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什么样的企业家才有未来

第一篇：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什么样的企业家才有未来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什么样的企业家才有未来

以贿赂换取资源的旧政商关系成本太高、大势已去，企业需要更能规避风险、更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的新型政商关系。

100多年前，胡雪岩和左宗棠的交往，被称作近代中国政商关系的一个典范。一个成了富甲一方的红顶商人，一个成了功勋卓著的一代名臣。官商互助，名利双收。

如今百年过去，这个官商“典范”或许需要重新解读。

今年3月初，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时，总书记用“亲”“清”两个字概括新型政商关系。所谓“亲”，就是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所谓“清”，就是同民营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纯洁，不能有贪心私心，不能以权谋私，不能搞权钱交易。

新形势下营造政商关系新常态，如何构建“亲”“清”融合的新型政商关系，对于新常态，企业家又该怎么做？

4月26日下午，一份《新型政商关系研究报告》在北京大学发布。

“这个报告不是要爆猛料，讨论中国如何反腐，而是在反腐当中政府怎么和企业家一起往前走。”课题组顾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评价说。

最难的学问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说，处理政商关系在中国是比读博士后还要高的学问。

在《野蛮生长》中，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用“离不开，靠不住”两个词，形容政商交往的艰险。

政商关系在任何一个国家中都是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着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态。如何处理好政商关系，对于商人是门艰深的学问，而对于官员来说也并不轻松。

交织在一起的政商关系，通常被形容为“上了同一条船”，顺了，海阔天空；逆了，一同溺水。

报告显示，随着官场的剧烈震荡，商场也波澜骤起。一名落马官员背后往往有数名至百名不等的商人被调查、抓捕。

报告称，盘点近四年中国经济大事件，反腐无疑是重中之重，其矛头直指官场中的贪腐现象，而中国的政商关系历来盘根错节，随着大量贪腐官员的落马，牵涉其中的企业与企业家受到巨大影响，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刑罚之严、数量之众，实为罕见。

“新的政商关系已经到来，商人经商会越来越规范，旧的政商关系是回不去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薛兆丰说。

关系新常态

在持续反腐的局势下，目前政商关系将受到何种影响？报告课题组认为，政商关系将在政治、经济大势的变化中进入新局面。

首先，旧政商关系存在空间被压缩。

十八大以来的新一轮反腐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与以前相比更倚重于“制度式反腐”，减少了“反腐一阵风，吹吹就过去”的可能性，反腐常态化使得非正常政商关系行为的存在空间在较长时期内都会被明显压缩，也使得企业家调整对待政商关系的态度成为必要。

此外，简政放权成为改革的必然趋势，企业和企业家们将面临新的政商环境。

过去通过权钱交易，政府官员释放部分资源给市场。在现实中随着管制给官员带来越来越多的灰色收入，官员会得到负向激励，更有动力去实行更多的管制，因此消除腐败的根本办法是减少管制。而减少管制，正是改革的大趋势。

当然，新型企业家群体的成长，提供了新型政商关系生长的空间。

以1984年为当代企业史元年计，目前国内许多企业已经发展到了三十年历史。这些企业的许多创业者已逐渐退居幕后，由职业经理人或企业家第二代接班。这些新的管理者往往受过良好的教育，其中不乏具备海外留学背景者，他们更认同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方式。

报告认为，在制度建设推动反腐进入新常态的形势下，企业家在政府官员中的“保护伞”日益受到压制，商人行贿也将面临更严峻的执法环境，这些都推升了旧的政商关系的经营成本。加之市场配置资源能力和空间的增加，职业经理人与企业家二代更现代化的管理思维，都说明我国的政商关系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以贿赂换取资源的旧政商关系成本太高、大势已去，企业需要更能规避风险、更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的新型政商关系。

距离该多远

不能和官员走得太近，当然也不能太远。企业家如何处理政商关系，既属于社会道德和价值判断问题，又存在操作尺度问题。

“‘亲’和‘清’的关系，是一个尺度和距离问题，官员和企业家既要近，又要保持距离。”薛兆丰对记者表示。

那么，与官员保持的安全距离在哪里？

报告对一些知名企业家进行了“点名表扬”。这些企业家包括万向掌门人鲁冠球、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万科董事长王石等。

