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院开展“李佩甫与河南文学”专题座谈会（最终版）

第一篇：文学院开展“李佩甫与河南文学”专题座谈会（最终版）

文学院开展“李佩甫与河南文学”专题座谈会

广播通讯社记者：裴荆巧、吕芳报道

领略名师大家风采，畅游文学知识海洋。我校文学院隆重邀请著名河南作家、中国作家协会成员李佩甫、何弘、乔叶莅临我校讲学。12月21号上午，在人文楼3-11会议室召开了“李佩甫与河南文学”专题座谈会。文学院党总支书记、院长吴圣刚，副院长沈文慧，信阳作家胡亚文，文学教研室老师出席座谈会，与研究生及部分学生代表共同聆听本次报告。

座谈会以评论和提问的方式展开，与会人员结合自身谈论对李佩甫文学创作及其作品的认识和感想，并由李佩甫现场解疑答惑。首先，何弘通过研究李佩甫的系列作品，评价他是一位坚韧的探索者和深刻的思想者。李佩甫身为生长在中原大地上的作家，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润和滋养，赞扬中原文化是败中求生，小中求生，生生不息的。他坚持以正面强攻的姿态面对社会生活并努力做出有深度的艺术表达。经过日积月累，他对中国社会的变迁、对人性、对命运等问题都有了自己独特的认识，并在作品中将其深切地表达出来，使他的作品有了难得的厚重与深刻。谈及文学创作中的“饥饿问题”，李佩甫对此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贫穷对人的戕害要超过金钱对人的腐蚀。在其作品中，他没有像其他有些作家那样回避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而是大胆地书写真实。乔叶也表示，展现人性是最挑战作家的，而这也正体现了作家的责任感及其价值。针对王雨海提出的“一个人的童年是否可以决定人的一生”，李佩甫再次讲到童年的阅读经历对他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早年读到的关于美好、苦难、屈辱的文字，对他性格、文学思维的形成有独特作用。他希望同学们在青春年华，多读高品质的文学作品，形成自己独特的思考，修身养性，净化心灵。乔叶在谈到其文学创作方向的转变时讲到，由先前的散文创作向小说创作的转变，中原文化都是她进行文学创作的“母体”，这一点永远也不会变。而小说创作的视野更广阔、更宽容，使她能够突破某些道德规约，说出内心真话，更接近天性。会议结束时，大家纷纷表示感受颇多、获益匪浅。

此次座谈会不仅为专家、师生文学交流搭建了一个有益平台，活跃了我校的学术氛围，同时对促进我校文学创作人才的培养和文学创作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篇：施耐庵文学奖李佩甫的获奖感言

常年在平原上行走，每到一地，我渐渐养成了阅读县志的习惯。

记得，在一本旧县志上，我曾读到一则记载。说此地有三景：一塔、一庙、一桥，算是古迹。兴趣所至，就去访了。那塔是清代的，有乾隆的御碑为证;庙是文庙，供奉的是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这又叫“三教合一”;惟那一桥，是没有的。那桥只记述在县志上。上言此地有一景叫“高桥揽月”。那桥究竟有多高呢?没有人知道。据民间传说，古时，有一孩子，爬到桥洞里掏鸟蛋，一不小心，鸟蛋从桥洞里掉下来，鸟蛋落呀、落呀、落呀……那鸟蛋在下落过程中竟奇迹般地完成了孵化过程。就此，小鸟儿在落地之前脱壳而飞。于是，在梦中，我看见了那桥，可以上天揽月的“桥”，我也就成了一个企图爬到桥洞里掏鸟蛋的调皮孩子。

感谢我的平原。感谢平原上的风。感谢平原上的树。

感念兴化。感念施耐庵。感念评委们。

第三篇：读李佩甫《生命册》有感：对生命过程的怀念

对生命过程的怀念

——读李佩甫《生命册》有感

张立为

灵动的文字是有生命的，正如艾青的诗歌：“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阅读完李佩甫《生命册》中那些质朴的文字，让我感受到了一种灵动的气息。

每一个离开土地的孩子，无论走多远飞多高，对故乡、对土地、对父老乡亲、对花草树木的怀恋永远都是内心最深处的柔软，孤独的生长在每一个远离家乡的游子心中，以倔强的姿态。无论是书中离开农村走进城市的吴志鹏，还是现实中如我一样走出苞米地、走进大城市的乡土游子，都是在用自己的生命演绎着“努力摆脱土地束缚”的过程。

