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关键词[推荐阅读]

第一篇：中国外交关键词

中国外交关键词

2015年3月8日，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就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用“一个重点，两条主线”概括了中国新一年的外交关键词。他说，中国在2015年将保持进取势头，拓展全方位外交，在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不断扩大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

“一带一路”不是马歇尔计划

王毅对“一个重点，两条主线”做了进一步阐述。他说，一个重点就是全面推进“一带一路”。王毅表示，中国将进一步加强与各国的政策沟通，不断扩大彼此利益契合点；在探索互利合作的有效途径方面，将重点推动互联互通基础设施、陆上经济走廊、海上合作支点的建设；中国还愿意促进人文交流合作，加快自贸谈判进程。王毅认为，“一带一路”会取得更多的早期收获，助力亚欧大陆实现整体振兴。

王毅说，两条主线就是要做好和平与发展这两篇大文章。他表示，中国将同国际社会一道，办好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以史为鉴，开辟未来，使中国成为维护和平的强大力量。中国还将以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为契机，积极参与联合国发展峰会和国际气候变化合作，推动制定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2015后发展议程和新的应对气候变化安排，发挥中国的建设性作用。

针对有人把中国的“一带一路”比作马歇尔计划，王毅不认同。他说，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一带一路”传承着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丝绸之路精神，又诞生于全球化时代，是开放合作的产物，而不是地缘政治的工具，更不能用过时的冷战思维去看待。王毅强调，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当中，中国将坚持奉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坚持平等协商，坚持尊重各国的自主选择；注重照顾各方舒适度，注重保持透明和开放，注重与各国的发展战略相互对接，注重与现有的地区合作机制相辅相成。“一带一路”的理念是共同发展，目标是合作共赢。它不是中方一家的“独奏曲”，而是各方共同参与的“交响乐”。

中国社科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将“一带一路”称为“中国的倡议，大家的项目”。他说：“它表明中国要走不同于传统大国称霸扩张的道路。”

早在2014年习近平访问蒙古国时，中国便表达了欢迎“搭便车”的意愿。在塔吉克斯坦，习近平会见塔国总理时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想搭中国发展的便车，我们欢迎，越多越好，大家互利共赢„„”

“中国的诚意会让周边国家感受到，‘一带一路’追求的是大家共同富裕。”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赵梅在接受采访时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吴恩远表示，“通过‘一带一路’，重塑西伯利亚大铁路，在技术方面，中俄两国有很多合作空间。”他强调，中国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我们是蓝图的设计者，拿出实惠的计划是很多国家的期待。”

构建新的周边关系

“构建新的周边关系，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强国之机。”谈及周边外交的重要性，张蕴岭认为，“这是对中国的耐心、智慧和能力的考验。”

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一贯方针。19 49年后，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周边发展友好关系。2007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又亮出“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的姿态。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中国首次把“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摆上案头。2014年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在讲话中第一次把周边问题放在了大国关系前面。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履新后，实现了对周边国家高访的全覆盖，足见对周边的重视程度。

“中国发展最重要的元素就是周边。”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方立认为，通过经济的连接把分歧矛盾化解掉，形成共同的利害关系，有助于中国和周边的共同发展。

“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与20多个国家形成一个特殊的周边关系。”张蕴岭说，“从古至今，周边关系都是中国自身发展的一面镜子，国家强大，周边就好，国家衰弱，周边就差。”张蕴岭分析说，“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和中国对抗，构建新的命运共同体不是恢复旧秩序，而是建立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

谈及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责任，吴恩远希望中国量力而行，“一方面要睦邻友邻，带动周边发展，合作共赢；另一方面，还是要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还有很多贫穷地区，首先要解决好自己的问题。”

中美关系稳步推进

2014年，中美关系经历了一系列考验，即使如此，在美国问题研究专家赵梅看来，中美关系还是在稳步推进。“两国都意识到了对方的重要，不可忽视两国合作的必要性。在反恐、环保等方面，中国离不开美国，美国也离不开中国。”她表示，“两个大国要坐在一起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

中国提倡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合作共赢是最大的公约数”，王毅外长一再强调。

对于中美之间的合作，张蕴岭持乐观态度，“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的合作机制较多，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守成大国和一个崛起大国有如此密切的经济联系。”他表示，“我们现在讲得更多的是经济，在推进全面外交中，必须加强安全合作，为周围提供安全保证。”

对于中美之间存在的分歧，王毅坦言，“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创举，不会一帆风顺，但却势在必行，因为它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他强调，不必总是用显微镜去放大问题，而是要更多地端起望远镜去眺望未来，把握好大方向。他建议双方拿出诚意，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筑牢“相互尊重”的基础，做好“合作共赢”大文章。

2015年，习近平访美将是中美关系的最大亮点。这次访问将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进行充实，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陈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做负责任的大国

2015年是二战胜利70周年，中国将举行阅兵式并邀请二战主要参战国及有关国家领导人出席。作为当年的同盟国，中俄两国将共同庆祝。俄罗斯研究专家吴恩远表示，中俄双方解决了历史性遗留问题，目前已经“没有了包袱”。中俄双边贸易今年有望实现 1000亿美元的目标，而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协议也将启动对接。

王毅透露，2015年，中国还将以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为契机，积极参与联合国发展峰会和国际气候变化合作，推动制定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2015后发展议程和新的应对气候变化安排。新上任的环保部长陈吉宁也对中外记者表示，他期待发达国家进一步展现领导力，切实落实公约下率先减排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的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提振国际社会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和雄心。

“负责任大国有两个概念，一是推动世界发展，二是维护世界和平。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是负责任的。”方立强调，重要的还是要先把国内的事情搞好，在国际上把握话语权，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就是“盘活存量，扩大增量”。中国要在“增量”上多做文章。