而总结这些擅长处理政商关系的企业家们的经验，可以看到，他们更强调与事近，而不会与某个特定的官员走得过近，虽然密切但仍保持适当距离。而在处理企业事务上，他们与历届政府均保持密切关系，他们了解官员对做出政绩的渴望，也会选择那些当地迫切需求的产业项目，并以此争取政府支持和政策倾斜。

报告认为，在特定社会环境内，总是存在一个社会普遍可以接受的“人情”底线，这是经过社会组织和成员间无数次博弈和检验后达成的一种“非法定认同”。中国的诸多社会道德习惯是几千年时间形成的，不能忽视它的存在。具体在政商关系上，企业家需要知道特定社会里多数人是怎么看待腐败问题的，需要理解社会和执政当局对腐败的容忍程度，并且不触犯这个界限。

这就是企业家的“底线意识”，即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与社会容忍度相悖太远。企业家的底线高于社会底线，有利于长久地生存。柳传志在联想集团发展壮大时曾说过：“我们的社会生态挺干燥的，你别刺激这个社会”。

一起向前走

除了自设底线，报告还给出了其他六条建议，分别是：坚守“复利最优”策略、专注发展核心竞争力、以法人关系替代个人关系、识别政府的政绩需求、利用行业协会力量和走出去策略。

对此，周其仁通过案例进行了解读：万科拿地总拿不到好地方，但他们会把坏的地做成好的楼盘。“在政商的关系问题上，从企业家的层面看，它是一个替代关系，你可以选，你可以更多地找一个人罩着给你开绿灯，你也可以选择吃亏，宁愿吃一点亏来发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他说，企业没得到特别的关照，就会逼着自己提升能力，这个能力被市场承认以后倒过来政府会围着你做。

企业家要学会选择的另一方面，是审时度势。

多年前，大连一家农产品企业为了市里的一个扶贫项目捐了一两百万，大连市政府要感谢企业，要给企业送块地，被这个企业的负责人坚决拒绝了，后来***出事儿了，这个企业没出事儿。

“你去收买一个官员，就等于跟国家争夺官员的资产。国家会容忍吗？如果底下的官员都被商人买走了，这个国家就空了。”周其仁说，反腐败是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基本的条件。“这30年来，活得长久的企业、优秀的企业，都对危险有警觉，对危险的识别是非常重要的。”

摘编自微信公众号“财经国家周刊”

