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循吏列传》与《酷吏列传》(合集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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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浅谈《循吏列传》与《酷吏列传》

浅谈《循吏列传》与《酷吏列传》

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对于我国的史学研究具有深远影响。并且作为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史记》也具有着极高的文学价值,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中《循吏列传》《酷吏列传》两篇类传,分别描述了春秋战国时期五位贤良官吏奉公守法、清正廉洁的事迹以及汉武帝时期残酷暴力、执法严酷的酷吏形象。两篇传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映出了太史公司马迁倾心向往的理想的吏治蓝图,同时也反映了汉代当权者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所采取的严酷暴虐的政策。

一、从《循吏列传》看司马迁的政治思想与写作特点

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循吏列传》,因此其就成为了最早为“循吏”作传的人。《循吏列传》开篇即阐明了太史公的“循吏”观:“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在司马迁看来,循吏就是“本法循理”之吏,是奉行无为治民策略的官吏,“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是司马迁眼中为政治国的根本道理。

司马迁在《循吏列传》中刻画了这样五个形象鲜明、政绩显赫的典型循吏:孙叔敖、子产、公孙仪、石奢、李离。楚相孙叔敖主张施行教化引导百姓,实行和缓政令;郑相子产坚持礼义道德,受百姓爱戴;鲁国博士公义休奉公守法、依理行事,不贪小利、两袖清风;楚相石奢刚正廉直,孝顺忠君;晋国狱官李离不徇私舞弊,奉公执法,敢于承担过错。诚如古人所言“良吏,化大事为小事,化小事为无事,蕲于为朝延安民而已。”《循吏列传》中的五位良吏作为典型代表,各有其独特的治国才能,而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忠君爱民,遵纪守法。这些人是司马迁心中的理想官吏形象,他也试图通过自己的笔给天下官吏树立榜样。司马迁通过自己的叙述反映了其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

文字简净,是本传极显著的特色。篇幅短小精悍,仅一千二百字左右,取材表述皆至为简要,却是精当有力,给人留下了过目难忘的印象。难怪古人赞曰:“太史公《循吏传》文简而高,意淡而远,班孟坚《循史传》不及也。”而这种写法,正是与其身为类传的特性有关。类传是专题性的传记,主要表现一类人的共性和作者对本专题的思想见解,至于人物生平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并不重要。故类传写人叙事很灵活,选择性强,不求全而求典型。和其它类传相比,本篇在取材上剪裁的幅度是很大的,作者用简洁的文字把一件典型事例细致写出,使之妥贴传神,对专题思想依然有很强的表现力。正是这种写法,使本篇在表现类传的特性方面成为很有代表性的作品。

二、从《循吏列传》看司马迁的内心矛盾困惑

《酷吏列传》在整部《史记》中有着独特的地位。从表面上看,《酷吏列传》仅仅是关于十个酷吏的白描式的传记,而实际上它却是西汉鼎盛时期重要的政治思想史料。司马迁写作《酷吏列传》,不单是为了揭露酷吏们罄竹难书的罪行,在酷吏严峻刑法的背后,司马迁更在探索政治权力的制衡和约束,在对现实的激烈批判中,表达了对理想政治体制的向往。因而后人有评论说:“一篇之中,感慨悲愤,汉廷用人之非与酷吏得报之惨,具见于此。此太史公悲世之书,所以致惓惓垂诫之意,不独为十人立传也。”

《酷吏列传》刻画了汉朝的十一位酷吏。这些酷吏从政坚持以严刑军法为工具,惩治豪强,打压权贵,加强中央集权。其中有景帝时期的施行严酷刑法、执法不避贵亲、公正廉洁的郅都,还有武帝时期的十位酷吏,即宁成、周阳由、张汤、赵禹、义纵、王温舒、杨仆、尹齐、减宣、杜周。张汤坚持己见、同情弱小勤于政事;赵禹为人廉倨据法守正;义纵直法行治,不避贵戚;尹齐“廉武”“使督盗贼,所斩伐不避贵戚”;杨仆“敢挚行”;减宣“官事辨”“敢决疑”等等。通过对施行严刑峻法的11位酷吏的勾勒描绘,反映了汉代前期特别是武帝时期酷吏横行,严法诛杀的社会现实,揭示了中国封建专制社会前期吏治演变的一些轨迹,在研究汉代政治史、法律史、吏治史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从这十几个酷吏形象中,我们看到了司马迁的矛盾心理。太史公对酷吏的评价是客观公正的评价的,对于他笔下的这些酷吏,他没有一锤定音,既没完全肯定也没有完全否定。传言酷吏之短,赞取酷吏之长,褒贬互见。“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为声。然郅都伉直,引是非,争天下大体。张汤以知阴阳,人主与俱上下,时数辩当否,国家赖其便。赵禹时据法守正。杜周从谀,以少言为重。自张汤死后,网密,多诋严,官事浸以秏废。九卿碌碌奉其官,救过不赡,何暇论绳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方略教导,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质有其文武焉。虽惨酷,斯称其位矣。”仔细体味,司马迁对这些酷吏的态度有褒有贬,并不一统而论。

在《酷吏传》中,太史公五次写道“上以为能”“天子以为能”来说明酷吏执法能力之强,这是对酷吏工作能力的一种肯定,同时也说明暴酷法治的主谋是最高统治者,而并非这些官吏有意为之。酷吏,是君主专制政治的产物,也是其牺牲品,皇帝用酷吏,是为了维护专制政治之威;杀酷吏,也是为了维护专制政治。司马迁对社会的深刻认识决定了他对酷吏的认识和评价。他清楚地看到了酷吏产生的社会背景,这不仅仅是武帝政治专制和皇权强化的结果,之中也包含了当时社会矛盾的激化。在这种情况下,武帝大量任用酷吏,打击豪强,限制兼并,聚敛财富,稳定社会以维护统治需要也就在所难免。因此,我们可以在《酷吏列传》中看出,司马迁在一定程度上对酷吏的产生和存在保持了一种客观理解的态度。他在如何解决德政与法政、法治与暴治之间产生了困惑与矛盾,但对于这些矛盾,他也是无力解决的啊。

三、对比《循吏列传》与《酷吏列传》

《循吏列传》与《酷吏列传》乃是司马迁有意为之的姊妹篇。《循吏列传》语言简洁,意气高远。而《酷吏传》用意短悍,有肃杀之风。《循吏列传》中太史公说:“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在《酷吏列传》中他又充分肯定老子“法令滋章,盗贼多有”的论断,表示了他反对“以恶为治”作法。而在这两篇传记的具体安排上,《循吏列传》中没有一个汉代人,《酷吏列传》所写的则全是汉代人。写酷吏,全是当朝人物,这是直接讥刺汉武帝宠用酷吏、任其肆虐为害的时弊;写循吏,全无时人,则是以古讽今,暗藏批评当朝吏治的锋芒。两传鲜明对映,相反而相成,司马迁的政见与好恶之情都可以从中品味出来。

