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某某玩忽职守案辩护词（共五则范文）

第一篇：龙某某玩忽职守案辩护词

龙某某玩忽职守案辩护词

龙某某玩忽职守案辩护词

原创 2017-04-16 龙元富律师

巅峰刑辩龙某某玩忽职守案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受犯罪嫌疑人龙某平委托、广东登润律师事务所指派，本律师作为犯罪嫌疑人龙某平玩忽职守罪一案一审阶段龙某平的辩护人。就东莞市人民检察院以“东一区检诉刑诉字【2016】349号《起诉书》”【下称《起诉书》】指控犯罪嫌疑人龙某平涉嫌玩忽职守罪一案，经依法会见犯罪嫌疑人，认真阅卷，进行一切可能的调查研究，在详细了解案件事实与案情基础上，尤其是经过两天的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依据法庭调查予以查明的案件事实，兹对本案谨慎发表如下无罪辩护意见。

我们的基本辩护意见是：

我们坚定不移地认定：

《起诉书》指控不成立，龙某平的行为不能认定为玩忽职守；“东莞市中侨大厦“3.3”燃气爆炸事件”，与龙某平、雷某某等于2006年6月份对中侨大厦裙楼（含四楼）的消防验收两者之间没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主要理由是：

犯罪嫌疑人龙某平、雷某某等于2006年6月份对中侨大厦裙楼（含四楼）的消防验收，完全符合《行政许可法》、《消防法》和广东省消防总队颁行的《广东省建筑工程验收评定规则（试行）》（2003年12月1日起试行）【以下简称《评定规则》】之规定，不存在《起诉书》所指控的“工作严重不负责任，未认真履行消防验收工作职责”等问题。

2006年消防验收的具体执法依据是广东省消防总队颁行的《广东省建筑工程验收评定规则（试行）》（2003年12月1日）。该《评定规则》第四条规定：“消防验收应当按照各子项的内容逐项进行检查、测试---进行评定”。该《评定规则》之子项“特殊场所”不包括“厨房”，也即“厨房”属非必需验收核查场所，只需按“普通场所”对待；“普通场所”的验收方式是抽查。因此，“厨房”

未被抽查到并无不当。换言之，也就是龙某平、雷某某等于2006年6月份对中侨大厦裙楼（含四楼）的消防验收工作不存在《起诉书》中所宣称的“工作严重不负责任，未认真履行消防验收工作职责”等情况。

更何况，杂物间与“厨房”是两个空间，不是一个空间，对“厨房”进行验收核查，并不必然或必须对“厨房”旁边的杂物间进行核查。

又尤其使用单位违法将杂物间设计成为“集中瓶装石油气间”，从消防审核申报，到正式消防验收之前的消防验收申报，均刻意隐瞒，从未提及——即便在“东公消（审）字（2002）第531号《关于东莞市中侨大厦建筑工程消防设计的审核意见》”提出了“餐厅内的厨房使用的可燃气体为燃料时，应采用管道供气”的公开善意提醒之后，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和使用单位仍然不为所动，仍然继续刻意隐瞒相关违法行为，而后胆大妄为地违法使用（假设《起诉书》之中所述，“厨房”验收前已经投入使用）——胆大妄为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按规定只能使用三年的“调压阀”，他们居然使用了八年，还没有任何人去注意，尤其是发生在“中石化”这样经营、管理燃油燃气等危险品的单位，更不能用不懂、不清楚来解释，只能用刻意隐瞒来描述。

造成莞城街道中侨大厦“3.3”燃气爆炸生产安全事故的根本原因，在《东莞市“3.3”燃气爆炸较大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中已经做了明确认定和理由说明：是作为建设和使用单位的中石化东莞分公司“燃气使用安全管理不到位，没有严格按照规定使用燃气”。加上其它法定监管单位监管缺位等方面的原因造成。

作为厨房设计、建设和使用方的中石化东莞分公司未依法对中侨大厦四楼厨房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情况进行如实向消防部门申报，导致厨房燃气情况未进入消防验收范围。根据《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机关进行行政许可审批以申报人申报的范围为限——因为建设单位刻意隐瞒真实情况，未对厨房“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的情况进行申报，直接导致中侨大厦四楼厨房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未进入消防验收范围。在没有接到任何投诉、举报的情况下，而且如前所述，按照《评定规则》第四条规定，“厨房”属非必需检查的重点场所，只需按“普通场所”对待；“普通场地”的验收方式是抽查，未被抽查，未进入消防验收范围属依法履职，并无不当，更没有违法。

另外，《事故调查报告》也明确指出了，此种情况下负有燃气安全隐患排查、督促整改等工作任务的是莞城区公用事业服务中心，而非检方所推断的公安消防部门。

第三、如《起诉书》中所述，“东公消（审）字（2002）第531号《关于东莞市中侨大厦建筑工程消防设计的审核意见》”提出了“餐厅内的厨房使用的可燃气体为燃料时，应采用管道供气”之“批复意见”。其实，此点“批复”只是一个提示性建议，而非依法进行行政许可审批之审批性意见，具体说明如下：

按照消防审批工作基本原理和工作规范，所谓审核意见书，是指建设单位将设计方案及有关资料向消防机构申报，消防机构依法对设计方案作出同意或不同意的法律文书。在本案中，建设方并没有向消防部门报送厨房燃气或热能动力的设计方案及文字说明，故“东公消（审）字（2002）第531号《关于东莞市中侨大厦建筑工程消防设计的审核意见》”中提出“餐厅内的厨房使用的可燃气体为燃料时，应采用管道供气”是职责范围外的善意提醒，实质上只是一个提示性的建议——即假如建设单位“餐厅内的厨房使用的可燃气体为燃料时，应采用管道供气”。

验收人员的检查范围仅限于审核通过后的验收申报材料和竣工图纸的范围和内容。除此之外区域，验收人员不可能也不应当“翻箱倒柜”的去搜查，用排除法一个一个去核查排除，那就不是消防行政许可了。而根据消防审、验分离的原则，验收人员根据《评定规则》没有抽验到厨房，符合《行政许可法》、《消防法》、《评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不存在《起诉意见书》所指控的“工作严重不负责任，未认真履行消防验收工作职责”等问题。

