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银监会研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有条件展期
银监会研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有条件展期
据媒体报道,国内银行获准对地方政府贷款进行滚转,将到期日延后四年。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目前银监会研究有条件允许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延期偿还,但期限并不确定。
监管人士透露,对于无法还款的借款人,应要求其半年或一年内向债权银行和地方政府报告偿债缺口,提前安排还款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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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0月,银监会副主席周慕冰表示,高度关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整改增信,对原有期限安排不合理的贷款,在其满足担保抵押落实、合同补正到位等条件后,根据现金流与还本付息的实际匹配情况,经批准可适当延长还款期限或展期一次。
银行人士表示,目前部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项目确实面临较大还款压力,未来三年内将有35%的贷款集中到期。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将面临偿债高峰。
近七成平台贷款安全 银监会紧防违规增长
记者从相关部门获得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9月末,全国共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超过10000家,平台贷款余额9.1万亿元。其中,已退出平台、纳入一般公司类贷款管理贷款余额近3万亿元;其余仍按平台贷款管理的余额约6万亿元。另据介绍,平台贷款的抵质押担保整改率已达65%,这意味着至少有超过65%的平台贷款是安全的。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目前融资平台公司融资规模膨胀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对融资平台公司的信贷管理加强,机关事业单位违规担保承诺行为基本得到制止。
据了解,针对平台贷款可能带来的风险,银监会一直按照“分类管理、区别对待、逐步化解”原则进行处置,坚持“保在建、压重建、控新建”的基本思路,扎实推进平台贷款的退出管理、合同补正、追加抵质押物、加强贷后管理、增提拨备和提高资本占用成本等重点工作。
由于近三年到期的平台贷款较多,监管部门尤为重视。银监会要求银行将平台贷款按照到期日进行排队,组织开展偿债风险专项排查,督促提前做好还本付息计划。如借款人无法履约还款,应要求其提前半年到一年向债权银行报告偿债缺口,并由债权银行积极做好与借款人和地方政府的协商工作,促请统筹安排偿债资金,提前做出应对。
“降旧控新”是处置平台贷款的基本要求。为此,银监会要求严把新增平台贷款的投向和流向关口,防止平台贷款假借“保续建”之名违规增长。
银监会副主席周慕冰去年10月份在参加一个论坛时曾表示,对原有期限安排不合理的平台贷款,在其满足担保抵押落实、合同补正到位等条件后,根据现金流与还本付息的实际匹配情况,经批准可适当延长还款期限或展期一次。这意味着符合条件的、还款没有问题的平台贷款可能获得展期。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此举将有助于使平台贷款的还款期获得一定喘息,有助于贷款的回收及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
业内人士同时表示,平台贷款风险的化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涉及地方政府和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多方面主体,因此,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既能把融资平台风险控制住,又能把实体经济支持好。(上海证券报)
1.84万亿地方债清算高峰将到 机构银行不敢怠慢
2011年中旬爆发的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滇公路”)千亿贷款“违约**”已风平浪静。然而,这仍难掩债务沉疴的暗流涌动,面对2012年全年高达1.84万亿地方政府性债务偿债高峰期的到来,无论是监管机构还是银行,都不敢有丝毫怠慢。
进入2012年,一家名为云南城投集团的平台公司引发了银行间市场人士的关注。这家在2011年云南省多家城投公司爆出债务“违约”、资产重组风潮时,表现低调的省属城投公司,曾在2010年底发行过一只总额8亿元的城投债(“10云城投债”),仅仅过了2年,债券抵押物——旗下上市公司股票价格至少缩水了七成。
“尽管在2011年下半年追加过一次抵押物,以目前股价测算,公司还得追加抵押物。”2月10日,一位评级行业资深人士告诉本报记者。
“10云城投债”发行时,云南城投集团以其持有的上市公司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云南城投”,600239.SH)6842万股股票作为质押资产,对债券进行担保;然而过去一年中,云南城投股价从最高时的21.3元/股,一路下行,跌至目前7元/股左右的水平,股价下跌必然导致抵押物价值大缩水,也引发市场对于云南城投集团是否有能力追加抵押物产生种种猜测。
云南城投集团并非个案。
与震荡的股价相比,房地产市场的下行趋势给全国各地各类地方融资平台带来的挑战,或许更令人担忧。
“目前有近50%的平台贷款直接或间接依赖于土地出让收入及相关抵质押变现。”今年1月上旬召开的大型银行监管会议上,银监会一位高层强调,在当前地方政府地块流拍增多和土地出让金收入减少的趋势下,平台贷款和房地产贷款风险必然因相互交织而同步升高。
此前,国家审计署披露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底的10.7万亿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中,2012年到期偿还的占到17.17%,即2012年偿付金额在1.84万亿,低于2011年2.6万亿的水平。
“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是今年上半年,上半年是一个关口,过去了就OK了,如果过不去,会有很多不良资产涌现。”2月10日,一位从业长达30年的股份制高管向记者坦言。
2012年城投债的风险到底有多大?中诚信一位资深评级人士的总结思路是,“先看一看2011年,城投公司采取了哪些措施,这些措施能否延续到2012年;跟2011年比,2012年的偿还债务有多大,2012年的新上项目规模有多大?这都需要摸清楚。”
抵押物缩水危机
2月10日,云南城投董事会办公室一位人士向记者回复,截至目前,上市公司还没有收到大股东层面的相关通知。
云南城投集团成立于2005年4月,为云南省国资委直管的省属一级企业,注册资本金为11.4亿元,总资产逾300亿元,拥有10多个控股子公司,旗下业务板块主要为两大类,一类是城市开发,一类是水务、燃气等城市经营性配套设施。