第二篇：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对于任何政府来说，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始终是最重要的关系，是决定自身盛衰兴亡的基础。在当代社会，人民群众是划分为阶层、界别、地域、团体的。作为人民政府，正确处理与各阶层、界别、地域、团体的关系，及时解决彼此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对于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促进社会和谐和良性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2016年3月4日，习近平主席在同全国政协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见面时，特别强调构建“新型政商关系”。这个问题，应引起各级政府高度重视。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是净化政治生态、理顺市场秩序的必然要求。近年来，一些地方腐败丛生，政治生态恶化，市场秩序混乱。一个直接的重要原因，是那里的政商关系出了问题。有的政府官员与私营企业主过从甚密，“勾肩搭背”。凭借这样的关系,官员进行权力输送，以权谋私，完成权力“变现”;商人进行利益输送，借权谋利，实现利益最大化。这种不良的政商关系和权钱交易带来的腐败，给社会发展带来极大的损害。理所当然，党和政府开展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打击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行为。然而,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一些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又走上另一个极端。他们对商家敬而远之,该办的事不办,生怕被冠以“权、利输送”之名;商家到政府部门办事时,“门好进了、脸好看了,事却难办了”。不论是官的乱作为还是不作为，都是政商关系病态的表现。从根本上说，它是封建社会官僚和“红顶商人”之间那种旧式政商关系的延续，必须坚决摒弃。在“破”的同时，应“立”起健康、科学、透明的新型政商关系。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关键是作好“亲”“清”二字文章。习近平主席提出，新型政商关系，概括起来说，就是“亲”“清”二字。之所以首先讲“亲”，是因为我们的政府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的，其中就包括全心全意为经商办企业的这部分人服务。政府官员对人民必须有“亲”的情感，绝不可对民营企业家不理不睬，对他们的正当要求置若罔闻，对他们的合法权益不予保护，而要懂得亲商、安商、富商。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情况下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多关注、多谈心、多引导，真心实意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但，凡事须有度，交往有底线。政商交往应该为君子之交，不能超越“清”的底线。彼此关系要清白、纯洁，不能有贪心私心，不能以权谋私，不能搞权钱交易，更不能搞成吃吃喝喝、酒肉朋友的那种关系。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只讲“政”一方不行，“商”一方也必须相向而行，正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不论是民营企业家，还是其他经商者，都是中华民族一份子，都应该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事，遵守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与时俱进，加强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提升，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有了这个基础，“亲”“清”二字文章就好做了。所谓“亲”，就是积极主动同各级党委和政府及部门多沟通多交流，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满腔热情支持地方发展。所谓“清”，就是要洁身自好、走正道，做到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只要政商双方都按照“亲”“清”二字去做，新型政商关系就一定能够建立起来。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需要健全的法律制度为保障。这是历史经验的启示，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要求。其基础，是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国家法律体系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应把“亲”“清”的成熟做法固化为制度。按照制度规定，努力搭建有利于商家发展的平台,改进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以优质服务赢得商家的信赖;坚决贯彻执行廉洁自律准则和政府各项廉政规则，自觉斩断与商家的各种非法利益链接,杜绝权力寻租,建立起纯粹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作为商家，要把政府当成“娘家人”。当企业经营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及时通过法制渠道反映和解决。如果遇到政府人员故意刁难和不作为，可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要建立健全严格的内控制度,坚持依法经营、诚信经营。有了健全的法律制度，新型政商关系就一定能够巩固和发展下去。

第三篇：新型政商关系

习近平用“亲”“清”二字密切新型政商关系

“两会”伊始，总书记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并参加了联组讨论，强调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重申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三个没有变”，要求让民营企业真正从政策中增强获得感，再用“亲”“清”两字阐明新型政商关系，这些重要论述鲜明表达了我们党的大政方针，提振了各类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的信心。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对于国企、民企关系问题有些不太准确的认识，有人以“国进民退”为名抨击国企改革，有人以民营经济发展中的一时困难为借口鼓吹“全面私有化”。而事实的发展证明，“两个毫不动摇”是宪法原则，没有变也不会变，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础，是我们引领新常态、提升综合国力的关键支撑。

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两个方面绝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在市场经济进程中“一个都含糊不得”。当前，针对民营企业发展中经历的“寻租”以及歧视性待遇，有必要正本清源、优化发展环境，用“亲”“清”二字阐明新型政商关系，重塑法治经济必需的规则与伦理。

“亲”就是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这一要求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个别领导干部推诿卸责，为了避嫌干脆绕着问题走，对民企发展中的信贷压力、税费负担视而不见，不愿意出手相助。“亲”字强调的正是手心手背都是肉，国企、民企都是亲生的，法定的公权力对企业的职责必须真诚对待、严肃履行。

“清”就是清白纯洁，不搞权钱交易。以往，有官员勾连企业主并非为了改善营商环境、助力经营发展，而是瞄准了“钱袋子”，用手中的审批权“寻租”“揩油”谋私利。“铁八条”高压之下，徒增企业负担的吃拿卡要少见了，破坏公平竞争的私相授受收敛了，但仍然离不开久久为功，将清廉内化在干部与企业家日常交往的方方面面。

理想中法治化的政商关系，既不是勾肩搭背、狼狈为奸，也不是敌视对立、井水不犯河水，而是在合理的监督机制下“相敬如宾”，彼此保持适当的距离，坦坦荡荡在桌面上讨论问题、解决困难。摒除庸俗的政商关系论，砸碎腐败的利益共同体，官员落马与企业败局才能真正消亡，中国经济也才会在凤凰涅槃的自我矫正与修复中，迎来浩荡的改革东风，平顺地向前行进。

