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形势与政策论文之浅析如何解决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问题
浅析如何解决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问题
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大战略和历史性任务，是我国扩大内需的长期动力之所在，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 “火车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的 “王牌”引擎。但是在我国传统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许多矛盾和问题，城镇化模式转型已经刻不容缓，新型城镇化要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做好科学规划，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城镇化的质量，注意保护耕地和环境，走持续发展的道路。
在传统的城镇化中，规划体系混乱，科学性不强，执行也缺乏严肃性，造成城镇的布局、规模不合理、功能不完善、城镇间的协同效应不强。而且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我国耕地面积不断减少。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到2008年，我国耕地面积总共减少了1.8亿多亩，平均每年减少700多万亩。再者对城镇化与产业化的关系脱离也造成了许多问题如“有城无市”，的鄂尔多斯康巴什“鬼城”。如何解决并注意城镇化发展带来的问题
1、城镇化既要有国家层面的总体规划，又要有每个城镇的具体规划。新型城镇化既要按照“十二五”规划中“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完善功能、以大带小”的大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对城镇化的布局进行总体规划，做到东、中、西，大、中、小协调发展。具体到每个城镇，又要结合本地的地理条件、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人文条件，确定好自己的发展定位，做精做细自己的城镇化方案，形成自己的特色，避免出现千城一貌的局面。同时，城镇规划要保持一定的前瞻性、权威性、连续性和衔接性，规划一旦形成，除按程序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调整外，不可来回变动。
2、提高新兴城镇的管理和服务水平现在新兴城镇、特别是农村整建制转居以后，承担具体管理职能的往往是原来的乡镇政府及原来的村委会，但由于乡镇政府权限有限，及缺乏管理城镇的经验，往往造成新兴城镇的管理和服务水平不高。在现行体制下，乡镇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统一，乡镇财政处于财政压力的终端，受到县级财政的种种约束，但作为地方基层政府的乡镇，往往成了城镇化的最终执行者和建成后的管理者，处于诸多矛盾的风口浪尖之上。所以改革财政制度，赋予乡镇更多的自主权，更能发挥乡镇熟悉本地情况的优势，妥善处理城镇化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使城镇化的进程 更加顺畅。
3、控制非农建设用地的供应总量，保护粮食安全。
我国13亿人口，依靠国际市场无法保障粮食供给和粮食安全，只能立足于国内粮食生产，18亿亩的耕地红线不能破。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认为18亿亩的红线是拍脑袋想出来的，但笔者认为18亿亩的红线不能破，一旦突破，各地政府定会竞相掀起新一轮的“圈地”高潮，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为保持耕地面积不再减少，各级政府要把控制耕地总量和非农建设用地规模，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做为土地规划的重点。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通过城市建成区内部用地结构的合理化和集约利用度的提高，节约土地资源。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非农建设用地的审批办法，加快存量土地的市场化，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优化土地资源的配置。新型城镇化要注重生态建设。
4、新型城镇化要全面提升城镇生态文明水平。在新型城镇化中
必须牢固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循环经济、低碳
经济等绿色经济模式。积极强化节能减排，注重从源头上降低能耗、防治污染，坚决淘汰落后产能，促进节能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的广泛应用。完善新兴城镇生态基础设施，采用集中供暖，提高生活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率，推广使用清洁交通工具。注重城镇的生态景观建设，加强生态保护，大力实施绿化、美化、净化和亮化工程，提高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同时政府要加大对环境的综合整治力度。政府在环境治理中要优先使用经济和法律手段，慎用政手段。经济手段包括收费、补贴和排污权交易，在多年的实践中，收费和补贴制度被广泛使用，但是一些企业宁愿交少量的罚款，也不愿投资进行彻底治理。在未来的环境监管中应积极研究和尝试排污权交易制度，以达到污染物总量的控制。同时要完善环境保护立法和严格执法，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震慑性。行政手段由于规范性和约束力不够强，今后应该慎用。
