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的权利读后感大全(3篇)[共五篇]

第一篇：异端的权利读后感大全(3篇)

异端的权利读后感

【篇一：《异端的权利》读后感】

读此书之前，加尔文在我心中完全是概念化的、光辉的形象：改革家、反封建斗士，是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历史性的人物，和许多伟人排在一起。

然而茨威格告诉我们，加尔文是一个宗教独裁主义者，在他统治日内瓦期间。对异见分子血腥铲除，最为有名的是活活烧死了宗教异端塞尔维特。而各一位主张宽容和宗教自由的异端卡斯特利奥，则离开了日内瓦，小心翼翼地不被加尔文抓住任何把柄，写成了著名的《论异端》。

茨威格写道：

宗教改革本是在精神与宗教事务方面保证和平的运动。它的目的，在于把福音交在每个人手里，而不加任何限制。造就基督徒品性的是个人的信心，而不是罗马教皇，也不是宗教会议。基督徒的自由由路德创始，却连同所有其他形式的精神自由，给加尔文从其信徒手里无情地夺走。在他眼里，上帝的言语绝对清晰，于是他颁布了法令，规定惟他一人可以解释上帝的言语，阐发神圣的教谕，旁人都决不允许。

卡斯特利奥、塞尔维特，以及其他成千上百的人，都需要了解到一点，便是如欲和加尔文这样狂热的教条主义者作对，或是即便在微不足道的教规上面向他们挑战，都是极端危险。在这一方面，加尔文堪称典型，他僵化刻板，有条不紊。他不似路德那般狂暴，也不至屈从于迸发的激情;他绝不粗鲁鄙俗，那原是法里尔之流的特征。他的仇恨有如利剑，正是一样的苛酷，一样的锋利，一样的尖锐。

卡斯特利奥清楚，每个时代都找得到一批倒霉的人，给集体仇恨充当出气筒。有时这出之于他们的宗教，另一些时候，则出之于他们的肤色、种族、出身，他们的社会观与哲学观。便是这些弱势小群体，变成了多数人发泄潜在精力的标靶。口号、理由，可以各有不同，然而诽谤、蔑视、消灭—这些方法却是一成不变。

卡斯特利奥最后没让加尔文得逞，是老死的。在加尔文死后，卡的著作被人重新翻了出来，得到广泛的认可。

加尔文主义虽然狂热决意打击个人自由，经过奇特的和缓过程，竟促成了政治自由观念的诞生。荷兰、克伦威尔时的英国，以及美利坚合众国，这三国最先设计出现代意义的自由主义，是它们为国家的自由民主观念开拓了宽阔的领域。近代最为重要的一份文献—美国的《独立宣言》便产生自清教徒的精神。

对于记忆力实在糟糕的我，没多久之后会忘记卡斯特利奥或者塞尔维特。但是，至少我对加尔文有了点重新的认知。除了再次说明任何人都其历史局限性和人格瑕疵之外，我想还有一点其他的感触：

1、心理学的登门槛现象在其他领域一样有效。加尔文或者是希特勒，起初人们都是仅仅因为需要恢复秩序或者需要一些改变而让其上台，但渐渐地，人们便很难再拒绝他们随后的行为直至专制。

2、政治家往往会在流放中获得权威，加尔文是如此，其他例子也颇多，茨威格写道许多卓越的人物，都是在流亡当中获得了权威;这样的权威，惟有那些影响超群、信心炽烈的人才行使得来。凯撒在高卢，拿破仑在埃及，加里波第在南美，列宁在乌拉尔，都因其消失，反比其在场更加强大。

3、历史恒进步论并非在任何时间尺度上都是正确的。这种进步论只有把全人类历史看成一个整体，略去各地各时那些小情节不谈，这种演进论才是可讲的。而各地各时的那些小情节，有时甚至几个世纪，都可能是进步的沼泽地。

【篇二：《异端的权利》读后感】

中世纪的三百年间，以异端为名，近一百万人像塞尔维特一样经受了暴虐的火刑，在灰烬中竖起了一座座焦炭状的雕塑。

热爱自由，就得为自由付出超乎想象的代价。因此，选择异端的身份，本身就是英雄之举。就像布鲁诺(因赞成日心说)被烧死之前对刽子手说的那样：你们宣布对我的判决时所感到的恐惧，也许比我这个被判决者更为强烈。一切光荣，最终也必将归于异端。

加尔文要把日内瓦建成符合上帝理想的国家，它一尘不染，没有腐败、混乱、犯罪，为了彻底压制人类的个性、冲动和欲望，加尔文创造了著名的教规。从此，生命的自由和快乐在日内瓦的生活中消失了。

