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制史心得资料
通过一个学期的系统学习，对中国法制史有了一个新的全面认识。
中国法制史是法学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它的研究对象就是中国法律制度的历史。具体的说就是研究我国有史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啊法律制度的本质、内容、体系、原则、特点和社会活动中的作用及其产生、发展、演变过程和基本规律。我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非常灿烂的历史文化。因此，历代的统治者所制定的法律，完善法制，目的是为了治国安邦的需要，长期以来积累了大量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历史就像一面镜子，我们应当从中审视自己，找出不足，对前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法制文化遗产进行科学的总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
在本学期的学习中，我们主要是从纵横两个方面来深入学习的。纵向方面，自原始社会默契，开始有了法律萌芽，到进入阶级社会出现国家以后，包括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类型法律制度。法作为统治阶级的意志是与国家同时出现的。法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应当是在夏朝出现了军队、警察、监狱和法庭。所以说，最初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或集团出于同志的需要，便把本阶级的意志上升为法律，制定各种法规，通过国家政权强制和要求人们遵守，维护统治秩序，调整人们之间和人们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在横向的方面主要是学习了每个历史时期国家政权的法律制度，着重以刑事立法、民事立法、婚姻家庭立法、司法制度为主要学习对象。
作为全国法学学科本科生十四门必修课之一，中国法制史的地位十分重要。学习中国法制史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利于吸收和借鉴中国历代法律中的一切有益的精华，进一步完善我国法制。
二、有利于提高对社会主义法制优越性的认识，增强自觉遵守法纪的观念。
三、有利于了解部门法学的渊源，为学好部门法学打下历史知识的基础。
中国法制史是一门边缘科学，它是法学的一个分支，同时又是历史学中的一门专史。在学习的方法上，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掌握中国法制史发展的历史阶段性。
二、掌握法律制度本身的连续性和因革关系。下面谈谈我对于进一步发展 中国法制史学的几点看法：
1、法制史研究需要总体把握与多角度相结合。法制史的是非常复杂的、深邃的，不能简单化。恩格斯曾经说过：“历史好像是一个圆，但截取每一段都可能是直线。” 直线只是历史的一部分，不是整体，不是真实的全部的发展历程。历史又像是一座大厦，任何光源也不可能照彻每个角落，所以需要从多角度进行研究。只有总体把握与多角度相结合没，才有可能揭示 中国法制史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2、注意历史上法律调整功能的多样性。法制历史是复杂的，它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也是复杂的，因此，法律调整的功能、方式也是多样的。在阶级社会中，法制自然拥有对敌对阶级反抗进行专政的功能，否则法典中对反、逆、叛等大罪的严厉制裁就成为无对象的了。过去，把阶级社会法制的功能唯一归结为阶级专政是不全面的，忽略了法律对社会的调整功能，但不能因此把阶级社会的法制史说成人类自身解放的历史。
3、注意理论与史料的统一。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思潮纷至沓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已不再一枝独秀，出现了多元的百家争鸣，这是可喜的，但却缺乏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应有的理论深度。当然，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也是需要发展的，而理论分析也不是空发议论，而是有的放矢，揭示本质和其规律性。西方的理论，也值得学习，但要弄懂弄通，真正发挥它的作用。理论要与史料统一，重视史料但不“唯史料论”而是发挥它在实证法制历史中的价值。
4、使命感与开拓进取。发展 中国法制史学，使 中国法制史学的中心牢固地建立在中国，仍是法制史科研队伍应负的历史使命，当然不因此而漠视外国学者的贡献。为了实现这一历史使命，七十几位学者用了十九年的时间编出了《 中国法制史》多卷本。为了推进法史学的研究水平，需要积极开拓法制史学的研究领域，保持旺盛的活力和进取心。
5、谦虚谨慎，自强不息。古人说：“一谦而四益”。面对博大精深的法制史，确实需要谦虚谨慎，实事求是，自强不息。要承认自己的不足，才有可能前进。当然谦虚谨慎绝不等于缺乏自信，而是更加理性地对待已有的成就和持之以恒地进取。更不因此而忽略对中青年学者成就的充分肯定。目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制史学无论在中国在世界，都有不同程度被边缘化的迹象，这就须要总结我们已走过的道路和经验，更加努力创造新的成就。所谓中心绝不是一枝独秀，而是要发挥法史界整体研究力量的作用，使法律史这门基础学科在培养年轻学子和司法干部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力，并对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真实的历史借鉴，这是 中国法制史学生命力的所在。
三、在我国几千面的历史进程中，法律制度本身也有阶段性的发展变化。结合自身的学习过程，我主要是将中国法制史当做一本普通的历史书来读，首先让自己保持浓厚的兴趣，对一些未知或者知而不详的问题先列下来，然后带着问题去读，从教材中找出自己满意的结论。这样既学到了知识，又怎强了动手能力和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还得到了成就感和满足感。避免单纯学习法律条文和历史事件的单调、枯燥、乏味。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统统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简而言之，依法治国就是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它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依法治国不是依法治民。法治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法治最核心的价值所在 到二０二０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社会就业比较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创造活力显著增强，创新型国家基本建成；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秩序良好；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遵循以下原则：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 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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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制史发展历程的反思与期望