第四篇：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作者：方世南《光明日报》（2018年08月29日 06版）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总书记将新型政商关系概括为“亲”“清”两个字，体现了从政治生态与商业生态有机联系的角度，统筹谋划整体优化执政环境和市场环境的系统性思维和协同性思维，对于铲除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腐败温床，推动形成政治清明、政府清廉、干部清正的政治生态和透明、法治、公正、高效的商业生态，营造遵纪守法和崇德向善的良好社会风气，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需优化政治生态与商业生态

政商关系是在党政部门与企业互动中形成的一种既普遍而又特殊的社会关系，是一种将政治权力和行政资源与经济利益和市场行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复杂社会关系。政商关系如何，直接反映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影响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政治生态以及企业文化和市场秩序，决定政治环境和市场环境的优劣和发展趋势。

优化政治生态与商业生态是由政商间的内在联系决定的，是从政治社会化视角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要求。从社会有机体视角看，政商是一个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共生体。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塑造着执政党的执政环境，对执政党和政府端正文化价值观、培育政治文明和行政文明、推进服务型政党和服务型政府建设具有重大意义。这种政商关系也直接塑造着企业环境和市场环境，有助于端正企业经营文化价值观、加强企业管理以及促进企业发展战略实施和提高经营绩效。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是促进政治生态和商业生态优化的重要举措，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应有之义，是促使政府权力得到有效规范约束和市场充满发展活力的重要基础，也是斩断政商之间的权钱纽带和利益交换链条，铲除腐败赖以滋生的温床，促进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推动当代中国社会走向整体文明进步的重要推动力。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价值目标和科学定位，体现了优化政治生态和商业生态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需要以全面净化、双管齐下的力度，以同频共振、同向发力的举措，使政治生态和商业生态得到整体好转，实现政、商相互信任、相互促进、互帮互助、合作共赢，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在政商领域取得显著成效。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要求针对的是不健康的政商文化生态、政商制度生态和政商法治生态，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

政商文化生态对政商生态起支配和决定作用。人们的所有行为都是在一定的文化价值观支配下进行的，而一定的文化价值观都是对一定的社会现实特别是经济现实的反映。有一些官员在权力本位和金钱本位的文化价值观驱使下，与商界进行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形成不正当的利益交换链条，导致政商勾结的腐败现象。而一些不法商人为了赢得更多的利益，与官员称兄道弟，投其所好，请客送礼。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就要在纷繁的物质利益面前，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

制度是对政商关系的刚性规范，科学的制度设计和制度执行力建设是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重要举措。目前，相关制度已比较完备，但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还有待进一步发挥。藐视制度、规避制度约束、搞制度变通、打制度擦边球等现象，使制度无法产生严格约束力。其主要原因在于，政商遵章守纪意识淡漠，制度存在着一些可钻的空子。必须进一步加强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强化制度的执行力建设。

与此同时，一些政商人士缺乏对法治的敬畏之心，缺乏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习惯，法治的严肃性、权威性黯然失色。必须用法治规范权力，规范服务，规范管理，做到秉公用权、阳光施政、清廉务实为民。用法治规范市场，规范资本，规范企业竞争，使企业做到合法经营。

优化政治生态与商业生态的发力点

在优化政商文化生态上发力。文化生态是政商生态的软件系统，优良的政商文化生态表现为优良的政府行政文化和企业文化。政商双方都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恪守文以载道、以文化人、以文会友、相敬如宾、公私分明、洁身自好的文化价值观，要大力营造崇尚法治、遵从法治、认同法治、信守法治和维护法治的文化氛围，推动形成遵纪守法、光明磊落、敬业奉献、廉荣贪耻的优良政商文化生态，并将其内化为政商双方的道德良知和行为遵循，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在先进政商文化引领下促进政治生态和商业生态优化。

