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社会工作发展历程[大全]

第一篇：香港的社会工作发展历程[大全]

香港的社会工作起步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战后的香港百业凋零，由于大批新移民的到来，又使香港的人口急剧增加，贫困、就业、住房、犯罪等社会问题十分严重。在社会团体的推动下，香港开始采用社会工作的方式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2、进入70年代，香港的经济逐步起飞，经济的繁荣为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为了能更深入及时地了解居民的服务需要，协调社工机构的服务工作，整合利用服务资源，提高服务质量。港英政府在80年代大力开展了服务热线和社会工作转介机构的建设。进入90年代后，香港社会工作界进一步提出“发展全面照顾，提供优质服务”。3、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怀抱，香港的社会工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回归后香港特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条例和政策，大力推进香港社会工作的全面发展和改革，实行了专业社会工作者注册制度，并努力促进香港与内地在社会工作方面的合作与交流。

为了提高社会工作的服务质量和资金的使用效率，香港目前正在试行对非政府社会工作机构服务质量的考核和拨款制度的改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香港逐渐成为一个市场经济发达的都市社会。为了解决转型期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香港逐步建立起了一套与其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专业社会工作(Social Work)体系,各种旨在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服务,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专业社会工作是香港社会安全与调节机制中与社会救助性保障相辅相成的另一个重要支柱。初期的香港社会工作是以福利性救济服务为主的,从20世纪70年代起,香港大力推行社会工作的专业化。香港回归后,专业社会工作有了更大的发展。近年来,笔者曾数次应邀赴港就社会工作及其教育的发展进行学术交流和考察,深感香港的专业社会工作及其运行机制,对香港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发挥了特殊的积极功能。这对于正在实现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内地有着直接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香港专业社会工作的服务领域

专业的社会工作在西方工业化国家已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社会工作既是指一种运用专业技能和知识帮助社会成员克服生活障碍,增强社会生活适应能力,提高生活质量的社会服务工作,又是指从事这类服务的一种专门职业。香港社会工作的服务领域相当广泛,面向社会各个阶层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社会的各类弱势群体,并且根据香港社会的实际情况,已经形成了一套具有本地特色的服务内容和服务方法。目前,香港社会工作机构开展的服务主要有:家庭和儿童社会工作、青少年社会工作、老年社会工作、康复社会工作和社区发展工作等。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关系的健康和谐,对个人生活的幸福和社会稳定有着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妇女、儿童权益的保护往往与家庭问题密切相关。为家庭和儿童提供社会服务是香港一项重要的社会工作。香港确定的家庭和儿童社会工作的目标是:维系和巩固家庭,促进家人互相关怀,以预防和解决个人及家庭问题;保障儿童权利及培养儿童成才(香港特别行政区社会福利编,1997:42)。其服务工作的主要内容有:为发生家庭问题或危机的居民及其家人提供家庭问题的个案辅导和支持服务,帮助其解决问题和克服危机;开展家庭生活教育和家务指导服务,通过办讲座、开研讨会、小组活动、媒体宣传等形式,帮助居民树立正确的家庭理念,改善家庭关系,防止家庭问题发生;为受到虐待、遗弃和不良行为侵害的儿童、妇女按照有关法律提供保护,包括为受害妇女提供临时住宿和法律援助;为得不到父母照顾、被遗弃、受虐待、非法入境、出现行为和情绪方面问题的儿童安排住宿照顾、寄养服务和入读学校;为父母双亡或被遗弃,以及非婚生而其父母不能或不愿意抚养的儿童物色领养家庭,处理领养申请。

到1998年3月,香港共有65个家庭服务中心。1997-1998年度,65个家庭服务中心共处理家庭服务个案76378宗,受惠家庭较前一年度增加8.7%。服务的个案中,36%是因为家庭成员在身体、精神健康照顾方面出现困难,需要服务帮助的,32.5%是家庭成员关系,特别是婚姻关系出现问题需要帮助调节和辅导的;15.8%是家庭出现经济和房屋问题需要帮助解决的;15.7%是儿童问题(香港特别行政区社会福利署编,1998:44)。这些个案服务对于维护和调节家庭关系,保护妇女、儿童权益,促进家庭生活的和睦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香港十分重视青少年的成长发展,在香港帮助青少年成为对社会负责和有贡献的一员是一项区别于儿童服务的专门社会工作。香港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基本目标是:针对青少年在社交、康乐、学业和成长方面的需要,协助他们健康成长,发展潜能,培养公民责任感,贡献社会(《关怀与分享》,1998:38)。香港设有专门的青年事务办事处,负责统筹、组织、辅导各项青年服务工作,包括青少年中心的服务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外展青少年社会工作、青年综合服务队和建立各种青年活动小组,推行香港青年实践计划,举办各类青少年暑期活动和社区青年团体活动等。1997-1998年度,香港共有16个青年事务办事处,开展和赞助青少年教育、社交以及康乐活动561项(香港特别行政区社会福利署编,1998:60)。

香港回归前的港英政府规定,每2-3万人口须设立一个青少年中心,由政府资助的专业社会工作机构承办。中心不仅是青少年的文化娱乐场所,还为青少年提供成长和发展方面的指导及个案辅导,为身处不利环境的边缘青少年、新来港的青少年、低收入家庭和单亲家庭的青少年、中途辍学和在校成绩欠佳的学生等提供社会工作服务,帮助他们克服家庭以及个人在学习、情绪、社交等方面的困难。如帮助新来港的青少年解决就学问题,为他们适应新生活环境提供辅导,帮助低收入家庭和单亲家庭的青少年协调家庭关系,解决一些经济、住房等方面的具体困难。截至1998年3月,香港共有206个青少年中心,为6-24岁的青少年提供服务(香港特别行政区社会福利署编,1998:61)。

在校学生是青少年人群的主体,为了使青少年学生能更好地成长,港英政府专门建立了学校社会工作制度,覆盖香港的大中小学,而中学则是香港学校社会工作的重点。在中学配备有专门的社会工作者,以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为在校中学生提供学业、康乐、情绪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辅导和服务,帮助学生解决来自家庭、学校以及社会各方面的问题,克服学习中的困难。从2000年起,香港中学实行“一校一社工”制度,基本做到给每个中学配置至少一名专业社会工作者,以加强学校的社会工作。

除了青少年服务中心和学校社会工作以外,专业的社会工作机构还在课余时间和休息日专门派工作人员前往青少年常去的场所和街头,特别是青少年犯罪率高的地区,和青少年接触、交朋友,对中途辍学的学生、离家出走的青少年,以及一些青少年群伙,开展有针对性的辅导和服务工作,帮助他们恢复学业、回归家庭,引导他们走上正途。此项工作在香港被称为青少年的“外展社会工作”,是一项颇有特色的青少年社会工作。

