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8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_参考文献

第一篇：138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_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版。[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60年版。[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7]《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2版。[8]《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1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11]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2]《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13]人民日报出版社编：《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2年 第2版。[14]郑永廷：《现代思想道德教育理论与方法》，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15]张耀灿、郑永廷等著：《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16]郑永廷等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17]郑永廷，叶启绩等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版。[18]郑永廷主编：《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9] 邱伟光，张耀灿主编：《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20]许启贤主编：《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版。[21]龚海泉主编：《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22]李萍：《现代道德教育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3]靳诺、郑永廷、张澍军等著：《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与实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4]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现代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5][美]麦金太尔著，龚群等译：《德性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26]章海山著：《经济伦理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7]张孝宜主编：《新世纪高校理论教育途径与方法探索》，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编著：《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29][美]约翰·杜威著，王承绪译：《民主主义与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30]陈桂生著：《“教育学视野”辨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31]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2][美]阿尔温·托夫勒著，刘江等译：《权力的转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33][美]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2版。[34]鲍宗豪：《全球化与当代社会》三联书店2002年版。

[35][美]罗兰·罗伯森著，梁光严译：《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6][美]维娜·艾莉著，刘民慧等译：《知识的进化》，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37]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38][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赵序东等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版。[39]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40][美]阿历克斯·英格尔斯等著，殷陆军译：《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1]刘大椿，段伟文著：《转型驱动力》，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年版。

[42][美]埃里希·弗洛姆著，欧阳谦译：《健全的社会》，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43][匈]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44][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著，张峰等译：《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45][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张博树译：《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46][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7] 克利福德·格尔兹著、纳日碧力戈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48][英]汤林森著，冯建三译：《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9]卡尔·曼海姆著，张旅平译：《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研究》，三联书店2002年版。

[50]王珉：《终极关怀——蒂里希思想引论》，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51]唐凯麟著：《伦理大思路》，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52][美]A·麦金太尔著，龚群等译：《德行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53]徐素华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应用、形态、前景》，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

［54］龚海泉等主编：《20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德育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第二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读后感

本书由《导言》、《总论编》、《思想历程编》、《反思与探索编》、《简短的结语》五个部分构成。《导言》是全书提纲挈领的概述。《总论编》概述了本书的基本思路，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意义、内涵和前提性问题，以翔实的材料和严密的分析集中批评了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错误观点，论证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础就是具有时代特征和民族特征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历程编》以历史主义的方法详细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中有代表性的人物艰辛探索和开拓创造的足迹，分析他们在何种具体历史条件下怎样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何贡献和经验，对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事业有何意义；着重论述了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及其意义。《反思与探索编》在前编历史回溯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方向和方法问题，强调必须以中国现代化问题为中心，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前特别要重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吸取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资源。《简短的结语》以坚持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全书的结论，指出只有不断发展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具有真理性、实践性、批判性、创造性和开放性，才能成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关系到党的指导思想和全民族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这一问题在国内外受到广泛关注,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理解仍有原则分歧。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错误观点不可忽视：（1）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斯大林的“教条”加中国“民粹主义思想”的混合物。（2）马克思主义哲学早已过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应该以最“新”的现代西方哲学为指导。（3）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的产物，在中国水土不服，中国人既读不懂也用不上；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应当是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学。本书认为对这些观点必须做出系统的辨析和澄清。本书认为：

（1）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仍然是站在思维制高点的哲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思想是实现中华民族解放和中国现代化的需要，是中国人民唯一正确的历史选择。（2）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性与民族性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相结合、又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是毫无根据的偏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就是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艰辛探索过程中挫折和失误不可避免，对此要作历史的、社会的、认识论的分析，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有当代意识和全球视野，注视世界新科技革命