在优化政商制度生态上发力。政商生态出现问题与制度设计不合理以及对制度缺乏执行力密切相关。要进一步推动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朝着科学化、程序化、合理化方向发展，促进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市场经济制度和各项管理制度更加公正合理，形成良好的政商制度生态。要通过制度创新，加速政府行政体制改革 和政府职能转变，有效遏制权力暗箱操作、政商利益输送等腐败现象。以科学合理的制度消除权力设租和寻租空间，打破政商之间结成的不正当的利益共同体。要加强企业财务、审计、文化制度建设，促进企业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管理，切实做到以严密规范的制度管人、管事、管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较为有效的制度约束规范。政商双方要树立强烈的制度执行意识，自觉遵守制度，使制度真正地硬起来，发挥规范和约束作用。同时，各级纪检监察部门要加大制度执行监察力度，严肃查处行贿受贿、权力与利益交易等腐败行为，严厉惩处违反法规制度的不法商人和贪腐官员，使制度的高压线在净化不正当的政商关系上产生强大的威慑力。

在优化政商法治生态上发力。优良的政治生态和商业生态需要政商双方都要自觉地守法，要将法治作为思维方式、工作规范和行为遵循，在法治框架下建立政商之间平等合作互助共享的融洽关系。进一步健全法律规范体系，进一步完善规范执法环境，建立公正合理的司法环境，使政商双方都能敬畏法律。要努力营造法律红线不能碰，纪律底线不容踩，政策规定不可逾，道德高线不许丢的政治生态和商业生态氛围。使政府和企业牢固树立法治理念，增强法治意识，培育法治文化，形成学法尊法守法护法的习惯。要有效地监督、约束和规范政府权力和企业家权力，构建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互动监督机制。要通过实现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和企业信息公开，使权力始终在阳光下运行。

（作者：方世南，系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苏州大学基地研究员）

第五篇：构建“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

构建“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

政商关系，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的新情况，是政府和市场、权力和资本相互关系的综合反映。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政商关系。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用“亲”“清”二字，言简意赅地概括了新型政商关系，为领导干部与企业家的交往提出了明确要求和现实遵循，对于形成健康的政治生态、构建公正的市场环境、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具有重大而现实的意义。

亲商、安商、富商，是政府的应尽之责，也是发展的现实需要，是决胜全面小康的必然要求。为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领导干部同企业家、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交往是经常的、必然的，也是必须的。但这种交往应该为君子之交，决不能搞成封建官僚和“红顶商人”之间的那种关系，也不能搞成西方国家大财团和政界之间的那种关系，更不能搞成吃吃喝喝、酒肉朋友的关系。否则，领导干部就会在“糖衣炮弹”面前落马，就会不自觉坠入危险的“温柔乡里”，走上违法犯罪的歧途。从已查处的案件来看，无论是为儿子未来着想而大肆受贿的刘铁男，还是急不可耐地与房地产大亨搞权钱交易“飞蛾扑火”的王敏，给钱办事、办事收钱、被“朋友”拉下水的廖少华，无不倒在与商人的不当交往之下。可见，把政商关系变成权钱交易的利益同盟，逾越了公与私的界线、法与纪的红线，党员干部就会被侵蚀，党风政风就会被污染。对于企业和企业家而言，畸形的政商关系，容易导致权力寻租，或许一些企业和个人一时会从不公平竞争中获益，但靠此发财的企业绝不可能长久。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查处的一些腐败案件看，一些涉案企业尽管曾经风光一时，但最后都水落石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经营陷入困顿，企业家被追责，甚至沦为阶下囚，代价巨大。这是政商关系不清的危害。政商关系“不亲”，其危害也不可小觑，这些年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当前，一些领导干部缺乏对政商关系的正确认识，对正常的政商往来顾虑重重，甚至做“冷面人”，对民营企业家的正常来访，如临大敌，避而不见，或者表面上客客气气，实际上搞“缓作为”“软拒绝”“打太极拳”，由以前的“脸难看、门难进”，变成了“饭不吃、礼不收、事不办”，对民营企业的正当要求置若罔闻，对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益不予保护，直接恶化了当地的营商环境。这些干部躲商、惧商甚至抑商，给正常政商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耽误了发展，延误了机遇，后果同样严重、影响同样恶劣。

