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回应贾康

第一篇：北大教授回应贾康

北大教授回应贾康：分明渗透着某种轻蔑和傲气

2016年11月09日06:16 第一财经日报

[从理论和认识角度来说，我认为主要源于对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的误判或误解。实践层面主要涉及如何看待西方国家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以及如何总结我国几十年来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理论层面主要涉及对西方经济学发展史的某些部分的判断和认识。两者之中，前者是主导的，后者是跟随的，是为强化前者而提出来的。]

[要实现转方式、调结构、大力创新和注重质量和效率的新方针，关键还是在于进一步确立市场化的经济体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效率和公平决定一切；体制则是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决定性条件和因素，这是历史和现实昭告我们的一条真理。而经济体制改革则不仅涉及供给，而且涉及需求，它是关系经济发展全局的东西。]

拙文《正确认识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基础》见报后，贾康教授在微博上做出了“愤怒的”反应。这让我感到意外，同时又觉得没有必要作答。先哲有言，愤怒出诗人；也许可以补充道，愤怒出不了理论家，或者至少难以做出冷静的理性的反应，因而不必认真对待之。几天后看到了贾教授作出的所谓“柔性回应”，然而拜读之余，他的这个正式回应没有超出先前愤怒反应的范围，没有针对我提出的一系列基本论点做出反驳或讨论；反而说他现在作此“柔性回应”，是出于对“其他因素”以及“社会上无可否认存在的‘吃瓜群众’羊群效应式的非理性推波助澜”的考虑。“其他因素”是什么，“推波助澜”之类说法有何根据和深意，贾教授没有明说，但他这些话却分明渗透着某种轻蔑和傲气，这使得对其作出回答变得必要了。

几点回答

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何况贾教授的著作和我的文章都摆在那里，是非曲直不难弄清。贾教授指出，我在引用他们的书名时多出“经济”二字，这是明显的大意和失误，我应向作者道歉，不过，贾教授回应中提到的其余各点则只能另当别论了。

首先，关于贾教授《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下称《读本》）的定位和意义，他说我不该说那是作者“声称”，还说那不过是“出版公司宣传用语”。可是，“权威解读‘供给侧改革’的时代背景和核心内涵”，“深度阐释‘新供给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政策主张”，“着力创构‘十三五’及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升级版”，白纸黑字，与书名和作者名字一同赫然印在该书封面之上；套在书上的折纸还逐个介绍作者在一些省委学习会上作报告的情况以及向社会各界隆重推荐该书的语句，这让人不能不相信它的确表达了作者的心声，至少得到了作者的首肯。却不料作者现在说那是出版公司的宣传用语，不是作者自己说的。这也许是实情；实情若如此，作者为什么不早说？广而告之大半年了，现在却推诿于出版公司，这合适吗？

其次，我认为中国目前尚未建成完整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因而不具备（如作者所做的）对之进行单一市场供求关系分析的前提条件；我还认为，只有基于存在市场经济和统制经济，以及竞争市场和（寡头）垄断两种市场的现实，分别对它们做出市场供求关系分析才是合适的，可是，作者却说我的这些观点是反对对当前中国经济进行供求分析，这不是明显的误解和曲解吗？

再次，我关于作者不适当地过分强调供给管理，而忽视需求管理甚至认为需求管理已经过时的看法，是依据作者的核心和基本论述得出来的，现在作者说我没有注意到他在该书前言和后面关于需求管理的论述，还说他们一直秉持的理论是供求均衡论，一直认为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并重等等，意在说明我曲解了他们的观点。可是，假定作者所说属实，那么何来作者所声称的独创性？要知道，供求均衡论在西方经济学中早就提出来了。假定作者所说属实，又何来他们反复强调的注重“供给管理”的“独创性”？

还有，关于“结构性改革”和“体制改革”这两个概念，我认为应该加以区别并指出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我还指出，在作者所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长长菜单中，独缺体制改革这一项。作者认为我的说法是自相矛盾、逻辑混乱，违反基本常识，我对此指责至今不得其解。在这个问题上，在我国经济学界，存在着怎样的常识？谁人说过这两个概念在我国学界的理解中是一致的或包含的？如果是一致和包含的，为什么作者没有把体制改革包括到结构性改革之中？作者甚至断言，我指出他们没有把体制改革包括到他们所说的结构性改革之中，就是给他们扣反改革的政治大帽子，这显然是言过其实了。我没有那个意思，更没有那个权利（新浪财经注：原文如此，此处应为权力），事实上也不会导致那样的结果，不过是对不同学术观点的讨论罢了，何必耸人听闻！然而，老实说，我对作者的如下观点和主张却是直截了当地表达了某种担忧，甚至还发出了要警惕出现回归计划经济做法的危险，这总不该被理解为扣反改革的政治大帽子吧。作者认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原则，只是对于资源配置总体而言的，并不适用于每个具体场合；作者还一再强调政府要从过去抓“需求管理”转向抓“供给管理”，却不见作者强调在解决结构性问题（包括“去产能、去库存”等重点任务）中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请问，这是不是值得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的倾向？

最后，我在前文中指出，《读本》作者用不少篇幅论述了西方经济学中存在着一个所谓忽视供给的“共同的失误”和另一个所谓强调供给的学术传统，意在证明他们的学说是对前者的克服、对后者的继承和发扬，从而表明他们的学说具有深厚的学术背景。我在前文中依据我所了解的史实作了澄清，说明他们的意图是站不住脚的。作者对此未置可否，也没有做出应有的学术讨论，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可以将其纳入不同理论框架之内，然后便话锋一转，出人意料地指出，“如果按晏文的方式相互以指责对方‘误国’来攻讦，还有经济学者研讨的什么空间吗？动辄以政治有害大帽子施以压力和批判”云云。这岂止是文不对题，简直是强词夺理和强加于人了；这种态度不改，谁还敢跟他讨论学术问题？