“生命册”其实就是对人生过程的记录，每个生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也都有属于自己的生命册，只是有些人的生命册是有字的，有些人的生命册是无字的，有些人的生命册是树碑立传的，有些人的生命册是口耳相传的。

《生命册》这本书以独特的笔触记录了很多人的一生，骆驼，老姑父，吴玉花，虫嫂，老拐，梁五方，老杜，刘玉翠，春才……，更记录了他们每个人对待生命、对待感情、对待生活的态度，也正是所谓的态度决定了他们生命历程的迥异，同时这态度里主要蕴藏的是性格，然而一个人的性格又是生命在幼年成长经历中所养成的，正所谓性格决定命运，经历养成性格。

《生命册》写出了乡土人的真实，写出了乡土人的曾经，写出了让走出乡土的游子看到了曾经的自己，看到了祖祖辈辈乡土人的影子，这就是共鸣。可以说，现在读乡土文字的人，都是离开乡土的游子，因为真正的乡土人是不读这些乡土文字的，甚至是不读书的，只有真正走出乡土的游子才会以一颗怀恋的心在倍加珍惜地阅读这有深切情感共鸣的乡土文字，来慰藉自己努力的疲惫，来鼓励自己奋斗的艰辛，来提醒自己心底的真实，来承载岁月带给自己的改变。

说到改变，乡土人的改变相对更加艰难。很多人的改变或许是时间的改变，或许是社会的改变，人也随之进行了改变，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但是对于乡土人来说，改变的首要条件是要靠自己，靠自己的思考和努力，社会的改变对于真实的乡土来说是极其缓慢和滞后的，这其中有大环境的客观因素，也有乡土人自身思想钝化和不思进取的主观因素，所以改变，对于真实的乡土，更难。走出来的乡土人，改变了衣着打扮，改变了言谈举止，甚至改变了生活习惯，但改不掉的是对乡土的怀念，和在乡土生活经历中养成的质朴和善良。在走出乡土的乡土人极力改变的外表之下，有一颗无比怀念的初心，身体已然真实走进城市，但灵魂却深深埋在了乡土。

故乡，离不开，也回不去，是情，更是结，浓得化不开。这是一种无法释然的存在，一种由幼年成长经历决定的存在，一种现实中再也找不到的真实存在，一种在内心深处永远存在的存在。我们所怀念的故乡，已经不再是真实的故乡，而是内心深处对自己生活经历的怀念，怀念的是记忆中的故乡，记忆中的情感，记忆中的故事和故人。

这一生，如何写完属于自己的“生命册”，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命，但又好似冥冥之中的注定，是土地养育了我们，但我们却在以背叛的姿态前行在逃离土地的征程上，拼命想要离开土地并为此付诸加倍努力，然而乡土对成长经历的深刻影响又是我们一生都无法蜕变的本质，或许乡土已经成了我们这一类人的灵魂归宿，我们只有保持眼睛的明亮，并且不忘背后的土地，以踏实质朴的真诚，才能写完属于自己的“生命册”。

第四篇：文学与新闻学院举行2013届公务员与选调生座谈会

文学与新闻学院举行2013届公务员与选调生座谈会

2013年6月21日下午，文学与新闻学院在莲湖校区教学楼206会议室举行考取2013年公务员与选调生座谈会。文学与新闻学院领导杜松柏书记、曾宪文副主任，团总支书记吴辉兵及今年考取公务员与选调生的毕业生参加了座谈会。

座谈会上，杜松柏书记首先代表文新学院全体老师对考取今年公务员与选调生的同学表示祝贺并讲到工作之后前十年是特别重要的，希望大家做好今后工作的整体计划。前十年应分三个阶段进行规划，每三年为一个阶段，在不同阶段应明确自己的角色与目标，要踏实努力、懂得吃苦、处理好人际关系、学以致用、展现自己。在面对困难时，作为中文系的学子要不畏艰难并用十倍的信心想办法解决。

曾宪文老师和吴辉斌老师同时希望同学们在今后的岗位上要善于抓住机遇、踏实努力，生活上要豁朗、开心、细心。座谈会上，同学们也畅所欲言，讲述了他们考取公务员或选调生的基本经验和大学生活中的收获。对于即将奔赴的岗位，他们无限憧憬、充满信心。

