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香港影视的得与失
浅论香港影视的得与失
“影”，即电影，“视”，即电视。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它把绘画与戏剧、音乐与雕塑、建筑与舞蹈、风景与人物、视觉形象与有声语言联结成为统一的综合体，电视，是现代科技的产物，它比电影产生的时间约迟三十年。自19世纪末第一部电影的产生到今天，影视行业的发展已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香港一直做为中国影视界的排头兵，代表着中国影视业的发展方向，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应该看到它有很多硕果，也有不少痼瘤。
一、香港影视的“得”：
首先，我们不难发现，香港的影视作品中塑造了一些列深受观众喜爱的银屏人物，大家耳熟能详的人物不胜枚举。金庸作品中《鹿鼎记》里的韦小宝、《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神雕侠侣》里的杨过、《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黄易作品中《大唐双龙传》里的寇仲、徐子陵，《寻秦记》里的项少龙。这些源于书本里面的英雄人物搬上银屏后，被赋予更丰富的形象，也拥有更深刻的意义，为更多观众所知、所爱。这只是香港影视的一个小觑，代表着香港影视的武侠部分。香港影视另一支强有力的队伍是香港的喜剧片。周星驰系列、开心鬼系列、家有喜事系列„„他们以幽默搞笑、“无厘头”形式向我们展示了香港人民的喜怒哀乐，既有滑稽夸张，也有人生百味。还有香港的警匪片不得不提，他们有英姿飒爽的女警片，像《陀枪师姐》《新扎师妹》；也有威武勇猛的男警片，比如说现在正在热播的《法证先锋》《谈情说案》等；当然古惑仔系列里也不乏好片。总之，正是通
过这一部部的经典片子，让观众了解到了很多英雄好汉，洞悉是非曲直。
其次，也正是因为影视业的发展，我们知道了一群群经典不朽的艺人，比如说老大哥成龙，男人味十足的刘德华，才子周星驰，还有梁朝伟、李连杰、甄子丹等等，他们不仅在国内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国际大舞台上也是耀眼的明星，是中华儿女的骄傲。香港本地也设置了许多电影奖项：由香港影评人协会主办的金紫荆；1982年由《电影双周刊》创办的“香港电影金像奖”；由香港电影评论学会主办，始于1995年的评论学会奖；由香港《电影双周刊》杂志创办于1981年的双周刊奖。虽然“评论学会奖”和“双周刊奖”针对的分别是在香港公开上映的华语电影和“十大华语片”及“十大外语片”，但它们的存在也正是香港影视繁荣的征兆。正是因为影视业的发展，促进了艺人的经典，而艺人们在国家、地区陷入困难时刻，他们发挥着自己的号召力，感染力，出钱的出钱、出力的出力，为民为国献上他们的爱。他们，在娱乐大家，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回馈社会。成龙慈善基金会、刘德华慈善基金会、李连杰的壹基金、李亚鹏王菲夫妇——嫣然天使基金„„
最后，香港影视做为文化的分支，在丰富观众业余生活的同时，也有助于帮助观众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形成积极健康的舆论导向。我们这一代基本上都是看港剧长大的一代，小时候受警匪片的耳染目濡，立志长大后做名为民除害的警察，这不得不说得益于正确的价值导向；英雄人物的塑造，也有利于形成观众形成正确的英雄崇
拜心理，大是大非前也有自己的判断选择；同时，剧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对现实生活的传统女性形象有很大的颠覆，对女性性格的形成和男性的审美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标准。
二、香港影视的“失”
很多东西都是把双刃刀，我们在看到其好的一面的同时，也要看到其不利的一面。首先我们还是来谈谈武侠剧，里面塑造的男主人公往往是可爱的、潇洒的、也是多情的。他们处处留情，才会人见人爱。韦小宝七个老婆，自是一种难得的造化，成为多数男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张无忌虽然最后情定赵敏，但他也曾迷失于周芷若的温柔，小昭的善体人意，甚至是不悔妹妹他也不是完全没有感情的。
第二篇：论改革开放的得与失
论中国改革开放的得与失
摘要：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经济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但是，在经济高增长的背后，其他方面却出现严重问题，尤其是在环境、文化，可以说是严重的毁坏，民生方面近年来问题不断。权衡中国30年改革的得与失，探讨中国未来发展之路。
关键字：改革开饭，经济，发展。
正文如下：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结束了百年屈辱史，得到翻身解放，但是限于各种原因，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未得到大幅提高。1978年，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政策被提出，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积极响应。此后，改革开放的政策全面实施，中国的经济开始腾飞。改革开放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的改革经济政策、对外开放的政策。