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香港经济的边缘化问题

第一篇：论香港经济的边缘化问题

论香港经济的边缘化问题

一、香港经济边缘化问题的意义

在八十年代，粤语文化非常流行，在内地看香港电影，听香港歌手唱歌是十分普遍的事。香港的经济也非常发达，而大陆这边正处于开放的初期，人民的生活水平非常低下，香港就会有一种很自傲的心态。他就会觉得，我身上的钞票非常多，我身上的资本非常多，我有很多不同的渠道享受不同的娱乐方式，去接触西方的各种不同的知识和各种不同的潮流，但是内地没有。对于大陆，他们会有一种俯视的心态，会觉得大陆来的都是他们所说的“阿灿”、“表叔”。所谓“阿灿”和“表叔”其实都是一种歧视称呼，就像以前上海人会称外省人为讲乡下人一样。但是到了回归以后，特别是金融风暴以后，从97年到03年，香港的整体趋势是向下的，香港人突然发现自己的生活似乎没有内地那么好。另外一方面大陆也是不停的往上升双方此消彼。到2003年，中央政府出台了自由行这样的措施，运用政策手段去推动香港经济的发展。香港人就会觉得自己被边缘化了。从前珠三角地区，香港是其中的龙头老大，制造业都由内地负责加工，由香港这边来设计，来负责销售，就像前面是商店后面是村庄、作坊一样，所谓“前店后村”。到了2003年，珠三角以广州深圳为代表的比较大的城市，不想做香港的作坊或加工厂，想和香港一起去做销售，一起参与国际市场上的竞争。2003年广东省的GDP第一次超过香港，香港似乎觉得丧失了龙头老大的地位，其被边缘化的心态就更加明显了。

另一方面，香港同区域间的竞争，比如说同新加坡，同韩国，香港也会发现，别人在抢自己的饭碗，比如说澳门的博彩业，特别是2007年永利在澳门开设赌场以后，澳门的博彩业如日中天，越来越多的人涌入澳门一掷千金，推动了澳门当地的旅游事业。2006年以前，每年到香港的旅行的旅客数量年平均要比澳门多600万，但到了2006年，降到200万。这200万人实际上给香港人敲响了一个巨大的警钟。还有我们知道目前台湾已经和大陆直航了，这对香港机场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有数据表明，香港会因此而损失5%的转机乘客，这同样加剧了香港人对被边缘化的心态的恐惧。

香港的经济是否真的被边缘化了呢？上海等新的经济中心的出现是否会对香港的经济造成威胁呢？香港的经济竞争力是否还存在？我想这是我们这一代香港人感到前途迷茫的地方：风光不再，是否能保住优势，再创辉煌！

二、香港经济边缘化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 , 内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比之下，香港自遭遇金融危机重创以来，经济发展一直不振，后来在 CEPA的推动下才得到扭转。关于香港经济边缘化这个问题最早是在2006年3月20日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长许仕仁在“国家十一五”规划：“香港的角色”研讨会上提出的。该会议明确指出 , 国家未来的发展对香港有深远的影响，香港在充满机遇的同时，也面对更多的挑战。珠江三角洲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发展和完善，而且在位置上接近货流的源头，我们必须正视被边缘化的问题。随后，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马时亨等高官也先后告诫港人，要有面对边缘化挑战的准备。任志刚认为，香港在内地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有可能被边缘化。在此之前，任志刚也说过，人民币自由兑换会使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影响。

改革开放前夕，内地在10年“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经济发展已濒临崩溃的边缘。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仅有364 5.2 亿元，人均为379元，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工业化仅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资供给短缺，人民生活水平低下。而当时香港已进入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行列，成为世界出口加工区之一，享有亚洲“四小龙”的美誉。1978年本地生产总值816.23亿港元，人均17488港元，对外贸易已居世界第20位，1991年还上升至第10位。

但香港经济发展步履蹒跚，结构调整困难重重。亚洲金融危机前夕，由于回归在即和香港境内外的一片大好形势，香港经济繁荣达到了顶峰，1997年下半年虽然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全年本地生产总值仍上升到历史最高点，达12161.02亿港元。然而，亚洲金融风暴在经济繁荣时期突然到来，给香港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创伤。到1998年中股市、楼市比1997年高峰期已下降了四五成。据渣打银行估计，从1997年7月至1998年6月，股市和房地产共有4万亿港元不翼而飞，平均每户损失200万港元，不少人沦为负资产业主。金融管理局的资料显示，银行的负资产按揭贷款未偿还的有1270亿港元。1998年对外贸易下降9.6%。连续5年通缩，消费物价指数累积下跌逾 10 %，平减物价指数累积跌幅24 %，自美国1929年大萧条以来，香港是唯一的平减物价指数跌幅这大的城市。这是香港战后遭遇最为惨重的一次金融危机。

危机过后并不如人们预料那样很快恢复。当时大多数港人自信地认为，香港会是经济恢复最快的地区，结果事与愿违，经济复苏步履维艰。尽管1999年本地生产总值在1998年下降5.3 %的情况下，上升了4%，出现复苏的迹象。可是，由于全球经济放缓和经济结构仍然失衡的影响，200 1年再次出现经济衰退，仅增长0.6 %，人均本地生产总值下降0.3%。这就是说，在这几年里香港并没有摆脱金融危机的阴影，危机中暴露出来的结构性失衡还没有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港人的信心倍受锐挫，感到十分迷茫。对于香港经济边缘化的趋势现状越发担心。

三、香港边缘化的核心问题——竞争力下跌的原因

1．香港经济结构转型步履维艰，成效甚微

香港经历工业化和服务业化两次转型之后，提出要建设高附加值的创新、知识型经济蓝图。香港传统支柱产业均已发展到一定水平和规模，且面临金融风暴冲击后的调整，故有必要发展其他产业作为补充。但是香港经济结构转型步履维艰，成效甚微。从知识经济和创新最重要的指标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以及R＆D经费来说，香港不仅人均数量偏少，而且总数量也偏少。截至 2010 年，香港科研人员只有24100人，而投入研发经费总额也只133亿港元。同时香港的制造业偏少，这使依附在制造业上面的科研能力难有很大的发挥。而根据WEF世界竞争力报告的排名，2011年香港的高等教育和培训世界排名第28名、科技创新能力世界排名29名，这说明香港转向知识型经济困难重重，并且效果有限。而经济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却又是科技和知识力量的竞争，所以香港经济结构转型的困难也影响到香港经济相对竞争力。

2．香港经济发展存在着严重的路径依赖

香港经济严重依赖金融和地产等服务业，但是香港社会对于香港经济需要结构调整未达成共识，由此香港经济结构调整和路径依赖的矛盾突出。房地产是香港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它占据香港GDP比例在18%以上(最高峰一度达到31%)，香港政府需要土地财政维持其财政支出，而房地产需要高房价积累自己的财富，社会资源都用于房地产上。此外，房地产对香港金融市场影响也巨大，一方面房地产股票占据相当比例的香港股市市值，另一方面和房贷有关的信贷以及金融衍生品占据香港金融市场的很大份额，这样香港经济的发展便严重依赖房地产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这样的经济结构就异常脆弱，严重影响香港经济的竞争力。

3．自由主义不干预经济政策的可能影响

由于曾受到英国殖民统治，自由主义思潮在香港有较大影响力，这也影响香港当局的经济政策的制定。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港英当局基本上采取“自由放任”经济政策，70 年代以后采取“积极不干预政策”，对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制造业外移趋势，基本上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 既不采取措施挽留本土制造业，也未透过积极的产业政策推动高科技及高增值产业发展，以巩固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地位。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特区政府实行“市场主导、政府促进”经济原则。更具体地说，一方面，基本认同政府应更积极地参与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仍然缺乏如何支持与培育新兴产业和产业组织的经验。因此，从回归以来特区政府的工业与科技政策成效来看，已经取得明显效果的主要是政府过去比较擅长的科技服务方面，包括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支援服务。而在关键性的科技开发方面则举步维艰，至今仍未能在本土培育出高科技制造业。不够强大的科技力量对支撑香港经济竞争力提升的作用不明显。