顺便回应一下，第二次增加的年轻美女公诉人刚才的“精彩表演”——厨房早已投入使用，你怎么就没看见、没发现呢？答案是：第一，验收之前，没有接到举报、投诉，验收单位及具体执行验收任务的龙某平、雷某某等，没有对被可以隐瞒的厨房的“集中瓶装石油气间”进行验收的法定义务；第二，刚才出庭作证的证人吕刚甫已经证明，消防施工单位有一个潜规则——申请验收之前，尤其是消防验收人员进行验收之前，会充分提醒建设、使用单位。将有碍消防验收的东西收拾收拾，也就是说，即便中侨大厦裙楼（含四楼）“厨房”旁边的杂物间----“集中瓶装石油气间”确实在验收之前已经投入使用，那么，验收过程中也是无法查验的···第三，更何况，第二次增加的年轻美女公诉人大肆渲染的厨房验收前已经投入使用只是“一面之词”——而且只是真正的责任单位、真正的责任人的“供述”而已。再说，退一万步讲，即便龙某平等确实疏忽了中侨大厦裙楼（含四楼）“厨房”旁边的杂物间----“集中瓶装石油气间”确实在验收之前已经投入使用这一法定验收义务之外的细节，那也只是合理性原则范围内的司法审查，但是，我们不能不提醒合议庭的是，玩忽职守罪审理过程中只能进行合法性原则范围内的审查，不能够、不可以、不需要进行合理性原则范围内的审查。

第二次增加的年轻美女公诉人刚才的“精彩表演”，可能应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第四、东莞市莞城街道中侨大厦2014.3.3事故是一起特别特别典型的燃气安全管理不到位，燃气使用者、相关监管职能根本缺位、供气单位均异常严重不负责等原因导致的生产安全事故，并非消防责任事故。

“东安办【2014】126号”《东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文件——关于做好东莞市3.3燃气爆炸较大生产安全事故结案的通知》附件1《东莞市3.3燃气爆炸较大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及其技术调查研究报告，对事故基本情况、事故发生经过和扑救情况、事故原因及性质、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等进行了相对准确的调查、分析和评断。其中第四项“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对相关单位、相关责任人进行了责任认定，并提出了处理建议——公安消防机关并不在其中。

有鉴于此而不仅限于此，本辩护人再次重申，我们坚定不移地认定：龙德平根本没有《起诉书》所指控的“工作严重不负责任，未认真履行消防验收工作职责”等违法行为之嫌疑。据此，本辩护人认为犯罪嫌疑人龙德平涉嫌玩忽职守一案的处理结论只能是：龙某平无罪。

相关意见：

一、本案的侦查思路存在根本性问题。

《起诉书》指控的是犯罪嫌疑人龙某平在行政许可审批过程中“工作严重不负责任，未认真履行消防验收工作职责”，所以我们首先应该搞清楚其行政许可是否依法履行了职责。也就是说，需要进行的是“合法性审查”，而非“合理性审查”。

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根据《消防法》规定，消防行政许可有：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审核，建筑工程竣工消防验收，公众密集场所使用、开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具有火灾危险的大型群众性活动举办前消防安全检查。行政许可是依申请的行政行为，其基本原理与工作规范是“无申请则无许可”——如《事故调查报告》所述，东莞市3.3燃气爆炸较大生产安全事故的根本原因是作为建设和使用单位的中石化东莞分公司“燃气使用安全管理不到位，没有严格按照规定使用燃气”。加上其它法定监管单位监管缺位等方面的原因造成。质言之，东莞市3.3燃气爆炸较大生产安全事故并非犯罪嫌疑人龙某平在行政许可审批过程中“工作严重不负责任，未认真履行消防验收工作职责”所导致。

既然犯罪嫌疑人龙某平代表其原所在单位进行行政许可验收过程中不存在“玩忽职守”行为——更重要的是其原所在单位、其原所在单位的上级机关、以及《高层民用建设设计防火规范》国家标准管理组，经过严密调查研究与专业审查，均一致认为：龙某平、雷某某等于2006年6月份对中侨大厦裙楼（含四楼）的消防验收，完全符合《行政许可法》、《消防法》、《评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不存在任何违法行为。

前述有权对涉案事实进行评定的评定机关均已经出具正式文件，主要包括：东莞市公安消防局致东莞市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关于东莞市中侨大厦“3.3”事故场所消防行政审批有关情况的函》（东公消函【2015】1号）”、东莞市公安消防局致东莞市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关于东莞市中侨大厦消防行政审批有关情况进一步说明函》（东公消（函）【2015】2号）、广东省公安厅消防局致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关于东莞市中侨大厦有关消防行政许可事项说明的函》，东莞市公安消防局致国家标准《高层民用建设设计防火规范》管理组《关于咨询高层民用建设热能动力有关问题的函》和《高层民用建设设计防火规范》国家标准管理组致东莞市公安消防局《关于东莞市公安消防局来函的答复》以及2015年3月23日9时49分东莞市公安消防局防火监督处蔡飞电话咨询公安部四川消防科学研究所《高层民用建设设计防火规范》国家标准管理组黄德祥研究员《电话记录》。上列有权评定机关所出具的这些正式文件足以充分证明龙某平、雷某某等于2006年6月份对中侨大厦裙楼（含四楼）的消防验收行为合法依规，不具有违法性——当然不存在任何犯罪嫌疑。

二、侦查机关在本案中有异常明显的制造案件之嫌。

将龙某平、雷某某等于2006年6月份对中侨大厦裙楼（含四楼）的消防验收，是一个执行《行政许可法》、《消防法》、《评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之执法行为，其行为合法依规，不具备违法性，不是真正的事故责任人，对真正的责任人却“另案处理”，而且是不痛不痒的“纪律处理”，明显违反了刑事诉讼法之相关规定，更加违背刑事诉讼法理；不仅仅是侦查思路存在根本性问题的表现，确有刻意制造犯罪、制造冤枉龙某平、雷某某的明显嫌疑。

在《事故调查报告》已经对事故进行充分调查、举证、说明和责任认定之后，公诉机关还刻意把近九年前的一次合法行政许可行为，与此次事故联系起来，并对一位奉公守法的前公安干警提起公诉，足以说明审查起诉阶段对侦查部门侦查思路存在根本性问题——确有刻意制造犯罪、制造刑事案件以掩盖案件真正的事实真相的明显嫌疑等相关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应当及时予以纠正。否则，冤案可能因此而“横空出世”“骤然降临人世间”。

三、本案的立案与侦查之刑事司法逻辑存在根本性问题。

《起诉书》指控犯罪嫌疑人龙某平在行政许可审批过程中“工作严重不负责任，未认真履行消防验收工作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之规定，涉嫌玩忽职守罪”，明显证据不足、认定事实不清、程序根本违法、指控逻辑严重错误。

其指控逻辑是“东公消（审）字（2002）第531号《关于东莞市中侨大厦建筑工程消防设计的审核意见》”中已经提出“餐厅内的厨房使用的可燃气体为燃料时，应采用管道供气”的审核意见，龙某平、雷某某等在验收过程中没能严格验收并出具了验收合格意见，即属于“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之规定，涉嫌玩忽职守罪”行为。殊不知，如前所述，“东公消（审）字（2002）第531号《关于东莞市中侨大厦建筑工程消防设计的审核意见》”提出“餐厅内的厨房使用的可燃气体为燃料时，应采用管道供气”的“审核意见”只是一个善意的提示性建议，而非依法进行行政审批之审批性意见，不属于法定执法义务。龙某平、雷某某验收工作是依法依规进行的。公诉部门在没有认真查证核实消防部门验收流程与具体验收工作内容的情况下，就如此臆断轻率起诉，陷守法民警于不义，视检察职责如儿戏，实在让人非常遗憾。

