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罪研究文献综述

第一篇：合同诈骗罪研究文献综述

合同诈骗罪研究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的基本内容包括:

国内外现状;研究方向;进展情况;存在问题;参考依据。这是对学术观点和理论方法的整理。同时,文献综述还是评论性的,因此要带着作者本人批判的眼光来归纳和评论文献,而不仅仅是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堆砌”。

第二篇：合同诈骗罪研究

合同诈骗罪研究

摘要：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范围、形式及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界定等问题，已成为理论界争论的焦点。本文以李兵涉嫌诈骗一案为切入点，从合同诈骗罪的相关理论来评析李兵案成立合同诈骗罪的合理性。

关键词：合同诈骗罪； 合同的范围和形式； 诈骗罪

一、案情简介

被告人李兵，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1年3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6日被逮捕。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检察院以资雁区检刑诉（2011）12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兵犯诈骗罪，向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年底，被告人李兵在并未承包金洋花园二期工程混凝土劳务工程的情况下，谎称自己在做该工程，与姜海口头达成合伙协议，骗取姜海2.5万元，涉嫌合同诈骗。

二、审判要旨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兵的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数额较大。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的该行为构成诈骗罪的罪名不当，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李兵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十万元。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十万五千元。

二、对被告人李兵的违法所得69.146万元继续追缴，返还被害人。

三、法律评析

在司法实践中界定合同诈骗罪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做法不一。李兵诈骗案中，被告人李兵的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法院认定口头合同诈骗成立合同诈骗罪是否合理呢？依据我国《刑法》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口头合同应该包括在合同诈骗罪所指的合同范围和形式之内，本案的定性正确。

（一）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范围和形式理论简要阐述

根据我国《刑法》第224条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1合同诈骗罪的主要特征是行为人利用合同这一手段骗取财物，因此，明晰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合同的范围和形式是认定该罪的关键。

对于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范围，刑法学界众说纷纭。有观点认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是能够体现市场秩序的合同，它应当包括所有书面形式的经济合同、民事合同。”2这一观点强调的市场经济秩序支持了笔者的观点。笔者认为要准确体现合同诈骗罪的本质特征，可以尝试以本罪的犯罪客体为标准来确定合同的范围。本罪是复杂客体，其中国家在市场经济中对合同的管理制度为主要客体，即该犯罪行为必定发生在市场经济领域中，并扰乱了市场秩序。由此可见，不存在于市场活动中的国家合同、调整行政管理关系的行政合同、不会扰乱市场秩序的赠与合同及调整身份关系的民事合同不属于本罪所指的合同。

就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的形式问题，主要涉及利用口头合同进行诈骗，是否可以直接按照合同诈骗罪定罪量刑的问题。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是否必须为书面形式？刑法理论界和实务存在着肯定论和否定论。否定论的理由：一，从订立口头合同的当时人双方的心理来看，对彼此人格的一种信任是签订合同的基础，合同本身并不那么重要。二，从合同的主体来看，单位是不能开口说话来表达意思的，但单位公章或者单位负责人签名是合同主体订立合同时的必要条件，因此，单位没有成为口头合同主体的可能。肯定论认为，“尽管口头合同的客观可见性较低，但是我国《合同法》明确规定了口头合同是合同的形式之一，将口头合同排除在合同诈骗的合同形式之外，既缺乏法律依据，又有违罪刑法定原则。”3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利用口头合同实施犯罪的行为愈演愈烈，如果将口头合同排除在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之外，无疑是不利于此类罪的犯罪预防和打击犯罪的。

12张明楷主编：《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455页。高铭暄、赵秉志主编：《21 世纪刑法学新问题研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300页。3杨兴培、李翔主编：《经济犯罪和经济刑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223页。

笔者认为，肯定说比较可取。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不应局限于书面合同。如果仅仅是因为证据的客观可见性，就将利用口头形式进行合同诈骗的行为从合同诈骗罪中予以排除，势必造成司法适用中的混乱。我们应当看到，当前在我国市场经济往来中，简易快捷的口头合同无处不在，甚至必不可少，如餐馆吃饭、买水、租房等，都是广义的口头合同，它已经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正是由于经济交往活动中存在大量的口头合同，一些利用口头合同形式存在的固有弱点实施诈骗犯罪的不法分子便悄然滋长。可见将以口头形式订立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规定在合同诈骗罪的犯罪行为之内，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二）评析李兵案成立合同诈骗罪的合理性