改革开放包括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的对内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土地承包责任制”，拉开了我国对内改革的大幕；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的强国之路，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际，国内生产力发展缓慢，国人思想僵化，科技教育事业严重落后，全国上下百废待举；加之当时的国际大环境，和平和发展日渐成为时代的主题，世界经济发展日新月异，改革开放成为我过走向民主富强的必由之路。在这个时候，我国的主要矛盾早已不是中华民族和列强的矛盾，也不是任何阶级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这也就决定了在这一时期我们当务之急就是不断推进改革，发展生产力。由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就会阻碍生产力的进步。正因为这样，我国必须适时地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继续充满生机和活力。改革开放迫在眉睫。
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我国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长足的进步。第一，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改革开放的这30多年，我国的经济实现了大进步，在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各方面取得显著的成就。
第二，社会生活方面取得很大成就。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化水平提高，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文化、体育事业都取得一定成就。
第三，民主法制建设得到发展。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开放程度逐渐加大，我国的民主法治进程加快。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政策为我国发展带来了生机，逐步实现我国的现代化，使人民得到了切实的利益，是我国取得进步，参与国际竞争的必由之路。然而，我国在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成就的同时，很多问题也随之出现了。
一、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
由于我国对外开放的路线是先开放东部沿海的经济特区，再开放一系列港口城市，再逐渐向内地开放。这样的开放路线有利于东部地区的迅速发展，并逐渐实现先富带动后富，然而，会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造成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以至于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中西部经济长期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而二元制结构又导致了我国长期的城乡发展不平衡，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很大并且有逐渐加大的趋势。
除了地区和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外，我国的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产业发展不平衡。过分注重发展制造业导致我国的第一产业薄弱，第三产业发展缓慢，这样的产业结构不利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也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二、对外开放在让我国同世界加强联系的同时，也“引进”了很多不利于我国发展的物品和意识形态。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某些西方腐朽的思潮开始侵入中国，“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又开始抬头，这些都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三、文化和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利益的驱使，使得许多的人不择手段，破坏我国的文化和环境。典型的就是这两年，有些房地产开发商，为利益，强行拆迁，有些文物古迹遭到损坏，比如，江苏省镇江市古运河畔的宋元粮仓遗址被破坏，安徽省泗县释迦寺，当地开发商为建商品房强行拆除，这仅仅是拆迁致文物破坏的冰山一角。民众自焚事件不断出现江西宜黄自焚事件等等。这是我们民族之殇。
四、对内改革的不彻底导致了很多社会问题。
以市场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人们的价值观，很多人有了“金钱至上”的观念。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却不尽如人意，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公权力大肆介入市场经济，这样的情况就导致了我国特权制度及由特权引发的腐败问题、民生问题、行政性垄断问题、弱势群体问题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官员贪污腐败，滥用权力，知法犯法。“三农”问题，虽然国家提出了，但是现在仍然为得到解决，还有日益恶化的趋势，国务院制定的某些政策在地方俨然是一纸空文。