关于东莞市公安消防局致东莞市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关于东莞市中侨大厦“3.3”事故场所消防行政审批有关情况的函》（东公消函【2015】1号）”、东莞市公安消防局致东莞市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关于东莞市中侨大厦消防行政审批有关情况进一步说明函》（东公消（函）【2015】2号）、广东省公安厅消防局致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关于东莞市中侨大厦有关消防行政许可事项说明的函》，在该案事实查明与认定过程中如何使用。依法据实而论，最低限度应视为“鉴定意见”——即，如果一定要进行证据归类，那这三份公文就应作为“鉴定意见”来对待——该三份“鉴定意见”均异口同声地断定：龙德平、雷东海等于2006年6月份对中侨大厦裙楼（含四楼）的消防验收行为合法依规，不具有违法性。

从现行中国法制体系、法律体系框架结构来看，前述三份公文的法律属性是：非正式“行政裁决”——就龙某平、雷某某等于2006年6月份对中侨大厦裙楼（含四楼）的消防验收行为是否合法依规，是否具有违法性等相关争议，在认真、仔细、全面体系性调查研究基础上进行审查，做出的“行政裁决”——该“行政裁决”的结论是：龙某平、雷某某等于2006年6月份对中侨大厦裙楼（含四楼）的消防验收行为合法依规，不具有违法性。

公诉人在今天庭审过程中，将东莞市公安消防局致东莞市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关于东莞市中侨大厦“3.3”事故场所消防行政审批有关情况的函》（东公消函【2015】1号）”、东莞市公安消防局致东莞市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关于东莞市中侨大厦消防行政审批有关情况进一步说明函》（东公消（函）【2015】2号）、广东省公安厅消防局致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关于东莞市中侨大厦有关消防行政许可事项说明的函》，一概作为犯罪嫌疑人（当此之时）所代表的行政执法单位及其上级单位的“一面之词”，进而得出结论：不应采信，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恭请合议庭高度关注。

综上，本辩护人认为犯罪嫌疑人龙某平根本不存在《起诉书》所指控的“工作严重不负责任、未认真履行职责”等违法行为之嫌疑。本案的“被制造”确系侦查思路错误、违法“另案处理”等所致。请依法审查查明，并依法作无罪处理。

此致！广东登润律师事务所 2017年3月14日

第二篇：庄学义“玩忽职守案”辩护词

庄学义“玩忽职守案”辩护词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四日 加格达奇)审判席：

我们参加今日庄案的诉讼活动,心情既复杂又沉重。因为－－

第一，这是一个原本极其简单但却被人为地复杂化了的案件；

第二，我们面对的不仅有尊敬的公诉人和法庭组成人员，而且有蒙受了巨大自然灾害的大兴安岭人民。作为普通律师，我们既要面对法庭履行职责，请法庭审查；又应面对我们的人民讲出真情实感，请人民评判。

我们先就起诉书发言。

起诉书在它的最后提出了一个有关本案的重要命题：“庄学义在‘五·七’大火中，不认真履行其局长的职责。”这个命题显然含有两层意思：

一、庄学义作为局长，应履行他的职责；

二、他在整个‘五·七’火灾中，都应认真地履行他的职责。根据这一实事求是的分析，无可争辩地揭示了起诉书(连同公诉词)的不合情理，因为在它的字里行间始终未见庄学义在整个“五·七”火灾中作为局长的全部活动，而只是摘取了一个不大的片断。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片面性；片面性不会产生说服力是无需说明的。

关于起诉书摘取的片断，它概括为七个字，即“庄学义育英之行”。而后针对此“行”作了具体描述。起诉书的这些描述，在一系列关键性情节上，也就是在事实上，或者是不真实的，或者是不准确的，我们先举出以下几点为证：

第一点，起诉书说：庄学义五月七日八点廿五分左右到达育英林场办公室门前，“整个育英面临被大火包围吞噬的威胁。”这里，把火区的范围划定为“整个育英”，是准确的；其错误在于，所谓“面临被„„吞噬的威胁”，与实际不符。通过庭审调查，连同全部案卷材料,大量的证言证实,起诉书所说的“八点二十五分到达育英林场办公室前”的那个时候,甚至贮木厂连同贮木厂办公室都已被大火吞噬了,其他地段的火情可想而知。按照当时科学测定的大火以每秒15公尺即每小时45公里的推进速度,真正面临被吞噬威胁的不正是图强局本部么?

这一点,按照起诉书的思路,可以说是衡量庄学义行为的是非、功罪的一个关键,因而不容含混。

第二点,起诉书在肯定庄于育英向曾凡金布置工作后,指出他“先后两次向党委书记报告育英火情并提出图强应采取的措施,然后便驱车前往综合厂方向, 在铁路道口东侧停车,观看一下火情,于八点四十分左右匆匆离开育英”。“仅在育英停留15分钟时间”。

这段指控,是庄学义当时三个行为的概括,即,：

一、通报了火情；

二、提出了措施；

三、驱车继续查看火情。可是,在当时那种大火天降的危急时刻,他的这三个行为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这三个行为与所谓犯罪又有什么联系呢？看来问题在于“匆匆”离开育英。起诉书就此做出的判断我们有两点不能同意：第一,“离开育英”这个概念是含混而不精确的，因为在庄离开林场办公室直到他一路疏散灾民、疏通要道的九拐、蘑菇树乃至“鸡场”等等地方,统属育英辖区,他在辖区之内奋力做了那么多组织工作,使许多人脱险离开火海,业经庭审调查核实,这怎么能说是“离开”育英？第二,在大火肆虐、烈焰扑人的极端危险时刻,所谓“匆匆”,正是机智聪敏的指挥员形象,难道大火压顶还非得“慢吞吞”地才算坚守岗位、才称得上指挥若定么？遇事“慢慢来”是恶习,会贻误事业,起诉书的这个指控不能成立。

第三点,起诉书说, 庄在育英向“曾凡金询问一下火情,只简单地让曾广播喊话通知群众疏散”。

这个指控中也包含着庄的三个行为,即：

一、询问火情；

二、布置喊话；

三、通知疏散。这些行为,不论当时还是现在,应当说都是无可非议的。按照指控,问题出在“只简单地让曾喊话”。可是,在那烈火突来、人力难挡的情势下,这“简单地”三字不正说明庄学义作为指挥员的果断与高效？如果在那时还要按部就班地例如开个首长会；首长动员,分领任务；制定落实,尔后贯彻执行,这自然不简单了,但行得通么？我们不得不指出,为什么面临大火的“此景”还非得“复杂化”不可,“此时”搞点简单究竟何罪之有!

