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中国的文化复兴和启蒙

第一篇：资中筠：中国的文化复兴和启蒙

资中筠：孔子学院无助文化繁荣 中国危机根在制度 请先确认是否安装了 最新Flash 播放器 请点击安装按钮 安装

核心提示：最近几年时间，中国大部分的城市人口和部分农民，明显感觉富裕了。那么有钱以后，应该干什么？今天的《世纪大讲堂》为大家请来了资中筠先生，和我们探讨中国文化的碰撞该如何面对，物质发达文化是否必然繁荣？普世价值之争究竟掩盖着什么问题？让我们深思尊孔与废孔的理论背后的深意。资中筠：全民道德滑坡 中国文化遇到危机

资中筠先生1930年生于上海，1947年考入燕京大学，1948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51年毕业后从事民间外交与国际活动工作，访问过亚、非、欧、拉美多国。70年代末开始转入学术研究，成为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并担任了美国研究所所长。

1996年从社科院美国所退休，资中筠仍继续著述，并应邀参加各种学术活动。除有关国际政治和美国研究的专业著述外，撰有大量随笔、杂文，并翻译英、法文学著作多种。今年81岁的她，更是从没有停止过对心灵自由与思想独立的追求，对民族前途的忧虑与思考。

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下面坐着的小妹妹，很茫然地思考一个问题，就将来我，60多岁，70多岁的时候，能不能像资奶奶这样，长得这么有风度，你们是在想这个问题吗？你看你看，真的点头了。刚才看短片介绍呢，里面说您是，先考上了燕京大学，然后转到了清华外文系。据我所知，您是第一年其实就要考清华是吧？ 资中筠：对。王鲁湘：没考上？ 资中筠：没考上，是。

王鲁湘：您这样的信息还披露给大家。

资中筠：没什么了不起，那时候考大学，特别清华那么难考，没考上也没什么太丢脸的。

王鲁湘：那就当时委屈了自己上了燕大？

资中筠：因为我第一选择就是清华，我特别喜欢清华的图书馆，那个图书馆真好，真好，然后我就一直这么想，另外清华是国立大学，那个时候国立大学总是比教会大学，比私立大学好像高一级。王鲁湘：至少还省点钱。资中筠：高一点，还省点钱。

王鲁湘：燕京大学是教会学校是吧？美国教会的。

资中筠：其实燕京也不错，但是，特别是外文系燕京当然也是很好的。但是我就是一心一意想考（清华），所以第二年暑假，就是燕京一年级以后的暑假就发奋图强。

王鲁湘：还是要去清华？

资中筠：拼命的在这边的，那时候叫北平图书馆。

王鲁湘：您去了清华以后，比如说在老师这个阵营里面，有哪些您一提我们就能知道的人物？

资中筠：钱钟书啊，当然你们现在都知道钱钟书。王鲁湘：他教过您吗？ 资中筠：教过我呀。王鲁湘：哎呦。

资中筠：他教的我很多，不但教，而且我的毕业论文他是导师，四年级的毕业论文他是我的导师。

王鲁湘：他会不会特别苛刻？

资中筠：相反他挺宽容的。他大概觉得我们这些人也就这样了。他要求并不特别苛刻，但是他说话很（机智），他特别会讽刺人。王鲁湘：是。

资中筠：所以你也是常常会战战兢兢的。

王鲁湘：我听说，钱先生很快就去社科院了，杨绛先生是在清华教书时间很长？ 资中筠：不，他们俩人一块去的社科院。王鲁湘：一块去的。

资中筠：他在清华教的时间很短，正好让我给赶上了，他们刚从国外回来，我那时候是三年级。

王鲁湘：夫妻两个人都教过您？

资中筠：都教过我。杨绛教的英国小说，我们给她起外号叫young lady，因为那时候她是young lady。

王鲁湘：这是老师阵营，那您的同学当中，有没有佼佼者我们一听也知道？ 资中筠：宗璞。

王鲁湘：冯友兰先生的女儿。

资中筠：宗璞作家，她跟我是同班同学，而且是好朋友，一直到现在还是。王鲁湘：资先生的爸爸是金融家，生了三个女儿，全这么杰出。资中筠：不杰出，这个没有。

王鲁湘：真的。翻译上也很厉害，你们知道《廊桥遗梦》是谁翻译的吗？《廊桥 2 遗梦》不知道谁翻译的？

资中筠：这《廊桥遗梦》根本不算数的。

王鲁湘：就为什么你们会不知道，资先生认为，那还用吹吗，那根本不叫翻译。风靡啊当年。我买了两本，一本送给别人了。好了，咱们已经了解资先生是什么样的人了，我们要向她学习。最主要是学习今天讲座的内容，今天的讲座是《中国的文化复兴和启蒙》，是吧？ 资中筠：对。王鲁湘：好，欢迎。中国的文化复兴与启蒙

资中筠：中国的文化复兴这个问题，是个老掉牙的题目，为什么又重提这个话题呢？有两个新的背景，一个就是现在的物质飞速地发展，但是呢文化遇到了危机。全民道德滑坡，可以这么说吧。然后大家都在想，中国的文化到底是怎么了。我是有这样一个看法，就是物质的繁荣不一定造成文化的昌盛。有的时候物质不太繁荣，但是思想非常活跃，文化很繁荣。这种情况也是在历史上经常有的。所以应该探讨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还有一个现在文化问题为什么又热门起来了呢，是因为我们社会现在面临一个转型期。我们一百多年来，社会老在转型，一直都在变革。每当到了一个关节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各派的思想都活跃起来，都在探索中国的前途到底怎么样。然后在这个思想活跃的过程里头呢，当然也提出了文化的问题。特别是对于近代中国说起来，总有一个中国的传统文化，跟外来的文化的碰撞的问题。于是就总是会产生两种趋向，一种是保守的，就是说要坚持我们的传统，抵制外来的文化；一种是开放的，就是主张中国的文化要复兴，必须吸收外来的文化。现在又碰到这个问题了。过去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因为中国弱，然后呢就反过来自省，到底我们问题出在哪儿？先是觉得器物层面的不如人家，船坚炮利不如人家，后来是声光化电要引进，后来是再到那个郭嵩焘他们这一批人出洋的时候，就发现其实是制度不如人家。他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承认，外国的这种制度，它比我们的要优越。然后呢，再反思过来呢，就到了文化层面了，文化层面就是跟那个思想联系在一起，一直达到“五四运动”的时候，就是提出了这个“新文化运动” 但是现在跟那时候不一样，现在就产生一个新的问题呢，自以为非常强，说崛起的中国，而且越来越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因为经济总量已经是超过日本了，于是乎就觉得特别了不起。然后呢，现在看看好像那个欧美发生经济危机了，好像我们这没有什么经济危机似的。那么所有这些了不起，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都是物质层面的。于是就开始感觉到，这个怎么回事，这个文化还是老是引进的，于是就说我们的软实力要走出去，要加强软实力，文化要走出去。就是有这么一个 3 环境吧，就又提出来，中国的文化向何处去。而且现在又有一个新的一轮的，所谓抵制西化的问题。

新的一轮的保守思潮，开始上升。所以就又开始尊孔了，又开始这个读经了，还有一些地方让小学生穿着过去的那种服装，他们管它叫唐装，其实根本不是唐装，是清朝的服装，来背《弟子规》、《三字经》，忽然出现这样的现象。总而言之，在精神生活上我们现在需要什么?这个问题呢，是现在争论最大了的，这个问题大家意见很不一致，我想针对几个问题，就是几个有争论的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来。

资中筠：全民道德滑坡 中国文化遇到危机

第一个问题是所谓全盘西化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争论了有一百年了，我认为这个问题本身是个伪问题。为什么呢，首先不可能全盘西化。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有这么多人，根深蒂固的各种各样的文化，你想想看十几亿老百姓，怎么可能忽然就跟外国人一样了呢，所有的生活方式，各个方面，都跟外国人一样了，这是不可能的。

第二，我们都说中国话。无论你怎么提倡学外文。现在这个提倡学外文已经也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了，小学幼儿园就开始双语教学，什么这个那个，但是归根结底，我们都得说中国话。

那么还有一方面呢，我们实际上已经非常西化了。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用的一切东西，所有的一切生活里头的日常用品，以及生活方式，一切的，都是外来的。没有一样是我们自己发明的。就算我们最后一个四大发明，最后一个发明是活字版印刷，老早就已经被各种各样的现代的印刷术所取代了。那个活字版印刷是在北宋年代发明的，是一千年以前。在那个之后，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过足以影响整个生产力，或者是影响整个生活方式的发明。

但是中国仿造起来非常快，而且可以在那个技术层面上头现成的就用过来。所以我们应该怎么说呢，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在这个方面，我们西化的已经可以了。既然把那个物质层面的东西都已经引进了，同时我们就不得不引进它们的管理的方式，由管理的方式到生活方式，现在全部都变了。

所以呢，这方面你要抵制也抵制不了。而且现在，你说在语言里头，我们都说的是中国话，但是你要是抵制任何外来的新名词，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有一切现在我们用的词，很多都是外来的。包括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些主义，这个我们原来传统文字里没有，这个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然后我们再引进来。好多好多，现在我们还在继续引进。这个有什么坏处呢？也没什么坏处，我们就这么说了，这个很现成，你还想不出来一个，比它更加生动的，更加简捷的词来形容它，那何必不用呢？

所以你西化不西化这个问题，本来就是你自然而然的一个问题，这个也谈不上文化侵略，说是不得了了，我们的文化安全成了问题了，现在一切都已经西化了。我根本不认同所谓文化侵略这一说。

唯一的文化侵略，就是拿着武器，逼着你非得要怎么样。那唯一的，我经历的，唯一的就是日本侵略的时候，它就逼着它的伪教育局就要改教科书。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我的，在天津我上小学的校长，就是因为抵制日本要他改（教科书），“七七事变”以后，日本要他改教科书，1938年，他不肯，后来就被暗杀了。这个才叫文化侵略。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不赞成有什么文化侵略之说。但是有选择。就是假如你自己的文化修养，你的品位够高的话，你选择的外来文化也是比较高的。因为所有各个国家的文化，它都有精华有糟粕，都有低俗的有高雅的。所以呢，自己的文化教育水平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于本国的文化了解得越深，那么对于吸收外来的文化，就越容易取其精华。所以我老说我们愧对先贤。就是他们那一代人，就是我指的是，我的老师辈的那一代人，再往上一代，像五四时代的这些人，胡适、陈独秀、傅斯年、鲁迅这些人，不管他们后来的政治倾向怎么样，他们都有一个特点：第一他们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精英教育是浸透了的。因此他们就能够知道，这个弊病所在，要批判也批判在点上。这是第一。然后他们就知道，我们要吸收外来文化的话，要吸收它什么地方。所以最后他们达成一个共识：要吸收的是民主和科学。

谁也没有他们对于中国文化了解得那么深。比如举一个例子来说，胡适不是提倡白话文嘛，但是他在九岁就已经把这个四书五经和所有的这个，好多古书都已经读遍了，他曾经用离骚体翻译拜伦的《哀希腊诗》。这个非常漂亮。他可以达到这样的一种水平，然后他提倡白话文，起了文化复兴的作用。