人们在加尔文教义的影响下，冲进教堂，破坏圣像，摧毁雕塑。

专制统治的开端总是由一个理想或一个信念的实现而引起的。那些致力于实现理想的人往往会把自己的观念强加到理想上，赋予它鲜明的个人色彩。

加尔文本身也曾是个受到天主教迫害的新教传教士，他也曾大声疾呼过要进行宗教改革，也呼唤过反对宗教迫害，但是当他在新教占统治地位的日内瓦取得绝对的统治权后，他自己则变成了异端的迫害者，其做法甚至比旧的迫害者更甚。

【篇三：《异端的权利》读后感作文】

《异端的权利》(生活在迫害年代)(奥)斯蒂芬。茨威格著

刚看完了这本书，感想颇多。简单的介绍一下背景。

1553年10月，因反对三位一体的教诲，在加尔文(日内瓦新教教派领袖)的操纵下，塞尔维特在火刑柱上被活活烧死。

中世纪的三百年间，以异端为名，近一百万人像塞尔维特一样经受了暴虐的火刑，在灰烬中竖起了一座座焦炭状的雕塑。

热爱自由，就得为自由付出超乎想象的代价。因此，选择异端的身份，本身就是英雄之举。就像布鲁诺(因赞成日心说)被烧死之前对刽子手说的那样：你们宣布对我的判决时所感到的恐惧，也许比我这个被判决者更为强烈。一切光荣，最终也必将归于异端。

加尔文要把日内瓦建成符合上帝理想的国家，它一尘不染，没有腐败、混乱、犯罪，为了彻底压制人类的个性、冲动和欲望，加尔文创造了著名的教规。从此，生命的自由和快乐在日内瓦的生活中消失了。

人们在加尔文教义的影响下，冲进教堂，破坏圣像，摧毁雕塑。

专制统治的开端总是由一个理想或一个信念的实现而引起的。那些致力于实现理想的人往往会把自己的观念强加到理想上，赋予它鲜明的个人色彩。

加尔文本身也曾是个受到天主教迫害的新教传教士，他也曾大声疾呼过要进行宗教改革，也呼唤过反对宗教迫害，但是当他在新教占统治地位的日内瓦取得绝对的统治权后，他自己则变成了异端的迫害者，其做法甚至比旧的迫害者更甚。

中世纪的欧洲，人们除了接受世俗政权的统治外，还要受到宗教法庭的迫害，宗教法庭把在教义上与自己有不同见解的人称之为异端，更有甚者，他们可以任意地指认别人为妖女，然后把这些妖女送上火刑柱。

也许是这样的压迫太残酷了，欧洲人对于自由的向往更为强烈，有些人甚至被送上了火刑柱也不改变自己的信仰。

在那个让人窒息的年代，有一个勇敢的战士卡斯特里奥不畏火刑勇敢地揭露了加尔文的罪行。

仅仅是由于某种错觉的驱使，千千万万的无辜者就惨遭迫害，在无视法律存在的情况下，他们被绞死、被淹死、被烧死。可是，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触犯过什么上帝的旨意或是国家的法律，其言行也与同时代的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除了在无法触摸的意识形态方面与主流思想有些差别外。

一个人有独立自由的思想并不是一种罪过，更不能以此作为对他进行迫害的借口。

卡斯特里奥始终坚持认为真理与正义在他这一边，他勇敢地面对着死亡与酷刑的威胁，对日内瓦的统治者加尔文进行了道义上的审判。

历史最终也无情的抛弃了加尔文及加尔文教义，现在的日内瓦竖起了一座塞尔维特的雕像以纪念那些受到宗教迫害的人们，这也是对加尔文罪行的控诉。

历史有时候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也有过疯狂的文革时期，人们在批判封资修口号下，把许多历史文物付之一炬，好像古人就应该按照马克思主义去做一样，可是这种观点本身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因为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马克思主义。

谁要是穿着漂亮一点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好像人们劳动创造就是为了过清教徒式的生活。

最最可怕的就是文字狱，记得当年姚文元有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把《海瑞罢官》这出戏说成是为彭德怀翻案，就是这篇文章将三个国宝级人物吴晗、邓拓、廖末沙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让他们含冤而死。

咱们姑且不论这出戏是不是为彭德怀翻案，就便是为彭德怀鸣不平又有何不可?

当一个社会只能有一个主义、一种思想、并且不能有任何不同声音的时候，这样的社会无疑是专制的;是向中世纪倒退的;也是不人道的。在似是而非的说教下，上至国家主席、开国元帅，下至平民百姓，许多人被无辜迫害致死，就是他们死了，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人们一个个都是没有独立思想的人。

人们有时在面对强大的思想控制面前往往采取放弃自己独立思想的方法来保护自己，甘愿成为思想上的矮子，精神上的懒人，这样的社会是不可能进步的。

现在来看看这幅文革时期批斗大会的照片，两个彪形大汉把一个赢弱的女子反拧胳膊站在台阶前批斗，这是多么残暴的甚至是有些流氓似的下作的行为，它就这样以革命的名义发生了。据说这个批斗大会有三十万人之巨，却没有一个人有罪恶感，这就是我们民族的悲哀，由于我们没有了自己独立的思想，连简单的辨别是非的能力都丧失了。