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要遵循城镇化的客观规律，积极稳妥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城乡统筹、节约用地、因地制宜、提高质量。”新型城镇化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既要积极筹划，千方百计推进城镇化的进程，又要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稳中求进，不可急功近利，不搞城镇化的“大跃进”。
第二篇：形势与政策论文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
论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
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 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 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从十八大报告中我们不难看出城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 地位。
一、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
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一个
大战略、大问题。当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工业化创 造供给，城镇化创造需求，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将抑制国民 经济的良性循环，只有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才能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而城
镇化与农业现代化都是农村、农业发展的路径和手段，相互 依托，相互促进。所以说推进城镇化是扩内需调结构的重要 抓手，也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之策。
二、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特别是进入 21 世 纪后的十多年来，城镇化发展速度非常快。但同时，过去多年的城镇化过程中也有很多问题值得反思。
过往的城镇化不少地方走的是“规模扩张式”的道路。
城镇化过程，往往伴随的是投资扩张的热潮，借城镇化之名，以土地为重要抓手，大肆建房、人为造城，城镇化沦为部分 地方政府获取土地财政的手段。
这种不以人为本，不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城镇化，导致城镇化过程中出现许多尖锐的矛盾。
基于过去多年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下一步推进城
镇化，我们必须借鉴以往的经验教训，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三、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应采取的战略
（一）以人为本发展战略
加快促进“空间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转变。城
镇化的主体是农民，城镇化中最根本的是“人”的要素，而 不能只片面关注“物”的要素。
因此，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善待农民：一是农村开展土地整治工作中必须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权益，不搞强迫；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周转指 标使用所获得的收益应全部返还“三农”，这也是产权在法 理上的要求。二是对已进城的农民，要让他们在就业择业、劳动报酬、医疗保险、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租购和公 共服务等方面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总之，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必须始终把城镇化的成果
是否惠及农民、农民是否安居乐业作为城镇化成功与否的评判
标准。城镇化进程如果不能解决农民问题，这个“城镇化” 就是一个伪命题。
（二）多元化发展战略
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坚持两个并行不悖：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并行不悖；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双 轮驱动并行不悖的多元化战略。中国农村人口数量庞大，区 域间自然经济社会条件禀赋各异，不能照搬别国模式，也不 能采取整齐化一的城镇化模式，必须走中国特色多元化发展 道路。
