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女性的思考

第一篇：对现代女性的思考

石评梅

石评梅（1902-1928），中国近现代女作家、革命活动家，“民国四大才女”之一。原名汝壁，因爱慕梅花之俏丽坚贞，自取笔名石评梅。曾用笔名评梅女士、波微、漱雪、冰华、心珠、梦黛、林娜等。1902年出生于山西省平定县，1919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就读时即热心于文学创作，1923年9月在《晨报副刊》连载长篇游记《模糊的余影》，1924年与挚友陆晶清编辑《京报副刊.妇女周刊》，1926年，继续与陆晶清合编《世界日报副刊.蔷藏周刊》，1928年9月30日因病逝世。

石评梅一生中，创作了大量诗歌、散文、游记、小说，尤以诗歌见长，有“北京著名女诗人”之誉。作品大多以追求爱情、真理，渴望自由、光明为主题。小说创作以《红鬃马》、《匹马嘶风录》为代表。

在她去世后，其作品曾由庐隐、陆晶清等友人编辑成《涛语》、《偶然草》两个集子。[1]

（概述图片资料来源[2]）

中文名

石评梅 国

籍

中国

民

族

汉族 出生地

山西省阳泉市郊区义井镇小河村 出生日期

1902年 逝世日期

1928年9月30日 职

业

作家 毕业院校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主要成就

主创《京报》副刊—《妇女周刊》 代表作品

《墓畔哀歌》 1人物生平

家世背景

父亲石铭，字鼎丞，清末举人；石评梅之母，是父亲的续弦，其家庭为山西省平定县内一个书香门第。[3]

主要经历

1902年，石评梅出生于山西省平定县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4]

石评梅自幼聪颖好学，很受父母喜爱，从三、四岁开始，父亲就教她认字，每晚坚持不断，有时她没有认熟，虽是深夜，也不许去睡，直到念熟为止。后来进了小学，白天和孩子们一起上课，晚上放学以后，她父亲仍然教读《四书》、《诗经》等。[5]

辛亥革命后不久，石评梅父亲石铭到省城太原山西省立图书馆任职，于是随父来到太原，进入太原师范附属小学就读，附小毕业后直接升入太原女子师范学校读书。[5] 由于石评梅天资聪颖，再加上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在学校里学业突出，被誉为“才女”。在女师读书期间已经显露了石评梅的反抗思想和组织才能。一次女师闹风潮，她为组织者之一。风潮过后，校方要开除她，后因惜其才学，又恢复了学籍。[1]

1919年暑假，石评梅从太原女师毕业，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4] 迈出这一步，是对石评梅思想和意志的考验。因为在当时社会里，一般人思想认为：“一个女孩子，中学毕业就可以了，何必费劲的深造呢！”然而她却不断求学、奋斗着。她在父亲支持下，走出山西，到北京求学。到北京后，她本来要报考女高师的国文科，但是当年女高师国文科不招生，于是改考体育系。[5] [1]

在新思潮的影响下，石评梅一方面在女高师勤奋学习课业，一方面即开始写诗和散文向各报刊投稿。1921年12月20日，石评梅的诗歌《夜行》就在山西大学“新共和学会”办的刊物《新共和》第一卷第一号上正式刊出。[1]

1920年在山西同乡会上，石评梅结识了北京大学学生、五四运动健将、山西籍最早的共产党人高君宇。[4] 在同乡会交谈中，得知他们父辈即有交谊。他乡遇故友，格外亲切，于是二人便建立了友谊，二人经常通信，谈思想，谈抱负。[1] [6] 1923年4月15日，石评梅曾致信高君宇，倾吐了她思想的悲哀。高君宇 次日去信，帮助她分析青年之所以普遍感到烦闷，就在于社会制度的不合理。[5] [1] [6]

1923年5月下旬到6月下旬，石评梅与体育系12人、博物系14人组成“女高师第二组国内旅行团”南下旅游，她们沿京汉铁路，经保定、武汉、南京、上海，从青岛、济南返回北京。返校后，石评梅写了一篇五万余字的长篇游记《模糊的余影》，连载于《晨报副刊》1923年9月4日到10月7日。

1923年，石评梅完成学业，接受师大附中聘请担任女子部学级主任和体育教员、国文教员，后来还在春明女校、女一中、若瑟女校、师大等校兼任教员和讲师。[5] 担任北京师大附中女子部主任后，在管理上她采取理智指导、真情感化的方法，使学生心悦诚服接受规则约束。[7]

1924年高君宇 因张国焘被捕叛变遭到北洋军阀政府通缉。他从在京住所腊库胡同十六号化装脱险，在狂风暴雨的夜晚到石评梅住处告别。[6]

1924年石评梅和陆晶清合编《京报》副刊的《妇女周刊》时，得到鲁迅的关怀和支持。[1]

1924年11月，石评梅与陆晶清等编辑出刊了《京报》副刊——《妇女周刊》。她以犀利的笔触，揭露抨击社会的黑暗势力，激励人民革命斗志。[1]

1925年，石评梅在高君宇墓畔[4]

1925年3月，高君宇因病逝世。3月29日，北京大学、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和山西省立一中校友会召开高君宇 追悼大会，石评梅送了挽联，上写：“碧海青天无限路，更知何日重逢君”。又在白布上亲笔题写一首挽词，悬挂在追悼会上。5月8日，根据高君宇 的遗愿由石评梅和高全德出面将高君宇 安葬在北京陶然亭，石评梅在高墓周围亲手植松柏十余株，并在墓上题了碑记。[1] [6]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石评梅和陆晶清等编辑的《京报》副刊《妇女周刊》于7月1日第二十九期发表本刊编辑部特别启事，对“沪汉惨屠”表示愤慨之情。[1]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群众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大会，要求段祺瑞执政府拒绝日、英、美等八国提出的撤除大沽口国防设备的最后通牒，抗议日舰对大沽口的炮击。会后2000余人游行情愿。段祺瑞执政府出兵镇压，制造了“三一八”惨案。石评梅虽然没有亲自参加到执政府门前的请愿行列，但好友刘和珍不幸遇难，陆晶清也负了伤。1926年3月19日，石评梅即奔医院看望负伤的朋友。并于3月22日在《京报副刊》发表散文《血尸》，3月25日，又参加了女师大为刘和珍和杨德群召开的隆重追悼大会，同时在《京报副刊》发表《痛哭和珍》一文，悲愤地指出：“昨天的惨案，这也是放出野兽来噬人；”“你的血虽然冷了，温暖了的是我们的热血，你的尸虽然僵了，铸坚了的是我们的铁志。”“我也愿将这残余的生命，追随你的英魂！”[1]

1926年上半年，石评梅又与好友陆晶清等编辑北京《世界日报》副刊《蔷薇周刊》，工作之余在京从事文学事业。最初以写诗歌与散文为主，当时即被称为北京著名女诗人，到后期创作不少短篇小说。[1]

1926年8月26日，鲁迅离京南下，石评梅至前门车站送行。鲁迅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三时至车站，晶清、石评梅来送。”[1]

1927年发表的小说《匹马嘶风暴》，是这一时期石评梅的小说代表作之一。[8]

1928年9月18日，石评梅在北京西栓马桩八号寓所开始发病，剧烈头痛，但她以为身体不舒服是常有的事，所以还是照常去附中教书，但病情日益加重。友人庐隐等送石评梅进旧刑部街日本山本医院，师大教授兼附中主任林砺儒和庐隐等均在医院守护，不久开始昏迷。23日由日本山本医院转到协和医院，诊断为脑炎。30日石评梅即逝世于北京协和医院，被安葬在陶然亭高君宇 墓旁。[7] [1]

1928年10月13日，世界日报社、女师大学生会、春明女校、蔷薇社及绿波社等在女师大礼堂开追悼会，庐隐报告石评梅生平事迹，焦菊隐代表绿波社致辞，女师大学生会写祭文，陆晶清从上海专程赶回北京，悲恸万分，写下了《我哭你唤你都不应》的祭文。[9] [7]

1928年12月，由蔷薇社编辑，《世界日报》印行《石评梅纪念刊》，登载三十余篇悼念文章。[1]

石评梅逝世后，经庐隐、陆晶清等努力，编辑出版了石评梅生前所著小说散文集《偶然草》、散文集《涛语》等书

创作风格 石评梅的作品不仅有缠绕不清的哲学臆病和清冷的悲哀色彩，而且在感情的层面上也表现得脆弱和哀苦，通篇充满了“冷月、孤坟、落花、哀鸣、残叶”等冷艳的词汇，她的作品仿佛是一串串泪珠汇成，可谓满纸辛酸泪。然而她的善感与抑郁的气质并不妨碍她对女性命运和人生的思考，反而使她能够从悲观主义的角度循着情感的悲哀逻辑进行思辨与觉悟，表现一种极热烈又悲哀至极的呐喊。[10]

石评梅的作品无论是对光明的渴望、爱情的追求，还是对妇女和社会的解放的渴望，都充满着柔弱女性奋力挣扎和不断追求真理的执著精神。她的作品呈现了其思想发展过程中从充满时代悲哀的叹息到对理想追求执著精神的转变过程；她充满了对既崇敬又心爱的人的缅怀，也表现了对真挚爱情的执着追求；同时，她深深地理解中国劳动妇女以及全民族的悲惨命运和对黑暗的抗争，从而使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执著精神也赫然纸上。[10]