总书记提出政商关系要“亲”“清”，充满了辩证法的深刻性，针对时弊，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开出了对症的药方。构建“亲”“清”关系，对政商双方都是一场新的考试，需要领导干部和民营企业家同向发力、各守其志、合力推动，真正做到各安其道又并行不悖，有交集而无交易。对领导干部而言，“亲”就是要坦荡真诚地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特别是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的情况下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多关注、多谈心、多引导，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真心实意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清”就是同民营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纯洁，不能有贪心私心，不能以权谋私，不能搞权钱交易。对民营企业家而言，“亲”就是积极主动同各级党委和政府及部门多沟通多交流，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满腔热情支持地方发展；“清”就是洁身自好、走正道，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企业经营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反映和解决，如果遇到政府工作人员故意刁难和不作为，应当向有关部门举报，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实际上，“亲”“清”的政商关系并不像某些党员干部与社会舆论所认为的那样难以把握与践行。“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廖俊波同志，在干事创业、真诚坦荡中很好诠释了“亲”“清”二字。一方面，他真心与企业家交朋友，为他们排忧解难。廖俊波把“接待真心真意、交流专业专注、服务贴心用心”作为招商“秘诀”。有外地客商来，他必亲自赶到车站、机场迎送，亲自陪同、讲解、考察。甚至就连投资商的父母生病，都要帮带着去医院。对于当地的企业家，他也敢于当“肝胆”，做朋友。当农民企业家刁桂华，因遭人构陷，企业陷入生死劫之际，他冒着大雨到企业了解情况，帮着一起想办法，克服困难，企业很快起死回生。这不就是“亲”吗？但另一方面，廖俊波始终坚持“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原则。面对刁桂华过春节送上的一只表心意的土番鸭，他笑着谢绝了。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清”，对于家人也时时提醒，多次和妻子说，咱清清白白做人，就可以安安稳稳睡觉。廖俊波的言行不就鲜明地诠释了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处理政商关系的“亲”与“清”吗？我们党员干部，应该以廖俊波为榜样，以无私的情怀、担当的精神，自觉履职尽责，以“亲”激发起发展的勃勃生机，以“清”保持好共产党人的良好形象。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对于企业家而言，也肩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首先要清醒认识到，反腐败是大势所趋，试图通过在政府官员中寻找“保护伞”，通过寻租，以行贿换资源、求发展成本太大、风险太高，不是企业发展的长久之策和光明大道。企业家要自设底线，树立“底线意识”，明确法律的“高压线”不能碰，道德的“警戒线”不能违，要勇于放弃眼前需要通过权力寻租获得的短期利益，追求长远利益，确保企业的长远发展。同时，要专注发展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练好真功夫，以过硬的业务和服务赢得市场，而不要靠邪门歪道找出路。企业只有自爱才能保安全，只有自强才能真发展。

构建新型的政商关系，关键还是要靠改革。一方面，要以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用清单管理推动减权、规范用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努力消除寻租腐败机会，从源头上防止围绕“权”和“钱”滋生的腐败。另一方面，要通过改革建章立制，通过制度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要规范企业依法经营和诚信经营的基本制度建设，引导各类企业把守法诚信作为安身立命之本，依法经营、依法治企、依法维权。要尽快推出领导干部权力责任清单制度，厘清责任边界，明确责任内容，以督促检查倒逼干部干事，干成事，并干净干事。要出台奖励“为官有为”的制度规定，激励干部主动帮助企业家跨越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科学细化量化政策措施，积极化解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问题，让企业真正从政策中增强获得感，激发发展的生机活力。

如果说强力反腐是“破”，那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就是“立”。面向未来，我们要树立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思想，坚持反腐败劲道不松，力度不减，净化政治生态，净化经济发展环境，让党风政风社风民风更加清朗，把扭曲的政商关系扭回来，让“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在反腐败的强大助力下牢固地“立”起来。

责任编辑：刘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