和社会变革带来的新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有分析地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有价值的成果；批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解和歪曲；下功夫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作出哲学概括，独立回答新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当代的内容和形态。（4）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解读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工作，但不能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尤其不能采取教条主义或实用主义的态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不能以文本来裁剪实践，限制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对误解和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观点作了有理有据的批驳和澄清，特别是对一些重大而尖锐的基础性、前提性问题作了针对性很强的论证，阐明了自己的见解。（2）力求克服以往通行体系的局限，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党的领袖人物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共同探索的过程，是千百万群众实践经验的概括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3）史论结合，以理论统率史实，从史实提炼理论。通过对不同时期代表性人物及其思想的分析，力求真实地再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足迹，从中探索规律，落脚到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造。（3）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必须坚持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为中心，面对当前世界形势和中国实践，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和眼光看待问题，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风格和气派论述问题。（4）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和成果对广大群众的影响，包括对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彰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党的指导思想，而且是全民族的精神支柱。全书力求视野广阔，材料翔实，观点鲜明，论述连

贯，对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提出有理有据的新见解。本书将为广大读者加深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意义提供一定的帮助，也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起一定的推动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思想史和认识史的科学总结，它是在变革现存的人和世界关系的实践基础上通过批判继承人类以往哲学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不是人类思想史上又一个“哲学流派”简单的“数量递增”，而实质上是整个思想史和认识史上伟大变革的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为人类提供了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开辟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正确道路”。①从19世纪4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阶级性与人类性的统一、原则性与开放性的统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的理论品格，至今仍还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站在时代的前沿，占据理论思维的高峰，成为当代不可超越的哲学”(同上，684页)。从历史的视角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现代意义的哲学的根本原因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近代哲学史上的主题I换，使哲学由理论解释层面的思辨王国进人到现实斗争的实践领域。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的首要的基本的原则和内控机制.作为一种富有辩证法精神的历史存在，实践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的根本标志，也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和前提所在。

第三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辩证法唯物论应用于中国的实际”，“根据中国自己的现实材料，在中国自己的地盘上，来发展辩证法唯物论的世界观。使它更能够成为改造中国、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锐利的方法论武器”。具有双重内涵:一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用于指导中国的社会生活实践,使之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为中国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智力支持。用理论来指导实践。二是指不断总结、概括中国社会生活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正反两方面的新鲜经验、教训,从哲学的高度予以升华,并用哲学范畴的形式进行表达,据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用实践来检验和发展理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理论

正文：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原因剖析：

1.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中国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 而中国哲学中存在着悠久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传统, 更重要的是这种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达到了统一, 形成一种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说, 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某种一致性。

哲学的产生标志着人类达到了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自觉。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 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就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分析、批判中国传统哲学及其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 对之进行创造性转换。然后, 再用经过分析、批判的中国传统哲学及其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去创造性地理解、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 使其具有“民族形式”,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2.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世界性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必然趋势的科学把握, 是一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世界性理论。因此, 中国化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普适性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世界性哲学”,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它没有也不可能指出世界上每个民族的具体特点和发展道路。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同各个民族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转化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才能真正发挥其改造世界的功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革命的需要

综观中国近代历史进程, 中国社会始终存在着“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 始终没有找到解救中国的真正出路。十月革命使中国人民认识到,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 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 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救中国的历史选择。中国革命不但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且尤其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毛泽东指出“: 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4.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现实发展的需要

在当代中国,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时代的发展迫切要求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发展着的实践不断实现新的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时代的脉搏紧密联系在一起。既把握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又掌握本国的实际,才能找到适合中国自己的独特发展道路,才能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色”给以全面的、辩证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当建立在世界与中国的连接点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我们一定要用联系、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把这一过程既看作是理论引导社会实践不断走向胜利的过程,又看作理论不断创新的过程。

综合以上几点，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的必然性，那它是怎样深入到中国，成为我国一大重要指导思想的呢？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展开路径：

我们今天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探索，仍然必须沿着现实实践和传统思想继承这两条基本路径展开。