（2005年11月26日上午）
张晋藩
中国法制史是法学的基础学科。它阐明法学各个分科历史发展的源流关系，因而较之法学分科的内容更加丰富。法制史学又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属专门史，因而较之一般历史学尤为深邃。这就决定了研究中国法制史，既需要文史哲方面的知识，又需要具备法学的功底，因此是一门艰深的学问。但是从古至今研究法制史的学者代有人出，比如说，《汉书·刑法志》以后的历代刑法志，就是一部法制通史和断代法制史，是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的融合。由于中国古代“刑”与“法”通用，因此认为历代的刑法志就是历代的法律制度，并且把刑法史与法律史等同起来进行叙述。这是历代刑法志的根本缺陷。这种缺陷向我们研究中国法制史提出了任务，即研究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不仅仅是研究中国古代刑法。
进入20世纪后，日本法学家以中国法制史为研究对象，创造了内容较为宽泛的中国法制史的框架、体例，对于此后30年代的中国法制史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影响。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国家观和法律观为指导，开始创作新的法制史科学。1950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招收第一批法制史的研究生，共四人，研究外法史和中法史各两名，留在人大的第二批和第三批法制史研究生有些人已经调走，在座的各位有的就是第四批研究生。1962年招收了类似导师制的研究生，有的一直从事法制史研究到今天。1951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以苏联学者编写的国家与法权通史、苏维埃国家与法权历史为基本教材。也是我们当时编写中国法制史教材的范本。苏联学者认为，国家与法权是不能分开的，没有国家，就没有法权，因此国家与法权历史的对象是一样的。只研究法制史，不研究国家的历史是不可以的。这样，在当时的大学里面都开设了国家与法权历史，包括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所以自清末学堂开设的中国法制史都改成了国家与法权历史。1956年，已故的卢伟前先生提出，把这个学科仍改回中国法制史的名字，经过会议讨论没能通过。我当时也同意国家与法权历史这个名字，因为觉得法权这个概念很好，法就是权衡是非的，先秦法家总是把法与度量衡联系起来。经过整风运动，1961年时，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叫做“大兴求真务实之风”，从此，教学秩序要稳定下来。面向教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开始编写《中国国家与法制历史》这门教材。1963年出版，共三卷，由我和其他三位作者共同完成。这套教材虽然名称没有改变，但是内容和体例上有了很大变化。当时苏联教科书是分成四部分的，称之为“四段论”，但是这四个部分之间缺少有机联系，所以1963年人大的教材打破了这种机械的排列，加重了法权理论的部分。
1979年打倒“四人帮”之后，法学研究进入了新时期。1979年7月，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了。这次会议讨论了中国法制史的对象问题，明确了中国法制史就是研究历史上的法律制度，恢复了中国法制史的名称，提出法律史应该包括法律制度史和法律思想史。所以，约定俗成，后来谈到法律史时包括了制度史和思想史，尽管并不合理。因此，以后再谈到法律史和思想史结合时，用法制文明史比用法律史更好，我觉得法制文明包括了制度史和精神。要提出的一点是，1979年法律史学会上提出要编写《中国法制史》多卷本，并把这个任务视为法制史研究的一种历史责任。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后，我们了解了世界法制史发展状况以及我们中国法制史的研究成果在世界法制史上的地位。当时已经召开过三次世界（中国）法制史大会，但是并没有大陆的法制史学者参加，这说明我们的研究成果是不为人所知的。这样，编写《中国法制史》多卷本就更具有必要性。我们要把中国法制史中心建立在它的摇篮里。70多名学者用13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一心愿和历史责任。从1979年以后，编写的法制史教材都是按照会议所讨论的法制史对象所确定的体例来建构的。但是这一过程并没有完全解决“以刑代法”、“以刑涵盖”的现象。所以，1983年召开法律史年会时，我提出研究中国法制史时，要区分法律体系和法典体系，法律体系是“民刑有分，诸法并用”，法典体系是“民刑不分，诸法合体”，对二者，要区别研究和对待。对于中国法制史，一是要从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实际出发研究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二是研究中国古代立法和司法制度；三是？？？在此过程中也感觉到，用今天的法律概念来概括中国古代的法律实际是否合适这个问题。在1992年普法过程中，我讲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其中包括民法、刑法、行政法，总觉得不是很合适，但又找不到合适的概念来进行概括，感到很困惑。最近，我有一个新想法，就是力求使这个概括符合法律实际，刑事法律就不用了，中国古代民法改为“民事制定法和习惯法”，经济法改为“经济体制运行管理法”，行政法改为“行政运行与职官法”，这样的改动不一定准确和科学、合适，但是觉得比用现在的部门法来完全代替古代的相应法律更为符合古代法律的实际。这些都是我在法制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点思考，也是我的自我批判。
20年来，法律史学界的一批新秀成长起来了，他们的著作体现了新的思路和方法，这是法律史继续发展和提高的起点。下面，我谈自己的一点看法：
第一点是法制史研究要把握总体和多角度研究。历史是复杂的，不能把复杂的法制史简单化。恩格斯说：”历史是一个圆，但截取每一段都可能是直线”。直线只是历史的一部分，不是整体，不是真实的全部发展历程。历史又是一坐屋，光源不可能照到屋子的每一个角落。因此，总体把握和多角度研究相结合，才有可能把握中国法制史的发展进程和规律性。
第二点要注意历史上法律调整功能的多样性，因为，法律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种，社会关系是复杂多样的，所以法律的调整功能和方式也是多样的。虽然阶级社会的法典规定了对阶级的专制，但是过去把法的历史和阶级社会的功能单一地规定为阶级专政是不科学的，忽视了法律对社会的整体功能，它的调整功能也是多样的。