通过从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范围和形式的理论分析可知，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是能够体现市场秩序的合同，它应当包括所有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的经济合同、民事合同。并且，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的形式已由先前的单一书面形式扩大到包括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及其他形式在内的各种合同形式。本案的犯罪行为人李兵采取虚构事实的手段，利用口头合伙协议的方式虚构自己在做工程而骗取被害人姜海合伙资金2.5万元的行为已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成立犯罪。法院认为，被告人李兵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自己在做工程而骗取他人合伙资金2.5万元，其行为已构成犯罪的结论是合理并且于法有据的。在实践中, 具体判定此类利用口头合同实施的犯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也应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从合同诈骗的最基本原理出发, 而不是死板的根据《合同法》将合同归类, 避免以偏盖全的情况发生。

参考文献

1．张明楷主编：《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2．高铭暄、赵秉志主编：《21 世纪刑法学新问题研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杨兴培、李翔主编：《经济犯罪和经济刑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第三篇：合同诈骗罪

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作者：苏荣 阅读114次 更新时间：2006-6-27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对于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来说，签订合同的着眼点不在于合同的履行，而在于对合同标的物或定金的不法占有，合同仅仅是诈骗利用的手段和形式。由此可见“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是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关键之一，但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面临的最大难题也是如何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笔者认为，可以在对行为人事前、事中、事后各种主客观因素全面考察的情况下予以认定。

一、事前的履约能力

1、行为人有完全履约能力，但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是以欺骗手段让对方当事人单方履行合同，占有对方财物的，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如行为人部分履行，但履行的目的旨在毁约或避免自身损失或由不可避免之客观原因造成或诱使相对人继续履行，从而占有对方财物的，也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2、行为人有部分履约能力，但行为人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是以欺骗手段让对方当事人单方履行合同，占有对方财物的，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如其亦积极履行了合同，即使最后合同未能完全履行或完全未履行，也应认定为民事欺诈行为；但是如果行为人的履行意在诱使相对人继续履行合同，从而占有对方财物的，就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3、行为人无履约能力，而且之后仍无此种能力，却依然蒙蔽对方，占有对方财物的，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如事后经过各种努力，具备了履约能力，并且有积极的履约行为，则无论合同最后是否得以完全履行，均只构成民事欺诈。

二、事中的履行行为

履行行为的有无最能客观地反映行为人履行合同规定的民事义务的诚意。一般来说，凡是有履行合同诚意的，在签订合同后，总会积极创造条件去履行合同，即使不能履行，也会承担违约责任。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合同签订以后，根本没有去履行合同或者是虚假地履行合同。对于这种情形，不论其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均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如果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积极履行合同，但在尚未履行完毕时，产生了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意图，将对方财物占为己有，此种情况下，行为人的履行行为虽然是积极的、真实的，但由于其非法占有的犯意产生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其先前的积极履行行为已不能对抗其后来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应构成合同诈骗罪。

在当事人只履行了部分合同的情况下，当事人对其占有的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很大程度就反映了其主观心理态度，即可以从行为人对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认定其主观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大部分用以挥霍，或者从事非法活动、偿还他人债务、携款逃匿、隐匿财物且拒不返还等，应认定为行为人有“非法占有”之故意；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者大部分用于合同的履行，即使客观上未能完全履行合同之全部义务，一般不以合同诈骗罪论。

三、违约后的表现。

一般情况下，具有履行合同诚意的行为人，发现自己违约或者对方提出违约时，尽管从自身利益出发，可能提出辩解以减轻责任。但却不会逃避承担责任。当无可辩驳自己违约时，会有承担责任的表现。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纠纷发生后，大多采用潜逃等方式进行逃避，使对方无法挽回自己的损失。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对那些不得已外出躲债，或者在双方谈判时百般辩解否认违约的，不能一概认定为合同诈骗，应该结合其他客观因素作具体分析。