“豪恶吏伏匿而善吏不能为治,以故事多废”,“民倍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循吏温柔善良,忠君爱民,是由史至今社会需要和百姓爱戴的理想官吏。然而在有些情况下,循吏为了成就其自身名望,做事往往显得小心谨慎、束手束脚,真正能力没能得到完全发挥。随着社会的发展,循吏已经不能适应汉朝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当时的政治统治。循吏只能出现在政治太平,百姓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中。而这些历史上有名的酷吏,既廉洁,又严执法令,不畏权势,坦坦荡荡,无所畏惧,比起循吏来,他们更痛快爽气,而其治下也大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

“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循吏列传》与《酷吏列传》之所以千百年来流传于世,不仅在于它所关注的是与广大人民息息相关的官吏统治问题,更是因为它们传递出了太史公的政治理想——治国的根本在于实行“德政”。在循吏和酷吏身上,司马迁看到了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下知识分子的一种无奈和身不由己。个人命运往往不能掌握在自己手中,而要受到统治者的控制。这也是司马迁本人对自身价值和命运的一种初步探索。

第二篇:再读《史记·循吏列传》有感

再读《史记·循吏列传》有感

文· 李 爽

书,能让无处安放的躁动得以平复;书,能让知音难求的孤独得以排解;书,能让空虚无知的灵魂得以充实;书,能让人类文明的精粹得以留传。英国人手中常有一本书,法国人手中常有一枝花,两者都是极美的东西。放眼看看中国人手中,常常有一部手机……所以我们呼唤阅读,重拾失去的阅读乐趣。

进入法院工作,换了角度重看《史记》,我发现一个事实:在古代能做到“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能征一国”的人,不仅仅是学识渊博,政治才华突出,更重要的是品行端正。

在古代,凭借举孝廉,就能做到地方县吏。隐居终南的能人,甚至可能直接起用为社稷重臣,可见品行在古代选官制度中就已经优先考虑。楚国的孙叔敖,从一个隐士做到国相仅用了3个月时间。于无形中教化百姓,因地制宜鼓励生产,法不苛责,却能人人遵守,官无奸邪,人民安居乐业。一枚铜钱的分量的改变,看似微乎其微,却能影响市场经济的波动;推广马车取代推车,看似无关紧要,却可能激起人民与国家间的矛盾。不适应需求的改革,孙叔敖力排众议,立即建议决策者禁止;迎合发展需要的改革,因势利导,以身作则,让官员先做表率,让百姓看到改革之便后自主改变。用现代观点来看,摆正自己的位置,看清自己的使命,孙叔敖做到了执政为民、便民,利民。

我们知道上行下效的道理,上级领导的喜好,直接影响了社会风气。蒲松龄的《促织》就写了君王喜欢斗蛐蛐,结果官员纷纷责令县乡上交品质优良的蛐蛐。有交上品相好的,就会平步青云,鸡犬升天。于是街头巷尾到处是斗蛐蛐比赛的富家子弟,荒郊野岭可见按照大仙指点寻找蛐蛐的百姓。鲁国的国相公仪休,嗜鱼如命,但是却坚决不肯收宾客送来的鱼,他说收了贿赂,就会结束政治生涯,以后想吃鱼没人会送,自己也买不起了。正是因为他廉洁自律、奉法循理,才换来了百官自正、不争民利。古往今来,贪腐向来就不是只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问题,而常常是窝案,官员拉帮结伙中饱私囊,盘剥百姓。贪腐越厉害,社会越黑暗,国家越危险。李世民以人为镜,开启了开元盛世;商纣王酒池肉林,颠覆了一个国家。“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想要大刀阔斧整顿寰宇,从政者还是得先做到打铁自身硬。

晋国的李离是当时的法官,发现自己听察案情有误,错判死刑,于是自己向晋文公检讨责任,将自己拘禁起来。晋文公宽恕他,认为是下属的失职,与他无关,下达特赦令,但他仍然对自己的失察失职自责不已,觉得愧对君王的信任,最后伏剑自刎,以死来帮助晋文公肃清国法,晋国终成为春秋时期的强国。责任意识,司法者必须铭记在心。法官对当事人负责,就是对国家负责,就是对自己负责。法官百分之一的错判,对于被误判者的家庭来说就是百分之百的悲剧,对于司法公正来说就是绝对的负面影响,对于司法公信力来说就是致命的打击。我们尽力不要犯错,但是如果错误已经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那就必须对错误负责到底。追谁的责,追什么责,怎么追责,每一环都应该放在阳光之下,彰显法度的公正,给人民一个公道。“法者,天下之程式,万事之仪表。”“法小弛则是非驳”,因人废法,国家将乌烟瘴气;忍痛割爱,可换来长治久安。

我读《循吏列传》,收获可总结为六个词:修德,为公,克己,守正,尽职,担当。

第三篇:中国通史读书报告(史记-酷吏列传)

《酷吏列传》读书报告

1200060608吴东方

内容简介:

这是一篇类传,记述西汉前期以酷刑峻法为统治工具,以凶狠残暴著称的十几个官吏的生平事迹。特别对汉武帝时期的十个酷吏,即:宁成、周陽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杜周等,作了集中而概括的描写。

读后感:

司马迁写《酷吏列传》的目的是抨击汉武帝及其重用的酷吏苛政虐民,使得冤狱横生,社会不宁的举措,但我读了酷吏列传后,结合我对整个西汉史乃至中国古代史的了解,却对酷吏这类人产生了尊重敬佩,更对任用他们的汉武帝他的雄才大略,非止对外,对内也有远见卓识,佩服的五体投地。

列传开篇先引述孔子的观点,认为国家的治理与否,不在于刑法是否严苛,而在于君王是否宽厚,并举了吕后时期和景帝时期侯封、晁错的例子,认为严酷的官吏导致了国家的**。我却不这样认为,侯封之死主要是因为政治上站错了队,其生平事迹并不可考。而晁错则历来被认为死得冤枉,他出于集中皇权,削弱藩属的大局考虑,不顾父亲以死相谏,执意建议景帝削减封王的藩国,结果落了个“衣朝衣斩于市”的悲凉下场。易中天先生曾在他的《明月何曾照渠沟》中评晁错只适合做政论家,并不适合当政治家,但易先生也承认“晁错是那种为了理想义无反顾一往无前的人。”

至于郅都,他上任郡守,严惩豪强,族灭首恶,手段不可谓毒辣,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常自称曰:‘已倍亲而仕,身固当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矣。’”用现在话来说就是公正廉洁,不徇私情。

张汤则是汉武帝时代最著名的酷吏,官至廷尉、御史大夫,又多行丞相事,满朝官员、皇亲贵戚没有不畏惧张汤的。九卿之一的廷尉职责权力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公安部长兼司法部长。御史大夫是汉代三公之一,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主管监察,是名副其实的实权正国级。司马迁还提到“汤数行丞相事,知此三长史素贵„„”说明张汤还曾多次代理行使过丞相的职权,深得汉武帝亲信和器重。但张汤最终也恰恰倒在他代理丞相时的三个长史手里,一代酷吏最终自杀狱中,也算是莫大的讽刺。张汤死后,“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昆弟诸子欲厚葬汤,汤母曰:‘汤为天子大臣,被汙恶言而死,何厚葬乎!’载以牛车,有棺无椁。”汉武帝闻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于是重新调查案件,发现所谓张汤与商贾勾结,“居物致富,与汤分之”纯属造谣污蔑,汉武帝下令把三个长史都杀了,丞相庄青翟也自杀。