本报记者获得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尽管云南省政府陆续向云南城投集团注入了水务等经营性资产,但其资产负债率仍处于较高水平,到2011年末时已接近70%,且受城市开发业务收入减少影响,仅2010年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减幅就高达53.72%。
2010年底“10云城投债”发行时,云南城投集团以其持有的上市公司云南城投6842万股股票作为质押资产,占其持有全部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34.99%。债券募集说明书显示,按2010年4月30日的60日均价23.13/股进行估算,该期债券股权质押总价值约为15.8亿元,为债券发行额的1.98倍。
然而,仅仅过了半年,由于股市下行,质押资产市价持续下跌,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东方证券不得不在2011年6月份督促云南城投集团追加抵押物。
公告显示,云南城投2011年5月31日前60个交易日股票均价为16.20元/股,以此计算,质押资产变动为11.08亿元,低于该只债券未偿还本金及当期利息之和8.45亿元的155%(13.1亿元),差额为2.02亿元。
2011年6月底,云南城投集团以其拥有的一块位于腾冲北海乡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和其拥有的一处商业用房产权做抵押,两者总计价值2.13亿元,追加为债券担保物。
这是云南城投集团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追加抵押物,此后上市公司股价依旧一路向下。按2012年2月10日的前60个交易日股票均价6.59元/股计算,考虑到除权因素,云南城投集团质押资产变动为5.86亿元,已低于该只债券未偿还本金及利息之和的100%,追加抵押已属必然。
对于全国近万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而言,云南城投集团以上市公司股票为债券担保物的案例并非典型。2011年以来,股市、楼市等资产价格的波动,已经深刻影响到抵押物的价值。
“我觉得土地抵押价值的下降更恐怖,包括还款来源是土地出让金的。”2月10日,某大型银行江苏分行人士向记者表示。
正如前述银监会高层所言,截至目前,仍有近50%的平台贷款直接或间接依赖于土地出让收入及相关抵质押变现,“一旦平台贷款和房地产贷款风险加大,平台公司和房地产企业资金链就会更加紧张。”
早在2010年三季度,银监会内部就曾意识到这个问题,当时数据显示,平台贷款抵押估值占全部平台贷款余额的49.4%;且“抵押品大部分为土地抵押,未来抵押品变现价值受土地价格波动影响极大,而且部分土地抵押贷款尚未取得规划许可证、土地使用权证等相关权证,存在重大合规风险。”
中国指数研究院数据信息中心监测显示,2011年全国13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为19052.3亿元,同比减少11%,上海和北京尽管土地出让金仍然超过千亿,但降幅也高达二到三成。
“2012年,平台贷款整改工作是遇到了一些挑战。”一位地方银监局人士告诉记者,2011年底,银监会主席尚福林上任之初就曾在内部会议上指出,还款方式合同补正和补充合法有效抵押物两个关键环节的进展较慢。
“今明两年是平台贷款集中到期的时段,加上地方政府换届,平台贷款‘降旧控新’的任务非常艰巨,而且越到后期,整改难度越大。”银监会副主席周慕冰坦言。
甩卖包袱无果
2011年下半年以来,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下称“湖南高速”)为代表的高速公路平台一系列融资尝试,则正折射出平台公司依旧脆弱的资金链条。
去年12月底,评级公司中诚信国际发出一份调级报告,将湖南高速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为“负面”。下调原因是2011年以来湖南高速正在急剧恶化的现金流状况,以及持续增大的债务规模。
中诚信分析,2011年1-9月湖南高速经营活动净现金流为-71.94亿元,其他应收款也大幅增长,由2010年底的34.07亿元增长为2011年9月底的156.81亿元;而货币资金则由2010年底的138.77亿元大幅降至去年9月底的53.94亿元,流动性趋紧。
更为令人担忧的是,这家号称在建项目位居全国第一的省级高速平台,截至2011年9月底公司债务已高达1334.30亿元,负债率75%。
但如此高的负债率并未能阻挡湖南高速扩张的步伐。资料显示,湖南高速目前有35个在建项目,投资概算约为2254亿元,至去年三季末已完成投资1041亿元左右,未来三年内仍需投资约1212亿元。
目前湖南高速迫在眉睫的,恰是未来两年即将到期的约1181亿元债务。一步险招,是将手伸向旗下的上市子公司——现代投资.2011年12月底,现代投资公布重大资产购买公告,拟收购大股东湖南高速持有的“长湘高速”和“醴茶高速”100%股权。此中玄机在于,若重组成行,现代投资将不得不背负这两条高速公路所有债务,且未来仍得追加140亿元投资。而仅每年产生的9亿元利息费用,就足以吞噬其一年的净利润——数据显示,现代投资2010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到8亿元。
“这一过程中,湖南高速甚至没有经过现代投资董事会同意,就先行要求现代投资将款项打到了湖南高速。”一位接近湖南高速的人士告诉记者。这一说法并未得到湖南高速的证实。
因此,投资者普遍认为,这一重组方案是湖南高速借道上市公司甩卖包袱之举。一个月后,上述方案被否决,湖南高速也不得不暂时抑制要钱冲动。
缺钱的省级高速平台不止湖南高速一家。2011年12月底,安徽省交通投资集团(下称“安徽交投”)发行了5亿元的中期票据,其所募资金也将全部用于偿还公司银行贷款。这家规模中等的省级交投集团,最近三年资产负债率一直维持在83%以上,目前该指标为84.84%。
安徽交投财务数据还显示,仅2012年底,到期的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就分别高达21亿和11.6亿元,债务到期量是2011年下半年的三倍。
中金公司投资策略报告显示,作为目前高速公路投资建设的主体,各省交通投资集团2009 年资产负债率平均达68%,部分中西部省份甚至超过80%。
同时,由于公路投资主要由地方政府和企业主导,筹资难度较大,银行贷款和地方自筹金额占公路建设额的80%,仅2010年公路投资建设的资金缺口就达到了1320亿。
在有限的融资渠道背景下,湖南高速尝试借道上市公司的做法,在国开行某南方分行一位资深人士看来,不过是目前城投公司喜欢的玩法,“资产资本化与资本证券化,双剑合璧。都在过去几年平台公司高速扩张中立下”汗马功劳。
另一个生动案例,则是重庆高速对旗下一段高速公路地段无疾而终的股权融资尝试。2月10日,一位接近交易的人士透露,2011年下半年,渣打银行曾与重庆市交通委员会接触,愿以收购股权的形式承接重庆高速与中铁二局共有的一条高速公路段。
合作模式是,重庆高速拟将旗下路段所在的项目公司30%左右的股权出售给渣打,藉此获得债权、股权双重融资支持,渣打派驻一位财务总监参与项目公司管理。同时,高速路段建成后,渣打可分享公路收费带来的固定收益。
“最后没谈成。”上述知情人士说,除政策原因外,定价分歧是最重要的原因,“外资行一般以车流量和未来收费增长为基准分析,但地方政府还希望加进财务成本和一定的盈利,定价方式有很大分歧。”
此外,地方政府迟迟不同意出售平台公司高速公路股权的一个潜在担忧,还在于一旦售出将带来管理难题,“外方只收钱而不愿做公路维护,怎么办?”