在文革时期也有几个像张志新、遇罗克这样的小人物，敢于说出他们不同的观点，可是他们却显得那样的渺小，那样的无助，最后他们只能用生命维护了自己的尊严。

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让文革式的悲剧重演，这是我们的责任。

第二篇：《异端的权利》读后感

《异端的权利》(生活在迫害年代)【奥】斯蒂芬.茨威格著

刚看完了这本书，感想颇多，《异端的权利》读后感。简单的介绍一下“背景”。

1553年10月，因反对“三位一体”的教诲，在加尔文(日内瓦新教教派领袖)的操纵下，塞尔维特在火刑柱上被活活烧死。

中世纪的三百年间，以“异端”为名，近一百万人像塞尔维特一样经受了暴虐的火刑，在灰烬中竖起了一座座焦炭状的“雕塑”。

热爱自由，就得为自由付出超乎想象的代价。因此，选择“异端”的身份，本身就是英雄之举。就像布鲁诺(因赞成日心说)被烧死之前对刽子手说的那样：“你们宣布对我的判决时所感到的恐惧，也许比我这个被判决者更为强烈。”一切光荣，最终也必将归于“异端”。

加尔文要把日内瓦建成符合上帝理想的国家，它一尘不染，没有腐败、混乱、犯罪，为了彻底压制人类的个性、冲动和欲望，加尔文创造了著名的“教规”。从此，生命的自由和快乐在日内瓦的生活中消失了。

人们在加尔文教义的影响下，冲进教堂，破坏圣像，摧毁雕塑。

专制统治的开端总是由一个理想或一个信念的实现而引起的。那些致力于实现理想的人往往会把自己的观念强加到理想上，赋予它鲜明的个人色彩。

加尔文本身也曾是个受到天主教迫害的新教传教士，他也曾大声疾呼过要进行宗教改革，也呼唤过反对宗教迫害，但是当他在新教占统治地位的日内瓦取得绝对的统治权后，他自己则变成了“异端”的迫害者，其做法甚至比旧的迫害者更甚。

中世纪的欧洲，人们除了接受世俗政权的统治外，还要受到宗教法庭的迫害，宗教法庭把在教义上与自己有不同见解的人称之为“异端”，更有甚者，他们可以任意地指认别人为“妖女”，然后把这些“妖女”送上火刑柱。

也许是这样的压迫太残酷了，欧洲人对于自由的向往更为强烈，有些人甚至被送上了火刑柱也不改变自己的信仰。

在那个让人窒息的年代，有一个勇敢的战士卡斯特里奥不畏火刑勇敢地揭露了加尔文的罪行。

“仅仅是由于某种错觉的驱使，千千万万的无辜者就惨遭迫害，在无视法律存在的情况下，他们被绞死、被淹死、被烧死，读后感《《异端的权利》读后感》。可是，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触犯过什么上帝的旨意或是国家的法律，其言行也与同时代的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除了在无法触摸的意识形态方面与主流思想有些差别外。

一个人有独立自由的思想并不是一种罪过，更不能以此作为对他进行迫害的借口。”

卡斯特里奥始终坚持认为真理与正义在他这一边，他勇敢地面对着死亡与酷刑的威胁，对日内瓦的统治者加尔文进行了道义上的审判。

历史最终也无情的抛弃了加尔文及加尔文教义，现在的日内瓦竖起了一座塞尔维特的雕像以纪念那些受到宗教迫害的人们，这也是对加尔文罪行的控诉。

历史有时候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也有过疯狂的“文革”时期，人们在批判“封”“资”“修”口号下，把许多历史文物付之一炬，好像古人就应该按照马克思主义去做一样，可是这种观点本身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因为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马克思主义。

谁要是穿着漂亮一点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好像人们劳动创造就是为了过清教徒式的生活。

最最可怕的就是文字狱，记得当年姚文元有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把《海瑞罢官》这出戏说成是为彭德怀翻案，就是这篇文章将三个国宝级人物吴晗、邓拓、廖末沙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让他们含冤而死。

咱们姑且不论这出戏是不是为彭德怀翻案，就便是为彭德怀鸣不平又有何不可?