路径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实践相结合 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路径之一。如何结合？有许多历史经验值得今天的人们借鉴。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种结合主要被理解为哲学理论对具体实践的指导，这本身并不错。问题在于实践中常常把这种指导误解为政治实践作论证分析，并将其唯一化、绝对化，从根本上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功能，即社会批判功能的发挥。社会批判功能原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哲学理论与具体实践结合、理论指导实践的重要手段。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实践结合，并通过指导、批判等多种形式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本真意义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成功标志，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世界观指导和社会批判而向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实际不断渗透，成为人们现实生活的重要内容、组成部分。如果一种哲学理论总是游离于社会现实生活之外，对社会现实生活不发生影响和作用，其中国化就无从谈起。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由艾思奇率先提出, 而毛泽东则影响最大。在毛泽东看来, 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 不仅要把它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 而且需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使之“中国化”。继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之后, 如刘少奇、和培元、杨松等一些人士也发表了意见, 进行了多方的阐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以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形态、新发展，并被确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最根本的就在于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与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实践紧密结合，并在结合中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中国内容和中国特色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路径之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 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又一重要途径。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以往的研究比较多地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性、民族表现形式上，比较多地强调通过这种“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为中国人所喜闻乐见。这些无疑是非常必要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如果不具备民族性、民族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容易为中国人理解接受，也很难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民族性、民族形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来说是不可缺失的。但不能止于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还应有更广泛的视角、更深刻的内容、更多样化的手段方法。尤其是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不能总是局限在人们所熟悉的那些概念、范畴的解释和运用上，还应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实质、民族特色、基本范畴、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模式、中国人传统的心理活动特征、习惯等作更深层次的探讨，要努力在这些方面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契合处、结合点。在我看来，从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共性出发，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某些相似、相通之处，肯定这些相似、相通之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基础，不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深入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但如果把这些相似、相通之处无限夸大或绝对化，同样会使研究走进死胡同。在这里，牢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实事求是是至关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贯强调的历史主义的原则，更是一刻不可偏失。

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想在中国发展必须中国化,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要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又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还要与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相适应。同时中国的发展也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指导,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有就是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有着许多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融、相通之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民族文化底蕴。如果没有这种哲学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正如李鼎民所言：“以中国哲学的唯物论体系来介绍马列主义，乃是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马列主义通过中华民族形式得到真正实现的唯一途径。”

参考文献：[1]毛泽东选集(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534.[2]孙伟平,张羽佳.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考[J ].哲学研究,2006(6).[3]杨 耕,陈志良,马俊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64 ,79.[4]刘明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然性[J ].

第四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读后感

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教程》有感

临床八年1201班2204120109薛昊凡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两句话是记忆中对《共产党宣言》的印象，也是让我热血沸腾的两句话。而中国的有识之士将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带到了中国，使中国新民主主义有了正确科学的理论指导。中国选择了马克思是由中国的实际所决定，而马克思哲学的中国化也结合了中国的国情不断发展，虽然中间有崎岖，但是总的是在向前进步提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辩证法唯物论应用于中国的实际”，“根据中国自己的现实材料，在中国自己的地盘上，来发展辩证法唯物论的世界观。使它更能够成为改造中国、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锐利的方法论武器”。具有双重内涵:一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用于指导中国的社会生活实践,使之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为中国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智力支持。用理论来指导实践。二是指不断总结、概括中国社会生活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正反两方面的新鲜经验、教训,从哲学的高度予以升华,并用哲学范畴的形式进行表达,据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用实践来检验和发展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原因剖析：

1.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其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中国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 而中国哲学中存在着悠久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传统, 更重要的是这种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达到了统一, 形成一种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说, 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某种一致性。哲学的产生标志着人类达到了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自觉。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 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就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分析、批判中国传统哲学及其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 对之进行创造性转换。然后, 再用经过分析、批判的中国传统哲学及其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去创造性地理解、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 使其具有“民族形式”,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2.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世界性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必然趋势的科学把握, 是一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世界性理论。因此, 中国化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普适性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世界性哲学”,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它没有也不可能指出世界上每个民族的具体特点和发展道路。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同各个民族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转化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才能真正发挥其改造世界的功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革命的需要