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绝不能放松对农村的建设和发
展。尽管我们的城市化不断地推进，但是农民的数量仍然是 巨大的。2030 年前后，中国总人口将达到 15 亿左右的高峰，届时即便城镇化率达到了 70％，生活在农村的人口仍有 5.亿
之巨。保障生活在农村的这部分人共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 现代化的成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需。由此可见，城镇化 可以解决部分“三农”问题，但真正的农业、农村、农民问 题仍不能放松。因此，一定要坚持推进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双轮驱动。
（三）产业支撑战略
推进城镇化需要不断强化产业支撑。城镇化与工业化，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城镇化要有
产业支撑，通过产业发展促进就业和创业，防止城镇“空心化”； 同时产业发展也需要城镇化提供平台，产业发展要以城市为 依托，才能防止“孤岛化”。所以，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必须把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强化“两 化”互动、产城融合的理念，坚持以工业化为主导推进城镇化，做到时间上同步演进、空间上产城一体、布局上功能分区、产业上三产融合。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是我国必经的过程，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我们需要坚持正确战略，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
第三篇：形势与政策论文-中日关系问题难用沟通解决
中日关系问题难用沟通解决
摘要：由历史恩怨和现实冲突相互交织的中日关系伴随着近年来中国的逐步崛起而更趋复杂化，中日之间历史、领土、海洋资源划分等问题上的多项争端及日本在中日问题上的恶劣行径越来越突出。中日之间由于政治领域矛盾重重、安全领域严重缺乏互信而陷入一种接近零和博弈的困境。在涉及中日关系一系列敏感问题上，日本动作频频。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树欲静而风不止”，不是靠“沟通”就能解决。
关键词：中日关系；沟通；问题。
近来，关于日本要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广受世界各国和国人关注，也引起了很大争论。在此问题上，正如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日本没有资格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作者想强调的是中国应该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不是因为民族主义感情作祟而盲目反日，也不仅仅是为了证明中国人和韩国人一样是有血性的，而是出于对中日关系的现实和中国自身国家利益的认识。
对于当前的中日关系，世人皆洞若观火。由历史恩怨和现实冲突相互交织的中日关系伴随着近年来中国的逐步崛起而更趋复杂化，中日之间历史、领土、海洋资源划分等问题上的多项争端及日本在中日问题上的恶劣行径国人皆知，无须赘言。中日之间由于政治领域矛盾重重、安全领域严重缺乏互信而陷入一种接近零和博弈的困境，而日本近年来日益膨胀的进攻型对外战略及在钓鱼岛、台湾等一系列涉及到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问题上采取挑衅和进攻姿态，更加剧了中日之间的紧张局面和竞争关系。国家利益仍是当前的国际社会中指导国家行为的根本原则，外交政策是否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本国的国家利益是衡量一国外交是否成熟的标志。毛主席说过合作是斗争得来的，而不是让步让来的，当前中日关系的现实困境非中国单方面、也非一朝一夕所能扭转。在日本的咄咄进攻态势面前及其有计划有步骤地不断挑衅和侵犯中国国家利益并极力遏制中国发展的情况下，中国单方面死抱着维护和发展中日关系的大局及希望日本纠正自己的错误做法的良好愿望，不但没有任何实质意义，而且会自缚手脚，带来的是犹豫徘徊、瞻前顾后而终究无所作为。如果此时再一味强调保持和维护中国好不容易初步树立起来的“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根本就是本末倒置，在自身核心国家利益得不到有效维护的情况下，所谓“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也终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这不但是一种外交不成熟、不理智的表现，本身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