第二篇：周恩来与中国外交

周恩来与中国外交

（作者：吴泽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外交官，前驻刚果民主共和国、黎巴嫩大使）1963年3月5日，周恩来总理微笑的瞬间（摄影：孙毅夫）周恩来，是深受中国人民爱戴并在国际上受到广泛尊重的领导人。1949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天，他出任总理兼外交部长。他身兼两职共9年，但一直亲自抓外交工作直至1976年与世长辞。在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们深切缅怀他，纪念他为中国外交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言出必行 与发展中国家广交朋友大多数亚非国家都是二战后刚刚获得独立，中国针对战后新的国际形势提出了指导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期间1955年4月，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中国政府派代表出席了万隆会议。周恩来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这是亚非29个国家的一次重要聚会，也是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在众多亚非国家面前展示其形象。许多国家与中国命运相似，但对中国并不了解，一些国家由此对中国抱有疑虑，致使会议出现了分歧和矛盾，几乎陷于僵局。鉴此，周恩来果断放弃原先准备好的讲话稿，作了18分钟的临时发言。他强调：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十六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他呼吁：“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他的发言赢得了长时间热烈的掌声，成为会议的高潮。最终，经过充分的协商，会议一致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并提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万隆会议开启了亚非国家团结合作之路，周恩来为会议成功所作的贡献和他的人格魅力给各国与会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万隆会议后，中国面向亚非国家的外交更加活跃。自1956年至1965年，周恩来多次出访亚非国家，足迹遍及两大洲20余国。周恩来总理访问埃及1963年底至1964年初，他访问北非四国和撒哈拉以南六国。在此次访非的第一站开罗，周恩来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他称：“我们访问非洲国家的目的，是寻求友谊，寻求合作，多了解一些东西，多学习一些东西。”周恩来总理对非洲的访问掀起了中非建交的浪潮。周恩来总理在访问非洲期间几十年来，中国不仅与非洲国家建立友谊，更用实际行动支持非洲国家的独立和发展。中国信守承诺，周恩来宣布的中国政府各项对非援助援建都得到了落实。从上世纪50年代到周恩来去世的1976年，中国对55个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总计达到37.585亿美元。中国当年最大的援外项目当数全长1860.5公里的坦赞铁路。为修建这条铁路，中国先后派遣工程技术人员5万多人次，高峰时期在现场施工的中国员工逾1.5万人。66人在施工过程中献出了宝贵生命。灵活应变 积极促成与西方国家建交在重点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同时，中国政府也不忽视同西方国家打交道。周恩来善于利用每一个机会做工作。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会议期间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他就曾与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相互宴请并谈及中法关系。孟戴斯·弗朗斯表示法中关系应该改善，周恩来则祝愿中法关系在新的友好基础上得到发展。1957年5月，周恩来出席了为欢迎法国前总理富尔来华作私人访问而举行的晚宴。1963年10月富尔再次访华，形式上仍是私人访问，实际上是作为戴高乐总统的代表来谈中法建交事宜。周恩来同他举行了多次会谈。商谈的难点是台湾问题：既要维护中国的原则立场，又要考虑到法方在具体操作上的一些不便。最终周恩来提出了变通办法并得到毛主席赞同。1964年1月28日，中法同时发表了两国建交公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世界当时还处于冷战时期，西方媒体将中法建交比作原子弹爆炸。毛主席和戴高乐将军高瞻远瞩的这一战略决策改变了战后历史，而周恩来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1973年9月，周恩来总理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1973年9月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接待的第一位西方国家元首。周恩来亲赴机场迎接，为其举行欢迎宴会，与之深入会谈。此访取得了圆满成功，双方发表联合公报，表明了继续推动两国合作的共同愿望。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引进法国设备建设特大型石油化工厂的协议。上世纪国际关系史上的另一个重大事件是中美关系解冻，周恩来同样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美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时就对其采取敌视态度。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更是加深了美国对中的敌意。但新中国的成长壮大使美国认识到遏制中国毫无意义，美国开始重新思考其对华政策。从中国方面来说，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愿同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建立和发展关系。1971年7月，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做准备。周恩来与基辛格进行了长谈，强调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性，指出这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10月，基辛格再次来到北京，进一步讨论尼克松访华的具体事宜，特别是双方拟发表的联合公报。周恩来又一次显示出他既坚持原则又不失灵活的外交技巧。经过反复商谈，基辛格接受了周恩来的基本思想，双方就公报内容达成初步一致。1972年2月21日，周恩来总理赴机场迎接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乘专机抵达北京。周恩来赴机场迎接并随即参加了毛主席与尼克松的会见。尼克松访华期间，周恩来与之进行了两次大范围会谈及五次小范围会谈。2月28日，尼克松结束访华，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中美关系由此开启了新的篇章。与时同时，中国的对外交往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许多国家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纷纷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1978年12月15日，中美签署第二个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建交。美方在公报中确认：“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继往开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到今天，尽管时代在发展，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周总理一生遵循的基本外交原则却延续至今。中国外交的主题始终是和平与发展，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及促进共同发展所做的一切都与此理念相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开展“一带一路”合作的倡议，得到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迄今中方已经同80多个国家和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同30多个国家开展了机制化产能合作，在沿线24个国家推进建设75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创造了近20万个就业岗位。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讲，就如何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挑战提出了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这一主张赢得普遍赞同，并被联合国正式文件所引用。纵观中国外交，其力度及成果前所未有。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中国如今是130多个国家的头号贸易伙伴。自2018年起，中国将每年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创举，目的就是要让世界各国产品更多地进入中国市场，实现多赢共赢。在履行国际责任和对外援助方面，中国共向联合国维和团派出累计超过4万人次的维和人员，目前中国共有2500多人正在执行维和任务，是安理会五常中出兵最多的国家；自1950年以来，中国累计对外提供援款4000多亿元人民币，实施各类援外项目5000多个；医疗卫生方面，自1963年以来，中国坚持向非洲国家派遣医疗队，目前共有43个中国医疗队的1000多名中国医护人员在42个非洲国家工作，多年来中国医疗队累计诊治非洲患者逾2.8亿人次。如果周恩来总理能看到这一切，一定会无比欣慰，他的理想正在不断地进一步实现。在中国外交非凡历程中的很多关键时刻，都有他的身影。在其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们谨向他表示由衷的敬意！

第三篇：中国外交的发展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政府充分展现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和多边外交能力，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一、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中期的外交

政策：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实践：

1、建国的第一年，与苏联、东欧等17个国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作用：为恢复 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2、积极参与国际活动：（1）1953年，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2）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缅甸，三国总理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影响：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3、1954年4——7月，参加日内瓦会议（瑞士）。作用：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打开新中国外交新局面发挥积极了作用。

4、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印度尼西亚）。影响：第一次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亚非首脑会议。中国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促进了会议的圆满成功，也促进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团结与合作。形成“万隆精神”。

影响：增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间的理解和信任，扩大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

二、20世纪70年代的外交

背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际形势的变化。

实践：

1、中美关系的改善：（1）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与周恩来总理会谈。（2）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在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报》。（3）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意义：中美两国对抗结束，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2、中日邦交正常化：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3、与许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出现了与中国建交的热潮。

4、1971年10月25日，参加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恢复了中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作用：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国际地位。影响：我国外交工作出现了新局面。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

背景：国际形势的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

实践：

1、1996年，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在上海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

2、2001年，中、俄、哈、吉、塔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元首，在上海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影响：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它进一步加强了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3、2001年，中国成功承办了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海APEC会议）会议主题：“新世纪、新挑战：参与、合作，促进共同繁荣”。通过了《上海共识》。影响：上海APEC会议是中国迄今举行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多边外交活动。

4、2001年11月，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中国加入这个组织的决定。影响：中国终于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性贸易组织的成员。我国的对外开放事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影响：我国外交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四篇：中国外交与国际形势

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

中国是一个东方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至古时起，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就有了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今天，依然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政策来完善我们的外交。于是，新中国成立至今外交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对于目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有着显而易见的帮助。

在历史的舞台上，任何国家都会为自己的利益去进行各方面的活动，在如今以经济金融市场为核心利益的主流经济时代，只有壮大自己的经济，才能树立起国家的地位。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上的成就世界瞩目。但是要成为超级大国除了经济上的实力外，其他方面的实力也很重要。

现如今的国际形势不容乐观，虽然国内稳健发展，但是依然要对国外的局势变化密切关注。目前世界政治多极化进程明显加快，安全形势总体稳定，但也有局部地方存在不稳定因素，使得国与国之间存在利益争端。这些安全隐患又给国家的和平外交带来困难。综合国力来看，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军事力量上看美俄出现两极；经济上，美日欧经济三极；政治上看，美中欧日俄是五极。经济的多极化使得政治出现多极化，所以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是重中之重。世界力量重新组合和利益的再分配是长期的过程，因为美国企图构建单极世界图谋阻碍多极化的发展，国际的旧秩序也阻碍多极化的发展。因此，大国之间依然需要外交合作促进经贸关系发展，继续扩大改革开放战略推动经济全球化，通过外交途径争取平等贸易的地位。而取得平等贸易地位需要推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设，扩大合作，推动世界多极化，构建和谐世界。与此同时，妥善处理好多边环境，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与周边国家深入合作。中国的外交政策一贯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也是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走的更本道路。走和平发展道路，首先要和平的环境发展自己，与各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这也体现了我国的内政与外交的统一。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我国的外交战略目标，只有这样中国就能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稳中有进，不断超越。