第四点,起诉书指控庄“没有亲自去各单位部署抢险救灾”。我们不再复述证据材料,仅就起诉书本身所承认的,庄在向党委书记通报火情对图强防火、救火做了部署之后,“便驱车前往综合厂方向”,并“在铁道口东侧停车,观看火情”。我们要问：驱车前往,算不算“亲自”？综合厂是不是“单位”？观察火情是不是为了“部署抢险”？至于“各单位”,当时已陷入火海,摄氏千度以上的高压热浪,伴着每秒15公尺的超高速火势,漫说庄学义,试问谁能一一亲临？谁又能在大火突降,于是人自为战甚至人各逃生的特殊情况下,去进行什么组织部署呢？

第五点,起诉书指控庄“放走了育英地区防火总指挥曾凡金”。很明显,这里采用的手法是“一石二鸟”。一面说曾逃跑；另一面说庄放走了曾。曾是否“逃跑”,另案审议。说庄“放走了”曾,却不辩：所谓“放走”,关键在于让曾走向哪里,去干什么？庄命曾驾轻骑急速奔向图强直接报警,使图强一万五千之众有所准备,这难道不是为了抢险防灾？这难道不是积极的救火行为？这难道不是一种在特殊条件下的唯一可采取的正确权宜措施？这里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

令人不解的是：起诉书一方面承认庄是局长即防火总指挥,另一方面又不承认这位总指挥可以命令部署曾凡金亲赴图强报警,让去就是放人逃跑。这让总指挥如何履行他的职责呢？我们的观点与起诉书的指控之间的分歧,焦点在于曾的出走育英是否必要。我们综合庭审调查核实的证据,得出这样的判断：曾当时出走,显然是为大火所迫,同时又是进一步救火救灾的需要；既是被迫的,又是必要的：无可指责。

审判长,以上并非起诉书中的不实、不足之处的全部；这里指出的五点已足能证明一个载可争辩的事实：这个起诉书在它的根本方面是全然站不住的,理应被人民法院依法驳回。

下面针对公诉人发表的公诉词,提出我们的见解,这将是我们的辩护的基本论点和主要论据。

直截了当地说,公诉人发表的公诉词中回避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个是,“五·七”火灾对于图强局来说,实是意处的天灾,非人力所能抗拒；一个是被告人的行为到底有没有社会危害性。

关于第一点,考虑到这是公认的事实,相信法庭能够予以充分注意,这里暂不详细陈述。

关于第二点,我们认为,法学常识告诉人们对刑事被告人定罪的根据,只能是他的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是客观的,不应因公诉人的主观意念,或某位领导人的意志,或者新闻报道的宣传需要而有所改变。因此,对庄学义能否加罪,应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上面提及的刑法学原理,是否符合犯罪的概念以及犯罪构成的要件,决不能迁就,更不应照顾与被告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问题无关的外在因素。如果不是坚持这条原理原则,而是顾及或者虑及其它因素,这样处理的案件决经不住人民的检验!决经不住事实的检验!历史终将证明：这是错误。

我们不想讳言,任何检察,机关,乃至所有的司法机关,不论中外古今,都难免错案。但是,我们的制度的优越性在于,我们决不故意制造冤案,而且一旦发现了错误,一定能及时纠正。如果能够防错误于未然,那当然上策。

然而必须指出,听了公诉人的公诉词,使我们不能不预感到：有的同志,在庄案上将决心沿着明知是错误的小道走到底了。这就清楚地说明,以法治国,在我们国家还要经历多么艰难的历程。粉碎“四人帮”十二年了,可我们的冤假错案并未绝迹,作为法律工作者,难道我们真的听不到民间的冤情和怨声!尊敬的公诉人同志,冤情一多,民心易失,这才真正是你们说的政治影响极坏的事。古往今来,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我们能不认真考虑么？

就庄案而言,针对公诉词中提出的论点和论据,我们不得不提请考虑几个问题：

一、在庄可以不入火区的情况下,主动奔赴漠河,这是不是忠于职守?

二、庄不去漠河,不会被大火困于育英；如果他不到育英,而是坐镇局本部,他对育英大火还应承担责任么？

三、庄撤出育英林杨,边撤边组织群众疏散,决无逃跑行为；如果公诉人不能否认这是事实,这样的边退边战算不算忠于职守？

四、庄退守的方向是图强,即林业局的中心,那里有万余居民,上亿元的财富,他作为局长,考虑了全面情况,作出了力保中心的决策,这种战略上的转移,这一临危未乱的果敢决策,是不是忠于职守？

五、公诉人一面要求庄作为局长应认真履行职责,一面对他奋不顾身抢险救灾的尽职行为一概抹杀,试问：这怎能量出庄究竟玩忽了还是忠于了职守？

六、公诉人引用黑龙江省政府的《春季护林防火命令》论证问题,可是,按照那个文件的规定,庄又有哪一点做得不对？没有,一点也没有。大火之先,图强没有火险,没有火情,甚至没有火源。庄本人五日公出归来,六号就上山组织防火。尽管我对大兴安岭的干部情况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我还是想问：这种单位,这样的干部,在大兴安岭究竟有多少!众所周知,图强是受害单位,来自漠河的那么猛烈的大火,自始至终没有得到起火方面的通报,这算不算失职？何以无人追究？而庄学义则不同。他对友邻及时通报了火情,使之有备,这难道是玩忽职守者办得到的？图强受灾最重,图强领导人受到的待遇又最不公平,这不必讲法,连起码的公道都不讲了,我们怎敢赞同？

审判长：我们的党和人民在复兴灾区的严重时刻,极需人才,我们从庄学义的一贯政绩和救火事迹中,决不怀疑,这是林区的难得人才。一个党的儿子在火海中尽了职责却被投入另一个可能是永劫不复的“火海”,这怎么可以呢？我们还不得不指出, 大兴安岭的这场火灾,事后却让无辜的小人物承担如此重大的罪责,这合适吗？合法吗？公诉人说,他当时“有时间、有条件、有人力物力”抢救育英。关于时间条件,我们已经陈明,至于人力物力,也许我们富有人海,可是,请问我们现在有没有足够的物力来防、救去年那样的大火？试问去年的“物力”又在哪里？

总之,庄学义是无罪的!我们的法院对于忠于职守的好干部,不会加诸罪名,给予苛待。请予审查,请予考虑。

附：起诉书(摘要)