综观中国近代历史进程, 中国社会始终存在着“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 始终没有找到解救中国的真正出路。十月革命使中国人民认识到,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 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 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救中国的历史选择。中国革命不但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且尤其需要把马克思

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毛泽东指出“: 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4.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现实发展的需要

在当代中国,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时代的发展迫切要求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发展着的实践不断实现新的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时代的脉搏紧密联系在一起。既把握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又掌握本国的实际,才能找到适合中国自己的独特发展道路,才能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色”给以全面的、辩证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当建立在世界与中国的连接点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我们一定要用联系、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把这一过程既看作是理论引导社会实践不断走向胜利的过程,又看作理论不断创新的过程。

综合以上几点，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的必然性，那它是怎样深入到中国，成为我国一大重要指导思想的呢？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展开路径：

我们今天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探索，仍然必须沿着现实实践和传统思想继承这两条基本路径展开。

路径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实践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路径之一。如何结合？有许多历史经验值得今天的人们借鉴。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种结合主要被理解为哲学理论对具体实践的指导，这本身并不错。问题在于实践中常常把这种指导误解为政治实践作论证分析，并将其唯一化、绝对化，从根本上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功能，即社会批判功能的发挥。社会批判功能原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哲学理论与具体实践结合、理论指导实践的重要手段。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实践结合，并通过指导、批判等多种形式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本真意义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成功标志，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世界观指导和社会批判而向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实际不断渗透，成为人们现实生活的重要内容、组成部分。如果一种哲学理论总是游离于社会现实生活之外，对社会现实生活不发生影响和作用，其中国化就无从谈起。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由艾思奇率先提出, 而毛泽东则影响最大。在毛泽东看来, 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 不仅要把它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 而且需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使之“中国化”。继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之后, 如刘少奇、和培元、杨松等一些人士也发表了意见, 进行了多方的阐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以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形态、新发展，并被确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最根本的就在于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与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实践紧密结合，并在结合中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中国内容和中国特色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路径之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又一重要途径。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以往的研究比较多地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性、民族表现形式上，比较多地强调通过这种“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为中国人所喜闻乐见。这些无疑是非常必要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如果不具备民族性、民族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容易为中国人理解接受，也很难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民族性、民族形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来说是不可缺失的。但不能止于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还应有更广泛的视角、更深刻的内容、更多样化的手段方法。尤其是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不能总是局限在人们所熟悉的那些概念、范畴的解释和运用上，还应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实质、民族特色、基本范畴、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模式、中国人传统的心理活动特征、习惯等作更深层次的探讨，要努力在这些方面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契合处、结合点。在我看来，从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共性出发，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某些相似、相通之处，肯定这些相似、相通之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基础，不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深入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但如果把这些相似、相通之处无限夸大或绝对化，同样会使研究走进死胡同。在这里，牢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实事求是是至关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贯强调的历史主义的原则，更是一刻不可偏失。

总体概括：

1、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到1927年

第二阶段——从1927年到1949年

第三阶段——从1949年到1978年

第四阶段——1978年到现在。

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种形态：

第一形态——以实事求是为基本精神的毛泽东思想

第二形态——受唯意志论严重影响的毛泽东晚年哲学思想

第三形态——以实践唯物主义为方向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实践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研究的重要特点，而实践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以及文化传统不相同，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时间任务自然也就有了很大的不同，并且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而马克思哲学中国化是主体与文本的相互作用。