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不是因为中国手中有牌可打，故意刁难，而是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正当而合理的外交行为，这并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伦理，也并不表明中国就要立即和日本决裂甚至走向军事冲突，此类做法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外交行为中也屡见不鲜。如果反过来，日本处在中国的位置上，其会支持给予中国更大的国际行为权力吗？凭借日本在历史等问题上的恶劣表现及其与周边国家在历史、领土等问题上争端与麻烦不断、周边国家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普遍表示反对和担忧的事实，中国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名正言顺，更何况考虑到日本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屡次挑衅和侵犯以及强硬而恶劣的对华态度，中国理应承担此一责任。中国采取既不明确表示支持也不明确表示反对的模糊态度并不能做到明哲保身，更不反映中国自身的最大利益。因为日本对中日关系的现实和遏制中国维护其自身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战略与政策十分清楚，对于中国并不希望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真实心态也一清二楚，所以就算是日本顺利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并不会因为中国没有行使否决权而感谢中国，更不会自动带来中日关系的顺利发展。正如韩国《东亚日报》21日发表的社论所言，日本在处理与邻国的领土主权争端问题上，仍然没有摆脱帝国时期的思想，不但不对过去的侵略行为反省，反而企图美化丑恶的历史。如果日成为常任理事国，其膨胀欲望会更加暴露，不仅不会对国际社会作出贡献，反而会加剧国际矛盾。果真出现这种结果，只会进一步助长日本的强硬态度和嚣张势头，中日关系将更为复杂化，现存的争端和问题也将更加难以解决，届时，中国再想努力发展中日关系、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此前，日本政府宣布将右翼势力设立的钓鱼岛灯塔收归国有并予以保护，随后又同美国一道发表涉及台湾问题的共同声明。不单如此，日本外相还公开表示，希望中国对爱国主义教育进行“修正”；日自民党拟通过修宪把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定性为“传统活动”„„在涉及中日关系一系列敏感问题上，日本动作频频。
“沟通”不是一剂好药方
这些频繁的动作使得中日关系成为了当前舆论关注的焦点，与之相关的专家评述也出现在各种媒体上，纷纷为中日关系的发展献计献策。其中，就有专家表示：“„„唯有加强中美日三国的沟通，明确阐明各自的战略意图和政策态度，才能更好保持和维护台海两岸乃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同时还建议：“„„海峡两岸应以春节包机等缓和两岸形势的事件为契机，增加沟通和互信，减少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这才能从根本上扫除美日干涉台海问题的借口„„”
专家开出的药方子就是加强“沟通”，似乎只要加强“沟通”了，就能够解决目前中日之间存在的问题。这就像两个人有了冲突，旁人上来劝架，常用的一句话：“误会，都是误会。”于是两人突然醒悟了，是“误会”了，这样一来就“和平”了。但我对“沟通”这剂药方的“药效”表示质疑。
人和人之间都会产生误会，遑论国家之间，所以国家之间需要保持沟通。但是国家之间是否有足够的“沟通”，并不是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而中日之间目前存在的问题，更不能用“缺乏沟通”的理由来解释。因为，决定国际关系的最核心因素，是权力和利益，国家权力的大小，决定了利益的分配。这是经过数百年近现代国际关系实践检验过的道理，中日之间目前存在的问题也是一样。
一部“沟通无效史”为了让问题更加清楚，我们可以简单历数一下中日关系中的几个问题，看看“沟通”在其中能够起到何种作用。
历史问题：其实历史问题很简单，只要日本彻底承认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对以往所作所为认真反省，中方并无意在这件事情上和日本纠缠，毕竟双边的正常交往会带来巨大的利益。但问题在于包括一些政治家在内的日本右翼，反复在这件事情上作出种种表演，或参拜，或“失言”，或修改教科书，导致这一问题被频繁加温。中国政府多次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但为什么这些人却依然如故？道理很简单，利益使然。他们之所以频繁动作，是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因为国内政治总体向右转，他们跟风右转，既可以获得选民支持，又可以获得政治资金，何乐而不为？中方的抗议，无法转化成他们所需要的选票和金钱，所以就只当成耳旁一阵风而已。对于普通的日本右翼来说，否认侵略历史，本身就是重振“日本精神”、重塑大国地位。显然，在这种问题上，单纯的“沟通”恐怕不会有什么作用。
领土问题：双方各自都声明拥有钓鱼岛的主权，中方为了双边关系的大局，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然而日方的回应是逐渐加强对钓鱼岛的控制。钓鱼岛问题争执了这么多年，日方非常清楚中方的立场，但还是试图把对钓鱼岛的占领变成既成事实。在此问题上，从实践来看，“沟通”能起到的作用似乎也很有限。而且，“沟通”需要共同的价值观作为前提，很多日本人对于历史和领土的观念，和中国有着较大的差异，“沟通”起来也并不是那么容易。例如一本学术书籍中提到一个案例，某专家在日本生活期间颇受一个民间团体的照顾，临回中国前，董事长为其举办了一个小型送别会，专家很是感动。在聊天中，董事长说，日本国土狭小，以后要多去中国旅行。当专家正要表示欢迎之意的时候，董事长接着说：“但是战前日本很大，有台湾、朝鲜、满洲，战败了，都没了。”专家的话当时就只好梗在喉咙里了。有这样的领土观念，“沟通”能起多大的作用，令人怀疑。