除此之外，改革开放之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单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票证制度逐渐松动或瓦解，但是户籍制度依然故我，几乎没有进行过全局性的实质性的改革。由此，如今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城市人的特权、农村人的社会底层化。而且隔离型的户籍制度，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城市之间割裂开来，按照特权、等级、排序进行治理，保护一部分人的利益，同时损害另一部分人的权益，从而引起社会的不和谐。
改革开放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策，给我国带来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造成了一些社会经济问题。然而，改革开放政策形成于我国生产力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的社会环境下，有其历史必然性，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它所带来的成就十分重要，不可忽略，是其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重视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改革开放带来的和遗留的问题。我国在现阶段，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深化改革开放。在对外开放方面，学习引进世界各国的有益成果，对他们不好的方面加以判断，排除，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对内改革方面，不断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坚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吸取以往发展的经验教训，不断改进，发展。还有关注民生，切实老百姓的生活问题。只有这样，我国才能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真正得到提高。
参考资料：
1、《南方周报》
2、《扬子晚报》
第三篇：论宏观经济政策的得与失
论宏观经济政策的得与失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幸运的避免了冷热剧烈交替的破坏，宏观经济政策的及时调整与跟进功不可没，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以后，市场化的调控手段日趋完善。当前，经济环境的复杂性已与十多年前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调控政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且日趋繁荣，GDP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与经济的宏观调控也是分不开的。从宏观层面方面来看，与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并行不悖的是宏观调控那只看得见的手。原来，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拐点，在发挥市场经 在择定发挥市场经济的基础性作用时，同时择定以宏观调控为前提。
近3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遵循以市场调节为主，辅助以必要的宏观调控，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对照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不论是事前的综合平衡或事后的大力调整，都显得那么有必要。当然，这也不是说中国的经济就是一帆风顺的，从上世纪90年代后，也有经济过热和偏冷的交替，要求加强宏观调控，给以必要扭转。大体上有三次：一次是1995年后的明显过热，二次是世纪之交的几年有所呆滞，还有一次是这几年的偏快。这三次的大体症状，一次是公认的通货膨胀，物价指数上扬超过20％；一次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下，采取从紧对策带来一度的通货紧缩；一次是延续到现在的物价渐升直逼和突破警戒线，从轻度通胀到中性通胀，距全面通胀仅一步之遥。
但总体来说，中国的经济还是稳步前行的，但在发展的过程中，总是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问题这首先就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经济增长偏快，过去几十年的实践及别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GDP的增长率，保持在8%~9％之间是恰当和合理的，可以实现稳定、健康和持续发展，取得相对宽松和渐进的活力；相反，如果低于或高于这个额度，往往会导致经济运行的疲软或紧张，常见的是后者，带来供需失调等失常现象。正是这样，从原定各个规划看，主观上期望和预测在此适度空间；而执行结果却是一超再超，几年来达到两位数，并在渐次攀升，决非吉兆。二是投资规模偏大这几年来投资增长率多在消费增长率的一倍左右，居高不下，习以为常。这固然可能加快了经济增长，然而也挤占了国民所得，压缩了消费份额，以致积累率越来越高，消费率越来越低，从过去认定合理的上限三七开逆转为倒**开，在世界是特例，既不利于改善民生，又不利于经济运行的平稳和协调。这与过去整个分配有些重国计、轻民生和重资本、轻劳动有关。
