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划分税收立法权与税收管理权★

第一篇：合理划分税收立法权与税收管理权

合理划分税收立法权与税收管理权

【摘 要】 合理划分税收立法权限，在统一税政的前提下适当下放税收管理权是贯彻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我国当前制定《税收基本法》(或称《税法通则》)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收立法权符合中央、地方立法权限适当划分的宪法原则，应统一认识，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范并有效实施税收立法权与税收管理权的适当下放。

【关键词】 税收立法权 税收管理权 合理划分

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划了关于分步实施税制改革的战略，提出了“在统一税政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收管理权”的重要任务。合理划分税收立法权限，适当下放税收管理权，完善税收管理体制也是我国当前制定《税收基本法》(或称《税法通则》)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国家税务总局许善达副局长指出，只有合理划分税收立法权限，才能创制出科学、严密的税收法律规范，为税收执法、司法等活动提供明确、充分的法律依据，确保税收组织收入和宏观调控职能的有效发挥，确保税收行政法律关系始终处于良性的互动状态。[1]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适应分税制财税管理体制的要求，适当下放税收立法权限，适当下放税收管理权限已成为目前大多数学者的共识。但问题是，第一，如何真正统一认识，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中央与地方的税收权限划分;第二，税收立法权限与税收管理权限下放的范围和程度应如何确定;第三，如何协调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立法关系和管理权限;第四，如何对地方的税收立法权限、管理权限实施必要的监督和控制。

一、税权的含义与税权划分

由于公共产品所具有的层次性，税收也相应具有层次性，这就涉及到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权划分问题。

税权是整个税收法律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分税制体制的核心内容，划分财权的关键就是划分税权。所谓税权，是指税收的管辖权，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与居民间的税权关系;二是国家机构与国家机构间的税权关系，即税收的立法、执法、司法权在国家机构间的配置。所谓合理分权，主要是指这些权力在国家机构间的合理划分问题。[2]税权的具体内容应包括税收立法权、税收行政权和税收司法权。其中，税收立法权是基本的、原创性的权力;税收行政权是最大量、最经常行使的权力;税收司法权是必不可少的，是为税法有效实施和税务部门依法行政提供有力保障的权力。

(一)税收立法权。税收立法权是国家立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立法机关或者国家政权机关，依据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制定、认可、修改、补充和废止税收法律、法规的权力。它是国家的一项专有权力，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最高权力之一，它的行使在于对整个社会成员制定有关税收方面的行为准则和规范。

(二)税收行政权。税收行政权是执行税收法律、进行税收征收和管理的行政权，是政府的政权机关拥有的税收征收管理方面的权限，包括税收征收权和税收管理权。这些权力对于有效地保障税款的实现，保障社会资源从私人部门向公共部门的移转，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税收司法权。税收司法权是国家专门的法律机构根据国家意志，按照固定的法律程序拥有的专门审理、判决税务纠纷案件、税务犯罪案件的权限。税收司法权的正确行使和司法保障制度的建立完善，可为税法实施和税务部门依法行政提供有力保证。

从世界各国的制度建设来看，税权的划分，主要包括纵向和横向划分两个方面。

税权的纵向划分，是指不同级次的同类国家机关之间在税权方面的分割与配置。如税收立法权在中央立法机关和地方立法机关之间的划分。纵向划分存在两种模式，即集权模式和分权模式，主要涉及的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集权模式强调税收立法权要高度集中于中央政权，而分权模式则强调将税收立法权在各级政权之间分配。集权与分权的程度，以法律秩序里中央规范与地方规范的多少与轻重的相对比例而定。纵观世界各国，无论是强调集权的国家，还是强调分权的国家，其集权与分权都是相对的。

税权的横向划分，是指税权在相同级次的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分割与配置。如在中央级次，税权至少要在国会与中央政府(在我国是全国人大与国务院)之间进行划分。

我们通常所说的税收管理体制应涵盖税收立法权、税收管理权、收入分配权等重要内容，涉及的是中央与地方之间职责和财力的划分。

二、税权划分的前提条件和一般原则

从实践看，各国都是根据各自不同的政治体制、法制水平、经济情况及历史文化等具体国情来确定本国的税权划分模式，因而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在确定税权划分内容时，既要紧跟世界各国制度建设的趋向，看到某些国家税权划分的成功一面，也要具体分析其税权划分的背景，以综合考虑影响税权划分的各种因素。

税权划分应当以下列条件为前提：

(一)政治与经济条件。税收对国力的盛衰、社会的安定、政权的安危，都有重要意义。划分税权必须以维护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主导地位为前提，以有利于强调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为条件。在经济上，税权划分应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有自己独立的利益，各个大小不同的区域，也有各自独立的活动要求，独立地决定自身的事务，这就要求有相应的税收权限，税收划分必须有利于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发挥。

(二)各级政府间事权与财权合理划分的条件。中央与各级政府为实现各自的职能，都负有一定的责任，这就是事责。有了事责，就须履行，就需权力保证，这就是事权。一级政府负有的事责大，事权也相应扩大。相应地，政府为了履行事责，在拥有的各种事权中包含了十分重要的财政权。财权随事权而生，是事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税权是财权的一项主要内容，财权的内容也同样不只是税权，还应包括其他获取财政收入的权力，它们同样要在不同级次政府之间进行划

(三)法制条件。代表国家的中央政府和既代表国家又代表地方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各种关系，都需要法律界定，税权划分也不例外。税权划分必须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通过法律形式界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立法、执法、司法机构的税权权限，各级政府各尽其职，各行其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税收征管上的随意性、盲目性，避免相互扯皮、相互越权行为，有利于依法征税和依法行政。

由于地方政府相对中央政府而言更了解当地的情况，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或地方公共产品更有针对性，因而可以避免由于中央政府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需统筹全局而造成的效率损失。鉴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其税收管理权限的集权和分权程度也各不相同，但一国总应结合自身的具体状况，合理分权，使得地方能够在不违背中央宏观调控意图的条件下，拥有完成自身职能所应具备的税收管理权限。

