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法治的三个特征[定稿]

第一篇：新加坡法治的三个特征[定稿]

新加坡法治的三个特征

法治（rule of law）,将国家、政府与政治领袖都置于法律的规范之下，将这个原则作为政治体制的基础，称为法治。在这种社会中，法律是社会最高的规则，具有凌驾一切的地位。所谓“凌驾一切”指任何人包括管治机构、立法者与执行者都必需遵守，没有任何人或机构可以超越法律。这些法律本身是经过特定的立法程序产生的，以确保法律符合人民的集体意愿。法治的目的在于为人们提供一个寻求公正的平台与框架。法律的权威在于社会公众对法律忠诚的信仰。新加坡独立50年以来，现已发展成为一个经济腾飞、政治清廉、社会稳定、风尚良好的较为发达的现代化国家。新加坡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固然有其诸多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但其中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强调法治，重视法制建设。本文试从新加坡法治的三个主要特征：新加坡人忠实信仰法治精神、坚持宪法法律至上原则及政府官员带头守法来探析新加坡独具特色的法治建设，旨在为新时期下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经验。

一、法治观念特质：忠实信仰法治精神

卢梭曾指出，“规章只不过是穹隆顶上的拱梁，而唯有慢慢诞生的风尚才最后构成那个穹隆顶上的不可动摇的拱心石”。管用而有效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从这个意义上看，法治并不完全取决于法律条文有多么复杂严密，也不仅体现在普通民众对法律条文有多么深透的了解，而在于努力把法治精神、法治意识、法治观念熔铸到人们的头脑之中，体现于人们的日常行为之中。在新加坡，由于人们对法律的敬畏、信仰和普遍尊崇，新加坡人已养成了极强的规则意识和自律意识，严格遵守公共秩序和道德规范，自觉维护制度规则的权威。过去50年来，新加坡之所以能在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等多个领域取得世界瞩目的成绩，无不与新加坡人忠实的法治信仰密切相关。

首先，忠实的法治信仰根源于强烈的忧患意识。新加坡国土总面积约660平方公里, 人口约500多万, 资源匮乏到连用水都要靠进口, 堪称弹丸之国。新加坡1965年8月9日从马来西亚联邦独立，时任总理李光耀先生在宣布独立时眼含泪水，“一些国家原本就独立，一些国家争取到独立，新加坡的独立却是强加在它头上的„„一个独立的新加坡根本无法生存下去”1。立国之初,也曾有西方评论家这样断言:新加坡是没有前途的。面对国土狭小、资源缺乏、人口很少的国情, 新加坡从政府官员到普通民众, 都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因为新加坡地方小, 所以必须有纪律, 才能走在其他竞争者的前头。新加坡已故总理李光耀曾说过:“新加坡只有一个机会, „„那就是抓紧努力些、更有纪律些, 来踏上经济的阶梯。如果你放松些, 你不会掉在软垫子上, 而是又冰又冷的水泥地上, 粉身碎骨。”这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促使新加坡人非常崇尚纪律和权威, 强烈追求法治和秩序, 十分重视发挥法治在解决社会危机、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使得法律统治成为新加坡社会运作的基本形式。新加坡人认为, 法律的内容与要求的具体反映是社会秩序与纪律, 对法律的认同实际上是对经过秩序所表现的社会共同价值观的认同。人们在危机感中普遍感受到社会秩序的可靠、社会稳定的珍贵, 因而从内心信仰法治。也正是这种危机感, 维持了新加坡长时期的政局稳 1 李光耀：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Ｍ］．北京：外文出版社，199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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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也使其法治建设具备了更为坚实的社会认同心理和承受基础及文化承继环境。2 其次，忠实的法治信仰筑牢于法律的平等适用。在新加坡，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百万富翁，在法律面前与平民百姓是同样对待的，一旦犯法，即予以严厉制裁。新加坡的司法机关和执法部门也始终严格遵循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里面人人自由，法律外面没有民主，法律上面没有权威”的原则，不管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也无论是行政官员还是普通民众，对违法者一视同仁，毫无例外。现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先生当年在部队服役期间，曾因疏忽大意违反了军纪，李显龙本人主动承认错误并虚心接受处分，并没有选择向时任总理父亲求援说情；李光耀总理也没有出面为儿子开脱罪责；部队领导更是照章办事，没有因为李显龙的特殊身份而法外开恩、免于追究。正是李氏父子的率先垂范，打造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现代神话，也成为了新加坡人遵纪守法的生动教材。另有1994年轰动一时的新加坡鞭刑案件，即前来新加坡旅游的美国青年迈克尔·费伊，因触犯新加坡法律被法院判处4个月监禁，罚款3500新元，鞭笞6下。此案在美国社会引起了轰动，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先生亲自出面为其说情，新加坡法院为维护法律尊严，决定不予赦免；但考虑两国邦交关系，只是决定由6 鞭减为4 鞭。如此，新加坡人之所以选择忠实地信仰法治是因为新加坡长时期以来法律的实施是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前提。法律能否被信仰，主要看法律的实施是否公开、公平、公正，能否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即做到法大于权、法大于情、法大于钱、法大于人，法外无法。新加坡就是这样的成功典范。

二、法治制度特点：坚持宪法法律至上

法律至上（the supremacy of law）就是法律最高，就是宪法至上，就是人民主权至上。所谓法律最高，即法律具有最高的权威性，人人受法律的支配，人人只受法律的支配。所谓宪法至上，就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宪法具有最高的权威性，是所有法律的基础，是所有人的行为、生活的基础，是所有社会公共事务的基础。所谓人民主权至上，就是人民主权、人民意志、人民利益凌驾于任何个人、阶层、集团、党派的意志、利益和权力之上，只有人民才有权为社会的一切部分、事务、行为和每个成员制定法律，制定具有普遍性、一般性、规范性、明确性、平等性的行为准则。坚持法律至上原则是新加坡法治的一个重要特征。新加坡被世人誉为高度法治的国家，法律在新加坡社会控制系统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法律统治成为新加坡社会运作的基本形式，这主要归功于新加坡人的如下努力：

首先，立法建制完备、具体而严密。现代新加坡法律包括宪法、法令、法规和附属法规。从法的渊源分, 有成文法、不成文法和国际法规则。成文法包括宪法、法令、法规及附属法规。新加坡宪法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任何法令、法规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法令、法规是国会以及有权为新加坡立法的前身机构所制定。附属法规是部长、其他机构在有关法令的允许下, 为特定目的制定的条规或条例。不成文法包括英国法、判例及习惯法等。新加坡法院在审理案件时经常引用英国法的传统, 在没有新加坡法律的具体规定时, 可广泛采用英国法的原则与原理。习惯法则是适应于新加坡多元种族的特点, 不同种族在家庭、民事关系和继承等方面的古老的习惯法在某种程度上起着成文法起不到的作用。

