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政商关系的努力方向

第一篇：新型政商关系的努力方向

新型政商关系的努力方向

——学习总书记关于新型政商关系重要讲话精神

游立寿

大家好！今天，有机会同大家一起讨论交流，感到非常高兴。首先，我代表镇党委政府向在座各位企业主，并通过你们向广大员工，致以诚挚的问候！

过去的一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按照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牢把握经济社会发展主动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妥善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经济保持低速增长，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全年主要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过去的成绩来之不易，是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全镇干部职工努力奋斗的结果，也凝结着在座各位企业老板们的心血和智慧，我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政商关系涉及政府与市场、公职人员与企业家的关系，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密切相关，是一个既复杂又敏感的问题，也是当前各级党政干部、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热点话题。今年3月4日，总书记在全国政协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将新型政商关系精辟而深刻地概括为“亲”“清”两字，为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指明了努力方向，廓清了新时期政商交往的方向和内涵，明确了政商交往的新标尺。

当前，省、市提出要加大企业创新发展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健康新型政商关系对于进一步净化政治生态和经济生态，规范市场秩序，坚定发展信心，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挑战，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党政官员积极作为、主动服务，帮助企业排忧解难，政商关系总体上处于良性互动状态。总书记在3月4日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是在我们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指引下实现的。”“长期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非公有制经济是稳定经济的重要基础，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是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是金融发展的重要依托，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政商之间相互协作和共同努力的结果。

当前，公有制经济也好，非公有制经济也好，在发展过程中都有一些矛盾和问题，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需要我们一起来想办法解决。主要问题是：市场准入限制仍然较多；政策执行中“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现象大量存在；一些政府部门为民营企业办事效率仍然不高；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小微企业融资渠道狭窄，民营企业资金链紧张，等等。

对目前遇到的困难，有的民营企业家形容为遇到了“三座大山”：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习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一时一事会有波动，但长远看还是东风浩荡。我国经济发展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优势凸显，我国仍然是全球投资机会最好的国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施展才华面临的空间更加广阔、机遇更加充分、前景更加美好，完全可以有更大作为。

信心很重要。我国发展一时一事会有波动，但长远看还是东风浩荡。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准确把握我国经济发展大势，提振发展信心，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完善企业经营管理制度，激发企业家精神，发挥企业家才能，增强企业内在活力和创造力，推动企业不断取得更新更好发展。

但是，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在一些领域也出现了不健康的政商关系，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使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则变成权钱交易、利益输送，产生了“劣币驱逐良币”效应，破坏了政治生态环境，败坏了社会风气。

去年，全国工商联就政商关系多次赴地方开展调研，访谈550多名党政部门负责人、企业家和商会负责人，召开5次由纪检、政法部门有关人员和专家学者以及民营企业家参加的研讨会；同时，开展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2700多份。通过分析阶段性调查结果，国内不健康政商关系的部分原因包括以下方面：

政府干预市场过多过宽。问卷调查显示，大多数公职人员和企业家认为，“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权力过大”是导致官商勾结的主要原因。很多企业反映，当前通过审批、管理、监督、处罚、资格认证等环节进行寻租，仍是形成官商勾结的重要因素。有干部说：“政府的权力就像火焰，企业家离得远了，得不到温暖；离得太近了，又会被烧伤。”

公权力特别是一把手权力过度集中。各级党政一把手权力过大，是腐败高发人群。一些副省级或副厅级干部落马，其问题大多是在担任市委书记、市长或县委书记、县长等一把手期间发生的。

行政执法司法自由裁量权过大。有的企业家反映，一盒薯片过期，罚2000元合法，罚5万元也合法。在司法审判中，金钱案、权力案、人情案等常交叉发生，与滥用自由裁量权关系很大。

公权力行使缺乏有效信息公开和监督机制。问卷调查显示，大多数公职人员和企业家认为，“党政官员的权力缺乏约束和监督”是产生不健康政商关系的重要原因。一些工程项目、政府采购依然存在暗箱操作、违规招投标等现象，有些招标文书为锁定对象而设计，中标后转包出去，“抽提成”已成为民营企业经常反映的问题。

法治规则不健全。某市中级法院副院长说：“十八大以前，我们办理的民商事案件中，来自方方面面的官员过问甚至干预的非常多。由于法治缺失，潜规则替代了法治规则，导致不健康政商关系滋生蔓延。”某检察院干部反映，目前立法对不作为规定不清，乱作为界定不明，检察机关不好介入。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败斗争呈高压态势向前推进，经济和政治生态不断改善，官商勾结现象明显降低。问卷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家对反腐败工作表示支持，认为腐败现象得到了遏制。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党政干部不作为、不担当、不与企业家联系交往的现象。