税权划分的一般原则如下：[3]第一，财权、税权与事权相一致，政策目标与政策手段之间大致平衡的原则。第二，课税权宜划归中央政府的若干原则，具体包括以下课税权：与宏观经济稳定密切相关的税种的课税权;与公平收入分配密切相关的税种的课税权;与资源流动性密切相关的税种的课税权;辖区间税基分布不均匀的税种和容易导致辖区间税负输出的税种。第三，课税权宜划归地方政府的原则。地方政府要完成其职能，必须有相应的财力保证。将某些税种的课税权赋予地方政府，是保证地方政府财力的必要条件。

地方税是以地方税收收入的归属为标准来划分的，遵循的是居住地原则。对于居民个人来说，公共服务提供的利益是一种最终受益。按照受益原则，要求人们在其受益地付费，受益地指服务消费的发生地，也即居住地。基于受益原则，某些税种的征收对象获得收益大小与当地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优劣息息相关，因此，此类税种若税负较重则意味着享受了较好的公共服务，不会出现税基向税负较低的地方转移的现象，适合地方征收。

从理论上讲，应将税基比较固定的税种划给地方政府，地方税一般只能是以居住地为基础的税，这些税只对本辖区居民征收，并且税负最终归属于本辖区居民。从这个角度讲，财产税宜划归地方。

另外，从征管角度讲，某些税种由于自身特点，如税源分散、计税依据或税率的确定较复杂等，地方政府及其部门的协助对税收的征管尤为重要。这类税种由地方征收较为适当，因为这样做可以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降低税收征管成本，提高征管效率。

三、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和税收管理权

从公共物品或公共产品理论来说，由于政府最主要的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而公共物品是分层次的，从效率的角度说，不同层次的公共物品应当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提供。因此，对税权 5

进行有效配置，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税权范围，有利于政府为社会、为国民提供更好的公共物品，实现国家职能。同时，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不均衡，对不同层次的公共物品也存在着不同的偏好，特别是由于目前我国各级预算主体不能得到足额的财政收入，因而才会通过其他途径来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以上情况说明，税权适当下放的确是必要的。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中央政府集中财力进行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以实现政治经济的稳定;另一方面，我国幅员辽阔，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情况差别很大，也需要进行适当的分权，逐步建立完善的地方税体系。因此，从总体上看，我国税收立法权的划分，应建立起以中央立法为主、省级立法为辅，两级立法相辅相成的立法格局。税权纵向划分的核心问题，是对地方税种的立法权应否下放。笔者认为答案应是肯定的。理由在于：一是赋予地方适度的税权，有利于促使地方因地制宜地积极采取某些税收措施，挖掘税收潜力，改善财政状况，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也有助于中央主管部门集中精力，管好大政方针。二是赋予地方适度的税权是有效实现地方政府职能的必要条件。三是适度分权有利于增强税收法律的适应性，如有些小税种适当下放给地方有利于地方因地制宜地开辟新税源，而且也解决了这些税种全国统一立法难以适应地方实际情况的矛盾。

地方享有税收立法权符合中央、地方立法权限适当划分的宪法原则。宪法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人民政府，在不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情况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地方享有一定的税收立法权也符合《立法法》的具体规定。

为此，我们认为，除了应将那些为保证全国政令和税收政策统一，维护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地方税的税收立法权集中在中央外，可将其余地方税税种的税收立法权限作如下划分：

(1)对税源流动性、外溢性较小，不易引起经济波动，适宜由地方独立征收的地方税，允许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其行政区域内独立开征，如财产税。

(2)税源较为普遍、税基不易产生地区之间转移、对宏观经济影响较小的税种，以及涉及维护地方基础设施的税种，如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中央只负责制定这些税种的基本税法，其实施办法、税目税率调整、税收减免征收管理等权限可赋予地方。

(3)对全国统一开征、对宏观经济影响较小、但对地方经济影响较大的地方税种，除由中央制定基本法律和实施办法外，税目、税率调整、征收管理等权限可下放给地方。

(4)对全国统一开征且对宏观经济影响较大的地方主体税种，如营业税、个人所得税，由中央制定基本法律法规及实施办法，可将部分政策调整权下放给地方，由地方在中央规定的幅度范围内结合当地经济发展及其他情况自行确定，如对税率、扣除标准等可规定一定的浮动幅度。

(5)地方税收管理权原则上宜掌握在省级政府，不能层层下放，属于地方立法的必须经过立法程序的批准，不得由有关部门自行决定处理。按照《立法法》第8条第8款的规定，有关税收基本制度方面的事项属于法律保留的范围，只能制定法律，而法律的制定权限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权力机关只能按照《立法法》第63条、第64条的规定，由省、自治区、自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及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因此，税收立法权下放的范围应该只能是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权力机构以及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

(6)建议建立地方税收立法、中央审查备案制度。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根据有关原则，通过税收立法在本行政区域内开征新的地方税种，须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同意，并于事后报中央备案。

合理划分税收立法权限，在统一税政的前提下，适当下放税收管理权事关重大，应当建立健全相关的税收法律制度对其进行规范，以保证其规范有序地得以实施。为此应加快制定《税收基本法》(或称《税法通则》)，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中央与地方税收权限的划分，并进一步健全地方税制度，规范财政管理体制，完善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制度，坚持依法治税。在我国进一步完善分税制的财税管理体系的进程中，我国税法体系的完善应当是中央和地方各自的税收权限划分明晰化、合理化。为此笔者建议在《税法通则》的设计中借鉴国际经验作出规定，采用中央集权并有效实施宏观调控前提下的适度分权模式。