问题出在哪儿

行文至此，我想结合最后这个话题，提出一个新问题，并表达一种看法，以求教于《读本》作者和广大读者。这个问题是：既然《读本》所体现的学说存在诸多缺陷和问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和缺陷？其根源何在？从理论和认识角度来说，我认为主要源于对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的误判或误解。实践层面主要涉及如何看待西方国家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以及如何总结我国几十年来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理论层面主要涉及对西方经济学发展史的某些部分的判断和认识。两者之中，前者是主导的，后者是跟随的，是为强化前者而提出来的。关于理论层面，我在前一篇文章已经论及，不再重复，这里只就实践层面的根源尝试作一说明。

大家知道，西方学界和政界的一些头面人物，例如危机前两年卸任的美联储主席，人称“经济沙皇”、“美元总统”的格林斯潘（见其《动荡的世界》一书），以及一些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见其致英国女王回答“为什么没能预测金融危机？”的报告），通常都将当年未能预测2008年金融危机，归咎于预测机制及相关研究模型的失效（未将一系列非理性因素纳入其中）；同时指出现有监管体系的失灵则是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当然，如格林斯潘所说，对自由竞争终会导致最佳结果这一信念的盲从也是一个教训。基于这些认识，危机后美英各国着力加强了对金融和经济体系的监管。从《读本》可知，这是催生新供给经济学的国际背景。

至于我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改革发展的基本经验教训，一般的共识是：经济突飞猛进发展主要得力于所谓“三驾马车”的推动：政府巨额投资、不断扩大出口，以及消费增长等。它们大体属于需求管理的范畴。人们看到，通过这种发展方式，尽管取得巨大成就，但也带来了高消耗、重污染，各种结构比例不均衡、不协调的矛盾，以及如不再着力加以扭转、终将难以为继的严重局面。于是，人们取得如下基本共识：出路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实现技术创新，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率，而核心是深化体制改革，进一步调整和转变资源配置的方式，既使市场起决定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可是，也有一些学者从中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他们认为，既然需求管理已经不适应客观需要，则急需注重于整个经济的供给侧，组织实施政府的“理性的供给管理”，简而言之，从以往的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从《读本》可知，这是催生新供给经济学的国内背景。

《读本》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即强调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供给管理”，大体上就是从上述背景产生和引申出来的。乍一看，这种思路和观点顺理成章，无懈可击。然而，问题可能恰恰出在这里。

人们也许会说，难道借鉴西方国家应对危机的举措，强调对包括金融财税体系在内的供给侧加强监管有什么不对吗？如果这样一般地提出问题，似乎没有任何异议的余地。可是，请别忘记，金融风暴不是源自我国，我们是遭受危机冲击的国家，不仅如此，我国还以自己的实力与全球眼光对克服危机做出了贡献，我们没有理由照搬他们的理论和举措。再说，与美英等国早已是市场经济体制不同，我们还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之中，两种经济和两种市场并存和交叉，决定了加强监管在我们这里具有截然不同的主体和对象、不同的内涵和要求。对西方国家来说，不存在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的问题，而这却是我们的中心任务，我们只应在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加强对金融和其他经济活动的监管，而不是将包括监管在内的对供给侧的管理提到首位。

人们也许还会说，难道从我国过去几十年改革发展的基本经验教训，不能得出应当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吗？的确，应当承认，被认为属于需求管理范畴的所谓“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消费），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之后，已经显得力不从心，可是，由此便得出应当转向供给管理的结论不免有欠谨慎，因为对支配着管理方式的背后的体制因素缺乏足够的估计。

“三驾马车”初期的成功，显示了原来旧体制的动能，它后来逐渐失效或基本失效，则显示旧体制潜力已经基本耗尽。要实现转方式、调结构、大力创新和注重质量和效率的新方针，关键还是在于进一步确立市场化的经济体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效率和公平决定一切；体制则是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决定性条件和因素，这是历史和现实昭告我们的一条真理。而经济体制改革则不仅涉及供给，而且涉及需求，它是关系经济发展全局的东西。

以上论述说明，对一个还没有完成市场经济转型、当务之急仍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急需啃下“硬骨头”的中国，却主张只适用于成熟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和要求，我认为这是《读本》的最大失策。难怪人们会对这种经济学思潮和主张产生那么多挥之不去的疑问、担心和质疑。事实上，依照“供给管理”的思路，何以能坚持和推进体制改革？《读本》并没有给出令人放心的回答。这不奇怪，我在上一篇文章已经指出，体制改革本来就不在作者所列的长长的结构性改革的菜单之中；而体制改革和结构性改革本来就不是一回事。

此外，我们政府的简政放权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任重而道远，距离十八大确定的目标还有很大距离。《读本》主张政府从过去抓“需求管理”转变为现在抓“供给管理”，而这只是政府工作重点的转变，不是政府职能和体制的转变。还有，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供求关系的失衡，但其根源在于体制，体制改革不深化，去产能、去库存从何谈起？要知道，产能过剩和房产巨额库存的出现和恶化，旧体制难辞其咎，而《读本》在这方面也没有给我们提供什么中肯的建议。作者争辩说他们始终高扬改革的旗帜，可是，在其面面俱到的改革蓝图和“八双、五并重”的论述中，却不见其突出强调大型垄断性国企的体制性改造，而这在人们看来，是改革进入深水区、破除垄断、不得不下大力气啃下的最大的一块“硬骨头”。至于对广大的民企，《读本》却未多加关注。民企对我国GDP贡献率早已过半，在诸多领域已成长为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科技创新的生力军、对外开放的先锋、中产阶层的骨干，而他们在体制改革滞后的条件下仍然面临着种种的困难和窘境，不知秉持“供给管理”理念的《读本》作者对此作何感想，又有何种依据“供给管理”思路的有益主张？面对民间投资增长缓慢甚至下降，跻身混合所有制愿望不强烈，却有相当大量民间资本外流现象，作者又持何种态度？