第五篇：中国外交十难题

中国外交十难题

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一样，上海世博会也体现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外交成就。190个国家和56个国际组织参展上海世博会，创世博会历史记录，其中包括若干尚未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众多国家的领导人、领导人代表及高级官员出席世博会开幕式。200多面参展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旗帜飘扬在犹如华冠高耸的中国国家馆前。

“一份报纸希望在全球畅销最快捷的办法，就是把中国放在头版”，这是国际传媒大亨默多克去年10月在道·琼斯公司北京新办公地开启仪式致辞中的点睛之语。这句话正是对近年来中国国际地位的精辟概括。

30多年来，伴随经济社会的巨大飞跃，中国外交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赏。这既是中国进步与国际地位提高的体现，也为推动这个过程做出了巨大贡献。当前，中国外交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崛起的背景下面临着自身的重新定位与转型。这一过程必然困难重重，难以一蹴而就。

笔者认为，中国外交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重大的理论和政策性难题。探讨这些问题，将对面向未来的中国外交实践与理论研究工作具有启发和帮助意义。

“中国曾长期与伊拉克进行石油进出口贸易，2003年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中国在伊拉克的70多亿美元投资一夜间成为伊国内征款，至今无法收回。

此后，伊朗接替伊拉克成为中国重要的石油进口国，但这个政治上一直处于多事之秋的中东大国一旦出现战争或危机，同样很可能对中国的中东石油生命线产生重大打击。

实际上，当前中国几个主要的石油进口大国，如安哥拉、苏丹、俄罗斯、伊拉克、沙特等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类似的隐患。”

难题一：海外利益扩大，而外交体制滞后

中国外交面临因综合国力不断发展而日益扩大的海外利益与相对滞后的中国外交体制之间的矛盾。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8年底对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外资产总量的排名，中国以近十万亿元人民币的海外资产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日本。但另一方面，国内仅有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能够拿出一份仍显粗糙的全球海外安全评估报告。

来看这样一组数字：改革开放之前，即1949年到1979年30年间，中国内地出境总人数为28万人，平均每年不足一万人；而2009年，这一数字将很可能达到5000万。从出境人口成分来看，过去的出国人员多半是因公出差，而现在95%以上的出境人口都是因私出国，包括海外留学、务工、旅行等。据估计，截至2009年底，身处海外的中国公民达到550万；单从出境人数上看，2008年中国出境人口为4600万，预计今年将大大超过5000万；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甚至可能接近6000万。无论是海上通道安全、海外人员保护，还是中国海外资产的分布等等，各种与中国海外利益有关的可量化指标都显示，中国海外利益的广度与深度都得到了新的发展。

中国的海外利益随着综合国力不断发展而日益扩大，而中国外交体制仍然相对滞后。

不能否认，近年来外交部中处理有关海外利益保护问题的职能部门在地位和规模上上升得非常快，获得了外交部更大的人力、物力投入支持，从处级部门升级为司级部门，甚至扩展为跨部门的事务办理中心，新的外交部海外领事保护大楼也正在建设中，海外保护部门的级别还可能继续提升。尽管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中国外交的领事保护功能的效率在各大国中间甚至连中等水平都谈不上。现实的问题是，中国的海外领事服务品种少、效率低，在很多海外突发事件面前往往无能为力，更缺乏一套完整、高效的海外突发事件预警体系。特别在海外资产保护问题上，现在，中国的“胃口”已经大得惊人，商务部动辄几十亿、几百亿美元的海外投资计划甚至让一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强国都惊叹不已，但这些投资的效率如何、回报率如何，很多时候并没有得到相关职能部门的有效监控与追踪。甚至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如在一些政治危机、社会动荡、恐怖主义盛行的国家和地区，许多海外投资从初期的风险评估到末期的投资收益结算都是盲目和缺乏协调的。对于这些难题，中国外交能够提供的应对举措和机制非常不够，很多海外保护理念远未形成实体体系，甚至还未被意识到。以海外资产保护为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8年底对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外资产总量的排名，中国以近十万亿元人民币的海外资产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日本。但另一方面，国内只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简称“中国信保”）能够拿出一份仍显粗糙的全球海外安全评估

报告（各个国别情况报告），这与中国巨大的海外资产量及其仍在日益增长的海外投资趋势极不相称。

又如，近年来，所属中国的海外船队数量增长迅速，单是外轮上的中国船员人数就已超过16万人之多。在他们驶向全球各大海域的过程中，中国船员在海外航海作业中遭遇生命、财产威胁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并呈上升趋势。如何全面保障包括中国船员、中国建设工人等在内的国内劳务输出群体的人身财产安全也是中国外交面临的刻不容缓的难题。

新时期的中国外交提出了“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新理念，而加大中国的海外领事保护力度，关注中国海外资产投资的效率，保障海上通道安全，尤其是切实保障日益增多的海外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则应是中国外交落实这一理念的具体体现。“先是菲律宾国内通过了“领海基线法”，将中国的南沙部分岛礁和黄岩岛划入菲领土；接着马来西亚总理登陆南沙群岛的弹丸礁和光星仔礁“宣示主权”；作为回应，中国派出了由退役军舰改装的最大渔政船，对西沙海域进行巡航；这些国家却联合起来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提交议案，抗议所谓的中国渔船“挑衅行为”。

实际上，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文莱等国单是在南中国海一带就已钻探了200多口油井，在很多存在交叉主权主张，包括中国主张主权的海域开采石油。”

难题二：主权纠纷“引爆点”多，安全形势复杂多样

中国所在的西太平洋海岸是全球主权纠纷最为多样、复杂的地区，不同国家之间都多多少少存在着相互交叉的主权纠纷，这是中国外交永远不可回避的一大难题。

传统说法上，中国是世界上主权纠纷关系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共与14个接壤邻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主权纷争。截至目前，中国与这些陆上接壤国家的主权谈判，除印度、不丹等个别国家外，已经基本完成。但近年来，中国周边的陆上主权安全形势也并非完全平静。2009年，中国与印度因两国间悬而未决的九万平方公里领土主权纠纷出现了摩擦，印度国内紧急增兵，两国边境局势一度紧张。

除陆上的主权纠纷外，新时期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海洋为新的争夺重点的主权纠纷日益涌现。这一特征在2009年，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自1994年生效以来的第15个年头，体现得更加明显。因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有缔约国须于2009年5月13日前向联合国划界委员会提交其各自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案。这意味着各海洋国家可以依据本国的最新勘测数据，向海洋法会议重新申报各自的海洋基线，世界范围内的国际海洋版图有可能被重新改写。

这个时间节点直接导致南海海域**再起。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中国等不同国家均采取了各种各样的主权宣示行动。