第三点是法律史学界的任务，其一是弘扬中国传统法文化，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中国法文化悠久丰富，特别是这座宝库中有许多跨越时空的民主性的东西，这需要正面的改进和发扬，也是复兴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内涵。其二是为现实的民主法制建设提供科学的借鉴。重点在“科学”二字，而不是简单庸俗的移用。其三是方法问题，只要能揭示中国法制史真实进程和规律性的方法，都可以采用。我读书时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而现在研究法制史的方法是很多的。我觉得从历史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样的唯物辩证法在今天仍然是实用的。除此之外，1979年的会上也提出，要把动态研究和静态研究结合起来，不仅谈制度，还要见人物，见思想，见活动。1987年，我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倡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法制史，也设计了一套书，叫《比较法制史研究》。运用历史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比较方法，只要这个方法是科学的，有助于揭示中国法制史的规律性，就都可以用。第四点是理论和史料问题。改革开放后，理论上出现了多元化的现象，这是可喜的。但是感觉研究法律史学还缺乏有力的理论指导，研究所达到的深度还不够。西方的理论值得学习，但是要真正弄通它，发挥它的理论价值。学习理论不是空话，而是要和史料统一，重视史料也不是唯史料论，而是发挥它在实证法制历史中的价值。
第五点是使命感。法制史学发展到今天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现在的状态，国内和国外的，我们所了解到的，法制史学有被边缘化的倾向。因此在今天进一步地发展法制史学，进一步牢固地把法律史中心树立在中国，确实是我们这一代，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历史使命。上个世纪30年代，汉学中心不是在中国，而是在德国，当时的学者用一生的努力把汉学的中心牢固地建立在了中国，今天牢固地把法律史学中心建立在中国也是我们的历史任务。需要更深入、更大力地推动法律史学的发展，但不应因此漠视外国学者的贡献。
法制史学是博大精深的，在它面前，只有谦虚谨慎，实事求是。我从1950年开始接触法制史，几十年过去了，我始终对自己的估价是我看到了法律史这个殿堂的门楣，越做学问，越感到学问的艰深。但是谦虚谨慎不等于缺乏自信，不等于忽视已取得的成就和学者们已经做出的贡献。法制史发展到今天，下一步怎么走，确实需要很好地总结我们已经走过的道路，总结经验得失，要自强不息地创造新的途径。虽然法制史学中心在政法大学，但中心决不是一枝独秀，中心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不是一家干出来的，是团结法律史学界的和法学界所有同仁共同建设的，使这门学科在培养学生、培养司法干部上起到重要作用，为当前民主法制建设提供我们历史的重要的借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有那么多的治国和政府管理的经验，都是很好的东西。中国古代的盛世就是和谐社会，历来追求的人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和谐在法制上都有所表现，对此进行很好的总结是很有价值的。
民为上，社稷次之，君为轻
君为上
名仕为贵 民为轻
依法制国
依法治国
水可载舟 亦可覆舟
以铜为镜 可以正衣冠 以人为镜 可以知得失
以史为镜 可以知兴替
暴政 酷刑 11通过一个学期的学习，使我对我国的法制史有了一个全面和新的认识。历代的统治者所制定的法律，完善法制，目的是为了治国安邦的需要，长期以来积累了大量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应该吸其精华，弃其糟粕，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共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2法作为统治阶级的意志是与国家同时出现的，而夏朝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所以法也是从夏朝开始出现。历经奴隶制社会、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法律有了长足的发展和完善，虽说法律是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但是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由于本性和私有制的产生，人们不可能完全以道德观念来制约自己或者他人不当的行为。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古代法制史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不过古代法制史大多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古代统治阶级确有发出这样的声音：“民为上，社稷次之，君为轻”，我们看到得是：“君为上，名仕为贵，民为轻”，制定的诸多严酷的法律都是针对底层的百姓，使他们生活于水生火热之中，最后不不得不揭竿起义。法律体现的是公平公正，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样才能服人心，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44从古代法制史可以总结出经验，想要构建和谐社会我们需要的是依法治国，而不是以法治民，以法制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更多表现出的是教化感化作用，而不是严刑镇压。失去民主，就失去人心，失去人心，更何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第二篇：法制史考试资料整理
一、中国法律起源的特点第一，中国法律产生于古代中国的特殊历史环境中，它的法律起源具有独自的特点，即实行
礼法结合。夏王朝将礼法结合，凭借礼的精神统治力量强化法的镇压智能，依靠法的强制力
推行礼的规范，从而为统治阶级构筑了严密的统治罗网，并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第二，中国法律在形成时具有早熟性。同东方早起国家一样，夏王朝提前跨入文明社会的门
槛，形成了最初的国家与法。
第三，中国法律在形成带有维护专制王权的特点。自夏奴隶制国家产生依赖，就实行“以农
为本”、“重农抑商” 的政策，从而造成以农业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稳步发展，以及商品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
第四，因自然经济的稳固，商品经济的不发达，加之过早确立君主专制制度以及礼的规范的发展，使中国法律在形成时，就带有刑事法规发达而民事法规相对落后的特点。由于礼起到
了民事法规的实际调整作用。使得民事法律没有发展到相应的水平。相反，为维护专制王权
以及种族奴隶制的严酷通知，刑法在形成期的夏代法律中居于重要地位。
第五，由于夏代提早跨入阶级社会，奴隶制未能充分发展，所以，它的法律在形成时带有氏