第四篇：浅论合同诈骗罪

开封电大毕业论文

学校：开封电大 专业：法律本科 学号：041030003 姓名：赵志宏

目 录

一、内容摘要………………………………………..1

二、关键词………………….……..…………………..1

三、正文……………………………………….………1

1、合同诈骗犯罪的客体及对象…………………2

2、关于合同诈骗罪主体的认定……………….………3

3、主观方面：非法占有目的………………………….6

4、客观方面，行为人实施了欺诈行为……………...8

四、引用文献……………………………….………….10

浅论合同诈骗罪

[内容提要]

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双重客体，既包括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也包括公司财产所有权，对象既包括动产也包括不动产，也包括无形财产中的知识产权、违禁品、非法取得财产等。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主观方面以非法占用为目的，而且只能是直接故意，这也是与民事欺诈的最主要的区别。客观方面，行为实施了一系列的欺诈行为。

[关键词]合同诈骗罪

单位合同诈骗罪

民事欺诈

合同诈骗犯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采取各种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合同诈骗罪是伴随着合同制度的产生而发展出现的一种新型诈骗犯罪,它除了具有诈骗罪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其特有的性质,它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合同诈骗犯罪既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又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所有权，它侵犯的客体为复杂客体；（2）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3）本罪的犯罪主体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4）主观方面为故意且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由于合同诈骗犯罪是合同制度的产生、发展而出现的，在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合同作为经济交往的手段，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趋重要，与此同时，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现象也日益突出，案件数量逐年增加。本文就对合同诈骗罪的一些问题进行简单的论述，以供司法实践予以参考。

一、合同诈骗犯罪的客体及对象

合同诈骗犯罪的客体是双重客体、复杂客体，它侵犯的客体包括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和公司财产所有权,对象则是对方当事人的财物。财物的种类多种多样，在这里我们主要探讨的是不动产、无形财产中的知识产权、非法取得的财产等能否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对象。

对于不动产能否作为财产犯罪的对象问题，自古以来就是刑法理论争议的问题，但从近现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立法将此纳入了财产犯罪的对象。如《日本刑法》第235条规定了侵夺不动产，《意大利法典》第631条将“意图占有他人不动产之一部或全部，而移动或变动境界者”规定为犯罪，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对此也有类似的规定，我国的学者也提出了将不动产纳入诈骗罪的对象。虽然在司法实践中，骗取不动产案件极为少见，但不能排除其可能性，为了对此类案件的发生，弥补立法的空缺，再者，在理论上《刑法》也没有将不动产排除在合同诈骗罪对象之外。所以，我们应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对象应包括不安动产。

对于无形财产中的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不能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对象，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行为人骗取这些知识产权给权利人的权利造成的侵犯，完全可以以侵犯知识产权罪来追究其刑事责任，当然通过签订、履行合同而骗取此类知识产权的载体较大拒不退还的，也可以以合同诈骗罪处罚，但这时的犯罪对象已变为作为有形物品的载体。至于专有技术，过去有关司法解释曾一度将其规定为财产犯罪的侵犯对象。但我国现行《刑法》第219条专门规定了侵犯商业秘密罪。该条规定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属于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如果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应以侵犯商业秘密罪论处。可见，立法将专有技术纳入了商业秘密罪的对

-2-象范畴。因此，再将其视为合同诈骗罪的对象已极为不合适。

对于由于走私、诈骗或者其他非法活动所得的财物是否能成为诈骗罪的对象，理论上有不同的观点，有些学者认为：公民个人的财物仅限于合法财物，即公民的非法财物１不能成为诈骗罪的对象。另有一些学者则认为：公民个人的非法财物就公民个人对财物的实际占有而言，为非法占用，构成对所有权的侵犯，不受法律保护。但是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其背后仍存在权力义务关系，理所当然应该受到法律保护。因此，后一观点更为妥当。但是这不是对财物持有人非法行为的保护，而是根据国家法律规定，非法收入应当没收归公，非法占用他人非法取得的财物，实质是对国家财产的侵犯，对此，国家当然要进行刑事追究。