此外，中国还与韩国、朝鲜之间在黄海存在着海图划分纠纷、与日本之间存在着东海大陆架划界争端与钓鱼岛主权纠纷。但与数年前的情况不同的是，2009年南海之上的摩擦并未导致中国与这些国家间出现军事冲突的局面。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以来，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一波甚于一波的所谓“蓝色圈地运动”。可以说，在各国陆上争夺方兴未艾之际，人类对占据地球表面70%、蕴含巨大能源、资源能量的海洋的争夺日益激烈。中国所在的西太平洋海岸是全球主权纠纷最为多样、复杂的地区，不同国家之间都多多少少存在着相互交叉的主权纠纷，这是中国外交永远不可回避的一大难题。一方面，如何维护好国家领土、领海主权，并在创建和谐周边、推进地区一体化的过程中发挥大国作用，是中国安全、外事部门面临的一大挑战；另一方面，如何防止这些主权纠纷影响国内的和平建设气氛，造成过大的民族主义压力，甚至破坏国内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和政治稳定，更同样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智慧。

近年来，中国与周边邻国间大约存在着十个主权纠纷引爆点，单是2009年一年就有其中的六个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因此有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的安全形势恶化了。严格地讲，笔者并不同意“恶化”一词，而“多样化”、“复杂化”应该是较为客观的评价。

难题三：跨界民族矛盾升温，外部因素凸显

因为中国拥有很多跨界民族和跨界民族纠纷，而它们又往往容易受到外部不稳定因素的干扰，因此由跨界民族矛盾引起的或轻或重的政治、社会动荡与外交危机将有可能造成对国内国际和平形势的破坏。对当代中国外交来说，处理好这些民族分裂主义问题困难重重。

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后，胡锦涛总书记曾明确指示，处理民族关系、民族矛盾时一定要考虑全局，这个全局不仅仅是国内的全局，而且是关涉到中国与整个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全局。

当前的特殊困难形势是，与以往对待中国国内民族矛盾、民族骚乱的态度不同，7.5事件发生后，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高调谴责中国政府在新疆实行“同化政策”，进行“种族屠杀”，声称土耳其政府将提议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新疆问题。在埃尔多安讲话的第二天，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爆发了支持“疆独”的反华游行集会。实际上，虽然7.5事件与2008年3.14事件后大多数国家对中国政府采取了温和的赞成，或者说至少大多没有进行谴责的态度，但部分国家内出现了反华抗议游行运动，一系列事态至少表明一个迹象，即因为中国拥有很多跨界民族和跨界民族纠纷，而它们又往往容易受到外部不稳定因素的干扰，因此由跨界民族矛盾引起的或轻或重的政治、社会动荡与外交危机将有可能造成对国内国际和平形势的破坏。总体来讲，中国的跨界民族，特别是西部与北部地区的一些跨界民族，相对某些国家的跨界民族而言，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迅速，但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3.14事件与7.5事件表明，当代中国的民族政策确实面临着考验。两次事件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段时间以来某些少数民族团体中所聚集的积怨与不满，反映了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之间仍然存在的芥蒂与隔阂，这是事件爆发的不可回避的内因；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两次恶性事件均直接受到外部分裂主义流亡组织的煽动，这是摆在中国外交面前的一大难题。以**为首的“藏独”和以热比娅为首的“疆独”分裂主义分子在世界某些国家、团体组织，特别是全球不同的分裂主义集团中获得了一定的支持，有时甚至能聚集很具破坏力的能量。

对当代中国外交来说，处理好这些民族分裂主义问题困难重重，由于这些民族的跨界性，这些问题均与某些外部政治势力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问题之所以短期内聚集升温、爆发，一方面与中国国内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内部矛盾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某些企图打压中国快速发展势头、破坏中国和平稳定局面的外部政治势力有关，很大程度上还与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三股恶势力甚嚣尘上的全球背景有关。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可以说是“按下葫芦起来瓢”，过去中国面临的安全与外交挑战一直以东部为主，近来来自东部的各种压力得以逐步缓解，台海战争、中日冲突的可能性大大下降，而西部的麻烦却在持续升温，未来对于中国安全、外交部门造成的压力有可能还会增大。

难题四：须向世界提供更多战略外援与公共产品

全世界提供外援最多的地区是北欧，其次是西欧，它们提供的外援金额高达其国民收入的0.6%～0.9%。而中国的这一数字不到0.4‟，更严重的是，中国的外援金额在国民收入比例中呈下降而不是上升趋势。在各大国际组织中，中国提供的会费是偏少的，中国人担任组织领导人的比例是偏低的，中国提出的国际机制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不足。

伴随着中国崛起而来的，不仅仅是诸如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等一系列自我型、内向性目标的实现，也关涉中国培养国际意识、参与全球治理，为世界提供更多战略外援和公共产品等许多利他型、外向性形象的塑造。因此，对面向未来的中国外交而言，如何有效树立起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如何有理、有利、有节地向某些关键国家与地区适时、适量地投放战略外援，如何力所能及地参与到全球公共治理、为现存和未来的国际机制提供中国模块与惠及世界的公共产品，是一个新的重大的课题与挑战。

概念上，中国近年来的对外援助项目都与中国的全球战略利益紧密相关，反映了中国日益扩大的海外利益的题中应有之义。公共产品则不一定与中国直接相关，是我们向国际机制及其实体化平台提供的包括中国力量和中国理念等有形和无形的中国元素的总和。截至目前，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提供维和人员数量最多的国家，而且由于中国维和军人素质高、能力强，联合国还在请求中国提供数量更多的维和人员，这是中国目前向世界提供有形的物质性公共产品的集中体现。

但另一方面，中国目前向世界提供的战略外援和公共产品与中国自身的大国地位和形象相比较，却显然严重不足，其差距甚至已发展到惊人的程度。例如，团中央曾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即大力发展中国的海外青年志愿者队伍，向非洲、亚洲、美洲等一些最不发达的国家与地区提供教师、医生等职业化援助团队，为那些识字率低、医疗状况差的国家与地区带去基本的科学文化和医疗救助等，以改变近年来外界对中国所谓“经济动物”之类的负面印象。据团中央相关负责人介绍，团中央的这一倡议发布后，获得了来自全国各地青年的普遍支持和积极响应。但遗憾的是，目前团中央的能力，特别是财政能力非常有限，现在每年仅能派出50名左右的海外青年志愿者，过去五年间只提供了不到300个名额。这里可以与其他国家的战略援助项目进行一番比较。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和平队”计划，旨在大规模地向发展中国家的乡村与城市派遣以大学生为主的美国青年，向当地民众提供教育、社区开发、医疗保健等服务。40年来，美国“和平队”的足迹遍布世界各个角落，人数达到数以十万计。这一计划对美国，特别是在冷战时期的国际形象的建立和软实力提升，起到了关键作用。当前，全世界提供外援最多的地区是北欧，其次是西欧，它们提供的外援金额高达其国民收入的0.6%～0.9%。挪威首相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演讲时曾经说，北欧国家有一个共同的信心，即未来这一地区向全球贫穷、落后或灾难地区与国家提供的对外援助金额将上升至其国民收入的1%。而当前，中国的这一数字还不到0.4‟，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国民收入在快速增长，而外援金额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却呈下降而不是上升趋势。这显然是与中国日益扩展的全球利益及我们期待的全球影响，包括中国民众的国际意识与对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诉求不匹配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向国际机制网络平台提供的非物质性公共产品更是少之又少，还没能成功地使体现中国理念与中国元素的国际机制文本应用于国际制度合作之中。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中国在很多国际事务领域中处于后来者位置，对于成型的且目前仍大体行之有效的国际机制来说，中国目前应做的依然是遵守而不是打破现状，即使在某些需要修正的或需要体现中国特殊性的领域与范畴，中国的角色仍然首先是机制维护者，然后才是智慧贡献者；另一方面，中国显然还并不习惯主动向国际社会提供诸如全球气候制度等的文本。同样，中国在国际金融制度、国际核制度、国际贸易制度等领域也很少能够提供产生实际机制性影响的制度文本。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陈健大使在提到这一问题时，深深感到普通公众对自己国家国际地位与形象的想象与中国实际在联合国或其他国际机制平台上影响力的不对称性：在各大国际组织中，中国提供的会费是偏少的，中国人担任组织领导人的比例是偏低的，中国提出的国际机制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不足。“关于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创造性介入”，笔者可以举出一个很好的案例。《世界知识》杂志曾主办一个座谈会，几位参与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冲突斡旋的外交官专门探讨了中国在这一问题中发挥的作用与影响。参加这一座谈会的诸多专家学者第一次亲耳听到中国外交官为斡旋达尔富尔危机所做出的艰苦努力，其中包括劝告苏丹政府接受联合国秘书长的维和方案、劝告西方大国不要动辄施压或制裁、斡旋当地处于敌对状态的不同部族领袖实现面对面谈判，还包括为使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改善所进行的诸如援建石油运输通道的工作等等。这正是一种“创造性介入”的做法。”