被告庄学义因玩忽职守一案,由黑龙江省委交办。现已侦查终结,查明被告人庄学义犯罪事实如下：

庄学义于1987年5月7日20时过后,会同林业局防火办公室主任赵某乘伏尔加前往西林吉方向察看火情,20点25分左右到达育英林场办公室门前。当时两股大火正从西北和西南方向烧进育英地区。边缘地带的建筑设施已经相继起火。整个育英面临被大火包围吞噬的威胁。庄向育英地区防火总指挥曾某某询问一下火情,只简单地让曾用广播喊话,通知群众疏散,之后,便进调度室,先后两次向局党委书记报告育英火情,并提出图强应采取的措施。然后便驱车前往综合厂方向,在铁道口东侧停车,观看一下火情,于20点40分左右即匆匆离开育英,返回图强,仅在育英停留15分钟左右时间。在返回图强途中,遇曾某某骑摩托车朝图强方向逃走,庄不仅未加制止,反而令其去局调度室报告火情。庄学义育英之行,经查犯有如下玩忽职守行为：

1、庄学义在大火即将吞噬育英的严重时刻,除到林场办公室外,既没有用电话与当地其余三个科级单位联系,也没有亲自去各单位组织部署抢险救灾而匆忙返回图强。

2、庄于返回图强途中,见育英地区防火总指挥曾某某脱离指挥岗位,骑摩托车驮人向图强方向逃走时,理应制止,令其返回育英组织指挥群众疏散与抢险,而其相反,却令曾快去林业局找迟书记报告火情,不仅自己不在育英组织指挥,又放走了育英地区防火总指挥。

由于庄学义上述失职行为,致使育英地区职工群众在“五·七”火灾中,失去组织领导无人指挥群众抢险和疏散,损失惨重。于20点40分左右,先后相继烧死和窒息死亡43人、伤19人,经济损失2377万余元(原值)。使本应避免和减少伤亡与损失而未能避免。对此严重后果,庄负有直接重要领导责任。

被告庄学义在“五·七”火灾中,不认真履行其局长的职责,已构成玩忽职守罪。故提起公诉,请予惩处。

第三篇：讷河监狱王猛玩忽职守案辩护词

讷河监狱王猛玩忽职守案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我是内蒙古讷莫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所受被告人王猛妻子的委托，并指派我担任被告人王猛一审辩护人。本辩护人经会见、阅卷及今天庭审后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猛犯有玩忽职守罪，定性准确，罪名成立，故做有罪从轻辩护。以下辩护观点愿与公诉人商榷。

一、公诉机关指控王猛严重不负责任，不带头认真执行《情亲团聚、共餐管理制度》、《分押、分管、分级处遇制度》的部分情节与事实不符。

1、被告人王猛确实存在没有准确掌握、核实王东的分级处遇而为严管犯王东办理共餐的事实，但这只是被告人王猛个别工作上的疏忽大意，不是他一贯的工作态度。

2、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猛为罪犯王东办理过两次共餐，即2014年7月18日和2014年10月29日，其中2014年7月18日，被告人王猛在没有办理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为王东与贺某某办理了共餐。本辩护人阅卷时也发现，卷内确实没有2014年7月18日共餐的审批手续，但有监听记录。根据原狱政科科长刘阳证实，罪犯共餐的审批手续在看守大队保管。卷内没有这次的共餐审批手续，是被告人王猛没办理还是看守大队管理不善丢失了？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所以本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在没有排除合理怀疑的前提下就认定“被告人王猛未办理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为王东与贺某某办理了共餐”，证据不足。

3、2014年10月29日贺某某申请与王东共餐，原看守大队的门卫廖忠宝证实上午分监区已经告知王东不符合共餐条件，但在当天下午，五监区监区长怀庆指示被告人王猛给王东办理共

餐。怀庆是王猛的领导，领导指示了，所以王猛给就给王东办理了共餐手续。王猛是警察，根据《人民警察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人民警察必须执行上级的决定和命令。”所以对上级领导怀庆的指示、布置的工作任务王猛必须执行。王猛的行为也符合《监狱直接管理罪犯民警岗位职责规范》“第二项分监区长岗位职责：第1点，在监区的领导下，负责分监区的全面工作，认真完成监狱、监区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的规定。但王猛没有准确掌握王东的分级处遇、没有核实王东的分级处遇、没有对领导的错误决定和命令提出建议，是其失职之处。根据王革（王革询问笔录第114页）、郭军（郭军询问笔录187页）证实，在讷河监狱严管犯是可以共餐的，这是讷河监狱针对全监狱的内部规定，是监狱不执行《亲情团聚、共餐管理制度》，监狱的目的是稳定犯人情绪和增加收入，不是五监区一分监区不执行《亲情团聚、共餐管理制度》，所以王猛给王东办理的共餐虽不符合《亲情团聚、共餐管理制度》，但并不违反讷河监狱内部的规定。且审核罪犯是否符合共餐条件，不仅仅是王猛一个人的工作，狱政科科长在审批时也要进行审核的，所以该责任不能完全归责于被告人王猛一人，否则对被告人王猛不公平。

4、我们应该明确查验会见人员相关证件是监区的职责还是看守大队的职责。《亲情团聚、共餐管理制度》第四条“符合亲情团聚、共餐条件的罪犯要求与前来会见的配偶或亲属团聚、共餐，应向所在分监区、监区提出申请，分监区、监区检验会见人员的会见证、居民身份证、结婚证和健康证明等相关证件......”这里规定了罪犯作为共餐申请人的情况下，分监区、监区才应该查验会见人员相关证件。那么反过来，会见人员提出申请共餐，由谁负责查验会见人员相关证件呢？该制度中没有规定。但有一客观事实不能否认，即会见人员在监狱外面，分监区、监区管理

人员在监狱里面，会见人员不是到监区里面向分监区、监区提出申请，而是在外面向看守大队提出申请。分监区、监区工作人员不可能到看守大队去审核、查验会见人员身份、证件。廖忠宝等人也证实：看守大队接见员的职责就是审核申请人的身份、查验申请人的证件，符合条件了，给申请人办理会见证。接见员通知某监区某某犯人亲属要求共餐，分监区依此为犯人办理共餐审批手续。在共餐前分监区、监区管理人员是见不到会见人员的，故在共餐前无法审查。讷河监狱也是一直这样操作的，所以审核、查验会见人员身份及相关证件是看守大队的责任，而不是监区的职责。监区接到看守大队接见员的通知，就意味着会见人员已经通过了审核，符合共餐条件，这个环节上，被告人王猛的职责是审查罪犯是否符合共餐条件，不是审核、查验会见人员身份及相关证件。贺丽娟之所以能够和王东共餐是接见员明知他们不是夫妻而改成夫妻（廖宗宝询问笔录第100页）违规操作造成的，责任完全让被告人王猛承担是不公平的。