族社会的浓厚色彩，以及贵族宗法统治的显著特点。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夏代法律，肩负着二位一体的职能，亦即维护奴隶制国家制度与宗法制的统一。
二、西周时期的礼与刑的关系
从宏观上看，西周时期的“礼”与“刑”都是当时维护社会秩序、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社会
法则。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了西周社会完整的法律体系。其中，“礼”是积
极、主动的规范，是“禁恶于未然”的预防；“刑”是消极的处罚，是“惩恶于已然”的制
裁。也就是说，“礼”总是从正面主动地提出要求，明确的要求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
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作什么。“礼”的功能，重在“教化”。“刑”则相对被动状态，对
于一切违背“礼”的行为进行刑罚处罚。“刑“的功能，重在制裁。二者关系正如《后汉书·陈
宠传》所说“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在西周时期，“礼”与“刑”
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
三、西周婚姻制度（P37）
在西周时期，婚姻的基本制度可以说是“一夫一妻多妾”制。按照宗法的要求，从天子到
珠海到平民百姓，一个男子只能有一个“妻子”，即正妻。除正妻以外，男子还可以合法的拥有数量不等的测试，即“妾”。
四、西周“五听”审讯方法P39
五、春秋成文法颁布的主要活动。
春秋初期，各诸侯国基本上沿用西周的法律。到中叶以后，由于经济基础的变革，阶级关
系的变化，从而引起法律制度的变革。总的说来，这一时期法律制度的一个重大改革，就
是各诸侯国公布了以保护私有财产为中心的成文法。
1、郑国：郑国曾两次制定法律。第一次是郑国的执政子产，鉴于当时社会关系的变化和旧
礼制的破坏，因而“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
典。第二次是郑献公时期，“郑驷杀邓析而用其竹刑”。竹刑，就是把法律条文写在竹简上。
这在法律发展史上又是一大进步。
2、晋国：晋国自文公以后，曾四次制定法律。第一次是晋文公称霸时期，作“被庐之法”。
第二次是赵盾为晋国执政时制定的“常法”。史书记载：赵宣子“始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污，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既成，以授太傅阳子与太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第三次是范宣子制定的刑书。第四次是把范宣子所作并未“宣示下民”的刑书予以公布。
楚国：楚国在春秋时曾两次制定法律。第一次是楚文王时“作仆区法”。第二次是楚庄王时做茆门法。
六、《法经》内容及历史意义 P47
七、睡虎地秦墓竹简P51-P52&秦法制基本特色
八、秦代的行政法律规范P53
九、汉代春秋决狱P85
春秋决狱，是指在审判案件时，如果法律无明文规定，则以儒家的经义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春秋决狱”的要旨是：必须根据案情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上无恶念者从轻处理。这里强调审判时应重视行为人在案情中的主观动机，在着重考察动机的同时，还要依据事实，分别首犯、从犯和已遂、未遂。以《春秋》经义决狱在运作中容易产生流弊，在某种程度上为“擅断论”提供了不实的依据。
十、法律的儒家化P68
十一、汉代的刑罚改革P79
十二、亲亲得相首匿
亲亲得相首匿，指在直系三代血亲之间和夫妻之间，除犯谋反、大逆外，均可互相隐匿犯罪行为，而且减免刑罚。根据这一原则，卑幼首匿尊亲长，不负刑事责任；尊亲长首匿卑幼，除死罪上请减免外，其他也不负刑事责任。
十三、三国两晋官僚特权的法律化P94
（一）确立维护贵族官员的特权制度——“八议”入律和“官当”出现
1，八议 2，官当
（二）九品中正制与任官考绩制度
曹操曾经提出过“唯才是举”的口号，只要有才能的，都可选拔为官。他选择各地声
望高的人士出任“中正官”，将当地之士按才能分成九等，由政府按等选任官吏。这是后来实行“九品中正制”的萌芽。
1.九品中正制
综合士人德才、门第（家世官位高低）所评定的等级，共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这一制度的实行，巩固了大土地所有制基础上形成的士族制度，保障了士族垄断政治统治权的特殊地位。
2.任官考绩制度
（三）确认和保护贵族官员按等级占田的特权
法律在确认豪门士族经济特权的同时，又极力保护封建国家的经济利益。它成为皇族地主与豪门士族相互依赖和妥协的产物。
1、颁布“占田令”或“均田令”，确认土地等级占有制。
2、实行租调法令，保障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
（四）维护尊卑良贱等级关系的婚姻制度
当时是士族豪门操纵国家政权，封建尊卑良贱等级森严，反映在婚姻关系上，则是所谓士庶、良贱不婚。法律保护尊卑士庶良贱的不平等社会关系和士族占有部曲、奴婢的特权。如杀继母同生母，处死。殴兄姊处徒刑五年。
（五）关于买卖、借贷等法律规范的增多
如生纠纷，官府依“契税”单据（“文券”上有纳税之红色印章，称红契）为据进行裁决。有关借贷，官府常以强力助放贷者收回本利。
十四、三国两晋时期刑罚制度的发展变化P97
十五、重罪十条&五服制罪&存留养亲P95-96
十六、《永徽律疏》《唐六典》P110-P111
十七、《永徽律疏》的主要内容P112
十八、行政机构设置及行政制度
（一）中央三省六部制
1、三省六部
2、御史台
3、三师与三公
1、三省六部
（1）唐朝中央政府的实际职权由三省六部来掌理
（2）三省包括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
（3）中书省为中枢决策及最高出令机关，掌管国家机要
（4）门下省专司对各类文书、奏章的审核、封驳
（5）尚书省为最高行政执行机关
（6）六部为尚书省所属的六个职能部门，包括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
三省六部制既有分工，又有制约，既便于皇帝集权，又有利于提高国家行政效能。
三省六部是自西汉以后长期发展形成的中央官制，主要掌管中央政令和政策的制定、审核与贯彻执行。
以皇帝为首的唐代中央官僚机构，在唐高祖武德时期就比较完备地建立起来。在皇帝之下，有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等职官体系
2、御史台
（1）独立的监察机构
（2）御史台分设台院、殿院、察院
1，台院设侍御史六名，在朝中行使监察权，主要负责究弹百官、参加大理寺审判以及处理皇帝交办的案件。
2，殿院设殿中侍御史九名，主要负责对朝仪的监察。
3，察院设监察御史十五名，其中三人专司对尚书省所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职官的监察
（3）唐朝初期地方监察区分为十道（后来增至十五道，监察御史的员额也随之增加），每一道为一个独立的监察区，由察院定期派出监察御史负责监察地方州县官吏。
唐代中央政府的监察机构称御史台，御史台是受理讼案、拘捕犯人、审讯罪犯三位一体的政权机构，故御史台还置有监狱。台狱建筑有精舍並为之立碑。开元十一年由殿中侍御史、书法家梁昇卿追书成文而立碑。碑高四尺一寸，广三尺七寸三分，十八行，行三十字，隶书。额题“御史台精舍碑六字，篆书。碑文中心思想是劝导关押在台狱“岁以千计”的罪犯，笃信佛教经义，归命自保，谋求解脱。