当一个社会只能有一个主义、一种思想、并且不能有任何不同声音的时候，这样的社会无疑是专制的；是向中世纪倒退的；也是不人道的。在似是而非的说教下，上至国家主席、开国元帅，下至平民百姓，许多人被无辜迫害致死，就是他们死了，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人们一个个都是没有独立思想的人。

人们有时在面对强大的思想控制面前往往采取放弃自己独立思想的方法来保护自己，甘愿成为思想上的矮子，精神上的“懒人”，这样的社会是不可能进步的。

现在来看看这幅“文革”时期批斗大会的照片，两个彪形大汉把一个赢弱的女子反拧胳膊站在台阶前批斗，这是多么残暴的甚至是有些流氓似的下作的行为，它就这样以革命的名义发生了。据说这个批斗大会有三十万人之巨，却没有一个人有罪恶感，这就是我们民族的悲哀，由于我们没有了自己独立的思想，连简单的辨别是非的能力都丧失了。

在“文革”时期也有几个像张志新、遇罗克这样的小人物，敢于说出他们不同的观点，可是他们却显得那样的渺小，那样的无助，最后他们只能用生命维护了自己的尊严。

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让“文革”式的悲剧重演，这是我们的责任。

第三篇：从异端想到的自由与宽容——读《异端的权利》有感

从异端想到的自由与宽容——读《异端的权利》有感

四百多年前，对于每一个现代人来说就像人会呼吸、鱼会游泳一样天经地义的信仰自由是那么的遥不可及，一张以梵蒂冈教皇厅为中心的巨大蛛网笼罩着整个欧罗巴，成百上千个火刑架竖立起来，如同尖刀插进了欧罗巴的身体。

不愿成为上帝的羔羊？ 不认同天主教的教义？ 不服从教皇的绝对权威？ „„

这一切有违天主教会意思的都被称为异端，而他们的命运，往往都是在火刑架上被烧成一滩丑恶的胶体。

当欧罗巴遍体鳞伤的时候，马丁·路德高喊着“信上帝即可得救”的口号，举起了带给诸多“异端”福音的高大旗帜，一场名为宗教改革的暴雨席卷了整个欧洲，许多被天主教认定的异端从此有了归属。而路德争取来的一项权利——人人都可按自己的意愿自由解释《圣经》——被赐予万民，那以后，《圣经》的解释权不再独属于天主教牧师，相应的，因独立解释或误解《圣经》而获罪的人也消失在异端的名列之中。

然而路德给那个黑暗时代带来的曙光并没有永久地持续下去，罗马教皇失势，但是未加冕的“新教的教皇”崛起了。这个人借着莫须有的神的名义向世人宣布，“他，并且只有他，已经发现了新的和真正的准则。”

他就是加尔文。如果说是路德吹响了宗教改革的号角，那么就是加尔文这个天主教眼中的异端举起了宗教改革鼎盛的火炬。可就是这个“异端”，使原本已经褪去血腥色彩的“异端”二字再次充满了死亡与残害的气味。而这一次，异端的含义界定从天主教统治时期的异教徒、渎神者、恶魔崇拜者等扩大到了异己，一切加尔文的异己。

最初是物质。我很难想象日内瓦那样一个习惯了瑞士式自由的共和城市居然渐渐适应了加尔文的绝对统治，加尔文在日内瓦推行的禁欲主义严厉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步，有色彩的服饰、酒等饮料、圣母玛利亚与玫瑰经、教堂漂亮的彩绘玻璃、傍晚在河畔边相拥的情侣„„加尔文理想的日内瓦不允许这一切的出现。古训说：“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然而我却无法用这条古训来批驳加尔文，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极端的禁欲主义者、苦修者，他应是“己所欲而故施于人。”他有着自己狂热的宗教理想——一个不需要仪式甚至爱戴的上帝，一个只需要畏惧的上帝——并且他想让别人也全部奉行他的理想，于是为了他的理想，他用了暴君式的独裁统治来建设他的日内瓦，肃清一切在他眼中与浮华稍有沾边的东西。

而暴君征服的脚步向来不会止步于单一的物质世界，紧接而来的是精神。当加尔文日益坐稳他在日内瓦甚至整个瑞士的王座时，宗教改革最辉煌的成果之一——路德从天主教手中辛苦抢来的《圣经》自由解释权再次失落了，天主教时恐怖的信仰不自由升级成了加尔文统治下的言论不自由，加尔文要让一切能够阐述和他相左观点的嘴全部闭上。

于是，在日内瓦这样一个曾经的自由之城，无数人重新被冠上了异端之名，加尔文利用他凌驾于市政会之上的统治地位，动用了各种手段，革除教籍、驱逐出境、投入监狱、绑赴刑场，他仿佛对待自己圈养的羔羊一样处置那些同他意见不合的人，直至塞尔维特出现。