第二篇：多位学者建议税收立法权逐步收归全国人大

多位学者建议税收立法权逐步收归全国人大

2013年11月30日16:00工人日报 我有话说(3,288人参与)

11月24日，在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主办、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承办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座谈会上，与会者就“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前瞻”、“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财税法创新”等问题展开讨论，多位学者认为，落实税收法定意义重大，税收立法权应逐步收归全国人大。

据介绍，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高度强调财税体制的重要性，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等。对此，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贾绍华表示，在依法治税方面目前“还远远不够”，我国18个税种中只有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车船税3个有最高立法机关的立法，其他15个税种，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主要税种，都是国务院制定暂行条例开征的。

贾绍华认为“这种授权容易产生腐败”。他说：“我个人认为应该把税收的立法权逐步收回到全国人大，这是税收法定原则的本质要求。在这个事情上不能够再犹豫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说，今年初以来，有人大代表提出“设税权”回归人大，社会各界纷纷响应，此番三中全会的公报明确提出要完善立法，相当程度上可以视为是对税收立法权回归人大呼声的积极回应。财税领域既关系到政府间权力划分这样的宪法性事项，又直接影响纳税人的财产权益，当然应当坚持法治思维。他说：“当然，税收立法权回归人大，步伐应该稳健一些，首先可考虑在完善税收制度时，通过人大立法形式制定新税种法，之后适时修改现行低位阶税法规范，不失时机地将之上升为法律规范。”(张伟杰)

第三篇：外贸出口企业合理避税税收筹划

外贸出口企业合理避税税收筹划

根据多年的出口货物退（免）税工作实践，现将出口货物退（免）税税收筹划的方法和思路作如下介绍：

一、调整出口货物的经营品种

（一）提高退税率较高的货物的经营比重

作为外贸出口企业，收购征税率相同但退税率不同的货物出口，退税率高的货物比退税率低的货物盈利大。所以，应提高退税率较高的货物出口比重。这个道理很浅显，但作为一个有固定客户、有固定业务，熟知某一行业的外贸出口企业，随意改变货物的经营品种并非是一件易事。因此，这种方法受到了一定限制。

（二）提高属消费税征税范围内的货物的经营比重

一般来说，作为外贸出口企业，提高属消费税征税范围的货物出口比重，其收益比非消费税征收范围内的货物要大得多。收购属消费税范围内的货物出口，不光能得到增值税退税，而且能获得消费税退税，从而大幅度降低了出口成本。当然如前所述，并非每一个外贸出口企业都可随意提高这一比重。这种方法也受到一定限制。

二、改变经营方式

（一）改变货物经营收购方式

一般地，外贸出口企业从小规模纳税人购进货物用于出口比从一般纳税人购进货物用于出口的盈利高。这是因为，在当前出口货物的退税率小于征税率的情况下，从小规模纳税人进货，征税率为6％（农产品、煤炭除？，退税率也为6％，不会因征退税率不同而产生的增值税差额大于出口成本；而从一般纳税人进货，货物退税率低于征税率，其产生的增值税差额要计入出口成本中，两相比较，前者进货方式下出口成本较低，盈利高。

（二）改变贸易方式

出口企业发生了国外料件加工复出口货物业务，可采取三种贸易方式：一是国外料件正常报关进口，缴纳进口环节的增值税或增值税及关税，加工复出口后再申请退还增值税或消费税；二是进料加工方式，加工货物复出口后，可申请办理加工及生产环节已缴纳增值税的出口退税；三是来料加工方式，免征加工费的增值税，对其耗用的国产辅料也不办理出口退税。毫无疑问，从税收筹划上讲，第一种方式应舍弃。至于第二种、第三种方式，个体选择何种方式最为合适，还必须进一步作以下分析：

作为外贸出口企业，在加工复出口货物耗用的国产料件少的情况下，应选择来料加工，虽可办理增值税退税，因退税率低于征税率，其增值税差额要计入出口货物成本，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来料加工方式业务成本较大；反之当料理件加工使用的国产料件较多时，因进料加工贸易方式下可办理出口退税，虽然仍存在因退税率低于征税率而增加了出口货物成本，但与来料贸易方式下相比，当耗用的国产料件数额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前者业务成本会等于甚至小于后者的业务成本。因为，在来料加工方式下，耗用的国产料件超多，因其不能办理退税，会存在出口成本随着国产料件数量的增加而增大的现象。

另外，作为对外贸易出口企业，在进料加工贸易方式下，又可因料件进口后是委托加工还是作价加工两种情况的不同，会出现不同的结果。一般地，在进料加工贸易方式下，选择委托加工比作价加工好。

第四篇：关于构建合理的税收逻辑

【编者的话】纳税人有哪些权利？政府拿税收做了什么？什么是“阳光预算”？个人所得税怎样征收才合理？你交了多少隐蔽的间接税？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如何解决？从过去大众普遍对税收和财政预算漠不关心、一无所知，到现在“税痛指数”成为人们关心的热门话题，可见我们已进入税感时代，财税知识的普及势在必行。近日，著名财税学者李炜光的《税收的逻辑》一书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为此，新京报记者、本刊特约记者张弘专访了李炜光。

构建合理的税收逻辑

□李炜光 张 弘

税收伦理

税收不能回避道德问题

张 弘（新京报记者，以下简称“记者”）：您所指称的税收伦理，其核心内容是什么呢？

李炜光（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当代中国最具思想力的财政学者之一，其论文《公共财政的宪政思维》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学研究的开风气之作，2010年出版的《李炜光说财税》一书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以下简称“李”）：税收伦理的基本问题我理解应当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税收的征收和交纳主体，即政府和纳税人怎样行为才合乎税收事物的发展规律，我们的社会制定一个税收道德的目的是什么，还应当回答社会治理税收活动各种道德原则和规范，并使其为社会普遍接受和遵行，比如公平、正义、人道、为善、诚信、节俭等，以及如何使这些公认的税收道德在一个社会中推广实现。而倡行税收道德的目的，无疑在于保障和维护基本的税收秩序，增进每个纳税人的利益，如拉布莱所说的，建立一个“充满自由与责任的自由国度”。有人说道德是针对个人而论的，征税属于公权力运作，不应用道德约束之。这种说法不够准确，因为税收是征收者和纳税者之间的双向关系，与私人部门直接相关，而且税收制度和政策也是与他人一样的“人”来制定的，有道德和无道德，其结果绝不会一样。税收不能回避道德问题。