其次，立法内容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新加坡，社会主体的行为模式在现行法律法规中均有相应依据, 凡需要控制的行为, 法律法规都规定了具体而严密的规范。据不完全统计, 新加坡现行的法律、法规达400 多种, 大到政府体制、政府权力的运用、公民与国 2 邹平学：新加坡法治的制度、理念和特色，《法学评论(双月刊)》，2002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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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关系、经济生活的管理, 小到旅店管理、停车规则、公共卫生等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立法之多、法律调整范围之广, 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很多中国公民并不在意的行为在新加坡却会被重罚，比如，随地吐痰，最高可罚1000 新元，在电梯里抽烟罚款500 新元，在公共汽车里吸烟罚款1000 新元，上公共厕所后不冲水罚款500 新元，过马路闯红灯罚款200 新元等等。

再者，司法体系独立、公正而严谨。新加坡司法机关由法院、总检察署和政府律政部组成。新加坡的法院系统由两级法院组成，但是涉及三个审判层级。两级法院为初级法院和最高法院，三个审判层级是初级法庭、上诉庭和高等法庭。新加坡宪法明文规定，司法系统是独立的国家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禁止司法受到外在力量的干扰。3法院根据宪法行使国家司法权。按照宪法规定的原则, 法院行使的司法权是完全独立的。新加坡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和检察院的独立检察权受宪法和法律的保障,司法机关在执法中遵循四项基本原则: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自由、法律外面没有民主、法律上面没有权威。此外，新加坡法官的任命和免职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司法独立。在新加坡，法官的任命及其职位和薪酬保障在新加坡宪法里有明文规定，法官的职业安全也受到新加坡宪法的保障。正是具备了一个独立公正的司法系统，才使新加坡能在实践中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成为可能。

三、法治实践特性：政府官员带头守法

法治的核心是统治者自己也要受到法律的约束，也只有将公权力的行使者置于法律的规范之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为人们寻求公平正义而提供平台的法治社会才有可能存在。新加坡过去50年来之所以能够取得的一系列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在廉政建设方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高举法律之剑，执政党领导者率先垂范。新加坡的领导核心结合国情，不仅制定了严密、完整的法律法规制度，使新加坡社会的运行有章可行；更令人称赞的是新加坡的核心领导能够以身试法，带头守法，正是新加坡政府官员的廉洁自律，才使一个诚实廉洁高效的政府机构得以建立。而一个廉洁高效的新加坡政府又为新加坡社会的稳定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在新加坡，大部分的政府官员能做到廉洁奉公，不以特权谋私利。以新加坡已故总理李光耀先生为例，执政40多年他始终能做到克己奉公、遵纪守法。即使当选为政府总理他却仍住在50年代任总理前的住宅，政府为他安排的一套总理官邸，他只是用来举行外交礼仪场所。他力戒裙带恶习，亲友都未依仗他的权势谋取官名利禄。他的父亲一直做钟表生意，没有一官半职。他的三个弟弟有的当律师，有的经商，均靠个人奋斗起家。李光耀的守法行为一定程度上成了新加坡政府官员看齐的标杆，也是约束官员不法行为的戒尺。在新加坡，政府官员日常办公都是坐自己购买的私车，自己花钱买汽油和维修汽车，只有在国家庆典或者有重要的官方集会时，才会考虑申请公车；政府官员都是自己购买房子，自己缴纳水电费和其他维修费用，只有电话费由政府每月报销几十元；政府领导人出席国际会议也只能领取最低的津贴，很少出现揩公家油水的现象。这种领导人带头遵纪守法的模范行为，不仅可以赢得新加坡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更是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社会示范效应，使得民众守法蔚然成风。

新加坡在政府廉政建设上之所以能够取得实效，除了核心领导自身能够遵纪守法，另一关键因素在于领导者执法如山，不徇私情。贪污是世界任何政治国家的通病，其在东南亚甚 3 王江雨：“威权”体制下的“司法独立”——新加坡司法体制对中国的启示，《中国法律评论》，2014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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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戏称为“癌症”。新加坡在人民行动党执政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社会贪污盛行、腐败成风，国家公职人员背离职业操守，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索取所谓“咖啡钱”。4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后，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为核心的一代领导人厉行吏治，依法治官，在处理贪腐问题上，不仅仅打“苍蝇”，更是打“老虎”，使得“刑不上大夫”的传统观念得以破除。根据李光耀先生的回忆，从上世纪60到80年代，新加坡先后有数名部长因涉案贪腐最终受到法律的严正制裁5：

第一名是担任过国家发展部长的陈家彦，由于其在担任马航董事会里的政府代表期间，执行任务未能做到无可指摘的地步，唆使一位姓林的先生向第一花旗银行提出愿意接受有代价服务的意思，以谋取不正当利益，最终被绳之以法。第二名是时任环境发展部政务部长的黄循文，由于其在1975年被指控接受印度尼西亚商人84万新元的贿赂，后经查实，贪污罪成立，判监四年半，判处罚款7 O23新元。第三名是时任国家发展部长的郑章远，由于其先后收取过两笔各40万新元的现款而遭到贪污调查局的控告，最终其以自裁的形式谢罪。李光耀和新加坡其他领导人不仅在国内建立完备的法治，而且经常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与侵犯国家和个人利益的行为作斗争，为全国人民做出了表率。1994 年8 月2 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署名文章，说吴作栋接替李光耀担任总理实际是“王朝政治”的“傀儡”，委任李显龙为副总理是因为李光耀的裙带关系，吴作栋与李光耀、李显龙父子“同谋”，一起维护“李家王朝”的利益。美国报纸信口雌黄的行为引起了新加坡三位领袖的愤慨。1995 年7 月，李光耀、李显龙、吴作栋的律师先后以诽谤罪向《国际先驱论坛报》索赔。新加坡高等法院很快就此案作出判决，判处该报赔偿吴作栋35 万新元，赔偿李光耀和李显龙各30 万新元。判决生效后，《国际先驱论坛报》和文章作者分别刊登了道歉启事，但拒缴赔偿费。经法院一再敦促，该报终于在当年11 月27 日向李光耀支付了21.4 万美元的名誉赔偿金。

吕元礼：《新加坡为什么能》上卷，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第279页。

本节以下内容资料来源：《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第187-190页，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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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新加坡的法治模式

新加坡的法治模式

1、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

法治的对象是什么？法治国家意味着法治的对象主要指国家中的国家机关和国家官员，而不是国民。法治社会意味着将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纳入法制的轨道，人们之间的主要关系都用法律来规范。西方法治理论认为，法治的定位是法治国家，而不是法治社会。法治主要指用法律来规制国家的政治生活，主要不是指用法律来规制社会生活。这种理论还认为，法治社会的观念容易导致权力的扩张，造成权力对于社会生活中特别是人们的私人领域的过多干预。