5、这里本辩护人需要强调一点，被告人王猛经手给犯人王东办理的共餐，并没有违禁品手机的流入，请合议庭能注意到这一点。

二、公诉机关指控王猛严重不负责任，不正确履行《关于严禁违禁品流入监狱的若干规定》、《清监搜身制度》、《监狱直接管理罪犯民警岗位职责规范》的部分情节与事实不符。

1、被告人王猛在工作中确实存在对罪犯上交的违禁品不按规定登记，不按规定处理的事实，但该事实不能必然导致起诉书指控“致使罪犯能够使用手机；能够使用现金高价购买白酒、啤酒；能够长期在监区内做饭、饮酒；能够私接电源给手机充电等违规行为（简称4个能够）”及导致王东实施诈骗、敲诈勒索的

后果。即指控王猛的这一玩忽职守行为与指控导致的后果之间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2、根据卷内的清监及收缴违禁品登记表来看，王猛不仅清监了，而且是认真、积极的在作为。清监一定就能清除违禁品吗？答案是否定的。有一句俗语“一个傻子藏的东西，一百个聪明人也找不到”，况且这些犯人还不是傻子，他们隐藏的违禁品，要想彻底清除干净是很难做到的，清缴违禁品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所以规定了分监区、监区、监狱、武警都要频繁清监。公诉机关的该项指控通俗地讲就是说五监区一分监区有违禁品，被告人王猛就必须清出来，没清出来就没有认真履行清监、搜身等监管职责。这种逻辑就等同于现在流行的那句话：破不了案子的警察就是不称职的警察。显然这种逻辑是错误的，且清监、搜身不是王猛一个人的监管职责。监狱、武警也经常组织的大型清监活动，不也没清除公诉书指控的违禁品吗。因监狱罪犯众多、狡猾，且没有技防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只靠人防，另因讷河监狱管理上存在漏洞，导致违禁品不断流入，监狱在源头上就没有控制住，所以就出现了流入--清除，清除--流入的恶性循环。也不是被告人王猛个人所能控制的，再认真清监、搜身也会有遗漏的。

3、指控的“4个能够”中，除使用手机外，其他被告人王猛均未发现过。根据法庭查明的事实，现金及酒类都是由监狱干警带入的，是被告人王猛无法控制的，犯人和监狱干警勾结，隐藏很深，也是无法发现的。根据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看，监狱干警帮助犯人带入两次吃火锅的食材，即有证据证明就只有两次在监狱吃饭，但被指控为长期在监区内做饭、饮酒，未免有些牵强。根据犯人石长滨1月29日的笔录，证实王东实施诈骗、敲诈勒索过程中，2014年10月27日石长滨曾经让其妻子向讷河监狱狱政科科长刘阳发两次短信举报过，讷河监狱不仅没管，为此石

长滨还被教训一顿，这就充分说明监狱在管理上存在问题，不能完全让被告人王猛一个人承担此责任。

三、公诉机关指控王猛不正确履行《清监搜身制度》、不执行《对私藏传递违禁品行为的处罚规定》部分情节与事实不符。

首先被告人王猛对犯人张琦、王春风使用的违禁品没按规定登记、没按规定处理是事实，但未对二人处理是有依据的。讷河监狱厂房300多平方米，200多犯人，基本是人挨人。当时被告人王猛发现张琦、王春风形迹可疑，判断肯定在做坏事，有可能是在打电话，并非抓的现行。如果贸然搜身，违禁品会被转移他人，就清不出来了。为了清除危害，所以被告人王猛采取“诈”的策略，并给其政策，使犯人主动上交的手机，并不是搜身搜查的，根据《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关于印发对私藏传递违禁品行为的处罚规定的通知》第五条“罪犯主动交出违禁品的，经查核实，未造成后果的给予从轻或免于处罚。”的规定，对张琦、王春风自动上交手机而免于处罚是符合规定的。另王春风不是五监区一分监区的犯人，王猛无权处理。

四、王猛具有以下从轻或减轻处罚酌定的情节。

1、被告人王猛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愿认罪，且能够真诚悔罪。

2、根据辩护人提供的证据证明了被告人王猛曾多次受到嘉奖并荣立三等功，说明其在工作期间的表现是很优秀的，平素表现很好，没有前科劣迹，此次犯罪纯系偶然且是初犯。

四、王猛具有自首情节。

众所周知，王东案发后，讷河监狱对王猛等人进行了调查、处理，在司法机关还没有掌握其犯罪事实前，讷河监狱在向王猛等人调查时，王猛就向讷河监狱如实做了交代，并给被告人王猛行政处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认定自首、立功的司法解释规

定及立法本意，王猛行为应认定为自动投案。王猛归案后能如实供述，所以其行为构成自首。

五、被告人王猛对起诉书指控的监区乱象给讷河监狱造成的恶劣影响不能承担全部责任。

监区混乱的现象及犯人王东利用手机通过聊天工具要挟贺某某探望并共餐、实施敲诈勒索和诈骗犯罪行为被媒体曝光后，给讷河监狱造成了恶劣社会影响，但我们要客观看待造成监区乱象及王东之所在监狱内能够实施上述违法和犯罪活动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讷河监管理上存在漏洞，导致违禁品的流入，所以让被告人王猛一个人承担全部责任是不公平的。

综上所述，被告人王猛的行为虽构成了犯罪，但根据本辩护人出示的证据能够证明王猛在工作期间曾多次受到嘉奖并荣立三等功，所以犯罪情节达不到“严重”程度，情节较轻。又因有诸多客观因素的存在及被告人王猛的平素表现很好，又具有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但不具备从重处罚情节综合考虑，故请法庭依据罪行相适应原则，对被告人王猛从轻或减轻处罚。本辩护人认为对被告人王猛处非监禁刑较为适宜。

以上辩护意见请合议庭评议时充分考虑。

被告人王猛辩护人：

二0一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第四篇：玩忽职守辩护词

公诉机关2010年指控：2000年1月19日、2001年8月6日时任夏邑县城建局副局长的姬万里在某房产交易过户手续上签字构成玩忽职守罪。朱现领律师作无罪辩护。法院判决“免于刑事处罚”。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免于刑事处罚判决”相当于“无罪判决”。当事人未上诉、未申诉，检察院未抗诉，判决已生效。

审判法院 夏邑县人民法院

结案时间 2010年

姬某某涉嫌玩忽职守罪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泽达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姬某某及其近亲属之委托，指派我担任姬某某的辩护人。开庭前，我依法会见了被告人姬某某，认真查阅了案卷材料。通过庭审时的法庭调查，使我对本案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理解。现结合本案事实、证据，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就姬某某无罪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追诉时效

（一）假定姬某某构成玩忽职守罪，本案业已超过追诉时效，依法应当裁定终止审理，宣告对被告人姬某某不追究刑事责任

《刑法》第87条中规定，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

①法定最高刑为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经过5年。

②法定最高刑为5年以上不满10年有期徒刑的，经过10年。

《刑法》第397条第1款规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A、如何确定追诉时效的法定最高刑