三是物价指数偏高过高的物价水平，导致人民生活压力加大，尤其是对中低收入者来说，压力更是像山一样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物价过高，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幸福感降低。再者，对外贸易和招商引资也增长过快、规模偏大。这似乎是好事，为经济发展添注活力，成为出口大国和制造大国，外汇储备也是大国。但是，由此带来几个问题，如外向依存度高于某些外贸大国，以致风险也高；外汇储备过大，以致货币发行过多，并引起对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也越来越重。同时，这也是造成流动性过大的外部因素。
宏观调控，通常是指四个方面，除经济增长、物价指数和国际收支外，还有失业就业问题，相互联动，应当求得一个最佳平衡。这几年经济增长偏快，扩大了就业规模，但失业、待业形势未有根本好转。虽然，城镇失业登记率稍有下降，而对照新增劳动力和农村转移劳动力，实际失业、待业人数和隐性失业率仍居高不下。这有宏观条件原因，也不能认为没有主观的疏忽，如一度强调“减员增效”和大量拆迁、大量征地，或许在宏观调控中是一个盲点。从根本看，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对称，涉及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合理性呵护不够。此外，大家开始觉察除国际化可能过热外，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可能过热，造成产能过剩和竞争过度，农田缩减过多，以及与此相关的资源和能源开发利用过多与生态环境保护不够，反映为宏观调控的不全和不力。
当前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出现这些宏观问题，是由于市场化程度不够，只能静观其变，这有一定根据，但是完全靠静观其变，显得无能为力。停留于这点，将会导致宏观调控的卸责，甚至承认市场经济的万能，排斥宏观调控的必要。如果否定宏观调控，一味信赖单纯的市场经济，那是空想，既悖于理，又害于行。
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之所以一直发生较大或很大的不平衡，特别是常见的所谓过热，根子在于经济发展战略上一直存在着片面追求过快速度的倾向，即通称的GDP情结或增长冲动。“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当年强调时，明确以效益为前提，最早择定翻两番目标，同样有此前提。速度与效益是辩证的统一，偏于一端，就生抵触。后来在理解上，往往自觉和不自觉地忽视或丢掉了这个前提。发展经济学告诉人们，从最早和传统的经济发展观到后来和现代的经济发展观，就是从片面、过度地追求发展速度转换到适当的快速，其实质和重点不仅在数量增长，更在质效提高，才有其实际价值。大家懂得，GDP作为综合指标，无可替代，但是有其局限，不能全面反映发展的质量、效率和效益，成本和结构等多种内涵。追求过快的速度，不择手段，不计其他，必然会以损害和牺牲其他方面为代价，是得不偿失和违反初衷并难以持久永续的。
其次，对片面追求过高速度，大家不是没有认识其危害，从党和政府的重要文献看，问题多多，决策多多，好像是的确已拨正，越来越明朗。但是在实践中，为什么依旧不知反省，一犯再犯，长期如幽灵般在游荡呢?有人先后揭示，关键在整个体制没有转变，有关机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责直接表现在政绩考核和人事考核上，有形无形地还是GDP为纲，导致相互攀比，个个争先，深恐落伍。从多个省市区看，不高于全国平均，似乎就失职了。出现过高增长，无不沾沾自喜，不以为险，只以为喜。与此相应，在财政体制上，财权与事权下放后缺乏制约，使地方政府热衷于土地兴财和项目兴财，导致上述几个“化”的过热。于是对待宏观调控，不少地方或明或暗地声称：“这是国家和中央的事，地方不用管也管不上”，“全国要下，别人在下，正是本地大干快上的好时机”，“即使我们冒了也无妨，否则老实人吃亏”。经过上下博弈，一个国家发改委面对多路诸侯，胜算是渺茫的。宏观调控之难，难在这种利益基础上的思想障碍和制度障碍。
再者，在上述经济运行态势下，“一俊遮百丑”，“万事快为首”，使全部或至少是大部分力量耗在追求速度上，对整体工作是很强的冲击，撞出了一串薄弱环节甚至断层。GDP是产出，不计投入，以致造成数量优先，质效让路，能源和资源的浪费以及生态和环境的恶化都不在话下，城市经营和负债经营列为绝招，可持续发展逸出了眼界。倾全力于经济增长，不免放松社会进步、文化繁荣和民生改善，只顾近期，不顾长远，使某些问题迟迟不能处理得当，直至积重难返。由此导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也步履蹒跚，以致如贫富差距的两极化和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崛起为新的三座大山，无不直接、间接地来自顾此失彼和轻重倒置。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层出不穷。很多事情，不到问题成堆，矛盾锐化，不能获得警觉，被迫而仓促应付，而是GDP挂帅，抓了一点丢了九点。宏观调控，贵在事前预见，而大多变为事后救急，难度倍增，代价也倍增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宏观调控真的就是伤痕累累，并未益处，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由此了带来国际地位的提高，经济的迅速发展，直接或间接的也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第四篇：论领导用人过程中的得与失