日军遗留化学武器问题：60多年前，日本军队在侵华战争中遗留下了大量化学武器。1997年，中日两国同时作为缔约国加入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根据规定，日本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必须在10年内，即2007年4月前彻底销毁完毕。这件事情的事实和责任原本非常清楚，但进展却始终不是那么顺利。就拿遗留化武数量来说，经过“沟通”，中方认为总数有200万枚，分布在当时被日军占领过的中国领土上；日方则声称，总共只有70万枚，且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北，而且其中67万枚都在吉林敦化的哈尔巴岭，双方观点有很大的分歧。此事的过程也算是一种“沟通”，中日共同对南京中央门外的一处地点进行了发掘，找到的化武数量总计33097枚(日方判断还有约3000枚没有发掘)，只要有简单的数学能力，就能看出日方原有数字的谬误，日方也显然不缺会数数的人，但他们依然把“70万枚”作为谈判和工作的前提。日方假装“鸵鸟”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若是认同了中方的说法，则日方要做的工作，要花的钱，要负的责任，都要成倍增加。哪怕只是为了这份利益，负责谈判的官员也要死死咬住原有的说法不放。但我们能够清楚看到，这一问题的存在，其直接原因是日方缺乏诚意，根本原因是日方不愿意承担责任，而不在于双方缺乏“沟通”。
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时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记载得一清二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同时又写明双方“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这说明日本对台湾问题的性质非常清楚。如果仅仅以缺乏“沟通”为原因，无法解释日本为什么要把台湾问题公开纳入日美安保体系。日本之所以这样做，其原因很清楚，就是日本政界内部支持“台独”的势力起了作用。他们很了解两岸关系，并不缺乏相关的信息，反而是基于对两岸情况的充分了解，才作出最后的决策。
看来，中日关系中常见的几个大问题，包括日本向欧盟表示反对解除对华军售禁令这样的小问题，都很难用“沟通”来解决。
日本为何不打“沟通”牌
从日本的国内状况来看，居于政坛主流的新保守主义，试图恢复日本在东亚甚至世界上的政治、军事大国地位。这种政治思想也影响了民众情绪，因此，对外强硬、对过去扩张历史持暧昧态度的领导人，在国内政治上的确占有优势。
从日本的地区战略看，日本要做世界大国，直接涉及到未来的东亚格局问题。在部分日本决策者看来，中国是日本成为崛起大国的障碍。为了消除这一障碍，遏制中国的发展，就成了必然。日本的某些政治势力之所以要支持“台独”，也就是出于这一目的。
从日本的战略传统来看，日本决策层是实力和利益的忠实信徒。自明治维新之后，对外政策一贯讲究以实力换利益的作法。
从最近几年日本对于涉台问题所采取的种种动作来看，他们的行动，并不是出于缺乏“沟通”才作出的临时决策，而是有着长远的战略考虑，其级别逐步升高，其准备逐步完善，这些动向需要十分警惕。
中国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所以“沟通”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手段，这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这么看问题，有的国家认同的就是实力政治，丛林法则。如果这个时候再跟它讲些教条的仁义道德，就与宋襄公无异了。现实也很清楚，很多时候，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树欲静而风不止”，不是靠“沟通”就能解决。
第四篇：形势与政策论文—我国周边形势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分析
众所周知，我国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海洋300多万平方公里，东西相隔5500公里，时差4个多小时，南北相距5500公里，跨越5个温度带，居世界第三。中国地大物博，自古以来便是各国眼中的宝地，上至夏商，下至今时，总是处于危机之中。无论何时，外国总是打着中国的主意。而今，中国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自强不息，增强了自己的实力，有了相当高的抵御能力，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处于和平时代，相反我们应该警惕这潜在的危机，古人云，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我们刚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时刻注意我国周边环境形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领土方面，自新中国以来，先后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和朝鲜圆满地解决了边界问题，签定了新的边界条约，并划界立碑，但是我国仍与印度等国家有5000多公里边界尚未完全划定，争议地区16万多平方公里。与日本等海上邻国争议面积多达200多万平方公里。这些领土的争议是格局形势潜在的危机。目前我顾主要丢失的领土有韩国占有的几个礁岛，日本侵占东海气琉球群岛和钓鱼岛。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周边各国的蠢蠢欲动，小动作纷纷。