难题五：坚持“不干涉”原则与实行“创造性介入”

这种“介入”以“创造性”为前提，即与某些西方国家对这些国家的国内冲突或危机进行外部干涉的做法不同，中国外交参与、进入当事国的过程首先以当事国的意愿为前提，其次以方式、手段上的积极性、建设性为特征，在当事国内部冲突派系中一般扮演协调者、联系者或者独立的第三方的角色，最终达到在各方之中创造正数和获益的局面。

如何在新时期、新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中国一贯坚持的不干涉原则，将其与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利益与形象结合起来，即建立一种“创造性介入”的学说和实践，是中国外交未来应对地区冲突与争端的关键。首先，“创造性介入”以中国一贯坚持的不干涉原则为前提。历史实践证明，互不干涉内政是主权国家行为体间进行互动的首要原则。但在新的国际政治背景下，如果对不干涉原则只做僵化理解和坚持，并不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与维护，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使中国处于孤立的境地。中国作为一个迅速发展的大国，既要考虑经济利益，同时也应把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民众国际意识的成长体现于中国外交对全球的“介入”中。

可以看到，在达尔富尔问题上体现出的这种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创造性介入”，既不同于传统西方列强的粗暴干涉，又有别于我们过去对当事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危机不管不问的无视态度。这种“介入”以“创造性”为前提，即与某些西方国家对这些国家的国内冲突或危机进行外部干涉的做法不同，中国外交参与、进入当事国的过程首先以当事国的意愿为前提，其次以方式、手段上的积极性、建设性为特征，在当事国内部冲突派系中一般扮演协调者、联系者或者独立的第三方的角色，最终达到在各方之中创造正数和获益的局面。进一步讲，不仅仅在那些处于**中的所谓“麻烦国家”或地区，在那些涵盖不同地区和不同事务的诸如全球贸易谈判、气候问题谈判、核不扩散公约等各种国际制度的改革、创新方面，中国都应该发展、充实传统的不干涉原则，使之形成符合中国新时期新定位的主权学说和有关“创造性介入”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的外交实践开辟更广阔的天地。

“这方面，中国前驻英国大使傅莹是新时期外交官的一个样板。她不仅能够出色完成传统意义上作为驻外大使的政策传达、事务交涉的任务，还尤其善于与驻在国媒体、公众及NGO打交道，特别长于进行社会性“公关”。

例如，2008年3.14事件后，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传递进程在欧洲部分国家遭遇种种阻挠。面对伦敦街头一些受到煽动、不明真相的公众，傅大使除与当地外交机构进行交涉外，还亲自约见主流媒体和普通公众进行面对面交流，并发表文章介绍中国的西藏政策和建国以来中国政府为发展、建设西藏而取得的巨大成就。她把女儿写给自己的一封信公布出来，信中女儿问她：为什么我们中国举办一次奥运会会引起如此多、如此大的不理解，这些人去过西藏吗，了解中国的发展吗„„可以说，这封动情的家书对于扭转英国媒体、公众对中国的看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认为，傅大使的信使原先铁板一块的英国舆论打开了，他们开始思考，到底中国是不是真的如**所讲要灭绝藏族文化。又如，2009年7.5事件爆发后，傅莹大使专门撰写了一篇文章《新疆是个好地方》，诚恳、生动地向英国民众介绍新疆的历史与现实。”

难题六：学会面对“社会的世界”

客观讲，中国外交队伍中擅长做公共外交的外交官还不多，相关机制与人员的建设与培养还处于初始阶段。实际上，某些外交官的笨拙和无为，与国内政治体制中不重视、不善于应对NGO的不足有关。

笔者有一个观察：中国外交比较擅长与其他国家的官方系统打交道，却还不擅长或说还不太习惯去应对非政府、非官方的组织或人士。这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个短板。

当代全球体系大体可以被视为一个三维世界，即经济界、政治界与社会界。可以肯定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在这个体系的经济界中如鱼得水，在政治界的作为也是可圈可点，尤其在改善国家间关系、推进大国间战略对话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在社会界，我们的工作还欠缺得较多。中国外交一直不太关注这个“社会的世界”，一方面对之不了解，另一方面也不重视各种非政府组织（NGO）的复杂性与影响力，更不熟悉某些国家中出现的所谓“新社会运动”。可以说，面对这个复杂、多样、生动、变化中的社会世界，中国外交至今没有做好沟通、应对的理论与政策准备。

笔者认为，傅莹大使所做的恰恰是新时期中国外交所欠缺的，客观讲，中国外交队伍中擅长做公共外交的外交官还不多，相关机制与人员的建设与培养还处于初始阶段。实际上，某些外交官的笨拙和无为，与国内政治体制中不重视、不善于应对NGO的不足有关。笔者认为，处理好、应对好以NGO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各种声音是中国外交未来进步的标志，而为着这一目标，中国的政治体制、外交体制，以及国际关系学术界所应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难题七：直面公众期待，增强外交公信力

假如我们组织一次民意调查，把诸如政府官员、军官、外交官、大学教授、律师、医生等一些社会公认的显耀职业聚合在一起，测评它们在普通公众心目中的公信度，单凭直觉，大家可以想象，外交官作为一门荣耀的职业所获得的公信力应该位于相对较高的行列。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同样进行一次有关中国外交满意度的民意调查，那么恐怕除外交系统内部和中国外交学界的人士，估计至少有60%～70%的人会认为中国外交的主动出击太少，被动回击太软，缺乏大国风范，难以体现中国人的风骨，等等。这些指责或不理解已足够反映出中国外交决策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值得反思的地方，如外交透明度、公信力和政策解释力问题等。

从另一个角度看，笔者认为，当代中国外交常常跟不上公众的期待也与现时代中国急剧变化的社会形态有关。当中国打开国门，中国民众通过各种渠道，尤其是互联网与其他媒体对世界的了解，不亚于许多外交官甚至是高层领导人，所以当外交进程没有达到他们的了解、反应速度，没能满足他们的期待或需求时，他们往往会认为中国的出击速度与力度难以令人满意，指责中国外交太“软”，需要“补钙”。这实际上是中国外交作为一个变化社会中的外交形态不得不面临的特殊的困境。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萨缪