第二篇：北大教授

北大教授:有些抹黑共产党的人恰就是共

产党员

2014年04月23日10:18 中国社会科学报 我有话说(4,047人参与)收藏本文

原标题：历史虚无主义“重写历史”有何诉求？——访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梁柱

每每谈及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人们往往认为这是过于理论性的话题。而实际上，这一思潮不只存在于史学研究之中，它更以不同形式存在于我们生活所及的诸多领域。历史虚无主义早已算不上是新鲜事物，今天这一思潮时常装扮成一位粉墨登场的“真相帝”，挥舞着所谓“揭秘”的笔触，描绘出一幅幅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试图博取眼球、引发轰动效应。

时下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有哪些新的表现形式？这一思潮又会带来怎样的危害？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梁柱就相关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为何“翻案”、“重评”之风大行其道？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来很多学者都关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滥的问题。实际上，历史虚无主义不是今天才有的思潮，在旧中国就有过。当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有哪些新的表现形式？

梁柱：我看过一幅画，画中表现的是毛泽东和饥饿的人群在一起。饥饿的人群被铁笼圈起来，像在监狱里面一样。有些人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抹黑毛泽东领导时期的新中国历史。利用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加以无限夸大、丑化，这就是当前历史虚无主义的具体表现。

事实上，历史虚无主义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有很大不同。旧中国时期，它主要表现为对民族文化采取轻蔑、否定的态度，认为中国什么都不如西方。历史虚无主义在当前的表现形式可谓多种多样，它更多地集中在史学领域，而影视、小说、美术等领域也或多或少受到其影响。可以说，但凡我们肯定的历史，它就统统颠覆。

例如，当前“翻案”、“重评”之风大行其道。有人提起抗战，认为只有国民党在抗战，而共产党在平型关战役中只歼灭日军53人，这些数字是他到日本靖国神社里面数出来的，以所谓的细节真实来否定敌后战场的存在及其重大作用。还有学者在美国看到了蒋介石日记，就认为可以据此认识一个真实的蒋介石，甚至据此可以重写中国近代史。我们知道，个人日记、信件、回忆录虽然是历史研究很好的资料，但这些主观资料能否作为史料使用，还需要结合整个历史背景、其他史料来证实。这位学者认为蒋介石在日记中说了很多不光彩的事情，就可以证明日记所载内容是真实的、不公开的。但当年蒋介石因中山舰事件受到指责时说，你们二十年后看我的日记好了。这表示他的日记是给别人看的。如果仅仅通过日记就推翻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的结论，就改写整个中国近代史，那么这不是严肃的历史研究方法。汪精卫投降日本后，曾在诗中哭天抹泪表示忧国，这能说明他爱国吗？这样的研究比唯心主义的旧史学都不如，旧史学至少是以史料为依据的严肃研究。

再比如，有学者说，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对外国入侵的一切抵抗都是用落后的、保守的、情绪化的东西来抗拒世界文明，中国不应该抗拒，既然落后就应该欢迎人家来侵略。还有人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只有一个要求——现代化，而现代化的要求被革命压倒了。这些观点很有迷惑性。实际上，近代中国有两大要求：一是民族独立，二是民族富强。现代化只是近代中国历史要求之一，而在民族和阶级的压迫下，不通过革命实现解放、解决制度问题，不实现民族独立，现代化是没有办法实现的。西方侵略我们的同时，的确带来了现代技术，在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有没有因此把中国带上现代化道路呢？完全没有！所以我们首先要实现的是民族独立，没有民族独立就不可能有现代化，国家也就不可能富强，这都是基本常识。诸如此类颂扬侵略有功，否定中国人民反侵略救亡斗争的论调，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

对毛泽东的诬蔑、抹黑和歪曲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重点。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开国领袖，特别是像毛泽东这样的民族英雄遭到如此的谩骂、诬蔑、抹黑。有人甚至诬蔑说《毛泽东选集》中仅有12篇文章是毛泽东自己写的，其他都是别人代写的。毛泽东所作的诗词也都是胡乔木改的。这些是不是事实呢？当然不是，有档案文件为证。现在胡乔木的女儿有机会就要做声明，说我爸爸怎么能写出毛泽东那样的诗词，相反，我爸爸的诗词有些还是请毛泽东改的。

我们不能把史学理论和史学观点上的错误都说成是历史虚无主义。学术问题可以讨论，但其中有些人背离学术研究的严肃性，而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这一点必须警惕。

“好人不好，坏人不坏”，抽象人性论背后的诉求是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讲热爱祖国，历史虚无主义者诘难“这是谁的土地”；我们弘扬中华民族优良品德，历史虚无主义者讲中华民族的“劣根性”；我们感怀革命烈士流血牺牲，历史虚无主义者讲这是“被忽悠死的炮灰”……这些对立观点背后深层的分歧是什么？

梁柱：这些认识上的分歧其实是价值观的分歧。价值观对立的背后是不同的利益在起作用，更是一种同利益相关的政治诉求在起作用，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背后强烈的现实目的。

利益关系决定政治诉求。旧中国，广东地主和黑龙江地主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几乎是一样的；现在，福建工人和湖北工人对一件事的观点也几乎是一样的，其原因就是相同的经济利益必然产生相似的观点。这就是客观存在的阶级立场决定的。现在有人以抽象的人性论代替阶级论，认为“好人不好，坏人不坏”，试图掩盖他们为旧事物辩护的错误立场。这种观点虽然迷惑性很大，但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到，在背后起作用的还是与经济利益相关的政治诉求。

正如邓小平曾经说过的，“他们想要走另一条道路”。这些人的改革是资本主义改革，他们的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而我们坚持的是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制度。新中国是革命的产物，是革命最大的成果。所以他们首先要否定革命，就是为了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依据，否定今天的现实。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些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对青年、对民族、对国家和未来有哪些负面影响？

梁柱：在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工作重心转入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一些人以“反思历史”为名，歪曲“解放思想”的真意，从纠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走到“纠正”社会主义；从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走到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从诋毁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发展到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从丑化、妖魔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到贬损和否定近代中国一切进步的、革命的运动；从刻意渲染中国人的落后性，发展到否定五千年中华文明；等等。