3、三师与三公
（1）三师：太师、太傅、太保
三公：太尉、司徒、司空
三师三公
太师、太傅、太保各一人，是为三师；太尉、司徒、司空各一人，是为三公。皆正一品。三师，天子所师法，无所总职，非其人则阙。三公，佐天子理阴阳、平邦国，无所不统。亲王拜者不亲事，祭祀阙则摄。隋废三师，贞观十一年复置，与三公皆不设官属
4、九寺五监
九寺：太府（户部—钱）、司农（户部—粮）、宗正（礼部—皇族）、太常（礼部—祭祀）、光禄（礼部—膳食）、鸿胪（礼部—外交）、卫尉（兵部—军器储备）、太仆（兵部—马政）、大理（刑部—司法）；
五监：国子（设祭酒、司业）、军器（兵部—军器制作，设监）、少府（工部—手工业，设监、少监）、将作（工部—建筑，设大匠、匠）、都水（工部—水利，设使者、丞）
（二）地方州县体制
1．州县两级
2、基层设乡、里机构
（一）主要行政法规
1、《唐律》中《职制律》
2、《唐六典》
（二）、选任官吏的制度
1．科举制度的成熟，进一步制度化。
2、有利于在较大范围内选用人才，扩大统治基础
（三）对官吏失职、渎职行为的处罚
1、确定官府员额，不得逾制
2、职司其守，不得无故出界
3、法条严密，惩处严厉
（四）唐代行政法规的主要特点
特点：
首先包容范围很广，体现了唐代法律的完备性
其次行政规范部类齐全，法律结构严整，确定程度高，体现了行政法规的成熟性与定型化 再次唐代法律规定的法律制裁一般为刑罚，体现了封建行政法规的残酷性
由于承袭了礼不上大夫的原则，处罚只适用及严重的行政犯罪行为体现了浓厚的封建色彩
十九、唐朝主要刑法适用原则P115—P116
二十、官僚特权 议请减赎 P114
二十一、《重法地法》P142 宋代司法制度特点P147
二十二、《大明律》&《明大诰》P155 明大诰 1.巧立罪名及酷刑
2.严刑惩吏为重点。明代刑事立法的发展P163
二十三、廷议P161 廷杖P165
二十四、元清的民族特权的体现p150P196
二十五、会审制度P199 死刑中的存留养嗣等P200
二十六、清末变法修律的主要内容P206-P217 重点
二十七、清末预备立宪P206
二十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性质内容 主要特点P229
二十九、北洋政府宪法变迁 P238
三
十、南京国民政府《中华民国宪法》P252 宪政体制
三
十一、工农民主政权宪法性文献 P272 282 295
三
十二、土地法规的规定 P278 P288 P299
三
十三、马锡五审判方式P294
第三篇：学习中国法制史心得
大学的第一节课——中国法制史。兴致勃勃地迈进教室，却稀里糊涂地走出教室。说实话，一节课下来基本没有听懂老师在讲什么。也许因为自己是个理科学生吧！
本着一股倔劲儿，我开始上课认真听讲，下课仔细看课本。就这样，由开始的听不懂课，到后来的可以小声回答老师问题，再到后来的喜欢上中国法制史。这是一个极限的飞跃！
老师的讲授使我我明白了，中国法制史是以中国历史上的法律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它要研究中国法律的起源，各种类型法律制度的性质、特点、作用、发展演变的过程，并分析其利弊得失，探求其规律，以求历史真实性，进而为当前的法制建设提供前车之鉴和成功经验。其中不仅包括政府制定的法律规范，还包括在社会生活中起实际规范作用的礼仪制度。例如，蒙古国时期的立法，当时蒙古人采用畏兀儿字母作为本民族的文字，创立了一种名为“大扎撒”的法规。它就是在蒙古族长期历史中形成的各种习惯和行为规范——“约孙”的基础上制定而成的。法制史的触角深入到历代习惯法、宗族法、家族法、民族法等相关内容。有成文的，如公元前536年，在执政子产的主持下，郑国曾经“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也有约定俗成而未形成文字的。
在本学期的学习中，主要是从纵横两个方面来深入学习的。纵向方面，以历史发展顺序划分，上至夏朝的法律制度，下至革命根据地民主政权的法制制度。可以知道我国重要的立法活动从夏朝开始，鼎盛于西周，是上古时代的鼎盛王朝，建立了以宗法礼制为核心的政事、民事、刑事法律和司法制度。在横向方面，每个历史时期不同政权法律制度的内容主要包括立法概况、指导思想、法律形式、行政、经济、刑法、民事、婚姻家庭、继承、军事、诉讼立法以及司法制度等。
学习中国法制史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利于吸收和借鉴中国历代法律中的一切有益的精华，进一步完善我国法制；
二、有利于提高对社会主义法制优越性的认识，增强自觉遵守法纪的观念；
三、有利于了解部门法学的渊源，为学好部门法学打下历史知识的基础。（摘自百度搜索引擎）通过一个学期的学习，我可以基本掌握各朝代的法律知识，在学习中也获得了不少乐趣。例如，在夏商周时，给违法者穿上不同颜色的衣服，便是在给予他们刑罚。反过来看看我们现在，青年朋友多是以穿个性衣服为时尚，反而违法者倒是统一着装。这说明我们退步了吗？我认为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时代的进步才使得人们勇于创新，大胆表现自己。其实对于中国法制史，我们大可以将之作为一部普通的历史书来学习。这样就可以在学习中保持一定的兴趣，从而轻松掌握法律知识。
第四篇：法制史心得
中国法制史作业4——学习心得
《中国法制史》当成小说，如梦如幻，眨眼即过，多好！但那是不可能的。既然，我们选择了学习《中国法制史》，就没有必要自欺欺人，该学的还得学，该懂的还得懂，该记的还得记。然诺大一本书，怎样才能学好？咱也是第一次捧起《中国法制史》宝书，实事求是，暂且愚见一、二、三
一、把握重点
每一章每一节都有精髓重点，这是我们应该和必须要记住的，也有可以理解领会的，对于无关紧要或耳熟能祥的，要以忽略或不必理会。
例如，第一章第一节，夏朝的建立和奴隶制国家与法的产生，……
开头，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这话相信大家也懂，赶紧忽略看下面……
原始社会经历了原始群和氏族公社两个阶段，这话就应该和必须记住了。如果连这句话都记不住或把它写成原始社会经历了燕子群和狮族公社两个阶段，看来应该记学相声了。接着……
氏族公社的第一阶段为母系氏族公社，第二阶段为父系氏族公社。这句话，我的理解，先有慈爱，后有仁义。后话类推……
二、勤于归纳总结
这在提高学习效率的同时，尽量避免学习时出现张冠李戴，指鹿为马等现象，例如，我们在学习各朝代法律制度时，还应明白各个朝代的法学代表人物，重大事件等等。
三、真诚敢言
有的问题答案尽管并不是唯一的，同学们在不偏离原则的基础上各抒已见是正常的。如我对国民党“六法全书”的认识。它是只披着文明的“羊皮”却干着伤天害理的“狼”，无视民主，无视生命，无视道德，良心，成全了反动派烂用权力，垄断财富，剥削……“六法全书”加速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溃败，是真理战胜虚伪，正义战胜邪恶的必然。
加油，努力，如何在工作、生活、学习三者之间寻求最佳的平衡及发展点，相信广大的电大学生一定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中国法制史是法学的基础学科，它阐明了法学各个分科历史发展的源流关系，因而较之法学分科的内容更加丰富。中国法制史又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属专门史，因而较之一般的历史学尤为深邃。因此决定了研究中国法制史不仅需要文史哲方面的知识还需具备法学的功底，因而是一门艰深的学问。从古到今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学者代有人出，相关的文献、著作汗牛充栋。