中诚信国际一位资深评级业人员认为,正如湖南高速案例就可以看出,一般平台公司并不愿意出售股权,“因为目前能转让的公路股权项目往往资质并不好,溢价不高。”
上述接近渣打银行的人士也认为,目前只有一二线城市间的高速公路才有投资价值,但地方政府往往要求苛刻,以重庆为例,当地政府提出了12%-15%的交易溢价。
审计署公告显示,截至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中用于高速公路建设的债务余额为1.17万亿元,部分地区的高速公路处于建设期和运营初期,其收费收入不足以偿还债务本息,主要依靠举借新债偿还。尽管借新还旧是被明令禁止的,2010年全国高速公路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和其他相关债务借新还旧率也高达54.64%。
巨额还债压力下,上述国开行人士透露,2012年以来,即便高速公路这类曾经的优质平台公司,也开始接受贷款利率上浮11%和12%的现实了。不过他坦言,相比房地产领域,借道信托等融资工具的现象仍不常见。
究其原因,中诚信托一位负责人提到,基础设施类信托目前收益率普遍不高,相比房地产信托对信托公司吸引力不大;此外,这类信托管制也较严格。不过他认为,2012年房地产信托受阻情况下,不排除基础设施类信托趋热的可能。
资产证券化重启
按银监会主席尚福林的说法,未来三年内将有35%的平台贷款到期,地方平台即将面临第一个偿债高峰;而一些平台项目的贷款条件和偿债能力先天不足,已出现在建项目后续建设资金和还贷资金无着落的局面。
监管层的担忧可见一斑。
不过,在上述中诚信人士看来,2012年尽管有1.84万亿地方债务到期,但现实“并没有那么糟糕”。他给出了四点理由:第一,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长,投入力度在加大;第二,2011年卖地情况比2010年有所变差,但不至于差到哪里,也就是削减了20%-30%;第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也采取了一些资产处置的方式,如上市公司金融资产处置;第四,采取了一些其他方式融资手段,比如信托融资、BT融资等。
据他观察,目前城投债发行趋势之一,便是出现了一些伪装成经营性资产的平台,“看起来像经营性产业公司,实际上是城投公司,比如最近一家名为淮南市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发行的公司债,上述痕迹明显。”
对上述国开行人士而言,2012年最好的消息是资产证券化的开闸。
近期的监管会议上,银监会副主席周慕冰强调,要研究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大型银行资产证券化应选择质量较好、收益比较稳定的贷款作为基础资产。”
“资产证券化已经重新启动了,我们最近在做一些项目。”上述国开行人士告诉记者,在城投公司中,有稳定收入来源的比如水务等平台,很适合做成资产证券化产品,“可以暂时缓解现金压力。”(21世纪经济报道)
2011年底,银监会主席尚福林曾在内部会议上警告称,未来三年内有35%的平台贷款到期,地方平台即将面临一个偿债高峰。
据审计署报告,2011年、2012年,分别有约2.6万亿元和约1.8万亿元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到期,合计占2010年底债务余额的 41.66%。
根据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万亿元,占2010年GDP的四分之一。从偿债年度看,2012年、2013年、2014年分别有17.17%、11.37%和9.28%到期,也即是说,未来三年将有4万亿的平台贷款到期。
第二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是指地方政府为了融资用于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所组建的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城建开发公司、城建资产经营公司等各种不同类型的公司,这些公司通过地方政府所划拨的土地等资产组建一个资产和现金流大致可以达到融资标准的公司,必要时再辅之以财政补贴等作为还款承诺,重点将融入的资金投入市政建设、公用事业等项目之中。地方政府组建投融资平台进行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方面的融资由来已久,但是投融资平台发挥主导作用则是2008年来在应对金融危机时期的事情。2009年初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组建投融资平台,发行企业债、中期票据等融资工具,拓宽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融资渠道”,这被地方政府视为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肯定和鼓励。
从2008年底以来,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数量和融资规模呈现飞速发展的趋势,据初步统计,截至2009年8月,全国共有3000家以上的各级政府投融资平台,其中70%以上为县区级平台公司。2008年初,全国各级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的负债总计1万多亿元,到2009年中,则迅速上升到5万亿元以上,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于银行贷款。
随着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数量和融资规模呈现飞速发展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专家质疑,由于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责任主体不清晰,操作程序不规范,同时,地方政府往往通过多个融资平台公司从多家银行获得信贷资金,形成多头举债,而银行对地方政府的总体负债和担保承诺情况根本不清楚,甚至地方政府对自己的融资平台的负债情况都不清楚,一旦投融资平台的项目投资收益不能覆盖成本,这些“隐性债务”就必然显性化,给地方政府的财政造成巨大压力,甚至最后不得不由中央财政和商业银行买单。
第三篇: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清查工作的通知
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清查工作的通知
(银监办发〔2010〕244号 2010年8月2日)
各银监局,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邮政储蓄银行,各省级农村信用联社,银监会直接监管的信托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
根据我会年初工作安排和会领导的指示精神,银监会于7月27日-28日在北京召开了关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以下简称平台贷款)清查甄别工作的座谈会。现将会议议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目标任务