新加坡的法治模式将规制国家与规制社会兼顾起来。新加坡崇尚这样一种法治精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之内人人自由，法律之外没有民主，法律之上没有权威。新加坡继承英式法治，把法律放在最高权威，任何个人或组织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1995年，吴作栋下令金融管理局调查李光耀家庭两处房产的购买过程，并在国会公开事实真相，表明房产购买的折扣符合市场惯例。李光耀在国会就此发言说：“有关当局能调查我并针对我的行为提出报告，证明了我所定下的制度是无私和有效的，这次事件也再次证明没有人可以枉法”新加坡政府的廉洁和效能闻名于世。在美国商业风险机构发表的“1995年最具效能政府”调查报告中，新加坡以87分高居榜首。1996年6月，设在德国柏林的国际透明度调查机构发表题为“1996年世界各国贪污观察指数”的调查报告，新加坡被德国商人认为是世界第七个最廉洁的国家，在亚洲国家名列第一。在2002年的排名中新加坡上升到世界第5位，也是亚洲惟一排在前十名的国家。瑞士洛桑国际反贪组织发布的报告也显示，新加坡是亚洲最廉洁的国家，这些世界第一是靠什么来支撑的呢？主要靠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高薪养廉和监管系统对新加坡的政府机关人员起到了不想贪（有德）、不必贪（高薪）、不能贪（严法）和不敢贪的功效。针对政府机关人员的行为，主要法律法典有《防止贪污法》、《反贪污法案》、《新加坡刑法典》、《防止贿赂法》、《公务员指导手册》、《不明财产充公法》等。这些法律法典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规范、贪污贿赂行为的定罪、处罚等都有非常明确、细致的规定，甚至包括公务员的财务、借钱和接受礼品的额度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新加坡反贪机构权力很大，它的调查人员可以检查疑犯及其妻子、儿女、代理人的银行帐号和存折。控方一旦证明被告生活阔气，超过他合法收入的承受能力，或者拥有同收入不符的财产，法庭就可以以此作为被告已经受贿的证据将其入罪。在触犯了有关细则规定的时候，新加坡对犯罪的处罚是非常严厉的，罚款、因被开除公职而丧失公积金、没收财产、监禁等不一而足。七十年代有一位叫黄循文的次长，因收受一印尼商人馈赠价值2千美元的旅游观光费，而被判刑四年，取消在职时的公积金。1992年，被誉为“杰出公务员”的商业事务局长格林奈因两次“说谎罪”而被监禁3个月，并丢掉了月薪1.2万新元的公职，80万新元的公积金和退休金也被没收。其一是格林奈曾向财政部申请了一笔购买新汽车的贷款，实际上却是用来还了一辆旧车的债。尽管他如期还了这笔贷款，但根据政府对公务员的要求，他仍触犯了法律，被判为用误导性文件诱骗贷款。其二，是他在某印尼商人尚未签约购买新加坡梦幻度假村时，两次对新加坡公共汽车公司谎称该商人已签约购买，劝说公共汽车公司也投资300万新元与外商合作。高薪养廉，依法治权使新加坡政府走上了良性循环的道路：廉能政府——执法政府——高效政府——受拥戴政府——廉能政府——……。政府愈廉能，人民就愈拥戴政府，人民愈是拥戴，政府就愈加珍视和保持自己的廉能。李光耀说：“廉洁的政治环境，是我们最宝贵的资产”。

2、权力制约、合作与自律

西方近代法治强调对于权力的制约。法治与“有限政府”相联系，法治本来就是被设计来制约政府权力的。政府被看作是一种“必要的恶”，不得不加以防止。新加坡法治不仅强调对权力的制约，而且强调权力之间的合作，同时还强调掌握权力的人的自我约束和自我教育。

即使是制约权力，西方法治既强调制约具体官员的权力，也强调制约整个政府的权力，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权力，甚至要求制约民主的权力。法治以及作为法治一部分的宪政，在很大程度上被看成是为了防止多数民主走向多数暴政的制度设置。在新加坡，制约权力侧重于制约具体的官员的权力。人们一般不太强调制约作为一个整体的政府的权力，更不强调对于民主权力的制约。在人们的心目中，政府是好的，或者是较好的，只有具体的个人才可能堕落腐败。

作为一个整体的政府是值得信任的，代表民众利益，所以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合作成为这种法治模式的必然构成要素。尽管新加坡宪法中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分权与制衡作为国家机构组织和活动的基本原则，规定议会行使立法权，采取询问、质询、国政调查、提出不信任票和弹劾等方式监管内阁，内阁行使行政权提出大法官的人选，可以解散国会，法院行使独立司法权。但实际上，新加坡长期一党独大逐渐形成了党、政、立法三位一体的统治体制。在新加坡，总理和内阁成员都是议员，内阁成员在议会中所占比重较大，而且绝大多数议员属于人民行动党，议员总理又是党的领袖，立法权和行政权在政治信念和领导权上保持高度的一致。新加坡的各部门之间相互掣肘的现象是很少见的。国会和内阁几乎在所有的方面都协调合作。在政党制度上，虽然新加坡允许反对党的存在，但又严格限制反对党的活动空间，使反对党实际上缺少活动的空间，并不能对执政党的地位产生威胁，也使新加坡“一党独大，立法、行政、司法”三位一体的制度能保持稳定存在。

新加坡的法治模式中，权力得到制约不仅依靠法律的作用，而且依靠执政党自律的作用。人民行动党作为执政党，对党员的要求非常严格，党的高级领导人注重自身修养，对一般的党员起到了榜样和示范作用。新加坡的政治精英们强调，除了要有好的程序制度外，还必须有好人掌管政府——即君子执政。李光耀强调：“有好领袖才有好政府”，“要有好政府，必须有好人管理政府。我40年来观察到的是，甚至当政府制度差，只要有好人掌管，政府就会过得去，会有适当的发展。另一方面我看到许多理想的政府制度垮了。这些政府是在英国和法国殖民地获得独立时，由英法两国成立的，但由于掌管的领袖不称职，这些国家在暴力、政变和革命中倒了，制度垮了。”新加坡要求政治人才对人民有献身精神，忠于自己的理想，具有高度的道德标准，具备很好的品德和素质。新加坡实行“公务员日记制”，政府每年给公务员发本日记，要求记录每天的公务活动和与公务有关的私人活动，八小时内外无所不包，尤其必须记有有违纪律规定的事项，然后交监督部门审查，若有隐瞒做假，给予处罚。这一做法有助于公务人员日日反省，警钟长鸣。

