安、哈尔滨、合肥等地都学习借鉴沈阳经验。但是，在没有外在环境和内在条件保障的情况下，好的制度并不一定能够得到好的实施，沈阳模式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容易出现偏离现象，即“穿新鞋，走老路”，这也正是很多学者和政府官员担忧的地方。

江汉模式是在沈阳模式基础上的新发展，以主动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特征，在体制创新中体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不仅重构了社区微观组织体系及运行机制，而且转变了区、街政府部门的职能和行政运行机制，试图建立社区自治系统与政府行政系统的共生机制，形成政府自觉依法行政、社区组织自主管理、社区人自愿参与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并在制度变迁上选择渐进式的道路，即将社区建设规划为三个阶段：近期新型社区培育阶段、中期现代社区发展阶段和远期社区自治完善阶段。江汉模式属于合作型的社区治理模式，而当前我国大部分城市的社区建设都处于从行政主导型到合作型转变的时期[8]。

3、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1）政府常常越位、错位、缺位，仍处理不好政府与社区的关系。由于目前政府在我国社区建设中占据主导地位，又没有有效的制约机制，再加上传统习惯因素，政府还没有理顺自己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导致不该管的事务管了，该管的事务没管或没管好，出现越位、错位、缺位的现象。有学者指出沈阳模式在目前阶段还存在政府“越位”、“缺位”问题，如“以政代社”；自觉或不自觉地将非政府的社会组织作为依附于政府身上的附属单位或下属单位；大多数基层政府及其官员尚不懂得或不习惯或不善于对社区自治性组织进行政策上的指导；对非政府的社会中介服务机构、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机构等第三部门社会组织的培育还不到位等[9]。在上海模式中，街道办事处以前的下派任务继续要居委会承担，“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局面没有改观，并将居委会主任作为事业单位编制并公开招聘非本社区的人员来担任，社区的行政性负担很重。在江汉模式中，政府职能部门在社区设立办事机构和人员，直接侵占了社区的办公空间和财政空间。

（2）居民社区参与不足，社区意识不强。居民社区参与是社区发展的动力之所在，但是在全国城市社区建设中普遍存在居民参与程度低的状况，以上所介绍的三种典型的社区模式也不例外。上海社科院社会调查中心2000年6月的一次大型调查结果显示，只有25%的居民表

示“乐于参加”或“愿意经常参加”社区内各种活动或事务。而且分布不均匀，从年龄层次看，参与社区活动的主要人员是一老一少，“老”是指离退休人员，“少”是指中小学生。据统计，参与社区活动的人员中将近70%的人是离退休人员，中小学生占了10%左右，中青年仅占 20%，而且如果没有单位强制性组织参与，中青年的比例将会更低；从收入、文化程度来看，居民收入、文化程度越高，社区参与率越低[10]。由于社区建设的时间不长，居民还没有摆脱单位体制的影响，只把社区当成居所，没有很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社区意识不强，导致社区建设的动力支持不够。

（3）社区自治组织和中介组织比较虚弱，社区的公共资源难以整合。目前在社区中，只有政府组织和居委会组织比较成熟，由于政府组织的过于强大，导致居委会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地位被虚化。居委会过分依赖于街道办事处等政府组织，使得其自治功能得不到实现，不能真正体现居民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因而也就很难赢得居民的认同，社区的公共资源也就得不到有效的整合。而社区中的其他社会中介组织则缺乏足够的资源和权威，它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代替政府部门组织居民管理公共事务。前面所述的三种模式都没有体现对社区中介组织的重视，而社区中介组织的发展，对较好地满足居民需要，充分发掘和利用社区资源，建立社区民主自治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4、未来的方向和目标

（1）总目标：虽然实现社区自治还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但社区自治应是我国社区建设坚持的最终方向，因为社区自治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城市基层社会的管理，它还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功能，关系到党的社会基础，关系到政府权威的基层来源，关系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关系到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当然，社区自治需要得到我国宏观政治体制的支持。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公共领域的形成，制约社区自治的因素会逐渐消失。因此，社区治理的未来方向是向自治型模式过渡。

（2）过程目标：在实现社区自治的路径上，选择渐进式的道路是比较合适的，而在这一长期过程中，需要重视几项基础性的工作。

其一，进一步完善社区治理结构，理顺社区中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目前，各社区的制度设计操作性强、理论性弱，机构设置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比较含糊。因此，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各社区的管理体制，使社区的治理结构从单一的垂直结构向网状的水平结构转变，使社区中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版块形成真正合作的互动关系[11]。