记 者：“无代表，不纳税”应当是财税征收中政府与民众的基本关系吗？

李：“无代表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体现的是税收的宪政精神，产生于英国。1215年，英国约翰王与二十五名贵族代表签署了《大宪章》。《大宪章》规定的非经以贵族为核心的会议之同意不得征税的条款，已经包含了后世议会所具有的征税权，成为“无代表不纳税”原则的思想基础。北美殖民地之所以要求独立，只是对英国强加给北美的各种新税收（印花税、糖税、茶税等）的不满。征税本身并没有错，哪怕多征一点，哪怕交了以后政府有滥用都在所难免，不一定构成革命的理由。真正有问题的是在决定征税这件事上人民没有参与权，没有他们选出的代表在国会中就参与征税问题进行讨论和投票。征税是对公民财产权的一种剥夺，从情理上说首先应当事先征得纳税人的同意，或者说只要没有经过选民哪怕是间接同意的征收，其合法性来源就都不充分。

在现代社会，税收是公民依法向征税机关缴纳一定数量的财产而使政府具有从事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能力的一种活动，本质上是公民为购买政府公共服务所支付的价格。这个解释合乎现代税收的本质，突出的是公民在国家税收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税收主权。公民通过法定程序和自己选举的代议机构授权政府依法征税，人民自己也有责任（准确地说，不是义务而是责任）依法纳税并监督政府履行财政职责的全过程。

这个道理并不难理解。由于政府的财政资金每一分钱都来自公民的口袋，税收的增加就意味着人民手中可支配货币的减少，所以任何财政税收事务，政策制度的制定、出台，都必须首先取得人民的同意或谅解。在我看来，政府的首要职责是尊重、维护和扩大公民的政治与财政预算的参与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征税、用税过程中政府与人民应有的“基本关系”。

记 者：您认为，人民对财政资源的所有权和统治权，加上政府对财政税收的治理权，只有这两者的结合，才是“财政”的全部内容，并构成一国政治权力的核心部分。我所关注的是，前不久，我国现在的外汇储备究竟属于谁的问题，引起了很多网民的关注。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我国外汇储备已经高达3.2万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总额近三分之一。那么，外汇储备究竟是谁的钱？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了解我国外汇储备的形成过程。

中国的企业和个人出口商品或劳务，挣回美元等外汇，然后将这些外汇的一部分或全部卖给银行获得人民币。外商对中国投资也往往需要将手中的部分或全部外汇资金换成人民币，也得将外汇卖给银行。银行在保留一定额度外汇用于日常业务后，将其余外汇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上卖出。外汇一旦被央行购买就成为国家外汇储备。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已不再实施强制结售汇制度，企业出口等所获外汇收入，可根据其经营需要自行保留或卖给银行。

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企业和个人不是把外汇无偿交给央行，而是通过银行卖给央行，并获得了等值人民币。这些交易都是出于等价和自愿的原则，企业和个人的经济利益在外汇与人民币兑换时已经实现，即“银货两讫”。另一方面，央行购买外汇，要付出等值的人民币，这个过程表现为人民币投放。换言之，外汇储备是央行用“发票子”这种向社会负债的方式“买”来的，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资产方为外汇储备，负债方则是等值的人民币投放。外汇储备其实并非央行的“净资产”，背后对应的是等量负债。

可见，外汇储备是央行以负债方式形成的资产，不能无偿使用，也不能理解成“老百姓的血汗钱”。从源头看，外汇储备一部分来自出口，这是国内企业或个人辛勤劳动的结果，可说是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这笔财富由央行以外汇储备的形式持有，老百姓以等值人民币的形式持有。外汇储备还有一部分来自外商投资等资本流入，这就更与“血汗钱”不沾边儿了。

征税权力

税收应当由全体人民投票决定是否征收

记 者：您还说，“财政权”和“财政治理权”并不是一回事，有些学者弄混了。具体说，这两者差异主要体现在哪里？

李：国家财政权是对税权的一种广义上的理解，理论上归人民所有，因为在民主宪政国家，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并属于人民和服务于人民。它具有双重属性，即具有国家权力的属性，又具有公民权利的属性，人民基于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要才建立了国家，为了保证国家有能力完成向人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人民同意将自己财产的一部分让渡给代表国家行使职能的政府，这种让渡是严格遵行法定形式进行的，其中必不可少的是财政税收管理权的授权机制和程序，由政府依据人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来决定财政支出的结构核数量，并保留对政府财政行为全过程的严格监督，在我国，其具体实施和操作主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民主渠道进行，基本目的是保护公民财产和人身安全。

财政治理权，指的是国家财政性行政权责，是国家各级财政（含税收）行政机关受权代表国家行使宪法、法律所规定的财政行政管理权责体系，如财政会计管理权、财政预算管理权、财政税费的征管权等等。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一个是从国家主权和人民权利的最高层面上理解，是从财政税收的根本性质上看问题，另一个只是从技术的、操作的层面上看问题。目前我国理论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不够充分，没有一个比较权威和服众的定义。

记 者：在现代国家体系中，征税权应当由谁来拥有？政府向公民征税，公民除了顺从，是否有不服从或反对的权利？历史上，西方国家又是怎样解决这一冲突的？

李：征税权是指由宪法和法律赋予政府开征、停征税收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管理税收事务的权利与权力的总称。税收是对公民财产的剥夺，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而税收在理论上又是返还于全民，所以应当由全体人民投票决定应不应该征收、如何征收和征收上来如何使用等。现代法治国家的宪法都明确规定了征税是议会独享的权利，税收须由议会立法开征，政府部门无权自行开征新税，只能按照议会通过的法律来征税。