4人物轶事

高君宇与石评梅的爱情曲折而坚定，两个人犹如天空中的烟火，在短暂的生命中演绎了绚丽灿烂的绝世之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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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口脱险 心系评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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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高君宇出生于山西省的一个富商家庭，少年时代的他就对社会政治问题非常关心。20岁时，高君宇考入北京大学。在当时进步思想的发源地北京，高君宇受到激进的新文化和新思想的影响，很快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1919年5月4日学生爱国游行时，高君宇是组织骨干之一。1922年，在党的“二大”上，高君宇当选为中央委员。1924年年初，他又同李大钊、毛泽东等人一起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了国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4年，北洋政府对北京城内的国共两党成员展开大搜捕。高君宇将自己扮成厨子侥幸脱险后，接到上级指示，回山西建立党组织。临走之前，他决定去看一眼心中最放不下的人——石评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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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初遇 互生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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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的一天，在北京山西会馆的同乡会上，一个学生模样的男子正在作反帝反封建的演讲，他就是高君宇。石评梅认真地聆听着，并被深深地感染。山西会馆的偶遇，两人都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书信往来，石评梅和高君宇渐渐建立了友谊。有时，他们会相约来到北京南郊的陶然亭湖畔散步。在交谈中，他们发现彼此有很多相同的理想和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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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受挫 同命鸳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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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的夏天，石评梅完成了北京女高师范的学业。毕业后，她受聘于母校的附属中学担任国文教员和体育教员。这一年的秋天，她收到高君宇的一封来信。信里只有一片火红的枫叶，上面用毛笔写着几行字：“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这封突如其来的求爱信让石评梅陷入忧虑和矛盾中。她想了很久，在红叶上写下这样一行字：“枯萎的花篮不能承受这鲜红的叶儿。”

原来，石评梅的第一个恋人叫吴天放，是一个风流才子，曾经留美学习。虽然他有家，但一直疯狂追求石评梅。在他们相恋的第三个年头，一次突然的造访让石评梅见到了吴天放的妻儿。最终，她选择了离开。这次感情的挫折令她失去了重新追求爱情和婚姻的勇气。

高君宇也是一个结了婚的男人。1914年，18岁的他在父亲的一手包办下，与本县一位姓李的女子成婚。从一开始，高君宇就试图反抗这桩婚事，但是遭到了父亲的严词拒绝。认识了石评梅后，高君宇更加坚定了摆脱封建婚姻束缚的信念。被石评梅拒绝后，高君宇对弟弟说：“我对她的感情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增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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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对戒 以表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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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前文所说的高君宇虎口脱险后，必须离开北京前往山西。在临走前的那一晚，他去找石评梅。那个晚上，他告诉石评梅自己回到山西就解除那婚约。石评梅没说什么，但心里已经下决心终身不嫁。高君宇没有食言，在他的力争之下，1924年秋，那场延续了10年、名存实亡的婚姻画上了句号。

1924年9月，高君宇南下广州，担任孙中山的秘书。石评梅的生日快要到了，高君宇上街买了一对象牙戒指，并将其中较小的一枚附在书信中，寄给了远在北京的石评梅，另外一枚则戴在了他自己的手上。石评梅戴上了那枚象牙戒指，她明白这对白色戒指，象征了二人会永远保持“纯洁如冰雪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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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然亭外 净土埋骨

 1924年10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成立了以段祺瑞为首的北京临时执政府，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这一年的最后一天，高君宇随孙中山抵达北京。回到北京的他参加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可多年的艰苦生活和情感郁积让这个年轻人的身体再也无法支撑。不久，他住进了医院。在这期间，石评梅差不多每天都来探视，二人谈得很投机，有的时候，他们戴象牙戒指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之后，出院不久的高君宇患急性阑尾炎再次住进医院，因术后大出血，1925年3月6日凌晨，高君宇去世，时年29岁。按照高君宇的生前心愿，他被葬在陶然亭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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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郁而终 陶然同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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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评梅与高君宇雕像[2]

高君宇的去世给石评梅极大的打击，她觉得自己太脆弱，太不果断，没有及早地和高君宇结合。于是，她经常到高君宇的坟上哭，说自己害死了高君宇，欠了他很多。在高君宇的墓碑上，石评梅写着：“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慧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1928年9月，26岁的石评梅病逝于北京。临终前，她的手上仍然戴着那枚白色的戒指。人们把她葬在高君宇的墓旁，完成了二人“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的遗愿。

（人物轶事资料来源[2]）

5社会评价

石评梅是中国现代女性求独立、求平等、求解放、求自由的先驱，她短暂一生的悲剧性色彩，恰是那个时代妇女命运的应对，也是那个时代国家命运的映照。[11] 庐隐曾评价她说，石评梅注定了她是悲剧中的主角。她经历了从幻想到现实痛苦，从虚幻、失望、渴望到仇恨、反抗、破坏的连续悲剧起落的过程。她的散文就她自身的情感苦旅和这中间巨大的思考时空的真实记录。

庐隐

庐隐（1898年5月4日—1934年5月13日）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福建省闽侯县南屿乡人。笔名庐隐，有隐去庐山真面目的意思。五四时期著名的作家，与冰心、林徽因齐名并被称为“福州三大才女”。200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女作家在现代中国》（Writing Women in Modern China）之中，与萧红、苏雪林和石评梅等人并列为18个重要的现代中国女作家之一。

人物生平编辑

悲苦童年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5月4日，庐隐生于福建闽侯县。庐隐降生的当天，外祖母去世了，母亲因此认定她是一颗灾星，把她交给一个奶妈去喂养。三岁时因为得了极重的热病，被奶妈带到乡下抚养并很快痊愈。父亲当了湖南长沙知县时，她回到了父母的身边。福州三山陵园里的庐隐铜像[2]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六岁），父亲在长沙去世，母亲带着她来到北京外祖父家生活。到北京的第二年，她因母亲厌恶，不得入学，但却拜了没有进过学校的姨母为师，开始启蒙教育。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庐隐九岁，被送到一所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慕贞学院去读小学，信仰基督教。她在那里时脚长了疮，几乎使她成了残废；后来肺管破裂，又吐血不止。病好了，她同大伙去作礼拜，并在美国人朱太太的引导下皈依了宗教。

清王朝被推翻以后，庐隐在大哥的帮助下，第一次开始练习作短文，并在她的拼命用功下考上了高小，不久之后又考取了师范预科，走上了求学之路。[3]

曲折求学

1912年，庐隐考入女子师范学校，时年十三岁，开始了她的少女时代。到了三年级，她的兴趣一天天趋向文学，那些多情善感的小说，尤其适合她的脾胃，在学校还得了一个“小说迷”的绰号。

1916年，庐隐中学毕业，因当时没有女子大学，别的大学又不开女禁，所以暂时不能继续升学。在母亲和表哥们的活动下，她被北平公立女子中学聘为体操、家事园艺教员，但她对于家事园艺一窍不通，因此春假过去，便悄然辞职，结束了她最初的教学生活。[4]

庐隐

1917年，应在安庆省立安徽女师附小当校长、原北京慕贞学院同学舒畹荪女士的邀请，前往安庆任教。半年后，觉得在安庆的生活无趣，庐隐回到了北京，在母校校长的推荐下，她到了开封任开封女子师范教员，但那里环境腐败，流弊积年，守旧的教员视言论激烈的庐隐为名教反叛的危险人物，备受排挤的她熬到了暑假，返回北京。

1919年秋，庐隐考进了该校国文部，作旁听生，经过学期考试后，升为正班生，暂时结束了使她感到厌倦的教员生活。

在学校，她被选为学生会的干事，积极做些社会工作。为了福建的问题，她被女师大选为福建同乡会代表，到北大、师大开会，这是她第一次同男人合作，后来又被选为几次大会的副主席和一个刊物的编辑。庐隐和十几个志趣相投的人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社会改良派。[3]

坎坷爱情

少女时期，庐隐在舅父家里认识了一位表亲林鸿俊。林鸿俊向她提出结婚，而她的母亲和哥哥觉得他太没深造，家又穷，因此拒绝了他。处于叛逆期的庐隐被母亲和哥哥的作为激起了一腔愤懑，于是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承受。”母亲深知庐隐倔强的性格，只好答应，她签了字，接受母亲的条件：大学毕业后才能举行婚礼。大学期间，受“五四”时代新思潮的影响，庐隐废寝忘食地东奔西跑，接触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她发现同她订婚的表亲林鸿俊思想平庸，同她想的不一样，走的道路不一样，担心婚后的平凡生活将毁了她的一生，庐隐主动提出要求，解除了婚约。[5]

作品风格编辑 总体风格

在艺术风格上，庐隐是颇具个性的。庐隐的抒情风格，清浅直切，又不失隽丽潇洒，缠绵悱恻与慷慨悲歌间有，笔锋常带感情；庐隐的小说基调，深受中国古典言情小说和婉约派诗词影响，风格感伤，基调悲戚，可与同时期的郁达夫媲美；她的作品带有浓厚的自叙色彩，大多数采用日记或书信或讲故事的形式，这在“五四”小说家中可谓首屈一指；她的语言流利、自然、真切，纤细而不失酣畅；她小说的结构趋向散文，在缺少约束的行文中浸透着浓郁的感情，细腻蕴藉，沉哀入骨，前期作品结构松散，词藻华丽，后期有长足的进步。[10]