那个年轻的西班牙学者错误地选择了加尔文这样一个死板严酷的独裁者做他的朋友。几番通信后，他寄了一本自己批注的《基督教原理》给它的原作者加尔文，塞尔维特在书页空白处写满了自己所认为的加尔文的谬误，这深深地“戳到了加尔文的痛处”，坚信着只有自己才是绝对正确的独裁者怎么能容忍这样的羞辱，加尔文大为恼怒，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写下了这样阴狠的话：“若他竟来日内瓦，则只要我在本城尚有权威，定然叫他休想活着离开。”对新教的兄弟动了杀心已是不堪，可加尔文竟做了一件更让人出离愤怒心寒的事情，他竟把塞尔维特出卖给了他们新教最大的敌人，天主教的宗教裁判所。真如德·拉·马雷牧师对他的形容一样：“令彼怀怨，怨而无畔。”为了肃清那胆敢挑衅他、质疑他唯一真理性的异端，加尔文堪称不择手段，他背弃了他平日在布道台上向信徒们宣扬的一切道德。而在塞尔维特侥幸逃出宗教裁判所的看管经过日内瓦时，这处心积虑的记仇毒蛇立刻出动了他在日内瓦的一切走狗，拿出和塞尔维特通信时早就保存下来的手稿、信件，不出一个小时就把塞尔维特逮捕了。

不久，塞尔维特被处以火刑。

塞尔维特绝不会想到自己竟死在“朋友”和“兄弟”的手中，斯蒂芬·茨威格对塞尔维特之死的描述令人怵目惊心：“这曾是地球上一个能思考的造物，激情澎湃地向往着永恒；这曾是圣灵栩栩如生的断片——而今却缩成一团残渣，叫人生厌反胃。”这让我毛骨悚然。诚如茨威格所说，“撒旦再坏，还能比把呼喊着耶稣名字的人烧死更坏吗？”加尔文的独裁就这样存在着，和路德争取的自由是那样的矛盾。

路德说过，“异端绝不能用物质的力量镇压或者压制下去，而只能用上帝的话进行争辩。”从某种角度来说，宗教改革是一场异端的解放运动。所谓异端，在天主教最初的定义中指异教徒，他们的结局无疑是凄惨的，火刑架就是那个时代天主教留给历史最狰狞的烙印。而宗教改革后，宗教宽容的概念渐渐兴起，信仰自由似乎是大潮，可加尔文的出现又将自由的步伐阻拦了，异端也成了与加尔文意见相左的任何人，继塞尔维特之后，唯一一个敢站出来为塞尔维特之死的不义与不人道指责加尔文的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也被加尔文迫害至死，昔日自由的日内瓦成了活人的坟冢，从物质到精神，人所存在的每一个领域都被加尔文的主义占领、塞满了。加尔文无疑是背离宗教改革最初原则的，他实行着冠以神圣之名的恐怖。

可神圣的上帝何时给予过某一个人类以毁灭他人存在、禁止他人自由的权利呢？《圣经》中未曾提过异端二字，异端原本就没有绝对的定义，对于天主教徒来说新教教徒是异端，而对于新教教徒来说，天主教徒又何尝不是异端呢？《圣经》中更没有指名要对异端做出何种惩罚，从定义到处置手段，天主教的罗马教皇和后来的“新教的教皇”加尔文没有谁是正确的，我相信如果基督耶稣还活着，他恐怕也不会建议将一个信奉着他，却仅仅是对神的旨意理解有偏差的人烧死在火刑架上。

因为异端并非肉体的概念，而是人与人之间观念的分歧，是精神上的事物，而精神上的事物又如何能用尘世的法律加以审判呢？正如路德所说，这样的事物“不能用尘世的火与水将其冲洗掉”。尘世的法律绝不该用来审判他们的精神，如果一个人的精神并没有危害到宗教、国家以及他人赖以生存的根基，那么又有什么对错可以谈呢？抛开腐败与贪婪不谈，最初的天主教有错吗？而新教有错吗？之于加尔文，塞尔维特也不过是阐发他的观点而已，可这样自由表达所思所想的行为有错吗？在神自己都没有留下明确的指向之前，塞尔维特认为三位一体论错误这样的观点，又有谁能够裁定对错？

如茨威格所说，“尘世的王国只能指挥身体，就灵魂而言，上帝不会希望尘世的法律得以盛行。”

无论是塞尔维特还是更多被天主教定义为异端的新教教徒，他们都不该说是错误的。信仰自由没有错，言论与思想的自由更没有错，如果是观点上的不合，真正能够救赎彼此的只有宽容，从宗教宽容到人与人相处的宽容，每个人都有自由的权利，无论是信仰、言论还是思想，以宽容来对待彼此因为自由而产生的分歧，如同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求同存异”理念一样，尽量容忍他人与自己不合的地方，从共同的观点中谋求合作。

然而宽容不仅仅是这样。诚然，当别人的言论与思想同我们的产生了强烈的冲突时，当别人因为要捍卫自己的言论与思想而向我们发起挑战时，我们笑而接受，既不使用残酷的手段直接抹杀他人的物质存在，也不因为受到挑衅而失格地破口大骂，这是宽容的表现，但我谋求、渴望与大声呼唤的并不止于此。