自汉以来正史中大多列有刑法志专章。《汉书》刑法志阐述的中国法律起源论，尽管不够科学，但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而成书于唐代盛世的《晋书》刑法志，不仅记载了针对汉末律例杂乱无章所进行的带有总结性的立法工作，并且阐述了律学的成就，及其对立法、司法的重要指导作用。尤其是在论证“画一之法”与君主“临事以制”二者的关系上着墨颇多，反映了汉魏以来“法者，天子与天下共之”的理念。历代刑法志可以说基本上是一部含法制通史与断代法制史；法制史与法律思想史于一体的法律史学专著。由于中国古代“刑”与“法”通，所谓“刑，法也”，而在君主专制政体下又重刑轻民、重公权轻私权，因此无论是上溯法律的沿革，还是叙述本朝的立法过程，都以刑法为中心。这种将刑法史与法律史等同起来的叙史
方式，无疑是不全面的，不符合中国法制历史的实际。历代刑法志的这个根本缺陷，向我们提出了研究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课题。目前，我承担的编写《清史刑法志》课题便将“刑法志”改为“法律志”，并得到清史典志组专家的的认同。
进入20世纪以后，日本法学家以中国法制历史为研究对象，创造了内容较为宽泛的中国法制史的框架、体例，对于此后半个世纪的中国法制史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国家观、法律观为指导，着手创建新的法制史学。1950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招收第一批四位法制史学研究生（外法史二位：胡大展，厦门大学教授，关子健，已经过世；中法史二位，孙炳珠改教宪法，只有我固守中国法制史，在第二批研究生中，留在人大的是张希坡，第三批研究生，留在人大的是高树荫，不久改行外调，留在人大的第四批研究生是邱远猷，不久外调，此后除1962年招收法制史研究生刘海年等四人外，迄至改革开放前，人大再未招收法制史研究生），1951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成立了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当时在“一面倒”学习苏联的历史背景下，以苏联学者编写的国家与法权通史、苏维埃国家与法权历史为基本教材，和编写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的范式。苏联学者认为没有国家就没有法权，所以国家与法权的历史不应分割，只讲法权史是不科学的。基此，清末以来法律学堂开设的中国法制史的课程，一律改为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至于30—40年代的中国法制史著作均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法学著作，而在图书馆尘封起来。1956年有人提出改国家与法权的历史为中国法制史，由是在小范围内讨论，究竟采用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的名称还是中国法制史的名称，即所谓定名之争。但在当时也只能采用前者，这次争论没有引起重视和影响，最后不了了之。
经过整风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以后，1961年初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稳定教学秩序，这时人民大学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开始编写《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并于1963年出版了《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共三卷，我负责编写第一卷“古代部分”，曾宪义、范明辛（已故）编写第二卷“近代部分”；张希坡编写第三卷“解放区部分”。这套讲义在名称上虽仍沿袭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的名称，但在体例上却有显著的改进。按苏联教材的结构分为四部分：
一、历史概况；
二、阶级结构；
三、国家制度；
四、法权，通称为“四段论法”，（61年以前，我们编写的教材大多仿此），但在这次编写的讲义中，我们打破了四段论的机械排列，较大地加重了法律部分。这部教材在文革前曾起了相当的作用。
1979年在法学研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之际，成立了中国法律史学会。在这个会上集中讨论了法制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我提出“要严格审定研究的对象和研究的范围，改进过去存在的对象不清，内容庞杂的倾向”。经过讨论，明确了法制史学的研究对象只能是法制而不是国家与法，并与此同时恢复中国法制史的名称。在研究方法上我提出：“不仅要从典章文献入手研究法制史，而且要从国家活动中去把握法制的本质与规律……中国法制史也要见人、见思想。” 在这里反映了我在研究方法上力求改变静态研究的传统，使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结合起来，既见人物、见思想；也见事件、见活动，还法制历史生动的本来面貌。在法制史料问题上，我提出：“须要大力发掘、整理、编纂中国法制史的史料，使文献资料、地下文物、社会调查、历史档案、私家笔记等等结合起来，其中也应包括农民起义中发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檄文、告示、口号、规约、教义、军律等。在浩瀚的中国法制史的史料中，有些需要重新辨伪审定，有些需要酌加注释，因而也是一项不可等闲视之的科研工作。如果从甲骨文中有关法律问题编起，可以想见其卷帙的繁博。因此，必须组织力量，通盘规划，分工合作，积极落实。这项工作对于推动中国法制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始终认为不以丰富的史料为依据的法史研究是空的，但是徒有史料缺乏正确的理论加以分析、运用，也难以发挥史料的价值。
在编写《中国法制史》多卷本的问题上，我提出：“要以坚实的专题研究为基础”，并设计了十个专题：“（1）中国国家和法起源的具体途径；（2）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二千多年
来螺旋上升的基础、历史作用与深远影响；（3）儒家（包括宋明理学家）提倡的纲常名教对于立法与司法的影响；（4）以保障家长统治权为中心的家法、族规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5）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成因与它所反映的社会关系；（6）法治、人治、礼治、德治的相互为用；（7）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司法管辖的深入，对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作用；
（8）明清刑名书吏对诉讼的操纵；（9）西方资产阶级法制的影响及其在中国的变种；（10）社会主义法制发展的道路和特点；等等。”