香港是个老龄社会,1998年全港60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14.1%,老年人为香港的繁荣和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关怀老人、让他们安度晚年,在香港已被公认为是社会的责任,因此,安老服务是香港一项主要的社会工作。香港老年社会工作的基本目标是:鼓励并协助市民照顾他们的年长家庭成员,并提供多元化服务,协助那些未能在家庭中获得照顾的长者安享晚年,同时鼓励长者继续参与社区活动,发挥所长,最终达致老有所养、老有所属和老有所为的理想(《关怀与分享》,1998:40)。经济保障是老年人得以安享晚年的基本条件,但是只有经济保障并不能真正达到老有所养、老有所属和老有所为的目标,老年人的社会服务和社会参与需求是多方面的。为了使老年人能安享晚年,并且继续参与社会活动,发挥所长,政府除了为生活困难的老年人提供经济上的保障外,还注重为社会各阶层的老人提供多样化的社会服务。

港英政府规定,每2万人左右的社区就要设立一个老人社会服务机构,例如老人综合服务中心、老人活动中心、日间护理中心等,截至1998年3月,香港共有263个老人活动中心,28个老人综合服务中心,28个老人日间护理中心。服务机构本着持续照顾的原则,在政府的资助下,利用各类社区资源,关怀和协助老人独立生活或者援助家庭成员照顾年长的家人。开展家务助理服务,为体弱多病又没有亲友照顾的老人提供家居服务,使老人们在熟悉的环境中生活,并得到照顾。截至1998年3月,全港有126支家务助理队为老人服务。对于不宜居家照顾的或者身体残弱家里无法照顾的老人,可由社会福利署根据他们的身体状况,安排入住安老院、护理安老院、护养院等。香港自1994年3月起为65岁以上的老人颁发老人优惠卡,以方便他们享受公用事业及其他机构为老人提供的优惠及优先服务,截至1998年3月,全港提供此项服务的公司和机构共有1181个,分支机构3462个(香港特别行政区社会福利署编,1998:76、77、78)。在提供服务的同时,还积极鼓励老人参与社会活动,发挥所长,例如推行“长者义工计划”,组织吸纳老人从事义务工作,开展“老有所为活动”,帮助老人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便于他们参与社区生活和服务社区。

香港的康复社会工作是为残疾人和残疾儿童提供的福利服务,康复服务的目标是:协助残疾人士自强不息,并尽量发挥他们的体能、智能和社交的能力,融入社会(《关怀与分享》,1998:47)。服务的内容主要包括:6岁以下残疾儿童的特殊教育、收养和寄托服务;为中度和严重弱智的残疾人提供生活技能和简单的职前训练;给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提供就业辅导、职业训练,协助他们获得就业岗位;对不能在社会上就业的残疾人士,安排他们进入庇护工场工作,庇护工场则在社会福利署的市场顾问办事处运筹和指导下经营。为了使残疾人能获得更好的康复环境和参与社会生活,香港在各社区建立了社区康复网络,由社区为残疾人、长期患病者及其家人提供教育、训练以及支持性服务,并鼓励病患者建立互助网络。社会工作机构还开办“家长资源中心”,为残疾人士的家人提供互相交流的场所,并在社会工作者的指导下学习照顾残疾人的知识和技能。康复社会工作对维护香港残疾人“平等机会,全面参与”的社会权利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香港的社会工作不仅为各类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服务,而且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香港为失业者设有专门的就业培训计划,要求失业者参加培训,培训由专门的社会工作机构负责,不仅是免费的而且还按日发给受训者津贴。香港在医院管理局属下的医院和专科诊所,卫生署辖下的大部分诊疗所,都派驻有医务社会工作者,为病人及其家属提供必要的心理辅导,转介家务助理和社区支援服务,协助申请社会保障援助和豁免医疗收费,帮助病人制订康复和出院计划等。对于违法者,香港有“违法者辅导服务工作”,内容包括:依照法院判令对违法者提供法定辅导,为等待判决的违法者、囚禁的犯人以及需要上诉的人士撰写背景报告,以供法院判案。实行“社会服务令”,让14岁以上的违法者根据法院的裁定,在社区从事无报酬的工作,服务社会,改过自新。香港的社区发展也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工作,并在90年代提出了“发展有华人社会特色的社区工作”的理念(莫泰基等,1995:3),把社区工作与其他各项专业社会工作结合起来,为居民提供多元化的服务,鼓励居民参与和解决社区问题,增强社区的归属感,促进社区居民的身心发展,改善社区生活质量。

香港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历程 香港的社会工作起步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战后到70年代初是香港社会工作的起步阶段;70年代初到97香港回归是香港推进社会工作专业化的阶段;'97回归后香港社会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战后的香港百业凋零,由于大批新移民的到来,又使香港的人口急剧增加,贫困、就业、住房、犯罪等社会问题十分严重。在社会团体的推动下,香港开始采用社会工作的方式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1946年香港难民及福利会成立,开始从事难民社会福利服务。1947年香港华民政务司署设立社会局(现香港社会福利署的前身),负责香港的贫困救灾事务。同年,香港社会工作人员协会正式建立,这是一个专业社会工作者组织,它的成立促进了香港社会工作的发展。当时香港许多宗教团体、志愿者团体和其他社会团体在社会局和社会工作人员协会的推动和协调下,开展了多方面的社会福利服务,但是这种服务在早期主要还是救济性的。1950年7月,香港大学首次开办两年制的社会工作课程,开始为香港培养本地的专业社会工作者。本土化社会工作高等专业教育的设立,是实现社会福利服务专业化的重要条件和标志。

随着香港社会的逐步稳定和经济的发展,1958年香港地方政府把社会局独立出来,建立了社会福利署。社会福利署除了继续负责救灾和济贫工作以外,还开始承担保护妇女、儿童,调解家庭和邻里纠纷,为残疾人提供社会救助等工作,进一步拓展了香港社会福利服务的领域。但是救济性社会服务仍然是社会工作的主基调,社会福利署的救济工作也仍然以派发热饭等实物救助形式为主。

1960年,英国社会工作学者应港英政府的要求赴港考察,考察后发表了香港社会工作训练报告书,报告书建议,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香港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的大规模培训,以适应香港社会工作进一步发展的需要。1961年,港英政府设立社会工作训练基金,用于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的培训。1962年7月,成立了社会工作训练咨询委员会,专门负责社会工作人员训练的政策设计和专业协调。