从西方国家的经验看，宪政制度形成的历史，就是一部统治者与人民争夺征税权的历史。在英国，国王与贵族、平民经长期的斗争与妥协最终才形成了“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税”的规则；法国大革命中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规定了公民对税赋有决定权，而美国独立战争也是起源于一场抗税运动，《独立宣言》所列举英国国王的“罪行”之一，就是“未经我们同意就向我们强行征税”。讨论税收或预算必然有一个代表性来源问题，并需要建立一个进行讨论以表示同意或反对的机构，这就是议会产生的缘由。议会从它诞生那天起，其所具有的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就是代表纳税人的利益制约王权随意征税和主持财政税收立法，这促使它逐渐从贵族议政性质逐渐转变为代议性质的民意机构，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记 者：在每一个新的税种出台之前，怎样的程序才能被认为是合理且符合程序公正原则的？

李：应当遵行法定原则，广泛听取民意并严格遵循立法程序。其中最重要的是立法，包括所有的税种和征税办法与制度都需立法。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早已树立这样的意识：未立法者不构成任何人的任何纳税责任和征税权力，未立法者即为非法，人民可以不认账。

在我国，税收的立法权被划分为立法机关立法和立法机关授权立法两种，就是说，一部新的税收法律，可以是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制定，也可以由国务院制定。大家都知道，目前我国只有企业和个人两部所得税的法律是由立法机关制定的，其余全部是国务院发布的条例。我早就指出过，作为一个法治国家，这种机制的法治程度是不高的，应该逐步过渡到人大立法的层次上来。实际上我国立法法已经做出规定，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都须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它的常委会制定或者修订法律的方式进行，其中当然包括税种的增设或者变更。

目前，我国制定新税法或新税收法规之前有一个酝酿过程，一般先由财税部门根据调研意见提出草案，经国务院法制办审查，交由国务院会议研究通过，需上报全国人大制定的报请人大有关机构审查，通过后提交人大会议或常委会审议，最后由国家主席命令公布。其间如果涉及税法的原则问题或体制政策的重大变动，还要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或其常委会讨论决定。

实现税制合理和程序公正的关键是民主不可缺位。税收立法和政策调整过程中，一定要有纳税人参加，广泛听取民意，其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如立法机关举行听证会、民调、媒体讨论、学界研讨等，从技术上全面、合理地衡量、平衡各方利益，最终实现由纳税人通过民主程序在公民之间分配税收负担的要求，而不是纳税人之外的人来决定税收负担的分配比例。这是个我们中间很多人还不熟悉和难以接受的理念，然而却是税收的必行之路，早晚我们也得走到这条路上来。总之，开征新税必须慎之又慎，严格履行法律程序，减少随意性，或者干脆说，税收立法，行政权力请退出。

监督税收

税收交了以后仍是纳税人的钱

记 者：政府的税收总额，以及税收的流向和支出，是否应当对民众公开且完全透明化？如果是，怎样实现这一点？

李：我认为，纳税人交了税以后其所有权并没有发生改变，仍属于纳税人，这就是“纳税人的血汗钱”的含义，政府只是受全国人民之委托来管理和使用这部分资源。由此，纳税人也就有权利知道税收的流向和效果，这就涉及到政府预算公开透明的问题了。西方国家的议会在审查预算时都要花很长时间，而且项目也非常细、非常具体，每一笔花销都要经过严格论证，都要在人民的众目睽睽之下进行。这是对的。我们没有很好地做到这一点，所以才难以抑制住“三公消费”等贪腐现象的蔓延。

记 者：在这一点上，国外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李：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在预算监督透明化方面都已形成了相当成熟的经验，包括允许公众旁听会议、出版议会辩论日志、实况转播议会活动全程、网络互动等。在加拿大，议会活动会全天候报道，包括众议院辩论、参议院会议、议会委员会的听证会、特殊事务调查等。在中东地区，以色列议会是透明度最高的议会，除非法律规定和议长认为会危害国家安全，议会活动均向公众和媒体公开，媒体可以任意进入议会。英国议会除了允许传媒对议会报道外，还实行文件公开制度。平民院的各类文件一律向公众公开，其中包括平民院法案、平民院材料、贵族院材料以及奉旨呈文。

一般说，预算公开的内容和范围是非常细致与严格规定的，如预算收支信息，是让公众通过了解财政的收入和支出，了解政府如何运作；负债信息，使公众能够了解政府筹集资金并偿还债务的能力，并评估政府履行全部承诺所需要的收入；绩效信息，让公众了解公共资源的使用或政府活动究竟取得了怎样的效果；风险信息，如政府发行公债的风险、给企业融资提供担保的风险以及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在一定条件下转移到政府头上的风险等，都与政府作为公共主体的职能及其具体政策目标有关，可能导致未来财政资源的损失，因此应向公众披露。此外还有税收支出信息，政府有必要对税收优惠的目标、受益对象和受益程度等信息予以公开披露。

记 者：从税收的监督和制约方面来说，应当建立怎样的机制，预防纳税人的血汗钱被挥霍？

李：只要使税收的收入和支出都放在老百姓的面前，让大家能看到一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完完整整、实实在在的政府收支明细账，就可以有效制约政府在支配财政资源方面的随意性了。人类历史上许多公共事件和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发生，正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信息畅通的社会。而信息通畅的目的，一是问责，二是纠错。信息不畅，不能问责和缺少纠错机制的社会，迟早会出问题。我的看法是，向公众隐瞒信息，或公布不实的信息，与侵吞公共财产、贪污受贿的行为没有什么两样，都属于犯罪行为，必须在法律上予以严厉制止。