真正的宽容是怎样的？

不是当别人冒犯了我们以后，当别人行使自由权利产生的分歧刺痛我们以后，我们能够温和地包容。伏尔泰所说的那句话几乎让我热泪盈眶情难自禁——“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真正的宽容应当是如同伏尔泰所坚持的那样，不是在事后，而是在事前，当别人要开口刺痛我们时，我们不会像天主教烧死新教教徒、加尔文烧死塞尔维特那样使用物质手段让“异端”闭上嘴巴。当一个人能够允许那些与自己观点不合的人自由发表言论、驰骋思想的时候，甚至这个人还会为了那些异己的观点能够自由表达而誓死捍卫时，这，就是真正的宽容了。

而在中国，这样的宽容无疑是最缺乏的。中国的人和人相处时仿佛总有强硬的气派，一定要让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每当听到批评或是攻击自己的言论时，人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跳了脚的公鸡一样怒发冲冠，火气一发不可收拾。千百年前秦始皇大手一挥便有了焚书坑儒，想要禁绝文人对于朝政的非议来维护政治的久安，可是禁得绝自由的思想吗？平白坑杀了那么多无辜的生命，最终仍旧挽救不了二世而亡的秦朝。到了今天，依旧有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百般阻挠民众传达自己的想法，辱骂、毒打、威胁，各种手段都被使出来用来关上人们的嘴巴，想要那些自由的语言不要飞到更高的地方去。可嘴巴关上了，思想就真的能被禁锢起来吗？没有了群众辛辣的言语，位置就真能做的稳当吗？如果不能，那么为什么不以宽容的心态去包容那些言语，去倾听那些言语，甚至为了捍卫百姓自由言语的权利而战呢？

君不见，思想正是在相互的探讨争论中一点一点锋利，进步正是在彼此的切磋竞争中一点一点被推动的。

君不见，自由才是思想诞生并勃发的土壤，而宽容是这土壤上流过的溪水，正是它滋润着这片土壤，让这土壤上的造物愈发茁壮。

合上眼，异端们为了争取自由而流下的热血如同浩然的长河，从历史中汩汩漫出，悄然淌过我的心中，那炽烈而有力的河使我对未来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信心与憧憬，总有一天，自由将不只是宪法上的一句话，而宽容也不只是某个异端的一声血泪哭喊，异端的权利终将得到捍卫——我这么相信，并为之奋斗着。

第四篇：大自然的权利读后感

读《大自然的权利》有感

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美国学者，本书被称为环境伦理学新学科发展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可见本书的社会影响力之大。在本书中作者分区了两种环境保护的生态保护观念：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观和环境中心主义的生态观。作者首次区分了这两种看似相同实际上却有着不同意义的环境保护观点。

正如题目所述，大自然也有自己的权利，人类再讲自身权利的同时往往忽略了动物植物以及整个生态系统的权利。人类保护自己的权利不受侵犯，同样的大自然的权利也应该受到保护。

关于这两种不同的环境生态保护的观念。对于第一种观点：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观，意思就是认为人类有权享有大自然的一切，保护大自然是人类应该做的，它是以人类自身长远利益为出发，同时讲求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第二种观点：环境中心主义的生态观，作者由动植物角度出发，认为大自然固有的内在价值决定了它本身的存在权利，作为人类的我们没有理由滥用自然资源。

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20世纪60年代生态危机逐渐成为全球性课题。人们在开发利用资源的同时，也在寻求减少降低生态污染的方法，世界爱好环境的人们努力了很久，但是世界生态环境改善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甚至有些地区出现恶化的现象，南极臭氧层空洞的出现并扩大，南极的企鹅体内检测出含有重金属的痕迹，这些现象无不深刻的反映出：人类活动已经很大程度的影响了整个生态，甚至对大自然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近十几年来，全世界各国人们很多都经历过洪水的袭击，非典的肆虐，各种流行性病毒的侵袭，这不仅对人类的健康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而且对人类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伤，每当这时候就会有一些教会组织出现，他们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号引导人们，也有一些邪教组织滋生出来破坏原本就慌乱的社会环境。

生态问题的日益突出，人类社会与大自然矛盾的激化，使得一部分有思想的人重新考虑以现有的环境保护思想来指导目前的环境保护工作是不是真的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大自然的病症。

根据现有的认识，人们追求的保护环境的目的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发展，并且仅是从人类自身的角度而考虑。人类的发展离不开大自然，人类所需的一切都来自于大自然。因此，以往的单纯以人类自身发展角度考虑的生态保护观念已经不

适合现有的状况。人类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环境保护只为自己的固有观念，尊重大自然应有的权利。

当今世界环境问题突出，人们过度的使用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既造成了资源浪费又污染了环境。煤、石油的使用，使得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急剧上升，温室效应越来越明显。全球气候变得不稳定，气候变暖使得南北两极冰川融化，动物的栖息地减少了，海平面上升了，岛国马尔代夫海平面一直在上升，国土面积日趋减少，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发展。在全球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如何团结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解决世界环境问题，是关系到人类生存发展的大事，但是当根据各国经济实力等指标制定出各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国际法规之后，各国仍无法很好的完成任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大自然在人类面前没有拥有它应有的权利，是人类剥夺了大自然的权利。