西方的法治模式下，人们可以自由批评政府。而在新加坡法治模式下，政府是威权政府，权力很大，威性很高，法律在制约权力的同时还注重维护政府及其领导人的威信和形象。1994年，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文《所谓的“亚洲价值观”是经不起考验的》，该文批评新加坡存在“王朝政治”，称李光耀的接班人吴作栋是“王朝政治”的傀儡，而李显龙能够成为副总理是利用了与李光耀的裙带关系；两个月后，该报又刊出暗指李光耀曾对其反对党进行打击。为此，1995年7月，李光耀、李显龙、吴作栋分别以诽谤罪向《国际先驱论坛报》索赔。新加坡高等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判处该报赔偿吴作栋35万新元，李光耀和李显龙各30万新元。其结果虽未完全执行，但该报及作者登了道歉启事，并在新加坡高等法院的敦促下，不得不同意支付李光耀21.4万美元的名誉赔偿金。这不仅表明了政府的强硬立场，而且其不是说说而己的态度使外国媒体对涉及新加坡的评论可能会有所收敛。

3、人权保障与亚洲式人权

法治的核心目标就是通过制约权力以保障人权。新加坡的法治模式并不排斥对人权的保障。人权可以分为不同层次。有一些核心层次的人权是必须加以保障的。法律应当禁止种族歧视和种族灭绝、刑讯逼供、奴隶制度、虐待儿童等严重不人道行为。新加坡法律制度也禁止这些行为。

新加坡法律同样保障人权，但是通过新加坡的法律所反映的人权观念与西方人权观念有所不同。西方国家与亚洲一些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主要分歧并不在于是否尊重人权价值，而主要在于组成人权体系的各个要素的排列及其实现方式上的差异。相比较而言，新加坡法治重视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甚于政治自由和权利，重视社会的整体福祉甚于公民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新加坡宪法中所规定的人权并不是一种绝对的权利，在法律上和实践上都受到了诸多限制。如新加坡《宪法》仅在第4篇规定了9种公民基本权利，而且大多数都属于消极权利的范畴，而大量的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都未在宪法中规定。宪法规定人权行使受到诸多限制。如新加坡警察或肃毒人员有权对行为可疑的人强制进行验尿，以判断其是否吸毒，如果查证属实，就会对该人采取进一步的强制措施。警方能不定期拘留一些有足够目击证人或证据而无法提控的嫌犯，这样导致有些重大嫌犯长期被羁押。以安全法令拘捕政治犯，以刑事法律（临时条款）法令对付私会党徒，不顾司法程序先行拘捕再调查审讯。罚款也不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这些做法在西方国家法治模式下一般会被认为是侵犯了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是违宪或违法的，除非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法律一般会禁止这些做法。但是这些做法得到新加坡的法律和民众的认可。

新加坡法律对大众传媒业实行严格的管制。与传媒相关的法律有宏观的如《宪法》、《刑法》、《内部安全法》等，也有具体的如《不良出版物法》、《报纸与印刷所法》、《电影法》、《新加坡广播局法》、《广播法》、《网络行为法》等。1971年5月，新加坡内部安全委员会曾以“倾向共产党”、“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逮捕了《南洋商报》的4名高级职员，包括总经理李茂成，总主笔李显可，总编辑周道章等。因该报纸有宣扬华人和其他种族歧视的倾向。1976年及1977年间，几十名经常著文批评政府的新闻工作者以参与“共党阴谋”等罪名被捕，外国传媒在新加坡也受到严格管制。1986年，新加坡政府指责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钳制异议者的声音》，认为该报歪曲事实，要求其更正但遭到拒绝。而后，新加坡政府下令限制其在新加坡的发行量，由原来的18000份减半，1987年再次减为3000份。

新加坡政府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使人民享受新加坡经济发展带来的成就，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公民在住房、就业、失业、医疗、养老、教育等方面都能够获得政府的帮助或救济。保障水平甚至超过西方国家的一般标准。

4、道德法律化

西方社会的法治模式强调法律与道德分离，法律管法律的事务，道德管道德的事务，两个领域有所重合与交叉，但是不完全相同。一般而言，法律主要在公共领域内发挥作用，道德则在私人领域内发挥作用。

在新加坡社会，似乎不存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不存在私人自治的多少空间。在西方社会被看作私人领域内的、不受法律干预的事务，在新加坡都有可能受到法律的规制。举凡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习惯、个人作风、两性关系，只要被认为事关风俗道德，都可能受到法律的评判。法律运用强制力保护着一切被认为良好的道德风尚。只要是主流道德所反对的，也是法律所禁止的。违反者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在很大程度上，法律成了推行道德的工具。一旦发现某种道德规范需要法律保障，或者需要修正法律的保障措施，就立即由国会立法然后加以实施。在新加坡法治模式之下，道德有法律化的趋向。给人一种印象：凡是没有被法律允许的，就是被禁止的。

《电影法》第29条规定，任何人如拥有、放映或发行淫秽或色情影片即构成犯罪。有关的执法人员在确定某人拥有色情影片，则可在任何时候，在必要的帮助下强行进入相关场所进行搜查，查封此种影片的嫌疑人。《网络行为法》规定，与“公共道德”、“公共秩序”、“公共安全”的基础相违背的资料包括色情、暴力等内容，禁止在网上传播。凡是私自从国际互联网上获取色情材料或色情片者，一旦被发现将会被逮捕法办。1992年，曾有4名男女青年

被指控为贩卖黄色录像，理由是在他们的提包中检查出了20盒黄色录像带。其中3人在法庭认罪之后，被处以2万新元的罚款，另一女青年否认有罪，于是此案被搁置。后经过延期审理，这位女青年受到了更重的罚款。像《花花公子》这样的色情杂志严格禁止在新加坡出售的。连来自中国的电影《红高梁》也被认为存在一些不符合道德标准的镜头，在放映时被删剪。

5、严刑峻法

近代以来，在西方国家法治建设中的进程中，一直存在着一种“刑罚人道化”的趋势，某些国家废除了死刑，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也不断地限制死刑的适用范围，几乎所有国家都废除了肉刑。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在《犯罪与刑罚》一书的结尾宣布了一条颇为有益的普遍公理：“为了不使刑罚成为某人或某些人对其他公民施加的暴行，从本质上来说，刑罚应该是公开的、及时的、必需的，在既定条件下尽量轻微的、同犯罪相对称的并由法律规定”。

但是新加坡的法治模式对这条公理做了很大的保留，以“严刑峻法”而著称。新加坡法律仍然规定，对于死刑犯适用绞刑。例如对于杀人、绑架、谋财害命、持枪抢劫、贩毒等犯罪分子，可以适用绞刑。根据1975年《监用毒品修正法令》，对于贩毒或进口15克海洛英或30克吗啡的贩毒者，必须处绞刑。