前期风格

庐隐受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影响，作品表现下层人民生活的苦难，提倡人道主义的“善”和“同情”。前期主要以“社会问题小说”为主，这一时期代表作品：《两个小学生》、《一个著作家》、《一封信》、《灵魂可以卖么？》等[10] [8]

庐隐遗影

《一个著作家》写金钱势力下知识青年的爱情悲剧。《两个小学生》写北京某公立小学的两个学生参加请愿，结果，请愿队伍遭到军警镇压。《一封信》写农村高利贷盘剥，农民卖女偿债，被虐待致死。而《灵魂可以卖吗?》通过15岁进厂的纱厂女工荷姑的自述，揭示了人成为机器的附庸这样的现象。“当早晨工厂动工钟响的时候，工人便都象机器开了锁，一直不止的工作，等到工厂停工钟响了，他们也象机器上了锁，不再转动了！他们的面色，是黧黑里隐着青黄，眼光都是木强的”。[11]

后期风格

五四运动后真正显出庐隐创作的个性：用哀伤的笔调叙写“五四”一代青年复杂的感情世界，《庐隐散文集》

尤其表现一代青年女性追求民主解放和爱情幸福最后却只能尝到苦果的实际情景。这一时期作品主要以“心理问题”小说为主，代表作为1921年后庐隐以自己和自己朋友的生活为蓝本，写出短篇《或人的悲哀》、《丽石的日记》以及中篇《海滨故人》等。

独特的女性形象系列-知识女性的人生困惑和人生悲剧。受过高等教育，经历过旧时代的磨难和新时代的洗礼，能诗善词，琴棋书画、善良美丽又多愁善感，具有浓郁的中国古典文化意味（尘梦、沁珠、鹭沙），走过了“五四”高潮时期对人生的美好憧憬，对爱情的渴望，几年后的人生很不如意。生活、家庭、爱情乏味。作者苦苦探索女性的人生道路--《何处是归程？》答案是没有归程--痛苦与虚无。身为女人，女性的天空是低矮的，女性的人生是悲剧性的。[11]

艺术特性

庐隐的抒情性叙述不事雕饰，激切直露，同时也嫌单调，少含蓄。叹句的大量运用增强了叙事的情感容量，相对削弱了小说语言的雕塑功能。她喜穿插日记、书信，重视哀切动人的环境气氛烘托，甚于对人物性格的刻镂，结构上往往失于散漫拖沓。她的作品离开了产生的历史环境，就失去了一部分光彩。庐隐比任何别人都更具有“五四”性质，她的小说是纯“五四”式的。[11]

5人物评价编辑

总评

庐隐是一位感伤的悲观主义者。除了早期若干篇作品外，作品都没有摆脱悲哀的色调。她追求人生的意义，但看不到人生的前途，觉得人生“比作梦还要不可捉摸”，她在悲哀的海里，几乎苦苦挣扎了一生。她，或她作品里的主人，常常被悲哀所困扰，不得解脱，把悲哀看作是伟大的圣者。[12]

名家点评

“虽然这几篇（指《海滨故人》集内前七个短篇--编者按）在思想上和技术上都还幼稚，但‘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在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是第一人。”（茅盾：《论庐隐》）[13]

“我平生最瞧不起锋芒外露或浮而不实的人，对于庐隐不仅不讨厌，竟反十分喜欢。这中间有两种原因：一则佩服她敏捷的天才。二则庐隐外表虽然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甚或骄傲得难以教人亲近，其实是一个胸无城府、光明磊落的人。”（苏雪林：《关于庐隐的回忆》）[4]

“在那群老同学中，她是比较最能接受新思想的；在别人对于新诗小说的创作还在迟疑犹豫的时候，她的作品已在报纸上发表了。她那微近男性的谈吐，她那时似傲慢的举措，她那对于爱的热烈追求，这些使她的老友对她常有微词的地方都可以显示她是有个性的，有使她不落于庸俗的个性。”（冯沅君：《忆庐隐》）

“人生是时时在追求挣扎中，虽明知是幻想虚影，然终于不能不前去追求；明知是深渊悬崖，然终于不能不勉强挣扎；你我是这样，许多众生也是这样，然而谁也不能逃此罗网以自救拔。”（石评梅：《给庐隐》）

“庐隐的天真，使你疑心‘时光’不一定会在每一个人心上走过；喝酒是她爱的，写文章是她爱的，打麻雀是她爱的，唯建是她爱的。”（邵洵美：《庐隐的故事》）

“庐隐就是这么一个很痛快的人，高兴起来，就哈哈大笑；烦闷的时候，就痛饮几杯；伤心的时候就大哭一场，看不顺眼的事情，就破口大骂，毫不顾到什么环境不环境。”（谢冰莹：《黄庐隐》）

“庐隐既是一个受时代虐待的女性，她又是一个叛逆时代的女性。”（陆晶清：《浅谈庐隐及其作品》）

而庐隐自己则说：“我想游戏人间，反被人间游戏了我！”“我就是喜欢玩火，我愿让火把我烧成灰烬。”[4]

《庐隐经典作品选》(5张)

1923年夏与有夫人的郭梦良南下在上海一品香旅社举行了婚礼。婚后庐隐发现她理想的婚姻生活和婚后的生活实际完全相反。在不佳的情绪和家庭琐事中沉浮了半年之后，庐隐又继续努力她的著作生涯，写出了《胜利以后》、《父亲》、《秦教授的失败》等短篇小说。[1]

庐隐与丈夫李唯建[6]

1925年7月，她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海滨故人》。

1925年，郭梦良因肠胃病一病而逝。庐隐孩子，送郭梦良的灵柩回乡安葬。她在郭家居住时无法忍受婆婆的恶毒，庐隐便带着孩子从福建漂泊到了上海。在福州，她写了《寄天涯一孤鸿》，《秋风秋雨》和《灵海潮汐》等短篇和散文。[7]

1928年，庐隐认识了比她小九岁的清华大学的学生——一位乐天派的青年诗人李唯建。1930年秋，两人结婚。他们东渡日本，寄居在东京郊外。《东京小品》便是她旅居日本所写的小品文，原拟二十题，但只写了十一篇，都在《妇女杂志》上发表过。

后回到回到杭州，寄居西子湖畔。那半年，她写了一部十万字的长篇《象牙戒指》短篇集《玫瑰的刺》。[4]

1931年夏天，离开杭州到上海，由刘大杰介绍，庐隐进工部局女子中学，又开始了口耕生活。她一面教书，一面写文章，在《申江日报·海潮》、《女声》、《时代画报》、《前途杂志》和《现代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作品，先后创作了中篇小说《地上的乐园》和《火焰》。[8]

不幸离世

1934年5月，庐隐因难产手术，开刀后流血不止，高烧不退，遂于13日11点20分逝世于上海大华医院十四号病室，年仅三十六岁。[4]

庐隐一生清贫，度日艰难，没有任何财产，只有几部比生命还宝贵的作品。为了慰藉庐隐的在天之灵，李唯建将她的全部作品放进棺内，让她毕生心血的结晶永世伴着她。[8]

第二篇：对现代畜牧业的思考

对发展现代畜牧业的思考

商南县位于陕西省东南三省八县结合部，属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性气候，总面积2300.74平方公里，辖16个乡镇165个行政村。处于古都西安、河南南阳、湖北十堰的中心区域。“312国道”、“西合铁路”、“沪陕高速”、丹江水道以及商郧路、郭山路、商卢路形成四纵三横的交通网络。境内气候温和，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北依蟒岭，南障郧西大梁，自然隔离条件好，无工业“三废”污染，是发展安全、高效、优质现代农业的理想区域。

从1998年开始，商南县委、县政府将畜牧业列为强县富民的优势主导产业，历届政府常抓不懈，出台了一系列以发展畜牧业的土地、信贷、奖励等扶持政策。2008年被确定为陕西省第二批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生猪产业项目示范县后，更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每年拿出200万元用于畜牧业发展。在国家一系列富民政策的引导下，去年全县生猪发展创历史最高记录，存栏18.3万头，出栏30.5万头，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60%和52%；年出栏200头以上规模养猪户383户，出栏育肥商品猪9.8万头，占全县出栏总量的32%。全县畜牧业产值3.8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38%，其中生猪产值达到3亿元，占畜牧业产值的78.9%；项目区人均纯收入2518元，较上年增长23%，畜牧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支柱作用，托起了农村经济的半边天，挑起了农民增收的大梁，推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我县传统的畜牧业正在发生质的飞跃，向现代畜牧业进军，尤其是生猪产业表现最为突出，产业化运行程度越来越高，现代畜牧业生产特征越来越明显。

一、加快现代农业生猪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推动我县畜牧业经济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就是要着力建设现代畜牧业经济，这既是加快商南经济发展的一项开创性事业，同时，对于人民生活质量提高来说，又是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当前，我县正处于由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跨越的关键时期，畜牧业生产进入一个新的发展调整阶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我们必须顺应畜牧业发展新形势，提高对我县畜牧业经济发展的认识，进一步对我县畜牧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行再思考，从而理清发展思路，找准建设现代畜牧经济强县的发展路径，着力破解影响制约我县建设现代畜牧业发展的难题，增强发展现代畜牧业的手段，实现畜牧业新的跨越，把我县现代畜牧业发展路子推向新的里程碑。

二、加快发展现代畜牧业的有利条件

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畜牧经济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对国内国际市场的变化越来越敏感，受资源环境的约束越来越强烈。加快发展现代畜牧业既有有利条件，也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深入去研究，认真去思考。