其二，提升居民社区意识，培养社区自治能力。社区建设要不断地增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扩大居民参与的范围和程度，要重视社区功能的开发，发展社区服务，塑造社区文化，满足居民的各种需求。社区居委会要逐步提高自身的能力，能够代表居民的切身利益，减少对行政系统的依赖，赢得居民的支持和合作，共同促进社区的发展。

其三，大力发展专业性的社区服务组织等中介机构。社区中介组织是联结居民与政府组织的桥梁，对于整合社区资源、凝聚社区力量、协调社区矛盾、提供社区服务等诸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是现代社区发展必不可少的主体之一。而目前我国的社区中介组织，尤其是专业性的社区工作组织极其缺乏。因此，政府部门应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资助等形式培育社区中介机构的发展，让中介组织承担起政府、企业、事业单位剥离出来的社

第三篇：中国城市养老居住模式研究新闻发布会

中国城市养老居住模式研究新闻发布会

[2012-08-16] 中国老人的幸福谁做主？

——中国城市养老居住模式研究成果发布

由润土咨询、盛堂和居、中国人民大学老年研究所联合发起的“中国城市养老居住模式研究”成果发布会于2011年11月10日在北京地坛方泽轩西大殿举办。本次发布会吸引众多中国房地产业内人士及新浪地产、搜房、搜狐焦点等多家权威媒体的到来。发布会上，润土咨询董事长于贵红、盛堂和居总经理潘高峰、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鹏分别就中国城市老人的幸福感及养老模式选择、养老机构现状等进行了主题演讲。同时，三位与到来的养老地产行业开拓者、媒体朋友就中国养老机构的不足、养老机构的标准以及养老机构设计开发风险规避进行深刻、多角度的切磋交流。1116个老人样本见证中国城市老人“喜与愁”

本次调研于2011年3月10日启动，历时8个月，遍及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四大城市，走访5大养老机构和800个社区，与1116位居家和机构老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生活观察描摹。润土咨询研究人员对中国大城市老人的生活现状、子女关系、幸福感、居住模式选择影响因素、养老机构缺陷与发展、老年服务体系研判等进行深入全面的调查研究。此次研究成果对中国养老地产及相关老年服务产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未富先老的社会现实急需解铃人，“润土咨询”聚焦业界目光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明确宣告中国已正式步入老龄社会。与国外相比，我国的老龄化社会是在未富先老的背景之下形成的，面对汹涌而来的“银发浪潮”，如何解决老龄化社会出现的问题？如何发展好“银发产业”这一新兴产业？养老地产的春天在哪？中国养老机构何去何从？“润土咨询”对中国城市老人现状与需求的深入描摹分析，势必会为政府机关、社会机构、开发商、养老服务组织进一步拨开缭绕朦雾，为中国养老产业发展提供决策基础，为中国老龄化社会发展提供决策依据。主题一：“幸福是如何炼成的”，中国城市老人幸福吗？ 关键词一：北京老人生活满意度最高

本次调研结果总体来看，在所访的四大城市中，大多数老人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现状较为满意；分城市来看，北京老人的生活总体满意度最高，满意度率达到86.3%。70岁以上机构老人的生活总体满意度略高于居家老人；单独居住老人的养老满意度显著高于和子女一起居住老人。

关键词二：健康状况仍是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最重要因素

在本次调研涉及的10大因素中，有7大因素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作用，这7大因素按照影响程度由高到底依次为：健康状况（0.133）、经济收入（0.126）、生活条件（0.116）、子女生活现状（0.098）、子女孝顺程度（0.084）、住房条件（0.078）和休闲娱乐生活（0.059）。这7大因素集中反映出老年人在生命延续、物质生活保障、情感抚慰、精神世界丰富四大方面最为重要，对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幸福与否起着关键性作用。主题二：谁能与我共欢笑？耄耋之年，我该何处去养老？ 关键词三：北京空巢老人近半，拒绝与子女同住率高达50%

近年来我国空巢家庭的比例在不断上升。从本次调研数据可以看到，1/3以上的老人不愿意和子女住在一起，北京老人的拒绝率更高达50%，北京“老人单独居住”的比例已高达46%，相比经济发达地区，经济欠发达或中西部地区的养老模式仍然较为传统。关键词四：与子女同住一小区是最佳选择