遍读整篇《酷吏列传》,诸如郅都、张汤、赵禹、义纵、尹齐等皆以严酷暴烈,执法苛刻,不避贵戚著称,他们多清廉奉公、死后家无余财。然而同样名列酷吏列传的如杜周之流,虽然一开始也执法无私,但身居高位后“至三公列,子孙尊官,家訾累数巨万矣。”显然就不那么令人尊敬。

司马公虽然不是非常赞成酷吏的作为,但也公正的记述他们的好的地方,并且评价说:“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方略教导,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质有其文武焉。虽惨酷,斯称其位矣。”至于那些虽然残暴,但不以法律为上,专嗜杀虐的官员,显然连酷吏二字都不配称,“至若蜀守冯当暴挫,广汉李贞擅磔人,东郡弥仆锯项,天水骆璧推咸,河东褚广妄杀,京兆无忌、冯翊殷周蝮鸷,水衡阎奉朴击卖请,何足数哉!何足数哉!” 熟悉两汉历史的人都知道,西汉和东汉都是亡于后期严重的土地兼并,豪强坐大,农民失去土地,流民成祸。王莽实行新政,将土地收归国有(将天下田改为“王田”)也是为了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因为土地兼并导致农民失去土地进一步变为奴隶,政府对豪强大地主的约束力将持续下降,王朝的覆亡也是必然的,所谓宦官专权、外戚干政、腐败横生都是皮毛和表象。

酷吏打击豪强,实际上损害的很多都是当权者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维护的恰恰是中央集权政府的权威和下层百姓的权益。士大夫阶级是历史的主要描述者,他们当然不喜欢张汤这样的酷吏,更喜欢宽容仁厚,以德服人的循吏。但恰恰是张汤这样的酷吏,包括曹操担任洛阳北部尉时祭出五花大棒,才能震慑豪强,惩治不法。

为什么我如此推崇被视为统治者爪牙走狗的酷吏呢?因为我认为相比一些沽名钓誉,以君子自居,满口仁义道德,四处惺惺作态的所谓清流相比,酷吏要对得起百姓,对得起历史。在汉末、魏末、明末都出现了一批号称清流的士人,汉有党锢之祸,晋有竹林七贤,明有东林党人,历史上主流声音是力挺这些清流或者党人的,认为他们执政将比阉宦执政更能挽救朝代的危亡。但我认为,除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派和实干家,清流和阉宦执政没有什么区别,有的时候文人误国比太监误国更危险。

崇祯帝斗倒魏忠贤之后清洗阉党,一时之间“众正盈朝”,撤销东厂,撤回驻各河道、布政司、海关的太监,东林君子们随后就将治河经费、茶税收入、海商税赋收归己有,而原本能有效抽取南方丝织业商人财富的布税、丝绢税免除。但朝廷也不能不吃饭啊,正直的东林党人把持朝政之后提高了全国的粮食税,不仅如此,为了补偿军需,每亩地收两钱军税,为了补充马匹,每亩地收五钱马税,为了恢复万历以来没能得到“赐名”的远方宗室的皇粮,也要从每亩地收税。以陕西一省为例,张居正评估认为亩产值在五钱银子,可崇祯年的税负总额达到了惊人的二两银子,这就是说即使勤恳的农民努力的耕作一年收获二倍于张居正评估的收成,也只够交一半的税,怪不得李自成、张献忠们不种地了呢,都说明末天灾连年,在我看来,没有天灾也禁不住东林君子们这么折腾啊。要知道在东林党执政之前,魏忠贤主要是从京城的官员和江南的商人身上搜刮财富,在自己赚的盆满钵满的同时也能拨给辽东需要的军费,那时候陕北没有那么重的税赋,也没有那么多的起义。

农民们受不了重税,就抛荒土地,揭竿而起,从农民变成“流民”,而招安流民需要钱,镇压起义也需要钱,而流民也好,官军也好都是只吃不吐的,崇祯只好拿出内帑来喂饱他们,自己则节衣缩食,把金银器皿甚至大殿里的铜壶都卖了换军费。眼看没啥卖的了,崇祯就想找百官借钱,而东林君子纷纷表示我们两袖清风,一毛不拔,发奖金可以,借钱免谈,崇祯苦苦相求,阁臣魏藻德仅捐五百两,首辅陈演更是表示自己从不收受贿赂,一文钱也拿不出来,崇祯自己的岳父周奎也才捐了一万两,是京城捐钱最多的。而崇祯看两线作战压力太大,相与后金议和,“众正”就跳出来喊“卖国贼”,最后负责议和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也被处死。李自成都打到河北了,崇祯弱弱地提出了“南迁”之议,结果被骂的狗血喷头,东林君子纷纷表示“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御史大夫李邦华甚至直接说:“在皇上惟有坚持效死勿去之义”,估计崇祯气也被气死了。

读史的人看到东林党人“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保君王”的豪情都会异常感动,尤其是身为明朝倒数第一任内阁首辅魏藻德和倒数第二任首辅陈演到国亡之际连五百两银子都拿不出来,真是让人感动得痛哭流涕。不过如果再往后翻几页,会让人破涕为笑的是,李自成入京,从整个紫禁城搜刮出的财物变卖只有数万两白银,而魏藻德交出数万两白银,陈演主动“助响”四万两求活命,结果被家奴告发,刘宗敏发掘其家地下,发现全是白银,还有无数黄金和成斛的珍珠,不得不说陈演不给崇祯一文钱,把钱留下来给李自成也算“明智”,毕竟保全了性命,但也就多活了四天,“四月八日,得释”,四天之后李自成败给了多尔衮,陈演终于难逃一死。对了,还有那个慷慨解囊一万两的国丈周奎,李自成进京之后,他的妻子、儿子、儿媳或被杀,或自缢,他交出了七十万两白银和所有宅邸家产换了一条命。

我不否认在东林党早期,和汉末、晋末的很多清流之中,都不乏有宏图报国之士,但他们一旦与大地主、大商人站在同一条战壕,就不可避免的走向灭亡。汉末群雄并起,重用寒门、招抚流民屯地的曹操击败了四世三公的袁绍、风流雅俊的刘表,并不只是个人的造化,更是时代的必然。而毛泽东和其领导的共产党分田地给贫农,蒋介石和其领导的国民党将整个国家的财富和金融把持在四大家族及团结在四大家族的大地主手中,纵使三民主义喊得再响,也不能代表人民的呼声。历史总是演了一遍又一遍。