１、法定最高刑是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性质和法定情节，与其所犯罪行相对应的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处刑档次中的法定最高刑。２、法定最高刑也不是指某种性质犯罪全部刑罚的最高刑，而是指某种性质犯罪中与该犯罪情况基本相适应的某一档处罚的最高刑。即对犯罪分子应在该档量刑幅度内处刑的档次最高刑。

《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判严重刑事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答复

（三）》（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一日）》第三十九问

问：依照我国刑法规定，确定对犯罪的追诉时效期限时，如何计算法定最高刑？即对刑法法定最高刑应如何理解？我们这里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按条计算，因为案件尚未审判，难于弄准罪行轻重或情节如何，不好确定应适用的款或量刑幅度；另一种意见是按款或相应的

量刑幅度计算，因为罪行轻重不同，适用的款或量刑幅度不同，追诉期限长短也就不同，应按照罪行的实际情况确定追诉期限长短，才合理合法。我们倾向于后一种意见。

答：同意你们所倾向的意见。刑法按照罪与刑相适应的原则，将追诉期限分别规定为长短不同的四档，因此，根据所犯罪行的轻重，应当分别适用刑法规定的不同条款或相应的量刑幅度，按其法定最高刑来计算追诉期限。如果所犯罪行的刑罚，分别规定有几条或几款时，即按其罪行应当适用的条或款的法定最高刑计算；如果是同一条文中，有几个量刑幅度时，即按其罪行应当适用的量刑幅度的法定最高刑计算；如果只有单一的量刑幅度时，即按此条的法定最高刑计算。虽然案件尚未开庭审判，但是，经过认真审查案卷材料和必要的核实案情，在基本事实查清的情况下，已可估量刑期，计算追诉期限。

例如，犯故意伤害罪，《刑法》第234条规定：

1、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2、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3、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这一条文的法定最高刑是死刑，但是并非所有的伤害罪都按条文法定最高刑——死刑来确定追诉时效，而是根据具体罪行应当适用的法定刑幅度最高刑确定追诉时效。如：某甲故意伤害他人造成轻伤后果的，其应当适用的法定刑幅度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这一幅度的法定最高刑为3年，某甲这一伤害罪行的追诉时效为5年。假如是重伤，其应当适用的法定刑幅度为： 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一幅度的法定最高刑为10年，某甲这一伤害(重伤)罪行的追诉时效为15年。又例如，犯杀人罪，法定最高刑有二档，一档是死刑，一档为10年，根据犯罪情节确定最高法定刑是10年，还是死刑，进而确定追诉时效是15年，还是20年。

玩忽职守罪，法定最高刑也是有二档，一档是3年；一档是7年，7年的条件是情节特别严重。对应的追诉时效分别是5年、10年。针对本案被告人姬某某而言，根据案卷材料、案情，即使构成玩忽职守犯罪，他所应承担的责任也不属情节特别严重，量刑幅度应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即本案被告人姬某某法定最高刑不应超过3年，追诉时效为5年。

B、追诉时效的起算

《刑法》第89条中规定：“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指控姬某某的两次签字行为，一次是在2000年1月19日，已超过10年；一次是在2001年8月6日，至今已近9年。

《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分别作出裁判：„„

（八）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并且不是必须追诉或者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应当裁定终止审理；„„《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具有下列情形的案件，应当分别作出处理：„„

（三）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不是必须追诉的，裁定终止审理，宣告对被告人不追究刑事责任；„„

（二）公诉人“未超过诉讼时效”的观点不能成立

公诉人在法庭调查时称：未超过诉讼时效，依据是最高法院2003年11月13日印发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该纪要规定，玩忽职守罪的诉讼时效从造成结果发生之日起计算。

A、指控姬某某的签字时间是在2000年1月19日和2001年8月6日。上述《纪要》是最高法院2003年11月13日印发的，对2000年、2001年的行为没有朔及力，不应适用，应当适用《刑法》第89条和最高法院1981年11月1日发布的《关于执行刑法中若干问题的初步经验总结》。《刑法》第89条规定，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该《总结》第8条第2款中规定了追诉期限的起算：根据刑法的规定，追诉期限应当从犯罪构成之日起计算。假定构成犯罪，犯罪之日和犯罪构成之日分别为2000年1月19日、2001年8月6日。分别从2000年1月19日、2001年8月6日起计算，本案已超过追诉时效。因此，公诉人的“未超过诉讼时效”的观点不能成立。

B、公诉人引用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03]167号）第六条第二款是这样规定的：玩忽职守罪的追诉时效。玩忽职守行为造成的重大损失当时没有发生，而是玩忽职守行为之后一定时间发生的，应从危害结果发生之日起计算玩忽职守罪的追诉期限。姬某某签字造成的结果，第一次的结果是恒达公司得到了房屋，第二次的结果是信用社得到了房屋。如果说姬某某签字构成犯罪，危害结果发生之日应分别是2000年1月19日、2001年8月6日，玩忽职守罪的追诉期限也应分别从这两个时间起算。

二、作为时任夏邑县城建局副局长的姬某某在办理房产证事宜中没有法定的签字职责，玩忽职守无从谈起

事实是：在班某某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前，作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县房产交易所，办完审查、审批手续，就可以直接去县政府办用章。当时的法律没有城建局分管副局长在房屋交易登记中必须签字的明文规定。姬某某的签字不是法律规定的必需手续，因此姬某某所的签字也不是法定权力。没有证据证明姬某某的签字是县委、县政府领导的指示，也没有证据证明姬某某的签字是当时任职的城建局党组或局长办公会议决定。种种证据说明姬某某在房屋交易登记中的签名仅是班某某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时为减轻自己个人的责任而附加的手续，作为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的班某某是无权为城建局副局长姬某某赋予权力的。因此可以推断姬某某签不签名，对盖县政府的章没有实质影响。姬某某为了工作的顺利开展，满足了时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班某某的个人要求，是对工作负责的一种表现，他的签名，仅仅是形式，就此追究他的责任，依据明显不足。

三、假定姬某某有签字的职责，姬某某签字的行为不致于定罪

房屋从生产公司转给恒大公司的交易材料，有中级法院的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等法律文书、买卖契约、单位证明、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申请、勘测人与复核人签名，等等。在有这些交易材料的情况下，姬某某可以签字。

另外，卷宗中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本案涉及的房产从生产资料公司过户给恒大公司，其幕后主使人就是生产资料公司，是生产资料公司为了逃避债务而主动采取的行为。这也可以从生产资料公司2003年12月4日、生产资料公司破产清算组2005年5月24日两次起诉夏邑县人民政府的诉讼中得到证实。两次起诉均未对本案涉及的房产从生产资料公司过户给恒大公