公开、透明的财政预算可带来许多现实的和潜在的好处，公众可了解财政预算活动的事实根据、形成过程、基本目标、预期成本和未来效益等情况，激发其参与其中的兴趣和热情，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各种不同意见博弈的结果，是每个人都在这个平行四边形的“合力”中发挥自己或大或小、或正或负的作用。在亿万双眼睛紧盯官员们怎么花钱的情况下，违规和腐败现象必然会减少。

记 者：如果纳税人血汗钱被挥霍，怎样才能让纳税人对官员问责？

李：说到问责，首先要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和职能，人大对政府征税和用税的行为要拥有控制权，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监督权。控制权包括决策权、约束权、监督权、检查权、问责权以及任免相关官员的权力。要大力加强对预算的控制监督，要把比较成熟的税收法规、条例等上升为法律，经人大审议批准形成正式税法实施，一切预算外的财政活动都必须纳入人大的控制范围。还可以效仿其他国家建立纳税人诉讼法规，公众可以通过诉讼来试图阻止可能违法的政府支出项目。在美国，如果某个纳税人发现哪项具体预算开支项目违宪或者违反法律法规，可以直接向联邦法院提出诉讼，法院可以裁决，要求暂停或终止该项开支，这就是纳税人对公共预算的监督权的实际体现。在日本，个人可以纳税人的身份提起要求政府部门公开交际费支出的诉讼。

记 者：作为公民，我很关注一点，即税收与福利之间的正常关系是怎样的？

李：我想这个问题的本意是想探讨高税收与高福利之间是否有着必然的关系。可以这样讲，高福利很可能造成高税收，但是高税收不一定能够实现高福利。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福利支出是财政支出的主要方面之一，如果税收增加，那么要求福利支出增加无疑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中国的财政制度源自于计划经济体制，购买性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长期偏大，而政府应当承担的再分配功能则相应地受到了挤压。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起高水准的福利制度，要看到这是一种制度的缺陷，而不是什么国情。避免社会快速转型期因社会安全网的缺位而付出民生与社会稳定的代价，应当也必须是未来财政支出的重要方面。

因当看到，我国目前财政支出结构上存在的问题，即重视经济服务（特别是经济建设事务）和一般公共服务，而忽视社会性支出，是造成中国社会发展严重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关键原因之一。在经济持续增长三十余年之后，如今社会发展滞后已经成为经济结构转型和人民福利改善最大的制约因素。

记 者：西方国家的福利经济制度又有哪些模式？

李：西方各国的福利经济制度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模式：一是“全民福利型”，即国家对全体公民实施普遍的社会福利项目，资金来源于税收。全部或大部分由国家财政支付，个人基本上不缴纳保险费或缴纳很少。如英国、瑞典等国家就采用这种模式，强调保证各阶层居民的最低生活需要。二是“社会共济型”，即以个人或雇主缴纳保险费为主，政府财政给予补助，主要是运用社会财力自筹自支，充分发挥社会组织自治自管，国家制定法规，进行宏观调控。采用这种模式的国家主要有德国、美国等，其社会福利经济制度侧重于用社会保障津贴来取代工资和薪金的收入。

税收现状 财政信息透明度很低

记 者：您的上一本书《李炜光说财政》出版的时候，我们曾谈到过政府的财政预算问题。一年过去了，在配套的法治以及政府操作层面，是否有一些进步的迹象？

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于2008年5月1日起颁布施行，其中第十条第四款规定要重点公开“财政预算、决算报告”。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机构和个人已经开始明了和善于运用这一条例对各级政府提出公布预算及决算信息的要求。如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依据这一条例，连续三年对中国三十一个省市财政透明度进行调查。只是该调查结果并不十分乐观，中国省级财政、省级行政单位行政收支、人大财政信息透明度均很低，其中人大的情况最差，在2011年调查的三十一个省市中，只有两个省的人大予以信息回复。

2011年政府预算、决算公开中取得进展的表现是国务院所属各中央部门基本公开了“三公”经费，虽然还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和改进，毕竟开了个好头。国务院曾要求各地方政府比照中央财政做法公开“三公”，但是截至10月底，除了北京、上海和陕西三个省市级单位和广州、成都等少数几个城市公布了“三公”经费之外，其他省市各级政府尚无积极响应的表现。记 者：很多人指责个税成了“工资税”，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以家庭为征收单位就能避免这种“工资税”的情况吗？一个子女负担、赡养老人负担过重的家庭，又如何与一个没有这些负担的家庭所承担的个税进行区分？

李：至于工资税这一提法，我想是大家对目前个人所得税交税主体仍然是工薪阶层不满的表示。个税免征额上调，据称减少了6000多万纳税人，却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目前的税制结构下，个人所得结构越是单一，课税反而越重，这就是我国个税由分类税制向综合税制的过渡变得急迫起来。此外，个人征信体系建设的严重滞后也是一个原因。税务机关无法准确掌握个人的全部收入来源及其类别，也就难以做到分类、合理征收。显然，个人所得税还有比提高免征额更要紧的问题要解决，这就是加强个人征信体系的建设，促进税制由分类向综合的转型。

以家庭为单位申报个税符合国际惯例，对普通工薪家庭尤其是经济负担沉重的家庭来说，可在更高的层次上体现公平的原则，无疑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不过，实施家庭申报，还有很多难题要解决。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起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公众的纳税诚信还有待提高，税务部门对个人隐性收入、赡养和抚养人口、家庭成员就业、受教育程度等信息的掌控还不足，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因素等，需要逐步推进相关的制度建设才有可能。