人类在发展进步的同时，过多的考虑了自己的利益和当代人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给自己的子孙后代植下了罪恶的种子，留下了祸根。如果我们不能从内部对人类的基本价值观进行一场深刻的变革，不能超越狭隘的人类中心论，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所有的生态保护行动、所有的绿色国际协定和为了签订新协定进行的无休无止的争论，都不仅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地球和人类岌岌可危的命运，相反还会悲剧性地延误已经极其有限的拯救地球的时机。因此，在为了大自然权利的这一点上达成一致，摆脱人、民族、国家、地区利益对解决生态问题的重重羁绊，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合理的伦理关系，促使人承担起对自然的道德义务。

追忆近现代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给予尊重大自然的权利太少，虽然现在人类已经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同时也在积极的为生态环境的保护做贡献。但是，人类总是从自身角度为出发点去保护生态环境，而各国的生态争端，垃圾处理问题，各国之间的生态环境保护的合作方面却顾及不到大自然的权利。所以我们人类应该放弃争端，尊重大自然的权利，我们不应该因为自己种族的争端而干涉甚至剥夺大自然的权利。只有从根本上尊重大自然，大自然才能够反馈给人类好的结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自然的“病症”。

第五篇：权利与繁荣读后感

工商管理实验版32010021203陈凯妍权利与繁荣读后感

美国马里兰大学已故教授曼瑟尔·奥尔森的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权力与繁荣》将“权力”与“繁荣”这两个人们通常不会联系在一起的词结合起来，人们通常并不重视二者间的关系，但奥尔森通过举例论证了权利是繁荣的基础，繁荣反过来影响权力。前言中对不发达国家经济和政府的解释很好的体现了这一关系：“贫困社会的最大挑战不是资源的缺乏，而是它很难组织大规模的活动，特别是政府活动......不管在发达国家存在什么样的最优政府角色，在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角色相比而言是更小的。”我认为奥尔森通过对国家权力机构和国民经济的研究，找到了决定国家经济兴衰的原因，他认为经济的成功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清晰界定财产权力和公正的契约执行，二是没有掠夺行为。即政府的制度和经济政策的强力程度能否限制掠夺行为发生。只有能够提供持续服务和正确经济制度的政府才能使一个国家经济繁荣，单一的依靠市场调节或依靠政府调节都无法使国家兴旺发达。奥尔森将社会划分为两种类型：创造型社会和掠夺型社会。当权力机构的政策能够激励人们通过生产来获得个人收益时，这个社会就是创造型的；反之，当权力机构的政策使人们对个人努力的回报不断地感到失望，从而倾向于“抢夺”财富而非生产财富时，这个社会就是掠夺型的。我认为当代政府和社会偏向于掠夺型，因为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大多数人创造的财富被小部分人占有，同时物价上涨过快，使得劳动阶级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没有工作动力。无法促进社会进步升级国家繁荣昌盛。

第一章这样描述权力：“权力----不仅仅只限于政府的权力----是能够产生强制性服从的能力，因此它和强制性的权威以及施加压制的能力有关。”并用罪犯和黑帮的例子来诠释强制性权力和自利行为。奥尔森用流动性匪帮和固定性匪帮来类比狭隘利益与共容利益，在一个充满流动性匪帮的社会里，居民由于怕被抢劫一空，没有动力进行生产和积累，这样长期下去，流动性匪帮将没有东西可以供盗窃。而对一个人口稠密社区的固定匪帮来说，由于他掌控了整个区域所有的犯罪活动，他将能够从安居乐业的社区环境中获利：犯罪活动越少，社区经济越繁荣，固定匪帮获取社区总收入的部分越大，收取的保护费越多。这种保护费我认为某种意义上是变相的税收，通过这种变相税收，无形当中与居民有了共容性利益的关系，这会促使他们会积极为当地居民创造一个和平的词序和提供公共物品，防止其他劫匪的出现，以保证居民生产的积极性并为以后能长期获得收入打下好的基础。固定性匪帮的持续性掠夺比无政府状态下的流动性的匪帮更好，因为居民和固定匪帮形成了共容利益，而共荣利益的作用在于给予所涉及的人以刺激，诱使他们关心全社会的长期稳定增长。然后奥尔森将固定性匪帮的作用等同于政府在社会中的作用。因此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武断地认为独裁政府不利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是错误的，一个理性，自利的独裁者在共容性利益下也会界定产权，提供公共物品，确定最优税率。总之作者认为不是各种市场中的问题都可以仅仅通过期待公平交易解决，或曰公平交易有赖于权力的制约。