读完酷吏列传,回味几千年的历史,我想,中国需要酷吏,需要像张汤一样打击犯法不避开权贵豪强的酷吏,需要像郅都一样不徇私情,公正不阿的酷吏,抑止豪强,打击腐败。吏治清则中国治。

第四篇:《酷吏列传序》司马迁文言文原文注释翻译

《酷吏列传序》司马迁文言文原文注释翻译

在我们平凡无奇的学生时代,大家对文言文一定不陌生吧?其实,文言文是相对现今新文化运动之后白话文而讲的,古代并无文言文这一说法。那么问题来了,你还记得曾经背过的文言文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酷吏列传序》司马迁文言文原文注释翻译,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作品简介

《酷吏列传序》记述前期以酷刑峻法为统治工具,以凶狠残暴著称的十几个官吏的史实。特别对汉武帝时代的十个酷吏,即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杜周等,作了集中而概括的描写。

作品原文

酷吏列传序

孔子曰①:“导之以政②,齐之以刑③,民免而无耻④。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⑤。”老氏称⑥:“上德不德,是以有德⑦;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⑧。”“法令滋章⑨,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⑩!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11)。昔天下之网尝密矣(11)然奸伪萌起(13),其极也(14),上下相遁(15),至于不振(16)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17),非武健严酷(18),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19)!言道德者,溺其职矣(20)。故曰“听讼,吾犹人也(21),必也使无讼乎。”“下士闻道大笑之(22)”。非虚言也。汉兴,破觚而为圜(23),斫雕而为朴(24),网漏于吞舟之鱼(25),而吏治(26),不至于奸,黎民艾安(27)。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28)。

作品注释

以下所引的几句话出自《论语·为政》篇。

②导:引导。《论语》作“道”,通“导”。政:政令。

③齐:整齐。此为约束之意。

④免:免于死罪。

⑤格:革。此言百姓革除坏毛病而走上正路。按程树德《论语集释》引黄式三语曰:“格、革,音义并同,当训为革。”

⑥老氏:指老子李耳。以下引文前四句出自《老子》第三十八章,后二句出自《老子》第五十七章。

⑦上德:具有高尚道德的人。不德:不表现为形式上的德。按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上德的人,因任自然,不表现为形式上的德。”是以:因此。有德:实际上是有德的。

⑧下德:道德低下的人。不失德:竟谓执守形式上的德。无德:没有实际的德。

⑨滋章:越发严酷。章,通“彰”,此为森严酷烈的意思。

⑩信哉:可信啊。是言:这些话。

(11)具:工具。制治:管理政治。清:政治清明。浊:政治污浊。

(12)昔:从前。此指秦朝。网:法网。

(13)奸伪:奸邪欺诈。萌起:不断产生。

(14)极:极点,指情况最严重之时。

(15)遁:欺瞒。

(16)振:振作。

(17)救火扬沸:意谓无济于事。按“救火”是负薪救火。“扬沸”。是扬汤(热水)止沸(热水)。

(18)武健:强健有力。严酷:指严厉的法令。

(19)恶:何。

(20)溺其职:丧失其职。

(21)听讼:判案。按此三句出自《论语·颜渊》篇。吾:孔丘自称。犹人:与别人相等。

(22)下士:愚蠢浅陋的人。按此句出自《老子》第四十一章。

(23)觚(gū,姑):古代有梭角的酒器。圜(yuán,元):通“圆”。按这句喻汉代的法制较秦代有重大变化。

(24)斫(zhuó,浊):砍削。雕:指雕刻的花纹。朴(pǔ,仆):本。此指本来的状态。此句说汉代法律重视本质,不重形式。

(25)吞舟之鱼:指大鱼。此句言汉法宽疏。

(26)吏治:官吏的治绩。:纯厚盛美。

(27)艾(yì,义)安:太平无事。艾,通“乂”。

(28)彼:指宽厚。此:指酷刑。

原文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职矣。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下士闻道大笑之”。非虚言也。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

作品译文

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百姓,用刑法来整治百姓,百姓虽能免于犯罪,但无羞耻之心。用道德教导百姓,用礼教来统一他们的言行,百姓们就既懂得羞耻又能使人心归服。”老子说:“最有道德的人,从不标榜自己有德,因此才真正具有道德;道德低下的人标榜自己没有离失道德,所以他并不真正具有道德。法令愈加严酷,盗贼就愈多。”太史公说:这些说得都对!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工具,但不是治理好坏的本源。从前在秦朝时国家的.法网很严密,但是奸诈欺伪的事经常发生,最为严重的时候,上下互相推诿责任,以致于国家无法振兴。在当时,官吏用法治,就好像抱薪救火、扬汤止沸一样无济于事;倘不采取强硬严酷的手段,如何能胜任其职而心情愉快呢?在此种情况下,一味讲道德的人便要失职了。所以孔子说:“审理案件我和别人一样,所不同的是一定要使案件不再发生!”老子说:“下愚之人听人讲起道德就大笑。”这不是假话。汉朝初年,修改严厉的刑法,改为宽松的刑法,废除法律繁杂之文,改为简约朴实的条文,法网宽得能漏掉吞舟的大鱼,而官吏的政绩却很显著,使得百姓不再有奸邪的行为,百姓平安无事。由此看来,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道德,而不是严酷的刑法。

作品赏析

司马迁亲身受过酷吏的残害。本文是《酷吏列传》的序,表明了司马迁反对严刑峻法,实行德政的主张。这篇序言可分为三层:第一层用孔子、老子的话,阐明了道义的重要作用。第二层从“太史公曰”到“非虚言也”,作者充分肯定了孔子、老子的观点,并进一步发展了自己反对严刑峻法的主张。第三层从“汉兴”到结尾,用汉初刑法宽简、风气淳厚、百姓平安的事实,从正面证明德治的重要性。这篇序文的结构很严谨,尤其是前后呼应,善于运用对比手法。文章一开头先引用孔子和老子的话,提出论点,然后用暴秦的事实来论证这一论点。接着再一次引用孔子和老子的话来阐明自己的观点。最后以汉初的事例正面论证自已的观点,得出“在彼不在此”的结论。汉初的事例与秦亡的史实,形成鲜明对比,暗中又与武帝时的弊政形成对比,还与篇首孔子、老子的观点相呼应。全文论点与论据紧密配合,层层深入。太史公是不赞成用严刑峻法和酷吏来治国的,于是他在开篇就引用了孔子的话。太史公认为,法令刑法只不过是治理国家的一个工具,并不是把国家治理得好的根源!