文新学院新闻中心报道 李明洋供稿

他说，文新学院就是同学们的家，希望毕业后，与母校保持联系，常回家看看。

程碧英老师、曾宪文老师和班主任吴辉兵老师、熊明川老师、漆娟老师、胡蓉老师等纷纷送上真诚的祝福。整个座谈会，同学们愉快地回忆了自己大学生活的酸甜苦辣，表达了对即将结束的大学生活的依恋，也畅谈了今后的打算。明珊讲述了自己的大学生活，特别是让她刻骨铭心的考研生活。因为自己决定考研比较晚，所以要比别人抓得更紧，付出更多，经过努力终于被四川大学新闻传播专业录取。现在回顾那疯狂读书的时光，当时感觉很苦的日子也充满了别样的快乐。因为有老师和同学们的鼓励，自己才坚持了下来，这些让她心存感激，永远铭记。李钦钦谈到，大学中的一些点滴小事却令人感动，令人难忘。她讲话内容朴实，语言幽默，透露出她对过去生活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无限期望。李桂英、杨文静、周小艳、王超等同学畅谈了大学生活中的奋进历程和感恩情怀，整个座谈会弥漫着温馨氛围。文新学院新闻中心

李思佳报道 程碧英审稿

第五篇：李先明“文学与政治”发表会

“文学与政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经验与理论”国际学术

研讨会综述

李先国

开幕式

2011年10月15日，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主办，苏州大学文学院、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协办的“文学与政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经验与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绍兴文理学院举行，来自日本、美国，以及中国社科院、中国艺术研究院、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西南大学等研究机构与高校的6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了会议。苏州大学刘锋杰教授主持了开幕式。绍兴文理学院副校长王建力教授在欢迎辞中介绍，绍兴具有2500多年的历史，现代的绍兴是中国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因此，今天的绍兴是一个古老与现代并存，宽度与深度并重的城市，绍兴文理学院是一所办学历史悠久、发展前景良好的充满活力的地方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作为一级学科硕士点建设学科，举办文艺理论会议可以促使该学科加快发展。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秘书长、华东师范大学朱国华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与政治的联系日益紧密，文学对政治具有强烈的反作用。77岁的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浙江大学王元骧教授首先指出“文艺与政治是一个永恒的问题”，随后又强调文艺不应该为政治服务、成为政治的附庸，文艺的根本目的是保证“人的自由”，推动社会的发展。王元骧教授精辟的见解为整个会场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气氛。在随后的大会主题发言和小组讨论中，专家们围绕“文学与政治的基本理论关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基本经验”、“中国学界对西方文论的政治化观照”、“从政治角度重释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等话题进行了深度交流与探讨。大会主题发言

大会主题发言的第一场由浙江大学张节末先生主持，安徽大学吴家荣先生点评。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陈飞龙研究员

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创新角度来谈这个问题。他认为创新能力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标志，创新是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必由之路，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是文化创新的根本动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极需坚持马克思主义，积极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抓紧培养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人才。

而后河北师范大学姜文振教授与日本国德岛大学邵迎建教授从个案入手阐述了自己关于文学与政治的见解。

1937年日军攻打上海，文化名人与进步青年纷纷出走，追随国民政府走向武汉、桂林、重庆；亦有人走向延安，走向香港。上海的话剧舞台上，主角们也频频出走，奔向远方。然而，绝大多数的人没有走，走不了，甚至有人逆向而来，如王文显、杨绛、张爱玲。

日本国立德岛大学邵迎建教授

讨论了抗战时期话剧舞台上的两类戏，一类是从上海“出走”的作家的文本，一类是“滞留”上海的文本。无论对作者还是文本，都有固定的衡量标准，该标准是二元的，对立的，其文学传统及在政治上的意义都是不同的。

西南大学代迅教授

从中西美学的异同点来看这个问题。认为中西美学尽管存在巨大差异，但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呈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复杂状况。西方社会始终有着强大的宗教传统，中国社会的宗教观念却历来淡漠。西方思想传统以追求知识本身为目的，中国思想传统则以知行合一和经世致用为旨归。这些因素的作用给中西美学以深刻影响，和西方美学相同的是，中国美学以关注艺术的社会功利性始，和西方美学相异的是，中国美学以艺术的审美伦理化终。