60年代中后期,香港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纺织、轻工、电子等加工和装配业有了较大发展,产品出口迅速增长。同时,传统的农业耕作进一步萎缩,都市化进程加快,许多农民转为新的城市劳动力。随着经济的转型,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也出现了新的情况,贫富分化扩大,犯罪问题、住房问题、家庭和青少年教育问题等日显突出。社会公众对调整香港的社会福利政策、改变社会救助方式、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提高社会工作专业化服务水准的要求日益强烈。在香港公众和社会工作界的推动下,1965年当时的港英政府发表了第一份名为《香港社会福利工作之目标与政策》的社会福利白皮书,白皮书确定了香港社会福利工作的发展方向和政策目标。同年港英政府又和社会工作机构、其他社会团体以及从事社会工作教育的高等院校,共同研究制定了香港第一个社会福利服务五年计划,具体落实白皮书的要求。白皮书的发表和第一个社会福利五年计划的制定,既是香港社会工作第一个发展阶段的重要成果,又为70年代以后香港社会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和全面实现专业化奠定了基础。

2.进入70年代,香港的经济逐步起飞,金融业、房地产业迅速崛起,香港开始成为东南亚以至世界的金融、航运、电子和轻工产品出口的中心之一。经济的繁荣为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完成了第一个社会福利五年计划以后,1971年香港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式面世,承担社会救济职能的“公共援助计划”由原来的派发热饭和干粮改为现金资助,并开始实行伤残者和高龄老人津贴计划,资金来源于政府拨款。

1972年香港正式宣布实行社会工作专业化,规定凡从事社会福利服务的社会工作人员必须接受社会工作专业训练,助理社会工作主任以上职级的社会工作岗位,只准聘用有社会工作学位的人士担任。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实现社会工作专业化是香港社会工作发展史上的两件大事和里程碑。香港社会福利工作的发展由此进入了“提供多元服务,引进社工专业”的新阶段。

1973年港英政府发表了第二个社会福利白皮书,其后又陆续发表了《青少年个人辅导社会工作之发展绿皮书》、《老人服务绿皮书》、《群策群力协助弱能人士更生白皮书》,提出了青少年社会工作、老年社会工作和康复社会工作的目标及实施方针,推动了青年、老人、残疾人等多元化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香港的社会工作从早期的救济性援助服务为主,开始转为针对不同弱势群体和社会问题的多元化专业服务为主,社会服务的质量和社会效益在70年代以后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在70年代实现社会工作专业化和开展多元服务的基础上,加强管理和体制建设是80年代香港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特征。1979年港英政府的第三个社会福利白皮书发表,名为《进入八十年代的社会福利白皮书》,白皮书制定了跨越80年代的社会福利服务发展规划,并开始推行社会福利服务的分区管理制度。1979-1980年间,社会福利署建立了5个总区办事处和13个分区办事处,使社会福利服务和管理更加贴近社区,更加贴近社会需求。

为了能更深入及时地了解居民的服务需要,协调社工机构的服务工作,整合利用服务资源,提高服务质量。港英政府在80年代大力开展了服务热线和社会工作转介机构的建设。1980年社会福利署开通电话服务热线,接听市民来电,解答市民有关社会福利服务的咨询。1982年成立“中央寄养服务课”,负责推广和协调社会福利署及非政府福利机构提供的儿童寄养服务,为有需要寄养的儿童提供家庭式照顾。1983年成立“保护儿童课”,由资深社会工作者专门负责处理虐待儿童个案,为被虐待的儿童及其家人提供深入的帮助和辅导。1989年又相继成立了“中央辅助医疗服务课”、“辅助职业课”,负责推进医务社会工作和残疾人的康复服务。这些中介服务机构的主要职责是掌握和确认相关的社会服务需求,根据已有的资源进行协调和转介,由相应的社会工作机构为这些需求提供服务,以利于社会工作机构更好地发挥综合效益。

香港社会工作运行机制启示

香港社会工作的管理和服务体制在其发展过程中,虽然也有自身的矛盾和问题,但在总体上是有效和成功的。对于正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实行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社会化改革的内地而言,面对转型期诸多的社会问题,香港实现社会工作专业化的选择和行之有效的社会工作管理及服务体制有着多方面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第一,建立专业化的现代社会服务体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社会结构转型的客观要求。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变化,社会矛盾和问题会大量增加,并且呈现出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社会的各个阶层,特别是中下层的社会弱势群体,面临的社会和经济压力增大,社会分化加剧,人们在面对社会转型的各种困惑和矛盾时,除了需要个人努力外还需要社会的帮助,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需求会相应地大幅增加,这种服务和保障需求的内容与以往相比也会出现许多新的变化,不仅出现在经济和物质层面,而且出现在精神和社会关系层面。在认知的改进、心理的疏导、社会关系的调节,以至潜能的开发等方面获得社会帮助,无论是经济帮助还是物质帮助都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这种社会服务需求的变化,大大拓展了社会福利服务的内涵,使现代意义的社会福利事业成为向人们提供各种物质和精神帮助,能够渗透到家庭和个人生活各个方面的社会保障和服务事业。如香港专业社会工作所开展的各项服务,社会福利已是一个包括丰富的物质和精神内涵的概念。这种广义的社会福利服务为各个阶层的社会成员所需要,如老人的赡养、子女的教育、家庭关系的调整等等,都需要有一种更高层次的专业化的社会服务,以利于缓解压力、调节社会关系、化解社会和家庭矛盾。这种社会服务需求正是现代社会工作专业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根源,当经济起飞和开始现代化时,社会政策的目标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也必须摆脱传统社会观念和机制的束缚,实现现代化。香港50-60年代执行救济型的社会福利政策,是香港当时社会和经济条件的产物。从70年代起香港大力推行社会工作专业化,把前期的救济型福利转变为综合型社会服务,这是香港社会作出的正确的历史性选择,正如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所总结的:“由最初偏重于救急扶贫的工作,发展至逐渐引进专业社工,全面提供安老护幼服务,以及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各方面的照顾,包括各种预防性、发展性、支援性及补救性的服务”(《关怀与分享》,1998:3),这是香港经济起飞和社会转型的客观要求。可以说没有70年代社会福利政策和社会服务事业的及时转轨,其后香港的社会稳定和繁荣是难以实现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内地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也呈现出了诸多复杂和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与问题。通过现代意义的社会服务工作,克服和解决这些社会矛盾与问题,满足人们改善自己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条件的需要,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社会的现代化绝不仅仅是经济的现代化,而是要实现以人为本的社会全面进步和现代化。经济的增长和财富的增加并不会自动消除贫困、犯罪、腐败,以及老人、家庭、青少年教育等社会问题,中国要在21世纪真正实现社会现代化,就必须审慎地选择能使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战略,要把实现各项社会事业的现代化,包括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化的社会服务工作系统,作为社会政策和整个现代化目标的重要内容,使经济能在社会的稳定和进步中保持繁荣。

第二,大力培育和发展非政府的专业社会工作机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现代社会服务体系和调节机制的重要途径。