新加坡法律规定，对于造成较大危害、判刑又不足以惩戒的罪犯，适用鞭刑。鞭刑是沿于古代的一种肉刑，以杖鞭打人，以致其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痕。此杖原产于印度尼西亚的一种藤条，长四英尺，厚一英寸，行刑前要进行消毒。鞭刑只适用于年龄在50岁及以下的男性。犯人在受刑前后都要经过狱医的检查，受刑者如果挨鞭打后昏厥，狱医必须使他苏醒，如果经检查犯人昏厥不醒，则停止用刑。行刑完毕，狱医在犯人身上涂上消毒药。三鞭下去，犯人数周内都不能坐下，一个月起不了床。据新加坡律师介绍，他代理一个被告，严重非礼女佣罪的案件，被告不怕坐牢，但非常恐惧鞭刑，要求律师设法拖延法庭下判日期，因被告当时已48岁，希望拖到50岁后不用鞭刑。可惜办不到。因为新加坡司法制度注重高效率，一件案件从第一次到结案，除了特殊情况，不能超过3个月。鞭刑的功效在于威慑、恐吓人们不要以身试法，铤而走险。1994年，新加坡地方法院对破坏公共交通指示牌和在别人轿车上喷漆涂鸦的美国少年迈克作出鞭打6下，监禁4个月的判决。这起案件在美国引起掀然大波，美国当时的总统克林顿亲自出面求情，要求新加坡对迈克免予鞭刑或用其他刑罚代替。新加坡政府考虑两国外交关系，把鞭刑由6鞭减至4鞭，并坚决执行。

新加坡严刑峻法的另一体现就是，法律对于公民动辄处以罚款。如随地吐痰，最高可罚500新元，上公共厕所后不冲水罚款1000新元。今年10月，一新加坡男子为赚取90新元，从马来西亚走私1500条香烟进入新加坡被查获，香烟市价为135000新元，应缴的关税为105600新元，消费税为6750新元，该男子被判罚款2247000新元，监禁6个月。若其无力缴纳罚款，则必须坐牢4年替代。

三、儒家文化——新加坡法治基础的主流文化

新加坡的法治与西方法治有许多不同特征。这些不同之处在于两种法治模式所蕴涵的价值观念的不同。西方的法治可以称为“自由主义法治”，蕴涵着个人主义的观念；新加坡法治可以称为“共同体法治”，蕴涵着新加坡人所谓的“共同价值观”。

这种“共同价值观”在思想渊源上主要来源于儒家思想。在人民行动党执政初期，李光耀就意识到新加坡如果只有富裕的物质生活和高超的技术，而缺乏一股能使全国凝聚在一起的精神力量，那是很危险的，他相信正确运用中国儒家思想，可以维护新加坡的统治和发展。华人占新加坡人口的77%，由他们的父母灌输给他们华人的传统价值观。一直到60年代，大部分的华人子女都进华校，受华人价值观的熏陶。李光耀指出：“新加坡政府要做的，就是要加强这些强调五伦——君臣有义、父子有爱，夫妇有别，兄弟有序，朋友有信——的东方价

值观。他把儒家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视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提倡把这八字化为新加坡的具体行动准则，并赋予新的涵义。（1）忠。就是要忠于国家，要有国民意识。（2）孝。就是要孝顺长辈，敬老尊贤。（3）仁爱。就是要有同情心和友爱精神，要关心他人。（4）礼义。待人接物要坦诚守信，不要欺骗狡诈。（5）廉耻。政府的廉洁与效率。1988年10月，新加坡第一副总理吴作栋提出“发展国家意识”的建议，他要求把儒家基本价值观升华为国家意识，以作为各个种族和所有信仰的新加坡人都赞成并为赖以生存的价值观。1998年1月，黄金辉总统在国会演讲中，进一步提出共同价值观：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1991年经国会讨论后，政府发表了白皮书，提出新加坡的共同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在两种不同价值观的影响下，西方法治模式强调个人利益，新加坡法治模式强调国家和社会利益，西方法治模式强调冲突与对抗，新加坡法治模式强调合作与和谐；西方法治模式强调法律与道德的分离，新加坡法治模式强调法律与道德的一致；西方法治模式强调刑罚的人道化，新加坡法治模式强调刑罚的社会效果。

新加坡对法治的重视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包括了西方法治的一些价值观念。如强调对权力的制约和对权利的保障，强调将国家政治生活纳入法治的轨道。新加坡法治中“严刑峻法”，与儒家德主刑辅的价值观不相一致，倒是符合中国古代法家“以刑去刑”、“以暴止暴”的思想。《韩非子.六反》中说：“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必止者。所谓轻刑者，奸之所利者大，而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新加坡实行严刑峻法的做法与法家学说所包含的观念是相一致的。

新加坡法治模式之基础的价值观念中，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念发挥着非常明显的主要的作用，并把西方的价值观念、中国法家的价值观念创造性的在法治建设中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国是一个受儒家思想影响二千多年的国家，儒家的价值观根深蒂固。与号称文化中国省的新加坡有类似的文化基础，故此，笔者认为：新加坡的法治经验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第三篇：学生主体性三个特征

学生主体性三个特征

自主性：学生在教育教学中的自主性，首先表现在他具有独立的主体意识，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和自觉积极的学习态度，能够在教师的启发指导下独立感知教材、理解教材，把学科课程内容变成自己的精神财富，并能够运用于实践；其次，学生能对学习活动进行自我支配、自我调节和控制，充分发挥自身潜能，主动去认识、学习和接受教育影响，积极向教师质疑、请教、相互研讨，从而达到自己所预期的学习目标，这点在学生的自主学习活动中表现尤为突出。

能动性：学生在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中的能动性，首先表现在他能根据学校教育的要求积极参与并以此作为自己今后的努力方向；其次，是指学生在学习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自觉、积极、主动的特性，如在学习中主要表现为有迫切的学习愿望、强烈的学习动机、高昂的学习热情和认真的学习态度。在学习过程中，主动安排与合理分配学习时间和顺序，主动获取知识，并能按照各自的方式，把它纳入到自己已有的认知结构中去充实、改造和发展。

创造性：创造性包括两层涵义：一是对外在事物的超越。主体通过变革和改造旧事物，产生新颖、独特的新事物，创造性常常与改革、发明、发现联系在一起。二是对自身的超越。主体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自身，使“旧”我转变为“新”我，实现自身的否定之否定。创造性对学生而言，更多的是指以下方面：在学习上能举一反三，灵活运用知识，有丰富的想像力，喜欢出“新点子”和解难题；爱标新立异和发表与别人不同的见解；善于利用所学知识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包括小发明、小制作、小设计等。创造性这个概念不仅与学生的学习活动及结果相联系，更重要的是指向学生主体的品质、特征和属性。