对于违禁品，我国法律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非法拥有，也禁止自由流通。违禁品能否作为财产犯罪的对象，我国的司法实践大都持肯定态度，如最高人民法院１９９８年３月１０日发布的《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５条第８项关于“盗窃违禁品按盗窃罪处理，不计数额，根据情节轻重量刑”，违禁品虽然属于违法物，但仍有其合法的所有人，因此为了保护合法所有人的财产权，利用合同骗取违禁品和利用合同骗取其他物品一样都侵犯了一定的所有权关系，因此应将违禁品纳入合同诈骗罪的对象范畴。

二、关于合同诈骗罪主体的认定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的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就自然人而言，为一般主体对其本身的理解不存在疑问，但是如何从总体上确定单位合同诈骗罪的主体范围，以及怎样区分个人实施和单位实施的合同诈骗罪值得研究。

单位合同诈骗罪是指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以单位的名义，为了单位的利益，经单位决策机关或决策人同意，-3-利用合同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单位作为合同诈骗的主体必须具备俩个条件，一是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对该单位在对外交往中的合同诈骗行为是明知的、默许的或指使的；二是非法所得归单位所有或归本单位基本所有。如何确定具体案件中合同诈骗罪的主体是个人还是单位，我们应该做更具体的分析。首先，应当确定哪些单位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的主体，毫无疑问，任何类型的单位，包括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团体都可以构成合同诈骗罪，但是，在现实司法实践中，一些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团体甚至机关，其机构设置比较混乱，对于单位下设的分支机构实施的合同诈骗行为能否以单位犯罪处理，实践争议很大，有的学者认为单位合同诈骗罪作为实行双罪制的单位犯罪，确立单位能否构成该罪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直接实施合同诈骗的单位是否具有承担刑罚即罚金刑的刑事责任能力。从以下３种情况进行分析，（１）如果这些单位的内部组织或分支机构不具有相对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则其所属单位应成为合同诈骗罪的主体；（２）如果单位的内部组织或分支机构是其所属单位违法设立的，则其所属单位也应成为合同诈骗罪的主体；（３）如果内部组织或分支机构是合法设立的，又独立进行经济核算，能够以自己的名义相对地承担民事责任，则应进一步区别情况，如果其下属部门或分支机构以其责任能力能够承担相应的责任，则应直接将该部门或分支机构定为合同诈骗的主体，否则，应将其所属单位作为犯罪主体，如果部门或分支机构的诈骗行为是其所属单位授权或在明知放任的情况下实施的，则其所属单位应作为合同诈骗罪的主体。其次，在确知那些单位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罪的主体的基础上，还应当注意从单位犯罪的犯罪意志的整体性和利益归属的团体性俩点去挖掘究竟是个人合同诈骗罪还是单位合同诈骗罪，对此，应从以下三种情况去认定：（１）法人或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以法人或单位的名义实施合同诈骗行

-4-为，且犯罪非法所得归法人或单位的,属单位合同诈骗。假冒法人或单位法定代表人以法人或单位名义实施的合同诈骗行为,法定代表人或法人事后不追认的属个人合同诈骗。（2）法人或单位组织内的自然人在职务范围内以法人或单位名义实施的合同诈骗行为,且犯罪非法所得归法人或单位的,属法人或单位合同诈骗。以法人或单位名义实施的非职务行为、非授权行为，法人或单位事后不追认的，属个人合同诈骗。（3）自然人经法人或单位授权在授权范围内实施的合同诈骗行为，后经法人或单位追认，且非法所得归法人或单位所有的，属法人或单位合同诈骗行为。盗用、冒用、伪造法人、单位公文、证件、印章或以终止后的法人或单位名义实施的合同诈骗行为，属个人合同诈骗。