尔·亨廷顿在其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越是发展迅速的国家，其公众参与、品评国

家政治事务的欲望就越大，变化也越快，国内政治领导人满足其公众这些欲望的能力相形就更低。由此观之，作为一个变化社会中的外交形态，中国外交可能更容易面临公信力不足的严峻挑战。

当然，外交部已经采取了许多改进措施，如设立公众开放日、开放部分外交档案、派遣外交官去各地做报告等，这些措施虽然仍无法彻底解决中国外交公信力不足的问题，但这些积极的信号与姿态将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开始。

中国外交系统在决策机制上还往往是自说自话，许多问题由某些司、局领导或高层直接拍板，缺乏社会公众的参与和建言过程。未来的中国外交面临着制度化改革的“苦练内功”的过程。

难题八：改变“自说自话”，加快外交制度变革

毋庸置疑，近十年来的中国外交制度变革已经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如上文提到的外交部海外领事保护机制，由原来外交部中的一个处级单位逐渐升级为跨司的中心，体现了中国外交中领事保护制度的变迁。又如近期简化领导人出访的礼宾制度的改革，正如媒体所评论，有利于把工作放在更重要的方面。

但是，这些变革和调整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对自身外交制度的应有要求相比，还是远远不够的。简单说，对于未来五年至十年中国外交制度需要做出哪些调整，哪些部分需要削减，哪些部分需要大力增加投入，无论是外交系统本身还是外交学界，其研究与探讨都是相当不足的。

第一，客观而言，中国外交系统在决策机制上还往往是自说自话，许多问题由某些司、局领导或高层直接拍板，缺乏社会公众的参与和建言过程。实际上，外交系统的变化是与整个行政体系，包括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政府机构的制度性变化联系在一起的。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机关正在探索政府建制改革的新路，要求社会性公共问题的解决经过公众的讨论和法律的公证。未来的中国外交也面临着这样一个制度化改革的“苦练内功”的过程。

新时期的中国外交提出了“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发展理念，其中“外交为民”就有进行制度化调整的文章可做。如何把握“为民”的尺度，既在整体上维护好国家利益，又能较为平衡地满足不同地区、不同“民”的关注点与兴趣点，是中国外交未来需要解决的一大难题。例如，在研究非传统安全问题时，西部地区的国际关系研究者关注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三股恶势力问题，西南部地区的学术团体常常关注跨国武器贩卖、毒品、走私等问题，东部沿海地区的学术圈则可能对国际渔业纠纷、海上犯罪等问题独有见地。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中国国家内部的利益复杂性会越来越强，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民”与“民”之间在利益认知与需求上的差异也会越来越多。这方面，有关非中央外交的研究是近年来中国外交学界的最新进展之一。

第二，外交制度变革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有关外交人员、外交队伍的构成与来源问题。反观中国的外交人员体系，除建国后“将军大使”在一段特殊时期内占据外交队伍外，整个外交系统的主要构成均来自于外交学院和部分大学的外交学系与外语系。无可置疑，他们语言本领过硬，熟通外事礼仪，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符合中国以“礼宾外交”为特色的对外交往要求。但问题在于，他们接受的是几乎同样的思维训练，总体的知识结构较为单一局限，在新时期的外交条件下常常会显得力不从心。当代外交已不再是单一的上传下达与礼尚往来，复杂的全球政治体系为外交官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有必要以某种“掺沙子”的方式，使中国外交队伍的来源更加丰富、人员机制运转更加灵活。

第三，国家外事系统对涉外事务的统筹与协调问题。中国在处理涉外事务中时常出现这样一些现象，如军方的某些行动，外交部门事先并不知晓，而是通过外媒的报道或采访，甚至等到别国外交部门抗议后才获知；同样，外交部的某些布局或安排也可能引起其他部门的不满，甚或产生自家互不通报而前后不一致的矛盾。

中国外交体制具有自身特色，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例如，在某些涉外事务上，外交部并不一定掌管实权，而中央外办作为国家最高领导层的直接外事顾问具有其特殊的角色；同时，各个部委的外事口、国际司也均有其自己的外事资源与渠道，很多情况下它们自行其是，相互之间并没有什么沟通，其中最为明显即是军方系统与外交部之间缺乏沟通与协调的问题。当然，形成当前的错层局面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特殊历史背景有关，当时中国外交的所有职权被军方接管，从而造成中国外交体系的极大混乱。但是，当那个特殊时期的政策失误被修正之后，中国外交制度的设立似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外交与军事间出现了部门间的错裂。总之，外交是一个自我调适、升级的过程，需要体现社会的进步和变迁。未来中国外交的制度性创新与变革既应体现“外交为民”理念的外化，又要在新的科层与程序的设计、组织机构及部门间的联系与协调上做出实际的安排。

一方面，是研究和教学机构及各种课题项目大增，另一方面，是外交实际操作部门又感到缺乏高质量又实用的理论成果，外交理论研究与外交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互不相干的“两张皮”。

难题九：消除理论与实践脱节状态

当前，中国外交实践体系与外交学界间存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一方面，是研究和教学机构及各种课题项目大增，另一方面，是外交实际操作部门又感到缺乏高质量又实用的理论成果，外交理论研究与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互不相干的“两张皮”。

相对而言，中国的外交实践获得国内高校与研究系统支持的比重是较低的。不可否认，学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一项较为“孤芳自赏”的活动，未必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政策。但不能不承认的是，国际关系与外交学界提供理论分析支持应当是外交决策与实践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尤其在政策与对策研究中，能够对实际部门产生积极的影响，成为实际部门的咨商对象。而恰恰是在这方面，中国外交实践体系与外交学界的联系是相当不足的。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关系及外交学界的研究者受邀到外事部门进行咨商的机会相较以往大大增加了，可以视为中国外交建立智库咨询制度的一个可能的起点。近年来，笔者多次应邀参加外交部牵头的政策分析会与咨询活动，亲身感受到中国外交决策和操作部门的进步。在类似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应对国际气候变化、考虑八国集团邀请等难题上，中国外交官和政策制定部门有出色的博弈手段和中短期折冲办法，但对中长期战略思考不够、论证不深，有时显得被动、消极。这实际上恰好为学者和专业工作者提供了“拾遗补缺”、发挥所长的机会。笔者认为，国际关系与外交学理论中的很多研究成果可以成为进一步提升中国外交实践水准的助力，如国际机制研究、遵约理论、有关外交领导层代际差别的探讨，以及外交民主化、科层化研究等，都能够应用于现实的外交实践。

难题十：认知国家身份，构建体现其特性的外交形态

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对自身身份的认知矛盾是社会变革进程中外交困境的本源。国际国内的积极互动，逐渐加深的多重依存，不断更新的公众观念，政治家及决策层的统筹考虑，形成了不断调整中的中国身份，带来多层次的参与和灵活的立场。

上文已经提到，当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性质是中国外交难以跟上公众期待的一个重要原因。深入地看，全球化平台的搭建与中国经济社会内部的急剧变革使中国公众的品位与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仅仅体现了问题的表象，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对自身身份的认知矛盾才是社会变革进程中外交困境的本源。