本次调研发现，经济社会越发达、思想观念较先进地区，传统养老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已不能满足老人的要求，必须要有新的养老模式作为补充，甚至是代替传统养老模式，才能更好的满足老年人的晚年生活需要。通过数据了解到，老人更希望和子女住在同一个小区或邻近小区，既彼此保持距离，又不要住的太远是老人理想的与子女的居住距离。主题三：星星之火，以何燎原？中国养老机构如何打造翘楚之路？ 关键词五：谁住在养老机构？

本次调研发现，目前居住在养老机构中的老人，以60-80岁老年群体为主，女性居多； 大部分为低知低收入老人；20%左右为高知高收入老人，多来自国企或事业单位，并且为单位的中高层管理人员或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他们的养老观念较先进、生活经济独立自主、对子女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这些老人中，部分子女在国外生活，经济条件均较好。关键词六：养老机构接受度大幅提高

本次调研发现，对于养老规划，27%的老人表示会选择养老机构。这一数字反映出，老人对养老机构的认识在逐渐转好，对养老机构的接受度在大幅提高。关键词七：行业监管应当先，提高服务是王道

中国的养老产业欲要蓬勃有序发展，行业监管机构的责任重大，在发展初期就制定好游戏规模、准入机制、评级标准等，让市场更规范，保证我国老龄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对企业而言，最根本的就是要从老年人的需求出发，结合目前的养老模式和老人在不同生命周期所表现出来的生理、心理、情感等方面特征，全面提高养老机构在物业服务、医疗护理、生活便利、建筑质量设计、情感慰藉的服务质量，老人的需求被满足是养老机构成功开发运营的根本基础。

第四篇：中国新型城市化发展指标体系将成世界城市发展趋势

中国新型城市化发展指标体系将成世界城市发展趋势

10月31日，一份由国务院参事、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教授领衔多名专家历时1年完成的报告——《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2012》在中国科学院发布。这份报告深刻揭示了城乡统筹发展的“动力表征”、“质量表征”和“公平表征”，共同构成了中国新型城市化进程中的统一判别;修正完善了全面衡量中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指标体系;集中表达了“中国新型城市发展能力”的各类数量内涵和动态评估。

新型城市化的必然性

据《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2012》统计，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意味着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城市化进入关键发展阶段，这必将引起深刻的社会变革。

目前中国的城市化道路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非均衡道路;是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非规整道路;是以抑制农村、农业、农民的经济利益来支持城市发展，导致不能兼顾效率和公平的非协调道路;是片面追求城市发展的数量和规模，以生态环境损失为代价的非持续道路;是以生产要素的高投入，而不是投入少、产值高、依靠科技拉动经济增长的非集约道路。

“新型城市化”这一理念的形成，体现了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寻求自我升级的自觉意愿。实现新型城市化，最关键是要理解“新型”的深刻含义。“新”必然区别于“旧”，同时正确处理“新”与“旧”的辩证关系，它是一种“扬弃”——既要大胆创新，走出对传统城市化的误区，又要善用以往发展中的积极因素，将其推向新境界。尤其要“立新”。欲建新型城市，必先立新型思维、创新思维，善用地方文化特质，敢为人先，率先跳出传统拼土地、拼资源、拼成本、拼优惠政策的传统城市化路径，寻求包容发展、均衡发展、创新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新路。

文章提供：建易网

新型城市化是在现有城市的基础上进行结构改造、转型升级、内涵提升。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生活质量下降等城市病。城市发展遇到的这一系列瓶颈问题，将会加剧城市负担、制约城市化发展甚至引发市民身心疾病等。特别是城市的出行时间较长，因交通拥堵和管理问题，城市会损失大量的财富，无形中浪费了能源和资源，不利于城市的畅通发展。

从世界城市发展趋势来说，世界上发展较好的城市，都在向新型城市化的道路迈进。“城市更新运动是一个潮流，不走这个潮流，就会落伍，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就能让城市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

以人为本走城市化道路

在传统的城市化存在着诸多弊端的情况下，中国必须摸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新型城市化路子。应该将实现新型城市化，自觉“嵌入”社会建设的宏大语境中，以此提升未来城市的内涵和发展水平。从传统的人口聚集性的城市化转换为内涵式的城市化，走具有自身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来实现城市结构转型的城市化的提升。