第四篇：我国法治国家的特征

《法学研究动态》1998年第10期

建设法治国家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我国正在建设的法治国家既不同于资本主义法治国家，也不同于社会主义非法治国家，有其独特的标志。尤其是探讨和认识我国正在建设的法治国家与我国以前和现在所不同的特征，是法学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笔者认为，我国正在建设的法治国家应当以法律至上、法制完备、立法民主、立法公正、制约权力、保障权利与我国以前和现在相区别。本文不揣冒昧，谨发表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以请教于法学理论界的专家学者。

一、法律至上：我国法治国家的理性原则

法律至上是法学界熟知的原则和口号，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它的误解、岐见长期困扰着我们。使我们难以名正言顺地提出和倡导法律至上的原则。现实中，也还有种种影响我们实行法律至上的原则。

法律至上是人类法治发展进程中提出的重要口号和基本原则之一。其意在强调法律在整个社会规范体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他任何社会规范都不能否定法律的效力或与法律相冲突。

有的人认为，法律至上就是对权力的否定。因此，有的人歌颂它，有的人否定它。其实，法律至上并不是对权力的简单否定。从法律对权力的依赖关系上讲，法律是权力的产物，没有权力，绝无法律的产生和存在可言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都说明，没有权力，就没有法律的产生包括制定或认可，也没有法律的存在和被贯彻实施。权力始终是法律得以存在的依据。在法律产生和存在的意义上，没有法律至上的问题。法律既不可能超越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超越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和人类进步的实际状况，也不可能逾越或凌驾于一切权力之上。然而撇开这一意义，法律与法律社会的各种权力之间的关系就不再简单的是一个权力高于法律的问题。甚至恰恰相反，任何权力的获得和行使都应当具有法律上的依据。法律相对于权力应当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即使是法律的制定和法律的实施也都概莫能外。因为，除一些通过革命而建立的新政权的最初立法外，任何立法都得遵守法律的规定，即使是革命政权最初的立法，虽然不必遵守旧时代既有的法律规定，但是也还得遵守法的规律，遵照立法的原理乃至法的原理，而不能完全随心所欲。

有的人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强调法律至上就会否定党的领导。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法律至上不是对党的领导的否定。首先我们必须清楚，我国的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一直并将继续处于领导的地位。我国法律的制定，即立法，是党的领导下通过立法机关和立法程序进行的。我们的执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执法机关进行的。执法机关中，有着我们完善的党的组织和大量的党的干部。法律至上是以他们对于党领导下制定的法律的无限忠诚作为前提和保障的。其次，我们党是大公无私的党，它以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利益，而社会主义法正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坚持法律至上实际上也是坚持了“人民意志至上”，也就是坚持了党的领导。从世界各国的法治实践来看，一国法治的成败，关键在于其法律制度的状况以及是否能将该法律制度有效地贯彻实施。前者往往与一国的正常制度紧密联系，而后者关键在于有无一套良好的法律实施机制，确保该法被良好施行。法律至上根本就不会动摇党的领导。尤其是在党风不正、社会风气异常的情况下，强调法律至上，无疑有助于法律的良好施行和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改善。

有的人认为，法律至上会导致对道德作用的否定。这是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误解。首先，法律与道德是两个相互联系而又相互独立的社会规范体系。它们在并不完全相同的领域发挥着各自的作用，肯定法律的作用并不等于否定道德的作用；其次，法律至上并不等于法律万能。只能由道德调整的问题也不能因法律至上而改由法律取而代之。再次，任何法律都以一定的道德准则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道德的发展，法律至上不仅不会否定道德，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道德的完善和发展，所以切不可将法律至上与道德作用对立起来，以为法律至上会否定道德的意义。

有的人认为，法律至上会导致对经济决定作有的忽视或否定。法律至上与经济决定法律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首先法律是社会规范，经济并不是社会规范。其次，经济决定法律是从法律的本源上讲的。在终极的意义上法律始终是被经济所决定并为经济服务的。但是离开这一意义，法律对具体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来说，显然就不再是从属的。一切具体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也都得遵守法律的规定，符合法律的要求。否则就可能导致违法甚至犯罪行为的发生。法律至上是在经济决定法律的基础上对法律的地位的概括和期望，它与经济决定法律并不矛盾。

我国实行法律至上，问题远远不仅限于认识方面。实际的障碍甚至更难克服。事实上，与法律至上冲突的，还有社会生活中的权力至上，金钱至上，等等。

总之，在我国目前，法律至上问题上还有种种严重误解和现实障碍，消除这些误解和障碍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也就是消除这些误解和克服这些障碍的过程。未来的法治国家必然是法律至上的国家。

二、立法民主：我国法治国家的首要环节

立法民主是民主的主要内容。在法治国家更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面。历史发展已经清楚地说明，现代的法治国家要求立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的全面法治化。而所有这些都是以立法的民主作为首要条件的。立法的民主为法治国家奠定制度基础，它是法治状态的制度框架或理论格局。从一定意义上讲，可以说法治国家的立法是立法者们对一国法治状况的预想的制度化，是一幅幅具有国家权威性的法治蓝图。执法、守法、法律监督无非是各尽其能地将其现实化而已。民主的立法被良好地实现了，这样的国家才可能是法治国家。民主的立法无法实现，法治国家就成为泡影；如果没有民主的立法，法治国家就毫无希望与可能。

立法民主中最首要的是立法的目的民主，其次是立法

一个随着时代不断发展的概念，其内涵与外延在不同时代或不同历史时期都会有所差异，因此对司法公正的认识也应有一个随历史发展而进步的问题。现代中国正处于伟大的变革年代，除旧布新成为时代的进行曲，只有随着时代进步的司法公正，才可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要求。公正，是很难把握的。因为公正有一个令人头疼的二律背反。一方面，“公正”应当是多数人的共同认识，否则，就不叫公正。另一方面“公正”又在每一个人那里有不完全相同的认识，难以得到公认。但公正也不是不可着摸。实际上，司法公正一直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检验。一是司法是否合于法的公正规定；二是司法是否合于民众的公正要求。符合法律规定的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首要方面。公正之“正”不是“私正”，只有少数人或者个别人所认为的“正”绝非“公正”之配音。立法应能体现社会民众的意愿，反映绝大多数人的意志，甚至应能反映全体人民的意志。多数人的意志也就包含了多数人的公正观念和公正要求。在这个前提成立的情况下，司法公正首先所强调的就是“司法合法”。在这里“合法”即合于多数人在法律上所表现和要求的公正。这种“正”具有“公”的规定性，“公”应当是司法“正”的客观尺度。当然如果“法”本身就不是“民意”（在这里或称“公意”）的体现，司法公正以“司法合法”作为目标又另当别论了。