那个白话文运动，我觉得跟那个西方的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可以有一比，怎么个一比法呢，就是把那个经院的文化，为少数人所垄断的经院文化，能够普及到大众里头去。无论如何，那些非常典雅的文言文，念起来是非常难的。我小时候，在中学基本上念的都是文言文，而且我还学过写四六骈体文。那个钻进去了之后，也是很有兴趣的。每一句话都得找一个典故，然后对仗，什么这个那个。但是你要老钻在这个里头的话，思想是活跃不起来的，而且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时间来搞这些的。

到现在，你要再叫我写这样的文章，我就不能表达我现在想写的，想说的话了。你还得用白话文。所以我觉得这个白话文的普及，跟那个欧洲的宗教革命和文艺复兴，有相通之处。就是把那个高头讲章，经院文化，普及到一般民众都能掌握，然后你就不能够随便欺骗人了，然后底下就是启蒙运动。

就是说，你不能够，大家都有了文化以后，都知道（是什么意义）。（欧洲人）先 5 从（翻译）《圣经》开始，大家都念过《圣经》了，我认为那个《圣经》里头是这个意思，是那么说的，耶稣是那么说的，你就不能够再用拉丁文来骗我了，就是说因为我不懂拉丁文，所以（主教）你非得你就断章取义，告诉我，你非得这样，你非得那样。然后后来就开始启蒙的时候，就是要把宗教和世俗生活分开来，你只能管我的精神层面的东西，作为一种精神寄托，不能够所有的政治生活，以及社会各方面你都管。从这个层面说，当时的那个“五四新文化运动”，当然不仅仅是白话文运动，但是白话文运动的影响之深远不可低估。

再讲一下关于普世价值。现在又来批普世价值了，说是中国有自己特色的价值，好像普世价值就是西方的价值。什么叫做普世价值，我们说的内容就是自由平等人权，加上民主。

有一位特别有名的明星说中国人就不该有自由，中国人就应该被管着。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说他自己不知道属于不属于该被管的。什么叫管，哪一个国家的人，是不需要管的，不需要法律，不需要规范，谁爱干什么就干什么？除非他认为自由就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如果说人性的天性，是不要自由的话。为什么各个国家不约而同地都把监狱当做惩罚，一种惩罚式的手段？说明你剥夺人家的人身自由这一点是最高的惩罚。说明人的天性是要自由的，这就是普世价值。当然人之所以为人，跟动物不一样，人有思想，所以思想也是要自由的，思想自由跟言论自由是联系在一起的。你需要，你怎么想，你可以说出来。如果认为自由不是普世价值，我就觉得很奇怪。

米勒MILL或者叫穆勒，我们现在翻译成《论自由》On Liberty，严复是把它翻成《群己权界论》，就是我自己的这个权利，个人的权利跟群众跟社会的权利之间的界线。我觉得他这点至少是得其精髓的。就是你个人的自由，你不能妨碍别人的自由，这是一个界线。所以有各种法律，规范，行为规范，礼貌各方面都是为了规范你，大家追求自由的权利的时候，你不要妨碍别人的自由。

穆勒的《论自由》里头，有一条说得很清楚，他先是说人要有信仰自由，那么它是不可剥夺的，它是天赋的，你没办法剥夺它。但是他自由了以后，有了信仰自由以后，他要说出来，所以他就应该有言论自由，他有了言论自由以后，他又要传播，他希望他的想法能够得到更多的人的认同，所以呢就有出版自由；他要写东西嘛，要发表的自由；完了之后呢，一些同样理念的人，希望在一起，能够联合起来做成一件事情，这就有了结社的自由。所以他这个是一层一层来的，这个是按合乎逻辑的。但是他底下又加了一个限制词，他说所有这些自由，只是指的能够为自己行为负责的成年人。比如说儿童，他还没有长成呢，他自己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就要被管。

接着他又说，还有那些不开化的野蛮民族，它还没成熟呢，所以呢，这个自由也不一定适合它们。那么这句话作为一个英国人，在十九世纪中叶说出这样的话来，肯定是带有殖民主义思想的。那么现在呢，我们中国人就说了，我们中国人素质太低，不能选举，文化水平太低不能选举，我们中国人是不适于有自由的，不适于有西方国家的人那么样的自由的，这个话不是等于自贬吗？一方面又说，现在民族主义情绪非常之高涨，一天到晚觉得我们比外国人怎么怎么强，但是又说我们中国人，是不配享有自由权利的，这个是非常矛盾的。

所有这些价值观里头，最基本的是自由，我认为。有了自由之后，就要要求平等，这个要求平等呢，我觉得平等这个要求，不是从古就有的。这个价值观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一步一步来的。我觉得跟市场经济的发展，跟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它生产力要求解放每一个劳动力，成为自由人，成为自由人以后，他就应该享受这些平等的权利。所以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人是必须要有平等的。所谓平等是指的权利的平等，不是指的财富的平等。

那么如何保障？在一个国家里头，一个国家它必须有政府。如何来保障这种平等的权利，用什么制度来保障？人们就发现，到目前为止，试了各种各样的制度，到目前为止，被称为民主的制度，先笼统地说民主，其实它有各种各样不一样的（形式），是比较最适宜，最能够保障这种平等权利的。但是我必须马上就要说，它并不是没有缺陷的，而且要不断地改进。实际上在欧美这些比较先实行这种民主制度的国家，它的制度也在不断地改进，而且不断地发现它有缺陷。但是无论如何，这种制度比那个寡头政治和集权政治和专制政治，专制制度相对说来，要更加适宜于保障公民权利。

你难道说所有这些都是西方的，我们国家就是不要的。但是为什么现在成为一个问题呢？我觉得归根结底不是文化问题,是制度问题。把明明是制度层面的问题，法律层面的问题，说成是文化。就是应该坦率一点，老实一点，面对这些问题，然后才能够讨论。这个玄而又玄地把孔夫子抬出来也起不了作用。孔子是历代专制政权统治中国的工具

那么现在我再想讲一个问题呢，就是尊孔和非孔的问题。有一个现象，从历史上看很有意思的。就是原来在春秋战国时候，春秋的时候，特别是百家争鸣的时候，根本就不存在尊孔或者非孔。大家都争论，都是平等的。所以它才造成了中国这么繁荣，这么丰富多彩的哲学思想。可以跟古希腊相媲美，而且时间正好差不多相同。而且我们现在老说我们五千年的辉煌的文明，其实吃老本就吃那个春秋时期的百家，到现在还是最丰富，博大精深。到汉武帝的时候，定于一尊了，然后就是儒家的学说，或者是孔子被抬到非常高的地步了。一定于一尊以后，你思想就不活跃了，其他的“黜百家”都把它贬下去了，就是只有这个一家，定于一尊以 7 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把这个孔子的学说，就给歪曲了。凡是哪一个学说，变成了显学，变成最官方的官学的话，这个学说就倒霉了。它就要被歪曲利用，要被断章取义，这个实际上已经面目全非了。所以历代的帝王尊孔，实际上并不发扬儒学，把那个儒学就僵化起来，或者是说弄得面目全非。儒家的学说，从孔子到孟子，然后又派生出荀子，然后后来各家在那就是研究发展，或者是批判，都可以，是很丰富的一个学说。但是孔子这个形象，这个符号，被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来利用，就没起好作用。

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异族统治的时候，特别尊孔。元朝是对汉族的知识分子贬得低的不得了，叫做九儒十丐，把人分成十等，九儒十丐，最低一等是要饭的，那么倒数第二等是这个儒，是读书人。这就是所以臭老九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它把读书人贬到这么低，可是它把孔子捧得特别高，就是孔子那个大成至圣文宣王，是那个时候，就是元朝给他封的。还有一个奇怪的呢，就到清朝，清朝康熙是最尊孔的，康熙亲自到孔庙祭孔有好多次，或者是派人去祭孔，而且把他捧得非常高，然后有一个，我背不下来，有一个非常非常长的头衔。是清朝给孔子的。是康熙亲自题字，万世师表。为什么异族统治中国的时候，要那么样的尊孔，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大家来考虑一下。

还有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很奇怪的事情。太平洋战争之后，英国也变成是跟日本的交战国了，所以从1941年以后，日本的势力就进入了租界。然后我们的学校也受影响了。但是日本的伪教育局来改我们的教科书的时候，它做了两件事情，一个是把我们的公民课改成了修身课。民国教育里头是有公民课的，公民课就是要教育培养现代的公民。小学的时候，开始学的公民课，是讲公德，包括不随地吐痰，不闯红灯之类的。高年级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讲少数服从多数啊，应该怎么选举啊，都是讲这些了。而且那个时候的教课书里头，就是那种五四时代的那些人的文章，像胡适、鲁迅，这些选得挺多的。到了日本人来的时候，他把公民教育变成了修身，修身是什么，修身课里头讲的是什么，讲的中国古代的忠孝节义的故事。儿子怎么孝顺，老莱子娱亲啊这些东西，有好多。这个当然他不会选文天祥之类的，这个肯定不会。

他另外再加，每个礼拜有一堂经训，就是高小一念《孝经》，高小二念《论语》，初中一念《孟子》，初中二念《诗经》，就这么念下去，当然都是选读了，这一堂课不可能念好多。但是为什么这个侵略者来了之后，要叫我们多念这些东西？当然他把那个教科书里头的现代文学，大大地取消了。所以这个情况就很值得深思，我到现在也没有想得特别明白，说是让你多念一点传统的东西，会使得你不想抗战。这也有这个可能性，就是说就是鲁迅说的人要念古书念多了，人就沉下去，念洋书念多了，人就奋发起来。这是鲁迅说的，可能有一定的道理。就是都弄得 8 跟小老头似的，摇头摆耳的，所以我现在看见说是让那些小学生穿着那种衣服背《弟子规》，我就觉得这实在太背道而驰了，跟时代。所以这个问题需要很好的考虑。

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凡在思想特别活跃的时候，这个文化繁荣的时候，常常出现非孔的思想。你比如说魏晋南北朝的时候。魏晋南北朝的那一批人，我小时候特别喜欢那一批人，受他们的影响很大的。就是说特立独行，非常之洒脱，爱干什么干什么，但是常常挺怪的。同时他们是非孔。你看从西汉开始把孔子定于一尊，实际老实讲那个时候，到东汉，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才不到四百年，三百多年吧，可能孔子的地位还没有这么样子的这个根深蒂固。所以到了东汉的时候，佛教就传进来了。所以那个时候，到了东汉以后，魏晋南北朝很多人就信佛了。还有一些人主要是道家的，还有好多人就特立独行，就是提出各种（思想），还有一些非孔的言论。但是这个时候，世道非常乱，但是文化非常繁荣，并且我觉得那时候的知识分子，士大夫找出了一条保持自己独立人格的道路，就是隐居，就是离开这个官场。

这个倒是我从小就知道，就是不为五斗米折腰，陶渊明，就有这样一种精神，这个也是支撑了中国，一方面是仕途是唯一的道路，非得做官不可，但是也有一条道路，就是你想保存你自己的独立人格的时候，你可以离开官场。这个就是魏晋的精神，魏晋士大夫的精神，是提出了这样一条道路来。还有到了晚明的时候，也产生非孔的思想，像李贽李卓吾，他的一些著作里头，非孔是相当厉害的。然后后来呢，到那个晚清。