大会主题发言的第二场由来自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冯毓云先生主持，上海师范大学杨文虎教授点评。先后发言的有深圳大学庄锡华的《激进主义思潮与政治化文论》、上海师范大学陈伟的《中国审美现代性的特殊性》、中国社科院吴子林博士的《文学与政治的双重迷失》，以及绍兴文理学院徐扬尚教授的从比较角度作的《毛泽东的“两结合说”与“西方文论中国化”》。深圳大学庄锡华教授

认为激进主义者思维方式趋向于极端，与传统文化讲节制、不逾矩的一派的观点极相牴牾。激进主义虽与儒家温柔敦厚的文化主旨相矛盾，但在中国的历史上绵延不绝。在战争**的年代，中国知识人的普世情怀往往成为培养激进主义的土壤，现当代文艺理论的建设者便是在激进主义的时代氛围中从事自己的学术活动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吴子林博士

认为：“文革”时期的文学理论是在“两结合”基础上形成的，“样板戏”是“文革”时期文艺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畸形产物，国家凭借其示范机制培养政治信念以实现政治认同；作为“样板戏”创作方法和创作原则的理论总结，“根本任务”、“主题先行”和“三突出”等负载了极左的政治理念，使文艺成了“形式的意识形态”而丧失自身的力量与尊严。

绍兴文理学院徐扬尚教授

比较毛泽东与高尔基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之说，认为毛泽东移植高尔基“两结合说”，解构其二元体系结构而纳入中国文论传统的三元谱系结构，体现其潜意识的“西方文论中国化”意愿。

各位的发言都得到了点评人的肯定。学科处处长魏小琳教授参与了开幕式并聆听了大会主题发言。

下午，各位代表分别在图书馆报告厅会议室和铁成科教馆一楼会议室分组交流讨论。

第一小组发言

大会分组发言的第一小组的上半场由河北师范大学郭宝亮先生主持，武汉大学冯黎明先生点评。

南通大学杨菊博士

以1920年代革命文学论争过程中革命文学家与鲁迅、茅盾等论争的内容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这一时期文学政治化的形成及其策略。

上海交通大学施立峻教授 认为，近年来，学术界对文学自律/他律、启蒙/审美现代性等问题的学术史考察一方面显示了文学审美特性的悖论与现实语境意义，另一方面也打开了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论思考空间。他的发言在现代语境中探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通过审美交往与对话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从而摆脱文学自律/他律的二元结构束缚，在现代公共空间的意义上确立文学与政治交往对话的意义与价值。

新疆大学刘志友教授

认为文艺与政治关系属于政治领袖话语。他之所以这样看这个问题，是鉴于一个事实：文艺与政治关系最偏激的话语形式“文艺从属于政治”并进一步发展为“文艺为政治服务”，其源盖出于后来拥有无上权威的政治领袖毛泽东，真正敢于反对或能够否弃这样圣旨式话语的是邓小平，1980年1月，邓明确地说出了“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

云南曲靖师范学院范永康博士

认为1960年代以来的西方文论大规模地政治化了，成为“文化政治”的一部分。中国学界对这种政治文论进行了批判，一是担心文学或文论再次沦为政治的工具。二是指责政治文论对文学性的排斥。三是指明西方政治文论对中国本土问题的遮蔽。除了对当代西方政治文论进行反思和批判以外，中国学者还初步提出了以下几种超越方案：童庆炳设想的“文化诗学”、赵宪章的“通过形式阐发意义”、胡亚敏的“文化—形式批评”设想、吴炫和曹文轩的“文学性的文化批评”。这些超越方案主要谈的是文学的“文学性”与文学的“文化性”如何融通的问题，而对最关键的“文学性”与“政治性”的兼容问题探讨得并不充分，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绍兴文理学院朱媛博士

认为鲍德里亚从符号学的角度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他以符号学改造了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以符号价值的论述代替了马克思商品理论中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突显了马克思理论中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意义，有力地驳斥了庸俗的唯经济论的马克思阐释者们，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以马克思批判论为中心，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理论。

大会分组发言的第一小组的下半场由新疆大学刘志友先生主持，西南大学代迅先生点评。哈尔滨师范大学冯毓云教授

认为，在后意识形态环境下重提“文学与政治”的话题，虽然与学术界的政治冷漠、消费文化遮蔽政治维度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政治”在当代的表现形态已发生了新的变化，它已以“微观政治”的形态深深嵌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形成一股潜在的潮流，以新的政治手段发挥着微妙的功能。