在区分个人实施和单位实施的合同诈骗罪时，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必需引起重视。我们如何区分私营企业主以自然人身份实施的个人犯罪与私营企业实施的单位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这样一种错误的观点和做法，认为私营企业财产属于私营企业主所有，其盈利和风险均有个人承担，实施合同诈骗所得也是归个人。因此这种企业实施的合同诈骗犯罪，不论是私营企业主以自然人身份还是以私营企业名义实施的，都是私营企业主个人的犯罪。但是，这种说法是极为不妥当的,他严重违背刑法总则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及刑法分则关于个罪规定的,混淆了自然人犯罪与单位犯罪的界限。实际上,私营企业财产与私营企业主的个人财产在法律地位上是不同的,有的私营企业已经发展为现代企业,成了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公司,其重要事项的决策往往都有集体和决策机构作出,把私营企业单位犯罪当成私营企业主个人犯罪,必然错误地追究私营企业主个人的刑事责任和放纵私营企业。同样,把私营企业主个人的犯罪当成私营企业单位犯罪,必然错误地使私营企业蒙受损失。那么区分二者的标准是什么呢?关键仍是看个人从事合同诈骗行

-5-为是以个人名义还是以单位名义,违法所得是归个人所有还是归单位所有,也即从单位犯罪的犯罪意志的整体性和利益归属的团体性俩点去把握。

此外，在司法实践中，我们还应注意个人承包问题。对于个人承包中以单位名义进行合同诈骗活动的，要根据承包方式、承包性质及承包的权利义务关系等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对于定额上交承包金，除了上交一定数额外其于收益都归承包个人的，承包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一般作为个人诈骗处理。对于责任制承包，资产、场地、流动资金等都归单位所有，承包人只根据企业效益提成，按比例拿奖金的。承包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一般作为单位诈骗处理。但是如果发现发包方只派人挂承包单位的名，并不直接参与管理经营的，或者赃款全部或大部分归承包经营者的，则应认定为个人合同诈骗。

三、主观方面：非法占有目的

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的，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刑法》第224条也明确规定了行为人须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反映了合同诈骗犯罪分子的真实目的。也是合同诈骗犯罪于经济合同纠纷、民事欺诈行为的一个重要区分标准，何为非法占有目的？传统观点认为，非法占有目的是指行为人意图非法地改变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即依法对财物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这种观点强调的是行为人具有非法谋取公私财产所有权的意图；另一种观点认为，非法占有的含义应是广义的。他的侧重点应是对合法财产所有权的破坏，至少应包含俩方面的含义，一是行为人意图永久剥夺所有权人不能行使所有权各项权能的权利；二是行为人追求使所有权人处于永久不能行使各项所有权权能的状态，包括用占有的财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或进行财物的高风险性经营。因此，综合上述观点，我们认为，以非法占有目

-6-的，应包含以下俩方面的内涵：（1）行为人意图永久非法行使他人财产所有权的全部权能，（2）行为人的行为导致他人无法行使财产所有权的权能。

对于非法占有的目的存在的形式问题,刑法学存在分歧,有一种观点认为: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有三种存在方式,第一,存在于合同签订之前,即犯罪主体无履行合同的诚意,而只是想通过合同骗取他人的财物;第二,在签订合同时,行为人内心是不确定的,是否履行合同义务对行为人来说尚处于朦胧的状态,如果后来行为人通过合同约定取得了对方财物,但是没有机会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也没有履行合同的积极行为,这时可以认为行为人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第三,行为人与他人签订合同时没有非法骗取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双方签订合同时希望通过履行实现利益的意图是确定的,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主观条件的变化,促成了行为人主观意图的转变,行为人不再履行合同,只希望无偿占有对方的财物。另一种观点认为合同诈骗罪中行为人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的目的，只有产生在签订之前或之时，不存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的转化形式。对于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应采取司法推定，应全面综合考察行为人签订合同的履约能力和担保真伪，履行合同中有无履约实际行动，对合同标的物的处置情况，未履行合同的原因，以为事后行为人的态度等方面的客观因素。因此，笔者同意另一种观点，对于第二种观点严重缩了非法占有目的的外延，这就给有些不法分子以可机之乘，钻法律的空子。不利于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在一般情况下，只要行为人签订，履行合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就可以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故意夸大自己履行合同的能力，骗取对方当事人的信任与自己签订合同，合同签订后又不积极履行；（2）起初确实只是为了解决一时资金困难，采取欺骗手段与对方当事人签订合同以暂时