论领导用人过程中的方法
关键词：长处，短处，协调
摘要：在当今的用人过程中，特别是在公共部门中，懂得一定的领导科学与艺术，就能事半功倍，提高整个公共部门的行政效率，否则则会导致整个组织效率地低下，做不到人尽其事，事尽其才，所以领导在用人过程中，就要知道雇员的长处和短处，并给每个人安排合适的职位，从而使整个组织高效率的运转起来。
在如今的公共管理过程当中，管理者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公共组织与外部环境的联系当中，即更多的看中外部环境对组织的影响，但事实的组织的内部构造以及组织内部的运行程序也对组织的整体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组织内部的人力资源管理，关系着一个组织的成败，对于有着多级层级的公共组织来说，更是如此。
组织从本质上来说是人的集合体，为每个岗位找到合适的人选，使其才能充分的发挥出来，并不断地对其进行鼓励培训，这样不仅时每个雇员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开发，也使组织的效率得到更大的提高，相反，不但使员工的才能得不到发挥，整天怠工或无所事事，也大大的降低了组织的工作效率，浪费了更多的物资资源和人力资源，总之要学会用人所长，避其之短。
文中从正反两个方面来反映了用人过程的问题。其实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每个人都有优点，也有缺点，组织在雇佣员工的过程中，如果只盯着他们的缺点来看，并用放大镜把它们放大，那就永远雇用不到合适的人，在处理每个员工的短处是，应该先看到他的短处是什么，只有发现了才能对症下药，找到以后就看能不能有补救的机会，如果能即尽量改正，如果实在不能避免，那就换一个角度思考，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矛盾体，有时短处可以转换为长处或是用其长处弥补其短处。比如，眼睛不好使虽然不能做前线，但是其听觉好，就可以安排伏地听，就像文中所提到的杨时斋将军，充分利用每一个雇员的长处来弥补其短处，这样不但使每个人的才能得到发挥，也是整个组织的效率得到大大的提高。相反，文中诸葛亮用善于谋虑的马谡做前线，结果导致失街亭的惨剧，这不仅造成整个蜀国的惨败，也导致了诸葛亮不得不挥泪斩马谡的结局，如果是现在，就是组织和个人都是悲剧。所以，上文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每个领导者必须熟悉你手下所有的员工，不仅包括其长处，还应该了解其短处，并根据每个人的长处来安排其职位，做到“用人之长，避其之短”。
在领导用人的过程中，是让每个人都发挥他的长处，不仅使是每个员工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更能激发员工做事的积极性，但是现在的组织由于层级过多，出现了比如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情况，不仅每个的员工的才能得不到发挥，更会由于责任与目标不明确而出现相互扯皮，互相推诿的现象，从文中看杨时斋将军的这种做法则避免了这种现象的发生，明确规定了每个人的职责和任务，并进
行分工合作，是每个人都目标明确，这样当然就避免了相互推诿现象的发生。这是每个管理者尤其是公共管理者所必须重视的问题，避免人力资源的浪费。不过，从文中来看杨时斋将军虽然深谙用人之道，但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了问题，他让聋子当侍者，让哑巴送密信，让瞎子伏地听，让瘸子守炮座。虽然让聋子当侍者能更好的保守军中秘密，但有时将军吩咐的任务向侍者传达时有一定的困难，毕竟不是每个人都会哑语。让哑巴送密信时能更好的保守秘密，但有时让送信者传达的事情却不能传达。从次可以看出，并不能只是盯着雇佣者某一个方面，要从全面衡量某个人是否适合某一项工作,这样即使在工作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也能临危不乱。这也是领导过程中所必须注意的又一重要方面。还有就是各个工作人员之间要注意协调配合，比如那个将军在用人方面，虽然把每个人的长处发挥了出来，但是没有考虑他们之间的配合问题。聋子和哑巴之间沟通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在军队里面任务是比较简单的，各个人员之间的分工也比较明确，而且各个人员之间需要的配合并不多，但是如果实在公共部门，那就大大不一样了，公共部门是一个庞大的机构，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需要公共部门来插手，小到柴米油盐，大到国家大事，都需要公共部门来着手解决，所以公共部门所需要完成的工作特别复杂，不是简单的考一个人或是一个部门能完成的，各部门之间除了要有明确的分工外，还需要各有关部门的配合，只有这样任务和目标才能更好的完成，这就需要领导者要有顾全大局的气度，给每个部门都安排合适的职位外，还要十分注意各部门之间的配合，从而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氛围。否则，各部门各干各的，那整个公共部门的任务必然无法完成。