所以说打倒孔家店，其实他没说打倒，他就说，那个人不是胡适，胡适说吴虞这个人，“只手打孔家店”，他是说他这样.那么这孔家店并不是说，完全否定，他们也没有系统地说，整个的儒学都是要不得的，而是说，这孔家店是作为一个礼教的一个所在地。就是说那个时候，那些非常顽固的旧礼教，限制了人们去放开思想，考虑问题。这个也不能说，那个也不能想，这个也违反圣人之道。最重要的那个时候，像巴金写的《家春秋》，为什么它的影响这么大呢？因为它当时确实反映了最普遍的现实，那个时候的大家族就是这个样的。是在这种背景下，打倒孔家店的。

所以我说，很奇怪的，有两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把孔子作为一种工具，连异族统治的时候，为了统治和笼络中国的读书人，汉族的读书人，要抬出孔子来。在抵制一切新的思想的时候（要抬出孔子），想要解放的时候，就要非孔。我再次声明，我不是说儒家的思想一无可取，不是指的这个，而且我觉得假如说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应该回到春秋的百家去，不能现在就说传统文化就是儒家，这个不能这么说。不能说由于历代的帝王利用了儒家，你就认定了，因为几千年来，我 9 们都是以儒立国的，所以儒家就是只能是这一家是代表我们的传统。这个是不对的。那你就是说，我们永远应该认同，这个皇权专制的这样的一种制度。我只能说，孔子这个符号，被皇权专制几千年所利用了，现在我们又把它抬出来，为了抵制普世价值，这不是又是一脉相承的吗？所以我对现在的尊孔提出这样的一个看法。

现在有人就说我们低俗文化之所以泛滥，是由于市场的缘故，市场化的缘故，这个我觉得是不对，是由于，一方面市场化，一方面又管制的缘故。你要是真的市场化，就不会这样。也不能够说是，由于外来文化的缘故，我们那些个什么，二人转之类的，绝对不是外来文化，我觉得够低俗的。现在真正把这种低俗文化当做是传统文化的，本土的传统文化的代表，堂而皇之的搞那个非常豪华的会馆，我觉得这个就是文化的堕落，而这个堕落，跟外国人一点关系都没有，相反就是为了抵制西化，把这些非常低俗的东西拿出来，这个是我们现在的文化的危机。所以要讲文化的复兴，首先要有一个非常宽松的环境，并且真的是对于深刻的、严肃的、高雅的东西要予以支持，能够得到一个发展的空间，这样才能够这个，真的达到文化复兴的目标，我先讲到这。各个领域的政策往往是“逼良为娼”

王鲁湘：81岁高龄讲了那么长时间，回答问题的时候，当然是为了舒展一下，活动活动，也是尊敬大家，站着回答大家的问题，有什么问题赶快问。观众：您认为孔子学院对我国与国外的文化交流推进意义大吗？得到的成效是否与投入成正比，就是这个问题。

资中筠：我是否定的。因为我觉得并不是说不能够搞一些不管名字叫什么的学院互相交流，但是这样大规模，我听说投入好几亿，那（与效果）太不成正比了。到外头去，其实人家愿意学中文的话，应该他出学费，我们教他。我们去送学上门还出那么多钱。这个真的能够做多少工作，这个里头我觉得是投入和产出是确实不成比例。为了振兴中国文化的话，应该首先在国内多培养一点高水平的中文教师，或者是在学校里头加强中文教学，现在的中文我觉得还是很不好，很糟糕的。谢谢老师。

观众：资老师您好，我想问您，就是说中国现代形成了怎么样的文化？ 资中筠：这个是无形的。就是说我觉得现在就是还应该进一步开放。应该就是不加人为的禁锢的。比如说很多老师们，做这方面工作的，应该有一定的引导，向着健康的开放的发展。我们希望能够把中国传统里头的精华发掘出来，跟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融合起来。老笼统地说西方，实际脑子里头想的还是政治问题，就是说我们不要美国的这个什么什么，然后说美国要强加于人什么什么，然后说这 10 个欧洲怎么样。说来说去是这个，其实从文化的角度来讲，这个是讲不通的。老早中国汉族的文化没有一个是纯而又纯的。我不是研究文化思想史的，但是我听过一次葛兆光先生的讲话，他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他说中国实际上，人们认为中国是过去是封闭的，只有鸦片战争时候才是打开的，但实际上封闭的时间比开放的时间少，一直都是开放的。只不过是开放的程度和多远就是了。所以中国的文化才能够一直发展到现在。要是一直都是封闭的，一点都没有开放过的话，早就没了，早就萎缩掉了。那么那个时候的开放就是比如，就是汉族的文化向少数民族，向现在我们被认为是少数民族开放，向西域开放，这个一直都是有的。比如你要去甘肃莫高窟，看一看那个里头的那些壁画，那些壁画我觉得跟土耳其的非常像，就连蓝色都是那个土耳其标准的蓝色，我在土耳其看到的。就是说那个时候中亚的文化老早就已经传到中国来了。那个佛教其实是印度传进来的是吧，西天取经。可是现在我们把佛教捧为中国的教来抵制基督教，然后把基督教看成是西方的教，所以所有这些都不是文化问题，是政治问题，真正的文化老早就在融合中，在不断地融合中。

观众：我想结合您刚才讲的第一是胡适，他对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了解，以及现在的小学生培养的时候，这个对《弟子规》《三字经》这些的学习，是不是这个，因为现在很多我们接触的知识都是西方的一些信息，我想这个过程中是不是这样的培养方式，对这些学生以后的这个融汇中西，博古通今有一定的作用呢？ 资中筠：我们现在小学教科书里头没这个吧？所以现在并不是说小学生，就是正式的小学教育里头有这个，我是说现在有些人为了弘扬，所谓的弘扬传统文化把小学生弄出来。我不知道现在的小学教科书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但是我是不赞成把《弟子规》这些东西让现在的小孩来背。我赞成现在的学生要多念一点经典的东西。不管是四书五经里头的选读也好，不管是唐诗宋词也好，不管是秦汉文章也好，都应该读。就是说把这些优秀的东西，典雅的东西来熏陶一下。但是我不赞成就是为了一种价值观所谓的“主体”，就培养，从小就培养这种东西，什么首孝悌这一套东西来搞，这个我觉得是首先是没必要，第二是无效。你跟他现在的社会，他每天碰到的事情相差太远了。我觉得现在我们最急需的从小培养的怎么样做一个好公民，这个是最重要的。现代的道德的规范，现在是最重要的是这个。而现在我们发现有一些人，他的私德还可以，但是公德非常非常差，而中国恰好就是缺乏这个东西。观众：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您认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文化复兴当中他的作用是什么？谢谢您！

资中筠：所谓知识分子不过就是多读了一些书，就这么一回事，就是比别人幸运有机会多读一些书，同时他的职业又是在做那个学术方面的工作。那么我觉得既然你进入了这个所谓知识圈，要做这方面的工作，那么就我想就是老老实实地凭 11 良心做事。你比如说我就想举一个例子，你要是做你的专业想做得比较好，你千万别剽窃，别做这些。现在这个在高级学者里头也是剽窃成风，所以这个你起码你得守住吧，要守住一些底线。

王鲁湘：这不好守住，他要不剽窃完成不了本年度的学术发表论文的任务，七篇在核心期刊上。

资中筠：对。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我就说，当然他问的是知识分子本人。那么当然首先要改变这个体制和这个政策。所以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在各个领域里的政策基本上常常是逼良为娼。就是说你想好好干的时候，你总是得不到好。然后你要投机取巧邪门歪道的话，你倒容易得到好。所以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他现在问既然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能够守住就更加不容易吧。但是起码我想还是有很多人不剽窃的，我想不剽窃的人还是多于剽窃的人。王鲁湘：不剽窃就跟我一样，现在还是副教授。

资中筠：那就是说你甘当副教授也不要剽窃。我想知识分子应该守的就是这个。千百年来假如说传统文化里头最优秀的东西，就是孟子那三句话，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你要碰到坎的时候，碰到你如果你这样还是那样的时候，就得想想这个问题。有的时候不需要碰到这些坎，你还是可以很顺利的既不剽窃，又评教授，这可能性也还是存在的，在不同的那个领域里头。但是你要碰到你非得要剽窃你才能评教授，那你就宁可别当，你就当个副教授也不至于饿死。

王鲁湘：时间很珍贵，一下就过去了，我个人对资先生这个讲演的感受是什么呢，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这个问题上，与其重复去尊孔读经，还不如重新再开设公民课，这是我的感受，不知道您怎么想。资中筠：对，就这个意思。（主持人不是王鲁湘，而是阿忆）

第二篇：资中筠演讲实录

搜狐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讯 社科院研究员资中筠在2011观察家年会上表示，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腐败盛行。假如说有这样的模式的话，这个是不可持续的。因为资源浪费，污染严重加上

低工资和人权保障的缺失等等。

以下是资中筠演讲实录：

大家好！我首先得否认我不是什么老愤青，我是一个很平和的人，没有那么激烈。今天我本来习惯于晚一点讲话的，但是今天被会议给安排在了第一个，我也只好作为抛砖引玉的人讲一些我最近想到的一些问题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另外我先声明我不是经济学家，以后讲话的人都是经济学家，所以我对经济本身是外行，我从大的世界大势讲起，然后再讲到中国的情况。另外我本人是研究美国的，而且美国还是在当今世界上不管往哪个方向走，怎么做，对世界的影响还是最大的。所以我今天的重点，一个是讲美国，一

个是讲中国。

另外，我今天得用稿子以便提醒我讲到了哪儿。

谁在跨越新门槛呢？全球各种各样的人都在各种各样的转折点，都在跨过新门槛。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人群他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所以这部分人正在跨过后面这个门槛，前面有一部分人是要跨过前面这个门槛。但全人类本来应该是沿着这个方向走的，所以是一拨一拨地跨过去。就全人类而言，我先点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自从有了文明史以来，人以他的智慧进行科学创新，不断地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为了自己的福祉，而与此同时去创造出高效率的毁灭自己的手段，同时破坏自己的生存的环境。现在我觉得全人类面临的问题是科学的发展和人类命运的关系。科学发展像永动机一样没法儿停止。这种发展是继续造福人类还是给人类带来了破坏直至毁灭？这个是取决于人自己的自律。人征服自然的力量超过了人控制自己的力量，那么这样下去一定会毁灭自己。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不可能在这

个地方讨论。

去年在某一个座谈会上我曾经专门就这个问题提过，今天不是我要讲的问题，另一个领域就是比较实际一点的，每天媒体都在追踪报道我们日常关注的世界各个地区的危机和动荡。这一轮的危机不同于以往，而是带有本质性的新的拐点。由于发展的不平衡、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地区所面临的问题也各不相同。相同的是，原来有效的内部体制和现存的国际格局已经不能够应付新的社会诉求和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实际上这个新的拐点如果要是追溯起来可以从说个世纪80年代末的苏联解体算起，那个变化是全球民主化一个新的浪潮的起点。那个时候是苏东向欧美靠拢，彻底打破了二战以后的格局。但是现在美国和欧洲又面临着新的转折，现在重要的热点有欧洲、中东、非洲、美国和中国，中东和非洲我们认为是上个世纪浪潮的延续，就是说上个世纪80年代从东欧开始的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延续，尽管中东和欧洲以前面临着非常曲折的漫长的道路，但是我至少这样认为这次的动荡还是一个走向民主化的转折。但欧洲是美国是处于另外一个阶段的，那一轮的民主化早就完成了。现在这个民主又碰到了新的问题。所以这是现在面临的一个跟前