为了编成《中国法制史》多卷本，我呼吁法史界同仁，以历史的使命感来对待。“如果说三十年代汉学的中心在德国，那么今天研究中国法制历史，其中包括断代史、专史最活跃的是日本。外国学者热心研究中国法制史是值得欢迎的，对他们的成果应予重视。但我们自己更应感到肩上担子的份量，激起奋发图强的雄心。三十年代我国爱国的历史学家为了夺回汉学中心，曾经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取得了辉煌的成果，造就了一代卓越的史学家。今天面对尖锐的挑战，如果我们只满足于前人的成果，甚至让我们的后代向外国学者学习中国法制史，那岂不是一种罪过！因此，编写出中国法制史多卷本，是时代的需要，斗争的需要，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的这个呼吁是有感而发的，1978年美国教授兰德彰告诉我：“此前，世界召开过三次中国法制史国际研讨会，但都未请大陆学者，因为我们只知道杨鸿烈，可是他已过世了。”
以上就是七十年代末我对于中国法制史研究对象、方法、资料、前景的反思。这个反思是经过文革之后痛定思痛的结果，也是在法学春天到来时，在认识上的否定之否定的一种经历。1981年我撰写出版了《中国法制史》（第一卷）和1982年我主编的《中国法制史》统编教材，就是当时认识的产物。与此同时，我感到还没有完全摆脱以刑法涵盖诸法的束缚。1983年8月在西安召开了法史学会第一届年会，我对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作了发言，提出“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提法应改为„民刑有分，诸法并用‟……过去梅因的„古代中国无民法‟的观点影响很大，实际上，古代统治者对财产关系是很重视的，这在立法上也有表现，至少从西周就是这样，到了宋代则更为重视。清朝的户部则例就是民法性质的单行法。过去说民事用刑法解决，但许多问题事实上不用刑法，而是用调处解决。然而也应看到，中国古代的确没有独立的民法典。”“……中国古代法律体系，到唐代已形成以律为主，并与格、令、式、典、敕、例等形式互相结合，反映了法律调整的多样性，标志着封建法制的成熟。但我们过去对这方面研究还很不够……法制史研究要开创新的领域，如行政法史、经济法史都应研究，道家与释家对法律的影响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对少数民族的法制史，也应重视。”
西安年会上我的发言有的还不够准确，更不充分，但它反映了我要根据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来研究法制史的想法，力图打破传统的“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思想束缚。此后，我在一系列论著中，详细分析了法律体系与法典体例的不同，并在实践中致力于法律体系的研究。1992年出版了由我撰写的《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一书，就是体现这一认识的成果。此外，还组织撰写了《中国刑法史稿》、《中国刑法史新论》、《中国行政法史》、《中国民法史》、《清代民法综论》、《中国民事诉讼制度史》、《中国司法制度史》等专著。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一时找不到确切的词语来概括中国古代的部门法史，因而，只能借用现代部门法的名称，难免给人以削足适履之感，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最近在编写清史法律志时，我将清代民法改为“民事制定法与民事习惯”；经济法改为“经济体制与运行管理法”，行政法改为“行政管理与职官法”等等。这种改变也不一定科学，但觉得更能贴近中国古代法制历史的实际。这可以说是我在认识上又一次否定之否定的经历。
近二十年来，法制史界一批新秀成长成熟，他们的著作体现了新的思路、新的方法，达到了新的水平，是法律史进一步发展的希望所在下面谈谈我对于进一步发展中国法制史学的几点看法：
一、法制史研究需要总体把握与多角度相结合。法制史的是非常复杂的、深邃的，不能简
单化。恩格斯曾经说过：“历史好像是一个圆，但截取每一段都可能是直线。” 直线只是历史的一部分，不是整体，不是真实的全部的发展历程。历史又像是一座大厦，任何光源也不可能照彻每个角落，所以需要从多角度进行研究。只有总体把握与多角度相结合没，才有可能揭示中国法制史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二、注意历史上法律调整功能的多样性。法制历史是复杂的，它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也是复杂的，因此，法律调整的功能、方式也是多样的。在阶级社会中，法制自然拥有对敌对阶级反抗进行专政的功能，否则法典中对反、逆、叛等大罪的严厉制裁就成为无对象的了。过去，把阶级社会法制的功能唯一归结为阶级专政是不全面的，忽略了法律对社会的调整功能，但不能因此把阶级社会的法制史说成人类自身解放的历史。
三、法制史学的任务在于弘扬中华传统法文化，科学的总结历史经验。中华法文化是悠久的，内容是丰富的。其中不乏跨越时空的民族性因素，需要从正面加以肯定、阐发，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文化内涵。而为现实的民主法制建设提供历史借鉴，是法制史学生命力之所在。1986年我在为中央书记处讲授法律课，题目就是《谈谈中国法制历史的借鉴问题》，1995、1998年我为人大常委所作的法学讲座中也都贯穿这一主线。提供历史借鉴，绝不是简单庸俗的古为今用，关键是在“科学”二字狠下工夫。比如“依法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中国法制历史是有丰富历史经验可循的。
四、凡能揭示中国法制历史真实进程和规律性的方法，都可以采用。1987年第2期《科研信息》发表了我撰写的《谈谈法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其中第一次提出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法制史。稍后我在1987年10月27日《光明日报》上发表《开展比较法制史的研究》，1988年《政法论坛》第六期和1989年《政法论坛》第一期连续发表《中外法制历史比较研究刍议》，意在推动比较法制史研究，为此还进行了长期的组织工作。须要指出：比较的研究方法，建国初期是受到批判的方法，因为最高类型的社会主义法制同西方法制是没有可比性的。所以我在1987年把比较的方法引入法史研究是认识上的再一次否定之否定。当然从历史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唯物辩证方法，仍然是我多年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本依循。目前，许多学者运用各种历史的、社会的、系统的、比较的方法去研究中国法制史，是可喜的现象，并且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绩。
五、注意理论与史料的统一。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思潮纷至沓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已不再一枝独秀，出现了多元的百家争鸣，这是可喜的，但却缺乏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应有的理论深度。当然，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也是需要发展的，而理论分析也不是空发议论，而是有的放矢，揭示本质和其规律性。西方的理论，也值得学习，但要弄懂弄通，真正发挥它的作用。理论要与史料统一，重视史料但不“唯史料论”而是发挥它在实证法制历史中的价值。
六、使命感与开拓进取。发展中国法制史学，使中国法制史学的中心牢固地建立在中国，仍是法制史科研队伍应负的历史使命，当然不因此而漠视外国学者的贡献。为了实现这一历史使命，七十几位学者用了十九年的时间编出了《中国法制史》多卷本。为了推进法史学的研究水平，需要积极开拓法制史学的研究领域，保持旺盛的活力和进取心。