4．香港没有融到内地经济体系中，未能同步享受内地经济高速增长成果

自1997年以来中国内地经济年平均增速约9.5%，而香港年均增速只有3%左右。这说明香港经济并没有搭上中国经济这辆快车，还没有融入到中国经济体系当中。回归之后，深圳方面提出了港深全面合作，这本可以推动香港成为大珠三角经济区的龙头，但由于种种原因，香港融入大陆经济体系的这个机遇胎死腹中。从1997年到2003年间，香港经济呈现出负增长，失业率增加，竞争力下降，直到2003年CEPA实施，香港经济开始北上，试着融入内地经济体系，此时经济才开始有所起色，逐渐恢复活力。但是由于香港政府面临着城市型经济体抑或独立经济体的选择，使其融入内地经济体系的决心不够彻底，这也可能影响到其竞争力。

5．内地一线城市的群体崛起对香港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地位提出了挑战

香港经济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传统的金融、物流与对外贸易、专业服务和旅游业上面，而随着大陆经济的高速发展，香港的这些传统竞争优势正在相对衰退。从金融方面来说，内地金融市场逐步完善和成熟，随着内地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部分国际资本不再需要借道香港迂回进入内地，这就影响到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目前来看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市值以及交易额均已超过香港：香港股票总市值约为4万亿港元，而上交所总市值达到 16 万亿人民币，深交所总市值约 7.2 万亿人民币，同时香港金融市场的做大做强还需要国家对国企赴港上市进行支持。从对外贸易和物流来说，目前由于内地的逐渐开放和国际化水准提高，香港作为中国走向世界的窗口作用已没有那么强，其转口业务也受到冲击，同时深圳海运和广州的空运严重挑战香港国际物流和外贸中心的地位，上海的海运已经超过香港。目前香港的专业服务和旅游业相对于内地一线城市还有较大竞争优势，但这些优势能否长期保持就难说了。

6．亚太区的新加波、中国台湾以及韩国的发展对香港经济竞争力造成严重冲击

香港不仅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地位受到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激烈的挑战，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面对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的竞争。2011年，由于新加坡经济增长以及港币相对贬值，新加坡GDP超过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以及韩国的产业结构也较香港合理，其中2011年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工业生产值占GNP比重分别为28%、32%、39%，唯独香港只有7.3%，这表明香港经济结构相比其他“三小龙”显得异常失调，这种失调直接影响到香港经济的持续增长率和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四、香港提高竞争力防止边缘化的建议

1．主导香港经济第三次转型，并结合香港经济发展特点提出相应战略规划

香港政府已经缺席了香港经济工业化和服务业化两次转型，而要将香港发展成为知识型经济体，使香港成为创新科技中心，这都离不开政府战略规划和指导。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的电子工业发展都由政府当局采取干预性的工业政策而令经济迅速向高科技工业转变。所以香港政府应该放弃放任不干预政策，主导第三次经济转型。

2．扶植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从经济支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制度设计方面入手

要在知识经济时代保持竞争力优势，香港政府应该在教育系统、基础设施和研发活动进行大量的投资，扶植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从我们前面分析可以看出，香港科研活动经费只有133亿港币，不到GDP的1%，和发达国家的 3%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所以香港政府应该加大科研活动的经费投入。另外香港还要建立好相关配套设施，给予高科技提供融资和税收方面的优惠，使科技研发活动得以顺利进行。

3．吸引内地以及全世界的高科技人才到港，加强与内地科技合作

国际发展经验表明，经济竞争力的关键是科技，而科技的关键是人才，所以香港政府应该大量引进高科技人才，另外在发展高科技产业方面应该和内地合作。一方面可以提升香港的产业结构增加香港制造业的竞争力，另一个方面也可以促进香港服务业向内地延伸，同时增强香港服务业竞争力。

4．巩固香港金融中心地位，鼓励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制度创新以及优化金融服务

金融业是香港传统优势产业，而金融的竞争主要表现在金融创新的竞争。为了保持并扩大这种优势，香港政府应该支持香港金融创新能力，这主要包括金融衍生品的开发和金融资产证券化水平，同时香港政府应该对于这种创新进行引导和适度监管。

5．审时度势，将自身优势和内地经济发展需求相联系，巩固既有的优势并开拓新的竞争优势，同时积极争取中央政府的惠港政策以保持香港经济竞争力的优势。

五、参考文献

1.《这一代香港人的怕和爱》作者：严飞

2.《大香港主义和“边缘化”危机》作者：郑佩玉

3.《回归以来香港经济竞争力的变化状况及原因分析》作者：张强

第二篇：香港问题是经济

香港问题：笨蛋，是经济

推荐这篇文章，是文章把地缘与经济的关系，以及如何结合实际情况发展经济，按香港的实力作了分析，非常直接借鉴。但是，这位立法委员也清楚，恐怕他写得再好，也改变不了香港的大势，香港衰落恐难避免。

导读：香港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李嘉诚发家了，堵死了下一个李嘉诚的路子。以李家为代表的香港四大家族，操纵港府政策，严控香港的土地供应，迄今香港的建设用地面积不到10%，这就一方面造成了房价地价比天还高，另一方面也拉抬了人工成本。畸高的营商成本，让大部分工农业企业关门大吉。至于零售、酒店等服务性行业，则大多为四大家族所控制，乃至香港有“李家的城”的称谓。类似“自由行”等中央给香港的经济蛋糕，好处基本被控制了零售、酒店等产业的财阀拿走，普通民众所获寥寥，却承受了人潮拥挤、物价抬升的弊端。占人口80%的中产和底层民众活得太苦，自然就把气撒在港府和中央政府身上。

克林顿1992年竞选总统时的口号：“笨蛋，是经济！”，就凭这句竞选口号，克林顿打败了携伊拉克战争胜利之威的老布什。解决香港的问题，也得从经济入手，需要大智慧，需要大勇气。

下文为一位不愿署名的香港特区立法委员所写，标题为“嗟尔香港，气数尽矣！”，文中观点不见得中允，仅供参考。

要说香港为什么会衰落，就要先说香港为什么会崛起。

总结成功经验这种事情，向来是一百个人有一百零一个解释。不过委员认为真正靠谱的就一个原因：香港是内地和西方经贸交流的中转站。这个条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达到最优，使得香港一跃成为国际级的大都市，只不过这样的好机会，之前之后都很难再找了。

首先，让时光倒推回1840年。从英国最初割占香港，到朝鲜战争爆发，中间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这段时间里的香港固然也有不错的经济发展，但远没有日后那么抢眼。这是因为，当时的香港并没有在中国经济版图中占据什么不可替代的地位。当年的中国对西方市场几乎完全开放，外国人员、资金、货物，都可以畅行无阻的直接进入中国内地，那么自然没有必要绕行英国控制的香港，多费一重周折。香港在当时的地位更侧重于军港，而非商贸中心。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年轻的新中国同西方世界的经济联系几乎完全被切断。不过，中国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特别不便，因为中国倒向了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人可以为中国提供经济建设亟需的资金和技术。既然中国并不十分期待来自西方的经济资源，那么作为西方窗口的香港也就只有打酱油的份了。

转机起于中苏分裂。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从苏联获取资金和技术的渠道越来越狭小。而中国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对外部资源的需求则一直有增无减。这种情况下，中国自然而然的转向西方，寻求资源的替代来源。这种转向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七十年代着名的“四三方案”，从西方引进全套工业生产设备，满足经济建设需求。这是自156个苏联援助项目之后，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国外的工业技术和设备。以四三方案为代表，中国和西方经济体系开始重建联系。这种联系由小到大，最终演变成全国性的对外开放。