一是政策有力。1998年以来，县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发展畜牧业的优惠扶持政策，特别是2008年，商南县被列为陕西省财政支持现代农业生猪产业项目示范县，财政扶持力度空前加大，这为我县加快发展以生猪为主的现代畜牧业提供了持久有力的政策支撑。

二是市场有利。2007-2008年以生猪为主的畜禽产品价格高位运行，养殖户生产效益显著提高，农户养殖积极性高涨，标准化规模养殖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在政策引导和市场拉动的共同作用下，更多的社会资本将投入养殖业。

三是基础良好。我县地理条件好，位于西安、南阳和十堰之间，交通方便，1

畜牧业发达，是生猪主产区之一。畜牧业产值占农业产值的38%，其中生猪产业占畜牧经济的78.9%，生猪出栏和猪肉外销态势良好。畜牧业是农业的优势产业，生猪产业是我县畜牧业中比较优势明显的特色产业，具有悠久的生产发展历史和广大的市场影响力。

四是典型示范明显。去年，我县在城关、富水、青山、过风楼、清油河开展了现代农业生猪产业项目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从发展模式、运行机制等方面探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必将有力带动全县现代畜牧业的发展。

五是城乡间资本双向流动。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等各种原因带来不养畜农户逐年增多、散养户减少，既是畜牧业区域化、规模化发展的机遇，又将进一步带动消费总量和商品量的增长。部分农民通过打工挣取的第一桶金，用于返乡发展规模养殖，促进了社会资本向城乡间的双向流动。

三、加快发展现代畜牧业面临的新挑战

一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畜牧业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从事畜牧业生产的中老年比重上升，畜牧业劳动力素质呈现结构性下降。一些农户退出畜牧业生产领域，由生产者转变为消费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畜牧业收益不能更大幅度提高，将无法留住农村劳动力从事畜牧业生产，难以稳定和提高畜牧业生产能力，为畜产品有效供给带来不利影响。

二是消费升级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对畜产品有效供给带来新的挑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消费者对畜产品供给的数量质量要求会不断提高。2007年的猪肉市场**，说明畜牧业具有鲜明的食物安全基础性、产业发展周期性、应对风险脆弱性，畜产品供给对价格的反应更加敏感，加上国际市场的连锁影响，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为畜牧业又好又快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三是提高畜牧业组织化程度要求越来越紧迫。在坚持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的农村基本制度前提下，应对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引导千家万户分散农户进入现代畜牧业，需要我们不断提高畜牧业组织化程度，促进畜牧业生产的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经营一体化、服务社会化，不断提高养殖农户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能力。

四是推进畜牧科技进步任务紧迫而艰巨。建设现代畜牧业经济，关键在加快畜牧科技进步和畜牧生产者素质的提高。当前我县牛、羊等主要畜禽良种化水平还相对较低，科技投入、研发、培训、推广、应用的机制和体系与现代畜牧业的发展不相适应，畜牧科技进步的贡献率有待进一步提高。

四、对加快现代畜牧业发展的思考与分析

（一）必须准确把握我县畜牧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经过改革开放近30年的持续发展，我县畜牧业已发展成为农业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但从总体上看，我县畜牧业正处于爬坡上坎的关键期，传统而分散的小农户生产还大大存在，其最大的问题是发展的速度、结构、质量和效益不同步，最大的风险是动物疫病和市场波动。具体呈现出六个方面的阶段性特征：

一是生产总量增长较快，但基础设施薄弱，规模经营小，良种化水平低，比较效益差。

二是大企业、大集团、大集群培育发展不足，精深加工滞后，知名品牌不多，产业化经营水平较低。

三是消费者对畜产品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但标准化生产水平不高，影响畜产品质量安全的隐患依然存在。

四是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高致病性蓝耳病等重大动物疫病呈现频发、高发态势，病原污染面较大，外来疫病威胁日益严重，养殖风险加大。

五是加快畜牧业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由于物理性治污设施投入成本大、运行费用高，难以在处于边际效益的养殖农户（场）推行。加快发展规模化养殖，必须做好畜禽粪污的减量化排放、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六是就生产抓生产的传统观念影响深远，现代发展理念需不断强化。目前，还缺乏以畜产品加工业发展现代畜牧经济，以做大做强畜牧业助推工业、通过产加销一体化实现畜牧业价值“核聚变”效应的现代理念，导致工业与畜牧业两张皮，互相割离。

（二）坚持走适合本县的现代畜牧业发展新路子

立足我县农村人多地少、居住分散、山地丘陵为主、农民增收问题突出的基本情况，结合我县畜牧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必须坚持走科技驱动型、内涵提升型、市场开拓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现代畜牧经济发展之路。

一要正确处理发展规模化养殖和我县散养为主的关系。要在发挥散养对满足农民自身消费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加快发展适度规模饲养面，确保市场有效供给，提高农户健康养殖水平和组织化程度。

二要正确处理发展规模化养殖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畜牧业作为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既需要利用自然、开发资源来实现产量增长，也必须通过保护环境来保障可持续发展。畜禽粪便不同于工业污染，如利用不好就会造成环境污染，如利用得好就是宝贵的有机肥资源，畜牧业是完全可以实现循环利用的绿色产业。发展规模化养殖必须解决好环境保护问题。种养结合是我国传统的农业循环生产方式，有利于养殖业充分利用农作物，降低养殖成本，也有利于种植业减少化肥投入，保护和提高土壤肥力，实现农牧结合、动植物互惠，建立农业生态平衡体系。

三要正确处理发展规模化养殖与加工和现代物流的关系。现代畜牧业的目标是产业化。实践证明，没有具有强大带动能力的龙头企业就没有发达的畜牧业。在生产总量增长到一定阶段，提高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在于创新生产组织方式，加快产业化经营步伐。规模养殖的发展势必扩大对工业饲料的需求，并促进加工业从过去被动发展的“工业依附型”向主动发展的“市场主导型”转变，从而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形成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格局，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为此，我县加快发展现代畜牧业努力方向在于加大对传统畜牧业的改造力度，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在生产方式上，应大力发展以农户标准化养殖为基础、适度规模为主导、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养殖方式；在发展方向上，应面向国内外两个市场，坚持走外向型畜牧经济之路；在产业结构上，应走龙头企业做强做大、基地发展规范有序、产业经营形式创新的发展路子。

四要适时把握生产发展和市场导向的关系。当前，畜牧业经济发展处于经济发展周期的退潮时段，下一个高潮期很快就会启动，畜牧业发展的市场前景看好。一是前期生猪价格高、利润好引发的农户养殖积极性依然没有减退，适度规模养殖、区域养殖发展趋势较好。从生产发展势头看，规模化生猪养殖场较往年增加数量多，特别是万头养猪场的建立。在家禽发展上，规模养殖大户增多，产业化运行机制建立步伐在加快，能繁母猪保险面在逐步扩大，养殖风险在降低。为此，在现代畜牧业发展的过程中，要抓住机遇，瞄准市场，加快畜牧生产发展，提高生产规模和生产档次，积极抢占市场。

五要抓住畜牧业发展和政策平台与机遇的关系。一是各级党政重视，为加快现代畜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近年来，中央、省、县都出台了一系列的补助政策，特别是财政支持现代农业生猪产业项目，大大增加了对畜牧业发展的投入。二是消费需求的增长，为加快现代畜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三是农民增收的欲望，为加快现代畜牧业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动力元素。畜牧业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也是近年来农民持续增收的一大亮点。畜牧业规模养殖效益突出，吸引了大量的民间资金投入规模养殖，为畜牧业的发展不断增添新的活力。

（三）加快现代畜牧发展要牵住畜牧倍增工程这个重要抓手

现代畜牧业的加快发展，应着力制定阶段性的发展规划，制定阶段性发展目标。畜牧倍增工程就是县委、县政府提出的在现阶段发展现代畜牧业经济的目标，实施畜牧倍增工程也是现代畜牧业加快发展的第一抓手，如何走好这关键的一步，重点在抓好全面措施的落实。

（一）抓好发展是实施畜牧倍增工程的基础。现代畜牧业与传统畜牧业相比，在内涵、功能和定位上均有新的变化。一是内涵的变化，由传统的养殖生产环节变为按国内外大市场要求配置生产要素的畜牧业，是商品经济的畜牧业，包括产前、产中、产后的一体化过程；二是功能的变化，由过去的满足温饱变为适应生活质量的提高，符合营养、生态和安全的要求；三是定为的变化，由家庭副业变为支撑农业经济，保障农民增收、推动农村经济建设的重要产业。为在发展上，着力实现四大转变。即一是转变发展理念，以科学发展观统揽现代畜牧业生猪产业项目建设。二是转变发展方向，坚持走外向型畜牧经济之路。三是转变生产方式，建立以适度规模为主导，以农户标准化养殖为基础的养殖模式。四是转变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畜产品加工业，畜牧业产业化的实现实质是畜牧业工业化，是实现现代畜牧业的必由之路。