作者还讨论了民主的起源，认为民主发生的情况往往是历史上的一些特例，一个社会不能形成一个赢家通吃的局面，几股势力需要达成对权力的分享。作者假设专制君主总是抱有长远的观点的，而且其臣民也相信主子会一直这样做。这个假设赋予专制君主稳定的共容利益，使得他限制自己的窃税率。虽然专制者的共容利益驱使他提供可以增加其领地产量的公共物品，但是他这么做只是为了扩大他从社会中攫取的纯收益。因此，专制者获得的收入源于昂贵的代价，即通过很高的再分配比例将其臣民的收入转到自己手中。虽然民主统治与专制统治一样都拥有社会的共容利益，因为他们都控制着税收征收权。但是，民主统治还能获得社会中最重要的市场收入份额，从而使其拥有比专制统治更大的共容利益。因此，民主统治者会承担再分配给自己利益的行为中更大的社会损失份额，也会从公共物品收益中获得更大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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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章，奥尔森介绍了民主的起源、代议制政府的财产和契约权利制度以及民主的必要性。奥尔森认为，拥有绝对权力的专制者不可能在他的领地里创造另一个独立的权威以确保权力的恰当和有序继承，因此专制统治的继承危机是与生俱来的。当一个专制王朝进入“盛世”时，臣民总是希望君主长命百岁以延续他们的安定生活和社会经济的繁荣。显然这是不可能的，随着科学技术以及思想的进步，人们逐渐发现了君主制的弊端，奥尔森在这里就去掉了对专制君主眼光长远的乐观假设，认为专制者总是存在采取短视措施的可能，他会从侵占其臣民的资本中得到收益，他会想方设法逃避执行契约，拒付债务，并且不断发行新币以谋取眼前之利。这时他的激励动机就如流窜匪帮一样，狭隘利益促使统治走向了终结。奥尔森认为，一般情况下，每个专制者总是被其他的固定或流动的匪帮所代替，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一个专制政体的结束才会被一个民主政体所取代。权力机构逐渐向民主政府过度。回到理论层面，作者认为民主代议制政府产生有三个必要条件：一是有些历史偶然事件会产生一小群领导人、团体或者家族之间产生权力的平衡，使得任何一个领导人或集团都会很谨慎的避免获得大于其他人或集团的权力，这种制约平衡使民主的产生变为可能。二是不同力量之间存在的权力大致平衡并且不会破裂，这样小块地方的专制统治就不可实行。第三是无论由于地理障碍、城墙或其他的环境障碍因素，在实施民主安排的地方一般可免遭周边政权的征服。因为专制者总制造机会去征服更多更大更富饶的领土，而民主国家因为趋于其领地的投票权所以并不会有侵略的动机。我认为，第一个条件是最重要的。一旦存在权力平衡，每个人都有动机去降低自己以外任何可能的专制者成为真正专制者的可能性，因为每个人都担心其他人大权在握后对自己不利（铲除异己等）。如果权力只掌握在一人手中，那么用以防止专制行为出现的机制比如法院和司法机关往往难以发挥作用，甚至反过来成为扩大政府领导人权力的工具，这时专制统治就会死灰复燃。因此，那些确立权力分享安排的人有很强的动机去使这些机制发挥应有的作用，并导致限制政府权力特别是政府行政首脑权力的制度安排的相应出现。英国1689年光荣革命后，没有一个政治派别强大到可以强加自己的意志到其他派别身上，或者直接去形成一种专制体制。每个握有权力的领导人之间形成了权力平衡，他们同意设立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议会，它代表所有各方力量，并限制赋予政府的权力，同时使君主拥有的权力有限化。他们还设立司法机构、签署《权利法案》并对判例法进行重大改革。总之，他们希望借此防止其他专制力量的兴起。这种权力分享的制度安排使英国人开始对很多事情有了相当高的信任度：他们相信彼此之间签署的任何契约都会得到公平的执行，任何私人合法财产都不会突然被充公或侵占，而他们对政府的批评也不至于遭到迫害。1689年后，英国私人财产和契约执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稳定，也正是光荣革命后不久，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由此我们注意到，在权力分享制度下的人创造的确保他们不会成为专制迫害牺牲品的结构，也同样保护着财产权和契约权。

奥尔森认为，在民主的形成与个人权利（包括财产权和契约权）的稳定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一个脆弱民主制度下的领导人会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没收资本、贬值货币或者剥夺少数人权利，这正好使个人权利受到伤害。相反，在持久的民主统治与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财产和契约权之间，却存在重要的联系。在稳定的民主国家里，在法治之下，权力的继承是可以预测的，个人权利的裁定与执行绝非是短期的考虑。许多人自信地签订长期契约，或者可以很放心地将财产受托到后几代，或者设立基金会，他们认为这种预期是绝对会持久的。我认为，稳定民主制度下的政府与专制君主和脆弱民主制度的领导人相比，具有更大的共容利益，而且实行权力分享制度，他的政府是强化市场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