七、谦虚谨慎，自强不息。古人说：“一谦而四益”。面对博大精深的法制史，确实需要谦虚谨慎，实事求是，自强不息。要承认自己的不足，才有可能前进。当然谦虚谨慎绝不等于缺乏自信，而是更加理性地对待已有的成就和持之以恒地进取。更不因此而忽略对中青年学者成就的充分肯定。目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制史学无论在中国在世界，都有不同程度被边缘化的迹象，这就须要总结我们已走过的道路和经验，更加努力创造新的成就。所谓中心绝不是一枝独秀，而是要发挥法史界整体研究力量的作用，使法律史这门基础学科在培养年轻学子和司法干部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力，并对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真实的历史借鉴，这是中国法制史学生命力的所在。
这篇发言，是中国法制史学发展历程的一个简介，也是我自己在认识上不断否定之否定的轨迹，匆匆成文，仅供参考。
第五篇：中国法制史资料
法制史
七出：无子、淫佚、不事姑舅、口舌、盗窃、妒忌、恶疾。又称为七去：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有恶疾，多言，窃盗。丈夫可以七条理由之一休弃妻子。
三不去：有所娶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
西周主要刑事政策：刑罚世轻世重。新世用轻典，盛世用中典，乱世用重典。
秦的定罪量刑原则：1.区分故意与过失2.区分有无犯罪意识3.自首从轻4.规定刑罚时效
5.共犯加重6.合并论罪。
汉代的定罪量刑原则：1.关于尊老怜幼的原则2.关于亲属相隐的原则3.关于贵族官僚有罪先请的原则。
原心定罪：是春秋之义中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内容，汉儒把它当成司法审判的基本原则。
五服制罪：“五服”制度是中国古代礼制中为死去的亲属服丧的制度。亲属分为五等，由重到轻依次是：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凡亲属之间的犯罪，均根据服制的轻重判断是否构成犯罪及衡量罪行轻重，这就是所谓的“准五服以制罪”的定罪量刑原则。“五服制罪”原则实质上是“同罪异罚”。
“登闻鼓”直诉制度：臣民若有重大冤情、不服判决，可以击鼓鸣冤，直接诉冤于皇帝或钦差大臣。这种制度弥补了绝对禁止越诉的不足，加强了自上而下的司法监督，客观上有利于百姓冤情的上达。
唐朝定罪量刑原则：1.区分公罪与私罪2.老幼废疾减免刑罚3.同居相隐不为罪4.自首减免刑罚5.共犯区分首从6.再犯累犯加重7.涉外案件的处理原则8.类推原则
翻异别勘：宋代诉讼审判制度的特点重视证据和现场勘查，为重视口供定有“翻异别勘”制度。
明刑弼教：明代立法思想。“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后人简称为“明刑弼教”中国封建法制指导思想原则沿着德主刑辅——立法合一——明刑弼教的发展轨道，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重点治国”在“明刑弼教”作为其理论和伦理基础的前提下，成了明初司法的具体指导思想。
皮庙场：官吏赃至六十两以上，枭首示众，剥皮实草。史载：府、州、县、卫官署左旁特设土地庙，为剥皮场所，俗称“皮庙场”。
摊摊丁入亩：清朝政府推行摊丁入亩政策，从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以后在各地陆续推行。将人丁应纳丁银按照土地数量平均分配到地赋之中，不再按人头征税。这是中国古代财税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自此以后，延续数千年的人丁税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积极作用在于简化税收标准、减轻劳动者的经济负担，用法律手段正式废除了限制人口流动的人丁赋役，使劳动者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有所减弱。
预备立宪：是清政府在1906年以后推行的一场以预备“仿行宪政”为名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运动（推行了“官制改革”）。企图以此来缓和内外矛盾和舆论的强大压力。实行君主立宪的三大好处：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的真实目的在于要求天下臣民“忠君爱国”“尊崇秩序”，“借立宪之名，行敛财之实”。在清末预备立宪活动中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与《十九信条》。
《大清新刑律》的“暂行章程”：1.凡属意图谋害皇帝、颠覆政府、图利敌国以及杀伤尊亲属者死刑仍使用斩刑；2.凡毁弃他人尸首、毁弃尊亲属尸首、挖掘尊亲属坟墓者，最高可处死刑；
3.犯强盗罪者，得因其情节仍处死刑；4.无夫妇女犯和奸之罪及与之奸者，加重处罚；5.对尊亲属有犯，不得使用正当防卫之例。
领事裁判权：又称为“治外法权”。“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在强迫中国与之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一种司法特权。凡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其在中国的侨民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依其本国法律裁判。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正式确立于1843年7月22日在香港公布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和随后的《虎门条约》。
三民主义：1905年11月，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明确提出了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为基本内容的三民主义。（自由、平等、博爱）是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立法思想。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基本内容是“建立民国”；民生主义的基本内容是“平均地权”。
建国三时期说：孙中山的建国三时期说
如何建立宪政国家？
第一时期：军政时期（3年）——“军法之治”
第二时期：训政时期（6年）——“约法之治”
第三时期：宪政时期—————“宪法之治”
《六法全书》：国民党法学家习惯将国民党的法规分成宪法，民法，刑法，商法，诉讼法和法院组织法（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将其汇编在一起，成为《六法全书》，是国民党政府六种法律的汇编，也是其成文法的总称，它构成了国民党政府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六法体系：宪法，民商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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