当前,我国平台贷款高增势头有所缓解,但整体代偿性风险仍然较大。上半年,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以下简称机构)按照“逐包打开、逐笔核对、重新评估、整改保全”的要求,开展了平台贷款自查整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工作也出现了不平衡的问题,如各机构在整改工作中的进度和力度差异较大,对平台贷款的认定标准等认识不一,详细分类的基础数据统计不足等。因此,本次平台贷款清查工作的目标任务是进一步核清平台贷款的详细数据,逐户建立台账,进而对不同类别的平台贷款进行定性甄别、分类处置,以有效缓释和化解平台贷款风险。
二、工作步骤
第一,分解数据。2010年7月底之前,银监会各监管部门将上半年各法人机构自查的平台贷款有关数据分解到各银监局。各银监局再将有关数据分解到各机构的地区分支机构,组织各地区分支机构按照要求逐户建立台账,落实整改保全措施。对存在异地贷款的机构,在各地区设有分支机构的,由机构总部协调到当地分支机构代为统计;当地无分支机构的,由总部协调当地银监局代为统计。
第二,四方对账。2010年8月15日之前,各法人机构应分别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地方政府、各地分支机构、各银监局就当地平台贷款的有关数据进行核对,确保数据准确,避免空白或重复统计,做到账账一致、账实一致、账表一致。
第三,分析定性。2010年8月底之前,各机构和各银监局按照“全覆盖、部分覆盖、基本覆盖、无覆盖”的标准对平台贷款划分风险类别。有关数据经各机构认定后,各机构提出处置方案,明确牵头银行。
第四,汇总报表。2010年9月10日之前,各地分支机构将清查工作报表分别上报各银监局和各机构总部。各银监局按照“借款人属地原则”将截至8月末的平台贷款报表核对汇总后上报银监会办公厅,各机构总部报送各相应监管部门,统一汇总成全国数据。
第五,统一会谈。各地根据平台贷款清查结果,由各地银行业协会组织,按照平台贷款余额孰大的原则,推定最大债权行为组长,牵头组织各债权机构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会谈商定整改保全和分类处置方案,推定第二大债权行为副组长,配合组长具体实施会谈工作。各银监局负责有关督促和协调工作。
第六,现场检查。下半年,由各银监局对辖内平台贷款整改情况进行专项现场检查。检查重点关注台账的完整性、统计的准确性、整改的真实性、风控的合规性,要点包括项目合规性和项目资本金充足性、借款人合规性、担保主体的合规性和充足性、还款来源的充足性和有效性等。与此同时,银监会将要求各机构准确进行贷款分类,足额提取拨备,争取在今明后三年中通过保全和核销逐步化解大部分风险,并酌情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
三、职责分工
(一)银监会监管部门的职责。一是分解数据,即将上半年各机构自查报来的分地区的数据,用电子版或纸制版分解到各银监局,供各银监局督促清查工作参考。二是协调局行关系。对于各银监局与各地分支机构不能达成一致的事项,由各监管部门统一协调解决。对异地贷款,各监管部门要督促各机构总部,使其协调当地分支机构,确保异地贷款落实到借款人所在地银监局,防止债权落空。三是督促各法人机构总部整改。四是汇总报告。清查报表要双向报告,各机构报各相应监管部门汇总。
(二)各机构总部的职责。一是系统安排。各机构要高度重视本次清查工作,统一口径,组织落实。二是建立全机构台账。各机构的每一层级分支机构都要建立台账,并且台账能纵横核对一致。三是以经营辖区地域为限,落实异地贷款。四是制订方案,组织整改,连同汇总数据经“三长”签字后向银监会报告。
(三)各银监会派出机构的职责。一是组织辖内的平台公司清理,建立本辖区台账,汇总报表,跨局沟通异地贷款问题。二是指导会谈,组织整改,执法检查。执法检查分两层:既要对整改情况进行检查,又要对整改后的信贷政策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如续贷的平台贷款是否符合政策要求,财政担保是否继续被银行接受等,并对违规行为进行处罚。三是及时向银监会上报报表。
(四)银行业协会的职责。一是协调归属,即协调机构之间的平台贷款归属。二是会商权益,负责协调各银行权益可能存在的冲突。三是带队会谈,作为与地方政府会谈的牵头人和组织者。四是代位维权,代表所有会员机构,维护银行债权。
(五)分支机构的职责。各地分支机构要如实填报清查工作表,并及时上报当地银监局和各机构总部。每张表格须经所在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签字。
请各银监局将本通知转发至辖内银监分局和有关银行业金融机构。
第四篇:地方政府平台贷款
融资平台贷款再掀清理风暴
根据国家审计署的统计,11-13年将有超过 35%的地方性债务到期,其中 2012、2013 年到期的额度分别约为 1.8 万亿 元和 1.2 万亿元,合计占 2010 年底债务余额 28%左右。银监会副主席周慕冰认为,近两年是平台贷款集中到期的时段,加上地方政府换届,平台贷款“降旧控新”的任务十分艰巨。“现在看来,虽然今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总体可控,但一些市、县级的部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项目的确也面临着较大还款压力。
一、湖南省政府投融资平台基本情况
(一)湖南省政府投融资平台构成。目前湖南省各级政府投融资平台主要有五种类型:一是公益性投融资平台,负责公益性项目融资、建设、运营及还本付息,还贷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收入。二是经营性投融资平台,负责基础性项目融资、建设、营运及还本付息,还贷资金主要来源于土地升值和项目未来收益等。三是综合性投融资平台,兼具公益性和经营性平台特点,其公益性项目还贷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回购,而经营性项目主要源于土地开发。四是财政性融资平台,没有具体项目,主要是通过向银行借款弥补财政收入暂时缺口。五是“转贷”融资平台,负责将贷款转贷给项目,不参与项目建设、运营和还贷,平台仅承诺担保还款责任。
(二)湖南省政府投融资平台特点
1.平台特点。据统计,湖南省共有政府投融资平台385家,其中省级13家、市级101家、县级271家。其平均资产负债率为58.2%,资产利润率为1.03%,撬动信贷资金的杠杆比例达到4.9倍。主要特点包括:
从平台形式看,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占42.1%,开发区(园区)占13.5%,工资税务中心占11.7%,土地储备中心占7%,交通运输类公司占6.8%;
从出资方式看,划拨土地和财政资金出资分别占43.2%和33.6%,路桥管网等公益性股权、经营性股权出资分别占17.6%、2.3%;
从筹资渠道看,银行贷款占89.7%,发行企业债券占5.2%; 从资金投向看,74.6%投向政府公益性项目,9%投向政府经营性项目,其余16.4%为非政府项目。
2.贷款特点。2008年末以来,湖南省政府投融资平台贷款呈现投放多、增长快的态势。截至2009年末,湖南省政府投融资平台贷款呈现以下特点:
从投放对象看,主要投向城市建设投资类平台和交通运输类平台,分别占38.3%和19.8%; 从贷款品种看,72.9%为项目贷款,27.1%为流动资金贷款;
从贷款投向看,主要投向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交通运输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业,上述3大行业贷款占77.1%;