有些党政干部见到企业家“躲着走”。调研中发现，有的党政干部感到“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有的采取“不接电话、不批文件、不办事情”等。个别官员谈商色变，故意离其甚远，只怕不“清”，不怕不“亲”。问卷调查显示，大多数公职人员认为，不愿与企业家接触的原因是“怕惹麻烦”。

有些党政干部对企业家采取“软拒绝”。企业家反映：有的官员虽然接触企业客客气气，但就是不拍板、打“太极拳”、推诿扯皮，为避责而不作为，抱着只要不出事、宁可不做事的心态；或新官不理旧账，前任领导定的事，后任不予承认。有企业家说：“以前是脸难看、门难进、事难办，现在是饭不吃、礼不收、事不办。”根据问卷调查，少数党政官员不作为的原因，其中“怕担责任”占76%，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占65%。

不少党政干部感到“不清楚如何交往”。他们感到与企业家交往的度不好把握，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不得不采取消极的态度。随着被查处的官员数量不断增多，一些企业家也感到“害怕”与官员接触，以防万一受到牵连。

不健康的政商关系，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不利于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活力；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投资和发展信心，更不利于共同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挑战。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总书记关于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论述，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破解当前政商交往难题给出了明确答案，特别是突出了干部靠前服务、遵规守纪的内涵，明确了法治底线和廉政红线，为领导干部在与企业家交往中如何把好分寸明确了根本原则。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发表后，在全社会特别是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各地党委政府都在积极学习和深入贯彻，许多地方已经对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进行了努力探索，有的省出台了推动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意见、规定或细则，有的省制定了领导干部联系民营企业工作方案，有的省开展了党政领导干部与企业家谈心活动，有的省提出了把破解政商关系难题作为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

为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构建“亲”与“清”新型政商关系的要求，围绕下沙镇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的“工业强镇、绿色立镇、和谐兴镇”的奋斗目标，结合我镇情况谈四点看法：

畅通政商沟通机制。镇党委政府成立企业服务中心，全镇干部下挂服务企业，明确了工作任务和要求，就是要建立完善制度化、经常化的政企沟通机制，坦荡真诚同企业主接触交往，主动积极倾听企业呼声，关注大家的困难和困惑；创造条件积极引导广大企业主主动同各级党委政府部门多沟通多交流，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镇企业服务中心要积极作为，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让政商关系在“清”的前提下“亲”起来，实现政府与企业的良性互动，提振企业发展信心，共同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挑战。

厘清权力和责任边界。坚持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明确责任和权力边界，进一步提高办事效率，把办事流程、时限和责任人员情况向企业公开，让服务信息可见、可查。企业反应的困难和问题可以由镇里直接解决的马上落实，责任到人；需要由市里部门解决的镇企业服务中心全程代办，企业派人配合；特别重大事项需提请市党政班子会议研究的，由镇党委政府负责与市委市政府领导沟通汇报，总之，要让政商关系更加清白，做到交往有道、廉洁互信、共谋发展。

完善干部监督问责机制。根据镇党委政府下发的企业服务中心工作实施方案和镇干部职工岗位绩效考评方案，把责任明确化、透明化、程序化，建立责任认定和评估制度。坚持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探索建立企业对镇干部和站所服务质量、工作作风的评议制度，对懒政、怠政、庸政行为进行曝光和责任追究，对守廉政、能干事的党政干部给予嘉奖。

深入开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增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企业发展的信心和对社会的信誉。引导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守法诚信、坚定信心，洁身自好走正道，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致富思源、义利兼顾，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发挥企业主才能，为全面建新下沙贡献力量。

第二篇：新型政商关系

习近平用“亲”“清”二字密切新型政商关系

“两会”伊始，总书记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并参加了联组讨论，强调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重申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三个没有变”，要求让民营企业真正从政策中增强获得感，再用“亲”“清”两字阐明新型政商关系，这些重要论述鲜明表达了我们党的大政方针，提振了各类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的信心。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对于国企、民企关系问题有些不太准确的认识，有人以“国进民退”为名抨击国企改革，有人以民营经济发展中的一时困难为借口鼓吹“全面私有化”。而事实的发展证明，“两个毫不动摇”是宪法原则，没有变也不会变，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础，是我们引领新常态、提升综合国力的关键支撑。

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两个方面绝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在市场经济进程中“一个都含糊不得”。当前，针对民营企业发展中经历的“寻租”以及歧视性待遇，有必要正本清源、优化发展环境，用“亲”“清”二字阐明新型政商关系，重塑法治经济必需的规则与伦理。