（二）抓好疫病防控是实施畜牧倍增工程的保障。近年来，我们从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中得到了两点启示。一是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始终是畜牧业健康发展的基础。实践证明，现代畜牧业的健康发展重点在于动物疫病的控制，疫情风险是畜牧业经济运行最大的风险。一旦发生疫情，就会严重威胁人的健康，严重影响消费者信心，给一个地区的生产和市场带来严重而持久的打击。为此，必须牢固树立起抓动物疫病防疫工作就是抓畜牧业发展、抓农民增收、抓农村经济建设的意识，把动物防疫工作作为一项长期的任务常抓不懈。二是免疫工作始终是动物防疫工作的关键环节，免疫工作的质量决定着动物防疫工作的成效。免疫不到位、免疫基础不牢，疫情就随时有可能发生和蔓延。所以，我们必须深刻认识防疫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全县的动物防疫工作上重点突出6个方面：第一强化组织工作，明确责任，提早做好工作安排；第二强化免疫工作，提高免疫质量，必须按照“政府保密度，部门保质量”的要求做好工作；第三强化疫情监测，规范诊断程序；第四按规定程序做好疫情信息报告工作，严格信息报送渠道。第五强化检疫、监督工作，严格执行病死畜禽“四不一处理”措施，确保肉食品质量安全；第六强化应急反应，提高疫病处置能力。一旦发现疫情，立即启动预案，快速、果断处置，防止扩散和蔓延。

（三）抓好新品种改良是实施畜牧倍增工程的重点。重点抓好全县的畜禽良种工程建设，借鉴外地先进经验，加大投入，加快畜禽品种改良步伐，努力提高畜产品质量。关键抓好种畜禽场的发展，引进畜禽新品种，加大畜禽新品种的繁育力度。一要以国家、省、县良种工程项目为载体，抓好良繁体系建设，引导民

间资本大力发展种畜禽生产企业，加大畜禽良种繁育推广步伐，不断扩大优良品种覆盖面。二要进一步增强新品种（系）的培育能力，不断提升种畜禽质量和供种能力。三要以出口猪基地、优质肉牛基地、优质肉羊基地及优质小家禽兔基地的建设为结合点，加大良种良法推广力度，提高畜禽品质及畜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

（四）抓好龙头企业发展是实施畜牧倍增工程的关键。以国际、国内市场需求为目的，发展我县畜产品精深加工。要以政府引导，业主投入，招商引资等形式，积极引进、招商和培植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并通过大型加工龙头企业，建立畜禽饲养基地，建立并完善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产加销一体化、牧工商一条龙的产业化运行新机制；大力开发优质、绿色“拳头”畜产品，增强竞争力，积极抢占市场，以扩大畜产品的外销，增加出口创汇，为实现畜牧业经济新增长奠定基础。

（五）抓好机制创新和畜牧产业化运行是实施畜牧倍增工程的必然。发展畜禽规模养殖和畜禽养殖小区，实现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走“工业化”生产路子，是现代畜牧业发展的必然。创新我县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是加快现代畜牧业产业化建设步伐的重要手段。一是积极推广现有畜牧业产业化模式，同时积极探索新型生产经营模式，延伸畜牧产业化链条，实现以市场为主体的多方合作方式。二是要着力培育壮大生产型龙头企业。大力发展起点高、规模大、效益好、带动力强、核心竞争力强的龙头企业，引导树立现代经营意识，指导和帮助龙头企业引进新品种、新技术、开拓市场，提升带动能力，强化产业化经营组织为农服务功能。三是培育辐射面大、带动力强的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鼓励和支持加工龙头企业开发精深加工产品，指导围绕龙头扩展畜禽生产基地，引导基地向优质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积极建设畜产品出口专用生产基地，力争全县肉类加工外调、出口有新的突破。四是重视畜牧专业协会、畜禽专业市场的发展，加强对畜牧专合组织的指导、扶持和服务，帮助规范运行机制，健全组织形式，丰富合作内容。抓好专合组织示范工作，充分发挥其桥梁和枢纽作用，增强其辐射带动的效应。五是加强市场流通体系建设。在现有畜禽及其产品批发市场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完善以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为中心，以集贸市场、连锁超市、便利店为基础，合理布局、辐射带动力强的畜牧业市场体系，以扩展畜产品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

（六）加强队伍建设及提高服务水平是实施畜牧倍增工程永恒的主题。各级要高度重视基层畜牧服务体系建设，特别是乡镇畜牧兽医队伍的建设。要以服务三农，奉献社会的精神，进一步抓好队伍建设和工作作风的转变，增强服务手段，提高服务水平，把畜牧系统干部职工队伍建设成充满朝气，勇打硬仗，作风一流的队伍。一抓思想作风建设。要以关注“三农”为核心，加强作风整顿，提高服务意识，扎扎实实地为农民办好事、办实事。二抓工作作风建设。要严格工作纪律，切实落实各项管理规章制度，进一步做好政务公开工作，加大对基层服务对象的服务工作，树立优质服务理念。三是巩固兽医体制改革成果，加强基层队伍能力建设。完善乡镇畜牧兽医人员管理办法、村防疫员管理办法和动物诊疗人员管理办法，以加强人员管理。加强业务技能和法律法规知识培训，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提高依法行政和服务管理水平，以适应现代畜牧业发展的需要。

总之，畜牧业加快发展一定要抢抓机遇，迎接挑战，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畜牧发展的客观规律，实现我县畜牧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建设现代畜牧业经济强县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三篇：对女性地位的思考

对女性地位的思考

19—20世纪：女性文学的绚丽日出

伊丽莎白·詹威在《美国当代文学·妇女文学》中指出：由于女性文学来自被抹煞的人类“另一半”的生活经历，需要“用一种不同度数的镜片才能清楚地看到它们”。〔1〕也就是说，这个“镜片”的“度数”要和女性文学的实际相符相配，就必须从女性文学的诞生说起。无论是东方或西方的语言中，人类（humanbeing）、人（human）、历史（history）等词语都不包括女人，她们在人和历史的范畴中是不在场的缺席者。文艺复兴、启蒙理性的人文主义思想是抽象的人，如果具体化一些则仅指男人。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只是男权宣言，发现了这一点的阿伦普·德·朱戈在法国大革命两年后的1791年发表了《女性与女性市民的人权宣言》，她后来因此而被送上了断头台。拿破仑法典则明文规定：“未成年者、已婚妇女、犯人及精神病患者没有行使法律的权利。”美国妇女在解放黑奴的运动中才意识到自己和黑人一样处于无权地位，所以积极投入奴隶解放运动，并引爆了19世纪20—40年代的女权运动，于1848年发表了类似法国女权宣言的《女性独立宣言》。在这个宣言中，她们把“人”这个词改写为“＠①”。〔2〕由此可见，女性的觉醒始于认识到“人”这个抽象概念掩盖下人和人事实上的不平等，始于女人追求和探寻自己作为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到20世纪60年代即美国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被誉为美国现代女权运动之母的贝蒂·傅瑞丹在她的《女性迷思》和《第二阶段》里对此有详细记述和反思。“女性迷思”（Feminine Mystique）是她在1963 年对当时一种关于女性的错误思潮的命名，指仅以“性”和生物上的母职来定义女性。〔3 〕她把美国两次女权运动中女人走出家门争取与男人同等的工作权利的斗争称为“激昂之旅”，目的是“寻求新的认同”，是“强烈拒斥对女人所作的定义和认定。她们努力想证实：„女人也是人‟”。这些都说明西方女权运动的思想动力也是从人的发现觉醒到女性的发现觉醒，说明女性的发现和觉醒是人文价值理想的深化和具体化，这也就是我在这里命名的女性人文主义思想。

世界范围的女性文学只能出现在现代工业革命和民主主义革命及宗教改革之后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的转型期间，出现在现代人文思想深入人心的现代性进程之中。这在各国的具体时间不尽相同，但大体上是在19—20世纪才汇集成世界性的文**流，尤其是在本世纪后半期西方妇女争取人的权利的女权运动推动下，女性文学遍及全世界发达与不发达地区。法国17、18世纪虽然被称为“女性的时代”，但20世纪前女作家少得可怜。即使在文艺复兴的摇篮意大利、希腊，大批女作家的出现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事情。〔4〕就此而言，19—20 世纪也可以说是女性文学的世纪，是女性文学在世界范围的绚丽日出。在中国，女性文学的诞生与世界各国同中有异。我在《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的前言中，具体分析了本世纪初西学东渐、兴办女学、大学开女禁、招收女留学生等教育制度的重大改革，以及“五四”思想启蒙的精神成果（人的发现、觉醒女性的发现、觉醒与女性文学诞生的内在联系），分析了“五四”前后出现的我国第一批既受过传统文化的良好教育又接受了现代高等教育的现代知识女性。没有这样的现代知识女性便没有我国的女性文学。我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女性文学“与人性、个性同命运”，“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进步同命运”。现在可以补充的是，女性与女性文学，和人性的完善、个性的解放、和民主、自由、平等、文明、进步、和平、发展这些人类共同珍惜的价值观念同命运，和女性人文主义价值的全面实现同命运。

不同的是，西方各国从人的发现到女性的发现一般相距200—300年，而我国则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由一些思想先驱在人的解放这个命题中同时提出来的：

在占人类半数的女性，人格尚不被正确的认识，尚不能获得充分的自由，不能参与文化的事业以前，人类无论怎样的进化，总是偏枯的人类。〔5〕（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我国人的解放与女性的解放在同一个时间平面上同时提出，固然缩短了西方妇女那样漫长的酝酿等待期，但也使女性觉醒后的路格外曲折漫长，使她们常常要承受梦醒后无路可走的悲哀。早期女作家庐隐、石评梅、冯沅君的作品里那种浓得化不开的迷惘、徘徊、悲凉之气，便源于这种女性解放的理想与封建古国沉闷落后的现实之间的矛盾。鲁迅作为反封建思想斗士也是妇女解放的坚定的倡导者，但他很快就清醒地觉察到了女性解放前程的暧昧不明，提出了“娜拉走后怎么样”的问题并且不得不让勇敢的子君孤独悲凉地死去。