顺便说一句，当年直接主持四三方案的中央负责人，就是后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他老人家。

然而，尽管中国大陆已经定下了对西方开放的基本政策方向，但在实际操作中，开放面临重重问题。中国的办事规则和西方的贸易规则互不熟悉，缺少熟悉两边状况的中间人，还有中国在政策上、法律上对直接来自西方的人员、物资、资金也有种种限制。种种麻烦导致中国对西方经济资源的需求始终难以得到充分满足。而这正好构成了香港崛起的条件。香港人熟悉大陆，即使在中国和西方关系最为冷淡的五六十年代，中国内地和香港间也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人员、贸易往来。香港人也熟悉西方，毕竟是在英国统治下渡过了一个多世纪，他们对西方的法律、贸易规则等等都很熟悉。这个有利条件让香港迅速获得了中国内地同西方间经贸往来的中转站地位。

除此以外，香港同时也还充当了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联系桥梁。从八十年代两岸关系缓和算起，直到两岸建立“大三通”之前，大陆与台湾间的人员物资往来，绝大多数都会选择从香港转道。

数量巨大的转口贸易让香港一举成为亚洲地区首屈一指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随之建立起来的还有金融中心，这一点同样得益与中国市场：来自西方世界的资金要流入中国大陆，同样需要一个便捷的交易中心。相比之下，台北、新加坡、甚至于吉隆坡，也都想争夺亚洲金融中心的位置而不得，本质上讲就是它们背后缺乏一个足够吸纳大量资金的市场。在这个问题上，真正可以和香港一较长短的对手是东京，其背后自然是整个日本市场。

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尤其是香港回归以后，这种有利地位却开始日渐褪色了。很多香港人将此归结为特区政府无能。这个理由不成立。我们后面还会提到，特区政府并不比港英政府更无能。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国内地和西方世界、以及台湾地区的联系日渐紧密，直接的经贸往来越来越容易，那么为什么还要走香港绕道呢？香港作为贸易中转站的地位从根本上讲，来源于东西方直接交流的不畅。这是一个暂时现象而非永久问题，所以自然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只不过这个暂时现象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所以经常被这一代人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于更早的历史，人总是健忘的。

当然，我们不是说香港只能在转口贸易中心这一棵树上吊死。只要寻找到新的金刚钻，当然不担心没有新的瓷器活儿。用公司的转型来打比方：同样是做摄影胶卷的公司，面临数码照相技术的绞杀，富士公司和柯达公司就是一好一坏两个转型。富士依托化学制剂方面的基础，转型做化妆品保健品，如今又是行业内的一个巨头了。而柯达选择向印刷出版业转向，偏偏这也是个被电子信息产业挤兑的夕阳产业，于是柯达转型走的举步为艰，最终在世界经济危机中被一网打尽。香港的问题就是，如何做富士，而非柯达？

转型成功的关键，是要寻找可以做大的朝阳产业，而且要是本地有条件发展的产业。那么香港的朝阳产业该是怎样的产业？

首先说，所有低端产业都没戏。一言以蔽之就是李嘉诚发家了，堵死了下一个李嘉诚的路子。李老板是当年是做塑料插花生意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各国产业升级路上的第一台阶。但是发家以后的李大富翁搞起了房地产，操纵香港的土地价格一路飞升。居高不下的地价对工农业发展是致命的，没有几个企业的利润率能够应付如此高涨的用地成本。所以，除了少数小而精的高科技工业，大部分工农业企业都早早关门大吉了。当然，工农业萎缩的另一个原因是自然的产业升级规律：香港有钱了，平均工资高了，需要维持低薪才能盈利的低端产业就自然完蛋了。简而言之，产业升级是单行线，没有回头路可走。这两个原因限定了香港未来的出路，只能在第三产业里找，并且只能是对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不敏感的行业。

第二个因素是，必须是不易搬家的行业。今天的大陆显而易见是个比香港更辽阔更活跃的市场，如果一个产业能够轻易搬家，那么直接举家迁往大陆就是了，何必留在香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香港当年红极一时的影视娱乐业。今天的大明星们名义上是香港人，实际上一年大半时间在大陆拍戏、走穴。香港发展成什么样与他们何干？真正香港本地制作的“土产”电影如今早就没了九十年代在大陆市场一统江湖的气势，就是因为人脉资金都早已流向大陆，乐不思蜀了。

第三个因素是，目标产业必须能够吸纳相当可观的劳动力数量。毕竟，香港是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城市。一项只能让少数人暴富的产业是当不了支柱产业的。少数超级富翁和大批贫民构成的社会连稳定都谈不上，何谈发展？没错，委员说的还是房地产业。李大富翁在房地产业里赚得盆满钵盈，而普通香港市民住的还是鸟笼，连内地许多大城市的居住条件都赶不上。这样的产业继续畸形繁荣，对香港实在不是什么好事。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已经看出问题了。上述的几个考量因素之间是有矛盾的。比如，一个产业如果在香港吸纳大量的劳动力，那它就必然背负上沉重的人力成本，导致竞争力下降。

还是前面那句话，两难的选择，不是要证明香港的产业转型不可能成功，而是要说，产业转型，无论在哪里都是要经过痛苦的调整、牺牲，承担相当的风险，在不同的因素间走钢丝的。坐在家里就能日进斗金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未来的道路是需要魄力，需要牺牲，才有回报的。当然，以香港之前的有利条件，只要愿意下真功夫，能找的出路自然还是很多的。比如，旅游业就是一个可选择的目标产业。香港毕竟是一个比出境游要廉价方便的旅游目的地，旅游业也是少有的符合上述几个条件的产业之一。

而香港人真正的问题在于，大多数人对于发展模式的转变还没有意识，没有这个心理准备。从很多角度来看，不少香港人的心态甚至可以称得上“不知死活”。从前两年开始，我们越来越多的见到香港市民同内地游客之间发生冲突的新闻。随便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就能看到诸如以下的消息，如：《香港人将内地赴港游客称为“蝗虫”》、《香港导游辱骂内地游客》。

很有意思。旅游业是香港这几年少有的景气行业，可以说代表了香港产业转型的希望。可是屡屡爆出的负面新闻让人觉得，香港不过是一个和内地许多劣质旅游开发区类似的地方。如此任性对待本地的旅游行业信誉，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

再就是最近的奶粉问题。新闻很多了，这里不再附送相关链接。内地人到香港大批量采购奶粉，许多商店货架为之一空。香港市民、香港舆论的反响不是“商机难得，扩大进货”，而是“内地人抢了我们的奶粉”。作为一个以转口贸易起家，以自由贸易为荣的商业城市，竟然闹到要动用行政和法律手段阻止客户购物……这让人想起了鸦片战争前的清朝：获悉外国商人大批采购瓷器丝绸、市面上货源紧张的消息，清政府的反应不是扩大生产，而是禁止商品出口。当年的清朝没有受过资本主义洗礼，尚属情有可原。可今天的香港呢？

委员以为，上述事实足以说明，大多数香港人不知道香港发达的原因。他们表面上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杰出代表，骨子里还是盯着眼前一亩三分地的小农心态。他们口里以贸易中心为荣，实际上却不知道（或者不关心）这贸易服务于哪个市场哪个客户。他们不理解香港的崛起是依托大陆市场的结果。所以，他们是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发展起来的。今天的他们又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停滞不前。那么委员当然可以预测，他们也将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衰落下去。