出处简介

《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传”,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是古代史书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与后来的《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三国志》(陈寿)合称“前四史”。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作者简介

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字子长,一说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他编撰的《史记》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与司马光并称“史界两司马”,与司马相如合称“文章西汉两司马”。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赋八篇,均已散失,唯《艺文类聚》卷30引征《悲士不遇赋》的片段和有名的《报任安书》(即《报任少卿书》)。

第五篇:列传027

列传二十七

李国英刘武元库礼胡全才申朝纪马之先刘弘遇

于时跃苏弘祖吴景道李日芃刘清泰佟岱秦世祯陈锦

李国英,汉军正红旗人,初籍辽东。仕明隶左良玉部下,官至总兵。顺治二年,与良玉子梦庚来降。三年,从肃亲王豪格下四川,讨张献忠,授成都总兵。五年,擢四川巡抚。

献忠既灭,其将孙可望、刘文秀等降於明,分遣所部王命臣等窜川南,谭弘、谭文、谭诣、杨展、刘惟明等窜川东,与李自成旧部郝摇旗、李来亨、袁宗第、刘二虎、邢十万、马超等遥为声援。弘犯保宁,国英击败之。命臣据顺庆,国英分兵三道,水陆并进,克其城,获其将李先德、硃朝国等。邢十万、马超所据地近保宁,国英偕总兵惠应诏讨之,获其将胡敬,复潼川,逐之至绵州,获所置吏吕济民等。寻招惟明、展来降,遂下绵州。六年,进复安县,克彰明,破曲山关,徇石泉。有谢光祖者,据寨抗,师行,遣兵破斩之。七年,遣副将曹纯忠、刘汉臣徇川北诸郡县,设伏击斩寇渠老铁匠、黄鹞子。九年,可望、文秀大举寇保宁,横列十五里,势张甚。国英督兵捣其中坚,别遣兵出间道击其后,大破之,授世职二等阿达哈哈番。

十一年,加兵部尚书。时可望等破成都,重庆、夔州、嘉定皆为明守。吴三桂、李国翰驻军汉中,国英请敕进兵。十三年,加太子太保。十四年,擢陕西四川总督。三桂等自汉中下重庆,遂趋贵州。文、弘、诣、二虎等分屯忠州、万县,合军攻重庆,总兵程廷俊、严自明御之,败走。文又合十三家兵逼重庆,国英自保宁赴援,次合江,诣杀文以降。国英入城安抚,弘亦与其将郝承裔、陈达先后出降。文所部犹据涪、忠二州,国英遣总兵王明德击破之。十七年,承裔据雅州复叛,国英督兵至嘉定,分三道进剿,破竹箐关入,承裔走黎州,追获之。十八年,川、陕各设总督,命国英专辖四川。

康熙元年,明石泉王奉鋡攻叙州,国英讨平之。时摇旗、来亨、二虎、宗第等据茅麓山,出掠四川、湖广、陕西错壤诸州县。议三省合军讨之,国英疏言:“贼巢横据险要,我师进攻,未能联合。宜豫会师期,分道并入,使贼三路受敌,彼此不暇兼顾。一路既平,就近会师,贼可尽歼。”上命将军穆里玛、图海将禁旅讨之,国英与西安将军富喀禅、副都统都敏会剿。明年,督兵进巫山,趋陈家坡,破二虎垒。二虎走死,摇旗、宗第夜遁。总兵梁加琦、佐领巴达世逐之至黄草坪,获摇旗、宗第及所置吏洪育鰲等。又遣总兵李良桢破小尖寨,获明东安王盛蒗,叛将贺珍子道宁以所部降。四年,疏言:“全川底定,裁留通省兵四万五千名,以马

二、步一战守各半定额。”从之。五年,卒,谥勤襄。七年,追叙国英功,授世职一等阿思哈尼哈番。

孙永升,袭职。雍正间,官南阳总兵。坐事戍军台。世宗念国英前劳,召还,洊擢至工部尚书。以永升从子时敏袭职。乾隆初,定封一等男。

刘武元,字镇籓,汉军镶红旗人,初籍辽东。仕明官游击,佐祖大寿守大凌河,天聪五年,从大寿出降。崇德六年,授刑部参政。顺治元年,改授甲喇额真,予世职三等甲喇章京。二年,授天津兵备道。三年,擢南赣巡抚。四年,遣副将刘伯禄、徐启仁等剿捕瑞金、石城,兴国、龙安,宁都、上犹诸州县土寇,克鱼骨、莲花、丁田、钩刀嘴诸寨,斩其渠叶南枝、刘志谕、刘飞等。

五年正月,金声桓、王得仁以南昌叛,江西诸郡县皆附,外连闽、粤,赣州介其间。武元召诸将歃血誓,得仁以二十万人来攻,启仁出降,围合。武元城守三月,粮尽,斥家财佐军,励士卒奋战,遂破得仁兵。得仁退屯东山,引武元空城出战,将设伏邀击。武元知其谋,天未明,兵数百持炬为前驱,得仁兵望见,伏尽出,力战,得仁中创遁。声桓闻我师至九江,谋退保南昌,武元出奇兵袭其后,败之太湖港,斩获无算。

十月,叛将李成栋复来攻,众号百万。武元先出兵数百挠之,夜縋城出死士劫破十馀垒,遂令诸将分兵东、西、南三门出战,大破之,成栋以数骑走。叙功,加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赐紫貂冠服、甲胄、佩刀、鞍马。六年,征南大将军谭泰既克南昌,遣梅勒额真觉善等与武元会师,克信丰,成栋宵遁,堕水死。武元分遣副将先启玉、参将鲍虎、游击左云龙等捕成栋馀党,定瑞金、雩都、崇义诸县。进攻梅岭,破木城五,获成栋将刘治国。

七年,平南王尚可喜徇广东,师自南安入,武元遣副将栗养志以兵从,克南雄、韶州二府。又遣副将高进库,游击杨继、洪起元等剿宁都土寇彭顺庆,副将杨遇明、刘伯禄、贾熊、董大用等剿大庾土寇罗荣。顺庆应声桓为乱,自号军门,窥伺郡邑;荣自明季倡乱楚、粤间,自号五军都督,聚众数万,阻山结寨二十馀,四出劫掠:至是皆就戮。叙功,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遇恩诏,进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十年,引疾还京。十一年,卒,赠少保,谥明靖。

瀇,武元长子,袭职。疏请追叙武元赣州全城功,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官至副都统。

浩,武元次子。康熙间,官广西浔州知府。孙延龄叛,城陷被戕,并及其子中枢、中梁、中柱、中楫。事闻,赠太仆卿。

库礼,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太祖创业初,其四世祖昂果都理巴颜来归。库礼事太宗。

崇德初,徵朝鲜兵从征伐,命库礼将其军。五年,睿亲王多尔衮等伐明,围锦州。上遣户部参政硕詹使朝鲜,发水师五千人、米万斛诣大凌河,库礼与梅勒额真洪尼哈将三十人导。六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围锦州,克其郛,斩八百馀级。复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萨穆什喀攻松山北崖,库礼以朝鲜兵二百馀先登。科尔沁部人或降於明,发砲中库礼手,库礼不为动,督战益力,卒破明兵。攻松山,明兵击正红、镶蓝二旗分守地,库礼与左翼将领勒卜忒击之,明兵引卻。以功授世职牛录章京,赉所获牲畜。七年,擢户部参政。