我国女性文学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正是因为女性对自己作为人的价值理想的群体性觉醒，出现在第一批现代女作家群——“五四”女作家——的作品中，尽管这种觉醒难免带有初醒者的朦胧迷惘和不成熟。有论者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看作是欧洲中心论，因而“五四”女性对易卜生《玩偶之家》女主人公娜拉的价值认同也在此列。这是无视本国本民族社会现实的历史发展外因论。诚如严家炎先生所指出的，“把科学理性、工业化、现代化当作欧洲国家垄断的专利，才是真正的欧洲中心论。”〔6〕女性文学19—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充分说明了“认为人和人的价值具有首要的意义”〔7 〕这一现代人文思潮对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吸引力。这是超越民族、地区和时间的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对于深受阶级的与性别的双重压抑之苦的中国女人更具有吸引力、亲和力和认同感。娜拉的“首先我是一个人，和你一样的一个人”虽然是从一位欧洲白人妇女的嘴里说出来的，也表达了中国女性求解放的心声，因为在尚未取得人的独立自由这一根本点上，全世界妇女的处境和向往追求是相同的。

以上对我国女性文学诞生的叙述和分析，可以确定女性文学这一概念内涵的历史性和现代性。也就是说，它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现代人文价值内涵的女性的新文学。伊丽莎白·詹威所说的阅读分析女性文学所需要的“不同度数的镜片”，具体地说就是现代的具体的作为人的女人和作为女人的人。前者所界定的是“女人是人”，后者所界定的是“女人是有她与生俱来的自然性别的人”。这也就把忽视自然性别的“男女都一样”和强调性别差异的“男女不一样”在女性人文主义这一价值目标下统一起来，就是“五四”思想者所提出的“为人和为女的双重自觉”。

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化大力气建立起来的社会性别（gender）与自然性别（sex）这两个概念，是根据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的基本理论“女人不是天生的，她是被变为女人的”发展而来，对于解构父权制的性别统治性别歧视使女人认识到自己“他者”的和“次性”的位置具有一种革命的洞察力，但女人在意识到这一切的同时也就要求改变要求超越，朝着做一个完整的健全的女人这一目标改变自己超越自己，这种坚忍不拔愈挫愈奋的探寻是我国20世纪女性文学的思想动力。“社会性别”和“自然性别”这两个概念以及我国女性文学研究所常用的“女性意识”、“性别意识”、“性别立场”都不足以完整地把握女性文学这一性质。因此，“作为人”与“作为女人”这两个介词结构短语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如此，才能把女人的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把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在现代人文理想的目标下统一起来。

女性文学：女性·妇女·女性主义

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总是习惯于从字面上把女性文学理解为一种按性别分类的性别文学，就像青年文学按年龄分类，西部文学按地域分类，女性文学不过是特别标出作家性别的一种性别方言罢了。果真如此，女性文学就不仅失去了它起码的理论意义，而且可能起到强化女人“第二性”位置的作用，使生而为女人者感觉到某种看不见也说不出的以宽容面目出

现的性别歧视。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女作家拒绝认同女性文学这一命名的心理原因。而且越是自信心和独立意识强，对两性不平等有深刻体验的女作家越是拒绝把自己归入女性文学名下。女性文学既是性别文学又不是性别文学这一悖论，可以用现代语言学符号学理论来说明。概念符号与所指称的对象不是同一的相等的，语言相对于它所指称的对象既是照亮又是遮蔽，它的意思是某种暂时的、有待于发现的东西。没有任何一个符号可以完善的穷尽它所指称的对象的全部涵义。因此，概念的意思（尤其是人文学科的概念）常常是包含着悖论的有待于发现、填充和更新的。〔8 〕前述美国《女性独立宣言》把“人”这个词改为“＠①”，中国女学生把讲义上的“他”改为“＠②”，美国女性在history之外又创造了一个herstory，便是女性在人的范畴里要求男女平等而在符号学上的体现。

索绪尔认为语言中的意思只是一个差异问题，每一个符号的意思只是因为它不是其他符号的意思。如果我们要相对稳定地和准确地界定一个符号的意思，便应该把与它相近的或似是而非的意思排除出去，也就是要从该符号不是什么入手。

女性文学不是什么呢？

前述关于性别文学的悖论，意思是女性文学虽然以“女性”这样的性别概念为标志但并非凡是女作家写的就是女性文学。作家的自然性别固然是不言而喻的，但前述女性文学的现代性这一特质在时间上排除了“五四”以前的妇女古典诗词，包括以秋瑾为代表的辛亥革命前后表现了鲜明的妇女解放要求的作品，应历史地看作是我国女性文学的萌芽或前驱。女性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应如何概括？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及我国80年代中期开始讨论这一概念时，一般认为应该是体现了女性意识的作品，伊丽莎白·詹威认为要看她对自己所写的生活内容的体验、理解是否是女性的。鉴于女性意识、性别意识这些概念含义的模糊性，我认为应在前面冠以“现代”二字加以限制。这就把那些虽为现当代女作家所写却体现了传统的男性中心意识的作品排除在外。〔9〕

女性文学也不是一个题材概念。人类生活是由男女两性共同参加和共同维系的，尽管历史对男／女、社会／家庭的角色位置进行了等级制的刻板定位，但任何生活领域都难以截然划分为纯然男性或纯然女性的题材，任何女人的问题都和男人有关，反过来说也一样。题材决定论的实质是题材等级论，即等级制的公众／个人、集体／私人等二元对立模式。前者似乎是男性领地而后者则似乎注定属于女性。庐隐、萧红等均因此而受到过非议。近年来这种以题材等级论鄙薄女性文学的现象明显升温，出现了种种以“小”和“私”为中心词的命名（“小女人散文”、“私小说”、“女性小品”等）。事实上题材本身无所谓价值上的大小高低，重要的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样写和写得怎么样？女性写作和男性写作在这方面的区别不在题材而在女性，一般来说习惯于以内视角和个人记忆、个人生存体验来处理各种生活范围的题材。

现在我们可以讨论中国女性文学，在现代性进程中事实上出现了哪些形态类别了。女性文学和我国20世纪历史息息相关，不可能摆脱种种历史合力的牵制而只能在历史给定的不尽相同的条件下做出不尽相同的选择，从而呈现出现代性进程的丰富性。诚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言，“语言并非是一个规定明确、界限清楚，包含着表现者和被表现者对称单位的结构。它现在看来更像是一个无限展开的蛛网，网上的成分不断交换和循环，没有一个成分受到绝对的限定，每一种东西都受到其他各种东西的牵制和影响。”〔10〕在这个“无限展开的蛛网”上有的成分发展了，有的成分消失了又复现了，也有新的成分出现、发展或消失，也有的成分发生了变异成为不是它原来的东西。“女性”、“妇女”、“女性主义”便是女性文学发展进程这张蛛网上三个重要的“网结”。在我国女性文学之现代性进程中，恰恰可以梳理出女性文学、妇女文学、女性主义文学这三种形态。

“女性”（female）是女性文学及女性文学批评的核心概念，它和“妇女”这个概念是同义的可以互换的吗？事实上这两个概念在我们这里基本上是作为同义词来使用的。女性与妇女这两个概念的混淆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反映了女性文学批评对女性文学现代性的漠视与无视。据美国后结构主义学者白露考证，我国直至清末还没有“女性”这一概念。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话语不存在一个超越社会人伦关系的女性概念，凡指称女人的词语都是指在具体的家庭人伦关系中的女人，如次于儿子的女儿、次于丈夫的妻子、次于父的母等，各人只有根据自己在亲属关系中规定的角色规范立身行事，才能取得被社会认可的角色规范立身行事，才能取得被社会认可的角色位置。“女性”这个词与“他、她、tā＠③”这些人称代词出现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现代白话文学的主题之一，是一个超越了亲属人伦范畴超越于传统父权制意识形态对女人社会角色定位的一个革命性反叛性符号，〔11〕也是一个有待发展和完成的概念。从20、30年代的一些论文和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这一有别于恪守三纲五常的传统女人依附性身份的概念，有的文本为了与旧式的传统女人相区别，常常在“女性”前面加上一个“新”字，“新女性”便成为“现代女性”的同义词。白露也指出了“女性”一词的负面含义如被动、柔弱、智力与生理上的低能等，这恰恰是女性概念的暧昧性不稳定性而在运用过程中被男性偏见所填加进去的意思。

白露还考察了“妇女”（Woman）这个概念内涵的变化。在传统话语中，泛指女人时有女子、妇人、妇，也有妇女这个词，都是指的传统女人。白露所分析的妇女这个概念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被填加进去的意思。她指出早期共产党人将欧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中的Woman译作妇女，强调社会生产与妇女的关系，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的翻译奠定了“妇女”一词的政治意义，30年代农村根据地，苏维埃政权以至毛泽东时代国家、妇联等政治机构继续沿用的“妇女”一词也主要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12〕“妇女能顶半边天”便是从生产劳动和政治功能的意义上使用的。