-7-获得周转资金，但在有能力归还资金的情况下却久拖不还；（3）合同签订后，以支付部分货款,开始履行合同为诱饵,骗取全部货物后,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或双方约定的付款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不支付其余货款的;(4)未履行义务前将对方当事人货物、货款、预付款、定金或保证金加以使用、处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5)进行高风险性投资活动的,因违约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被民事制裁后,以各种方式逃避债务的;(6)为了应付对方当事人索取债务,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又与其他人签订合同筹措资金,以后次合同获得的货物、货款等归还前次款项等。

实践中,尤其要注意的是，切不可片面地认为行为签订合同时无履约能力，签订合同后无履行的实际行动或者没有返对方当事人的款物等某一独立的客观因素为依据，来轻率地推定非法占有目的。比如，没有履约能力与他人签订合同，未必就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有履约能力签订合同，也不能完全排除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履约能力的有无及大小，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

四、客观方面，行为人实施了欺诈行为

所谓欺诈行为，最常见的是隐瞒真相与虚构事实二种。刑法第224条规定了五种具体的合同诈骗方法。

1、虚构合同主体，即从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的名义签订合同的行为，这是合同诈骗分子最惯用、最常用的诈骗手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合同是平等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当事人主体真实、合法是合同成立的前提，虚构合同主体的方式有以下几种：（1）盗用合法主体的名义与他人签订合同，如行为人盗用合法主体的空白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与他人签订合同；（2）捏造根本不存在的主体与他人签订合同，这是指私刻公章、伪造证件等手段，制造“合法主体”的身份

-8-和履行能力的假象，与他人签订合同。对此，我们不能仅从形式上看问题，而需从内容上把握其虚构主体的实质；（3）利用已被撤销的单位与他人签订合同，在市场竞争中，一些企业因种种原因而亏损、破产、倒闭，原有的一些介绍信、业务专用章、合同书等未及时收回妥善处理，一些人就利用这些继续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货物款项；（4）一些国有企业或者集体企业的承办者、租赁者，明知其承办的企业没有履约能力或清偿能力，以承办企业或租赁企业的名义订立合同，骗取财物用于归还个人债务或个人挥霍，将合同义务转嫁给企业或者取得财物后溜之大吉。

2、虚设担保，即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担保的行为，在签订合同时，为了减少合同的风险，保障合同的履行，根据法律或对方当事人的要求，出具合同担保，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作担保，是指行为人提供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支付定金或作为抵押品。而以虚假的产权证明作为担保，则是指行为人以虚假的证明证明行为人对房屋等不动产和车辆等动产具有所有权的证明文件，即以自己不享有所有权的财产作为抵押品。

3、设置陷阱，即设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的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信任，如不法分子利用一些企业产品积压、滞销，厂家急于寻求销路的心理，以少量定金为诱饵上门定货，或以推销代购为名，把货物拉走，使企业上当受骗，占有他人财物后无意归还。

4、卷款逃跑，即收受对方当事人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的财物后逃跑的。

5、其他方法，这是立法上的一种“兜底性”规定，即上述四种手段以外的其他合同诈骗行为，在司法实践中，除了以上四种较典型的合同诈

-9-骗行为外，还有其他一些利用签订合同的诈骗行为。如虚构合同标的；利用合同制裁条款骗取定金、违约金，取得财物后大蕼挥霍的；拆东墙补西墙，边骗边还式的诈骗等行为。

通过以上分析，合同诈骗罪的成立，必须具有以上四方面，即合同诈骗侵犯的客体是双重客体，既包括国家对合同管理制度和他人的财产所有权。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主观方面是非法占有目的，客观方面有实施诈骗的行为。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司法实践中，会不断出现新的合同诈骗，尤其是在合同诈骗行为方面，需要我们不断的去研究，透过现象看本质，不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以维护我国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促进经济的发展。【引用文献】