如果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这些观点，就会开始怀疑历史，进而怀疑现实，就会削弱民族认同，产生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隔膜。思想乱了，理想信念失掉了，高尚的追求没有了，整个民族就会变得疯狂、可怕和危险。

历史虚无主义所散布的种种言论，不仅涉及学术领域的是非，更关系到立党立国的根本立场。我们是要维护历史本来面目，还是歪曲历史真相？是高扬民族精神，还是鼓吹妥协投降？是从历史主流中汲取精神力量，还是在历史支流中寻找负面影响？是坚持唯物史观，还是回到唯心史观？如果这些原则问题被颠倒、被消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失去立足和发展的思想基础。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被否定、被抹煞，也就失去了现实存在的立足点。苏联解体惨痛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吸取。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虚无主义虽然是社会思潮的支流，但必须认真对待。这种持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人，根本上是要搞乱人心，妄图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我们高度警惕和认真对待。

新中国带给人民的是福利，不是灾难

《中国社会科学报》：面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我们应当如何回应？

梁柱：首先，学术问题允许讨论、允许观点不同。在历史研究中，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不同，这是正常的。真正的、严肃的学术研究，允许犯错误。但诸如“中国如果做三百年殖民地，中国就现代化了”之类的看法不是学术研究。这种带有目的随意编造历史、歪曲历史的“研究”和科学的学术研究背道而驰。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要敢于坚持真理，通过严肃的学术研究，有针对性地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观点逐条进行批驳。

其次，在认识层面，要坚持正确的评价标准。历史虚无主义者以一些材料为依据，来否定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否定新中国前30年的成就。我们有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失误，但是能不能从中得出新中国的建设，特别是毛泽东领导时期的建设，带给人民的是灾难而不是福利，带给国家的是落后而不是进步？当然不能。

如何认识这些问题，就涉及评价标准的问题。判断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政策的效果应该坚持统一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我想了三点：看它能不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看它能不能够促进社会进步；看它能不能够给人民带来幸福安康。我觉得，这些是很具体的标准，对哪个制度、哪个社会、哪个国家都适用。

不能评价毛泽东时期用一个标准，评价改革开放用另一个标准；不能评价封建社会用一个标准，评价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又是一个标准。我们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从总体上说带给人民的是福利，而不是灾难。我们有严重失误，这是总结经验的问题。我们对这些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和定位。

陈云曾说过：“三年恢复，赶上蒋介石二十二年。”记得1964年我们国家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远在美国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对友人感慨：我们不能不服气，我们搞了20多年连一辆像样的单车(自行车)都造不出来，不能不服气呀！再比如，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们是在经历20年战争后，短短3年时间内，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多数超过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份(1936年)，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医治长期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一个奇迹。1953—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1.4%，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2.7%。这个增长速度不但是旧中国无法比拟的，而且与当时世界各国相比也是不低的。在这期间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填补了我国工业的许多空白，工业布局有了明显改善，内地和边疆地区都建起了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运输业，基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畸形发展的局面；农田建设初见规模，效果明显，其间依靠农村集体力量修建了84000多座水库，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灌溉、发电、拦洪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科学技术水平有了明显提高，现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我国航天技术就是1956年起步的……这些成就都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历史事实。

再次，教育部门和实际宣传部门应该做好工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意义最有生命力，要掌握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教条。当前，我们在思想教育中还存在过于简单、太干巴的情况。在宣传教育中，应该注意坚持“双百”方针，摆事实、讲道理。只要你掌握真理，又会表达，那么真理就一定能说服人。如果能够讲得既有气势又有例子，效果就会好很多。

最后，共产党要把自己的党管理好。有些抹黑共产党、诋毁共产主义的人恰恰就是共产党员。不相信共产主义，可以请他出党。对我们党来说，最可怕的就是理想信念的丧失。理想信念和党的组织纪律不要求公民做到，但是共产党员必须做到。共产党人要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

第三篇：北大教授推荐

北京大学教授推荐书目

2009-06-08 18:39:44 来自: 中·和(两场学术报告：论时间&双语论语)北大教授最喜欢的书

人民网读书论坛网友：丛林漫步推荐

张岱年：我最喜爱的书 《周易大传》、《孟子》、《庄子》、《史记》、《通鉴》、《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哲学笔记》、《西方哲学史》（罗素）、《邓小平文选》。季羡林：我最喜爱的书《史记》、《世说新语》、陶渊明的诗、李白的诗、杜甫的诗、南唐后主李煜的词、苏轼的诗文词、纳兰性德的词、《儒林外史》、《红楼梦》。

张世英：我最喜爱的十本书《理想国》、《精神现象学》（黑格尔）、《哈姆雷特》、《少年维特之烦恼》、《海德格尔诗学文集》、《孟子》、《唐诗三百首》、《红楼梦》、《古文观止》、《中国哲学史》（冯友兰）。

饶鑫贤：推荐书目《三字经》、《古代汉语》、《中国古代史讲座》、《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胡绳）、《中国历史要籍序论文选注》（雷敢）、《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瞿同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周密：推荐书目《共产党宣言》、《自然辩证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实践论》、《矛盾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国通史》（范文澜）、《中国史稿》（郭沫若）。

陈仲庚：介绍几本基础和人格心理学入门书《心理学导论》（希尔加德）、《西方心理学史大纲》（唐钺）、《心理学方法学》（周谦）、《人格心理学》（陈仲庚、张雨新）、《人格心理学》（伯格）、《精神分析引论》（弗洛伊德）、《人格导论》（米谢尔）、《人格的生物学基础》（艾森克）。

汤一介：我最喜爱的书《论语》、《庄子》、《陶渊明集》、《绞刑架下的报告》、《生死》。

邵津：我最喜爱的书《冷战后国际关系》（宫少朋）、《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王逸舟）、《国际法》（邵津）、《案例与资料》（M.Dixon&R.McCorquodele）、《千首唐人绝句》（富寿荪）、《徐志摩经典》、《名曲的诞生》（崔光宙）、《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集》、《A Practical English Grammar》（A.J.Thomson&A.V.Martinet）。