司提出异议，而在起诉书中明确说明“因夏邑县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债权人提起诉讼，夏邑县农业生产资料公司为逃避债务将该楼过户在夏邑县农资集团恒大有限公司名下，但该楼一直由夏邑县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占用，夏邑县农资集团恒大有限公司只是名义上的所有权人，夏邑县农业生产资料公司是真正的所有权人。分别经过起诉、上诉，均被夏邑县法院、商丘市法院判为败诉。事后，将由此导致的后果全部归罪于姬某某名下，明显有失公允。

房屋从恒大公司转给信用社的交易材料，有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申请，卖方处盖有房屋所有权人恒大公司公章与买方处盖有信用社公章的买卖契约，勘丈平面示意图，农资集团公司向供销社打的偿还供销社粮油贸易公司拆借资金的报告，农资集团公司、供销社粮油贸易公司、信用社三方抵账协议，等等。在有这些交易材料的情况下，姬某某签字是可以的。

四、本案无重大损失

A、信用社的或有贷款损失与姬某某签发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申请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公诉人指控造成信用社损失200余万元不能成立。卷宗中有证据证明，本案中涉及的信用社发放的贷款是在1997年7月，期限三个月，即1997年10月到期，至姬某某2001年8月6日在涉案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申请签字时已经逾期将近四年，即早已形成呆坏账，这一点从信用社提供的证据中也能够证明。即使信用社贷款损失，也是由于信用社放贷时对贷款方资信审查不严造成的。

如果姬某某签字的行为正确，信用社得到以物抵债的房屋，是为信用社挽回损失的功臣；如果姬某某签字的行为不正确，信用社不应得此房屋而得到了，乃不当得利。如今房屋登记已经撤销，信用社不当得利返还，这个过程并没有给信用社造成实际损失。

再则，房产证撤销后，原贷款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是公诉人所说的不可以恢复，信用社可以继续向粮油贸易公司及其开办单位供销社主张权利，还可向担保人供销社联营公司、丁莉主张权利。

信用社失去房屋，是由于2010年房产证被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局撤销。

所以，起诉书中所说的由于姬某某的不当签字给信用社造成200多万元损失没有根据。

B、没有恶劣的社会影响

本案证据显示仅2010年5月25日有上访。不存在生产资料公司职工多年上访的情况。因此，公诉人所述“造成夏邑县农资生产公司多年多次上访，社会影响恶劣”，没有事实依据。

又，生产公司职工的上访是恶意上访。房屋依法早已不归生产公司所有，原生产资料公司有关领导鼓动不明真相的原职工上访，想通过上访要回已不属自己的房屋，有滥用权利之嫌。

五、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农资集团公司、供销社粮油贸易公司均是供销社的下属分支机构。

农业生产资料公司为恶意躲债，通过假诉讼、成立空壳公司（恒大公司）将本案房产过户转

移，成立了农资集团公司。

农资集团恒大公司工商登记的是农业生产资料公司（或农资集团公司）出资30万，60%控股；有证据证明另外两个自然人没有出资，农业生产资料公司（或农资集团公司）实际上是100%控股。

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农资集团公司、农资集团恒大公司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人员、资产、财务等完全混同，三企业混同为一，按规定应否认农资集团公司、农资集团恒大公司的法人人格，认定三企业为同一个企业——农业生产资料公司。

上述企业均属“供销系”，权利、义务的最终主体均是供销社。

房屋从生产公司过户给恒大公司是协助执行法院的结果。恒大公司欠粮油公司借款，粮油公司欠信用社贷款是三角债，三方达成协议，将房屋抵偿给信用社，同时消灭恒大公司欠粮油公司的债务和粮油公司欠信用社的债务，并无不当，符合《合同法》等法律规定，符合商事活动规则。

六、姬某某无罪

综合以上辩护意见，在本案中姬某某是无罪的。即使在办理涉案房产证的工作中有瑕疵，也是房产交易所有关工作人员审查把关不严造成的。姬某某作为上级分管领导不应当替下属承担责任。另外，即使在办理涉案房产过户过程中存在有关单位、人员代签名、公章使用不合规、房屋面积变动等瑕疵，这个责任也不应该由姬某某承担。姬某某作为上级分管领导，没有审查签名真假、公章使用是否规范的条件和职责。

以上辩护意见，请合议庭给予充分考虑，依法判决。谢谢！

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第五篇：故意伤害案辩护词

袁xx故意伤害案辩护词（重伤案件缓刑案例）

被告人袁XX通过网络聊天认识张XX,并发展到同居。二人相约各自与配偶离婚，然后结婚。袁XX与丈夫离婚后净身出户，但张XX借口妻子反对，爽约。袁XX自感上当，持刀将张XX妻子捅成重伤后自首。公诉机关以故意伤害罪起诉，法院采纳律师辩护意见，判处被告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五年。本案在张家口晚报刊登，具有当地有较大影响。重伤案件鲜有缓刑判例，希学生仔细研读。

审判长、审判员：

受被告人袁XX亲属委托，河北海龙律师事务所指派我担任其辩护人参加本案的审理。我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犯故意伤害罪没有异议，我仅就本案的量刑发表辩护意见。

一、被告人有从轻量刑的法定情节

被告人在案发后当即报警，等待公安机关抓捕，归案后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行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法发【2010】60号），应当认定为投案自首。依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二、被告人有从轻量刑的酌定情节

被害人的丈夫张XX与被告人从网恋发展到长时同居，被告人为此付出了自己家庭离散和20000多元损失的代价，被告人对张XX的恋情是真挚而热烈的。当发现自己被欺骗后，被告人难以自持，一时言辞和行为过激，以致本案悲剧发生，被告人何曾不是受害人呢。被告人因感情纠葛犯罪，此前没有犯罪前科、劣迹，是偶犯，也是初犯，且当庭认罪、悔罪，其犯罪的主观恶性不深。另，被告人犯罪手段和后果一般，犯罪情节并不十分恶劣。

三、法院应对被告人从轻量刑

依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关于故意伤害罪的量刑规定，本案应当在三到四年之间确定被告人的基准刑。该细则第三部分《常用量刑情节的适用》第14条第（1）项规定：“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主动直接投案构成自首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另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法发〔2010〕9号）第17条：“对于自首的被告人，除了罪行极其严重、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或者恶意地利用自首规避法律制裁者以外，一般均应当依法从宽处罚”、第22条：“对于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因劳动纠纷、管理失当等原因引发、犯罪动机不属恶劣的犯罪，因被害方过错或者基于义愤引发的或者具有防卫因素的突发性犯罪，应酌情从宽处罚。”

综合被告人犯罪情节和上述相关法律规定与刑事政策，辩护人建议法院减轻对被告人的处罚，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确定被告人的宣告刑。

河北海龙律师事务所 田希国 律师

2014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