顺治初,改户部侍郎。论定都功,加半个前程。旋坐阿豫亲王多铎指,集视八旗女子,论罚鍰。二年,命如淮安总理漕储。四年九月,盐城土寇窃发,库礼与漕运总督杨声远亲往抚慰。未几,其渠周文山等以八百人夜袭淮安,自夹城东门缺口入,攻库礼官廨。库礼率中军张大治、旗鼓王国印将帐下卒数十人御之,其妻尽出廨储矢,仆婢赍送助战,众皆一当百,自丑至辰,所杀伤过当。文山等溃走,逐斩百八十馀级,尽收其印劄、军械,城赖以全。

有称明益王者,奉唐王聿键隆武号,屯庙湾,有众数千、舟百馀,将攻淮安,库礼与声远等计,设伏以待。敌舟扬帆直上,至车家桥,伏发,水陆夹击,敌死者过半,馀众走还庙湾。固山额真张大猷、巡抚陈之龙以师从之,敌据刘庄场,为屯凡十,以次剿抚,旬日乃尽定。考满,进三等阿达哈哈番。寻召还。

七年,致仕,复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加拖沙喇哈番。卒,谥僖恪。

胡全才,山西文水人。明崇祯进士,官兵部主事。顺治元年,固山额真叶臣定山西,疏荐,起原官。二年,自郎中授陕西汉羌道,驻汉中。时叛将贺珍为乱,全才上官,抚绥彫瘵,安集流亡。招明将赵光远部曲齐升、王明德、李世勋等来降,尽收其军械,与知府杨可经等练士卒,聚刍粮为备。珍突至围城,升等奋勇冲击,世勋中流矢死。城守三十馀日,援师至,珍遁走,汉中得全。工部侍郎赵京仕疏言汉中重地,宜设巡抚,且荐全才才称仕。

三年,擢宁夏巡抚。四年,疏请颁本朝律典及性理、通鉴诸书,令士子诵习。又疏言:“宁夏旧额兵三万有奇,设总兵及中军副将分统之。其后兵裁及半,罢中军副将。往者总兵应徵发,叛将王元遂乘隙戕巡抚焦安民为乱。宜复旧制,广兵额,设中军,调征兴庆副将马宁尝擒斩王元,请仍补斯缺。”下部议,并如所请。元党马德既降复叛,全才与总兵刘芳名发兵讨诛之。语详芳名传。是岁山、陕蝗见,全才为捕蝗法授州县吏,蝗至,如法捕辄尽,不伤稼。因以其法上闻,命传示诸直省。

初,全才任汉羌道时,令凡受贺珍劄付者,许自首,仍予劄付如其官。旋揭告汉羌总兵尤可望苛罚冒饷,藏匿伪官,可望即以擅给劄付讦全才,并坐罢。全才诣部自陈,部议以全才功大罪小,复除江西饶南道。

十年,经略洪承畴奏荐,令从征湖南。寻命抚治郧阳,提督军务。李自成将郝摇旗、刘体纯等降於明,及明桂王走南徼,遂屯聚房、竹群山间为盗。全才分兵扼冲要,驰察穀城、南漳诸地形势,檄诸将进讨,战屡胜。十三年,明桂王所置总兵李企晟入郧阳,与摇旗等合,全才遣诸将硃光祚等密捕之,执企晟。旋擢湖广总督,卒官,赠兵部尚书,谥勤毅。

申朝纪,汉军镶蓝旗人,初籍辽东。天聪八年,授刑部启心郎。文馆硃延庆疏陈时事,荐朝纪温雅正直,练达世务,处家俭,守身约,讷言敏行,足任鸿钜。崇德元年,赐人户、牲畜。

顺治元年,授河南河北道,驻怀庆,李自成之党二万馀来犯,朝纪登陴守御,昼夜不少懈,有渠乘白马薄壕,麾众攻城,朝纪举砲殪之,贼悉惊窜。二年,迁江南布政使,擢山西巡抚。三年,疏言:“驿递累民,始自明季,计粮养马,按亩役夫。臣禁革驿递滥应、里甲私派。请饬勒石各驿,永远遵守,俾毋蹈前辙。”又疏言:“各省驿站银旧额十五万有奇,明季裁充兵饷。驿费不足,辄私派於民。请敕部复原额。”又疏言:“赋役全书应裁、应留诸项,请覈实详酌,俾有司不得私徵滥派。”疏并下部议行。四年,阳城民王希尧、贾国昌等以邪教倡乱,朝纪遣中军都司白璧同冀南道武延祚率兵捕治,悉诛希尧、国昌等。汾州营卒李本清、任自兴等据永宁铜柱寨为乱,朝纪赴汾州,遣冀宁道王昌龄等率兵捕治,获本清等,焚其寨。宁乡民杨春暢等复以左道据冷泉寨为乱,朝纪遣平阳副将范承宗等讨平之,擢宣大山西总督。五年,卒。

延庆,汉军镶黄旗人。入关,官至江西巡抚。

顺治间,治山、陕著绩效者,又有马之先、刘弘遇。

马之先,汉军镶蓝旗人,初籍金州卫。顺治初,以诸生授昌平知州。四迁至湖广布政使。七年,授江西巡抚。土寇王才据终南山肆掠,之先遣游击陈明顺等自子午镇进剿,才窜走,败之高关峪,又败之化羊峪,获才。又捕治诸盗何紫山、孙守金、唐珍玉等。十一年,自成馀党刘二虎、郝摇旗等侵入陕西境,之先与汉兴总兵赵光兴发兵三道迎击,破小广峪寨,斩其将傅奇,迁宣大山西总督。十三年,调川陕总督,加兵部尚书,入觐,上谕之曰:“陕西天下咽喉,尔当视孟乔芳倍加勤慎,方克有济。”十四年,卒,谥勤僖。

刘弘遇,汉军正蓝旗人,初籍辽东。与弟奇遇,并以诸生入祖大寿幕,佐军谘。天命间,太祖伐明,次三岔河,弘遇与奇遇挈家来归,籍明诸边兵马数目,并画战守事陈奏。上曰:“得广宁,当官汝!”久之未用。崇德元年,上疏乞自效,命大学士范文程等试之,授弘文院副理事官。

顺治元年,译辽、金、元三史成,赐白金、鞍马。寻授工部理事官,迁山西朔州道。二年,与副将侯大节等捕治蒋家峪、黑草嘴土寇,擢陕西布政使。五年,授安徽巡抚。金声桓叛江西,皖北盗蜂起。弘遇如池州,分遣镇将逐捕盗渠王贰甫等,移驻安庆,与总督马国柱捕治英山、霍山、潜山诸盗,得其渠孔文灿等,馀盗悉平。六年,裁缺召还。

七年,授山西巡抚。时姜瓖乱初定,其党窜匿保德、五台、府谷诸县山谷间。弘遇请免逋赋,甦驿困,矜恤诸死事家。又疏言:“兵后民田荒芜殆尽,前此师讨姜瓖,竭蹶供刍粮。今捕治馀寇,日需输輓。值二麦未收,秋禾遇蝗灾,农失耕时。”得旨,下所司蠲赈。又与总督佟养量、总兵刚阿泰剿五台山寇刘永忠、高鼎,降陕西土寇杨茂。