萧超然：推荐书目《左传》（木刻本）、《孟子》（木刻本）、《古文观止》（木刻本）、《唐诗三百首》（木刻本）、《郑板桥家书、道情十首》（铅印本）、《毛泽东选集》、《列宁选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楼梦》。

祝总斌：推荐书目《资治通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廿二史（答刀）记》（赵冀）、《周礼正义》（孙诒让）、《人间词话》、《论语集释》（程树德）、《中国哲学史新编》（冯友兰）、《东晋门阀政治》（田余庆）、《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吴荔明）、《思痛录》（韦君宜）。

白化文：推荐十种引人入胜的中文经典著作《史记》、《杜甫诗》、《世说新语》、《陶渊明集》、《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聊斋志异》、《西厢记》、《桃花扇》。

乐黛云：影响我的十本书《简爱》、《罪与罚》、《怎么办》、《庄子》、《陶渊明集》、《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奥尔格·勃兰戴斯）、《近代文学批评史》（雷纳·韦勒克）、《管锥编》、《文心雕龙》、《后现代主义与文化逻辑》（杰姆逊）。

刘方（木或）：我最喜爱的十种书《政治经济学批判》、《邓小平经济理论（摘编）》、《经济学》（萨缪尔森）、《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刘国光）、《陈岱孙文集》、《短缺经济学》（科尔内）、《第三产业经济学》（李江帆）、《灾害经济学》（何爱平）、《消费力经济学》（尹世杰）、《未来之路》（比尔·盖茨）。

谢冕：我爱读的几本理论书《万历十五年》、《剑桥中国晚清史》、《第三帝国的兴亡》（威廉·夏伊勒）、《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雅各布·布克哈特）、《艺术哲学》（丹纳）、《没有地址的信 艺术与社会生活》（普列汉诺夫）。

钟哲明：我最喜爱的书《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怎么办》（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褚斌杰

我最喜爱的书《庄子》、《红楼梦》、《鲁迅全集》、《论语》、《史记》、《白香山集》、《儒林外史》、《契诃夫小说》、《培根论说集》、《负暄琐话》

严家炎

我想推荐的几种书《阿Q正传》、《清代学术概论》、《西潮》、《白鹿原》、《尤利西斯》、《风庐故事》、《白杨木鼻子》、《成年人的童话》、《半山半水书窗》

张翼星

向青年朋友推荐的十本书《论语》、《孟子》、《老子》、《古文观止》、《中国哲学史新编》、《共产党宣言》、《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历史与阶级意识》、《小逻辑》、《思痛录》

马振方

推荐几本我喜爱的书《论语》、《庄子》、《世说新语笺疏》、《唐诗选》、《聊斋志异》、《中国小说史略》、《月牙儿》、《白鹿原》、《西方美学史》、《外国现代派作品选》

段宝林

刻骨铭心的几本书《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工作方法》、《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怎么办》、《楚辞》、《水浒传》、《鲁迅小说集》、《放声歌唱》、《童僧》、《帆》、《邓小平文选》

孙钦善

古文献学谈读书《中国古文献学史》、《文字学概要》、《说文解字》、《训诂学》、《十三经注疏》、《四库全书总目》、《汉书*艺文志》、《目录学的发微》、《校勘学》、《中国目录学史》、《文献学讲义》、《中国古代文化史》

陈启伟

推荐书目《小逻辑》、《逻辑哲学论》、《世界的逻辑构造》、《西方哲学史》、《大众哲学》、《楚辞》、《古文观止》

唐 沅

推荐我最喜爱的书《呐喊》、《女神》、《子夜》、《家》、《雷雨》、《边城》、《骆驼祥子》、《金锁记》、《围城》、《白毛女》

郑家馨

推荐我最喜爱的书《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吴于廑学术论著选集》、《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翦伯赞历史论文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鲁迅全集》、《红楼梦》、《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孙凤城

几本对我有影响的书《重访英伦》、《英人，法人，中国人》、《子夜》、《高老头》、《欧也尼·葛朗台》、《复活》、《罪与罚》、《贝多芬传》、《变形记》、《审判》、《现代绘画史》、《论艺术中的精神》

沈仁安 推荐书目《日本史》、《日本历史》、《日本--从史前到现代》、《日本近代史纲》、《日本书记》、《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日本史辞典》、《中国日本学文献总目录》

阎国忠

书，引领你敲开美学之门《西方美学史》、《文艺心理学》、《美学散步》、《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生活的艺术》、《美学四讲》、《判断力批判判》、《人性论》、《歌德谈话录》、《审美特性》

徐昌华

我最喜爱的书《语言与文化》、《汉语口语语法》、《现代汉语八百词》、《语法讲义》、《修辞学发凡》、《语用学教程》、《汉语社会语言学》、《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关于所谓日语助词的研究》、《言外之意的语言学--日语语用学》

梁 柱

欲与天公试比高《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李大钊文集》、《共产党宣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红楼梦》、《毛泽东传》、《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五四运动史》、《苏联兴亡的沉思》

周先慎：推荐我最喜欢的十种书《唐宋词选》（中国社会科学学院文学研究所选注）、《宋诗选注》（钱钟书选注）、《苏轼选集》（王水照选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全本新注聊斋志异》（朱其恺主编）、《儒林外史》、《红楼梦》（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整理）

冯国瑞：推荐书目《科学的丰碑--20世纪重大科技成就纵览》（陈建礼主编）、《21世纪100个科学难题》（21世纪100个科学难题编写组编）、《系统科学》（许国志主编）、《现代科学的哲学探索》（赵光武主编）、《系统科学辩证法》（苗东升著）、《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冯国瑞著）、《信息科学与认识论》（冯国瑞著）、《信息科学技术与当代社会》（孙小礼、冯国瑞主编）、《毛泽东哲学思想神髓》（宋一秀主编）、《中国系统思维》（刘长林著）、《思维科学研究》（赵光武主编）

林被甸：值得一读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现代化新论》、《现代化新论续篇》、《美洲史论》、《罗荣渠与现代化研究》、《从“西化”到现代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现代世界体系》、《全球分裂--第三世界历史进程》