在西方开始收敛的时候，中国周边的国家却活跃起来。越南，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纷纷针对我国南海主权动作不断直接向中国发起挑战。其中菲律宾国会通过将中沙群岛的黄岩岛划为其国土，马来西亚总理登陆南沙群岛几处岛屿宣称拥有主权，其海军司令甚至宣称，如果发现中国渔船入侵，将被长期驻扎在那里的海军驱逐舰驱逐，越南则任命了一个管理西沙群岛的政府机构主席，一宣称对改道拥有主权。日本首相有不失时机的挑起钓鱼岛事件。这个时候中国的西方邻居印度也不甘示弱，居然大幅增兵藏南。对已经挫败强大西方势力的中国来说，解决这些国家的挑战不是问题，但奇怪的是，与高调回应西方相反的是，中国政府这次相当低调，对之冷眼旁观，不采取措施。
或许这种选择于中国来说对外界不失为一种对抗、一种有力的回击，但是在这个社会，尤其是西方，将忍让看着一种懦弱，一种无能。中国要想在世界永远占有一席之地，光靠忍让和中国传统的礼仪是不可能的，要让世界尤其是美国、欧盟等国家信服，就必须有霸气，因此对待这些对我国领土打着歪主意的小国家我们不能坐视不管，拿出点威风和霸气。在这里绝不是以大欺小，而是维护自己正当的利益。中国这个大国如果连这点利益都不能争取，别人会以为我们好欺负，这实际上在无形中助长美国等国家的嚣张气焰。中国不能忍让。
周边环境形势在军事方面尤为紧张，总体来说东亚、东南亚、东盟、中亚、南亚地区对中国呈现包围形式。经过多年的发展，日本不愧为一流强国，拥有世界第一的扫雷能力和世界第二的防潜能力，军事费用世界第二。便面上日本与中国和睦相处，但实际上是表面上一套暗地里又是一套。其军事防御已由“固守北方”变为“防御西南”，此举意味着什么，我想不言而喻。在一则调查中显示，人们普遍认为对中国最为危险的国家即最容易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国家就是日本，而目前日本的种种举动也正应证着这一趋势。炙手可热的朝鲜核问题，也是一大热点，联合国采取了一系列制裁措施。朝鲜核问题处理不得当势必引起朝、韩、美、日四国的军事冲突。由于当年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一旦四国的战争爆发，势必影响到美日韩与中国的关系，很有可能美日会趁机打击中国。因此我想在朝鲜核问题上，中国应该谨慎，考虑全面，在外交方面应尽可能的避免冲突，保持中立原则。
于此同时，印度也将中国列为潜在的威胁。印度兵力强大，海陆空在世界排名靠前，是中国有力外患之一，而且印度长期以来占领着藏南地区，态度强硬，轻言撤退是不可能的，为有武力。同时印度也将印度洋列为其势力范围，恶意炒作中国与印度洋各国正常的经济来往甚至借用马尔代夫的甘岛作为其空军基地，毫无掩饰的暴露出印度的野心。中国不得不防。
台湾问题是我们一直关心的问题。从明朝开始，就明确的规定台湾属于中国。从邓小平主席的“一国两制”到陈水扁的“台独”，我们看到的是台湾领导团队想方设法的对抗，视祖国各族人民于不顾，甚至请求美国的援助。中国曾今帮助马英九登上台湾领导人的位子，而曾将他口中的台湾回归如今已经烟消云散，大力购置军事防务，其动机之明，不言而喻，美国更是添油加醋。藏独也是中国头疼之事，“**”集团藏独的野心也迎合了美国的愿望。奥巴马白宫见**更是对中国政府公然的宣战。我们岂能坐视不管？中国政府不能忍让，应该快刀斩乱麻，将这些不法分子除之而后快。
对如今的中国来说，美国可能是我们最强大最具危险性的国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外军事基地群，遍布世界各地。这些基地主要为美国收集情报资料，拥有先进的科技，最强大的军事武器，一旦战争爆发，可以迅速的调兵遣将，尤其在欧洲，能够迅速的调集兵力进攻中国边疆。而且2010年中美关系即将发生更加微妙的变化。如果美国挑起中国敏感的三大危机——贸易争端、对台军售、会见**，中国将应接不暇。
由此观来，中国周边环境局势确实岌岌可危，首先我们应当建立起忧患意识，加强军事和经济的发展，加强边疆尤其是西藏等地区的军事力量，防范于未然，加强渔歌国之间的军事、经济竞争，努力学习国外先进科技。同时和俄罗斯等同盟国搞好关系，共同御敌。其次，中国人民应该团结，和睦相处，万众一心。最后应该做好积极应战的准备，制定详细的应对策略和今后的发展计划及目标，做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迨。
第五篇：形势与政策论文—我国周边形势
形势与政策论文—论我国当前周边形势
进入21世纪，中国周边地区形势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的存在与发展使周边地区形势呈现出总体稳定与局部动荡并存的局面。与此同时，周边安全环境在地缘方向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表现为“陆稳海动、陆缓海紧”和“北稳、南和、东紧、西动”的不同态势。在外部因素中，台海问题，南海争端，中印边界争端，朝鲜半岛问题等，一直都是威胁着我国的安全，其中，美国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最主要因素。今天的中国，正处于近两百年来最好的发展时期，能否抓住这个机会，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周边的国际形势。本次论文我就对中国的周边地区形势进行简要分析。
中国周边地区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文化类型多元化存在，民族宗教问题异常突出，历史遗留问题较多的地区。在我国周边地区，世界上人口过亿的10个国家有7个是在这个地区。既有经济发达程度较高的日本和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也有贫穷落后的老挝、蒙古、孟加拉国、阿富汗等，经济发展差距很大。民族和宗教问题上的冲突激烈，因民族和宗教问题引发的地区性恐怖事件时有发生。此外，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上，既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民主共和制国家和君主立宪制国家，还有宗教神权国家，佛教文明、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等世界上几大文明体系都能在这个‘地区找到很多的支持者和信奉人群。