从外部看来：

首先经典著作出版对其产生了制约。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公开出版并得到广泛传播的主要是恩格斯后期和晚年的著作，而马克思本人极具个性特色的哲学思想并没有及时出版从而没有得到苏联乃至中国哲学家的重视，制约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1932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版很能说明问题，其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一种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理解——实践唯物主义随之问世，也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户进入新的阶段。

其次，苏联哲学也产生巨大影响。“中国人接受的马克思很长时间内是俄国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又是苏联哲学家创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而实际上这远远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全部。”

从内部看来：

中国落后的国情、革命建设实践需要的变化以及毛泽东等革命领袖、中国传统文化都深深地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中国化的第一阶段中: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史中国社会与世界潮流想激荡的产物，是国内外局势总和作用的结果，其间发生地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过十月革命、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等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历史机遇和动力。

马克思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要内容有唯物史观以及阶级斗争学说。对这两项内容那个的偏重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内容决定的，也是由重大现实原因和历史机遇造成的，譬如与中国革命客观需要有关，“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决定了中国先进分子首先运用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来揭示中国革命的社会根源，论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他们明确认识到，要改造中国社会，只有实行社会主义；只有遵循唯物史观，中国革命才能成功。”并且马克思哲学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及其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开展日益被政治化，从而受到了国民党等政治势力的攻击和封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同时拥有很多局限，“文本、资料间接性的局限”，“理论上的理解消化不够”，“理论视野不够开阔”，“理论上的独立思考不够”等等。

这个时期的状态概括起来正如一位俄国学者所说：“中国的共产主义支持者对尽早在本国实行一场类似俄国的革命的急切愿望，使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试验缺乏批判性的认识，因而全盘接受了它。就连那些认真读过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著作的人，尽管发现布尔什维克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唯物观念之间的差异，但也还是倾向于把俄国共产主义者的革命活动当做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中国化的第二阶段中：

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不成熟以及其他譬如中外反动势力的迫害等原因，大革命失败了。这是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遭遇到得第一次重大挫折，它迫使中国共产党深刻反思。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清算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右倾机会主义，而且也开始告别唯书(马列著作)唯上（共产国际）的左倾教条主义，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去探索、阅读、选择、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真正的开始。实事求是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内容，成为它的核心。

在此阶段诞生了马克思中国化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同时毛泽东较之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加重视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并将阶级斗争学说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重要的内容。

中国化的第三阶段中:

新中国建立后，伴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哲学领域进行了从旧哲学向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哲学的理论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崭新阶段开始了。

全国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地开展既是其重要途径，又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扫清了道路。同时也有了对各个领域的唯心主义和旧哲学的批判，但是其混淆了政治标准和学术标准，把学术分歧当做政治分歧来处理，出现了“左”倾的政治斗争的倾向，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本身也是有害的。

群众性哲学的产生也正是由于一贯重视哲学实践功能的毛泽东多次表示强调哲学要为政治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要搞实际的哲学等。

与此同时，在新中国建立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继续中国化的过程中，多次出现各种思想路线的斗争，表现在实现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

毛泽东指导思想逐渐偏离实际，出现“左”的急躁，并且在社会主义发展道

路问题上，一再突出生产关系变革的先导作用，忽视了生产力发展的前提性要求，实行“大跃进”。在党内，“左”的冒进思潮仍有发展。最终导致了“阶级斗争为纲”和极“左”思潮泛滥，文化大革命也因此爆发。

这些并不是偶然的，毛泽东晚年在哲学上的失误是其深层次原因之一。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做“斗争哲学”、认为上层建筑决定论、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唯意志论，并且搞违背群众史观的个人崇拜。而究其根源与中国社会发展的落后性有关，与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有关，当然也有他本身的个人因素。

中国化的第四阶段中：

真理问题的讨论，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拨乱反正，由此带来了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转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篇章。

“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一场新的革命，是中国社会全方位的转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转型等，转型也给马克思哲学带来了许多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拨乱反正，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也从理论上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重新进行了系统论证。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产生了新的形态：实践唯物主义。其将时间理解为人的存在方式，理解为人的本质和社会的本质。实践唯物主义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开拓了哲学研究的新领域。