记 者：一些作家认为，对稿费收入进行征税不合理。其理由是，一部作品的写作很可能是其多年劳动的结果，一概进行征税不公平。另外，也有作家说，经常有写不出来的情况，如果只要出了作品，拿了稿费就要征税，明显不合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1980年9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稿酬所得每次收入不超4000元的，减除费用800元；4000元以上的，减除20%的费用，其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税率为20%，并按应纳税额减征30%，实际税率即为14%。稿费的个税免征额一直停留在800元。这一规定新闻出版单位执行了三十多年，一直没有修订。可是，这三十多年时间里，我国的工资、薪金个税免征额却上调了三次。1999年修订的《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支付报酬可以选择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或版税，或一次性付酬的方式。基本稿酬标准中规定，原创作品每千字30-100元，如果抽取版税，版税率在3%-10%。我的意见是，提高作家或一般作者的稿费、版税的免征额标准，比如提高到4000元或5000元以上，以体现文字工作者的劳动价值，让他们合法而体面地得到应有的劳动所得。

记 者：处于隐蔽状态的流转税，有一部分属于重复征收，大大增加了商品的成本：物流成本的增加，使得老百姓不得不付出更多的生活成本。这一问题应当如何破解？

李：你所说的重复征收问题，主要存在于营业税之中。营业税是针对经营者的营业收入征收的税种，一般以营业收入的某一比例征税，经营者会将税收加到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中，传导到下游的企业或终端消费者。表面看营业税的税率并不高，问题在于，商品每经过一道流转环节就要纳一次税，税上加税，流转环节越多，重复征收越严重，税负就越重。一种税率为5%的商品如果流转四次，其税率如滚雪球一样至少加到20%，成为重税。营业税的重复征收，是营业税与生俱来的缺点，有此严重缺陷而长存不废，仅仅是因为它征管简单，征收成本较低。目前物流成本的增加自是与税有关，但也还存在其他因素。有报道说，目前取暖用煤的价格高企，主要是由于居高不下的运输成本造成的，而运输成本包括油费、各项收费、罚款等。本来一天一夜就能运到的货，在路上堵了四天五夜，必然推高煤炭的终端价格。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12年1月1日起，在部分地区和行业开展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试点，逐步将目前征收营业税的行业改为征收增值税。虽然营业税并入增值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重复征税的问题，但不一定降低税负。一般来说，增值税的税率高于营业税，所以有可能两税合并后出现这样的局面：一方面重复征税减少了，另一方面税率却上升了，原营业税的负担者其负担不但不会减少，反而有所增加，这正是一些企业对于营业税转增值税心怀疑虑的原因。所以说，营业税改增值税，既终结重复征税同时也降低税负，并且我的意见是不要再行试点，即刻全面推开，把它作为近期税制改革的重点。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欧阳婷、张丽恒参与了以上问题的解答）

第五篇：财政与税收

滨江学院

学年论文

题目我国个人所得税分析及建议

院系 滨江学院经贸系专业 物 流 管 理学生姓名 王智峰 学号 20102347021 指导教师 罗玉

二Ｏ 一 三 年 6 月 7 日

我国个人所得税分析及建议

王智峰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院

摘要：个人所得税是对（自然人）取得的各项应税所得征收的一种税。征收个人所得税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它已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税制结构中最为重要的税种。我国个人所得税是适应改革开放形势的需要，于1980年9月开征的，至今已有32年了。但是，由于社会经济环境变化与税制建设滞后、税收征管乏力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个人所得税应有的调节分配、组织收入的功能仍然远未得到充分的发挥。关键字：个人所得税，现状分析，建议

一、目前我国征收个人所得税的现状

个人所得税既是政府取得财政收入的重要方式，也是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差距的手段，还是人才竞争的因素之一，因此税负高低至关重要。而税率是影响税负的最主要因素。我国征收个人所得税在设计税率时是以调节个人收入为主，同时兼顾组织财政收入，并根据我国的国情，采取了分类（项）税制模式，各类所得的适用税率也有所不同，有的实行累进税率，有的实行比例税率，最高税率分别为45%（工资、薪金所得）、40%（劳务报酬所得）、35%（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等所得）和20%（利息、股息等所得），因而税率形式较为复杂，税负差别较大。

经过多年来的不懈努力，我国税收征收管理得到不断改进，对高收入者的调节不断加强。从收入规模上看，个人所得税已成为中国第四大税种，个人所得税占中国税收的比重也不断提升，在一些省市，个人所得税收入已经成为除营业税收入之外的第二大地方收入。它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和组织税收收入的职能都得到越来越充分的体现，在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越来越被社会所认同。

二、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个人所得税1799年首创于英国，是指对个人所得额征收的一种税。随着经济的发展，该税种所占地位越来越显著。而在我国现阶段，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并不理想。对工资薪金外个人收入难以监控，对偷税处罚不力，对部门协调工作不够等等因素，促成个人所得税征管不力的现状。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中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1.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总额比重过低

尽管，如今我国经济和经济发展水平都位于世界前列，但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总额比重却低于发展中国家水平。2001年这一比例为6.6%，而美国这一比重超过40%.我国周边的国家，如韩国、泰国、印度、印尼的比重均超过我国水平。

据国家税务总局最近测算的一项数据表明：我国个人所得税每年的税金流失至少在一千亿元以上。而世界上发达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占总收入水平的30%。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收入要成为国家的主要收入还不太现实。但是，我国个人所得税所占的比重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实在是太低。可见，个人所得税的征管现状令人堪忧。

同时，由于税务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缺乏实质性的配合措施，信息不能实现共享，这些都造成了个人所得税征收的不妥。三是偷税现象比较严重。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收入水平逐渐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就造成了个人收入的多元化、隐蔽化，税务机关难以监控。公民纳税意识相对比较淡薄，富人逃税、明星偷税好像是习以为常、无所谓的事情。

2.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不健全

目前我国的税收征管制度不健全，征管手段落后，难以体现出较高的征管水平。个人所得税是所有税种中纳税人数量最多的一个税种，征管工作量相当大，必须有一套严密的征管制度来保证。