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结构中,政府的职能是有限的,社会自我调节机制的形成,是社会良性运行的必要条件。社会职能以“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进行合理分工,在实施社会政策和解决社会问题时,政府不应也不可能成为现代意义的社会服务工作的惟一实施者和直接经办者,而必须改变传统社会以实现社会控制为主要目标的,由政府单纯以行政手段推行社会政策和发展社会事业的理念和方式。应在政府的主导下,依靠社会力量,以科学的专业化方式发展社会事业,真正实现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的社会化。

专业的社会工作是市场经济的工业化国家,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作为一种以非政府机构为主体的,运用专业理论和方法,帮助人们克服社会生活障碍,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服务工作和专门职业,与政府行政管理有着不同的工作理念和工作方式。社会工作强调尊重人的价值,认为任何人都具有改变自己生活的潜能,社会工作是通过帮助人们”自助”来达到改进社会生活的目的。社会工作的服务方法如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等具有专业性、科学性,重视物质帮助和精神帮助并举,个人与家庭、社会相结合。它把所有工作的对象包括老人、孩子、残疾人等都看作服务的案主、平等的伙伴,而不是行政管理和布施的对象,它的存在和发展是以服务对象的需求和评价为转移的。因此它能够发挥政府难以发挥的社会调节功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社会问题和发展社会福利事业的需要。20世纪70年代,香港为了适应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大力扶持非政府的专业社会工作机构,培育社会自我服务、自我调节、自我教育的机制和能力,正是认识到了专业化社会工作的特殊社会功能,把引进专业社会工作作为实行社会政策的重点和发展现代社会福利事业的基本途径,从而达到了经济和社会事业同步转轨,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目的。

西方工业化国家专业社会工作的产生和发展历史,香港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发展过程,已经证明了无论在东方和西方,培育和建立一个专业化的社会工作系统,是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与规律的。如同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一样,把社会工作作为一门专业和职业,并通过这个社会化的服务系统,以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和高质量的专业服务来解决老人赡养、青少年教育、家庭和社区建设、贫困救助、犯罪矫治等社会问题,其所能发挥的社会功能和达到的社会效益,是单纯依靠行政系统和控制方式推行社会政策不可企及的。

我国内地要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克服和解决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也应该遵从现代社会福利服务工作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历史经验,变革现有的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方式,在政府行政系统以外,建立一个专业化、职业化的社会工作系统,以社会福利的观念和社会服务的方式,克服和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能产生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科学地划分政府和专业化社会工作机构的社会职能,在工会、青年团、妇联等社会团体中引入专业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发展社会工作的专业教育,培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确立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和职业地位,努力实现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的本土化,从而形成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专业体制,推进中国社会服务和调节机制的现代化。

第三,政府的主导作用和财政支持,是建立专业化社会工作体制的前提和基础。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应也不可能直接经办各种社会服务,但是这不意味着政府承担的社会职能可以削弱,公共的财政支出可以减少。相反在发展社会事业中,政府的社会政策和主导作用应该不断地完善和增强。香港专业化社会工作发展的成功,是以香港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大力的财政支持为前提和基础的。没有政府的社会政策引导,没有相应的法规和制度保证,没有宏观的监督与规范,没有财政的大量投入,香港的社会工作就不可能得到健康、有序的发展。在这里政府仍然扮演着社会福利事业的规划者、组织者、监督者和经费主要提供者的重要角色。但是政府又不直接干预专业化社会工作机构的服务工作,政府和专业社会工作机构是合作伙伴关系,有着合理的社会职能分工,协调地发挥各自的社会功能。香港实行社会工作专业化的成功之道就在于,既培育了一批独立的专业社会工作机构,又十分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和财政支持,这样既避免了政府直接包办社会福利的弊端,又不是放任自流的无序运作。它建立了开放性的社会参与机制,社会工作机构可以凭资质申办各项社会服务,独立地开展业务,但又必须受政府和社会的规范与监督,机构之间存在着竞争。社会工作机构的经费是多元筹集的,但政府的财政拨款始终是主渠道,体现了公共财政的性质和作用,保证了社会福利服务工作的稳定运行。社会工作人员不是政府的公务员,没有行政色彩和陋习,但是他们的地位和收入并不比公务员低,有着良好的专业地位和社会地位。这种相得益彰的、真正体现“社会化”要义的社会工作体制,确实是兼有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之利的。

香港的社会工作体制,也许并不完全适用于内地,但是它确立的政府出政策、出钱,专业化社会工作机构办服务,以服务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化解社会矛盾的基本模式是值得内地认真借鉴的。

第二篇：中国社会工作与管理的专业发展之历程

中国社会工作与管理的专业发展之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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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报业网2011-03-22 15:16:26

中国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发展迄今已届28年，在此发展过程中，充满了用国际上社会工作发展的一般经验难以解释的“中国特色”。以下，将分三个阶段对中国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发展过程中“跳跃式”、“超常规”的中国特色逐一作出描绘和评价：

1．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发展过程中的“中国特色”

改革开放前30年初期在这一阶段，主要是通过民政部主导的与北京大学的合作而开始了中国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发展的进程。按一般规律，在社会工作发展的初级阶段，应该是先有社会需求，再由民间发起，并以慈善组织出面组织对贫弱阶层的社会服务，然后再向专业社会工作转变。

当然，不能说中国没有相应的社会需求。在因改革开放引发的“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同样出现了与“先发”的西方国家以及“后发”的“亚洲四小龙”在工业化过程中曾经遭遇的类似的社会问题。但是，在这一阶段，由于计划时期的影响惯性犹存，当时人们对政府和单位的信任度远远高于社会。同时，民众囿于被费孝通称为“差序格局”的传统人际关系和社会支持系统的影响，并没有向社会求助的习惯。

在这一阶段，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政府对民间组织的信任还没有建立起来。按一般的发展规律，民间的、志愿的慈善事业先行一步，再逐渐职业化，然后得到社会的认可乃至期待。同时，这也使政府部门和其他社会部门能够有时间、有机会充分了解这种有组织的爱心善行。因此当慈善事业向更加现代的专业社会工作转变时，便已经有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实际上，当时民政部的目标就是培养若干掌握社会工作与管理知识的人才，然后到民政部门从事“民政理论研究”，着眼点并非一线的实务工作者。于是，社会工作与管理的专业教育就在既没有公众认可的社会基础，也没有合适的社会载体的情况下，突如其来地“被恢复”了。这样的恢复和发展，其实是与“社会”脱离的。如果用现在“制度嵌入”的理论来解释的话，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在中国的被恢复，表现出一种“硬性嵌入”的特点。