在这一时期诞生了其他马克思中国化的重大产物——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中国梦”。

我的理解：

高中学习的是政治和历史，所以对于马克思中国化还是有一定了解:

1、其实马克思的内容远远不止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两方面，而传入中国经过了苏联人的理解，以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为主，这个也是由中国的实际所决定。

2、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将阶级斗争摆在相当重要的位置这有利于促进革命的胜利，但将其运用到和平年代的生产过程中将会阻碍社会的发展。

3、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化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逐渐丧失了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独立性，与社会政治生活融为了一体，完全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需要。

4、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也正是由于毛泽东抛弃了自己一开始坚持的实事求是，过于注重精神领域，导致了唯意志论。

5、伟大的成就的取得一定要联系实际，不能不顾国情，要充分认识到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

6、实践一直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特点，实践唯物主义的发展正是秉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方向，符合历史潮流的。

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想在中国发展必须中国化,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要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又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还要与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相适应。同时中国的发展也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指导,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有就是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有着许多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融、相通之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民族文化底蕴。如果没有这种哲学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正如李鼎民所言：“以中国哲学的唯物论体系来介绍马列主义，乃是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马列主义通过中华民族形式得到真正实现的唯一途径。”

第五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讲稿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讲稿

上世纪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了重大挫折，但崩溃的不是社会主义，破产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中，马克思主义仍然占有不可磨灭的地位。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各种思潮开始泛滥。马克思主义被歪曲、攻击甚者被肢解。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不仅要失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思想武器，而且会改变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进而使国家和民族丧失光明的前途。因此，全面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辩证哲学、发展唯物史观，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涉及国家和民族的现实利益的重大政治问题。这样，深刻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中国所有马克思主义者肩负的头等重要任务！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中国化有其深刻的原因:

1.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中国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 而中国哲学中存在着悠久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传统, 更重要的是这种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达到了统一, 形成一种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说, 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某种一致性。

正因为中国哲学中存在着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传统, 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后很容易被先进的思想家接受。

2.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世界性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必然趋势的科学把握, 是一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世界性理论。因此, 中国化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普适性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世界性哲学”,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它没有也不可能指出世界上每个民族的具体特点和发展道路。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同各个民族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转化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才能真正发挥其改造世界的功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革命的需要

综观中国近代历史进程, 中国社会始终存在着“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 始终没有找到解救中国的真正出路。十月革命使中国人民认识到,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 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 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救中国的历史选择。中国革命不但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且尤其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4.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现实发展的需要

在当代中国,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时代的发展迫切要求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发展着的实践不断实现新的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时代的脉搏紧密联系在一起。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所面临的形势同过去相比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无论国际还是国内都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些不断变化着的新的实际要求我们必须自觉地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及其发展趋势,切实了解中国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以便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扬长避短,争取主动。而且只有既把握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又掌握本国的实际,才能找到适合中国自己的独特发展道路,才能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色”给以全面的、辩证的理解。

5.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能够中国化的。

改革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同样具有生存和发展的土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完全切实可行的。

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首要的问题不是如何中国化的问题，而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认识问题。

很多人认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是政治学说、是政治指导思想这一观点，是不正确的。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政治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大家认为，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源自西方，但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一种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属性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它不属于哪个国家独有，是世界无产阶级所共有的，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一种西方哲学，或者西方哲学的一种思潮，那么中国化就会成为一个从特殊到特殊的过程而丧失了普遍指导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但这并没有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问题上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理论当作不变的教条，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品质。在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我们应该根据中国现实的发展认清哪些理论过时了，哪些理论是被歪曲了，哪些理论研究的不够而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需要严肃认真地思考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问题，也应是学术上的、是关系中华民族理论修养与民族智慧的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什么意义上建设，是建设什么？是建设具有现代化的中国。最初我们学习西方，是因为我们在寻找中华民族自身未来发展道路的时候，在中国自己的哲学传统中找不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但是，在当时众多的思潮中，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获得现代化资格和身份的唯一可能的途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不仅是哲学，还有丰富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应该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还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只有作为一个完整体系来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才能实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是一个应当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其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关于中国化的问题，社会普遍认为应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上中国化。