合肥师范学院赵学存

认为：将文学对政治的关系界定为“想象”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古代将这一关系定位为“载道”，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它被定位为“从属”。“载道”说与“从属”论都是因为时代的某些特殊原因而产生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偏差。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各种社会事业部门的完善以及文艺学自身的发展，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将逐渐恢复本来面目。

忻州师范学院刘淮南教授

认为：白居易的文学观念中由于渗入了很多的政治功利，因而与人们对文学的期望存在较大的距离。假如将之作为指导创作的理论，无疑不利于文学的发展。而他的《长恨歌》、《琵琶行》等文学价值很高的篇目恰恰是与其文学观念相背离的。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李自雄博士

认为，根基于中国政治伦理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传统的意图伦理是一种一以贯之的精神范型，反映在中国的现代文学本质观念中，也没有发生变化，仍然把文学视为政治伦理意义上的“载道”的工具，由此主导、形成了中国的文学本质观念与西方的不同。

嘉兴学院李瑞明教授

分析了“诗史”观念的政治向度。“诗史”观念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士的文学”的脉络系谱，其精神所向是士的身份与志业的自觉。汉儒解《诗》彰显了《诗经》“变风变雅”诗人的典范性意义，诗人要有承担挽救社会秩序的责任，并积极以诗歌创作忧国忧民、参与现实、参与政治。杜甫的“诗史”精神正是这一精神传统的发扬广大与创造性发展，对后世有积极影响，这种影响以白居易、钱谦益、陈衍三人为代表。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何金梅副教授 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当代文学里的母亲形象的塑造经历了三个比较明显的演变阶段，第一阶段的母亲形象往往是政治理想的寄托，女性特征不明显；第二阶段的母亲形象开始向女性身份回归，母性开始被描绘为一种女性的力量；第三个阶段的母亲形象丰富多样，在传统母亲形象依旧被歌颂的同时，还出现了世俗母亲、无爱之母、精神之母等具有解构性质的母亲形象。母亲形象的演变过程反映了新中国性别文化从单一到多元、从无性别意识到性别意识彰显的过程。

南京晓庄学院徐敏博士

结合学界反应对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所反映出来的其学术方法未能一贯到底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认为洪子诚倾向于从时代的情绪、作家意识取径观察文学及人们的日常生活。无论是学术立场、文学立场，乃至伦理立场、政治立场都需要与人以及人的“信仰”结合在一起。

闽江学院肖翠云博士

认为新时期文学批评去政治化策略之一就是从“语言转向”来探索文学的形式美学，逐渐摆脱“文革”时期的政治功利和新时期初的社会功利，突破以工具论语言观为基础的语言分析，走向以本体论语言观为基础的语言审美批评，完成了从文学的政治性向文学的语言性的根本转变。

复旦大学张旭曙博士

中国现代美学是中国启蒙现代性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现代美学系统的主干与核心是科学理性精神。美学领域里探讨、弘扬科学精神是中国当前现实迫切需要科学精神的折射。

绍兴文理学院刘毅青教授

认为在香港殖民文化统治下，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能够让殖民地的人民真正意识到自己的文化身份，实现民族觉醒，并能够对后殖民的消费主义进行反省。如同叶维廉的观点，在后殖民语境中，中国传统文化由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作为启蒙批判的对象，成为文化启蒙的主体，参与构建后殖民语境下的主体意识。

此外，武汉大学冯黎明教授探讨了艺术自律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安徽农业大学方国武教授探讨了政治批评的文学性价值建构，上海交通大学张蕴艳博士探讨了公民社会与公民写作问题。

同时，在文科楼，美国诗人Jennifer Boyden女士与河洲文学社成员等诗歌爱好者进行了长达三小时的互动交流。第二小组发言

大会分组发言的第二小组的上半场由上海政法学院祁志祥先生主持，福建师范大学王珂先生点评。

浙江大学张节末教授

认为中国国民性话语的谱系背后隐藏着西方殖民主义话语霸权，而启蒙精英们对此一话语霸权缺乏基本的反思意识。启蒙话语将阿Q形象与农民身份捆绑的话语策略非但没有得到中国农民的认同，相反却意外地成为对中国近代革命主力军的诋毁与污蔑。因此，作为一个文学形象，阿Q固然具有国际性的影响，却不免是一个失败了的中华民族主义形象，无法在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的真实历史中提供积极的民族认同。温州大学颜翔林教授