改革开放前30年中期在这一阶段，以国际公认的专业社会工作的特征作为衡量标准，去看中国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发展进程，可以发现，七个专业特征已经具备了四个：服务公共利益，这是不言而喻的；理论知识和技能，则采取“拿来主义”；专业组织，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成立并加入国际社会工作者协会；教育体系，已经有180多所大专院校建立社会

工作院系专业。然而，仔细分析，上述“具备特征”又有名实不符的嫌疑：

首先，当时中国除了一部分从事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教育的教师还算得上“内行”之外，并没有专业社会工作者，但却有了社会工作者的“自己的组织”。实际上，这个组织并不是为社会工作者成立的，而是为了方便民政部门对外交流而成立的。在“民政工作就是社会工作”的观念影响下，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被纳入”社会工作者的行列。

其次，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教育，借“教育产业化”和“大学扩招”的东风，实现了爆发式的增长。但是，当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却发现社会上并没有与其专业对口的工作岗位，“就业难”的问题突显出来。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教育和就业的脱节（当然这是中国教育的通病），反倒模糊了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和专业社会工作者的社会形象。

再次，理论和和技能，国际上已经有成熟的价值理念和理论方法，中国的大学可以拿来就用。但是，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是应用学科，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和文化把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中国的专业教师，绝大部分都没有实践经验。因此，学生也有明显的缺陷。这也是他们就业难的原因之一。

最后，服务公共利益，这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但是，所谓“公共”是有讲究的。在国家和公众之间，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一般采取“第三者”的超然立场，这是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得以成功的关键。但是在中国，政府太强势，要求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完全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做事。常言道：屁股决定脑袋，坐的位子不同，结果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综上所述，在这一阶段，中国的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教育的“具备特征”，实际上是经不起深究的。

但是，这一阶段在上海浦东进行的引入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社会实验”，却选择了与国际接轨的发展路径：先有问题导向，很多社会问题难以解决，于是引入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试试看”。然后是行动导向，引入专业社会工作者以后，就让他们以民间机构的方式组织起来，然后到社区去作社会管理工作。政府的强势，用在了为社会管理的发展创造小环境、小气候上。同时，又有一批有经验的专家学者一起参与，在理论和方法上共同探讨。这种合乎规律的发展路径，使浦东的实验很有收获。

改革开放前30年后期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为前30年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发展型塑了一个“大团圆”的大结局。

造就这个大结局的原因有二：其一，政府机构改革使民政部门的人员编制减少了一半，在用人方面常陷捉襟见肘的窘境。其二，在城市低保、战胜SARS等工作实践中，民政部门则尝到了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尤其是社区的作用的甜头。于是，民政部门开始积极推进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发展。

上海市合乎规律的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发展轨迹终于开始产生影响，专业社会工作在社会管理领域，包括政府工作和基层社区中开始得到认可，进一步探索则是政府介入的专业资格的认证。

就全国形势而言，十六届六中全会之后搭建起社会工作专业资格认证的平台，再现“跳

越式”发展的特征。但是，远可对比国际经验，近可对比上海市的实践，全国的发展态势只能说是仍然处在初级阶段。

2．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发展过程中国家、学术和社会的互动

中国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发展的过程具有不同于一般规律的“中国特色”，这体现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学术和社会的互动及相互关系。国家、学术和社会是三个较为抽象的概念，在本文中，这三者具体代表是政府、大学及研究机构、民间组织及社区，这三者在现代社会中都是非常重要的部门。“国家”（或政府）的力量在于政治权力，“学术”（或大学及研究机构）的力量在于人才培养；“社会”（或民间组织及社区）的力量在于公民社会。按照国际上通常的理解，这三者在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发展过程中应该是“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

以下，将分三个阶段，对中国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发展过程中国家、学术和社会的互动及相互关系逐一作出归纳和评价：

改革开放前30年初期在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条件下，国家、学术和社会之间互动的态势基本上是：在社会领域，计划时期国家“家长式”的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强势控制仍然比比皆是，国家（或政府）的“气场”极为强势；相比之下，学术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都很弱，学术（大学及研究机构）和社会（民间组织及社区）的“气场”都受到压迫，甚至自己“份内”应该做的事情都做不了或做不好。“学术”和“社会”之间互动也非常之少。

但是，在上述大环境、大气候下，围绕“社会工作与管理”则形成了一个小环境、小气候。在这个小环境和小气候中，国家、学术和社会互动的情形是：具体而言，代表国家（或政府）的民政部门和代表学术（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北京大学就发展专业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达成了一个合作办学的协议，开始了“政治权力”和“人才培养”之间的互动。同时，民政部门发展社区服务，“政治权力”和“公民社会”开始有所互动。“学术”（大学或研究机构）和社会（社区）之间的互动也开始萌动。然而，即使在围绕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这个小环境、小气候中，国家力量的强势控制也丝毫不减。主要是因为民政部门有需要，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才得以进入北京大学。

在这一阶段，民政部刚刚恢复重建，崔乃夫推动的“开创民政工作新局面”和民政理论建设需要学术理论的支持，在老一辈社会学家的推动下，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进入了民政部的政策视野。同时，社会学也在恢复重建，作为应用社会学的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亟待发展。于是，民政部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一拍即合。因而导致了中国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发展的一个“关节点”或里程碑式的重要事件——马甸会议的召开。

改革开放前30年中期在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条件下，国家、学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及互动的态势基本上是：在社会领域，国家的控制力的强势地位依然如故。当然，逐渐地，国家（或政府）的“气场”有所回缩；相比之下，来自学术的“培养人才”的力量和来自社会的“公民社会”的力量有所成长，学术（大学及研究机构）和社会（民间组织及社区）的“气场”开始发挥影响和作用。同时，学术和社会之间互动有所增加。

在上述大环境、大气候下，在上一阶段围绕“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形成的小环境、小

气候继续发展，因此而形成的国家、学术和社会和互动的情形是：一方面，代表国家（或政府）的民政部门通过各项社会政策的发展，造就了数以百万计的非专业的“实际社会工作者”；另一方面，代表学术（大学或研究机构）的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教育则抓住“教育产业化”和“大学扩招”的机遇使这个本是“冷门”的专业教育出现爆发式的发展。然而，在国家和学术之间却没有因此而联系更紧密，反而因各自独立行事而导致了“渐行渐远”的现象。同时，民政部门发展社区建设和民间组织，使“政治权力”和“公民社会”互动增加，但前者主动、后者被动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倒是围绕社会工作与管理的专业教育，大学或研究机构与民间组织或社区之间，在“培养人才”和“公民社会”基础上的互动有所增加。

在这一阶段，对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三大事件：其一，民政部门造就规模庞大的“实际社会工作者”；其二，社会工作教育实现爆发式增长；其三，上海浦东组织民间社工机构并进行社工进社区的社会实验。上海市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局长马伊里在浦东推行社会试验，围绕着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发展，给了国家、学术和社会三方面力量一个整合的框架，因此才就有了后续的更大的发展。