符合民众要求的公正，是司法公正的主要内容。这里“正”不仅是法律意义上，甚至也有一定的社会普遍性。即司法要能获得公众的认可，使大众信服。司法如果不具有这种力量，其社会影响是很难如愿以偿的。当然这里的“众”有一个“量”的问题；众人之“正”有一个正确与否的问题。什么是社会的普遍公正观念，是很难把握的，但它又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一旦违反了它，违反者就会遭致社会的反对或否定。司法也同样如此。司法的公正不论其在法律上的状况如何，如果它遭到人们观念上的反对或否定，那么它在实施上就难以如愿以偿。这种违反社会公正观念的司法不论其在理论上或法律上是否正确都会受到社会的抵触和反对。极端时，人们甚至会故意地挑衅法律，以示自己对自己所认定的公正的一种忠诚和维护。合法公正与合民公正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但也有不一致的时候。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其原因一是法律确定的公正有问题，或许是这种法律公正在其制定时就不公正，或许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原本公正的法律已经变得不公正了。二是社会民众的公正认识出了问题。把不公正当作了公正，把公正当作了不公正。在第一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就应修正法律。这种修正包括着对法律进行修改，以便以后的类似情况能得到真正的公正；也包括着为法律不公正的特例设定特别的个案修正程序，最大限度地防止不公正裁决的发生。在第二种情况发生时，我们首先得看民众的数量，这种民众如果占绝大多数，那么，就说明我们的法律还未能反映民众的现时意愿，立法的民主就可能有问题。就应检省立法，并通过民主和法治的途径修正法律；如果这种民众并不占绝大多数，那么法律并不会迁就少数人的歧见，但是，这也就有一个教育少数人的问题。

司法不公，是非法治国家的重大社会问题。我国历史和现实中所存在的司法不公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司法不公不但未能克服，甚至表现得更加严重。这是法治国家决不能允许的。法治国家建设必须确保司法公正。

五、制约权力：我国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权力的根据并不在权力本身。权力的根据在于民众对权力的赋予以及民众对权国行使的认可。所谓选举、推举，不过是权国获得的过程而已。站在民众的角度，权力是一种赋予，站在权力获得者的角度，权国就是一种获得。赋予与获得是权力产生过程的两个方面。由于权力赋予与获得的过程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参与，甚至绝大多数人都无法直接参与，因此，怎么保证权力的赋予与获得是正当的，就成为了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于是就有一个对权力赋予与获得过程的监督问题。如果权力赋予与权力获得的过程没有严格的程序保证，就无法保障这一过程是正当的，就无法保障权力赋予者和获得者在这一过程中的行为并未违反公众的意愿，甚至一定是公众意志的反映。法律正是人民监督权力赋予、获得的工具，而且是最重要的工具。权力能够在人民的依法监督之下依法赋予、获得，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法治。权力一旦摆脱法律的羁绊，权力的赋予与获得就会演变为非法。

任何国家权力无不是以民众的权力让渡与公共认可作为前提的。如果能够如此，我们即说该权力的获得与行使是正当的，否则该权力存在的合理性就有问题，该权力的任何行使都无法具有合理性。制约权力，在逻辑上主要的应当是制约权力的行使。然而仅仅依靠对权力的行使进行制约也就很难达到制约权力的目的，于是制约权力的获得也就进一步为人们所重视。制约权力也就不仅是指对权力行使的制约，而且包括对权力获得的制约。

权力获得与权力行使，总是少数人的事情。权力的获得是在少数人中进行的，权力行使，更不可能由每一个人来完成。它必须由公众依靠一定的程序认可的人代为进行，那么这些由公众认可而行使管理社会权力的人，其行为是否是以公众利益为目的的，如何保证他们记过为公众的利益而工作，这就使对权力获得者的监督或制约显得心不可少。权力往往都是由拥有权力的个人行使的。独立存在的每一个个体都是有自己独立思维和相对利益的，权力拥有者在总体上都有一种背离集体或公众的倾向。对他们的制约就成为了必要的。在制约机制中，最有效的制约手段当然中法律制度。这是由两个主要因素决定的。一是任何权力的行使一般地都是以法律制度作为根据的，并以法律制度作为权力行使的荡式与轨迹；二是在制约权力的规范中惟有法律具有国家强制力做保证，并具有公认公知的特点。

能否用法律制度有效而科学地制约权力，是一个社会管理状况的评价标准之一，也是一个社会制度优越程度的标志。在人类的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社会主义社会理应是最好的社会制度，其对权力赋予和权力行使的制约理应成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典范。在我国这个具有长期专制和集权历史与惯性的国度，强调对权力的制约强调权力的依法行使就具有特别的意义。制约权力在世界各国的法

治化历程中的意义，已经为历史发展所证明，在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征程中，仍是我们所不可忽略，而必须予以特别关注并为之努力的重要方面。

在我国历史和现实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权力高于一切，权力无所不能，权力难以制约。在我国权力制约上最为严重的问题包括：权力过度集中而未能很好分权，权力监督有法律规定而极度不完善，权力监督有一定途径但受体制局限，权力监督有一定效果但未切实进行。未来的法治国家应当是对权力实行良邓法律监督的国家。

六、保障权利：我国法治国家的法律价值

权利是法律的重要价值准则。如何对待权利，是不同类别法律的重要区别。在民主和法治的国家，权利总是被法律所强调和保护；在专制与集权的国家，权利总是被践踏和抛弃。

权利的制约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义务；二是权力。保障权利，也应当从这两个方面入手。

从义务角度看，保障权利要求首重权利，以权利的实现带动义务的履行。权利与义务是构成法律规范的两大要素。在权利与义务之间，作何种价值选择，是任何法律时代都存在的法律价值判断问题。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上有着一种错误的认识，似乎二者之间只有一种关系，学者们的认识也只有一种才是正确的。即只有权利义务一致的理论和口号才是唯一正确的。实际上这是十分偏狭的。从不同的侧面认识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其结论自然就有所不同。在价值意义上，我们所应提倡的是权利先导。因为权利与义务在总量上是相等的。在理论上似乎强调义务或者权利，都是一样的，都能达到二者实现的目的。然而，强调义务和强调权利的实际后果是不同的，因为每个人都有关心自我的本能。权利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具有比义务更大的号召力。因此从保障权利出发带动义务的履行，比从义务出发保障权利更加有效。首重权利的意义远非仅限于此，它还有利于社会权利的扩大和良性发展。相对于权利的义务，一是指为满足权利所需要的义务，它是由与权利人相对的义务人承担的；二是指权利人得正当行使自己的权利，即权利人正当行使自己权利的义务，它是由权利人承担的。第二类义务，即权利人正当行使权利的义务，实际上也是义务人的权利或者权利人的义务。但这两种义务都是为权利而存在的，离开权利地强调义务，就可能显得十分狭隘。从权力角度看，保障权利要求制约权力。这里的权力，是指国家权力；这里的权利主要是指民众个人或群体的权利。权力与权利有着重大的区别。首先，在终极度意义上，权利是权力的基础，权力不是权利的基础。其次，权利要由权力予以保护，权利本身往往难以自保，而权力本身却有充分的自我保护能力。第三，权利本身不具有国家强制性，对其保护要依赖权力，而权力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国家强制性。权力与权利的区别就决定了权力易于膨胀，而权利难以自保。权利与权力之间，权利易于受到权力的侵犯。为了保障权利，法律就必须制约权力。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状况反映着一定社会的民主程度。法治的首要任务就是对权力的制约，严格规范权力的范围和行使，防止权力对权利的侵犯，实际上也就是保障民主，在任何法治国家，民主总是法治的内核和精神。离开民主就没有法治，所以法治就必然要求对权力进行制约，为权利提供保障。