面所讲的转折所不同的，这是在前面一个波浪上的转折。

所以，我对欧洲今天也不能多讲，我只说一句话，我认为欧盟的发明是欧洲一个很重要的、很宝贵的贡献。但是现在面临的危机它如果能够走过这个坎儿，挽救了这个欧盟的话，那么欧洲如果100年以后再回顾现在这个情况，应该说欧洲又对人类社会的创新作出了新的贡献。过去几百年来民族国家的出现就是从欧洲开始的，然后民族国家又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新的体制，这是欧洲一个很大的创新。但是它过得去过不去现在的危机还要看。因为一开始可能是走得太急，现在是我对欧洲的一个解读。我就不讲了。现在我只讲美国和中国两个方面。然后再看美国和中国自己碰到的这些问题如果迈过这个坎儿，迈过这个坎儿又对未来的中美关系有什么影响？其实中国和美国在漫长的历史里真正兵戎相见只有两次，一次是八国联军一次是朝鲜战争，而且都不是主角。冷战期间是敌对的，是两个阵营的敌对，但是阵营解体了就给关系正常化创造了条件。到目前为止两国没有不可调和的根本利益和冲突，也没有领土争端但是摩擦不断。我一向认为这种摩擦是正常的范围，所以在过去那么多年来，中美建交一会儿发生危机了、一会儿关系好、一会儿关系坏，我一般来说不予以太多关注，因为坏的话不会坏到破裂的地步，好的话也不会好

到非常和谐的地步。这是由于两个国家内部的发展所决定的。

之后中美关系在具体的时间、事件上，我觉得外交的运作固然重要，但起决定性作用的、长远的因素还在于各国的内部如何迈过新的坎儿。现在我先讲一下美国面临着怎样的新的坎儿。我对美国历史的解读是从美国立国到现在200年当中除了南北战争之外，一直在进行渐进的改革，它的制度的活力就在于有效的纠错机制，可以避免不少在其他国家引起社会动荡的暴力和革命以及不可补救的社会危机。在某些历史的拐点，当社会矛盾尖锐化到一定的程度，美国的代议制框架里的政治的左右摇摆这种调整机制表示不够了的时候，乏力的时候有体制外的、全社会的各种力量来直接参与，表现出来的是群众运动或者是强大的舆论批判，然后进一步推动根本性的改革。所以以前也是在美国的体制之内的、在民主框架之内的一种力

量和表现，并不是说一有群众运动就说明它的制度不行了出了大问题了。

回顾历史我认为第一个拐点是在20世纪初期的进步时代。好多人把小罗斯福30年代的新政当成拐点，我相当于是老罗斯福执政时的进步时代。小罗斯福新政只是政府的改革，变成了政府干预经济的一大步。但是进步时代是全民的觉醒，是一个新的觉醒，包括改革吏治、治理腐败以及确定了政府可以约束资本的一个原则。这个在美国说起来承认这个也是不违宪的，也是一个很大的转折。所以这个阶段是美国一个转折点。第二个转折点是在60年代的群众运动里，那次是声势浩大。那个运动在促进种族性别的平等、深入社会改革、落实了黑人的权利、大面积的社会保障，奠定美国式的福利国家，缩小贫富差距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得外还有结束越南战争、缩短战线、缓和冷战，从而间接地促进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条件。现在我看到的美国是面临了第三个拐点，这个拐点跟以往两次有很大的不同，是在新的全球化的背景下发生的。我可以举三个新的因素，一个是他所谓的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负担越来越沉重，可能会到负担不起的地步。第二，出现了虚拟经济，离实体竞技越来越远。因此现在的经济危机跟过去周期非常不一样就在于虚拟经济现在所谓的金融创新发生了这样的问题。第三个是全球化给大家都带来了利益，但是在美国国内的利益分配严重不均，结果从7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急剧地扩大，一直不断地扩大，成倍地扩大到现

在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

这三点我略加解释。第一点，所谓的世界领袖，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一直是以世界领袖自居，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对世界任何角落发生任何事情，他都以为已任，不管是正当还是不正当都要进行干涉。美国从二战以后到现在最大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就是维持他唯一的视觉领袖的地位。他就要警惕任何潜在的挑战。所谓世界领导这个词我一向认为是中性的词、可好可坏。所以我发明了一个良性领导和恶性领导之说。比如说20世纪绝大部分划时代的科学发明创造都是发生在美国的，这点是不可否认。这样客观上美国引领了社会的进步。同时在二战以后，他以他的经济繁荣和超强国力对很多国家的重建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个我认为是属于良性领导，当然有很多人会不同意说这我是在美化美帝国主义，但这

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但所谓的领导就意味着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的国家，以牺牲别的国家的利益来取得自己的利益。美国起的最坏的作用就是带头加速全球的军备竞赛。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领导就是负面的、就是坏的领导。今天的问题是美国为了维持它的霸权、维持它的唯一的世界领袖的地位，越来越诉诸军事手段和武力干涉而不是经济和文化的手段。这跟二战后早期的阶段是很不一样的。那个时候美国的影响主要是来自于内部的榜样效应和对外的经济援助。当然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了进行军事扩张。1955年艾森豪威尔离任前演说里提出了军工复合体正在发展的警告。而今天这个军工复合体已经发展得更大，所以美国更加地肆无忌惮，更加倾向于高压和武力，同时使自己陷入越来越大的泥沼。这是美国在对外霸权的问题上面临的新的拐点。在这个问题里还有一个是美欧的联盟还能维持多久，现在面临欧元的危机美国是否有能力还是有意愿给予

支持和帮助，或者是更愿意失败？这是一个两难的处境。

总之我觉得在这个拐点上美国需要在不断扩张的霸权思维上刹车，停下来进行反思，使自己适应变化的世界，学习做一个正常的国家。但是现在似乎看不到美国的决策者有这样的迹象。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虚拟经济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我是外行了，经济学家有更多的发言权，但就我从外面的观察我觉得美国的经济危机其实并不是新问题，从美利坚合众国立国以来就有危机。但每一次的复苏都是和实体经济的新发明相连的。所以在一轮一轮的危机复苏的循环中美国的近来是螺旋上升的。但是现在的现象是，虚拟经济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华尔街的智力超群的人士玩儿的各种各样的人士忽悠一般的老百姓，下一个能够触发经济复苏的新的实体产业应该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清洁能源的新产业。但是

能不能做到？起不起得了这样的作用还需要看。

第三个问题是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分配的问题。过去十几年的全球化给所有的国家特别是美国和中国都是从中获利的。但资本是自由流通到廉价劳动力的市场，所以大量地牺牲了劳工的利益。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工薪阶层多少年来斗争、争取来的谈判权大大削弱了。上个世纪以来，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美国的收入差距持续地扩大，即使是繁荣的年代也如此。这当然引起了社会的研究不满。当然，刚刚过去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虽然表面上声势浩大遍及全国，但远不如上世纪60年代深入而广泛。因为大量主要的精英阶层都没有参加而且还都在旁观。同时，没有政府的赤字已经大的不得了了，又加上严重的经济衰退，所以政府从中进行斡旋的余地非常少。不像60年代的时候肯尼迪约翰逊政府大力地推动改革，这个现在是做不到了。所有的问题回过来腐蚀美国的民主制度。我一向有一个制度，对内行民主对外行霸权，这两个并行不悖。可是现在美国的对外霸权正在腐蚀美国的代议制的民主制度，我们看到的是资本大亨的贪婪加上军工复合体的既得利益，加上傲慢和党派斗争，现在美国的党派斗争是不顾美国自己利益的大局的。这种狭义的利益很可能会绑架美国的真正的利益。

所以现在这种情况对美国说起来是新的威胁和转折点。因为美国的军事开支大概2010年达到7500亿，而它对最贫困的国家的援助只有150亿。这跟战后的情况比较起来有很大的差距。比如说美国占领了阿富汗，但每年军费开支是1000亿，而用于援助发展的只有10到20个亿，这很说明美国的霸权美国的所谓领

导已经是实质上越来越恶化了。所以这个拐点美国会到何处去？还待观察。

下面我讲中国方面。美国带有的问题是后现代性的，而中国还没有完全全面地现代化。是一个畸形发展的社会。欧美发生了危机暴露出了种种的缺陷发生了很多的问题。但不能因此反过来说这么看起来还是风景这边独好，中国的制度很完美不需要改革，我完全不认同这样的看法。

刚才看到辛亥革命，中华民族从19世纪中叶以来就开始转型了，并不是说从30年来才开始转型了的。而且回过头来看一看辛亥革命以后民国初期的各种各样的包括教科书、包括教育制度和媒体等等来看的话，今天只有倒退没有前进。所以这个曲折的道路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历程。所以我现在讲，经过了很多的拐点最后最近的一个拐点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们称之为改革开放的时期，近30年的经济上的快速发展和显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所积累起来的严重问题也是不容回避的。现在中国面临的新的拐点当然问题多如牛毛，我现在也只提三个问题来加以阐释，并不是说只有这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当前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第二个问题是腐败丛生难以遏制。第三个问题是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尖锐化。在这三个问题稍微加一件事，所谓经济增长中的中国模式假如说有这样的模式的话，这个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资源浪费，污染严重加上低工资和人权保障的缺失等等。经济结构的问题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我就不重复了。

腐败其实哪个国家都有，不过不能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们当前的腐败一个是弥漫性的、几乎覆盖所有的领域。特别是本该是净土的文化教育和其他精神领域都腐败了。现存的法律和政治机制不足以有效地遏制它的蔓延。此外，基于等级制的特权完全是合法的，也是一种很因为的腐败。不但没有随着全社会的经济增长而减少，反而更加加剧。

现在严重的社会分工不是市场的竞争造成的而是权力严重受到侵蚀，基本的人权得不到保证而引起的社会不公。如果说美国的利益集团华尔街的大老板们挟持了美国的政府的话，我可以说实际上中国的政府本身就是大老板，就是最大的资本家和利益集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政治体制非改不可。可是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改革也是极其困难的，这是同一个根源。另外一点，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跟美国有相同之处的，全球化分配是极端不公的，绝大部分的利益进入了权贵和暴富群体的口袋里，而广大的劳动者只分得了非常小的一块蛋糕。但跟美国有一点不同，因为过去中国是处于极端贫穷和完全没有权利的情况之下的，所以有了这点松动了这点分配，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底层的人的生活也还是有所改善的。所以，虽然很多的企业家都已经提出来不能一天到晚只关注GDP的不断增长，刚才也有人谈到了是不是可以放慢一点脚步来进行一些调整，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其原因是经济利益的绝大部分的集团，只有不断地把这