改革开放前30年后期在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条件下，国家、学术和社会之间显示出理性化的互动态势：在社会领域，国家提出了“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等进步理念，更加理性地探索“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当然，国家（或政府）的力量依然强势，但其“气场”已有明显的收缩；学术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则显著成长，学术（大学及研究机构）和社会（民间组织及社区）的“气场”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同时，学术和社会彼此接近，互动频繁。

大环境、大气候的变化，使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发展的小环境、小气候得到进一步改善，这一阶段国家、学术和社会互动的情形是：在上海市，代表政府的民政部门和大学、民间社工组织通力合作，使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在民政的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区建设好司法的社区矫正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为贯彻落实十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中共组织部门和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与民政部门合作，共同推进“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当然，国家的地位仍然非常强势，直接主导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发展的意志更加突出。但是，以基层社区和民间组织来推进社会工作的做法得到了重视，政治权力和公民社会的互动日益增加。同时，大学或研究机构和民间组织和社区已经在“平等—合作”的基础上形成了伙伴关系的雏形。

在这一阶段，第一个重要事件是，在上海市，三方合作发展专业社会工作的模式取得阶段性成果，并开始推行“专业资格认证”。第二个重要事件是，国家在学术和社会的积极配合下，推出了“社会工作专业水平评价制度”。这一制度的出台使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成为一项国家认可的正式的职业制度，给了国家、学术和社会围绕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互动有了一个规范的整合框架。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又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历史事件。

研究结论将中国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发展，与国际经验相比较，可以说，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其原因是其“跳跃式”、“非常规”的发展造成了制度安排上的疏漏，这与国家、学术和社会三方面的互动表现出的“非均衡”状态相关。

围绕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发展，国家、学术和社会三方面互动关系的“非均衡”状态可以用以下三句话来概括：国家强势但理性地趋向于良治法治；学术弱势但坚韧地体现着知

识力量；社会弱势但客观上在推动公民社会。

研究发现从以上的描述和分析中，可以得到以下的研究发现：

1．社会工作与管理的专业发展有其客观规律，中国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发展也必须遵循规律，违反规律则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发展。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应该分两步走——先强调“1.0版本”的职业化，即完成初级阶段的建设；再升级为2.0版本的专业化，即进入高级阶段的构建。

2．中国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要健康发展还必须补课，这包括：深刻把握社会需求，公益服务戒除功利，推进民间社工组织，专业教育联系实践，理论发展回归本土，职业资格公众认可，专业伦理严格遵守，国家提升专业权威。

3．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发展，可以在某些地区、某个领域、某项事业中率先实现。然后，再逐渐向周围扩散，形成“星火燎原”的态势。借用经济学中常用的“非均衡发展”的概念，以上的发展策略可以被称为“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非均衡实现”。

4．实现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发展的目标，需要各方通力合作，国家、学术和社会应该在“平等—合作”的基础上形成伙伴关系。从中国的发展历程看，当三方形成合力时，发展会比较顺利；反之，发展的势头就会转弱。这个规律可以概括成“非均衡条件下的整合优势”。唐钧（本文作者系著名社会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

第三篇：发展历程

关于经济责任审计的法律法规：

1986年,审计署制定并颁布《关于开展厂长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推动了离任审计的发展。

199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县级以下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规定》和《国有企业及其国有控股企业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条例》，经济责任审计开始得到全面发展，审计范围从企业扩展到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审计对象从县级以下领导干部逐步扩大到地厅级，并积极稳妥地开展了省级领导干部审计试点。2004年国务院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中央企业经济责任审计管理暂行办法》。2006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率新的《审计法》。

2006年国务院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了《中央企业经济责任审计实施条例》。

2007年财政部、监察部、人事部、审计署、中央组织部以及中央纪委于2007年联合发布《关于2007年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指导意见》。

2008年国务院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央企业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通知》。2008年审计署起草了《经济责任审计条例（征求意见稿）》以及于2008年编制的《审计署2008年至2012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

经济责任审计的发展历程：

2006年2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决定》，并以第48号主席予以发布，自2006年6月1日起实施。修订后的《审计法》首次明确了经济责任审计的法律地位，为全国各级单位、组织开展经济责任审计提供了法律依据。【蔡】

蔡春，受托经济责任--现代会计、审计之魂，《会计之友》，2000年 第10期，

第四篇：发展历程

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发展历程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从制度上推动了中国期货市场的产生, 而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入发展促进了中国期货市场的快速发展。农产品尤其是原料性大宗农产品, 由于其生产和现货市场特性,使得农产品期货在中国与在其他期货市场发育较成熟的国家一样, 成为最早产生的期货品种, 并且到目前为止, 农产品期货仍是中国期货市场上最重要的品种。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1 初创阶段(1990~1993 年)1990 年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成立以及1991年3月在该批发市场签订了第一份小麦远期交易合同等都在为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发育奠定基础, 并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发育的可能性;1992 年下半年起适应期货市场发展要求的期货经纪公司开始成立;1993 年4 月中国颁布了第一个有关期货市场方面的法规———《期货经纪公司登记管理暂行办法》。截止到1993 年底, 全国范围内建立的期货交易所达40 余家, 上市交易的农产品期货品种也不断增加, 在国家工商局登记的期货经纪公司达144 家[1]。总的来看, 这一阶段为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发展奠定基础的同时, 不断产生的各种问题使得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盲目发展的趋势明显。

1.2 清理整顿阶段(1994~1996年)这段时间里, 中国农产品期货交易快速增长,1995 年中国期货市场总成交量达63612 万手, 总成交额达10 万亿元, 其中农产品期货成交额占到一半左右。但是, 由于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盲目发展和不规范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1993年11 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坚决制止期货市场盲目发展的通知》, 并开始对期货市场进行清理整顿工作。即使这样, 由于在这段时间里农产品期货交易主要集中在一些小品种上, 尤其是绿豆、咖啡、红小豆等不具备较好的期货市场发育所需要的现货市场条件的品种交易活跃, 使得农产品期货交易中垄断和恶性炒作事件不断发生, 甚至威胁到中国期货市场的继续生存与发展[2]。

1.3 调整阶段(1997~2000年)经过前一阶段的整顿, 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开始进入相对平稳的试点发展时期。1997 和1998 年政府加大了对期货市场的调整, 进一步压缩期货交易所、期货经纪公司以及期货交易品种;1999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 并相继实施了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相关管理办法等, 从而加强了对期货市场的法制监管, 使之逐渐向规范化发展。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整, 中国期货市场的法规体系和制度框架已基本构建, 从而使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的规范化程度有了较大提高。在整个调整时期, 中国期货市场交易量持续下降, 农产品期货交易也在不断萎缩, 2000 年中国期货市场成交额不到1995 年的1/ 5, 农产品期货仍占中国期货市场成交额的绝大多数, 尤其从2000 年起中国农产品期货交易已经开始趋于向原料性大宗农产品集中(图1和表2)。