“亲”就是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这一要求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个别领导干部推诿卸责，为了避嫌干脆绕着问题走，对民企发展中的信贷压力、税费负担视而不见，不愿意出手相助。“亲”字强调的正是手心手背都是肉，国企、民企都是亲生的，法定的公权力对企业的职责必须真诚对待、严肃履行。

“清”就是清白纯洁，不搞权钱交易。以往，有官员勾连企业主并非为了改善营商环境、助力经营发展，而是瞄准了“钱袋子”，用手中的审批权“寻租”“揩油”谋私利。“铁八条”高压之下，徒增企业负担的吃拿卡要少见了，破坏公平竞争的私相授受收敛了，但仍然离不开久久为功，将清廉内化在干部与企业家日常交往的方方面面。

理想中法治化的政商关系，既不是勾肩搭背、狼狈为奸，也不是敌视对立、井水不犯河水，而是在合理的监督机制下“相敬如宾”，彼此保持适当的距离，坦坦荡荡在桌面上讨论问题、解决困难。摒除庸俗的政商关系论，砸碎腐败的利益共同体，官员落马与企业败局才能真正消亡，中国经济也才会在凤凰涅槃的自我矫正与修复中，迎来浩荡的改革东风，平顺地向前行进。

第三篇：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对于任何政府来说，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始终是最重要的关系，是决定自身盛衰兴亡的基础。在当代社会，人民群众是划分为阶层、界别、地域、团体的。作为人民政府，正确处理与各阶层、界别、地域、团体的关系，及时解决彼此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对于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促进社会和谐和良性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2016年3月4日，习近平主席在同全国政协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见面时，特别强调构建“新型政商关系”。这个问题，应引起各级政府高度重视。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是净化政治生态、理顺市场秩序的必然要求。近年来，一些地方腐败丛生，政治生态恶化，市场秩序混乱。一个直接的重要原因，是那里的政商关系出了问题。有的政府官员与私营企业主过从甚密，“勾肩搭背”。凭借这样的关系,官员进行权力输送，以权谋私，完成权力“变现”;商人进行利益输送，借权谋利，实现利益最大化。这种不良的政商关系和权钱交易带来的腐败，给社会发展带来极大的损害。理所当然，党和政府开展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打击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行为。然而,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一些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又走上另一个极端。他们对商家敬而远之,该办的事不办,生怕被冠以“权、利输送”之名;商家到政府部门办事时,“门好进了、脸好看了,事却难办了”。不论是官的乱作为还是不作为，都是政商关系病态的表现。从根本上说，它是封建社会官僚和“红顶商人”之间那种旧式政商关系的延续，必须坚决摒弃。在“破”的同时，应“立”起健康、科学、透明的新型政商关系。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关键是作好“亲”“清”二字文章。习近平主席提出，新型政商关系，概括起来说，就是“亲”“清”二字。之所以首先讲“亲”，是因为我们的政府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的，其中就包括全心全意为经商办企业的这部分人服务。政府官员对人民必须有“亲”的情感，绝不可对民营企业家不理不睬，对他们的正当要求置若罔闻，对他们的合法权益不予保护，而要懂得亲商、安商、富商。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情况下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多关注、多谈心、多引导，真心实意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但，凡事须有度，交往有底线。政商交往应该为君子之交，不能超越“清”的底线。彼此关系要清白、纯洁，不能有贪心私心，不能以权谋私，不能搞权钱交易，更不能搞成吃吃喝喝、酒肉朋友的那种关系。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只讲“政”一方不行，“商”一方也必须相向而行，正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不论是民营企业家，还是其他经商者，都是中华民族一份子，都应该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事，遵守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与时俱进，加强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提升，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有了这个基础，“亲”“清”二字文章就好做了。所谓“亲”，就是积极主动同各级党委和政府及部门多沟通多交流，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满腔热情支持地方发展。所谓“清”，就是要洁身自好、走正道，做到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只要政商双方都按照“亲”“清”二字去做，新型政商关系就一定能够建立起来。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需要健全的法律制度为保障。这是历史经验的启示，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要求。其基础，是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国家法律体系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应把“亲”“清”的成熟做法固化为制度。按照制度规定，努力搭建有利于商家发展的平台,改进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以优质服务赢得商家的信赖;坚决贯彻执行廉洁自律准则和政府各项廉政规则，自觉斩断与商家的各种非法利益链接,杜绝权力寻租,建立起纯粹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作为商家，要把政府当成“娘家人”。当企业经营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及时通过法制渠道反映和解决。如果遇到政府人员故意刁难和不作为，可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要建立健全严格的内控制度,坚持依法经营、诚信经营。有了健全的法律制度，新型政商关系就一定能够巩固和发展下去。