在我国以前和现实中，权利很难有良好的法律保障。权利除了受到权力和义务的侵犯之外，还受制度不健全、金钱作用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影响。我国目前所存在的司法腐败现象，是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的重要制约因素。而司法腐败的各种现象几乎都与制度欠缺、金钱作用和人际关系密切关联。未来的法治国家应当在司法廉正上狠下功夫，确保司法工作者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只有这样，权利才可以得到足够的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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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三个特征

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什么?至少具备三个特征!

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在市场竞争中，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企业与众不同的战略优势与实力，没有战略优势和实力就很难获得成功。

在当今市场竞争节奏快速化的环境中，战略优势愈来愈重要，没有战略优势的企业，将面临着被市场竞争淘汰的风险。因此，创建战略优势，创建以优势资源为核心的战略优势，才能超越竞争对手而使企业长盛不衰。

近年来，不少曾经堪称优秀的企业，体会到了竞争失败的滋味。导致企业失败的原因繁多，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些企业大都只着力于单一战略优势的创建，势单力薄，当然难敌整合战略优势的进攻。以企业核心竞争力为核心的战略是一种整合优势的战略格局设计。

企业核心竞争力(Core Capability of Enterprise)，又称“企业核心(竞争)能力”、“企业核心竞争优势”，是一个企业(人才，国家或者参与竞争的个体)能够长期获得竞争优势的能力，是企业所特有的、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具有延展性，并且是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为顾客创造价值的技术或能力。

企业核心能力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

(1)企业核心能力是特别有助于实现顾客所看重的价值的能力;

(2)企业核心能力是企业所特有的、竞争对手难以模仿和替代的，故而能取得竞争优势的能力;

(3)企业核心能力具有持久性，它一方面维持企业竞争优势的持续性，另一方面又使核心能力具有一定的刚性。

1990年，美国密西根大学商学院教授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和伦敦商学院教授哈默尔(G.Hamel)，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论文《企业核心竞争力》(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中，正式提出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概念。他们认为：“核心能力是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管理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方法的学识能力。”

在中国管理界，流传最广的企业核心竞争力定义要算张氏定义。这就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博士的定义。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他认为企业核心竞争力具有“偷不去，买不来，拆不开，带不走，溜不掉”的特点。

偷不去，是指别人模仿你很困难，如你拥有的自主知识产权——品牌、文化。

买不来，是指这些资源不能从市场上获得。人们认为人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通常指的是团队，一般情况下单个的人才不能算作核心竞争力。

拆不开，是指企业的资源、能力有互补性，分开就不值钱，合起来才值钱。

带不走，是指资源的组织性。个人的技术、才能是可以带走的，因此，拥有身价高的人才也不意味着有核心竞争力。

溜不掉，是指需要不断提高企业的持久竞争力。今天拆不开、偷不走的资源，明天就可能被拆开、偷走。

企业的环境就是空前激烈的竞争市场。如何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是每个企业都在思考的课题。根据“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教授的竞争战略理论，企业的利润将取决于5个因素：即同行内的竞争、本行业与替代行业的竞争、供应方与客户方的讨价还价能力以及潜在竞争者的作用。

竞争战略(Competitive Strategy)就是一个企业在同一使用价值的竞争上采取的进攻或防守对策。竞争战略属于企业竞争力概念的范畴。最流行的战略是降价。这种做法既打击对方，也损害自己，引起恶性循环。正确的竞争战略应当包括三种：

1、总成本领先战略(Overall cost leadership);

2、差异化战略(Differentiation);

3、专一化战略(Focus)。

下面让我们看一个典型的案例。

1989年，Intuit和微软直接碰撞。力量对比是：Intuit公司拥有50名雇员，年销售额1900万美元;微软公司拥有4000名雇员，同期收益8亿美元。挑起争端的原因是微软公司提出的兼并提议被Intuit否决后，微软执意进入Intuit赖以生存的财务软件市场，意图获取“领导性竞争地位”。对抗的结果是：直到1993年，Intuit仍然保有60%的市场占有率而令微软束手无策。

Intuit的胜利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从资金实力上看，微软放在银行里的现金储备就足够买下4个以上的Intuit(1994年，该公司的市价仅为10亿美元);从智力储备上看，微软用诱人的股票期权网罗了世界上很多顶尖的软件开发人员，在人员素质以及人员数量上都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对Intuit更为不利的是，从时效性上看，其开发的Quicken的Windows版也不如微软参与竞争的产品“Money”。

但在这样的强弱对抗中，“小小的Intuit迫使强大的巨人哭着乞讨怜悯”。Intuit的胜利昭示了一点：在企业的竞争中，强与弱并不是绝对的，一个有效的竞争战略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核心竞争力，加上公司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往往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巨人也并非无懈可击。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核心竞争力微软没有最先认识到专业财务软件潜在的商机，这给予了Intuit生存的机会。该公司把自身定位在为顾客提供解决财务难题方法的公司，除帮助他们开支票、结算支票簿和支付帐单以外，还提供特别票据和表格等非软件形式的服务。

在分析Intuit案例时，专家认为，Intuit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它在客观上拥有其他许多软件公司所没有的优势：在发展初期，公司从事的领域与微软并无竞争，处于相互独立的态势;而这种优势并不是偶得的，而是来自于公司在制定局部优势战略过程中对市场的深刻分析和把握。

我们总结一下，Intuit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有两点。第一，采用差异化和专一化的竞争战略，寻找差异化的客户需求和市场空间，并走专一化的道路。第二，使自己的专业能力难以被竞争对手模仿和替代，并持续性的为顾客创造价值。因而使有效的竞争战略成为了企业的一种核心竞争力。

可见，核心竞争力，是组织实现目标并获胜的法宝。这是一条千古不变的真理。在战争中，组织的核心竞争力显然就是枪杆子，胜利的标志就是取得政权。那么，在现在的企业里，核心竞争力是创造顾客和获得顾客认可的实力，胜利的标志就是获得稳定的市场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