刘煊：推荐书目《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一般系统论》、《六祖坛经》、《<梦溪笔谈>导读》（胡道静、金良年著）、《创造的秘密》、《印度古典诗学》、《五十奥义书》、《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东方的美学》

李伯谦：考古学在向你招手《考古学一百五十年》、《考古学是什么》、《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考古学专题六讲》、《中国远古人类》、《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仰韶文化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考古学与科技史》、《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中国石窟寺研究》、《中国陶器史》

吴慰慈：我喜欢读的几本书《大科学观》、《逃避自由》、《科技经济结合论》、《唐诗三百首详析》、《现代西方哲学》

许抗生：我最喜爱读的书《老子》、《孙子兵法》、《论语》、《启论》、《论坛》

李思孝：推荐书目《呐喊》（鲁迅）、《牛虻》、《红楼梦》、《金蔷薇》、《居礼夫人传》、《英雄和英雄崇拜》、《西方的没落》、《西方的智慧》、《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纪实》、《歌德尔、艾舍尔、芭赫--集异璧之大成》

钱理群：真的书《鲁迅全集》、《顾准全集》

何顺果：为了站在时代的高度《改变世界》、《美国新经济》、《知识价值革命》

葛晓音：我最喜爱的书《居里夫人传》、《唐诗丛论》、《空间的驰想》、《艺境》、《温湿通义校注》、《论语新解》、《拉奥孔》、《东坡乐府》

赖茂生：我最喜爱的十种书《科学交流与情报学》、《科学引文引索》、《情报检索词汇控制》、《现代情报检索导论》、《信息管理：八十年代的机会与战略》、《信息社会的社会结构》、《信息经济论》、《信息趋势：从你的信息资源中获益》、《国家信息政策：问题与进展》、《知识管理》

李强：读书杂忆《社会契约论》、《历史理性批评文集》、《论自由》、《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

苏力：推荐书目《毛泽东选集》、《乡土中国》、《普通法》、《司法过程的性质》、《法律的经济学分析》、《法理学问题》、《法律与文学》、《性与理性》、《惩罚与规训》、《法律、立法与自由》

王余光：我所喜爱的十种书《诗歌集》（德国海涅）、《诗经今注》（高亨注）、《史记》、《历史研究》、《胡适自述》、《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史学名著》（钱穆著）、《爱晚庐随笔》、《书的礼赞》、《论出版自由》

第四篇：北大教授忠告

北大教授忠告：早睡早起+微信朋友圈控制在10人以内„

2017-09-12 人民日报（公众号）

9月6日，北京大学法学院举办了2017迎新典礼。典礼上，白建军教授作为教师代表致辞。在未名湖边长大的他，通过讲述身边四个普通却又不同寻常的北大人物故事，向全体新生传递了“在北大，任何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信念。

同时，他也为全体新生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循序渐进，努力寻找自己到底适合什么；制定适合自己的人生规划和学习计划；提高对自身的要求，严明律己，方能取得成功。

大家好！今天，每个自动走进北大的新生，脸上都透着满满的兴奋、骄傲，还有一点儿小得意。其实，半个多世纪以前，我就是这所学校的一个新生了。不过，是硬生生被弄进北大五院幼儿园的，一点儿都不觉得得意。

欢迎各位!

既是未名湖边儿长大的，我该为大家说说这湖边儿的人物故事。对北大人物，有的你们耳熟能详，我就不逞能了。有的，你们没听说过，我也不认识，北大太大了。你我都知道的，还是别乱说的好。剩下的，就是些你们不熟，而我略知一二的人物。

先说赵大爷。前些年在北大还能看见，办公楼里有个白胡子老头儿，穿着大襟儿的黑棉袄，扎着裤腿儿，脚上蹬一双回力篮球鞋。只要他想，随时可以在办公楼的石台阶上拍球，尽管旁边就是校长办公室。我小的时候，赵大爷是北大门卫，也是最不会好好说话的人。我每回从中关园进这园子来玩儿，就怕赶上赵大爷当班。“我，附小的，咱一单位的”。他还是死活不让进。“你小学的不回小学玩儿去，跑大学来干吗？滚！”从那时候起，我就不喜欢赵大爷，并痛下决心，将来我非得正规地走进这座大门儿。现在，我做到了。听说，赵大爷小的时候，校长要踢球，他是球童。六七十岁的年纪，自学完了四大本许国璋英语。

第二位，是我附中时的同学。他有一次翘课跑去偷枣。没撞见枣树的主人，倒得罪了树上住着的一群马蜂，结果脸肿得像脸盆那么大，比枣儿还红，整个人像个大头傻子。那会儿我们也有英语课，教“Gaoyubao works in the landlord courtyard”，于是他精力过剩，拿一本英汉字典，背一页，撕一页。书没撕完，被他爸打了一顿。现在，他定居北美，是全球华人圈里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专家，前些年还回来给两院院士们讲课。

第三位，二十多年前，那天我们师生一伙人进监狱，调研。在监区，忽然从犯人堆里冒出一个，直奔我来，大声喊“白老师好”！弄得我很尴尬，你谁呀，当着这么多人！他说，他在北大听过我的课。打那次以后，再没联系过。可说来也巧，就前些天，一次经济法大型培训，我是学员，发现这位是授课老师。讲得还真不错，有理论，有实践的。他大概没注意到我，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过去喊他。天知道哪块云彩会下雨！

接下来的，就是著名的北大保安。那天我去农园吃饭，路边俩执勤的保安在聊天。一个说，“你那论文怎么样了？”另一个说，“嗯，资料收集得差不多了，正在构思。”天啊！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啊！我立马掏出手机，给我的博士生拨了个电话：“嘿！你论文构思得怎么样啦？！”

最后，常听用人单位说，刚毕业的北大学生最让人抓狂：你不会打水、沏茶也就算了，连个表都不会填。不过，三五年后，倒是北大学生显出来后劲，有想法，有创造力。

我说的这些北大人，都是普通人。掉进人堆里，平常得没法儿再平常了。偶尔，还有些具体的可气。但是，他们的故事，我们未必能有；他们曾经的、未来的骄傲，我们未必可能；他们的某些闪亮和伟大，我们甚至不敢企及。