当然，许多香港人不会承认这一点，他们更喜欢将今天的停滞归罪于特区政府。声称香港之所以搞成今天的样子，就是因为特区政府比港英政府的水平差。

这是很荒唐的。特区政府事实上和港英政府毫无区别，都是“殖民地政府”。

回归前的港英政府是个确凿无疑的殖民地政府，没有决策权，只有执行权。做决策是英国政府的事情，港英政府只考虑如何执行英国政府的决策。在香港回归的时候，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持香港社会的稳定，中国政府承诺，香港现有政治制度五十年不变。这意味着，香港特区政府和港英政府一样，仍然只是一个殖民地政府。基于各方面因素考虑，中国政府从未大幅调整香港特区政府的架构和工作模式，赋予其决策的能力。

那么谁来替香港做决策呢？是中国政府么？我们只要回想另一句承诺就明白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国政府除了在少数基本问题上保持发言权，以此体现主权之外，在大多数具体的政策问题上并不愿插手香港内部事务。

所以这就是香港特区政府的问题，它是一个殖民地政府，上面却没有了宗主国。它无条件保留了英国人留下的施政纲领，没有能力根据经济形势变动予以调整，就像一辆卸掉了方向盘的汽车。所以自然是磕磕碰碰，越走越艰难。

要理解香港特区政府的这一缺陷，我们可以考察一下08年美国金融危机时美国政府的反应，对比98年香港金融危机时香港政府的反应。08年华尔街搞出危机的时候，美国政府毫不犹豫的抛弃了之前一直高调宣传的“政府不干预市场”的口号。为了避免通货紧缩风险和全面的经济崩溃，美国政府立刻插手干预市场。反正干预市场也罢，不干预市场也罢，都是政策选择而已。对于美国政府，这不过是一张纸上写什么字的事儿。现在改几个字也没什么，毫无心理压力。可是香港政府在98年的救市决策就艰难的多了。当时主管金融政策的正是后来的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他自己事后回忆说，他觉得政府干预市场违背了香港政府以往不干预市场经济的施政理念，他感到背弃了自己的理想，以致于在宣布救市决策的前一天晚上在家抱头痛哭。曾荫权的心态就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官员的心态。他从未掌握决策权，只能把上级政府，也就是以往的英国政府布置的政策当圣旨来遵循、来信奉。如果英国政府命令改变这个政策，他什么话也不会说。可要他自己违背这个政策，那就跟要他的命一样。

从这个角度上讲，索罗斯当年攻击香港的手段是很失策的。他太急躁了，给香港特区政府施加了太大、太直接的压力，以致于这个茫然的殖民地政府都认识到需要做点什么来自我保护。如果他能够用温水煮青蛙的手段来炮制香港，香港特区政府或许真未必有这个自卫的意识呢。

这方面的另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港币的汇率问题。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根据英国人的决策，港币汇率盯紧美元汇率。香港回归后这个政策依然连续。实际上，不止一位香港金融官员退休后反思，认为应该适当调整汇率，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可就是没有一个金融官员能在任上做这个决策，所以今天的港币汇率依然盯紧美元，仅在小范围内允许轻微浮动。

当然，要说特区政府的政策完全没有变动，这也不确切。实际上，香港就像一辆没有方向盘的汽车，轮子转向什么方向，完全取决于轮子压过什么样的坑。这个坑，就是香港的民意。只不过，民意如同小孩子的脸，一日三变。没有一个稳定的决策方向，盲从民意的结果就是朝三暮四，朝令夕改。

比如十多年前的庄丰源案：这是内地产妇赴港生子，然后援引基本法规定，要求给孩子授予香港特区居民身份的滥觞。当时的全国人大就给香港法院建议，提醒他们此例不可开，否则后患无穷。可是这个建议被公之于众后引发香港舆论强烈反弹，认为这是中国政府试图操纵香港法律。香港最高法院顺应民意，裁定产妇要求合法。十多年后，香港大小医院几乎被大陆产妇挤爆，香港民众苦不堪言，香港法院只好修改司法解释，不再允许赴港产妇的新生儿获得特区居民身份。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最近的奶粉案例，香港政府再次出现类似的行为。三月初，香港民意强烈反对内地游客强购奶粉，香港政府于是下令无限期禁止游客携带大量奶粉出关。违规者将被课以高额罚款，并没收所带奶粉。禁令一出，香港大小商店奶粉立刻滞销。一个月之后，香港政府改口说禁令颁布一年后要重新检讨。然后到了五月初，再次改口说半年之后重新考虑禁令问题。而据赴港游客反映，香港海关现在对携带奶粉的查禁已经形同虚设。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香港一些舆论喜欢批判说香港今日的经济不景气是因为香港特区政府不遵循民意。从以上的诸多案例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第一，香港繁荣与否与香港民意无关，港英政府时期何曾在乎过香港民意？香港繁荣和中国大陆的发展状况倒可以说息息相关。第二，香港特区政府不是不遵民意，而是盲从民意，如同蒙着眼睛的毛驴，绕着“民意”这个磨盘打转。第三，正是因为特区政府盲从民意，才导致重要的决策方向被建制派把持，墨守成规、无力改革，无谓的琐事上却被泛民派绑架，朝令夕改、庸人自扰。香港居民则被这两派政客演戏逗的哭哭笑笑，不知所措。

那么，中国政府介入香港事务，是否可以扭转这个趋势、带动香港经济成功转型呢？委员对此也不乐观。香港舆论对于中国政府介入香港事务怀有极大的抵触，对内地普通游客横挑鼻子竖挑眼，归根结底是优越感在作怪。典型案例就是“地铁上能不能吃东西”的问题。内地游客在香港地铁上吃东西，引发同车香港人不满，最后演变成内地游客和香港人的对骂，然后又变成了“游客素质问题”“社会公德问题”的大讨论。加微信huarenLife168,可几乎就在那同时，有人见到西方游客在香港地铁上吃喝，同车香港人却是一片沉默。所以，什么素质问题、公德问题、乃至法律规定问题，都是表面问题。实质是香港人面对内地人时的优越感问题：“我们是富裕先进开化的上等人，你们是贫穷愚昧闭塞的下等人。我们怎么能对你们委曲求全？当然应该是你们曲意迎合我们才是。”香港人只要还有这个心态，中国政府任何试图介入香港内部事务的行动都只会招来更强烈的反弹。健康的、可持续的改革，必须建立在理性的政治博弈基础之上。现在博弈的一方完全没有理性决策的能力，改革从何谈起？要想改变这个心态，香港的经济状况至少要跌落到明显低于中国大陆沿海城市以下才可能。非如此，不足以打破香港人心中的优越感。

这就是委员说香港的未来一片渺茫的原因。改革的前途是有的，但香港人自己没有能力走这条路，也不接受中国政府带路。这是个死结。

嗟尔香港，气数尽矣！

第三篇：基层党校边缘化的问题与思考

摘 要： 基层党校是基层党委教育培训党员干部的学校，是基层党员干部思想理论教育的主阵地、主渠道。在新形势下加强基层党校建设，有利于建立党员长期受教育、永葆先进性的学习教育机制，从而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因此，基层党校在基层党员教育工作中处于重要的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近些年来，基层党校面临着资金、人才、资源匮乏的困扰，与新形势下大规模培训基层干部的需要不相适应。为此，基层党委应把办好基层党校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切实抓好。要加强对基层党校建设的领导，明确基层党校教育目标、任务、领导机构、管理人员，抓紧解决党校运转中的困难与问题，实现基层党校的制度化、规范化，真正使基层党校担负起教育基层党员的重任。

关键词：基层党校 边缘化 体制创新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5）10-0310-01

党校从1933年诞生以来，在“实事求是”旗帜的指引下，已走过80多年的历史。伴随着改革开放，党校在思想大解放，在普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高各级干部的整体素质方面，是功不可没。但是，近些年以来，基层党校面临着资金、人才、资源匮乏的困扰，与新形势下大规模培训基层干部的需要不相适应，出现了“边缘化”、“非主流化”、“空壳化”现象。作为执政党唯一一所党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深思。