可见“女性”“妇女”这两个词尽管都指称了“女人”这一性别，但二者的内涵并不一样也不在一个话语体系之中，前者以区别于旧式女人的主体性为本质内涵，而后者则是一个被国家权力话语政治化了的意识形态话语。在日本，妇女的概念一般是指没有解放的老式女人；而女性一般是指现代社会中已经获得了某种程度解放的新式女人。〔13〕就一般意义而言，我们今天在使用这两个词的时候也应有这样的大体上的区别。

“女性”、“妇女”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恰恰与“五四”到十年“文革”女性文学的历史嬗变形成同构的关系，也就是说，上述两个概念的不同内涵恰恰对应了相应的两种不同的女性文学类型的基本内涵。我国女性文学与女性这个词同时出现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20年代后期与妇女概念内涵的政治化功能化的同时，出现了女性文学的分化，逐渐形成了恰与妇女概念的新内涵相对应的妇女文学，并在40年代出现了女性文学与妇女文学在不同的话语空间的并存现象。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区工农兵文学被规定为新中国文艺的共同方向，女性文学与“五四”人的文学同时被阻遏，妇女文学以顺应时代潮流和主导意识形态的方式与工农兵文学一起得到了长足发展，直到在“文革”十年中被推向极端而走向反面。80年代初，随着“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复苏，女性与女性文学再次出现，成为当代文学中一支既有别于男性文学又有别于妇女文学的现代性的女性文学。而妇女文学则走向了衰微。在女性文学的发展中，大约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出现了女性主义文学这一新类型，而更多的女性文学也在继续发展。就这三种女性文学类型的关系而言，妇女文学与女性主义文学都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话语环境下由女性文学衍生出来的两个分支。应该承认即使是妇女文学，在其发生之初，也还是基于女人争取自己作为人的权利和价值的实现的现代性进程的产物，但二者的思想资源不同。妇女文学的思想资源来自社会主义的妇女观，主张妇女应投身于社会革命、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洪流之中，在社会／阶级／集团的解放中解放自己，故更多着眼于社会底层妇女，主张知识女性要向工农兵学习，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故其主人公多为各种社会／阶级／集团斗争中的女英雄。至于这种“社会解放我解放”的模式，究竟能否解放妇女和在何种程度上解放妇女，那是另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妇女学理论问题，本文暂不展开论述。女性主义文学的思想资源显然是80年代中期才陆续译介过来的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但就这些作品的思想内容来看，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更多地吸取了弗尼吉亚·伍尔芙的《一间自己的房间》、西蒙·德·波伏娃的《第二性》和贝蒂·傅瑞丹的《女性迷思》、《第二阶段》这些女性主义理论中的女性人文主义思想，而对西方激进的和学院派的“性政治”“累斯嫔主义”以及建立在男／女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上的性别对抗路线则采取了谨慎的既有所认同也有所保留的态度，王安忆、铁凝的一些小说则对这些理论进行了严肃的艺术探索，从而使自己与西方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拉开了距离。〔14〕短短十年左右的时间，我国女性主义文学从自在到自觉，对中国妇女尤其是中国知识女性、职业女性的精神成长和主体性建构进行了默默的和艰苦的探索，如80年代的张洁、张辛欣、残雪、陆忆敏、萨玛（崔卫平）、王小妮、伊蕾、翟永明、张烨、张真、叶梦、斯好，90年代铁凝、蒋子丹、方方、徐坤、徐小斌、陈染、林白。这里有一些作家在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文学这两个类别中同时进行了探索，正如丁玲是现代文学中在女性文学与妇女文学这两种文学中都留下了重要的作品一样。不同的是前者基本上出于她们的自觉选择而后者则是无奈的在时代纷纭复杂的历史潮流里跌着跟斗，而一些众所周知的女性文学文本还受到过多次批判。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比丁玲年轻得多的蒋子丹、徐坤们不再是别无选择而是在一定限度内赢得了自主选择的权利。

有论者批评20世纪女性文学研究对女性文学和妇女文学这两种文本存在着严重的偏斜和理论上的误植，并认为这样的批评拉大了这两种文本的距离。〔15〕此言恐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偏离了这两种文本的实际。由女性文学而出现了与主导意识形态同构的妇女文学，这本身就说明了二者的差异，加之政治作为一种强大的权力话语的控制和干预，使原本具有合理性的妇女文学走向了政治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女性这一概念的现代性内涵，导致了女性、妇女在生活中和文学中的双重失落，在被男性化的同时也失落了自己作为精神上独立自主的人的价值。新时期女性文学的新生，其内在的思想底蕴不能不是对政治化的妇女文学的反思。这不是哪一个女作家个人的问题，这两种文本的差异自然也不是依照哪一位批判者主观意志所能够消泯的。论者将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水》、《田家冲》，50年代菡子、茹志鹃、刘真等对战争题材的书写归之为“政治文本”，意思是“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直接讲述”。萧红的《呼兰河传》，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不幸也被划入“政治文本”。至于是什么样的政治则语焉不详，更不提即使是这些对当时主导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直接讲述”的作品（且不论这样的概括对于这些作品而言是不准确的），也有不少为当时的政治所不容，刘真的《英雄的乐章》、《春大姐》，茹志鹃的《百合花》、《静静的产院》，宗璞的《红豆》等都受到过左倾政治的批判，至于杨沫的《青春之歌》在政治压力下由初版本到再版本的重大变化，更是政治对妇女文学的强力扭曲和规范。在这里，女作家和女性文学批评者的价值立场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是从妇女作为人的价值立场出发还是从泛泛而论的暧昧不明的政治立场出发？论者将庐隐、冰心、凌叔华、苏青、张爱玲及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等归之为“性别文本”即“渲染性别意识、批判父权话语的文学书写”。这“性别文本”是指女人的“自然性别”（sex）还是“社会性别”（gender）？而“性别意识”包不包括女人作为人的意识？而“渲染性别意识、批判父权意识”这样的界定，即使仅指上述的女性主义文学，也基本上不符合这些作品的思想和价值取向。徐坤的《女娲》、《出走》、《厨房》，蒋子丹的《桑烟为谁升起》、《绝响》、《等

待黄昏》、《贞操游戏》、《从此以后》，铁凝的《玫瑰门》、《对面》、《麦秸垛》、《棉花垛》、《孕妇和牛》，陈染的《破开》、《无处告别》、《私人生活》，林白的《瓶中之水》、《一个人的战争》及近作《说吧，房间》、方方的《暗示》，萨玛的《父亲》、王小妮的《应该做一个制作者》、张烨的《鬼男》等女性主义文学名篇都是从人性和人的价值的高度探寻女人的生存处境和精神解放的道路的。她们鲜明的作为人的性别意识无论是体现在对父权制男性中心意识的批判还是体现在对女人自身身体的认识对母性和爱的新的认同以及人性的审视，都立足于人性的提升完善和女性的成长与解放这一女性人文理想的价值立场，这也正是女性文学能够超越时代，超越性别，超越时效性和功利性而具有长久的历史和美学价值的原因。

女性：人——女人——个人

女性概念的质的规定性是女人作为人的主体性，而女性文学概念的质的规定性是女人作为创作主体言说主体在文学中对自己作为人的主体位置的探寻。这是20世纪文学史上一件划时代的事情。女性这一概念的现代性集中体现在女人基于人的觉醒而改变、超越封建的传统文化对自己的这种强制性命名和塑造，表现在由他者、次性的身份到作为人的主体性要求。表现在女人由依附性到独立性这一精神的艰难蜕变。

女性和女性文学的主体性问题，是女性文学批评中一个复杂的和棘手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不应回避的问题。女性主体性的思想资源是女性人文主义，“女人也是人”便是她的思想起点。女性主体性探寻和建构的全部困难全部复杂性和难以言说都凝聚在这个类似同义反复的判断句里面了。没有谁能说清楚作为人的女人究竟是什么？觉醒的意识到了自己人之为人的女性可以说出我不是什么（不是男人的奴隶、附庸、玩偶……）却难以从正面说出自己究竟是什么。

这或许就是解构主义的女性主义何以把女性文学批评的实践限制在“完全否定的”“解构一切事物，拒绝建构任何事物”的范畴之内，就是克里斯多娃说女性主义“同已经存在的事物不相妥协，我们可以说„这个不是‟和„那个也不是‟”〔16〕的初衷。这种主张发挥了女性这一概念内涵的革命性、反叛性，当它面对父权统治和男性中心的非人道性和偏执性时，其思想的锋芒是锐利的。然而遗憾的是它把这种革命性、反叛性推向了极端，推向了对女性的主体性要求和在女性文学中所已经体现出来的积极的探寻和建构的消解。它过分夸大了父权制以来男／女两项压迫／被压迫的对立地位，夸大了话语中的男性偏见色彩、把女性改变自己的命运争取人的权利和价值的天然合理的斗争引向了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成为没有自己坚实的理论立足点的实践。在思维方式上，也违背了后现代主义对“虚假的普遍主义”的反思，把女人和男人都看作是无差异的统一的“类”，以一概而论的思维方式看待无比丰富复杂的千差万别的作为个人的女人和男人。“由于它否认存在着一个认识论上有意义和具体的主体，它使女性主义不可能具有自己的批评。”〔17〕