专家认为，传统教科书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曾起过重大的作用，至今仍有深刻影响，应当客观公正地看待。当前一些学者把对传统教科书批判得一无是处的现象称作“教科书批判情结”。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态度是非历史的，它粗暴地割裂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无视教科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作用，这不仅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传播中的尴尬境地，也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的实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双重内涵:一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用于指导中国的社会生活实践,使之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为中国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智力支持。用理论来指导实践。二是指不断总结、概括中国社会生活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正反两方面的新鲜经验、教训,从哲学的高度予以升华,并用哲学范畴的形式进行表达,据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用实践来检验和发展理论。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切胜利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但是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决不是产生于l9世纪40年代西欧和德国并作为当时一种社会思潮的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经过别国人解说和阐发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生成背景和作用功能与中国国情相距甚远，难以发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作用。坚持用这种马克思主义做指导的人往往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得很表面和肤浅，经常导致生吞活剥和照抄照搬的“左”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这已经是为中国革命经验和教训所一再证明了的。

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经过分析和比较，选择了用自己的悟性咀嚼和消化了的、并与国情相对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性成果。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有关经济和政治的许多具体原理总是与一定的时空条件相联系，其适应性和指导性会受到国情的制约，而哲学作为全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提供的是思想和智慧，是真正的普遍真理。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有德国古典哲学的遗迹，但其思想精髓特别是它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对一切国家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毛泽东思想就是从对唯物论和辩证法的中国化的理解开始运思的。

在毛泽东之前，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都不理解唯物主义的客观性原则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他们可能熟知恩格斯的“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一“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观点”，但是在实践中却总是习惯于从马克思和列宁关于欧洲或俄国革命的原则出发，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把革命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游行、罢工和城市的武装暴动上。

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教训触发中国共产党内少数先进分子的觉醒，毛泽东作为他们的杰出代表彻底地反思了中国革命的出发点和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尖锐地批评脱离中国实际的对马克思主义照抄照搬的本本主义，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做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唯物主义的客观性原则首先就表现为尊重中国的具体国情，革命的出发点不是书本上的教条，而是中国的实际。毛泽东用中国已有的成语把唯物论的中国化概括为闪闪发光的四个大字：实事求是。这就是他所倡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

毛泽东不仅在唯物论上首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河，对于辩证法他也情有独钟。辩证法是唯物论的灵魂，是完整理解世界所不可或缺的。像唯物论必须中国化一样，辩证法也必须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有力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对辩证法中国化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对辩证法做了与唯物论相一致的解说。对于唯物论他强调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对于辩证法他在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同时，特别强调矛盾的特殊性和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凸显中国与西方和俄国国情的不同，最后也归结到从中国实际出发，按客观按规律办事。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指导思想，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有了这个前提，中国革命所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的道路、依靠的农民主力军、实行的统一战线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战略策略也就不难制定出来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胜利，更是唯物论和辩证法中国化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主要体现在邓小平理论的创生过程。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是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社会主义在前苏联和中国已经经过了长期的实践，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果，但与同时期的资本主义比较起来，没有发挥出更多的优越性，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经济也比较落后。究其原因主要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在理论上就没有搞清，脱离社会主义的根本宗旨和本国的具体国情去推行高度集权和一大二公的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最后导致前苏联东欧的巨变和解体，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经济也陷入崩溃的边缘。要挽回社会主义的颓势就必须坚定地进行改革，从国情实际出发，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对中国来说，把社会主义放在中国的“一穷二白”的现实基础上是个关键，这就像民主革命时期一样，必须强调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而不是照搬别人的社会主义模式。因此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也是从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起始，在承认中国是个东方落后国家的基础上来考量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但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并不容易，长时期的“左”的思想路线和闭关锁国的政策已经使人头脑僵化，形成了一整套脱离中国实际的扭曲的社会主义观念，只有大胆地解放思想，破除对传统观念的迷信，才可能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为此，邓小平在新时期唯物主义中国化问题上不是一般地强调实事求是，而是有针对性地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把它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精髓的高度。在邓小平看来，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而不是胡思乱想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这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承接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成为新时期唯物主义中国化的又一制高点。有了这个正确的思想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其中的社主义本质论、初级阶段论、发展战略论和“一国两制”论等就十分自然地在邓小平理论中孕育生成了。