认为“可信”与“可爱”为王国维而立之年关涉于形而上学的困惑，这一困惑内在地构成了王国维的美学范畴，蕴涵着值得探究的思想意义。在后现代以消费活动为中心的历史语境，无论是生活世界、艺术世界还是理论领域，对于可信与可爱的求证都是哲学、伦理学和美学值得关切的问题或命题。

合肥学院许徐

认为：阿英为实现革命文学“力之美”的美学追求，确立了“意识形态定性+感觉情绪鉴赏”的“二元结构”批评模型。这一模型隐含着他在文类学意义上对形式的三重认知，即：形式的对应性、形式的阶级性和形式的成长性。

安徽师范大学江守义教授

在发言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文艺批评的基础上，形成了批评的“美学标准”和“历史标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要继承发展了“历史标准”方面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演变成文艺政策。文艺政策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艺批评之间有联系，但在出发点、批评对象、侧重点和批评效果等方面都存在差异。

苏州大学侯敏教授

认为一部百年中国史，是中国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历史。古老的中华帝国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陷入了政治和文化秩序的危机。如何通过政治与文化的变革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成为转型时期的时代课题。现代新儒家主要从捍卫儒家思想和民族传统文化的角度来宣扬儒学的复兴和发展，他们走的是一条“返本开新”之路。

广东五邑大学凤群教授

注意到晚年的巴金以写散文为主，当时杨朔、刘白羽、秦牧三大散文家的作品因为与政治走得太近受到诟病，此时巴金的《随想录》却表现出对现实政治的极大热忱。但巴金与三大散文家有本质的不同：第一次让当代散文闪烁政治批判的锋芒，复活了五四知识分子丢失已久的灵魂，对被政治扭曲的“自我”的无情地批判。

大会分组发言的第二小组的下半场由苏州大学侯敏先生主持，温州大学颜翔林先生点评。

苏州大学刘锋杰教授

在发言中集中描述1990年代末以来的文学再政治化的基本类型及其生成策略，展现“为文艺再正名”的理论面貌与基本内涵。第一种类型由陶东风、赖大仁、李建军等一批中青年学者所构成。第二种类型以陆贵山、王元骧等人为代表。“重建文学的政治维度”的策略一是里应外合，一者从反本质主义出发，另一者从本质主义出发，合力解构审美论。二是寻找政治的合法性成为迫压文学表现政治的基本手段。这对于一些论者来说，不是出于自觉的选择，就是无意识的流露。三是从文学所处身的外在环境的角度看文学。刘锋杰教授认为，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可以推导出“文学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接着再推导就出现了“文学的性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不能简单地说文学只拥有审美本质，因为文学的性质既然与社会关系总和相关联，那么，文学的性质就是多重的、系统的而非单一的、排他的。从“人对社会关系总和的选择”可以推导出“文学是对社会关系总和的选择”，接着再推导就出现了“文学的性质是对社会关系总和的选择”。因此，关于文学性质的定位，其实应当由这两个原理来支撑，既考察它对社会关系总和的表现，也考察它对社会关系总和的选择，并且正是选择创造了文学的特有性质，使文学成为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有事物，成为“文学个体”（区别于伦理个体、宗教个体等），并进而成为“文学主体”（区别于伦理主体、宗教主体等）。

安徽大学吴家荣教授

认为鲁迅对“左”倾文艺思想的批判以30年代初为界，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鲁迅重在对创造社、太阳社一些同志极左思潮的匡正。后一阶段鲁迅对极左文艺思潮的斗争，除了在“左联”早期纠正“唯物辩证”创作方法的偏颇外，主要是对后期左联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批判以及对托派的斗争。

上海政法学院祁志祥教授

对蔡元培进行了形象解读。身处急遽变化的中国近现代转型时期，蔡元培一身兼具多重社会角色。他不仅是出色的社会活动家，而且是现代知识分子和杰出的学者。作为社会活动家，他扮演的是民主革命家、现代教育家的角色；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和学者，他以启蒙思想家、美学美育家著名于世。

福建师范大学王珂教授

认为改革开放30年，政治思潮及政治生态影响了新诗诗潮及新诗生态，新诗一直承担着介入中国社会生活的政治责任，政治性是30年新诗的重要特征。

牡丹江师范学院尹传兰博士

认为：20世纪60年代初文艺界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对“大跃进”的激进文艺路线实施退却的“调整”政策。新桥会议、广州会议、大连会议三次文化调整会议使政治对文学的重压在某种程度上开始松动。通过译介外国文论、反“题材决定论”、反对文学与政治的简单依附和从属，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文学的“特质”，避免了政治对文学的过度干涉，肯定了创作者的主体性。