综上所述，从短文中可以看出领导在领导的过程中，不是简单的发布命令，也不是盲目的安排任务，领导必须掌握一定的科学方法和艺术，就文中反应的来看，首先，领导要认清楚每一个员工，包括他们的缺点和优点，并要能发现他们的潜能和预见他们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其次，要根据每个员工所擅长的方面来安排岗位，能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使每个岗位找到合适的人选，每个人也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再次，要注意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是每个部门能朝着一个方向努力，做到劲往一处使，这样才能创造一个高效率的部门，否则人浮于事，必定被时代的漩涡所淘汰。
参考文献：
1.荣仕星，《领导干部协调艺术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
2．曾仕强，《中国式领导――以人为本的管理艺术》，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8
3．李俊清，《现代文官制度在中国的创构》，三联书店，2007年
4.欧文.休斯，《公共管理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第五篇：论雅典民主政治的得与失
论雅典民主政治的得与失
摘要：不同的社会制度的民主制度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各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在形式上也各具特色，但各国对民主含义的理解还是有共同之处，即“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的平等权利。”就这仅有的共同之处来说，它已是相当古老的观念了。这种古老的观念最先产生于古雅典，并确实体现在雅典的政治制度中。古雅典城邦的政治制度开创了人类史上民主政治之先河，为现代民主政治提供了分析和研究的历史原型。研究雅典的民主政治，对于我们理解民主政治的含义和内容会有所裨益。关键词：雅典民主政治梭伦改革
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与发展雅典民主政治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基的光荣应属梭伦。在梭伦以前，氏族贵族是雅典国家的统治者。在此期间，贵族会议具有无上权威，王者执政官、军事执政官等国家高级官吏之任用都以门第和财富为准；而且他们最初是终身职，后来方改为十年一任。而雅典城邦的贫民非但政治上无权，还时刻受到沦为奴隶的威胁，因为交不起地租要以其身体或子女作为抵押的，而债务人的借款则要以自己的人身作但保。雅典平民之困苦和无权与旧氏族贵族的特权地偿还的对立，引起了雅典平民(工商奴隶主、小农、手工业者、贫民)与旧氏族贵族的激烈斗争。处于城邦平民与贵族后裔激烈斗争的危急中的雅典国家急需建立一种新的秩序。公元前594年，被选为首席执政官的梭伦，担负起建立这一新秩序的重任。出身于平民而又由经商致富的梭伦力图建立起一种能使各方共容的制度。其宗旨是，对平民来说，“自由不可太多，强迫也不应过分。”
梭伦颁布解负令，使债务无效、债务人份地上的记债碑被拔除；梭伦宣布永远禁止债务的人身但保，这就废除了债务奴隶制；梭伦确认私有财产、土地的断承、买卖的合法性，同时规定限制最高占地额。所有这些，宣告了雅典人的人身自由，使雅典的贫民获得了解放。与此同时，梭伦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一切成年的雅典公民、包括最的贫民都有参加公民大会的权利。公民大会负责立法、决定战和等最高政务，并选举国家的最高官吏，新设立400人议事会，负责为公民大会审核提供议案、处理日常政务。梭伦还创立了“陪审法庭”作为雅典的司法机关，任何公民都可向陪审法庭提出申诉。梭伦的改革意味着曾享有世袭特权的贵族后裔的失败、标志着富裕的工商奴隶主阶级的崛起以及这个阶级同雅典自由农、手工业者及贫民联盟的胜利。尽管存在着财产特权，雅典贫民都能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并在立法、司法活动中为保卫自身利益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斗争远未结束，梭伦创立的缺席还不稳固。梭伦卸任以后，由反以梭伦改革的贵族后裔组成的平原派与坚持梭伦制度的商人、手工业者组成的没海派仍在激烈地斗争。同时，山区农民形成的山居派也参加了这一斗争，他们要求进一步改革，重分土地。最后，雅典政权落在庇士特拉妥手中。虽曾两次被逐，庇士特拉妥最终还是建立了僭主政治。这种僭主政治对梭伦创立的制度显然是个反动。于是，尽管庇士特拉妥“处理国政也是温和的”，“每事仁慈温厚对待犯法的人尤其宽大，并且拨款借贷贫民”，但其政权毕竟不能长久。僭主政治历史时49年便告结束。
公元前509一508年，克里斯提尼在梭伦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根据地区原则，全体阿提卡居民被重新划为十个部落（三分区），每个部落在内地、沿海、雅奥城郊三个区域中各占一区。这样，打乱了旧有的户籍，削弱了旧部落、氏族中贵族后裔的势力。重新设立500人议事会以代替梭伦时的400人议事会，第四等级公民也有了参加议事会的权力和机会。克里斯提尼的改革，使贵族寡头政治派的势力一厥不振。但围绕国家政治制度问题，民主派与寡头派的斗争并未结束。希波战争结束后，到伯里克利斯执政时代，贵族会议的职权则几乎完全彼取消。于是，雅典的民主政治进入全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公民大会（Ecclesia）“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负责通过法律，解决战争与靖和、城邦粮食供给问题，听取执政官等
负责人的报告，审查监督国家官吏，审查和终审陪审法庭的案件并决定国家的其它一切重大事务。大会每月约举行4次，在公民大会中，容许有充分的发言自由。于是，雅典人创立了一个公民自由平等、主权属于全体公民的政体形式。