从贷款期限看,中长期贷款占93.4%,短期贷款仅占6.6%;
从贷款方式看,抵质押类贷款占50.4%,保证类和信用类贷款分别占16.9%和29.9%。
二、湖南省政府投融资平台风险分析
案例——湖南高速10亿资金负债1600亿 政府如何还账成忧
尽管监管部门反复申明10万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可控,然而,平台公司流动性饥渴却是不争事实。
7月12日,接近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湖南高速)的人士透露,在短短1个月后,湖南高速又开始谋划发行新一期的短期融资券发行事宜,额度超过此前的9亿元。
一名银监系统中层人士称,湖南高速在去年末被整改为一般性公司,退出平台类公司管理,但仍属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
这家以10亿元资本金撬动1600亿资产规模的公司,在中国高速公路发展史上正在谱写“奇迹”。以其为主体的湖南高速系统,在建里程4064公里,全国排名第一;在建和通车总里程达6450公里,从2007年全国排名第17位一跃至全国前三。
然而,作为湖南高速大债主的国开行、建行、工行、中行、交行等10家债权银行对该公司应该绷紧神经。多名债权银行人士称,今年对融资平台贷款控制严格,不会再对湖南高速等此类融资平台公司放款,平台贷款如到期,银行会及时收回不予续贷。
“发短期融资券是为了解决流动性问题,申请了多笔短期贷款也是这一目的。”湖南高速一位内部人士张明(应对方要求,不透露对方姓名,文中用化名)透露。该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3月31日,公司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分别为410.12亿元、6.57亿元。一名商业银行投行人士直言,湖南高速在建项目太多,短期难以产生足够现金流,还款压力极大,短贷长用的风险隐患不容小觑。
此外,湖南高速还拥有对外担保9.25亿元,对内担保302.6亿元的或有债务。借贷额加上担保额,湖南高速的负债共1625亿元,几乎与总资产相当。
160倍杠杆
仅以10亿的资本金,撬动1600亿元的天量资产规模,比较罕见。湖南高速1993年3月19日成立,初始注册资本金1亿元,后陆续增资至9.96亿元。
财报显示,从国家四万亿投资计划公开伊始,湖南高速资产规模飞速膨胀,2008年-2010年分别为588.03亿元、1061.80亿元和1515.44亿元,截至2011年3月末,公司总资产1633.75亿元。负债方面,2008-2010年及2011年3月末,湖南高速负债分别为417.31亿元、808.64亿元、1211.19亿元和1322.47亿元。
3月末,该公司资产负债率高达81%。截至2010年末的负债中,银行贷款占比高达89.32%至1181亿元,融资结构单一风险较高,涉及到的银行主要包括国开行、招行、建行、邮政储蓄银行、工行、中行、交行、华融湘江银行、民生、中信等10家。其中,国开行以近300亿元规模为最大,建行贷款量79亿元居第二位。
某股份制银行当地公司部人士说,暂时未发现有湖南高速重大经营变更或债务恶化,但出于对平台公司的谨慎,其会密切关注其财务和还款状况。
张明对记者称,银行中长期贷款审批及用款流程较为复杂,而公司在建工程较多,为解决资金周转问题,同时降低融资成本,所以大量借入流动资金贷款。在他看来,经过与银行沟通,这些短期贷款一般都会滚动放贷,但记者询问其是否得到确定承诺时,其不置可否。
该公司短贷长用早有征兆。财报显示,2008年-2010年湖南高速短期贷款分别为114.28亿元、191.74亿元和365.97亿元,2010年末公司短期借款比2009年末增加90.87%。
短融券救急
湖南高速缺钱当地银行界共知。
资料显示,湖南高速近年来新建项目较多,每年资本支出较大,对公司资产负债率和还本付息产生较大压力。2010年,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开工高速公路5条,目前以公司为建设开发主体的在建高速公路项目共34个,其中收费还贷性的政府项目22个,经营性项目12个,总里程达到2594.99公里,总投资为2150.59亿元。
从2007年开始,湖南高速新建项目较多,经营性现金流入较少,在贷款本息支付上存在巨大压力。2009年、2010年,该公司财务费用分别达到24.54亿元、21.46亿元,营业成本为39.05亿元、51.94亿元。
2009年-2010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56.28亿元、77.28亿元,以通行费为主的,各收入39.64亿元、47.92亿元。
10亿撬1600亿湖南高速遭遇资金烦恼
“目前盈亏勉强平衡,但明后年多条高速公路竣工后,银行贷款还本期到来,公司将面临巨大的压力。”一名接近湖南高速的人士指出。
张明自称,2007、2008年开工建设的多个项目将在2012年、2013年集中建成通车,届时除了归还当年利息外,还进入每年还本期。根据内部测算,湖南高速未来现金流能覆盖贷款本息。
此所谓“现金流”包含了湖南省政府对湖南高速的补贴。财报显示,2009-2010年,公司补贴收入占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200.41%和90.17%,补贴金额分别为13.73亿元、45.16亿元。
值得关注的是,按照2010年12月3日“银监发(2010)103号文”《中国银监会关于规范中长期贷款还款方式的通知》,各机构要本着风险早期暴露、审慎经营、科学负担三大原则,对包括平台贷款在内的中长期贷款进行统一规范,不得集中在贷款到期时偿还;要合理确定还款方式,实行分期偿还,做到半年一次还本付息。以此来看,湖南高速以往采取的先还息不还本的做法在今年不再可行,其偿还本息的压力陡增。
商业银行人士透露,截至2011年6月末,湖南高速对外借款余额约891亿元,与去年末接近1200亿元的余额相比,缩减了300亿元左右,意即湖南高速上半年净还款300亿元,充分彰显了银行的催逼之力。
一名评级公司人士提示风险称,湖南高速在建工程较多,多条新建成高速公路目前正处于车流量培育期,整体盈利规模较小,盈利能力偏弱。
如何还账:政府之忧
银监会对政府融资平台类新增贷款监管日益严厉,给湖南高速带来空前高压。
一名地方银监局中层人士解析,要将一家平台贷公司贷款整改为一般公司贷款,需要满足3个原则,一是现金流能全覆盖贷款本息,二是银行、地方政府、平台公司签订了三方还款协议,三是所有债券银行定性一致,同意按非平台公司贷款对待。
“现金流全覆盖是指在每一个还款时点上,收入都能覆盖贷款本息,不过此处所指的现金流可以包括政府补贴收入。”
张明说,湖南财力紧张,政府欠了湖南高速20多亿元的资本金一直未给,公司在建项目多,政府缓发资本金影响项目建设,也增加了融资困难。
吴盛光表示,平台还贷资金中,39.31%来源于企业自身盈利或项目收益,26.13%来源于政府回购,其他主要来源于财政收入、质押物偿还和担保人偿还等。“一旦财政收入状况恶化,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县市,就可能出现信用风险,而银行也难以监管该类贷款资金去向,存在资金挪用风险。”
“与其他多数平台公司一样,湖南高速单靠自身偿还贷款很有难度,并且,从2010年开始,湖南高速开始12个经营性项目建设,规模很大,这些项目原则上政府是不兜底的,目前其融资困难,通车后车流量还处于培育期,还款风险突出。”
记者通过湖南高速6月份发布的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发现,该公司运营的部分高速公路,车流量呈下降趋势,带来未来现金流压力。比如,常张高速2010年车流量为7965辆/日(标准小车),今年一季度降为2210辆/日。衡枣高速2010年车流量为21370辆/日,今年一季度降为5342辆/日。