1.4 规范发展阶段(2001年以来)2001 年3 月,“十五”规划纲要首次提出“稳步发展期货市场”, 为中国期货市场多年的规范整顿划上了句号;2002 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 不仅为期货市场进一步发展扫除了理论认识方面的障碍, 也预示着中国期货市场发展新阶段的到来。从2001 年开始,期货市场逐步趋于活跃, 出现恢复性增长, 并于2003 年超过之前的最高水平, 全年成交金额达到10.84 万亿元, 其中农产品期货占77.1%;2004 年农产品期货成交额稍有下降, 但近几年一直稳步上升,尤其是期货市场发育或功能发挥所需具备的现货市场条件比较好的原料性大宗农产品期货的交易越来越活跃(图1 和表3)。2007 年3 月起, 国务院和证监会陆续颁布了有关期货交易、期货交易所以及期货公司等的相关条例和办法, 为中国期货市场的进一步稳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宏观环境。

一、中国建立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初衷——回避现货交易风险

农产品作为日常生活食品的来源和工业原料，其流通状况涉及到农民利益、国民生活和工业发展，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无不重视农产品的流通环节。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商业经济的健康发展，农产品生产和流通实行了以市场调节为主，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和流通。但同时也出现了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和农产品买难卖难的问题，使得农民和消费者的利益受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不失时机地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引入期货市场机制，通过期货市场特有的价格发现和回避风险功能，使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风险转移，从而起到缓解农产品价格波动、稳定农产品生产和流通的作用。

一、农产品期货市场对农业发展的作用

首先，农产品期货交易市场成为农民种地卖粮的好指导。农产品的生产周期比较长，价格波动也非常剧烈，生产者承担着巨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随着国家对农业生产的大力扶持和农业保险的逐步实施，对农民来说，他们面对的最大风险不再是自然风险，而是价格风险。

其次，成为企业改善经营和保值避险有效工具。对于很多现货企业来说，期货市场的主要作用是套期保值。还有的现货企业，将期货市场作为调整经营策略和方向的指示器，在长期参与期货市场的过程中，摸索出了一套利用期货市场价格信息进行经营的有效策略。

同时，期货市场价格信息反映市场预期，可以为国家宏观调控提供科学的参考信号，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和针对性；并且期货市场价格信息传导效率高，对现货市场影响大，国家宏观调控信息通过期货价格信息传递，能够减少信息传导的时滞，提高政策实施的效率，增强调控效果。

中国从1988 年起开始研究期货市场。与美国等其它国家不同的是, 国外的期货市场是自然生成的, 是根据生产经营者的需要“自下而上”自发产生的, 中国的期货市场是由各级地方政府或政府主管部门“自上而下”自觉建立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 价格体制、外贸体制及对商品交易的管理体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 “三角债”、违约现象屡禁不止。期货市场可以有效回避或减少这些风险, 这成为中国当时建立农产品期货市场的重要原因。

1990 年6 月, 中国第一家以期货交易为目标的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建立。1993 年5 月该市场正式推出了小麦、大豆、绿豆等5 个期货交易品种。上海粮油交易所于1993 年6 月开始小麦、大豆、菜籽油等农产品的期货交易。除此之外, 海南中商交易所推出了天然橡胶、原糖期货交易。苏州商品交易所、北京商品交易所、天津联合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等交易所也陆续推出了其它农产品品种的标准化合约。农产品期货交易的品种、数量在全国逐步扩大

3．1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建立 3．1．1 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产生的背景

我国期货市场的产生起因于80年代的改革开放。经济转轨要求国家更多地依靠经济手段，依靠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调节经济。80年代的改革是沿着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这两条主线展开的。价格改革最早从农产品开始，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农业生产得到很大发展。国家实心价格双轨制，除计划订购外，可以议价购销，市场调节范围不断扩大。随之，出现了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农业生产大升大降，买卖问题此消彼长，政府用于农产品补贴的财政负担日益加重等一系列问题。这其中，现货价格失真并且市场本身缺乏保值机制，一旦价格波动，政府必须出面，甚至承担全部价格风险。能不能建立一种机制，既可以提供指导未来生产经营活动的价格信号，又可以防范价格变动造成的危险呢? 80年代后期，一批学者提出了建立农产品期货市场的设想。1988年初，国务院作出重要指示，决定研究期货交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商业部等部门开始组织力量进行期货市场研究，并成立了期货研究小组，系统地研究了国外期货市场的现状和历史，组织人员到国外期货市场进行考察研究，积累了大量有关期货市场的知识。

3．1．2 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建立和发展

经过一段时间的理论准备后，我国的期货市场开始进入了具体运作阶段。1990年12月，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经国务院批准，以现货交易为基础，引入期货交易机制，作为我国第一个商品期货市场正式开业。到1993年，由于人们认识上的偏差，尤其是部门和地方利益驱动，在缺乏统一管理的情况下，各地各部门纷纷创办各种各样的期货交易所。到1993年下半年，全国各类期货交易多达50余家，期货经纪机构近千家，中国期货市场建设一哄而起，盲目发展。期货市场一度陷入了一种无序状态，如交易所过多、分布不平衡、品种重复设置、设计不合理、地下非法交易泛滥、盲目开展境外交易、大户联手操作、欺诈投资者等，多次造成期货市场风险，直接影响其市场功能的发挥。

在经过了长达7年的清理整顿之后，期货业的规范程度大大提高了，期货业的规范形象已初步树立起来。无论内部条件，还是外部环境，我国期货市场都已经具备了发展期货投资基金的基本条件。

①清理整顿任务基本完成，期市规范程度大大提高。从期货市场自身条件来看，经过清理整顿，期市规范化程度显著提高，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有了一套比较系统的法规体系。国务院颁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及证监会出台的四个管理办法已正式施行，为期货市场的长期规范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二是监管体系和市场结构逐步完整。我国期货市场的监管体制发生重大改变，初步建立了中国证监会垂直管理体系，监管思路符合市场规律，监管能力显著提高。期货交易所从14家撤并到3家，经纪公司从原来的300家压缩到170余家，期货经纪公司充实了资本金，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经培训和考核获得了从业资格，交易所和期货经纪公司的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规范运作的自觉性显著提高。三是经过几次升级和改造，期货市场的交易和信息系统更加成熟，其容量、速度、安全等主要指标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四是投资者操作R趋理性。经过十年磨练，投资者对期货市场的功能特征、运行规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操作手段日趋成熟和理性，法制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明显增强。总之，经过几年实践，期货市场己建成一套严密的交易、结算与风险控制制度，特别是经过一系列风险事件的洗礼，期货市场风险监控技术与能力得到大幅提高，目前己能有效遏制期货市场较大风险事件的发生。现有的市场基础和条件，非常有利于推出期货投资基金。