在唯物主义中国化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邓小平理论也蕴含了辩证法中国化的丰硕成果。传统的辩证法主要张扬了矛盾的斗争性，强调斗争是绝对的，而统一和一致是相对的、暂时的和有条件的。这种认识自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来，再经过列宁的强调和革命斗争的体悟，已经深入人心，成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动力时代的普遍共识。经过“阶级斗争为纲”的熏陶，我们甚至已经把一般的斗争上升为“斗争哲学”的高度，形成了对斗争、革命、批判、打倒的过度迷信和崇拜。邓小平不是一个学术意义上的哲学家，他没有从哲学理论上对这种“斗争哲学”进行批判。但他通过改革开放的决策和实践，坚决地否定了这种片面性的哲学，开启了对立面之间和谐合作的新思路。在邓小平看来，一切对立的东西，它们之间不仅有对立和斗争，而且也有和谐合作的一面，这一点过去被遮蔽了，今天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有可能释放出来，成为事物发展的一个维度。比如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就可以合作互补，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可以恰当地结合，按劳分配与非按劳分配可以找到平衡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可以在香港和澳门与祖国大陆之间实施“一国两制”，在国际范围内，和平与发展可以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等等。所有这一切在邓小平理论中虽然是初步的，但我们从中能够看到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身影，从而为辩证法的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迈出的第三大步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新时期、新形势、新任务，以中国化的姿态所做出的科学回答和自觉回应。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取得了阶段性成功。到了21世纪初，改革开放所面临的任务是整个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综合选择和设计，需要更全面地解放思想，建立更加系统和综合的发展模式、管理模式和利益制衡模式。这种形势与当年毛泽东和邓小平所面临的主要是拨乱反正、回复到实事求是的原则上来不一样，前两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要是对革命和建设失误的反思，是为了走出被动局面而向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回归，而现在第三次中国化是在改革开放已经取得重大成就基础上的主动进取，是对新形势、新任务和新理论的进一步探求，这是需要拿出大智慧、大手笔才能应对的新局面。面对这种新形势和新任务不仅要有实事求是的决心，更需要有科学精神和创新意识，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走出新的路子，迈出新的步伐，更深刻地反映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实际。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宗旨一方面是为了宣传普及，赋予其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使之成为中国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另一方面是为了发展创新，融入时代精神，反映实践成果，回应现实需要。上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三步历史进程都从不同的侧面体现了宗旨的要求，尤其是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更从科学的视角，主动积极地策应了新的时代和新的任务，蕴含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深入普及和巨大创新。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紧迫问题是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当代现实，关注中国的社会现实变化，以及时从哲学高度作出理论分析和概括。

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现状来说，专家指出，从本质上讲，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和理想性的统一、是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和前提是首先要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事业面临两个困境，主要是科学态度的缺乏和社会理想的失落，这正是在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理解和把握上出现了问题。哲学不是孤立的，哲学与外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只有走出书斋，关注现实生活、关注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法制建设以及自然科学的发展，才能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事业，才能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总之,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要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又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还要与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相适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由观念形态向实践形态不断延伸和转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