雅典的民主制度，对雅典国家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雅典民主政治的建立曾大大地促进了雅典经济的发展。雅典的手工业、商业、航海业和种植业的发展，又使雅典的对外贸易迅速扩大。雅典的皮里优司港成为地中海东部最繁忙的港口。“我们的城邦这样伟大，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东西都充分地带给我们，使我们享受外国的东西正好象是我们本地的出产品一样。”
在雅典民主政治下形成的自由宽松的学术条件和允许个人才能自由全面地发展的氛围，使雅典的科学文化空前地繁荣。当代西方哲学的各主要派别以及伦理学、美学、逻辑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都可以在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文化中追根溯源。此外，在数学、医学和其它一些科学方面，雅典人也有杰出的贡献。因而，伯里克利斯在一次演讲中骄做他说，（我们的城市是全希腊的学校。”
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这种制度下雅典公民表现出的爱国主义热情。在马拉松之役，雅典士兵能一举击败六倍于己的波斯军队，若非具有为捍卫自己的制度而激发出的巨大勇气和才智，这是不可想象的。正是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激励着雅典人为之慷慨而战，从容赴死，“因为他们只要想到丧失了这个城邦，就不寒而栗。”
然而在我们对雅典民主政治作了如上的分析和评述之后，我们还必须记住，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其实质上是以雅典工商奴隶主为领导的奴隶主阶级对于奴隶、非公民群众实行专政的工具，归根结底，它是为奴隶主阶级整体的经济利益而服务，是奴隶主自由民阶级的民主。这种有限的阶级民主决定了这种民主有巨大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在雅典全盛时代，自由公民的总数连妇女和儿童在内约为90000人，而男女奴隶为365000人。构成雅典居民人口大多数的奴隶丧失自由，不享有公民权，因而不能参预政治活动。和在其它希腊国家一样，奴隶主可以恣意虐待和惩处奴隶。在手工作坊、矿山、农场，奴隶被迫以简单的工具进行繁重的工作。事实上，恰恰是在奴隶的艰辛劳动的基础上，奴隶主自由民才有进行政治活动的可能；除奴隶于政治生活之外，对奴隶实施压迫和专政的前提下，才有奴隶主自由民的民主。所以雅典的民主是奴隶主自由公民的特权民主。这种特权性的民主甚至被进一步强比。在号称全盛的伯里克利斯时期，雅典公民的范围非但没有扩大，反而进一步缩小，由于公元前151年通过的特别法令规定只有父母都是雅典公民的人才可成为雅典公民，于是雅典的居民中一下子有5000家失去了公民权。并且从此以后，雅典失去了从其他城邦补充自由公民的可能性。雅典民主的范围非但是狭小的，其自由民内部的民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徒有其表。在伯里克利斯时期，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总数约有30000人至35000人，而公民大会的出席人数通常不超过2000人至3000人。作为雅典普通公民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了谋生的需要，常常不能出席约10天举行一次的公民大会。因而，他们表现自己的意志、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大大减弱。更何况，在实际上，雅典的政权是掌握在工商业奴隶主上层人物的手中。他们垄断着十将军职位，操纵着国家的内外政策。由于十将军职位可以连选连任，所以，这在雅典民主政治中留下一个明显的漏洞——很容易形成将军的集权，在实际上控制政府。使得推典民主政治大为减色的另一因素是雅典的对外霸权主义政策。雅典在希波战争后，利用它和其它希腊城邦建立的提洛同盟及在同盟中的领导地位，对同盟中的各邦进行控制剥削。雅典控制同盟的金库，派遣使者向同盟各国收取贡款。雅典国家在伯罗奔尼撇战争期间的庞大财政支出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这笔贡款。归很结底，由剥削阶级的性质所决定，雅典的民主是狭小范围的、残缺不全的民主，并且也缺乏进一步发展的余地。对雅典民主政治的分析应当使我们明白：奴隶主剥削阶级民主一方面意味着对奴隶和非公民群众专政；另一方面意味着保障奴隶主公民的自由、平等、参预国政，就第一方面的含义而
言，这种民主政治同历史上剥削阶级国家采用的其他各种政体并无区别。而就第二方面的含义来说，这种民主政治向历史上剥削阶级国家采用的其它政体形式相比，有相当的进步意义。因为在寡头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等形式下，连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都谈不上。
总的来说，雅典民主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是一种颇为原始的直接民主，且它是建立在剥削压迫非雅典公民的基础上，存在着弊端，但它毕竟促进了雅典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高度繁盛，在盛行专制的古代世界率先建立了较为健全的民主制度，为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确立和发展奠基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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