一、基层党校边缘化的现状

1.经费难以保障

一是投入渠道狭窄。“科教兴国的‘教’，包括党校教育”。可是党校不象国民教育，没有上级财政、计划部门和党校系统的专项资金，只有地方财政拨款这一条路，却又没有硬性规定，除人员工资、人头经费和干部培训专项经费外，财政几乎没有其他拨款。二是内部造血功能丧失。过去创收如函授教育、门面房屋出租等，收入还能勉强维持水、电等费用。随着生源的枯竭和停办、门面房屋被政府收回，或者征收调节基金，通讯费，医保费等还要自己解决。基层党校的生存面临着空前的困难。

2.培训调学与干部使用脱节

党校培训内容主要是党的理论、政策，这在高层干部中非常重要。到了基层，主要是怎么干，这就是具体工作部门的事情了，理论似乎不那么重要。现在整个社会浮躁，不少干部并不想学习，学不学都能干，该提拔还是提拔，未能按照《条例》的规定来对待干部的培训与使用。因此，干部即使调学来了，也未必能坐下来真正受训。

3.教师管理与班子队伍建设不通畅

一是知识结构倒挂。面对着多元知识结构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学员，单一知识结构的教员很难胜任。二是年龄结构急需改善。教师队伍老化。青黄不接的问题尤为明显。三是教师进出难。现在实行参公制度，党校教师基本出不去，致使党校教职工年龄老化，知识退化，思想僵化。“党校成了养老的地方”。想补充新人，受编制等限制，想来的来不了，想走的走不了；不该来的来了，该来的不能来。

4.落实政策工作难以协调

党校从上到下基本上各自为政，有关党校的具体政策不多，且原则空泛，难以落实。县（区）级党校无职无权无钱，仅靠党校去协调解决，很难奏效。党校的地位说起来重要，操作起来次要。

二、基层党校边缘化的原因

善救弊者，必善寻其弊之源。基层党校出现这种“边缘化”现象，必有其根源。

1.领导不重视

领导重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要素，这是中国特色，虽带有明显的“人治”色彩，但就是管用。

一是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领导主要精力都放在中心工作上了，无暇顾及党校“软”工作。二是不能按照《决定》标准选人用人。在干部力量配备上，没有把党校看成是组、纪、宣这样的党委重要部门。三是党校作为干训主阵地和党性锻炼的大熔炉，使用干部时理应听取党校意见建议，但实际上党校既无发言权，也无建议权。党校政策得不到落实，甚至干训工作都不能按计划进行。

2.部门不支持

办班计划落实力度不够，财政部门不能按照《决定》要求保证经费落实，社会上认为党校无事做，可有可无，社会地位远不如一般单位。

3.根源是机制不健全

党校纵向的管理没有建设好。自我封闭，各自为阵，缺少上级的管理和关怀。上级党委对下级党校的工作定期评估制度不健全，兼职校长的责任不明确；下级党校如何办，办的如何，也没有规范性意见和监督检查落实机制。培训市场化概念提出，等于把党校视为一般培训机构，削弱了主渠道主阵地大熔炉的地位。

领导不重视，部门不支持，必然导致党校难作为，党校“难作为”又必然导致领导和部门对党校有“看法”，恶性循环，这就是党校边缘化的原因，而其根源又产生于机制不健全。因此，我们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大的要求，创新驱动发展。不仅要创新体制制度，还要技术创新。

三、促进基层党校良性发展的几点思考

党校培训干部的作用和意义在于：让干部放下具体工作，沉下心来思考问题，总结问题和经验，然后进一步学习政策理论，促进工作有新的提高。这也是我们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一般规律。

1.建设好党校的纵向管理，提高基础性地位

1.1上级党委和党校要制定对下级党校的工作定期评估制度，明确兼职校长的职责。

1.2对下级党校如何办，办的如何，建立规范性意见和监督检查落实机制。

1.3进一步突出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渠道主阵地大熔炉的地位。

2.创新体制，内生动力，做到“有为”才“有位”

2.1主动找事，拓宽党校培训人员，形成大培训格局

过去我们面对培训任务不饱和，成为“无事部门”、“养老部门”的尴尬，我们主动出击，以传统的组织部门调训班为轴心，辐射部门、乡镇、企业，甚至全国各地，把更多的人卷入到党校培训的半径中来，形成大培训格局，使全年培训满负荷运转。

2.2主动干事，结合本地资源，打造精品课程，创新教学形式

党校工作要融入地方主流工作，不仅要建设成为现代化开放型的培训轮训中心，还要成为地方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研究中心、地方党委政府决策的咨询服务中心。为此，我们要把目光聚焦在紧贴地方实际的精品课程，打造各类课题，不断创新教学模式。例如青原区委党校，近些年来紧密结合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资源和文天祥故里的爱国主义教育阵地，以及阳明理学的知行合一的传统文化，打造了一批精品课程。同时，把访谈互动式教学、体念式教学、情景教学、现场教学等形式纳入主体教学。

2.3主动谋事，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党校的阵地建设中

阵地建设是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基石，要把更多人吸引到党校学习，必须要有基本的教学设施和师资。

一是“找钱”。制约县（区）级党校生存发展的最大瓶颈是资金，单靠财政每年划拨的基本开支，有“坐以待毙”的危机感，必须多渠道、多方式筹措。对财政资金要有“千言万语”的说服精神，对单位资金要有“千山万水”的“揽事”精神，对社会资金要有“千辛万苦”的“肯干”精神，承办、协办体制外教学班次，获得支持。二是“用人”。解决基层党校教师不足、学科布局不合理、教学水平参差不齐的方法是处理好用自己的人和用别人的人的关系。用自己的人：通过建立授课教师选聘与竞争上岗、集体备课、试讲与公开课听评等制度，用集体智慧帮扶个体差异，共同进步的方式做到人人上讲台、人人做宣讲；通过“送上去”接受上级党校、干部学院、高等院校系统培训，与专家教授共同搞调研，“派下去”到部门乡镇跟岗锻炼等方式，打造教师队伍。用别人的人。基层党校有了自己的人，还更需要借助外力，海纳百川，实现不同师资优势互补。要用就用高人。要建立领导干部上讲台制度和各类教授、专家、学者、党政机关优秀干部、各条战线的先进人物、企业成功人士等在内的适合基层干部教学需要的兼职教授库。

结论：只要我们基层党校善于在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中积极探索与实践，就能走出了一条符合基层党校工作实际，在生存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的路子，形成了领导认可、学员满意、财政支持的良性循环态势，做到“有为才有位”。

第四篇：失地农民问题研究--基于边缘化的理论

失地农民问题研究-基于边缘化的理论

作者：黄笛 廖文龙

摘要：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失地农民数量急剧增加，目前全国约有失地农民4000万，并以每年约200万人的速度递增。专家研究的结果显示：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需要征用土地约20万亩，新增加10万左右的失地农民。据此估算，到2030年，我国失地农民将增至1.1亿人。失地农民正在成为特殊的社会弱势群体。本文基于边缘化的理论视角，以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失地农民边缘化产生的原因，失地农民对社会经济的巨大影响，并且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失地农民；城市化；边缘化；社会保障制度