弘遇抚山西四年,建忠烈祠祀守土诸臣死姜瓖乱者,并修太原、阳曲学宫,筑汾河诸堤,山西民诵其惠。旋以捕治土寇未入奏即籍没,给事中张璿论弘遇专擅,寻奉诏甄别督抚,弘遇左授福建督粮道。十八年,卒。

于时跃,汉军正白旗人,初籍广宁。顺治二年,以诸生授安徽合肥知县。寻迁河南怀庆知府。四年,擢河南道。灵宝、卢氏二县寇发,时跃与副将寇徽音、游击孔国养等入山捕治,破其寨,斩寇渠刘芳、张进泽、张三桂等,寇乃平。七年,迁山西按察使。时跃善听讼,讼至即定谳,民称之曰于不落。九年,迁山西布政使。坐在陕西荐举属吏失当,左迁。经略洪承畴荐其才,命赴军前效用。寻复荐补湖广驿盐道。

十二年,超擢广西巡抚。明宗人盛浓、盛添据富川,结土寇王心、蒋乾相等,■H0集瑶、僮,窥旁近郡县。时跃会提督线国安、总兵全节讨平之。十三年,明将龙韬屯柳州,时跃密约国安与定南王护卫李茹春、总兵温如珍等,督兵攻之,阵斩韬,逐北三十馀里,馀众悉遁。十四年,师下云南,时跃疏请宾州设兵防守,并分屯柳州备策应,下所司议行。明桂王由榔号召诸降附土寇,假以公侯,分据郡县:郁林则李胜、李乔华,怀集则何奎豹、李盛功,富川、贺县则马宝、梁忠,南宁、太平则贺凡仪、曹友,并倚险为巢,四出侵掠。僮寇罗法达、廖仁伦等复扰临桂、永福、荔浦、修仁诸县。时跃亲督兵捕治,所陷城邑次第克复,叙加都察院副都御史。十八年,擢广西总督。明德阳王至濬走安南,时跃招使来降。叙功,加右都御史。康熙二年,卒。

苏弘祖,汉军正红旗人,初籍辽阳。崇德三年,以举人授户部启心郎,赐朝衣一袭,免丁四。八年,考满,授世职牛录章京。顺治初,授河南河北道。累迁陕西布政使,世职累进三等阿达哈哈番。十年,坐计典失实,左授福建福宁道。十三年,迁左佥都御史。十五年,授南赣巡抚。十七年,雩都寇发,弘祖斥资造火器,遣兵捣其巢,擒其渠李玉廷。别有土寇谢上逵、罗一鉴、徐黄毛等,据广东平远五指石,界连闽、赣。弘祖发兵讨之,上逵诈降,潜走匿红畬。弘祖遣将李宗韬以计擒斩一鉴、黄毛等七人,夜进兵,逐贼至柑子窝中木溪,毁五指石寨,攻红畬,贼缚上逵献,斩之。十八年,遣游击王把什捕治广昌土寇,乘雨攻不备,破滴水、羊石二寨,斩千馀级,擒其渠幸连升、萧来信。康熙元年,甄别督抚,弘祖解任。三年,卒。

吴景道,汉军正黄旗人,初籍辽东广宁卫。天聪间,授吏部启心郎。崇德元年,改都察院理事官。疏劾刑部理事官郎位贪污不法状,鞫实,黜郎位,追赃贷死。郎位衔景道甚,诱都察院笔帖式李民表与同居,讦景道,鞫虚,民表坐诛,籍郎位半产。景道以不察民表违禁移居他旗,罚如例。景道疏论睿亲王多尔衮专擅,坐夺官。

顺治二年,起授河南布政使,擢巡抚。时河北初定,河南五府馀寇未靖。宝丰宋养气、新野陈蛟、商城黄景运等各聚数千人,侵掠城邑。景道檄总兵高第、副将沈朝华等分道捕治,诛养气等。四年,郧阳土寇王光泰率千馀人犯淅川,景道遣参将尤见等与总兵张应祥合兵击卻之。五年,罗山土寇张其伦据鸡笼山寨,出掠,景道遣都司硃国强、佟文焕等督兵讨之,破寨,擒戮其伦,并其党硃智明、赵虎山等。曹县土寇范慎行等煽宁陵、商丘、考城、虞城、仪封、兰阳、祥符、封丘诸县土寇,并起为盗,屯黄河北岸。景道檄第督兵讨之,寇退保长垣,第以师从之,寇走兰阳。景道遣文焕督兵追击,斩千馀级。薄曹县,寇列栅拒守。景道檄总兵孔希贵自卫辉道肥城,断寇东走路。游击赵世泰、都司韩进等率精骑分道夹击,战於东明,歼寇数千,获慎行诛之,馀众悉溃散。叙功,加兵部侍郎。七年,进尚书。八年,商州土寇何紫山等掠卢氏,夜袭世泰营,第督兵扼击,走商南。景道檄应祥督兵讨之,寇尽歼。九年,以塞汴河决口,与河道总督杨方兴同赐鞍马、冠服。十年,以老疾乞休。十三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悫僖。

李日芃,汉军正蓝旗人,初籍辽阳。太宗时,命以诸生入内院理事,赐五户。顺治元年,授永平知府。三年,迁霸州兵备道。授知州张儒策,谕降土寇李振宇等数百人,擢佥都御史。四年,加右副都御史,授操江巡抚。金声桓以江西叛,日芃亲督兵屯小孤山磨盘洲,令同知赵廷臣、参将汪义、游击袁诚等迎击。五年,战於彭泽,得舟二十馀,寇中砲及溺死者无算。六年,裁安徽巡抚,命日芃摄其事。土寇余尚鉴挟明宗室统锜■H0声桓馀党据险为二十馀寨,掠桐城、潜山、太湖诸县。日芃遣副将梁大用等督兵讨之,克皖涧寨,进围飞旗寨,断水道,分兵四路合击,拔之。又破桃围等寨,擒戮统锜、尚鉴,馀大小和山等十八寨皆降。九年,加兵部侍郎。十年,讨平徽州赤岭土寇张惟良。十一年,甄别直省督抚,加兵部尚书。明将张名振屡自海入江犯镇江、瓜州,劫漕艘。日芃令於镇江檀家洲测江水,浅则植椿,深则编筏,环以铁索,阻来舟。两岸置砲,南自镇江至圌山,北自瓜洲至三江口,建新堤,设木桥,通巡兵往来。令圌山、瓜洲等四营守备更番督水师防御。五里置一汛,讥察详密。诸寇匿江为薮,俘斩略尽。十二年,加太子太保。旋卒,谥忠敏。