浙江传媒学院赵思运教授

认为延安整风成为延安时期乃至20世纪中国历史非常重要的分水岭，此前此后的鲁迅艺术学院的精神风貌迥然不同。由于20世纪30年代的延安社会是典型的现代兵法社会兼战时军事共产主义模态，鲁迅艺术学院等院校的性质是政治规约高于文化传承，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具有独立精神的学术人才，而是培养更好地服务于战争的工具，审美观念崇尚朴素、自然，不事雕琢。

浙江万里学院周兴华教授

认为1959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青春之歌》大讨论可谓文学批评上的奇观。参与者持有相同的理念、采用相同的评论语式，但面对同一部作品却产生了观点上的强烈冲突。冲突的根由表面上看是双方对文学有不同的理解，但参与者悬殊的身份地位又使这种观点冲突变得不再单纯。批评活动折射出了工人与知识分子在那个特定年代的地位、心态与相互关系，从中既可以看到特定年代政治与文学间的特殊关系，也可以看到超越于批评本身的心理内涵，对现实颇具启示意义。

南京晓庄学院赵国乾教授

认为，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语境中，文学同“审美”以及“意识形态”的关系是理解文学本体问题的关键。探讨文学同“意识形态”以及“审美”的关系，其最基本的理论参照应为马克思文艺意识形态学说。在当前的文学理论建设中，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文艺意识形态学说对于我们理解文学同审美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具有重要作用。

大会提交的论文还有：

温州大学马大康教授

对文学理论的重新政治化持审慎态度。在提交的论文中，他认为自己并非反对文学理论的文化政治转向，相反地以为这个转向很有意义，只不过强调这一转向要慎重，它需要一个前提：即独立的立场和自己的脑袋。

扬州市邗江区宣传部高磊博士

认为《讲话》是毛泽东为强调适应“全新中国”的政治构想所推出的“全新文学”的构想。作为一个政治性的文本，《讲话》的最终指向是通过创造“全新文学”培养“全新的人”来建立“全新中国”，它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乌托邦意识。

上海理工大学薛雯教授

在提交的论文中梳理了“文学主体论”论争中对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不同认识，认为“文学主体论”进一步扩大了文学与政治相区别的层级，即文学具有充分的主体性，使得文学能够并应该独立于政治之外，形成了对于政治的新的超越关系。

徐州师范大学李金梅博士

提交的论文通过详细分析张艺谋电影，力求从客观的角度探讨张艺谋电影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前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疏离、中期的靠拢以及后期的颂扬；并进一步深入分析影响张艺谋电影意识形态变化的社会文化及其心理原因。闭幕式

15日下午5：30，在绍兴文理学院图书馆一楼报告厅举行了本次会议的闭幕式，由绍兴文理学院的刘毅青教授担任主持。来自武汉大学的冯黎明教授、来自福建师范大学的王珂教授分别代表小组作交流汇报。

经历了文学是否工具的论争、文学主体性的论争、文学“向内转”的论争与文学语言批评与文体研究的提出及实践四个阶段的发展后，1980年代的文论界形成了以审美、形式、语言、向内转、纯文学、非功利、文学自身等构成的主导话语体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再受到追捧与热议，文学去政治化成为主导话语。从１９８０年代末起到今天，随着外在文化语境的转变，文学去政治化的主导话语逐渐被文学再政治化的主导话语所取代，其间又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１９８０年代末到１９９０年初的第一阶段主要由反对去政治化的单一声音构成，１９９０年代中到1990年代末的第二阶段主要由引进西方的文化理论及反思去政治化的声音构成；２０００年初到今天的第三阶段主要由如何重建文学政治维度构成。比较来看，去政治化是对文学审美性质的全面肯定，而再政治化也就显然是对这种审美性的反思甚或反拨。在再政治化的整体思路的支持下，文学与政治关系研究跃上了新台阶，也产生了新成果。

南京大学汪正龙教授在闭幕式最后总结陈词中指出，本次会议研讨会内容丰富，各位代表交换了不同意见，共同探讨了许多学术问题，也激发了更多的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重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