一.失地农民问题研究的相关理论支撑—基于边缘化的理论。

边缘化理论也称边际理论，最初是由生态学领域提出的，后来运用到社会学、经济学、城市学、文化学等领域。按照生态学的解释，所谓“边缘”，是指两种物体或两类环境相接触的部分。美国生态学家奥德姆认为，两种生物的交汇地带，具有多样性增大、种群密度加大的趋势，由此形成“ 边缘效应”；产生边缘效应的空间域称为Ecotone。不过，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所谓“ 边缘区域”不仅仅是指地理意义上的边缘区域，更重要的是指经济、政治、文化等趋于边缘化的区域。这当中，经济的边缘化是最基本的标志，其突出表现是处于边缘化地区在经济要素集聚能力上呈下降趋势。由于企业、资金、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被更大的中心区域或经济体吸走，致使边缘区域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影响力日趋减, 最终被排斥在主流经济之外。经济边缘化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相对衰退，即经济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增长，但其增长速度和水平明显低于同一可比条件下的平均水平；二是绝对衰退，即经济增长出现负数。经济的边缘化往往伴随着社经济的边缘化往往伴随着社会、人文、城市发展的边缘化。

著名的社会学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边缘化的过程是指收入下降的过程，为边缘化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按照沃勒斯坦的观点，世界是一个研究体系和大市场，我们可以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大的体系，他们有三部分组成，即城市，郊区和农村，分别对应着整个体系的中心,半边缘和边缘区。由于这三个区域的角色和分工的不平等，导致不平等的贸易的产生，长期存在的二元分割制度和工农业“剪刀差”，使农民利益长期受损，导致农村的贫困和农民的贫困，形成农民和城市在收入方面和消费的巨大差异；农村和郊区城市化的过程，也就是被边缘化的过程，以农民的低收入用来支付城市的高消费，在农民收入不高的情况下，极易引起生活水平的下降，所以说失地农民的城市化进程也是农民利益受损的过程，一定程度上表现收入下降的过程，该理论为研究部分失地农民的贫困化提供了理论解释。而且这种不公平性的存在具体路径的依赖性，并且有加重的趋势，导致不公平程度的加深.二.失地农民边缘化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不规范。

自1978年后中国农村的产权制度已经发生了深刻变革，但是随着农村经济和环境的剧烈变化，目前农村的产权制度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所有权，收益权等权利不明细，具体表现在集体土地所有权主题的不明确。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

1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级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和管理；已经分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集体集体经济组织经营和管理。”这表明农村土地归乡、村、组三级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但是，从乡镇一级来看，乡镇管理的土地仅有乡镇企事业占用的一点土地，由于乡镇政府是国家机关，有没有集体经济组织，究竟谁是所有权代表着也较为模糊，；从村民小组一级来看，村名小组虽然处于最基层，但既没有法律地位，又不是一级经济核算组织土地所有权及行使所有权的主题也不明确；从村民委员会一级来看，表面上集体土地所有权代表的是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但是很多农村还没有建立农业双层经营体制，一些地方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早就不存在了。

由于土地产权制度不够明确，图地产产权界定不清，责、权、利不明确，导致土地在征用的过程中对农村集体所有权的补偿缺乏依据，导致土地在征用的过程中利益博弈各方遇到权力时，各个主体相互争夺；遇到义务时，则相互推诿，无人问责。二在利益的博弈中农民天然成为弱势的一方，导致一些农民土地被征用了，农民自己还完全不知情。因此，土地征用、开发过程中流转和补偿分配中存在着严重的权利越位，存在着公权侵犯私权，行政权侵犯财产权，使农民遭受不公平待遇，源于土地制度不完善，在于没有建立社会均衡制度。

（二）现行征地制度的缺陷。

目前农村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太低，难以达到补偿的目的。土地是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本一旦土地被征用之后，农民的所有生活的支撑就是征地补偿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用为该土地征用前三年农业平均产值的6-10倍，安置费为4-6倍。虽然新的土地管理法规定的补偿安置标准比原有的标准在总倍数上由原来的20倍提高到30倍，但是由于近年来农产品的价格不断下降，按照法定的标准算出来的价格太低。假如每亩农田的产值是2000元的话，土地补偿款应该是0.2*8=1.6万，安置费应该是0.2*5=1万（所有的倍率都取的是中间值），按照武汉市最低工资标准900元每月计算的话，农民获得的补偿费用只相当于不到城镇居民三年的最低工资。有关专家估计,农村土地征用流失的财富,比建国后30年的工农产品剪刀差(6 000~8 000亿元)还要多2倍以上。以上不仅根本没有体现分配正义、交换正义和校正正义,反而有背于一般的公平理论。土地征用补偿费过低，导致农民将会老无所依，老无所养，导致农民边缘化程度越来越高，最终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得不偿失。

（三）公共利益的界定不够清晰明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但是相关法律法规并未对公共利益做出做出明确的界定，对公共利益的界定成为了职能部门和主要行政领导的自由裁量权。而土地管理法中的规定“依法申请使用的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用的原属于农民的土地”，从而将《宪法》规定的征地范围从“公共利益需要”扩大到费公共利益需要的一切用地项目。但法律并没有对两者的界定。在征地过程中，有哪些具体的建设项目来使用用地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往往是谁申请使用，就由市、县人民政府按标准该规定出让或者划拨给谁使用。在实际中，不论是国家公益向建设项目，还是经营性项目或者是房地产开发项目，从国家重点建设到个体企业用地，无论何种投资主体搞建设，一律动用国家征地权，远远超出了“为了公共利益”这个范围。因此，按照现行的制度设计，出了农村自己搞建设需要使用集体土地的，任何其他单位和个人搞建设需要使用集体土地的，都可以让政府动用强制性征地权帮助他们获得土地。由于土地使用权的滥用，农民利益受到极大损害。

（四）部分政府错误政绩观和圈钱交易的暗箱操作。

在整个征地的过程中，农民作为土地的所有者完全属于被动地位，从土地征用的认定，到补偿费用的确定、分配和劳动力的安置等，都是政府和有关部门说了算，农民无法以独立权利主体参与到征用协商谈判中来。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的数量和速度，在土地的征收过程中与民争利，也

使地方政府和企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形成了对上级政府隐瞒信息的源动力，而地方政府弄虚作假提供可能。目前一些地方政府的考核只是看城市建设等表面的内容，更是加速了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筹集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资金大肆圈地，片面追求规模扩张。有的地方政府甚至以极低的价格征用农民土地，建成工业园区后以非常优惠的价格转让给投资者，已达到招商引资的目的，为自己的政绩考核上增加“锦绣”的一笔。

征地是一个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在这一问题上的利益取舍考验了相关部门的政绩观。伴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和城镇化的推进，对土地的征用不可避免。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在城市发展进程中，一些地方不断加快开发、经营土地步伐，房地产业对地方GDP的贡献率不断攀升，地方财政对房地产业的依存度不断提高。在“房地产业一感冒，地方税收和财政就打喷嚏”的背景下，每遇征地问题，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门往往不自觉地站到开发商一边，容忍某些野蛮、暴力征地，从而加剧矛盾和冲突。从这个角度来讲部分政府错误政绩观和圈钱交易的暗箱操作是促使失地农民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失地农民问题对社会的巨大影响。

（一）失地农民问题直接影响到社会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有些地方政府在征地的过程中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不顾农民的生计问题，用极低的土地补偿金敷衍农民，达到低征高卖的目的，变相牟利。失去土地的农民没有了生活保障，一旦补偿费用用尽，就失去了一切经济来源，走投无路。因征地引发的越级访、重复访居高不下，阻挠征地、反映补偿费用问题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规模都不太大，但隐含的社会矛盾很深。由于涉及到众多人的直接利益，往往参与上访的人数众多，对抗性较强，处置难度相当大。集体访一旦形成，又极易酿成群体性事件，而且对当地的社会稳定造成很大的波动。因为征地问题而产生的“三无”农民正在成为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和难题。

（二）失地农民问题严重威胁到我国粮食的安全生产。

“粮价稳，百价稳”。作为百价之基，在当前通货膨胀形势严峻的情况下，粮食价格不仅关系到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安定，而且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截至2010年底，我国耕地总数不足18.26亿亩，已接近18亿亩的红线。人均耕地不足0.1公顷，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