业内人士介绍,一般而言,一条高速公路日车流量超过1万辆,才可盈利,但记者发现,至2011年一季度,湖南高速正运营的11条高速公路,仅耒宜高速、临长高速的车流量超过1万辆。
信贷融资成为湖南高速暂时缓解资金紧张的通道。然而,在银行贷款收紧之后,基建信托如果随之收紧,湖南高速又将面临新的融资难题。
但,为了避免出现坏账,某银行公司部总经理坦言,如果在某个时间段高速公路项目现金流显露危机,商业银行一般都会调整一次负债期限。
“长远来看,真正令人担心的是,未来中国的高速公路收费政策问题,是否大部分甚至全部的高速公路都要成为公益性公路?转为公益性后,公路的使用是否是最有效率的,政府能否经营好?”上述人士认为,一旦大部分高速公益化,政府很难承担如此巨大的还款压力。
解决资金困境的通途是否就是高速公路民营化?上述人士提出,融资平台公司可把股权卖掉,引入国内外投资者,归还银行贷款。然而,另有银行业界人士反驳,数年前,刘根山等“公路大王”经济案件频发,致使政府对民营资本进入高速公路产生质疑和反思,高速公路“国进民退”,为防范风险,目前各地方政府的主导思路还是以政府投资为主。宏观紧缩持续,高速公路投融资终将陷入两难,道阻且长。
一、湖南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
目前,湖南各级平台非理性发展过程中,不仅表现为平台多、融资渠道单
一、债务风险巨大等,还折射其存在的内在深层次问题,具体表现在:
1、平台过多、过滥,折射出平台组建过程中的随意性
据相关部门统计显示,截至2009年末,湖南各级平台共计385家,其中省级13家、市级101家、县级271家。全省14个地州市、86个县(市),近70%的县市拥有多家平台,平均每个地州市就有多达7.21家,平均每个县(市)亦有3.15家;有的县市最多拥有9家平台,而有的平台下又设有多个子平台。
各级平台过多、过滥,折射出地方政府组建平台的随意性。一是先有项目后设平台等问题严重。平台组建时往往定位模糊,职能交叉重复。调研中曾发现,某市存在7家投融资平台,其中5家都定位于服务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有的地方甚至存在上马一个项目,即组建一家平台现象。二是政企关系交织、职责权限模糊等问题严重。平台“董事长”大多是各级政府指定或委派兼职人员,政府官员即是决策制定者,也是平台经营者,政企关系交织,职责权限模糊,“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现象突出。
2、平台普遍亏本经营,折射出平台投资过程中的低效性
目前,我省各级平台普遍经营状况不佳,多达22.4%的平台资产负债率在80%以上,平均资产负债率为58.2%;而长期处于亏损状态的平台比例高达21.1%,资产利润率处于0-5%之间的投融资平台占47.2%,资产利润率在5%以上的平台不到1/5,为占16.1%,全省平均资产利润率仅为1.03%。
平台普遍亏本经营、资不抵债,一方面源于平台出资不实、债务太重等因素;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平台经营的低效性。一是平台实际参与项目程度不高。目前,省内大多数平台仍然是单纯作为政府借款机构,项目建成后,要么直接移交相关政府部门,要么仅仅作为资产登记单位,实际参与项目程度极低,极易造成资金违规挪用等现象。二是项目管理体制不健全。平台普遍未建立起动态的、精细化的管理体制,对项目前期的科学论证、建设中的质量监督、建成后的运行管理缺乏科学有效地管理体制,导致平台的效率低下,投入产出效率过低。
3、平台“钟情”于银行贷款,折射出平台融资过程中的不规范性
银行贷款一直是地方平台中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据央行长沙中心支行统计显示,湖南各级平台在融资过程中,银行贷款占全部资金来源的89.7%,发行企业债券筹集资金的仅占5.2%。而从银行贷款期限来看,中长期贷款占贷款总额的93.4%,短期贷款仅占6.6%;从银行贷款方式来看,抵押质押类贷款占50.4%,政府信用、保证类贷款方式分别占29.9%和16.9%。
平台资金来源中银行贷款占比过高、融资结构过于单一,一方面源于平台直接融资渠道不畅、政府发债功能限制等体制机制问题;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平台融资过程中的不规范性。一是贷款违规、变相担保等现象严重。调研发现,全省243家平台中,21.3%的被担保金额来自政府部门担保或出具承诺函;且贷款中多数为中长期贷款,往往纵跨几届政府,一旦政府换届,容易引发信贷风险。二是银行风险意识薄弱。全省多达32.5%的政府平台存在多家银行授信问题,最多的达9家。有的银行对平台的贷款金额远超期资产总额,有的银行甚至降低贷款门槛,放松对资本金的管理等,风险意识薄弱。
4、平台债务巨大且难以评估,折射出平台管理过程中的无序性和偿债过程失责性 目前,平台的债务情况已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热点。从公开资料看,平台债务规模到底有多大,各有关部门尚缺乏准确的数据信息。据央行统计显示,至2009年5月末,全国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负债规模为5.26万亿元;银监会数据显示,至2009年末,平台贷款余额高达7.38万亿元;财政部相关人士介绍,至2010年初,平台债务总规模估算将达8万亿甚至更高。
平台债务情况的难以评估,一方面折射出平台管理的无序性。财务信息不透明。公司财务制度普遍不健全,尤其是一些县(市)平台财务报表不完整、不真实的现象突出,政府债务信息难以把握和核实。调研发现,全省243家平台公司中,有82家没有财务报表数据,占总数的33.74%。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平台偿债过程中的失责性。目前,各部门对投融资平台的定义模糊,债务责任主体的划分、债务种类的区别及其相关管理,无法明确进行界定,进而造成部分政府领导为追逐政绩工程或某些个人利益,对于债务偿还随着官职的调任而转移至下届领导,“新官不管旧账”的现象十分严重,这无疑增大了地方政府无限制的融资冲动。
二、湖南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发展面临的主要难点
目前,各级政府普遍认识到暗藏在地方投融资平台中的巨大风险,且国务院也开始出“重拳”加以整治。但在对湖南地方投融资平台的治理过程中又陷入两难局面,不整顿不行,整顿又怕“投鼠忌器”。从湖南实际出发,当前平台发展过程中主要面临三个难点:
1、难点一:资金缺口的矛盾
随着平台债务风险的日益加大,根据近日国务院出台《通知》,目前,我省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特别是市县平台普遍存在职能交叉重复、经营状况不佳、债务偿还对地方财政过度依赖等现象,市县级政府投融资平台将成为此次清理规范的重点。但目前,湖南县域发展,特别是农村偏远地区,由于自身财力的严重不足,以及在公共产品配置上负担过重,基础设施十分落后。而单纯对各级财政的“等、靠、要”,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等问题,城乡差距进一步加大。随着平台清查力度的加大,未来如何解决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中所存在的巨大资金矛盾?这将是各级政府必须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