个蛋糕做大才能剩下一小块来分给老百姓以使得他们不造反。他不可能调整为我那80%让出再让出10%来，这个可能性不大。

到目前为止老百姓还得到了一些利益，但是以后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一个是国际的条件，比如说国际市场上缩小了，这点我也不用多讲了。还有一个是下一代新的进入就业市场的年轻人，一方面机会越来越少，一方面要求越来越高。这个要求并不是说不合理的。他不再人上一代父辈所不能忍受的条件，这种权利不公造成了财富不公，也造成了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分配都是不公的。这是中国所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样的不公一定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平则鸣。如何对待这种不平？所谓的维稳的问题非常地突出。现在的维稳是饮鸩止渴，维稳的手段或者是不择手段的维稳造成了更大的不稳定的因素。而进一步改革的阻力主要不是源于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不是不知道，非不知也，是不为也。

最后简单地讲一下中国和美国跨不跨得过这个坎儿如何影响两国今后的关系。我觉得美国在自身比较繁荣、比较自信而且它的民主制度又比较起作用的时候，它渴望比较理性和慷慨、包容地对待外部世界。如果目前的困境延续下去的话，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个是中美已经依赖很深了，实际上我们不能幸灾乐祸，只要美国衰败下去中国一定不会从中得利。第二，它的困境不能改变，它一定想办法把它的困难转嫁到国际上来，或者用经济的手段或者用政治的手段。所以现在大讲人民币问题、中国威胁论这都是政客为了平息国内对他们的不满而采取的手段。所以这样就会在国际上加重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政策进一步刺激中国国内极端的民族主义，我叫国家主义。因为现在所谓的“爱国主义”是填补目的国内精神真空的唯一的共同价值。如果当政者把这个意识形态推向极致的话，就可以成为那些个否认普世价值和拒绝政治改革的人的一个方便的接口。就是美国的中国威胁论是一个方便的接口，我们的外部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也是一个方便的借口，这样把国际关系紧张化，企图缓解国内的紧张关系。

我想这些也就是我现在看到的一个世界大局，牵扯到中国。中美关系不是就两国关系而两国关系。因为今后的世界上我认为中美关系是所有的双边关系里最重要的之一，或者很可能就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太大，有13亿人口，无论是做好事做坏事对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美国不管有多大的困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它必然是超强的力量。它远远超过任何老二。

中国未见得是老二。所以它向何处去？也会对世界造成很大的影响。我们这些书生议政在这儿拭目以待，大家讨论讨论，说一些空话。我想不出来会有什么作用。最后我只能这样悲观地提这么一点。谢谢大家！

第三篇：【视频】资中筠演讲(53分钟)

【视频】资中筠演讲（53分钟）

资中筠演讲（53分钟）

这篇演讲太值得听了！转发予诸君共享！她是这么优秀、她的观点如此地睿智!

【视频】资中筠演讲（五次节目共53分钟）

.注意;要打开链接看，有5次节目组成。----这个视频要打开上面的链接单独看，才是完整的，在微博里，只有5分钟。

第四篇：资中筠精彩演讲

资中筠，1930出生，湖南耒阳人，中共党员，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博士生导师，兼任国际友人研究会常务理事，太平洋学会常务理事。专业方向为国际政治、美国研究。专业之外旁涉中西历史文化，关注中国现代化问题，撰有大量随笔、杂文，并翻译英法文学著作多种。多次出访并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在国内主持过若干大中型国际研讨会，在组织中国的美国学和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以及参加和促进中美学术交流方面辛勤工作二十多年，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专著及论文多次获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1983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1991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突出贡献专家，领取特殊津贴。2004被中国译协评为“资深翻译家”。

资中筠精彩演讲

2013-11-04

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原美国研究所所长资中筠，2013-11-04在一次研讨会上做了一篇精彩的讲话，她从宏观历史的高度概括了三种体制的国家与法治的关系，对于我们了解不同国度国家的走向、人民未来的生活愿景很有裨益，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对于国家的未来走向也许无能为力，但至少头脑应该清醒，建议大家认真一读。

前30年中国知识分子是为威武所屈，后30年不是为富贵所淫就是为贫贱所移。这是资老师对前30年和后30年知识分子的理解和概括。(*十分精凖！)

资老师对美国非常熟悉，所以今天主要是给我们讲中美两国不同的建国过程和不同的国家观念对法治的影响。下面让我们用掌声欢迎资老师。

资中筠：

谢谢张千帆老师，两位老师都是我很敬重的法学界的专家，我不懂法律，完全不是学法律的。让我报题目，我就说了一个不同类型的国家跟法治的关系，但什么叫法治你们都比我更在行。开头我先说怎么会想到这些问题。

张千帆一开始希望我讲文化和道德危机问题。但我不想讲，因为现在关于道德危机和文化危机太明显了，大家已经说烂了，说也白说，没什么可说了，现在我不太愿意讲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一个病入膏肓的人，连五脏六腑都在溃烂的人，跟他说应该解酒、戒烟，不应该以不健康方式生活都没有用，得帮他找出真正的病根来。但真的有没有治本方法我不知道，我只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为止我思考的问题想到的。

我从哪个问题开始想的？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中原常常被周边少数民族打败，多少次了，真正完全亡于少数民族的一个是元朝、一个是清朝，不能说中国从没有亡过，绝对亡过。还有过去的五胡乱华、南北朝等等，少数民族比汉族好像更强悍，汉族明明在文化、社会进步、生产力各方面远优于周围的游牧民族，但为何总被打败。有一个说法说汉族比较文弱，游牧民族比较彪悍，所以打不过人家。但仔细想会发现这经不起事实考验，因为汉族文韬武略很发达，历代出过很多名将，有很多著名的战役，是载入史册的，还有每次改朝换代都是靠武力打出来的。在逐鹿中原时，各路英雄混战都很英勇，如《三国志》所描写的情况，论谋略还有《孙子兵法》到诸葛亮，是世界级的。那为何每个朝代站住脚之后反而弱了？我后来得出一个结论：主要是执政者总是把精力放在防止谋反上。谁最有可能谋反？当然是武将，因为天下是打出来的天下，觉得谁掌握军权谁就可能谋反，所以凡是掌握军权的武将最后的下场往往不好，皇帝不放心，就要不断地掣肘。所以抗击外侮时，武将在前面打得好好的，越打胜仗皇帝越不放心，很容易被进谗言、敌人搞反间计，因为皇帝最关心的并不是你丢失了多少土地，而是武将千万别造反。所以看历代，随便举一个例子，如汉朝的韩信、岳飞、于谦一直到明朝的袁崇焕，这些人忠心耿耿地捍卫边界时，最后被怀疑谋反而不得好下场。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是最客气、温和的方式。这说明什么？说明皇帝最在意是他一家政权，领土是次要的，所以“宁予外夷不予家奴”，这是中国的传统。在这里面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汉族之所以打不过少数民族，真正原因在于所有的政权都是靠武力打出来的，是一家私有的。打出来的国家就是这样的。

当然古代国家，包括欧洲、中东以前都是靠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但中国是最典型、时间最长而且模式最一致——每一个朝代更替都是打出来的。欧洲国家打来打去，有的是争夺领土占领了别的国家，不一定都体现在改朝换代上。特别是到近代以来，情况越来越复杂，今天我就不讲了。不管怎么样，最早中国黄帝大败蚩尤成为中华民族的祖先，然后武王伐纣、春秋战国、秦始皇统一列国，以后各个朝代全是打出来的，一直到本朝。所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内战最多，最后被总结出“枪杆子出政权”，这句话十分精辟，高度概括，中国政权就是从枪杆子出来的。

到辛亥革命部分地改变了这种国家观，辛亥革命号称是武装起义，实际上辛亥革命流血最少，清朝和平退位，没有打得一塌糊涂，民国政府也没有对清朝皇族开杀戒，并且给一定的生活待遇。所以辛亥革命之后，部分改变了这种国家观，也已

经不是一个家族的起义了，是改变了“家天下”的继承制度，至少在理论上实行宪政，理论上统治者是选出来的，国体变了，辛亥革命打断了这样的进程。但以后半个世纪还是枪杆子决定，先是军阀混战，谁有枪杆子谁就有地盘，大家凭枪杆子说话，最后北伐也是凭枪杆子统一中国，确定了蒋介石的领导。但蒋一直没有能真正统一中国，所以念念不忘用武力先安内然后攘外。各种政治势力，最后谁掌握多少军队、军权，最后就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直到现在这个政权还是打出来的。

打出来的国家有哪些特点？

一是政权是私有的，这个是我打出来的，因此天下是我的。国家建立的最高目标是保证我这个家族永远掌握权力，政权是目标不是手段。那这个政权对谁负责？不是对老百姓，而是对祖宗，失去政权就对不起列祖列宗。尽管国库都是从税收而来，但各级官员都认为自己是“食君之禄”而非纳税人养的，因为整个国家是君主一家的，率土之滨莫非王土。这一家为何能长期执政？祖先的武力打下来的，“国”是放大的“家”，老子打江山，儿孙坐江山，像家族遗产一样，所以儿孙的责任是要对得起祖宗，永远保证江山不落到别的家族里。谁要觊觎王位就像打家劫舍一样，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不但违法而且也是不道德的，“犯上作乱”是最大逆不道的，这是儒家道理。“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乱臣贼子”是什么？是想造反夺取王位的人。历代帝王都自称是儒家，实际上他们并不完全按照儒家所宣传的仁义礼智去做，但取的就是这一点，就是不许造反。这是第一点。

二是爱国就是忠君，这两个合而为一。所以文臣武将忠于国家就是忠于君王和他的家族，谁帮助这个君王打天下出力最多，就论功行赏。现在那些民主国家选举，总不能谁帮我选举最多，就给你官做得最大，不能这样做。但在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是这样做的。论功行赏，等到功劳太大，赏得太多了，又不放心，又把你干掉。

三是轻视个体生命，人命价值按等级分，皇帝或者皇族是至尊之体，富贵之家是金枝玉叶，百姓的命如蝼蚁，就是在历史上一笔带过的数字，历来说的“坑降卒几十万”“血流成河”“横尸遍野”都是模糊的概念，老百姓死多少人没有关系，客观上人口的控制是靠战争和饥荒，打仗论功行赏是以杀敌的人头来计算，杀了多少人头回去报功。这样在政治斗争里基本没有妥协，总是你死我活，要么你取代我，要么我保住我的江山。

四是需要愚民，便于统治当然需要愚民，不需要你知道什么也不需要你参与什么。现在被认为最先进的选拔制度是科举，这个科举好像是比较公平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好像大家都是可以参加的。但就是科举通过考试可以统一思想，考的内容一样，大家积极要念的书、做的事情都一样。科举制度最能够统一思想。在科举之前搞贵族政治时，如魏晋时代的情况，贵族们的思想比较自由，自己有自己的看法，互相争夺。但等到用科举来统一思想时，普及面非常大，一方面普及了教育，给了相对平等的机会，但更加进一步统一思想，而且所有读书人唯一的出路是为皇家服务，所以唐太宗非常得意，“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五是需要适当改善民生。每个朝代开国之君都要改善民生，不改善民生站不住脚，这当然是题中之义。但改善民生是手段不是目的，是为了怕水覆舟，“舟”是