中国的身份建构一般应至少包含以下几个维度：中国既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不能忘记第三世界的众多兄弟，中国永不称霸，也绝不背信弃义，将坚持对现有国际秩序中不合理不公正成分的批评与抵制；中国是一个核大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对国际和平与发展及人类共同进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人应当在全球和地区重大事务上拥有自己的位置和话语权；中国是当今国际社会中最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经济发动机之一，在全球化时代，对外部资源、环境和稳定性的需求与日俱增，理应在维护和建设地球这个人类的共同家园方面做出自己的努力；最重要的在于，中国拥有当今世界1/5的人口，人均所得在国际上的排名仍相当靠后，需要把自身的事情做好，在面对国内外重大事务时不受干扰地制定议程。此外，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传统、历史记忆、社会形态等等，无不为当代中国的外交形态塑造增加了难度；但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这些多维度的因子，形成了中国独一无二的外交特色。

当社会处于认同调适期时，一国的外交形态与国际战略就要在设计上体现这种丰富性和复杂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表现为：中国在国内政治制度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因此对外政策必然要同试图改变这种方向的各种压力进行斗争，必然要同发展中国家保持精神上的“同盟者”关系；中国经济的快速市场化和对世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相互依存关系的增强，使中国人在消费趋向、市场走势及社会层面与欧美国家有所趋同，这也是中国在外交上改善与发达国家关系的社会经济基础；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走出国门的过程中，深切感受到外部对中国发展的各种评价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强大与弱势，开

始具备国际意识，要求提升中国的位置。

综上所述，以上十个难题概括了当代中国外交在自身塑造与演进过程中面临的种种困难与矛盾，也为未来的国际关系与外交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与挑战。

作者：王逸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原载于《世界知识》2010年第10期

王逸舟：中国外交的困境

2008-12-21 王逸舟教授 整理：苏颖

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即有狭义上追求自身强大、富足、走向中高端，成为强者的强者逻辑；但更高层次的追求应该是，让世界理解并学会中国人的宽容、大度，依靠“中国智慧”取得世界认同，推进世界和谐。要时刻警惕大国民族主义甚至沙文主义情绪。

成就: 中国外交的革命性转型

中国外交30年实现了一场静悄悄的外交革命：从国际范围看，中国从30年前一种边缘的、反抗的形象，变成了趋于中央位置的、具备建设性与合作能力的“负责任大国”；从中国国内视角观察，中国外交由原先那种富有神秘色彩、主要是“高政治”和“大战略”的内容，转向民生为重、发展优先、更加透明的过程。

挑战: 中国未来外交的三重危机

一.经济领域的挑战

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的以量取胜、扩张的时代即将结束，要求走入一个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两大短板或瓶颈:（1）能源瓶颈

中国的所谓“地大物博“在工厂机器的高转速下即近枯竭，或迟或早将出现断裂。只靠挖掘矿藏实现GDP增长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产品结构链上，中国在全球经济金子塔中处于中低端，但是中高端所拥有的决定权十分微弱。一双made in china 的耐克鞋，美国从中可以赚40多美元，中国的鞋厂几毛钱，工人平均只有下来几厘钱。结果,中国需要拿5000万件衬衫换取一架美国的波音747飞机。如果中国永远处于全球经济的中低端，中国将永无出头之日。中国经济的发展要靠科技创新、新能源的转型。不过这种转型将是痛苦而长期的过程，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时间。（2）环境瓶颈

人类的环境瓶颈已经到了临界点。人类对环境的污染创造出各种病变，如SARS,AIDS，而这些仅仅还只是局部，现在人类已经接近使人类灭亡的灾变，且正在加速这种灾变的进程。其中，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污染排放源，最大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地。有人甚至称连北极圈上空能够检测出来自中国的颗粒物。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一定要强调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增长实现清洁的增长方式，GDP的增长要强调绿色GDP。要让我们的子孙活在有山有水的有尊严的世界中，减缓灾变的速度。二.安全与主权的挑战。

中国一共有近30个邻国，其中有一半是接壤邻国，14个；还有同样数量的非接壤邻国，如韩国、日本。在这近30个邻国在历史上几乎均与中国有过冲突，而现在仍有10个国家与中国存在主权纠纷。这种情况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有人说中国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太多的邻居。中国所处的西太平洋区域是全世界主权纠纷最多的区域，占世界的一半。中国与韩国、日本、俄罗斯、东盟内部等，都存在不同的地域、海域和其他问题上的纠纷。主权纠纷不可能默然视之。中国历史上因为主权纠纷引起的战争，延误了中国多少年的现代化进程？抗美援朝可说是保家卫国之战；1962年中印边界纠纷，中印至今没有双方均认可的边界，几千公里的长度随时可能引起1962年那样的战争；1968年中国与苏联的领土纠纷，现在看来似乎是一场局部占领，但是当时有人称，这是当时世界上最漫长最危险的边界，有可能引发世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段边界；随后西沙南沙又响起了枪声，中国与东南亚十国中的五个国家都发生了纠纷；再之后，中越边界战，未披露的中方死亡人数7万人以上；直到1993年还有来自中国与菲律宾零星枪声；九十年代还有讨论“打南保北”“打北保南”的争论，可见当时还是有战争的风险。中国与东盟的和平协议，是中国外交的重要成就。但是与东盟五国的主权纠纷，仍然没有解决。2005年，外交危机发展到东海领域，中日关系走进最低点。虽然中日关系现在回暖，但是东海划界、钓鱼岛等问题还未解决。最近，朝鲜对我国的黄海领域划界提出质疑。如此多的主权纠纷，处理不当将十分危险，可能导致中国再次陷入万劫不复的战争的深渊。

但是这种纠纷的解决之道不能靠武力和强力。如何取得一种即不丧失主权和领土又不导致武力和强力得均衡点？这个除了靠中国的外交智慧，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更重要的是要有强大的后防，依靠国防实力。中国现阶段的国防是不够坚实的，而且还面临着“大炮、黄油不可兼得”的困境。经济的投入和产出可以计算量化，但是国防就像无底洞，而且投入也不一定能取快速形成战斗力。中国现在还面临着远洋作战的挑战，而这正是中国军队的短板，近几十年并没有取得很大的发展。未来的发展，中国国防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的冲突将越来越激烈。三.中国的国际义务与国际责任方面的挑战 这是中国新出现的外交挑战。如果说，经济需求是让中国人富起来，主权需求是让中国的拳头大起来，而责任需求就是要求中国为世界的发展做出一贡献。但是，中国实际上承担的国际责任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但贡献度远不及世界的1/5。

联合国的大系统中，如维和系统、世界货币组织等，几乎没有一个由中国主导，仅仅世界卫生组织弥补了这个空白。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仅交纳了2%的会费，而美国1/4，日本都有18%。还有人认为，中国正在南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掠夺非洲的资源。中国为国际提供的公共产品很少，即使是外援，也多是“战略外援”，多与中国的利益和战略目标相关，与此相对比的是，北欧的外援是世界的楷模，如挪威GDP的8%提供于外援。

可以说，在全球的制度框架中，在全球的国际组织中，中国人多半在处于金字塔的中低端，就如同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一样。作为五大国，五常任，中国的话语权严重不足，含金量不高。