好在女性文学尤其是我国的女性文学并不是按照这种理论写出来的。从“五四”女作家对人生的意义和“何处是归程”的探寻开始直到80、90年代的女性诗歌、女性散文和女性小说，女性自我认识自我价值的探寻，如思想的活水流贯其中。这便是日渐清晰的“女性：人——女人——个人”。也就是说，我国女性对自己作为人的主体性探寻，大体上经历了“人（和男人一样的）——女人（和男人不一样的）——个人（以独立的提升了的具体的千差万别的个人将做人与做女人统一起来）这样一个曲折艰难的过程。这也恰恰是我国女性文学的一条基本的贯穿性的内在理路。

第四篇：对现代档案管理创新的思考

对现代档案管理创新的思考

一、前言

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及十六大都提出，要加快国民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建设，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促进社会生产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方针。2002年，中央发出大力加强企业管理信息化建设的要求，在国家大力实施信息化建设的大背景下，文件与档案管理实践迎来了巨大的创新机遇和空间。??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对国家兴衰和发展是如此重要，对档案工作也不例外。没有科学的管理及创新，就不能实现档案管理工作的根本目的。档案管理创新是档案管理与开发利用者的创新，是档案事业宏观管理者所进行的创新，通过创新可以寻找科学的管理规律和成功的管理创新的实践有力地推动了档案工作不断迈入更高层次。新型档案载体的广泛应用，给档案的整理、保管和利用方式都带来了新的变化，这就要求档案部门在工作实践中，开拓创新，以推动档案工作向更高层次迈进。从多年来档案工作实践看，面对新形势下的新问题、新挑战，广大档案工作者在档案领域进行有创新的探索。如加大档案执法宣传力度、升级达标、推行政务公开、现代化管理、上网等等。这些有效探索，与时代要求相呼应，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建设中，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不断进步，为我们今天的档案工作拓展了创新空间，为档案事业的发展开拓道路。

二、思想观念创新，是档案管理推陈出新的前提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与日俱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都是不断创新的结果。创新是时代的要求，而观念创新是各方面创新的基础，只有思想观念创新，才能谈得上管理创新和服务创新。只有对管理创新的意义有了较高的认识，才能重视、支持管理创新，才能进行管理创新的实践活动。

档案管理人员要在思想观念方面创新，首先要对档案管理工作的变化有明确的认识。过去档案工作主要是为政治服务，是相对封闭的，服务的方式也是被动接待为主。改革开放之后，档案工作已经有了重大的转变，既要为政治服务，还要为经济建设、教学科研、编史修志服务。要面向社会，全面开放，并主动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后，对档案事业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不断发展的新形式下，档案工作者只有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开拓创新，才能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实现新突破。

档案管理者必须注重创新思维培养。创新思维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是相对于常规思维而言的一种思维方式。创新思维是在旧的方法和途径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的情况下，采用新的思维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创新思维一方面以新知识点(如观点、理论、发现)来丰富人类的知识，从而增加知识的数量即信息量；一方面在方法上对已有的知识进行新的分解与组合，实现已有知识的新功能。所以从信息的角度看，创新思维是一种知识总量增值的思维活动。创新思维的探索还具有开拓性的作用。它是一种具有开拓意义的思维活动，它发明的新技术，形成的新观念，提出的新方案和决策，创建的新理论，不断开拓人类认识的新领域。它不仅可以是新发现和新发明，而且可以是新方法和新技巧。创新思维一般具有独特性、新颖性、灵活性、非逻辑牲、对象的潜在性等特点。因此，要使档案管理部门创新成功，必须培养创新思维，只有具备了创新思维，才能为创新打下基础。

三、理论知识创新，是档案管理活力的源泉

当今时代是知识经济时代，也是信息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各行各业都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档案管理工作只有不断进行理论知识方面的创新，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新形势下档案工作创新有着广阔的创造空间。譬如，以多种经济成分的出现为标志的经济领域充满了活力，如何在这块新天地写就档案工作的华彩篇章，是整个档案部门都应考虑和实践的大问题。另外，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政府职能以及行政管理模式必然随之变化。对档案工作来讲，涉及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工作也越来越繁重。新问题、新挑战、迫切需要广大档案工作者既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又要在行动上主动探索，更要在实践上进行积极创新，才能使档案工作跟上形势的发展，实现其应有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理论创新离不开一直高素质的工作队伍。这就要求我们积极促进档案管理人员素质的提高，建立一支学习型的工作团队。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档案干部一定要有过硬的专业水平和运用现代技术的能力，建设学习型工作团队，是适应全球化、信息化和新经济的迫切需要。档案管理者要对学习型组织的管理理念加以借鉴和吸收，营造终身学习的组织环境，使学习成为一种经常化、普遍化的行为，促进职工积极学习，努力掌握档案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争取成为学习型个体和创新型干部，成为复合型人才。

要实现理论知识方面的创新，还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创新是一项科学性的活动，因此创新的关键在于拥有一大批具有知识的人才。知识是创新的载体，人才是创新的主体。因此，档案部门要搞好创新，就必须高度重视人才，大力开发档案人才资源，加强专业人才培养，为创新提供人才保证。为使档案专业人才快速成长，须建立激励机制，以创建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一个融洽和谐的工作环境，可以使创新人员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团结协作、心情舒畅、精神振奋、减少内耗，增强合力，发挥各自优势，促进创新活动的顺利开展。

四、技术管理创新，是档案管理全面发展的强劲动力

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档案管理要实现跨越式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离不开科学管理。把现代化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应用于档案管理，是促进档案管理工作全面发展的强劲动力。

技术创新就是要把以手工管理为主、计算机管理为辅，转变为以计算机管理为主，手工管理为辅。这是衡量档案管理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技术创新贯穿于档案管理各个环节，其核心是以高科技为先导。创新的热点是新型技术在档案中的应用。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使档案管理逐步实现科学化、现代化。

技术管理创新一方面要努力推进管理模式的创新。档案管理者要自觉坚持在管理方法的创新上下工夫，在管理手段现代化上下功夫，坚决克服等、靠、要和各种因循守旧思想的束缚，牢固树立档案是一种信息资源、同样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理念，把有限的被动服务转变为无限的主动服务，由以传统的静态服务、间接服务转变为动态的、直接的高层次服务，由封闭型的管理向开放型管理转变，由单一服务向多元化服务转变。另一方面要努力推进管理手段的创新档案管理主要是和数字与文字打交道，数字化档案将成为今后档案管理事业的主要存在形式，建设数字化档案已经成为档案管理的发展方向，要逐步实现管理手段的现代化，使档案的收集、整理、归档、编目、检索等告别手工操作的模式，向着现代化管理转变。

五、总结

档案管理者要按照“面向世界，放眼未来”的原则，建立档案管理创新思维，开展创新实践，对档案管理现状、特点做到心中有数，以端正创新行为，做到稳步前进。注意取人之才，补己之短，并注重管理手段的推陈出新、推动档案事业不断发展，放眼世界，注重参与国际档案信息交流，以满足多方面利用需求。

第五篇：对现代装饰设计的思考

对现代装饰设计的思考

我在这里所讲的装饰，是指室内装饰，因为这个是我所学的装饰专业中最感兴趣的一门。对于我们这门装饰专业，所学的东西多而乱没有一个主的东西来指导你该专注哪一个方向，这样一来学习就会有困惑，但不管怎么说，既然学校有这样的安排，也只能这样，无法改变，唯一能改变的就是我自己，我对室内装饰有兴趣，当然要用实际行动来表达你对现代室内装饰的认识与理解或者说你对它有着怎样的思考，对它未来的发展有怎样的展望。

既然是现代，对室内装饰的设计就要赋予现代感，又要有传统的韵味在装饰里面，适合大众对室内装饰的需求。室内装饰依附的是建筑，比如说空间造型、植物绿化、空间装饰、壁画、灯光照明等，统称为室内装修；另一类依托的是建筑实体，如家具、灯具、装饰织物、日用器皿等和各种陈设品，统称为室内陈设。对室内空间进行美化和修饰，给人们创造一个拥有美的规律的室内空间，创造一定的生活氛围，通过室内家具、陈设品的选择与设计，对墙纸、壁画、窗帘等的选择，创造出舒适的室内气氛，使主人公赏心悦目，怡情逸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专业的进一步完善这种情况会逐渐改善，现代的室内装饰有了巨大的改变，人们对装饰的设计的需求，授予大自然的影响，对其有了新的追求与需要。人们向往自然，对装饰的用材，即自然材料，渴望住在天然绿色环境中。室内装饰强调现代化，提高了生活质量，但是往往人们又不想失去传统、失去过去。因此，现代室内装饰设计的发展就是现代化中又不失传统的韵味。这只是其一。

其二就是装饰要赋予艺术化，讲求个性化。在室内各种物件的搭配，家具等的选择，要整体要统一、和谐、具有美感。室内的整体不要过于商品化，要具有设计者的想法和居家主人公的要求，符合主人公的性格需求，不得像市场上商品房那样单调乏味，应让室内充满艺术气息，个性化，让生活不至于单调死板。虽然现在物质很丰富，但在一个拥有艺术感的室内空间中能得到精神上的享受，生活的也舒心。

其三，现代是高科技发展的时代，因此有大部分的客户会对此有很高的要求，室内既要高技术，又要有情感，单单的技术只会显得室内很生硬，这就要求设计师们既要重视科技，又强调讲人情味，这样才能达到高技术与情感相结合。

因此，对于室内装饰，我认为具有了以上三个要求，一定能给客户设计出个性、现代、时尚的室内空间，但人的追求是无限的，对于日后室内装饰的种种需求，还需我们年轻一代去实地考察与研究，设计出令人满意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