目的、是皇权。民生是可以考虑的，但民权不在考虑之内。因此民生的考虑也有限，一个朝代越到后来，君主越骄奢淫逸，只能搜刮民力，牺牲民生。直到民不聊生，起来造反。

所以，打出来的天下最终只能人治而非法治，有时候强调“德治”，实际上往往流于虚伪，归根结底还是人治。古代法家如商鞅、韩非、李斯跟现在的法治观念完全是两回事，因为第一不保护人的权利，不承认私有财产，只讲惩罚。第二最高司法者是君主或者被授予大权的宰相如商鞅，还是人说了算，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完全是一句空话。最公正的，大家都说包青天，包青天最后靠的是皇帝的尚方宝剑，如果皇帝把尚方宝剑一收回他完全完了。最公平的君主、最愿意讲法治的，最高裁判者还是君主。所以我想到“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这句话，谁把谁的权力关在笼子里非常重要，谁来掌握笼子的门？这句话没有主词，没有宾语，那就是白说。

这是第一种，打出来的国家是这些特点。

第二种是谈出来的国家，开会讨论的国家。开会讨论出来的国家美国最为典型，别的国家是从打出来慢慢演变为讨论出来的，不过美国一开始立国就是讨论出来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这样的。美国并不是先有一个国家然后宣布独立，再打一仗。美国原来有13个独立的或半独立的邦，跟英国打时，一开始并不是要独立而是抗税，13个邦因为利害关系先联合起来，等到把英国打败了自己回到自己的邦。最后想来想去觉得有一个联合起来的国家应该比没有一个国家好，所以大家在一起开会。于是1787年开了一个有名的“制宪会议”，先确立一个原则，到底要不要统一的国家，还是13个邦依旧是分散的、独立的。大家讨论到最后，觉得有一个中央政府比没有好，但他们很警惕特别怕中央政府侵权。讨论来讨论去，讨论了116天就通过了一部宪法。所以是先有宪法才有国家，没有宪法根本就没有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就是建立在宪法之上，不建立在任何传统之上。这个宪法是怎么来的？是投票投出来的，投了569次票，每一条款都要投好几次票，有的人今天投了赞成票，第二天觉得不对，有意见，然后重新讨论再重新投票，这可能也是破天荒的，一个文本投了569次票通过，一条一条通过，通过完后许多人还不满意，还有人不想签字。这个过程非常复杂，但不是动武的，大家先说好，最开始的议事日程是不许用暴力、不许打架、不许骂人，君子动口不动手，可以给你任何时间发表你的意见。所以这个国家是如此讨论出来的，讨论到最后先有宪法才有国家。到现在为止，维系这个国家的就是宪法，宪法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美国这个国家是移民国家，什么样的民族都有、什么样的宗教都有，可以保持你的宗教、生活方式甚至于语言，但你得承认这部宪法，做公民的唯一条件是忠于这个宪法。

谈出来国家的执政理念是怎样的？开始时美国执政理念是从洛克《政府论》来的。不过洛克当时想象的是君主国家，只是君主是被大家推选出来的，而不是王位、血缘继承的关系。据我理解，洛克觉得国家存在的理由是保障基本公民权利，基本公民权利核心一条是私有财产的权利。洛克认为一个自然人在没有政府时，大家可以去大自然拿无主的东西，比如打猎、打渔，这些都是可以的，这些东西是无主的，归你的。一旦你射箭射中了猎物，付出了劳动，这个猎物归你，就变成你的私有财

产。但有人想抢你的东西，应该自然地有一种权利保护自己通过劳动得到的私有财产。可是这个事情越来越复杂，有的人力气特别大，硬给抢走了，这就需要推选一个或几个人来管这个事。所以大家推选出几个人，立一些规矩，并且自愿地让渡出来一部分自己的权利，由他来执行，所以洛克心目中君主有执法权，政府是手段，统治者是大家要求他来统治，其合法性在于得到公民认可。所以私有财产可以继承，公权力不能继承的。假如推举出来的君主死了的话，应该重新推举，而不能说他的儿子自然而然就继承了，这是我理解的最初的、最原始的谈出来国家的一种观念。政府结构的设计是为了贯彻宪法的精神，宪法可以随发展的需要而改进，所以美国到目前为止有27条修正案，但都是要经过已制定的程序而后通过，是很复杂的过程。

还有一个特点，既然保护公民自由权是最高的任务，那谁是主人、谁养活谁就比较明确。“纳税者”的意思是什么？是我们要推选出来一个人来管我们的事，但如此会占时间，比如不能去种田、打猎或者赚钱，大家自愿地补偿一点，给他费用，或者再发展下去，管理需要一定的成本，所以纳税者自己愿意给一点补偿来管理。其实共产党最初在解放区，叫“脱产干部”就是这个意思，那时解放区大多数人都要生产，有人脱产的，不种地了，专门从事管理，只有很少的津贴。当初所谓“脱产干部”的观念是这么来的。我记得1949年以后初期农村的农民很不愿意当干部，因为耽误他生产，可见那时干部待遇津贴很少，有时几乎没有。但是由于没有制度保证，后来竟然发展成今天这样。

还有一个观念是新闻自由，是杰斐逊说的，因为要公民参与，既然要参与就必须要让他知情，愚昧的、不知情的公民不可能参与民主社会，所以他说宁可要一个没有政府的国家，也不能要一个没有报纸的国家。这种观念都是由于国家是谈出来的，不是打出来的，无论如何军人不参政，不能由枪杆子来决定谁来当政，或者哪部法律应该通过或者不应该通过，这类国家最后一定得是法治而非人治，因为它的核心就是宪法。

法治精神在于平等，在法律面前必须人人平等，如果说同一部法律只适用于这部分人，而不适用于那部分人，有的人同样犯罪就应该判死刑，有的人杀了好多人都不判死刑，这不叫法治，因为由谁来决定该怎么判呢。我忽然想起来前几年讨论《物权法》时有一位号称是法学教授反对《物权法》，理由是：难道乞丐的打狗棒和富人的豪宅应该一样受到保护吗？他认为乞丐的打狗棒应该受到保护，而富人的豪宅不应该受到保护。我看到这个讲话后很吃惊，觉得一个学法律的人不该说出这样的话，法律最基本的原则是一律平等，至于我们希望少一点乞丐，应该改革社会，使得乞丐少一些。但不管什么样的情况，按照他的说法，财产多到什么程度就应该不受保护，就可以动员“打土豪分田地”。何况，在现实生活中最没有保障，经常被剥夺的恰恰是类似乞丐打狗棒那样的弱势群体的一点点财产，例如小贩的小货摊、农民、贫民的自住房、地等等。（再加一点：工人的退休金等等。----网友加。）所以对这种法律的概念，一个号称是法学教授说出这样的话我很奇怪，说明在我们这个国家的传统里，法治观念确实非常淡薄。

第三种国家是第一种国家的变种，还是通过武力夺取的政权，不过并不公然地说这个是我的家族天下。根据列宁《国家与革命》的理论，国家是阶级专政的工具，所谓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并不承认人人平等的观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能够平等，因此也不承认普遍公民权。但是无产阶级有千百万人怎么统治？通过自己的政党。但这个政党不是阶级选出来的，而是自己组织起来说我代表那一个阶级，而且这个政党人数越来越大（姑且不说怎么发展的），只能通过少数的领袖集中统治，最后高度集中到一个人，然后这一个人被神话，权力无边，超过历代任何一个皇帝。

暴力革命时间可以短可以长，有的几天之内暴动。但在我国大规模的枪杆子出政权，当代内战时间持续得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的时间都长。如从辛亥革命以后算起，10年之间是军阀打来打去，里面包括从共产党成立之后所谓“围剿”和“反围剿”的十几年战争；其中有8年是打外战、抗战，是日本侵略；之后又接着打了3年内战。总体上内战的时间远远超过跟外国打仗的时间。所以这个政权绝对是枪杆子里出来的。根据列宁的理论，后来通过林彪之口讲出来的，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政权就是专政，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变成了镇压之权，这个政权在理念上缺少另外一个功能——保护公民权利。

“人民”概念也非常模糊，跟“公民”概念不一样，“人民”到底有什么权利不清楚，哪些人算人民不清楚。比如1949年对国旗上四颗小星星的解释是：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四个阶级算人民内部。后来忽然一下资产阶级算外部了，国旗就另作解释。到文革时，阶级概念变成路线，今天同意我的意见、拥护我的，就算革命，是无产阶级。明天站队站错就成资产阶级。整个没有章法，更不能说有权威的宪法一说。这样的国家跟历代朝代还有一个不同，即更加虚伪。因为历代朝代说清楚我是天子，之所以能够打下天下来是因为我是“奉天承运”，有天命在身，儿子当然继承我的王位，老百姓认了，合法性就在于血统。后来的国家是号称为共和国，不能够公然地说就要按血统来传位。那究竟按什么？一家的天下变成了少数几家的天下，而且又不能够公然说必须按血统传位，到底如何继承？权力更迭问题实际上没有理顺，也没有很明确的交代。但很多特点跟第一种国家，即跟所有打出来的国家都是相同的：

第一、最大的罪恶是谋反，现在称“篡党夺权”，这远远超过任何其他罪，比如大规模地残害百姓、侵犯民权等，都不如夺权谋反的罪大。

第二、政权目的是什么，是绝对不能丢掉这个政权——存在就是目的，自我循环。最高使命是要后代保江山永远在同一团体手中。那么当政者对谁负责？对祖宗。否则对不起列祖列宗，对不起曾经流血牺牲打下江山的“先烈”（现在不叫“祖宗”）。我记得1962年古巴危机时，最后赫鲁晓夫跟肯尼迪妥协，现在来看非常明智，已经到了核战争边缘，大家让一步，赫鲁晓夫同意美国在公海上检查苏联船只，证实上头确实没有导弹，化解了当时一触即发的危机。那时中共批“苏修”，我听到一些高级干部骂赫鲁晓夫：说他对不起祖宗——指列宁，说列宁如在坟墓里知道的话都会不安生。指责赫鲁晓夫投降了，先是冒险主义，后来是投降主义。所以当时的观念还是对不起祖宗，认为赫鲁晓夫对不起列宁。至于如果爆发核战争对苏联广大

群众如何、乃至全人类如何，不是主要的。我们的一些老革命，虽然是无神论者，但一说到将来去世的话一定是说去见马克思去了，如果犯了错误，就说无脸去见马克思，说的是对不起祖宗，而非对不起人民。这些观念都是一脉相承的。

还有是轻视个体，核战争没关系，死了3亿人，还有3亿人。甚至有一个说法是全世界有几十亿人，死了一半人也没有关系，这种话在有重视个体生命的传统的国家的政治人物绝不会公开说。

在这类国家，军队不是属于整个国家，是对一党、一个统治的集团负责，军队职责不光是外战，还包括对内镇压造反，镇压对政权的挑战。

有一点跟皇权时代不太一样的是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皇权时代，因为现在社会信息这么流通，民众耳目不可能完全封闭，可以有横向比较，而且公开的说法又不能以血统为依据，愚民的难度越来越大。过去皇帝不需要宣传工具，也没有一天到晚在那儿宣传，只要颁布一下号令，大家自然而然就接受了，皇恩浩荡，理应如此。现在宣传机器之庞大，之重要性，远远超过历朝历代。