而我国目前实行的代扣代缴和自行申报两种征收方法，其申报、审核、扣缴制度等都不健全，征管手段落后，难以实现预期效果。税务机关执法水平也不高，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税款的征收。由于受目前征管体制的局限，征管信息传递并不准确，而且时效性很差。不但纳税人的信息资料不能跨征管区域顺利传递，甚至同一级税务部门内部征管与征管之间、征管与稽查之间、征管与税政之间的信息传递也会受阻。

同一纳税人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内取得的各项收入，在纳税人不主动申报的情况下，税务部门根本无法统计汇总，让其纳税，在征管手段比较落后的地区甚至出现了失控的状态。

3.税收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在缩小

我国当前的个人所得税并不能起到多少控制贫富差距的作用。按理说，掌握社会较多财富的人，应为个人所得税的主力纳税人。而我国的现状是：处于中间的、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工资薪金的阶层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全部个人所得税收入的46.4%；应作为个人所得税缴纳主要群体的上层阶层（包括在改革开放中发家致富的民营老板、歌星、影星、球星及建筑承包商等名副其实的富人群体），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只占个人所得税收入总额的5%左右。

虽然有累进制所得税，但是对真正高收入的人，征税征不到他们。目前的所得税累进制，主要适用于工资，而高收入人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并非工资，而是其他所得，特别是资本所得，按照现行的征收办法，很难保证这部分收入会纳税，尤其是即使他们逃了税，他们也没有法律责任。

三、个人所得税征管存在问题的成因

1.现行税制模式难以体现公平合理

法制的公平合理能激发人们对法的遵崇，提高公民依法纳税的积极性。而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在税制设置上的某些方面缺乏科学性、严肃性和合理性，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其调节个人收入的要求。

世界各国的个人所得税税制模式一般可分为三类：分类所得税制、综合所得税制、混合所得税制。现阶段我国公民的纳税意识相对来讲还比较低，税收征管手段较落后。所以，现阶段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采用的是分类税制。分类税制，是将个人的全部所得按应税项目分类，对各项所得分项课征所得税。其特点是对不同性质的所得设计不同的税率和费用扣除标准，分项确定适用税率，分项计算税款和进行征收的办法。这种模式，广泛采用源泉课征，虽然可以控制税源，减少汇算清缴的麻烦，节省征收成本，但不能体现公平原则，不能很好地发挥调节个人高收入的作用。

所以，这种税制模式不能全面衡量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也不利于拓宽税基，容易导致税负不公，征税成本加大，征管困难和效率低下，很难体现公平合理。

2.对涉税违法犯罪行为处罚力度不足

我国现行税收征管法规定，对偷税等税收违法行为给予不缴或者少缴税款五倍以下的罚款。由于税务机关只注重税款的查补而轻于处罚，致使许多人认为偷逃税即便被查处了也有利可图。据统计，近几年，税务机关查处的税收违法案件，罚款仅占查补税款的10%左右。另一方面，在税收执法过程中，由于没有规定处罚的下限，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因而人治大

于法治的现象比较严重，一些违法者得到庇护时有发生。所有这些都客观上刺激了纳税人偷逃个税的动机。

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中既然存在着如此多的问题，那么也就应该有相应的措施来解决以上问题。

四、解决个人所得税征管问题的几点对策

1.选择合理的税制模式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考虑适应国际经济发展的趋势，我们应摒弃单纯的分类征收模式，确立以综合征收为主，适当分类征收的税制模式。

分项税制模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缺乏公平，征管效率低下，不利于个人所得税的职能作用的发展。而以综合所得课税为主、分类所得课税为辅的混合制真正立足于我国的国情有利于体现量能纳税的原则，真正实现个人所得税调节个人收入、防止两极分化的目标。

2.合理的设计税率结构和费用扣除标准

我国个人所得税目前的税率结构有悖公平，容易使得纳税人产生偷逃税款的动机。其次，考虑通货膨胀、经济水平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等因素适当提高减除费用标准和增加扣除项目。

我们可以允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级政府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相应确定减除费用标准，并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备案，这样做既可以更好地符合实际状况，也有利于调节个人收入水平。

3.扩大纳税人知情权，增强纳税意识

法律是关于权利与义务的规定，权利义务是对称的，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现实社会中权利义务不对等，履行纳税义务与否，并不影响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享有。既然能享受权利又不履行纳税义务，必然使“纳税光荣”只剩下空洞的口号，丧失了法律公平、正义之本。

在税法宣传上更多的是宣扬纳税人的义务而淡漠纳税人的权利，弱化了纳税意识。政府职能的正常运转与纳税人的纳税行为密切相关，政府部门使用纳税人提供的资金，纳税人享有监督政府部门工作和接受政府部门服务的权利，纳税人的监督能有效防止诸多重复建设、浪费，也是遏制腐败的一剂良方。

4.加大对偷漏个人所得税行为的查处、打击力度

搞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对偷漏税行为查处、打击得力是关键之一。针对现阶段我国对个人所得偷漏税行为查处打击不力的现状，通过立法，赋予税务机关一些特殊的权力，增强执法的力度。同时，对一些偷漏税构成犯罪的纳税人，不能以罚代法，必须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5.加强税收源泉控制，防止税款流失

在我国目前普遍存在个人收入分配多元化、隐蔽化且支付方式现金化的情况下，完善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加强税收征管，首先要加强税源控制。使公民的每项收入都处于税务机关的有

效监控之下，使每个公民的收入纳税情况都一目了然，进而可堵塞税收漏洞，防止税款流失。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加入WTO和整个国民经济总体水平的提高，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将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在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日益提高的情况下，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已显得尤其重要。

参考文献：朱蔷《从促进社会公平的角度看待个人所得税》.理论导报

许达能《改革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思考》.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报

张斌《个人所得税改革的目标定位与征管约束》.税务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