2、难点二:风险防范的矛盾近年来,在湖南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各级政府投融资平台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以政府投资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建设,不仅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湖南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产生、成长和发展,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内在合理性。但是地方平台的非理性发展却造成了巨大的风险隐患。虽然目前湖南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尚属可控范围之内,但部分平台自身资本金不实、贷款违规操作等行为亦较为突出,且随着国家对地方投融资平台清查力度的逐步加大,各项政策收紧使得项目资金难以为继,极有可能造成政府隐形债务的集中爆发,如何在防控平台债务风险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中实现平衡状态,对加快地方平台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极为深刻意义。
3、难点三:实现社会效益和追求经济效益的矛盾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职能主要是承担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项目投融资功能,因此,地方投融资平台具有明显的政策性和公益性特征。“十二五”期间,是湖南加快发展、实现科学跨越的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随着湖南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能源、交通、水利、环保、文化教育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社会建设将进一步加大。
各级平台在承担政府公益性投资项目过程中,大部分项目往往是周期长、投资大、收益低,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但地方投融资平台作为企业,在加大社会公共事业投入的同时,还要追求经济效益,如何让平台在追求社会效益中创造经济效益,实现平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是当前转变湖南平台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五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梳理
一、银监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由地方政府出资设立并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机关、事业、企业三类法人。监管部门和各银行业金融机构按包含退出类和仍按平台贷款处理两大类的全口径统计平台贷款。退出平台整改为一般公司类贷款的,银行可按照商业化原则自主放贷、自担风险责任;仍按平台管理的,如符合条件可以新增贷款。
(一)、事件发展
2008年年底,中央出台四万亿应对金融危机的方案,地方政府面临大量的资金配套的任务,地方融资平台成为主要的融资工具。
2009年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达到约6万亿至7万亿元,此后还将进一步上升,直到2011年达到峰值,为9.8万亿。
2010年6月银监会为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划定三红线,即严禁发放打捆贷款;不得与地方政府签署无特定项目的大额授信合作协议;对出资不实,治理架构、内部控制、风险管理、资金管理运用制度不健全的融资平台,要严格限制贷款,并立即协商风险防范具体措施。要求银行要借助当前地方政府对自身债务进行清理的契机,对原有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逐笔打开梳理,按项目开展重新评审和严密的风险排查。
2010年6月10日,国务院颁发《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地方各级政府要对融资平台公司债务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并按照分类管理、区别对待的原则,妥善处理债务偿还和在建项目后续融资问题。
2010年7月30号,财政部、发改委、央行和银监会四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相关事项的通知》,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通知》中规定“向银行业金融机构申请贷款须落实到项目,以项目法人公司作为承贷主体”,是指贷款资金应用于项目本身,承贷主体应为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市场主体。《通知》中“凡没有稳定现金流作为还款来源的,不得发放贷款”,是指对于自身没有稳定经营性现金流或者没有可靠偿债资金来源的融资平台公司,银行业金融机构等不得发放贷款。
2010年9月29号,财政部、发改委、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共同签发《融资平台债务清理核实情况表的通知》,要求填写包括地方融资平台成立时间、主管部门、级别以及2009-2010年6月间的所有负债、资产负债率债务余额等详细数据说明。
8月19日财政部等四部委发布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清理的实施细则,要求各地财政部门在10月31日前上报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债务清理核实情况。11月10日,银监会正式签发《关于开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台账调查统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并下发到各商业银行。2011年开始,除了原有存量平台贷款陆续到期外,银行新发放给平台公司的贷款将与公司类贷款一视同仁,按照公司类贷款的审批条件和程序发放。银监会已要求商业银行明确平台贷款名单、贷款金额和还款来源,纳入银监会调查统计的平台贷款调查名单由各地银监局确定,同一平台公司旗下跨多种主营类型的贷款都要统计。
2011年8月,平台贷实施交叉监控,一项违约所有银行贷款连坐。
2012年2月21日,银监会下发《关于加强2012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要求各银行原则上不得新增融资平台贷款。