新型城市化实践，本质上是一场“城市社会变革”，厘清“政社关系”、创新社会服务管理是其中重要内容。为了解决大城市人口膨胀与城市规模的矛盾，牛文元在报告中建议，建立城市联盟、引导人口合理布局。在城乡一体的民生建设方面，则必须增加社会事业财政性投入，扎实办好民生实事;全面完成农村社区城镇化建设工作;推进统筹城乡居民养老、医疗保险工作等一系列工作。

调整城市功能布局，科学确定开发边界和开发强度，构筑集约有序、低碳可持续的经济结构、绿色高效的交通网络和城乡一体发展格局的城市空间，高标准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完善智能综合交通系统，建设以公共交通为主体的绿色城市交通体系。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加快转制社区城市化进程，创新城乡一体发展机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城乡空间结构。生态意识尤为重要

今年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已达50%。城市化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个不可避免也不可逆的过程。实现新型城市化，同时必须对“城市化”有新的、更科学的认识。

在古代，人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到了现代，人类已经成为演化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甚至成为自然界最大的破坏者。人类发展到现在，在物质需求、自身欲望的影响下，剥削自然，征服自然，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自然已经开始对我们进行报复。因此，在现代化，特别是都市化的进程中，如何能够与自然保持和谐，成为一个重大的课题。

让“天更蓝、水更清、路更畅、房更靓、城更美，水在脚下流，花在身边开，鸟在树上叫，人在画中走”是城市的愿景。

传统的城市化发展，在城市高速发展的同时，一方面留下交通拥堵、环境恶化、千城一面等诸多“城市病”;另一方面城乡居民二元格局日益严重，基层矛盾积累发酵。新型的“城市化”必须以此为鉴，通过“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幸福城市”等科学化、精细化手段治愈城市病，全面实施“建设美丽城乡行动计划”;通过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元化城市化道路，构建既差别化发展，又协调共进的城乡关系。既注重“自我修炼”，又要加强“合纵连横”。

乘骥驰骋，导夫先路。新型城市化是一个历史延续，是对过去改革开放路径、发展经验、举措的更高层次的提升。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锐意创新，由要素驱动向智慧驱动转型，才能实现经济低碳、城市智慧、生态优美、社会文明、城乡一体、社会和谐、生活幸福的“新型城市化”新路。

文章来源：http:///

第五篇：中国城市经营及经营模式发展战略分析报告

【关 键 词】城市经营及经营模式

【报告来源】前瞻网

【报告内容】2013-2017年中国城市经营及经营模式发展战略分析报告（百度报告名可查看最新资料及详细内容）

报告目录请查看《2013-2017年中国城市经营及经营模式发展战略分析报告》 城市经营是指以城市政府为主导的多元经营主体，根据城市功能对城市环境的要求，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对以公共资源为主体的各种可经营资源进行资本化的市场运作，以实现这些资源资本在容量、结构、秩序和功能上的最大化与最优化，从而实现城市建设投入和产出的良性循环、城市功能的提升及促进城市社会、经济、环境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城市经营，既是市场经济不断深入的结果，也是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必然课题。在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大背景下，政府的职能也要跟着转变，从建设城市到管理城市，再从管理城市到经营城市，是政府运营城市的必然选择。今天的中国，正面临着城市化的巨大机遇和严峻挑战，从管理城市到经营城市，是摆在每一级政府面前的重大课题。

本报告利用前瞻资讯长期对城市经营领域跟踪搜集的资讯，全面而准确地为您从行业的整体高度来架构分析体系。报告分城市经营、城市经营模式、城市经营发展战略三个部分，对城市经营及经营模式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城市经营部分对城市经营要素、城市战略经营、城市空间运营、城市土地经营、城市营销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城市经营模式部分对我国主流城市经营模式如环境品牌经营模式、工业品牌经营模式等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及案例解读；城市发展战略部分对国际城市经营发展经验、我国城市经营中存在问题及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对我国主要城市经营发展战略作出了方向指引。

本报告最大的特点就是前瞻性和适时性。报告通过对大量一手市场调研资料的前瞻性分析，深入而客观地剖析中国当前城市经营领域的发展现状，并根据其发展轨迹及多年的实践经验，对城市经营领域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审慎分析与预测。是各级政府、城市开发商及运营商准确了解城市经营领域当前最新发展动态，把握市场机会，做出正确规划决策和明确城市发展方向不可多得的精品。

报告目录请查看《2013-2017年中国城市经营及经营模式发展战略分析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