第四篇：新型政商关系

构建“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要明确国家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之间的互动边界，出台详细的、可操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但政商关系要想富有活力、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新引擎，仅仅靠“管起来”是不够的，政、商两端都要“活起来”。这就涉及权力结构和社会结构如何重组的结构性问题，也意味着是制度建设、结构流动、心态引导的问题。

总书记日前用“亲”和“清”两个字来概括新型政商关系，不仅为干部作风建设指明了方向，对形成健康的政治生态、构建公正的市场环境、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也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必须破除旧式政商关系中阻碍“亲”“清”建立的主要矛盾。具体来说，就是企业家依法经商、维权的诉求与少数领导干部以权代法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企业投资经营需求无法满足与审批垄断制造寻租空间之间的矛盾；民营资本利益表达需求旺盛与官方维权游说渠道效能不足之间的矛盾；官员激励机制不足与投机性财富增长过快、社会贫富分化加剧之间的矛盾，等等。

构建“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要明确国家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之间的互动边界，出台详细的、可操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但政商关系要想富有活力、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新引擎，仅仅靠“管起来”是不够的，政、商两端都要“活起来”。这就涉及权力结构和社会结构如何重组的结构性问题，也意味着是制度建设、结构流动、心态引导的问题。为此，不妨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落实好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和路线图，推进司法改革，理顺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权力关系。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在经济领域里，应该确立法律的权威而不是权力的权威。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和路线图已经明确，真正的难点是各级党政官员如何落实的问题。将司法的事情留给司法，才能树立真正的权威。

其次，进一步压缩审批、垄断造成的寻租空间。简政放权是过去3年来政商关系改革中的最大亮点，下一阶段，要着重消除行政审批“灰色地带”，整治“红顶中介”。如今，一些拥有特殊利益关系的“红顶中介”机构悄然换了“马甲”，从政府手中接过认证、审查、评估、收费等审批权限，蚕食简政放权的改革红利，隐蔽性更强，也增加了改革的难度，需要我们下更大的决心、拿出更切实的举措加以整治。

再次，充分尊重民间行业协会商会的自主权。其实，企业家组织起来以集体的方式有序参与到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并不可怕，况且，要想破除官员与企业家之间的“私相授受”、打破权力与资本之间的团团伙伙，更需要将权力与资本之间的沟通建立在组织化的基础之上。政府应积极引导这类机构的发展，更多依靠企业家集体管理自己的事务。

当然，财政制度是调节政商关系的关键手段，推动公平正义的税收改革有助于缓解政商冲突。当前，包括结构性减税、提高财政赤字率、归并五险一金在内的财政手段已经明确。但税收对政商关系的调节不仅仅限于企业一端，还应从社会角度寻求破解公务员改革的思路。一个有助于“亲”“清”政商关系的税收制度，应该真正做到抑制不合理的、投机性的高收入，促进中等收入阶层的成长，最终形成橄榄形的财富分配格局。

第五篇：建新型政商关系发言材料

建新型政商关系，需要政商两方面共同努力，但政是主要的方面，责无旁贷，应该率先作为。

一是促进公平竞争和政策落实。主要是制定和落实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推进简政放权，提高服务透明度和效率。公开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清单，规范中介服务收费标准，精简评估事项，防止重复评估。

二是开展效能革命。围绕“突出重点、保障用地，节约集约、高效用地，亲情服务、便企利民”等方面，在项目预审、土地供应、不动产确权登记发证等环节做好服务保障。实行首办责任、一次性告知、限时办结、结果反馈制度，开展明查暗访，加强行政效能监督。全面推行限时办理机制，构建服务企业“直通车”，组织企业负责人等评选市级机关“十佳服务品牌”。

三是建立联系沟通机制。每年召开1-2次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座谈会，建立完善党政领导干部联系服务非公有制企业制度，健全政府职能部门与工商联、行业协会商会定期沟通机制。制定涉及非公有制企业及其经营者重大利益的政策法规，要充分听取企业及其负责人的意见；

建立重点非公有制企业挂钩帮扶机制；

充分发挥工商界行业类组织、政务服务热线电话等平台作用。

四是规范执法执纪行为。司法、执法、执纪机关在查办案件中应当依法维护涉案企业合法权益，慎重选择办案时机和方式，规范行政执法部门的自由裁量权，不得违法冻结企业账号、查封企业账册、堵塞企业资金流通渠道、发布影响企业声誉的信息，最大限度减少执法执纪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

五是出台“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对政商之间交往的事项做出清晰界定。完善商业贿赂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和不廉洁企业及其负责人“黑名单”制度，推进企业诚信评价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