各位，昨天，也许你真是everything。今天，别说学霸，就跟这些平常的北大人一比，你可能会发现自己不过是something。明天，没准儿有人会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一nothing。不过，千万别想不开。来和我分享一句话吧：不温不火，不作不做，敬天，敬地，敬小人——我们该向普通人致敬，也向我们自己致敬。

具体说吧，有几个建议:

首先，把人生目标调低一点儿。千万别用“大法官”、“大律师”这些大红大紫的东西搅和自己的人生规划，误了你在北大的美好时光。路走对了，走着走着，你就成大法官、大律师了。重要的是发现你自己到底适合什么。其实，大学教育就是激活学生体内已有的东西，而不是简单地传承或灌输。要是你学业走了一半，还没遇上让你心动、让你一辈子可以乐此不疲的领域，以及，跟这个世界说话的方式，那就不妙了。

第二，对自己的要求高一点儿。我敢说，下面这一条，多一半人做不到。这个最难做到的就是：早睡早起+把微信朋友圈控制在十人以内+拒绝以陪读为目的的表白。这个办法能不能把你弄成精英中的精英，我不知道。但试过的，都说好。

最后，学业上不妨在意点儿旁门左道：多接触些本专业以外的学问，以及如何获得知识的知识。金字塔哪个更高？底盘越大的越高，你说是不是？其实，大学里，只有不到50%的课堂知识来自你的老师，只有不到25%的课内知识离开大学后仍然有用，只有更少的学生才明白，怎么学比学什么更要紧。好的研究方法，会让你受用终生。

好了，明年这会儿，你们可以端着点儿师兄、师姐的样子，迎来另一群高兴到糊涂的小师弟、小师妹啦。那时候，我可能正在楼上办退休手续呢。

就这些，谢谢!

第五篇：北大法学教授简介

考研集训营,为考生服务，为学员引路！

北大法学教授简介

朱苏力

研究领域：中国法律 西方法律史 美国商税法 法社会学 美国法律制度 法哲学 法律经济学分析 比较法 比较法律文化

凯程考研集训营保录班,是全日制封闭式高三式，成立于2005年4月，是我国最早从事高端全科保过辅导的正规培训机构，由英语名师索玉柱教授、政治李海洋教授为代表的教研组组成。被学员一致公认业界授课质量最好，服务最到位，应试效果最显著。凯程教育以“专业、负责、创新、分享”的办学理念，突出“高命中率、强时效性、全面一条龙服务”的特色，成为考研学子选择专业课辅导的首选。九年来已有千余位考生在凯程的帮助下顺利考取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中传等全国著名高校，引发业界强烈关注。

凯程考研集训营作为考研精品辅导的领航者，可以很自信的讲在业内始终保持着最高的考研上线率，一次性的上线率（含A、B线）已经接近95%。最大亮点：

与其他机构不同，凯程考研集训营是名师小班授课的全日制考研特训机构，凯程考研集训营对英语、数学、政治都有被实践检验了的独一无二的教研和系统的方法。按高分计划辅导要求学员，在法学、法硕、金融、医学、艺术等专业具有压倒性的专业课辅导优势和经验，在清华、北大、人大、中传具备核心的院校资源和优势；优势专业和优势院校奠定了凯程考研集训营的高端品质。机具个性化的辅导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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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测试+每日测验+每周小测+每周计划+每周计划完成情况全部载入档案袋，详细掌握每一位学员的学业进展；根据学员细致的情况指导今后每一步的学习和10月份的志愿报考。

有考研择校问题，对考研复习不熟悉的地方，请联系凯程咨询老师。

简介：北京大学法学学士，美国麦克乔治法学院商法税法硕士，美国亚里桑那大学法律交叉学科研究博士，1999 年— 2000 年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2000 年 4 月耶鲁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主要著作：《法治及其本土资源》（1996），《制度是如何形成的》（1999）《阅读秩序》（1999），《送法下乡》（2000）以及几十篇学术论文和书评

周旺生

研究领域：法理学 立法学 西方法理学研究

简介：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理论专业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 立法学 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教委跨世纪优秀人才，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建设顾问，中国法理学会副会长。获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奖励。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研究员，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顾问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大常委会法律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大连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吉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客座教授，中关村科技园区立法顾问。1989 － 1990 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作访问研究。多次在香港和澳门作短期讲学。1996 － 1997 年在美国伊利诺依斯大学作访问研究。1995 年、2003 年两次被评选为北京大学十佳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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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著作：《立法学》（1988）；《立法论》（1994）；《规范性文件起草》（1998）；《法理学》（2002）；

《立法学》（2004）；《立法：原则·制度·技术》（1994）；《立法学教程》（1995）；《立法学》（1998、2000）；《当代中国立法》（1998）；《法理学》（2000）；《法理学》（2000、2003）；《立法研究》（1 － 4 卷主编，2000 － 2003）；《中关村立法研究》（2001）；《法学概论》（2003）；《中国法律制度》（2000）；《地方立法质量研究》（2002）。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

张骐

研究领域：法哲学的基本问题，如法的价值、法律责任等；法律推理；司法先例制度；公民社会与法治；产品责任法

简介：吉林大学法律系法学学士，北京大学法理学硕士、博士，美国斯坦福大学人文与科学学院访问教授，2004 年 9 月－ 2006 年 6 月；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2003 年 8 月－ 2004 年 6 月；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高级访问学者，2003 年 1 月－ 2003 年 7 月；日本北海道大学法学院访问教授，2002 年 7 月；德国海德堡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1999 年 10 月－ 2000 年 4 月；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1995 年 8 月－ 1997 年 6 月；

主要著作：《法律推理与法律制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年；《法律：一个自创生系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法理学》（国家级重点教材），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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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宗灵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法理学与比较法学论集——沈宗灵学术思想暨当代中国法理学的改革与发展》（与沈宗灵、罗玉中合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李贵连