2、发达国家的1/4，只有美国的1/

6、阿根廷的1/

9、加拿大的1/14。目前，我国大中城市人均综合用地已超过120平方米，对照国际上的大都市，东京人均综合用地仅78平方米，香港才37平方米。中国人均耕地只有一点四三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百分之四十。到2030年，中国将会有16亿人口，如果按照人均消费300公斤计算，届时中国将会需要粮食6.4吨，而按照现在的粮食产量，缺口将会达到2亿吨，相当于历年来世界平均粮食的进口总量，严重威胁到中国的粮食安全。

（三）失地农民问题会造成我国土地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据国土部在2010年6月份的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根据国土资源部数据，截至5月底，全国共上报房地产违法违规用地宗数3070宗，面积约18.84万亩。其中闲置土地宗数2815宗，面积16.95万亩。从闲置土地分布来说，东部地区数量较多。从闲置时间上看，闲置5年以下的地块1354宗，占闲置土地总数的48%；闲置时间5年以上的地块共875宗，占31%；闲置时间较长，但合同中未约定具体开工时间的地块586宗，占21%。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在于一些地方政府由于受到错误的发展观的误导，盲目加快经济的发展，大量囤地积地，上马一些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不适宜不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项目，形成大量土地闲置和撂荒。也有一些开发商只为了炒地皮，并不是真正的投资，或由于投资商资金能力不足或者中途撤资导致一些项目的搁置，直接造成我国土地资源的闲置和极大浪费。

四．建立完善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彻底解决失地农民问题隐患。

（一）构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

1.构建失地农民保障制度是保护失地农民合法权益的需要。

土地是农民基本的生活的资料，也是重要的社会保障。土地的资产属性，直接体现了利益问题。农民失去集就业、养老、最低生活保障为一体的土地后，却不能和城市人一样获得就业机会，没有社会保障支撑他们未来的生活，就成为日益严重的问题。那么征地之后对农民补偿多少才合适呢？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土地能换到农民的保障”，而社会保障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项目。其中农民最关注的就是养老保险的落实。养老保险的落实，在一定程度上能实现“以土地换保障、以保障换就业”。

2.构建失地农民保障制度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设的需要。

推进城市化是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城市化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建设超大规模城市，另一类是建设小城镇。这两类都无一例外的需要征用土地，从而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也会改变资源的分配。首先是土地资源的重新组合，其次是人力资源的再分配。任何一项变动都涉及到就业与社会保障的问题。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短时期内可以使一个低水平的但必须是一个没有漏洞的体系。城乡居民遭遇生活困境的时候才能免于陷入绝望的困境。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正是完善了社会保障体系。

3.构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是推进城市进程新形势的需要。

目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相对滞后，引起或者加剧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突出问题，比如农民收入过低和增长乏力，就业压力大等。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采取实际措施，积极推进城市化，并通过城市化拓宽就业渠道，使更多的农村剩余人口进入城市，从而减少农村人口，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增加农民的收入，进而加快我国社会转型步伐。

（二）构建失地农民保障机制应该遵循的原则。

1.保障失地农民整体生活水平不下降的原则。

土地是农民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基础，土地征用是农民对城市建设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应该让农民获得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成果，并且也应该因为城市化进程带来更好的生存和生活条件。将失地农民纳入社会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因使失地农民总体生活水平不应该因为征地而下降。

2.遵循政府主导，多方出资的原则。

目前土地征收中收益的60%-70%被地方政府所得，约有20%-30%被村集体所有。仅有10%-20%的土地被农民所得。所以根据土地收益分配比例确定社会保障资金的出资比例。确定政府作为社会保障基金的主要来源，贯彻“政府出大头，村集体出小头，农民承担一小部分”的原则多方筹集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

3.区别对待的原则。

根据失地农民的特点和不同类型确定不同的社会保障内容和形式。应该根据失地农民年龄和雪球确定符合失地农民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于年龄在16周岁一下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点应是教育培训的机制，主要采取一次性货币补偿方式。对已年龄在16-60周岁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应该是就业培训机制和失业保险机制。对于年龄在60周岁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点应该是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三）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

1.失地农民就业制度保障。

首先，要拓宽就业服务领域，切实将失地农民纳入服务范围。目前，政府的就业服务机构从准确意义上讲是城市就业服务机构，面对的是城市居民，局限于城市范围，因此，有必要拓宽就业服务机构的服务领域，使其视野更广，服务领域更宽，服务手段更注重区域性、个性化，更好地为失地农民提供就业服务。一是在被征用土地中，留出一定比例的土地或非农建设用地指标给失地集体经济组织从事土地开发和经营，安置失地人员。二是扶持、引导开发生态农业、旅游农业、效益农业，在农产品深加工中创造就业岗位。三是在镇、村改造中建立和发展各类专业市场或商业服务一

条街，发展各类市场，将部分摊位优先租给失地农民。

2.失地农民培训制度保障。

一是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多渠道筹集培训经费。政府、征地单位和征地企业要承担培训费用的主要部分，失地农民个人可以承担一部分培训费用，但是要充分考虑其负担水平。二是建立开放式的失地农民培训联动机制。按照市场化、社会化的要求，运用市场机制引导社会各类培训机构参与失地农民的技能培训。购买认定一批家政服务、餐饮、建筑、制造等培训专业，对参加培训合格的失地农民给予培训补贴，调动失地农民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三是对失地农民实施分类培训。根据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失地农民自身的年龄、文化基础、现有的技术水平等条件，给予他们必要的分流指导，让失地农民分别进入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培训机构，接受与其意愿和学习能力相符的培训。年龄偏大、文化水平偏低、家庭负担沉重的失地农民是目前劳动意愿最强、但就业安置最难的，适合参与针对性强、技术难度低的短期培训；年龄较小、文化水平在高中以上、家庭负担较轻的失地农民，预期工作时间较长，并具备深造的条件，应该鼓励他们进一步深造，提高自身素质。额，将全体农民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体系范围内。

3.失地农民社会养老、医疗保险制度。

目前，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政府财政能力相差较大，政策配套措施不健全，这些因素都制约着失地农民养老、医疗等保险制度的建设。现阶段的合理选择是，在中央政府的主导下，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失地农民保险制度；在此基础上，逐步向城镇养老保险体系过渡。多元化、多层次主要体现在应强制建立失地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给失地农民生活补贴；经济发达地区可以直接把失地农民纳入城镇养老、医疗保险体系；欠发达地区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应与个人和政府的能力相适应，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应有别于农村与城镇养老保险，具有地方特色。政府、集体和个人3方共同出资，构建失地农民养老、医疗保险制度。政府财政投入应不低于保障资金总额的30%，这体现为政府应承担的公共责任，这部分资金完全可以从土地出让金的留存部分和土地出让增值受益中提取，以建立失地农民养老、医疗保险制度的专项补贴基金。乡村集体投入承担部分不低于保障资金总额的40%，完全可以从集体提留的土地补偿费中列支。个人缴费部分不高于保障资金总额30%，从征地安置补偿费中抵交。

4.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实行的社会救助制度，是社会保障体系中最后一道安全网。建立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维护农民作为公民应当享有的生存权利的最起码要求。因此必须重视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建立，避免贫困失地农民因为暂时的生活困难而陷入生活困境。应该根据核定的城镇职工最低生活保障金的金

5.制定相关法律，依法保障失地农民的利益。

通过多年的实践，社会各界已经达成共识，依法保障失地农民的利益是解决失地农民问题最为有利的渠道。地方政府首先行动起来。2005年，由江苏省国土厅起草并经省政府反复修订的《江苏省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经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05年9月1日起施行。这一全国首创引起了巨大社会反响，取得了示范效应。笔当前的迫切任务是，人大机关应当从建立失地农民长效社会保障机制的现实需求出发，组织力量，制定《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法》，如果这一步有障碍，则可以考虑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牵头起草《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条例》，由国家颁发实施。