刘清泰,汉军正红旗人,初籍辽阳,名朝卿,以诸生归太宗,赐今名。崇德六年,试一等,入内院办事。顺治二年,擢弘文院学士。九年,充会试副考官。授浙江福建总督。

时郑成功据厦门,陷漳浦、海澄、南靖诸县,上命其父芝龙作书,敕清泰谕降。十年二月,清泰疏劾巡抚张学圣、巡道黄澍、总兵马得功前此侦成功赴粤,潜袭厦门,攫其家赀,致成功修怨,连陷城邑,学圣等并坐黜。三月,清泰得成功报芝龙书,略言就抚后,原得浙东、岭南地驻兵。清泰疏上闻,并论成功语浮讠夸,议抚当详慎,上嘉其远虑。五月,平南将军金砺攻海澄,以饷不继,还军漳浦。会上敕封成功海澄公,畀以泉、漳、惠、潮四郡地,遂罢兵。清泰请驻军浦城备不虞,从之。十一年,疏言:“成功虽降,不薙发,其党逞掠如故,降无实意。宜发禁旅赴福建,驻要地,资策应。”下诸王大臣议。清泰旋以病乞假,还驻杭州。成功发兵攻陷漳、泉,上授郑亲王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率师讨之。左都御史龚鼎孳疏劾清泰当金砺攻海澄,不能同心合力,及招抚未定,又不控扼险要,致海疆被陷,坐夺官。

十八年,圣祖即位,起秘书院学士,授河南总督。康熙三年,以报垦荒地万馀顷,加兵部尚书。四年,以疾致仕。卒。

佟岱,汉军正蓝旗人,先世居佟佳。父佟三,归太祖,任梅勒额真。佟岱与兄养量同授牛录额真。养量顺治初官至宣大总督,驻阳和,有惠於民。佟岱崇德元年从伐朝鲜,以纵掠降民坐死,命夺官,罚鍰以赎。三年,授吏部副理事官,兼甲喇额真。六年,师围锦州,七年,攻塔山、杏山,皆在行,擢正蓝旗汉军梅勒额真。八年,从克前屯卫、中后所,予世职牛录章京。

顺治元年,从克太原。二年,从讨李自成,师自陕西徇湖广,遂下江南。与总兵金声桓驻守九江,定南康、南昌、瑞州、袁州诸府,以所俘获奏闻。因疏言:“故明锺祥王慈若等衰残废弃,或存其馀喘,彰我朝浩荡之仁。”得旨:“故明诸王赴京朝见。”旋令摄湖广总督。三年,还京,授兵部侍郎。复从征湖南,自岳州进长沙,战衡州,克宝庆、武冈。六年,复从讨姜瓖,拔浑源、左卫、朔州、汾州、太谷诸城。世职累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历户、吏诸部。

十一年,代清泰为浙江福建总督。疏请申海禁,断接济,片帆不得出海,违者罪至死。十二年,成功陷舟山,十三年,复陷台州。佟岱与巡抚秦世祯不协,互劾。上为移世祯操江巡抚,召佟岱还京,以李率泰代。佟岱不即行,复疏自叙剿抚功,上责其冒功恋禄,下李率泰等按状,夺官,留军功三等阿达哈哈番。卒。

秦世祯,汉军正蓝旗人,初籍广宁。顺治二年,以贡生除直隶文安知县。三年,行取授御史,疏请画一各省裁免赋役,从之。四年,巡按浙江。八年,甄别台员,列一等。寻命巡按江南。世祯察淮、扬各郡蠹役害民,严治其罪。徒党聚盟,仇诉告者,世祯执为首者系之狱,疏上其事,并言惩蠹於事后,不若使不为蠹。请饬督抚以下至州县,毋於经制外滥设胥役,并定年限,毋令久充,上从之。

时方大兵后,田亩淆乱,官为丈量,胥役因缘为奸。世祯令编列“鱼鳞册”,使民自丈量,赢缩胥复其旧,荒坍皆有别。州县徵赋,民或逾额输纳,世祯限夏税五月,秋粮九月,先给“易知单”,示以科则定数。又令每甲汇列赋额及输户为“滚单”,使里长按户递传,输赋则填注。先行之苏州,民以为便,条列以闻,通行诸府。又以徵银设櫃,有司奉行不实,请增司府印封,立日收簿,输户自封投櫃,验数书之簿。又请革佥点粮长之例,改官收官兑。并下部,著为令。巡抚土国宝贪酷病民,以世祯劾,罢。

十年,还京,迁大理寺丞。十一年,擢浙江巡抚,疏请增造战舰,精选水师;别疏言沿海渔舟,往往通寇,请按保甲法,以二十五舟为一队,无事听采捕,有事助守御:并议行。十二年,与佟岱互劾,调操江巡抚,解佟岱任,命暂管总督事。寻以李率泰等疏论成功陷舟山,世祯不能辞咎,与佟岱并夺官。卒。

陈锦,字天章,汉军正蓝旗人,初籍锦州。仕明官大凌河都司,崇德间来降,予世职牛录章京,加半个前程。汉军旗制定,授牛录额真。

顺治元年,自内院副理事官授登莱巡抚。青州土寇杨威、秦尚行结明将刘泽清为乱,锦遣兵讨平之。二年,土寇张广焚掠掖、濰诸县,遣兵击败之。广降於泽清,复寇平度,犯莱州,锦遣兵捕治,授策设伏徐家甿,射杀广,尽歼其众。擢操江总督,与招抚大学士洪承畴并驻江宁。三年,明瑞昌王谊石等密结城人为乱,锦与承畴诇知之,闭城捕治诸为乱者。谊石以兵至,击破之。四年,疏言:“圌山为镇江咽喉,江宁门户,宜建立砲台,置兵备。江北要口设台亦如之。两岸兵船接哨分防,沿江设烽墩,使声势相通。”章下部议行。

迁浙江福建总督。郑成功为寇,据延平将军寨,地高险,俯瞰诸县,攻不能破。锦命垒土高与寨等,乘以登陴,遂克之。岁大饥,锦遣兵次第收复,抚辑流亡,民赖以安。五年,成功将郑彩以舟师入据长乐、连江诸县,锦与靖南将军陈泰等分兵收复。师进次兴化,斩成功将顾世臣等十一人。六年,遣总兵张应梦、马得功等复罗源、永春、德化、福安诸城。江西山寇侵延平,陷大田、尤溪,锦遣兵收复,获明新建王由模等。七年,疏请进攻舟山。八年,锦与固山额真金砺、刘之源,提督田雄等会师,以大舰随潮出,败明兵於横洋,获其将阮进;乘雾攻舟山,明鲁王以海出走,遂克之,隳其城,置定关总兵,驻师守焉。九年,成功寇漳浦、平和,锦督兵赴援,战江东桥,败绩,左次同安,贼夜入其帐,刺中要害,遂卒,赠兵部尚书。

论曰:国初民志未壹,诸依山海险岨而起者,往往自讬於明遗,要之为民害,廓清摧陷,封疆之责也。国英定四川,合师讨茅麓山,绩最高。武元守赣州,库礼守淮安,全才守汉中,御寇全城,亦其亚也。朝纪等捕治土寇,皆能勤其官者。若清泰策郑成功,谓挟怨而叛,殊不中事理。锦屡胜而挫,遽为何人所贼,防卫亦稍疏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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