（一）中亚五国与中国安全
中亚五国独立后，由于中亚显要的地缘战略地位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使世界各国势力在中亚的角逐使中亚的政治局势更加不稳，另一方面也使中国西北边疆的安全环境复杂化。战后，推行霸权政策的美国在阿富汗建立亲美政权，以及在中亚个别国家建立军事基地，抑制俄罗斯的复兴，阻止伊斯兰原教有旨主义的扩展，遏制中国的崛起。
(二）俄罗斯与中国的安全
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从沙俄时期到至今，一直是中国北方最大的邻国和影响中国国家安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从地缘政治上，中俄之间有漫长的边疆线，从综合国力上看，俄罗斯仍是世界性大国，并有可能再度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俄罗斯拥有雄厚的军事技术实力的丰富的石油气资源，是中国实现国防现代化可以借助的力量，尽管俄罗斯处于经济持续恢复阶段，但对华能源战略已透露出俄罗斯未来的战略运筹信息。
（三）朝鲜半岛与中国安全
朝鲜半岛问题是东亚地区最大的冷战遗产，进入21世纪后，美国政府对朝鲜采取强硬姿态，最终导致朝美第二次核危机的爆发，半岛局势再度趋紧，存在较大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不排除出现武力对抗和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朝鲜半岛是中国东北部安全的战略缓冲，半岛局势的紧张将破坏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将影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没有半岛的安全，就无中国“和平崛起”的最终实现。
（四）美日军事同盟和日本对外军事扩张 日本是中国的海上强邻，是当今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又是一个曾经对中国进行侵略并且其统治者至今对此没有清醒反省的国家，还是一个拥有巨大潜力掌握核武器的国家，二战后，美国和日本结成军事同盟，主要针对对象由苏联转变为朝鲜和中国。日美安全，同盟的重新定位将导致亚太尤其是东北亚地区战略力量的严重失衡，成为影响未来地区安全的重要不稳定因素。
（五）南亚半岛和中国安全
印度大力发展本国经济和军事力量，以此威慑巴基斯坦，制弱小邻国，遏制中国，拦阻地区外大国向南亚渗透，实现控制印度洋，跻身世界一流大国行列的目标。印度洋是中国与中东、波斯湾、地中海、东非等地联系的海上必经之路，印度控制了印度洋，就等于控制了中国的通往这些地区的海上通道威胁中国的石油安全。而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冲突直接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重要隐患。印巴冲突是包括领土、民族、宗教和军奋之争的综合性、长期性矛盾与争端。近年来，两国在核军备和常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在克什米尔冲突时紧时缓，印巴冲突对南亚安全局势，和我国西部边境的安全有重大关系。
（六）中国南海海洋权益之争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中国必然向海洋型经济方向发展，中国的海洋权益日益重要，自近现代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洋权益的冲突争议日益增多。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非法占领我南中国海的岛屿，开采油气资源，严重损害我国领土主权和经济权益，越来越不利于中国的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南海之争，不仅存在岛屿之争，还有海域划界和资源开发之争。中国和日本除了钓鱼岛的主权归属之争外，还有专属经济区和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中国和朝韩在东海域划界问题上也有分歧，这些问题都是关于资源和地缘优势争端，而这些海洋权益一旦丧失，将危害中国国土安全。
（七）影响中国安全环境最重要外部因素------美国
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是最有实力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在欧亚大陆地缘战略又与中国的安全利益存在重大冲突，美国将中国视为有能力挑战其全球利益的地区性大国和潜在对手。在亚洲东面，美国依靠美日军事同盟联手遏制中国，在西亚，美国借反恐名义向西亚地区渗透，在东南亚地区，与东南亚地区国家加强军事合作，美国还靠多年与台湾形成默契，打“台湾牌”制约中国的崛起；在北亚、美国加强与蒙古的全面关系。
加强中国安全的国际举措
1、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开展睦邻外交
2、积极开展首脑外交
3、积极开展经济合作和经济援助
4、开展国际军事交往，增强军队维护国家安全能力
5、积极利用区域性国际组织建立经济一体化和多边安全协商机制。