在制定全球的公共产品的规则时，如极地、外空、公海规则等，中国的代表几乎永远坐在后排。美国、英国、俄罗斯坐前排。后排意味着不要负太多责任，意味着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处理内部事务。有中国官员说，中国的脖子上挂了太多的甩不开的秤砣，法轮功、藏独、疆独、以及国际其他纠纷(中国现阶段面临的“五独”，台独、藏独、疆独、蒙独、鲜独)。就是说，中国体制上的扯的后腿，使得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只能疲于应付。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其中许多跨界民族，如果民族关系处理不好，尤其是与跨界民族关系紧张，将导致边疆不稳定，形势十分严峻。这就是所谓的“大国之难”。

中国什么时候能再为世界再创造“四大发明”？为世界为人类的发展和和谐提供更大贡献？

提问1：如何在解决公共责任与内政困境的矛盾？ 最重要的不仅仅如何解决这三大挑战，更重要的是如何找到这三大挑战的均衡点？而这种均衡的实现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尤其是奥运会后，中国在世界的印象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中国救世”的说法越演越烈。许多大国取消了对中国的援助和投资。但是中国的现实呢？这种反差太大。中国如何解决这种极其矛盾极其难解的困境？我想这种统筹均衡是十分不易的。

中国外交的新高地——高出不胜寒，中国外交官要学会面对国际上的NGO，学会面对不同声音，学会面对公众。这也是中国的短板。

想象世界由三面构成：经济界、政治界、社会界。中国在经济界干的非常漂亮，在政治界后来居上也很不错，但是在应对真实、多元的社会界方面，中国还将面临十分艰难、漫长、也很细微的挑战。

提问2 ：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

马英九向中国提出了比陈水扁提出的更加难的挑战，这是涉及政治体制的问题。两岸关系上，存在着商量的余地，体察难处的气氛，妥协的空间，这是我们十分愿意看到的状况。最好的状况是未来在保持两岸关系上协商的、朝前看的气氛，外交上的博弈、谈判还是是有余地的。提问3：为何获得诺贝尔奖的是**，而不是提出和谐社会的胡？

一.**在外部世界的印象非常好，英语好，表述很好，以和平使者反对暴力、非暴力合作的形象出现，在国际社会这被欣赏得；

二.西方人的内心深处有着对西藏和香格里拉十分隐秘的情愫，他们把西藏看作宗教和文化的象征，赢得了对市场化过于厌倦和疲劳的西方人的心。

三.中国外宣有误，生硬不得人心。缺少和平主义的方式，这是我国外交官无缘诺贝尔和平奖的直接原因。

四.西方的意识形态与偏见。

提问4：政治体制改革对外交的影响。

书中深埋的主线：外交实质上内政的很复杂的折射。

未来外交的成败和进展确实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相关性，但是这种相关性并不是线形的，是非常复杂的函数关系。比如公民社会的成长，媒体的开放、对NGO态度的变化等对外交的影响。中国外交的变革一方面有关外交制度、外交官素质本身的改变；二是中国社会基础的改变。提问5：关于外资、外企和外汇 今天和未来世界，我们如何立足？

我的胜利可能意味着别人的丧失，这是过去的强者逻辑。我不太主张继续延续这种逻辑，但是这种逻辑无可奈何的还将长时间存在；在我心中更倾向于另外一种逻辑，即我的胜利不一定意味着你的失败，我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别人的威胁。正如费孝通所言，“各美齐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民族的利益就是世界的。

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即有狭义上讲的追求自身的强大、富足、走向中高端，成为强者的强者逻辑；但是更高的层次的追求应该是，要让世界理解并学会中国人的宽容、大度，依靠“中国智慧”取得世界认同，同时推进世界的和谐。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促进世界进步的崛起。要时刻警惕大国的民族主义甚至沙文主义的情绪。

虽然这种说法有些理想主义，但是理想主义能让人看得更远一点。以此共勉。

本文根据2008年11月26日王逸舟教授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的讲座《中国外交的成就与挑战》及相关资料整理而成，转载自“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站” 视频：http://www.xiexiebang.com/programs/view/lr-cZXZgQM0/ 金融风暴下的中国外交对策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席卷了全球，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在一些国家甚至导致了社会的动荡，酿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最复杂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还没有见底，中国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角色之一，金融危机下中国外交的走向对世界经济的复苏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也备受各国关注。

在金融危机的国际背景下，中国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我们应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更加积极有效的开展外交工作。

我认为，对中国今年的外交工作，总结起来可以有如下四个要点：

第一，一条主线，就是要全力为确保国内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服务。中国领导人在很多场合都曾表示过，“外交要为经济建设服务”。

第二，两大重点。一是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要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服务好；二是要做好中国国家领导人参加重大的国际多边会议活动的准备工作，如七月即将在意大利举行的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十一月份要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等。中国要通过参加这些活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第三，三项工作。一是要搞好安全外交，切实维护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利益。二是要加强人文外交，进一步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三是继续抓好领事保护工作，切实维护中国公民和企业在海外的合法权益。

第四，四个方向。就是要促进我国同大国的关系稳定发展，进一步搞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进一步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要更加积极地参加有关全球性和地区热点问题的妥善解决。

在世界金融危机下中国的外交走向可总结为以下五点： 第一，推进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实现国内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逆流，共同抗击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必然引发的两种后遗症已经开始初露端倪：一种是贸易保护主义，这样的措施看似为了保护本国经济，但是效果往往正好相反；一种是制造紧张气氛，用来转移国内矛盾焦点，但这丝毫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使问题更加严重。贸易保护普遍抬头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现在要做的，一方面尽量避免贸易战,通过协商通过增加贸易进口等措施来缓和国际上对华贸易限制,这主要是指对欧盟及美国，二者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每年为中国提供数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中国必须要给予最高的重视。春节前后温家宝总理去了欧洲，避免了中法争端扩展到中欧层面，中国逆市增持美国国债也是针对性措施；一方面要大力扩展与中国在贸易方面互补性较强的国家之间的贸易，比如西亚、非洲、拉美等国家多以出口能源资源类产品为主，中国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第二，加强与其它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提升中国国际地位。“正月外交”展示中国是负责任的国家,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和冲击日益突显，但是因为中国金融体系稳健，社会资金充裕，我们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等原因，所以，我们所受的冲击并没有其他国家大，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大家的命运已紧紧联系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金融危机检验着国际社会加强合作的诚意和水平，也考验国家责任问题。中国此时将自己的信心带向世界各地，无疑为世界抗金融危机注入强心针，增强了国际抗金融危机的信心，尽管，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但是中国的发展绝对离不开世界，中国有责任与国际社会一道，积极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尽管，中国救不了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中国有义务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与各国一道，积极应对各种全球性风险和挑战，为实现世界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三，倡导国际金融和经济新秩序，争取在国际经济和世界事务上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和主导权。面对激烈变化的国际局势, 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科学判断国际形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不断完善外交战略，努力营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良好国际环境,，我国国际地位明显提高。

第四，加大对能源和资源的控制力度，维护我国能源资源安全和经济安全。如借世界金融危机之机建立石油储备。

第五，加大技术的引进力度，为科学发展奠定基础。金融危机给我国提供了机遇，我国应大力引进从前不能引进或必须更高价格引进的技术与设备，为科学发展奠定基础。另外，中国应该遵循“安全、流动、增值”的原则使用中国的外汇资产。这次金融危机的起因自有公论，有关教训应该汲取。当务之急是各国应该携手共进，提振人们的信心，为加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为稳定金融市场，为推进必要的国际金融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为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而努力。

对于当前中国的外交工作而言，应积极应对金融风暴带来的挑战和困难，同时抓住机遇，提升中国国际地位，使外交更好的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