(二)、主要文件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2年2月21日下发《关于加强2012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12】12号),以下简称12号文件,是当前地方融资平台监管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三)、主要内容
1、关于对存量贷款的“五分法”处置措施。
对于融资平台的存量贷款,12号文件要求在“分类管理、区别对待、逐步化解”的原则下,根据现金流覆盖与项目本身的情况,按照以下五种情形分别处理。
一是对于自身现金流100%覆盖贷款本息,且项目已建成达产、形成了经营性现金流的融资平台,要以现金流来源为基础,制定均衡的分期还贷计划,并专户集并、封闭现金流收入,按照原来约定及时清收贷款;
二是对于现金流100%覆盖,项目已建成但尚未达产形成经营性现金流的融资平台,在借款人的抵押担保、还款方式等方面整改合格的情况下,经各银行总行审批,可在原有贷款额度内进行再融资,也即“收回再贷”;
三是对于现金流100%覆盖,贷款到期而项目尚未建成的融资平台,在借款人的抵押担保、还款方式等方面整改合格的前提下,经各银行总行审批后,可按照工程建设实际周期合理确定贷款期限,一次性修订贷款合同,使贷款期限符合项目建成要求;
四是对于自身现金流不能100%覆盖贷款本息,但项目能够吸引社会资金投资的融资平台,在现有贷款余额不增加的前提下,通过资产重组、合并、转让或引入新投资者、项目出售等市场化处置方案,引进资金用于还贷。
五是对于自身现金流不能100%覆盖贷款本息,且工程项目不宜吸引社会资金投资的融资平台,银行只收不贷,并要求地方政府将贷款纳入财政预算,分期清收贷款,不得展期。
2、严控新增融资平台贷款。
实行信贷分类制度。各银行应在平台贷款原有的“名单制”管理基础上,对融资平台按照“支持类”、“维持类”和“压缩类”三种情况进行信贷分类。将从“压缩类”平台中减少的贷款额度用于投向“支持类”平台,以在融资平台总量不增加的情况下实现贷款结构调整。支持类:指符合融资平台贷款的新增条件和银行信贷政策的风险偏好,可以新增贷款的融资平台;维持类:指不完全满足融资平台贷款的新增条件,但未超越银行风险容忍度,可以为保项目完工进行再融资但贷款余额不得超过年初水平的融资平台;压缩类:指既不符合融资平台贷款的新增条件和银行信贷政策,又超越银行风险容忍度,贷款余额不得增加且不得以任何形式新发贷款的融资平台。
新增贷款投向及要求。融资平台新增贷款应优先保证重点在建项目需求,既要避免重点项目出现“半拉子”工程,又要防范融资平台假借“保续建”之名套取贷款。仍按平台管理类的新增贷款的投向主要为五个方面:一是符合《公路法》的收费公路项目;二是经国务院审批或核准的且资本金已到位的重大项目;三是土地储备和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四是农发行支持且符合中央政策要求的农田水利建设项目;五是工程进度达到60%以上且现金流达到全覆盖的在建项目。
12号文件规定新增平台贷款要满足5个前提条件:一是公司治理完善;二是现金流全覆盖;三是抵押担保符合现行规定且存量贷款已在抵押担保、贷款期限、还款方式等方面整改合格;四是借款人资产负债率低于80%;五是平台存量贷款中需要财政偿还的部分已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并已落实预算资金来源。
强化授信审批制度。各银行应按照“统一授信、总量控制、逐笔审批、监督支付”的原则,加强总行对仍按平台管理类贷款的集中审批和管理,对于新增贷款,由总行统一授信、逐笔审批,加强支付监督,防止贷款挪用。
严控新发放融资平台贷款。对于存在以下情形的融资平台,各银行一律不得新发放任何形式的贷款:一是信贷分类结果为“压缩类”的;二是借款人为异地平台的;三是所在地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达到或超出限额的;四是地方政府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提供担保承诺的;五是以学校、医院、公园等公益性资产作为抵质押品的;六是以无合法土地使用权证的土地预期出让收入承诺作为质押的;七是存量贷款担保抵押、贷款合同等方面整改不到位的;八是资产负债率和现金流覆盖率不符合规定要求的。
3、严格平台退出程序。12号文件要求,融资平台退出必须严格遵循“牵头行发起—贷款行(总行)审批—三方签字—退出承诺—监管(局)备案”五项程序;与此同时,必须符合公司治理健全、资产负债率在70%以下、现金流100%覆盖贷款本息、存量贷款已整改合格、无违约记录等5项条件。对于退出类平台贷款实施动态监测,对五项条件之一低于监管要求和违背退出承诺的,要重新纳入平台管理。退出类新增贷款应严格遵循产业政策、信贷政策和一般公司贷款条件,实行“谁贷款,谁承担风险”的责任追究机制。不得向退出类平台发放保障性住房和其他公益性项目贷款。
二、发改委关于企业债的规定
12年4月,发改委有关部门以口头通知的名义传达,按照银监会《关于加强2012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12】12号)有关融资平台监测类和监管类两分法,原则上不再批准监管类平台的发债申请,而被列为退出类平台的,则可继续发债。针对发行人已退出平台,而下属子公司尚未退出平台的,交易商协会允许其申请注册,但募集资金不能用于尚未退出平台子公司的项目。
交易商协会也向各主承销银行发布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企业注册要点”,明确申请企业须在2011年底前退出银监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名单;且同时必须具备真公司、真资产、真项目、真支持、真偿债、真现金流等“六真”原则。
在12年7月,为落实“稳增长”的政策精神,进一步发挥债务融资工具市场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协会对相关企业发债的要求做出调整。如按照协会此前的要求,企业发债前须先退出银监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名单,现有望放宽该项要求。目前在银监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名单内的企业,有四类将可以直接公募发债,包括符合六真原则的产业类公司,如高速、铁路等;因全民所有制企业而进名单的;曾经退出银监会的名单,但因为承建地方保障房项目又进入的;国发19号文可以继续融资的,比如地铁、快速轨道等。”
三、政策解读
1、名录:各银行应建立符合自身经营实际情况的融资平台“名单制”管理系统。由银行法人总行(部)统一规划,合理确定融资平台客户名单,适时动态调整,并向监管部门备案。不得向该名单之外的融资平台发放贷款。
2、进入、退出平台的区别:退出平台的贷款按照一般公司贷款原则,但无法获得保障性住房和其他公益性项目贷款。平台类公司贷款的限制、要求更多,且必须在“名单”内。
3、平台已有贷款即存量贷款是否展期的处理方法——五分法,分类依据:现金流100%覆盖的项目是否建成投产以及现金流无法100%覆盖的能够引入社会资金;新增贷款处理方法——名单制基础上的信贷分类制度(支持类、维持类、压缩类),分类依据是否符合融资平台贷款的新增条件和银行信贷政策的风险偏好。
4、贷款审核主体——主评审行(如在两家及两家以上银行办理业务,采取主评审行制度,参与行及时准确向主评审行提供有关数据和信息)。
5、母公司未出融资平台,子公司能否贷款——按照一般公司贷款进行。
6、融资平台内的企业只有符合相关条件的才可以发债。
7、母公司退出融资平台,子公司未退出平台,母公司可作为发行人发行企业债,但所筹资金无法用于子公司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