从以上对中国周边地区形势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周边政治格局总体态势良好，局部地区比较动荡。我们只有与周边和睦相处，才能共同繁荣发展，只有贯彻“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才能有长期稳定与和平。但我们还应注意到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和矛盾所激化的隐患，扫除和平发展的一切障碍，积极参与亚洲多边及双边机制适用本国强大的综合国力，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发挥地区大国的作用，尽而实现中国的崛起。
中国最能发挥影响力的地区。运筹和团结周边国家要有新思路、新举措、新方式。
（一）坚定不移专注自身发展。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阶段性负面变化有其必然性，这是每个崛起大国在与周边国家关系互动过程中都会经历的阶段。这种阶段性负面变化因崛起大国的实力上升至特定阶段而出现，也必然会因为崛起大国实力上升超过一定阶段而化解。中国与周边国家实力对比就是这个阶段的重要标志。未来中国和平发展的机遇期将更多依靠中国自身实力去争取和维护。因此，处理周边国际事务的首要源头来自于中国自身而非运筹国际力量。中国应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指引下，贯彻落实好十八大精神，推动实现好“十二五”规划，不断提升中国自身实力和国际地位。
（二）加强中国与周边的经济合作。
地缘经济影响力是中国外交在周边最为突出的实力，要从发挥整个地区经济潜力，促进亚洲共同发展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简单实现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设计好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进程，切实增强中国影响力。要做一篇“大文章”，在实现亚洲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地区大发展架构，扩大中国对周边发展的掌控力和影响力。
首先要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这是实现亚洲地区大发展的基础条件，也是中国便于输出的优势产业，其连带经济、政治乃至战略效益要远远大于承建互联互通项目本身的效益。因此，要放眼长远，以政府援助、优惠贷款、民间融资、资源抵押等各种方式大力推进互联互通建设，推动相关国家采用符合中方要求的标准规则，为便利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合作打下坚实基础。
其次，要精心设计大项目，打造龙头产业、核心企业。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必须发挥整体潜力，形成国际竞争力，实现整体效益，而不能简单地叠加。因此，要加大科技含量，培育新经济增长点，发挥各国比较优势，聚拢亚洲地区能源、资源、资金、人才等要素，打造能够体现亚洲优势和竞争力的、以核心企业带动的龙头产业，实现亚洲各国的共同发展。
第三，要加大对周边的援助力度。对周边中小国家，要从战略高度进行扶持，尤其是要授人以渔，把经济援助与对象国的发展意愿和发展战略紧密结合，以有限的经济援助调动对象国发展积极性，撬动周边共同发展。
（三）处理好中国与大国在周边的互动，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美国、欧洲等所谓的域外大国实际上也深度参与中国周边事务，与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国一样是中国周边关系中的重要大国。处理好与大国在中国周边的关系，是运筹周边国家关系中的重要一环。要依托中俄全面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推动各大国在周边与中国形成良性互动，尤其是推动中美在亚太形成良性互动，推动与各大国构建以尊重为前提，以合作为途径，以共赢为目标的新型大国关系。
（四）构建周边立体式外交格局。
各国内政外交界限模糊化使得传统政府外交已经不足以实现日益复杂多样的外交目标。深化国家、政党、社会、文化交流，已经成为加深各国人民相互理解，拉紧彼此心理距离，化解相互误解疑虑，营造友好合作气氛的重要环节。因此中国外交不但需要政府外交的引领，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构建政府外交、政党外交、公共外交、民间外交等优势互补、有效配合的多层次对外工作格局。尤其是要发挥政党外交面向周边各国政党及其党员，进行全方位、深层次、宽领域交往的特点，密切中国共产党与周边国家政党在战略政策制定、政党优势发挥、进行党的建设、加强社会管理等治国理政经验方面的交流互鉴，服务于国家政策战略制定和国家总体外交。
（五）推进周边机制建设。
周边地区机制性“安全阀”缺失是中国周边形势阶段性恶化的重要原因。随着亚洲各国关系日益密切，各种矛盾和摩擦将同步上升，并将长期存在下去。而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周边各国对中国期望也在上升，期待中国提供更多地区性公共产品。中国应该下大气力推进周边经济合作机制建设。与此同时，推动完善现有的次区域联合巡逻等机制，探索周边安全机制建设新途径，补齐地区机制安全短板，减少战略误判，管控并适时解决矛盾和争端，敢于、乐于并善于提供安全类公共产品，树立中国在周边安全领域内负责任大国形象，影响地区安全合作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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