还有一个是民生要求越来越高，不是以前稍微给点小恩小惠就满意了，因为有横向比较，而且生命的价值以等级论的观念，越来越不能为普通百姓接受。更重要的是，第三种国家自称比第二种国家优越之处在民生，所以保障民生的任务非常重，但民生还是手段不是目标。常常有人说，载人飞船都能上天、都能做得到，但污染问题、毒奶粉问题为什么就没有办法做好？主要是因为民生不是最终目标，最终目标还是政权本身，需要保的最重要的是江山。所以执政理念不可能是法治，还是人治，并且常常要讲“德治”。在当下的语境中德治的意思是意识形态统一、信仰统一，强化思想教育。总之，在政权的终极目标是保自己，而不是保障公民权利，甚至根本不承认公民权利、司法不能独立之前，不可能成为一个法治国家。结论是只有政府根本目标改变，只作为一个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手段，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就要改革，或换掉，这样才能建立法治。我先讲到这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根本问题，因此去年张千帆老师让我在《共识》上签字，我说我不签，因为我觉得是与虎谋皮。根本问题没有解决，谈宪法是一厢情愿，我是这样的看法。谢谢！(资中筠先生讲得太好了！如果让大家都普及这些知识瞭觧这些道理就好了！就不会稀里糊涂地不知我们的囯家和自己的所在，不会人云我云被忽悠了都不知道。)

第五篇：资中筠：跨过新门槛[推荐]

资中筠：跨过新门槛

2011-12-18 13:33

导语：最坏的图景是：中美之间对抗性关系升级，中国被拖入与美国的军备竞赛，挥霍尽自己有限的经济资源，同时发出错误的信号，在国际上助长所谓“中国威胁”之说

编者按：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资中筠先生在12月17日举办的《经济观察报》主办的“2011年观察家年会：国家愿景--新思维与驱动力”发表了题为“跨越新门槛”的主旨发言，引起海内外的强烈反响。由于当日发布于网上的演讲稿因速记原因存在诸多差错，资先生于演讲次日不辞辛劳，对演讲稿进行了修订，并补充了一些在演讲中因时间有限未能讲到的内容。本网特将此演讲稿发布如下，以飨读者。

我原来希望晚一些发言，先多听听各位的意见。现在把我放在第一个，只好抛砖引玉。刚才主持人介绍我时提到“老年愤青”，我要郑重声明，我不认同这一说法，尽管是调侃。因为我认为我是很平和、理性地思考一些问题，发表出来与大家分享、交流，并不是发泄某种感情，这个标签不合适。下面我讲一下最近对全球的一些思考。题目是：跨过新门槛

环顾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面临新的转折点。

就全人类而言，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自有文明史以来，人以他的智慧进行科学创新，不断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以服务于自己的福祉。与此同时却制造出高效的毁灭自己的手段，同时破坏自己的生存环境。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科学发展与人类命运的关系——如同永动机一样无法停止的科技新发明是继续造福人类还是带来祸害，直至走向毁灭。这取决于人类的良知、智慧、远见和对自己的掌控能力。这个问题太大，需要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以及政治家们的共同探讨，我去年在一次会上曾经就这个题目作过探讨，现在不可能在这里展开。

另一个领域是每天媒体都在追踪报道、我们日常关注的，世界各个地区的危机和动荡。这一轮的危机不同于以往，而是带有本质性的新的拐点。由于发展的不平衡，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所面临的问题也各不相同。相同的是，原来有效的内部体制和现存的国际格局已不能应付新的社会诉求和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实际上，这一新拐点可以从上世纪80年代末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算起。那一次变化可以说是新的一波民主化浪潮，是苏东向美欧靠拢，彻底打破二战后的雅尔塔格局。现在美、欧又面临新的转折，但是在不同的起点上，好像波浪一样，那一波在后面，这一波是在前面。当前可以列出的重要的热点有：欧洲、中东、非洲、美国和中国，还有全球化模式的本身。我认为中东、非洲的动荡可以说是上个世纪东欧民主化那一波的延续，不过还要经过曲折而漫长甚至痛苦的道路，不过方向是一致的。至于欧洲，欧盟的出现是一个伟大的创新，如果这一关危机能成功地化解，那么一百年后回头看，欧洲又对制度创新做出了新的贡献。原来民族国家的形成就是从欧洲开始的，现在民族国家发展的一定程度，又可以联合起来。如果成功，是带有划时代意义的。但是如果这次危机过不去，可以算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但是仍然留下了可供参考的宝贵经验。所有这些问题当然不可能在今天有限的时间中穷尽。我现在只能重点探讨中国和美国各自所面临的门槛，以及如何跨过这一门槛对今后的中美关系的影响。

中美自一个多世纪以来有冲突也有合作，实际上合作多于冲突。真正兵戎相见只有两次，一次是八国联军；一次是朝鲜战争。第一次美国不是主角，是被裹进来的；第二次双方都不是发动者。冷战期间的敌对，是两个阵营的敌对，阵营解体了，就有了关系正常化的条件。迄今为止，两国没有不可调和的根本利害冲突，也没有领土争端。但是摩擦不断。这还在正常范围。但是今后这种格局就面临新的变化。今后中美关系在具体事件上的外交运作固然重要，而决定性的、长远的因素在于各自国内如何迈过这道坎。1.美国

根据我对美国历史的解读，美国从立国到如今二百年中，除了南北战争之外，一直在进行渐进的改革，其制度的活力就在于有效的纠错机制，可以避免在不少其他国家引起社会动荡和暴力革命的、不可补救的社会危机。在某些历史拐点，当社会矛盾尖锐化到一定程度，代议制框架内政治钟摆的左右摇摆的调整机制显示乏力时，就有体制外的全社会各种力量直接参与，表现为群众运动或强大的舆论力量，推动更加根本性的改革。这也是在美国民主政体框架之内的，并非反常之事。

第一个拐点：20世纪初的“进步时代”。（多数人都把三十年代小罗斯福“新政”作为转折点，我倾向于更早，老罗斯福执政的“进步时代”）。这是一场全社会各种力量参与而促成的全面改革：解决对资本和市场的规范问题、遏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净化吏治，遏制腐败、健全民主法治，进一步落实宪法精神，并改进宪法的不足。这场改革对以后整个二十世纪美国繁荣富强的意义再强调也不为过。如果没有它，小罗斯福的“新政”也不可能实现。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进步主义时代的吏治改革有效地遏制了腐败。以后从“新政”开始，美国行政部门的职能不断加强，条件就是政府有公信力，如果人们怀疑政府部门可以以权谋私的话是绝不会同意这样扩大职权的。

第二个拐点：六十年代的群众运动。其重大意义是实现进一步向平等方向的、深入的社会改革：促进种族、性别平等，落实了黑人的权利，大面积扩大社会保障，奠定美国式的福利国家，缩小贫富差距（到七十年代中期贫富差距最小，以后又逐步扩大）。当然，还有结束越战，对外缩短战线，缓和在冷战中的军备竞赛，间接促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

现在面临第三个拐点：这是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我姑且举三点新的因素，再加以阐释： 1）所谓“世界领袖”的负担沉重不堪。

2）出现了“虚拟经济”，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

3）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在国内分配严重不均，加剧社会不平等。

当然，这几点不足以囊括所有的新因素，限于时间不能尽述。以下对这几点略加阐释。

1）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它以“世界领袖”自居，世界任何角落发生的任何事件，它都以之为己任，要加以干涉，不论正当还是不正当。美国一贯致力于维护它的“世界领导”地位，现在更是特别要确保其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警惕任何潜在的挑战。“领导”一词本身是中性的。几年以前，在一次中美学者对话会上，我曾提出过“良性领导”和“恶性领导”之说。前者引起尊重，后者引起恐惧和反感。例如20世纪绝大部分划时代的科技发明创造都发生在美国。这样，客观上美国引领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它也曾以它的经济繁荣和超强国力对二战后很多国家的重建带头做出了贡献。这就是“良性领导”。另一方面，当“领导”意味着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以牺牲别国人民的利益来追求自己的自私利益，特别是持续不断地扩大已经压倒全球的军火库，从而带头加速全球军备竞赛，这个词含义就是负面的。今天的问题是，美国越来越诉诸军事手段和武力干涉而不是经济和文化手段来确保它的“领导”。这与二战后的早期很不相同。那时美国的影响主要来自它内部的榜样效应和对外的经济援助。当然，那时已经开始进行军事扩张。1955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离任前的演说中就提出了著名的关于“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对美国政治影响的警告。今天，这一力量已经发展到如此规模，全世界看着美国在对外事务中行事更无忌惮，更倾向于用高压和武力，自己陷入一个又一个泥沼。不论这一躯体有多强壮，它能负担这样的重担多久？

另一个问题是美欧联盟还能维持多久？显然，北约的主力是美国。美国国防部长批评欧洲不承担应有的义务的讲话，说明美国担负“北约”的“领导”责任也日益艰难。对于欧元面临的危机，美国是否有能力或是有意愿给予帮助，或者更愿意看到它失败？

总之，美国需要在不断扩张的霸权思维轨道上刹车，停下来进行反思，使自己适应变化了的世界，学习做一个正常的国家。但是现在似乎还看不到美国决策者有这样的迹象。

2）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本不是新事。在美国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已经发生过多次循环：金融泡沫引起经济危机然后又走向复苏、繁荣。每次复苏都与新的发明和创立新的产业相联系。这样，美国经济和社会在一轮又一轮循环中螺旋上升。当前的新现象是出现了所谓“虚拟经济”，这是华尔街的那些智力超群的人士玩的游戏，他们发明了各种令普通人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和复杂的衍生品，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现在的问题是，下一个能触发经济复苏的新实体产业是什么？我们能否期待清洁能源以及与环保相关联的产业起到这一作用？

3）过去几十年中全球化促进了全世界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和美国，都从中获益。但是由于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到廉价劳动力市场，大量的利润进入了资本的口袋，牺牲的是劳工的利益。像美国这样发达国家，工薪阶层通过多年斗争争取来的谈判权大大削弱了。因此，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即使在繁荣的年代也不例外。这当然引起社会严重不满，导致我们看到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这场运动虽然表面上声势浩大，遍及全国，但是远不如上世纪六十年代深入而广泛，主流媒体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对权势集团的威胁似乎也不那么大。目前政府财政赤字如此高，又面临严重经济衰退，外加各种政治因素，政府周旋的余地也很狭窄。例如在上世纪60年代肯尼迪—约翰逊政府借群众运动之势推动了一些改革的立法，而到目前为止，“占领”运动尚未起到足以推动实质性改革的作用。

上述诸多问题反过来足以腐蚀美国的民主。美国人民引以自豪、如此珍视的民主制度似乎有异化的危险。资本大亨的贪婪，加上“军工复合体”，加上权势的傲慢，再加上短视的党派争斗和狭隘的集团利益可能绑架美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本人一直对美国有一个论点：对内行民主，对外行霸权可以并行不悖。但是现在，霸权正在发展而民主有异化的危险。美国的军事开支2010年达7500亿，而对最贫困国家的援助只有150亿。美国独家占领阿富汗，一手扶植起现政权，而每年用于军费开支是1000亿，而用于发展的援助只有10-20亿。这是很说明问题的。