欧阳清世：《经济犯罪的定罪量型》，苏 惠 鱼：《刑法学》

李 卫 红：《论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与经济合同纠纷的界限》 梁 华 仁：《略论合同诈骗的几个问题》 王 晨：《诈骗犯罪的定罪与量型》

第五篇：合同诈骗罪

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认定——以借款合同形式进行诈骗的行为如何定性

◆经济与法

作者简介：叶萍 ,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二处.案例二：周某某合同诈骗案

被告人周某某用伪造的房产证做抵押与被害人张某签订借款协议书骗取张某人民币18万元.后张某到朝阳区房管局核实房屋产权时被告知房产证系伪造的,发觉被骗遂报警后被告人周某某被抓获归案检察机关以周某某涉嫌犯合同诈骗罪向法院依法提起公诉, 法院以被告人周某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上述两个案例的基本事实和犯罪手段基本一致,但判决结果却截然不同,因此引出实践中困扰司法实务部门的一个问题以借款合同形式实施诈骗的行为该如何定性.二、分歧观点

实践中,对以借款合同形式实施诈骗的行为,主要存在如下分歧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定诈骗罪理由是借款合同虽有合同形式，但是与普通

民间借贷中借条的性质一样 , 公民个人之间进行类似借款协议 , 不能体现市场交易 性质 , 不是合同诈骗罪的 “ 合同 ”, 应当认定为个人之间的诈骗罪.第二种意见认为 , 应当定合同诈骗罪.理由是通过借款合同形式进行的诈骗 , 是双方当事人在签订 , 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的行为 , 同时伴有抵押 , 质押等特殊的 担保形式 , 此类合同不等同于普通民间借贷中的 “ 借条 ”, 能够体现一定的市场交易 特征 , 应当认定为合同诈骗罪.第三种意见认为 , 如果是自然人实施的行为 , 应当定诈骗.理由基本同第一种 意见;如果是单位实施的行为.应当定合同诈骗罪 , 因为单位的参与使得整个借款 合同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 就具有了市场交易的性质 , 体现市场经济秩序.而且诈骗

罪没有单位犯罪.三、评析意见

我们在实践中同意第二种意见 , 主要理由如下 :

首先 , 不应当以犯罪主体是否单位或个人来判断合同诈骗或者诈骗.第三种意

见认为如果签订合同的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单位的就能够体现市场交易性质如陈某合同诈骗案中法院在审查时就认为如果陈某是以单位名义签订合同并将 借款直接用于单位经营那么其借款的行为就能体现市场经济秩序性质 就应当认定为合同诈骗罪但事实上陈某并未将借款用于单位经营

而是用于个人支配使用故无法认定为单位犯罪也就无法体现市场交易的特征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待商榷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并未规定犯罪 或者被害人一方必须是单位 , 这不是合同诈骗罪的必要条件.通过

对合同的主体进行界定 即将个体工商户

农村承包经营户之外的自然人之间订立 的合同排除在合同诈骗罪之外来 , 同一个行为 , 如果单位实施是合同诈骗罪.而自

然人实施就变成了诈骗罪 , 显然违背了立法原意 , 不符合现行的法律规定.其次 , 不应当以合同内容是否系原《经济合同法》(已作废)规定的 “ 经济合同 ” 来判断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理由如下 : 虽然从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渊源看 , 合同诈骗罪 中的 “ 合同 ” 似乎仅指原 《经济合同法》 规定的 “ 经济合同 ”, 因为 1997 年的 《刑法》 颁布前 , 有关的司法解释曾有这样的表述.但是应当注意到 , 修订后的 《刑法》 第 224 条在规定合同诈骗罪的罪状时 , 并没有继续沿用上述司法解释的说法 , 而只用了 “ 合同 ” 一词.而原有的《经济合同法》已经废止 , 现行的《合同法》已经不再出现经 济合同一词 , 而是使用 “ 民事合同 ”.《合同法》第 2 条规定 :“ 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 主体的自然人 , 法人 , 其他组织之间设立 , 变更 , 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 , 收养 , 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 , 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 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不