研究领域：中国法制史 保险法学

简介： 1969 年湖北大学法律系（今中南 财经政法 大学）毕业，1981 年北京大学法学硕士

主要著作：《沈家本年谱长编》台湾成文出版社，《沈家本传》法律出版社，《近代中国法制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二十世纪中国法学》（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法律思想史》（主编）北大出版社。

贺卫方

研究领域：外国法制史 西方法律思想史

简介：法学学士（西南政法大学，1982），法学硕士（中国政法大学，1985），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1985 年起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并主持《比较法研究》季刊编辑工作。1995 年调至北京大学任教。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同时担任《中外法学》主编，北京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务。兼任全国外国法制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以及国内多所大学名誉或兼职教授。自 2000 年起指导博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外国法制史和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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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律思想史。

著作及译作：《新波斯人信札》（与梁治平、齐海滨、石泰峰等合著），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8 年。《外国法制史》（与由 嵘、张学仁、高鸿钧、杨联华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台湾版由五南图书出版公司于 1993 年印行。《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与美国汉学家 Karen Turner 及高鸿钧合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 年。《走向权利的时代》（副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5 年，1999 年修订版。《法边馀墨》，法律出版社 1998 年； 2003 年第 2 版。《中国法律教育之路》（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年。《司法的理念与制度》（司法文丛之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美国法律辞典》，美国 Peter G.Renstrom 编，主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年。《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美国 Harold J.Berman 著，与高鸿钧、张志铭、夏勇合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年。《比较法律传统》，美国 M.A.Glendon , M.W.Gorden and C.Osakwe 合著，与米健、高鸿钧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3 年。《比较法总论》，德国 K.Zweigert & H.Koetz 合著，与潘汉典、高鸿钧、米健合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 年；修订版，法律出版社 2003 年 1 月。《比较法律文化》，美国 Henry W.Ehrmann 著，与高鸿钧合译，三联书店 1990 年。修订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年。《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 法学卷》，与苏力合编，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具体法治》，法律出版社 2002 年 1 月版。《英国法和法国法》，法国 R.David 著，与潘华仿、高鸿钧合译，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运送正义的方式》，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 12 月版。《超越比利牛斯山》，法律出版社 2003 年 9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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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学术论文、译文及学术短文总计 80 余篇。

武树臣（兼职教授）

研究领域：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简介： 1978 年 2 月考入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学习，1982 年 2 月毕业留系任教，先后被评为讲师、副教授、教授。1994 年 9 月被评为北京大学首批中青年学术骨干，1996 年 6 月被评为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1992 年 4 月任系副主任。1993 年 9 月在张国华教授指导下在职攻读博士学位，1996 年 2 月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1997 年 4 月调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工作，继续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招收和指导中国法史博士研究生。为香港回归培养法律 人才获 国家教委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1997.10）及北京市政府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奖一等奖（1997.9），主持撰写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国家七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获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一等奖（1996.12）。

社会兼职：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会会长（1996 年），国家教育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一届（1997.1 － 2001.4）、第二届（2001.4 － 2005.4）委员，中国比较法研究会副会长（2001.7），北京市法学会副会长（2002.1）。

研究成果：《中国法律思想史纲（上下）》，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 年 8 月、1987 年 1 月。《中国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3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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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行政法总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年 10 月。《中国法律史》，法律出版社，1986 年 12 月。《科技法律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 年 10 月。《中国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年 10 月。《法律文书写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年 12 月。《嘉靖新例》（点校），中国稀见法律典籍 集成乙编二册，科学出版社，1993 年 9 月。《中国法律思想史》，台湾汉光书局有限公司，1993 年 10 月。《中国法律思想通史》（第一卷、第二卷），（国家七五重点项目）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 9 月。《基本人权总论》（译）西方人权学说（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年 4 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国家七五重点项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年 8 月。《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5 年 6 月。《中国法律思想史概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 年 8 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鸟瞰》，大象出版社，1997 年 12 月。《法家思想与法家精神》，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 年 3 月。《法律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 9 月。《武树臣法学文集》，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 年 9 月。《法学基础》，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 年 3 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辞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 10 月。《中国法律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 年 3 月。《武树臣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年 5 月。《 儒家

法律传统 》，法律出版社，2003 年 9 月。《中国的法文化》，日本九州大学出版社，2003 年 9 月。《中国法律样式》，台海出版社，2004 年 1 月。《判例制度研究文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 年 1 月。《中国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4 年。在中外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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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国

研究领域：中国法制史、清末与中华民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比较法文化。

简介：北京大学历史系史学学士，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法学硕士，1990 年— 1991 年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进修，1999 － 2001 年任日本九州大学法学部兼大学院教授，2001 年 10 月回国，2003 年 4 月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著作及译作：《中国法系的形成与发达》(1997)。《两汉魏晋法制简说》（1997）。《帝制时代的中国法》（1999）。（日）滋 贺秀三 ：《中国家族法原理》（2003，合译）、主要论文：已基本收进《帝制时代的中国法》一书（共收 24 篇论文）。《略论北宋的专卖法制》，《法学研究》 1997 年第 2 期。《论西汉初期的赎》，《政法论坛》 2002 年第 5 期。《张家山汉简排序辨正》，《法学研究》 2004 年第 6 期。

徐爱国

研究领域：法律史和英美侵权行为法

简介：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主要著作：《破解法学之谜——西方法律思想和法学流派》，学苑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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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名案中的法律智慧》，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分析法学》，法律出版社 2005 年。《英美侵权行为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西方法律思想史》（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主要学术论文十余篇。

姜明安

研究领域：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公务员法、国家赔偿法、外国行政法

简介：北京大学法学学士，1987 年— 1988 年美国华盛顿大学访问学者，1991 年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者，1997 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访问学者，2000 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访问学者。

主要著作：《行政法学》（1986 年），《行政诉讼法学》（1993 年），《行政诉讼与行政执法的法律适用》（1995 年，合著），《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1999 年，合著）等著作 20 多本，论文 40 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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