所以说，美国面临新拐点，需要对自己在世界作用中的定位进行反思，美国制度中的纠错机制是否还能发挥作用，尚待观察。

（二）中国方面

中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美国和欧洲面临的问题带有后现代性质，而中国尚未完成全面现代化。欧美发生了危机，制度表现出种种缺陷，不能因此说明中国制度完美，不需要改革。中华民族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就开始转型，经历了曲折而痛苦的历程，有时甚至倒退。且不说早期的历史。最近的一次拐点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启了我们称之为“改革开放”的时期。近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和显著成就有目共睹，所累积的严重问题也不容回避。现在中国也面临了新的拐点。我也姑且举三点重要的因素： 1）当前发展模式不可持续。2）腐败丛生难以遏制。3）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社会矛盾尖锐化。以下简单加以解释：

这几点在很多国家都存在，但是在中国目前的转型期，有其特殊的严重性。

1）方今人们谈论很多的促成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它是基于高能耗（最新数据，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第一能源消耗国）、资源浪费、严重污染环境，加上低工资和人权保障的缺失。在经济结构方面，一大部分GDP是来自房地产投机而不是高科技创新。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是卖地。再者，有利于出口导向产业的国际环境正在急剧发生变化。所有这些问题呼唤对现有的发展模式进行实质性的改革。

2）腐败哪个国家都有。不过当前中国的腐败是弥漫性的，几乎覆盖所有领域，特别是本应是净土的文化、教育和其他精神领域。现存的法律和政治机制不足以有效地遏制它的蔓延。此外，有一种“中国特色”的腐败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就是基于等级制的特权，各级掌权者合法地、不受监督地大量消费“公款”按“级别”提供各种享受。这种现象不但没有随着全社会经济增长而减少，反而更加剧。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国有大企业的CEO从他们的美国同行那里学习到给自己付高得惊人的收入，却没有引进对普通工薪收入者的基本社会保障（尽管美国人对此还不满意）。所有这些造成严重的财富分配不公，高度的社会不公正和普遍的道德下降。另外，与美国不同的是，美国的大企业是私人资本，而中国最大的企业都是国有垄断。土地都是国有。美国人抱怨，美国的大财团绑架了政府和全民的利益，那么中国各级政府本身就是大财团，是最大的利益集团，一身而二任，既是资方，又是仲裁方，其悖谬是可想而知的。政治体制之所以非改不可，而又难以起步，都源于此。

3）中国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因而这些年来全社会财富大幅度增长。由于外资比例很高，高额利润实际上落入跨国资本的口袋。也就是说，养肥了华尔街大亨的不仅有美国劳动者，还有中国劳动者的血汗。留在中国的那一块蛋糕，绝大部分为占中国人口极少数的权钱结合的暴富集团所吞食，广大普通劳动者只分到极小的一块。但是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由于过去的物资极度匮乏造成极端贫困，即使那极小的一块，也足以显著地改善多数工薪阶层的生活。到目前为止，情况还能过得去。既然既得利益者不准备让出一些份额来，那么只有不断加速把蛋糕做大才能使那一小块分给老百姓的蛋糕也有所增长，此所以明知需要放慢脚步，做些调整，也不敢这样做，于是造成一味保GDP的增长模式。但是不可能长期如此。大家都看到，国际市场正在缩水，中国急需转变外向型经济，而中国人的普遍购买力不足以填补足够的内需。另外，年轻一代进入就业市场的大军，包括大学毕业生，不可能接受他们的前辈所忍受的艰苦条件，而机会却没有那么幸运。

不言而喻，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加剧会导致不满情绪的蔓延，从而威胁社会的稳定。问题是如何应对各种不平之鸣，防止社会动荡？是进一步加紧对各个领域的控制，牺牲国民基本的自由权利，从而制造更大的冤屈，还是向法治和民主的方向改革治理方式？体制内外多数正直和明智的中国人都意识到目前的形势呼唤早已滞后的结构性的、政治和社会改革。但是阻力还相当大，现在主要不是源于意识形态因素，而是来自既得利益。十三亿中国人的命运取决于如何跨过这道坎，变恶性循环为良性循环。

那么，中美各自面临的十字路口与今后的两国关系有什么关联？

总的说来，如果中美两国各自能够直面新的问题和挑战，成功地跨过新门槛，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新阶段，当然对两国自身有好处，同时也有助于两国之间建立较好的关系。一般说来，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自身繁荣而有自信的时候，可望比较理性、慷慨和包容地对待外部世界。如果目前的困境延续下去，以下的情况就会发生，或者正在发生：

由于中美之间经济相互依赖已经很深，美国经济衰退肯定对中国经济有伤害，而且已经造成伤害。在目前的社会矛盾中，美国的特权精英阶层不与国内的弱势群体协商妥协，做出合理的让步，从而达到美国社会的改良，却倾向于以邻为壑，把困难转嫁到别的国家，中国首当其冲。保护主义——特别是专门针对中国的，我称之为“选择性保护主义”正在抬头，其后果将是双输的局面。在美国的国内政治中，中国是最方便的替罪羊，所谓“中国威胁”之说甚嚣尘上。这样，反过来刺激中国广大阶层的极端国族主义情绪和对美国的反感。再者，一个缺乏自信的美国更倾向于通过军事手段来确保它在国际上的霸权地位，其恶果是可以想见的。

在中方，国族主义，或称之为“爱国主义”，在目前似乎是填补精神真空的唯一的共同价值。把这一意识推向极致，也可以成为那些否认普世价值和拒绝政治改革的人的一个方便的借口。在社会不稳定的危险日益上升时，所谓“境外敌对势力”搞“和平演变”，企图颠覆政权的老调又将重弹，不论其含义如何。加之目前美国的政党政治民主模式暴露出来缺陷，使它不再像过去那样对中国人有吸引力。尽管民主有缺陷不等于专制更好，但是从一般舆论来说，肯定会增加对民主改革的疑虑。因此，美国的民主制度的退化或改进，对中国的民主改革会相应产生负面或正面的影响。

最坏的图景是：中美之间对抗性关系升级，中国被拖入与美国的军备竞赛，挥霍尽自己有限的经济资源，同时发出错误的信号，在国际上助长所谓“中国威胁”之说。这样，中国就会不知不觉间被拖入一个恶性循环，指向危险莫测的终点。中美两个核大国之间发生武装冲突是不可想象的，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不会愿意看到这样一种图景的实现。

我们能够希望的最好的情况是：两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都能找到办法跨过当前的坎，实现对各自人民都有利的改革，同时创造两国积极合作的条件。在我看来，不论“中国崛起”被怎样宣扬，有一点是客观事实：不论美国目前遇到多大的困难，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深刻危机，它还是比较容易克服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还将是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国力的最强大的国家——无论是硬实力或软实力都是如此。它也仍占据世界财富的最大份额——不论是虚拟还是实体经济，不论是军用还是民用资源。因此，对全球发展起决定性影响的还要看美国如何使用它的超强力量。也就是扮演“良性领导”还是“恶性领导”的角色。不论怎样，在方今的世界上，各国之间的利害关系错综复杂，互相依赖性日益加深。今后几十年间，中美关系更将是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至少是最重要的之一，任何以邻为壑、幸灾乐祸的政策都是短视的，终将自伤。不过政治家们往往为利益所左右，所谓“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就是这个缘故。我们只能祝愿他们不至于“利令智昏”，造成不可挽回的生灵涂炭的恶果。

我从来不认为书生之论能对决策起多大影响。我们能做的是面向公众，促进理性的理解，消除偏见，从而营造一个多少是良性的舆论环境，转而对决策集团产生些微积极影响。我称之为“涟漪效应”。

大家好！我首先得否认我不是什么老愤青，我是一个很平和的人，没有那么激烈。今天我本来习惯于晚一 点讲话的，但是今天被会议给安排在了第一个，我也 只好作为抛砖引玉的人讲一些我最近想到的一些问题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另外我先声明我不是经济学家，以后讲话的人都是经济学家，所以我对经济本身是外行，我 从大的世界大势讲起，然后再讲到中国的情况。另外我本人是研究美国的，而且美国还是在当今世界上不管往哪个方向走，怎么做，对世界的影响还是最大的。所以 我今天的重点，一个是讲美国，一个是讲中国。另外，我今天得用稿子以便提醒我讲到了哪儿。

谁在跨越新门槛呢？全球各种各样的人都在各种各样的转折点，都在跨过新门槛。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人群他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所以这部分人正在 跨过后 面这个门槛，前面有一部分人是要跨过前面这个门槛。但全人类本来应该是沿着这个方向走的，所以是一拨一拨地跨过去。就全人类而言，我先点一个比较大的问 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自从有了文明史以来，人以他的智慧进行科学创新，不断地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为了自己的福祉，而与此同时去创造出高效率的毁灭自己 的手段，同时破坏自己的生存的环境。现在我觉得全人类面临的问题是科学的发展和人类命运的关系。科学发展像永动机一样没法儿停止。这种发展是继续造福人类 还是给人类带来了破坏直至毁灭？这个是取决于人自己的自律。人征服自然的力量超过了人控制自己的力量，那么这样下去一定会毁灭自己。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 题，我不可能在这个地方讨论。

去年在某一个座谈会上我曾经专门就这个问题提过，今天不是我要讲的问题，另一个领域就是比较实际一点的，每天媒体都在追踪报道我们日常关注的世界各 个地区 的危机和动荡。这一轮的危机不同于以往，而是带有本质性的新的拐点。由于发展的不平衡、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地区所面临的问题也各不相同。相同的是，原来有 效的内部体制和现存的国际格局已经不能够应付新的社会诉求和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实际上这个新的拐点如果要是追溯起来可以从说个世纪80年代末的苏联解体算 起，那个变化是全球民主化一个新的浪潮的起点。那个时候是苏东向欧美靠拢，彻底打破了二战以后的格局。但是现在美国和欧洲又面临着新的转折，现在重要的热 点有欧洲、中东、非洲、美国和中国，中东和非洲我们认为是上个世纪浪潮的延续，就是说上个世纪80年代从东欧开始的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延续，尽管中东和欧洲 以前面临着非常曲折的漫长的道路，但是我至少这样认为这次的动荡还是一个走向民族化的转折。

所以，我对欧洲今天也不能多讲，我只说一句话，我认为欧盟的发明是欧洲一个很重要的、很宝贵的贡献。但是现在面临的危机它如果能够走过这个坎儿，挽 救了这 个欧盟的话，那么欧洲如果100年以后再回顾现在这个情况，应该说欧洲又对人类社会的创新作出了新的贡献。过去几百年来民族国家的出现就是从欧洲开始的，然后民族国家又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新的体制，这是欧洲一个很大的创新。但是它过得去过不去现在的危机还要看。因为一开始可能是走得太急，现在是我对欧洲的一 个解读。我就不讲了。现在我只讲美国和中国两个方面。然后再看美国和中国自己碰到的这些问题如果迈过这个坎儿，迈过这个坎儿又对未来的中美关系有什么影响？

之后中美关系在具体的时间、事件上，我觉得外交的运作固然重要，但起决定性作用的、长远的因素还在于各国的内部如何迈过新的坎儿。现在我先讲一下美国面临着怎样的新的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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