能是身份合同 , 因为身份合同受到侵犯后 , 其侵犯的客体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 序.因此.对利用身份合同实施诈骗犯罪的.只能以诈骗罪处理.通过对合同的内容

进行界定即将合同诈骗罪中 “ 合同 ” 界定为在市场经济中交易的合同也不科学.因

为按照《合同法》的有关立法解释 , “ 社会经济 ” 指的实际上就是 “ 市场经济 ”.全国

人大法工委主任顾昂然在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草案)》 的说明中提到 ,“ 合同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 ”.由此一来 , 对合同诈骗罪作出的司

法解释如要将《合同法》中的合同再分为市场交易与非市场交易两种类型 , 恐怕

不但实践中难以操作 , 而且也有违背立法原意之嫌.显然 , 司法实践部门也注意到 了这一点.在法院系统的指导意见和实务操作指导书中 , 也有如下表述.关于合同 诈骗罪中的 “ 合同 ”, 应结合本罪的侵犯客体和立法目的进行具体理解和把握.合同

诈骗罪规定于刑法分则第三章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第八节 “ 扰乱市 场秩序罪 ” 中 , 不仅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 , 而且侵犯国家合同管理制度 , 破坏了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 因而合同诈骗罪中的 “ 合同 ”, 必须能够体现一定的市场秩序.以

维护正常市场秩序为宗旨的现行合同法基本涵盖了绝大部分民商事合同 , 对各种 民商事合同行为进行了规范和调整 , 其对于合同诈骗罪中的 “ 合同 ” 不应再以典型 的 “ 经济合同 ” 为限 , 同时 , 不能认为凡是行为人利用了合同法所规定的合同进行诈 骗罪的 , 均将构成合同诈骗罪 , 与市场秩序无关以及主要不受市场调整的各种 “ 合 同 ”,“ 协议 ”, 如不具有交易性质的赠予合同 , 以及婚姻 , 监护 , 收养 , 扶养等有关身份 关系的协议 , 主要受劳动法 , 行政法调整的劳务合同 , 行政合同等 , 一般不应视为合 同诈骗罪中的 “ 合同 ”.构成犯罪的 , 应以诈骗罪处理.但是.由于这一掌握标准确实 仍有难以把握的地方 , 因此实践中难免出现分歧.陈某案中 , 法院认为 , 此类民间借

款合同的性质与借条一样 , 虽有合同形式但不是市场交易行为 , 不能体现市场经济 秩序 , 故不是合同诈骗罪.笔者也认为 , 一般利用生活消费民事合同进行诈骗的行 为应定性为普通诈骗

而非合同诈骗如日常生活中一方虚构事由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借条方式骗取借款后不还的行为一般应认定为诈骗罪而非合同诈骗罪但陈某案中借款是以房屋和支票作抵押的借款合同的形式出现显然不能等同于一个简单的借条合同规定了借款形式期限利息并约定了担保形式显然这一借款形式已经超越了日常生活消费领域的民事行为而是一种商事经营领域的商事行为而嫌疑人往往是通过在担保形式作假来虚构偿还能力骗取借款其行为就是利用了借款合同这一特定的形式来进行诈骗因此完全符合《刑法》第224 条第项合同诈骗罪中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特征最后我们在实践中也应当避免另一个极端即见合同就定合同诈骗罪我们也要审查合同在该犯罪行为中是否起到了关键作用实践中司法机关也认为合同诈骗罪的本质特征是利用合同诈骗如果行为人虽然与被害人签订了合同但并非是利用合同进行诈骗而是虚构其他事实或隐瞒其他真相获得被害人财物的应定性为普通诈骗而非合同诈骗如在很多诈骗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虚构了开矿办事等各种虚假事由已经骗取了被害人信任期间签订了各种协议但是这些协议只是对某一阶段事实的一个证明并非取财的关键我们认为这种情形下就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如我院办理的丁某某诈骗案中丁某某虚构了借用屋抵押周转资金的事由与被害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取得房产虽然有房屋买卖合同但被害人并非想履行该合同丁某某也不是利用该合同来进行诈骗罪因此该案应当定诈骗罪 而非合同诈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