6.健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及运行制度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的高效运作必须有一整套严格的监管体系作为保证，例如健全财务核算制度、审计监督制度、绩效评价制度等，实现基金管理和运作的规范化；对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实行财政专户管理，单独建账、专款专用。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基金的高效运作必须有一整套严格的监管体系作保证。因此，建立健全相关的管理制度，如财务核算制度、审计监督制度、绩效评价制度等在基金管理的规范化和运作的法律化上显得尤为重要。建议可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或财政部门设立一个专门从事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存储和管理的机构，实行收支两条线和财政专户管理，单独建帐、专款专用。要确立多元化的投资理念，如实物投资、购买国债、银行存款等，把基金投资的风险降到最低，还可由地方财政担保向银行贷款用于地方建设，实现基金的投资回报。

此外，还有一种途径，就是把养老保险基金交给实力和信誉都不错的商业保险公司托管。商业保险公司应坚持“安全托管、独立运营和有效投资”的原则，保证该一定的基金收益率，同时为每一位村民建立个人账户，该账户的所有权归村民自己所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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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香港问题之我见

团结统一促长远

------香港问题之我见

“我好比凤阁阶前守夜的黄豹，母亲呀，我身份虽微，地位险要······母亲呀，快让我躲入你的怀抱！母亲！我要回来，母亲！”这是香港的呼唤，这是孩子对母亲的呼唤！1925年3月闻一多先生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的一首组诗中，香港，作为七子之一，通过歌曲的传唱将回归的心声洒向神州大地。

香港，自古以来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1840年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闭关锁国的“天朝上国”遭到迎头棒喝，战争失败，英国政府通过武力的方式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1856年，英国通过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北 京条约》，将九龙半岛南部割让出去，1898年，英国又与晚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及其它一系列租约，将九龙半岛北部、新界和邻近的两百多个离岛，租借出去，租期99年。这一系列的租借和割让，形成了今日香港的边界。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又开始了内战，中华民国政府无力向英国政府取回公道。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由于新界租约问题，英国政府曾多次要求续约，但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因为中国的立场是，香港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等时机成熟时，通过和平协商，采取适当的方法和步骤，收回香港。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飞跃发展，中国已经有足够的国力收回香港，于是，关于香港问题的和平谈判提上了日程，经过中英双方两年二十二轮慎重和耐心的谈判，终于解决了这个历史问题，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分别在《中英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按照《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到那时，中国将执行一国两制的原则，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香港历经坎坷，冲破重重阻碍终于回到了祖**亲的怀抱。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起的那一刻，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全国人民都在欢呼，激烈跳动的心脏宣扬着心中的无限喜悦。是的，领土问题决不妥协，孩子终将回到母亲的怀抱。

之后的香港，沐浴在“一国两制”和煦春风之下，迎来一个有一个的机遇，得到不断的发展。充足的自治权利，宽裕的社会环境，丰富的历史经验成为香港繁荣富裕的雄厚资本。然而，就是这样的令世人所看好的香港，竟然因为“抗议示威”的“占中”世间而再一次和世人见面。

“占中”即“占领中环”，全称“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简称“和平占中”或“占中”。“占中”于2013年3月27日发起，至2014年9月28日正式启动。

近年来，“占领”运动在各国都有出现，已经成为一种街头政治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社会部分公众尤其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表达政治诉求的主要手段，表现出更强的对抗性。这类“占领”活动在社会对抗情绪严重的国家经常会导致流血冲突和社会动荡，而这种通过激烈对抗表达诉求的行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非法的，警方都有权依法处置。

香港，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而存在，在之前也发生过类似的动荡事件。纵观历史，香港在每次民主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动荡。香港民主三波带来了动荡三波。第一波动荡就是1967年反英抗议运动转为要求结束殖民统治，引发了香港社会的动荡。第二波动荡是在90年代，1992年以后，香港在回归之前彭定康采取比较激进政治改革，这个改革是违背了联合声明、基本法和中英两国达成的协议，所以这样就引起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之间激烈的对抗，香港社会出现了一个大分裂，大动荡。

不过，这一波动荡和以往两次不同，这一次的动荡里，我对香港的伤害会更大一些。因为从香港第二波民主运动以来大约30多年的历史中，香港社会的主要争论都在政治问题，涉及到香港回归、基本法制度，政改争议、政权交接等，中国政府和港英政府的主要精力也都在政治问题上，然而这一次的问题却有所不同。在“一国两制”的政策下，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等方面发生越来愈多的变化。然而，所有的官员队伍，都是保守的，都希望社会毫无变化地稳定下去，这样他们才不会受到挑战。所以，最希望香港能够“急冻”在回归前的那一刻，保持旧有社会心态与治理模式的人，应该是港澳办、中联办的官员们。他们自然也喜欢维持“行政吸纳政治”的“政商联盟”统治。否则，新的冲击所带来的变化，不止会令香港出现不可预知的状况，也会影响他们自身在大陆官场中的升迁。面对二零一七年的政改模式，治港官员们选择零风险方案，一点都不意外。但这构成了当下“占领中环”运动的直接原因。

这次的“占中”跟以往的示威游行是不一样的，它是用违法的手段来追求他们所谓的诉求，是以牺牲其他市民合法权利为前提的。不理会他人的损失是很自私的行为，但他们却以为别人才自私，这种抗争只会带来反效果，会让民主的目标更加远离。虽然“占中”刚开始时，有一些市民会因为青年学生打头阵给予同情，但是“占中”的本质是违法的，持续的时间一长，就会很大的干扰到香港市民的生活秩序，尤其对经济会造成重大损失。

香港“占中”活动的效果是直接破坏“一国两制”政策，这就动摇了香港特区的法制根本，动摇了香港的社会制度的依存根本，动摇了香港人民的安身立命的民生根本。这样的政治骚动，不仅影响不了内地，在香港也会沦落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惨况。

由于“占中”的不合理性，诸多香港市民和主流媒体已经开始抱怨和公开反对，吐露了希望尽快结束“占中”的诉求。调查显示，大部分市民对罢课及“占中”等活动抱反对态度，被访者也认为教育界和家长应当明确反对中学生参与这类活动。比如港大校长马斐森呼吁参与“占中”的师生尽快离开示威现场。比如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向全体师生发公开信，深切期望师生冷静下来，立即撤离现场。更有不少市民和团体就“占中”影响生活和生意、耽误紧急医疗救治等提出投诉，或公开斥责。香港总商会、民主建港联盟、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等社团组织也呼吁全港市民抵制“占中”，谴责策动暴力和“占中”的幕后黑手，防止暴力事件重演，认为这不但罔顾自身及公众安全、破坏社会秩序，亦无助推进香港民主政治向前发展。

此次“占中”事件严重破坏了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团结，是对国家政权的挑战，是对党的不信任，是对权力的巧取豪夺，是违背了历史潮流，违背了人民意愿的行为，是对国家统一的破坏，对国家长足发展的阻碍。一个好端端的香港，被政治野心家闹得臭不可闻

历史证明，一盘散沙是难有作为的，只有全民一心，凝成一块铁板，国家才能不被侵略，才能拥有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香港，如果一味的将目光放在统治权，放在保住地位，推翻“一国两制”上，必将走向没落。只有将港人与大陆同胞的心连在一起，一起承认并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现中华民族由形式到内心的真正统一，才能为香港的长久发展提供一个稳定健康的环境。香港方面才能将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治港、发展、繁荣之上，才能将香港建设的更加美好，走向更加长远，更加辉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