②实践造就了一批专业的期货管理与投资者队伍。目前，我国专业期货经纪公司有170余家，期货经纪公司的最低注册资金由原来的一千万元提高到三千万元，大大增强了经济实力，一些大型期货经纪公司脱颖而出。另一方面，期货经纪公司不得从事自营业务的规定，使经纪公司的风险大大降低，自有资金显得比较充足，这就为发起成立期货投资基金创造了条件。同时，期货经纪公司不从事自营业务，也可以避免关联交易的发生，打消投资者的顾虑，这从制度上保障了期货投资基金的公正性。此外，通过培训和长期实践，期货市场从业人员的素质得到提高，造就了一支既懂期货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期货管理人员、经纪人与投资者队伍，为期货投资基金的试点成功奠定了人才基础。

③期货市场达到一定的规模。在经过长期的低迷之后，目前我国期货市场恢复性增长势头良好。2003年中国期货市场在国内外大环境趋好的背景下，大连、上海和郑州国内三大期货市场全面活跃，交易规模已创历史最好水平。据统计，2003年，全年交易额累计达10．84万亿元，一举刷新了1995年创下的10．12万亿元的历史新纪录。这说明，我国期货市场经过几年规范整顿，正逐渐迎来新一轮发展空间，已经进入规范发展新阶段。权威部门预测，我国期货市场未来发展的环境继续看好，理由如下：第一，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带来了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进而引起包括生产资料、农产品等一系列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增加了生产、经营者利用期货市场套期保值、回避价格风险的需求；第二，中国经济增长的增量，成为国际市场供求变化的主要变数，在铜、铝、大豆等主要期货品种上，中国期货价格对国际期货市场价格的影响不断增大，中国期货市场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第三，党的十六大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决定》中明确指出“稳步发展期货市场”，确定了期货市场的重要地位，为期货市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因此，有理由相信，我国期货市场容量将继续扩大，交易规模将更加扩大。

2000年底，期货业协会成立，我国期货市场三级监管体系初步形成。我国农产品期货的几个品种中，大豆、小麦与国际市场联系紧密，大豆、小麦期货为引导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服务粮改，衔接粮食生产、主销区的购销关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大豆、小麦期货在价格预期指导和为粮食生产、经营、加工企业提供转移风险的手段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显现出了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

第五篇：发展历程

2014年

3月

“星艺装饰”荣获中国驰名商标。

2013年

2月

2月10日（大年初一），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对星艺艺术院的春节大型艺术设计特训活动（庐山特训营）进行了报道。

3月

3月在广州市建筑装饰行业协会成立25周年庆典大会上，广东星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获评“突出贡献单位”，余敏总裁荣获“突出贡献奖”、设计师郭晓华、袁霄、魏已成荣获“优秀设计师”称号。

7月

星艺文化理念重新提炼和颁布：

星艺价值观：客户赞许 员工依恋 社会尊重

星艺经营理念：设计经典 质量第一 顾客至上 学习创新 星艺精神：敢为人先 恪守勤俭 诚信正直 勇于奉献 质量锤宣言：让工地开口说话 沟通理念：做装修=做朋友

广告语：把装修交给我们 您放心上班去 口 号：我们一起努力„„

8月

8月，经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复审评定，广东星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第六次荣获“AAA级”企业信用等级证书。

8月22日，广东星艺装饰集团设计学会理事会换届大会在丽江召开。星艺创始人余工当选名誉会长，星艺设计研究院钱际宏当选会长，徐橘当选秘书长。

10月

10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和《中国工会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街道总工会批准，广东星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正式成立。

10月22日，工会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从140名会员代表中采取无记名投票直接选举产生7名工会委员、3名经审委员、3名女职委委员。

10月29日，第八届“中国企业报刊(通讯)大会”在重庆举办。会上，经由国内新闻界、学术界专家组成的评委会对呈报的材料进行审核，《星艺装饰导报》在众多国内报刊中脱颖而出，一举摘得第八届“中国企业报刊金纽带奖”“中国优秀企业报刊奖”“中国企业报刊封面奖”“中国企业报刊摄影奖”“中国企业报刊杰出主编奖”五项大奖。

12月

12月7日9日，CIID第二十三届(哈尔滨)年会开幕。会上，2013年第十六届中国室内设计大奖赛“学会奖”颁奖揭晓：广东星艺装饰集团荣获2013中国室内设计学会奖“最佳设计企业奖”； 广州工程总公司知名设计师谭立予设计作品《2807号公寓》荣获住宅工程类金奖；集团总设计师、星艺设计研究院院长、星艺设计学会会长钱际宏和广州工程总公司知名设计师谭立予分别荣获“中国五十位优秀青年室内设计师”荣誉称号；南宁公司设计总监李明荣获“中国优秀青年室内设计师提名奖”荣誉称号。

12月底，由星艺装饰文化传媒中心策划编著、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运作的大型设计专著“一个城市的幸福”系列图书陆续出版发行。

2012年

2月

2月16日，广东星艺装饰集团成立20周年庆典大会在广州隆重召开。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会长李秉仁先生、副会长刘晓一先生和中国住宅装饰装修委员会秘书长张仁先生莅临大会。会上李秉仁会长发表重要致辞对星艺装饰在行业自律、诚信经营、社会责任等方面充分肯定，并对星艺装饰的未来赋予了厚重期望。三位领导并为庆典大会题词，李秉仁先生的题词：“高举科学发展旗帜，转变发展方式，创新经营管理，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刘晓一先生的题词：“星级服务乃企业文化建设之本，艺术家装集全球风格总汇。”张仁先生的题词：“二十年行业领先，再续写辉煌篇章。”

星艺装饰创始人余静赣先生作了题为《做装修，就是做亲戚，做幸福》的重要讲话。

广东星艺装饰集团董事长周晓霖先生发表了题为《星艺的力量》的重要讲话。

庆典组委会邀请了全国客户、媒体、行业协会、合作伙伴和同行代表400余人参加了大会。

庆典大会上表彰了在企业发展20年来作出卓越贡献的10位功勋集体，20位功勋人物和60位杰出人物。

5月

《星艺的力量-广东星艺装饰集团成立20周年庆典纪念》大型图书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图书为集团首次以品牌名义向社会发行的出版物。

8月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前会长、88岁高龄的张恩树先生再访星艺装饰并题词：“忠于品质，致力幸福。”

10月29日在成都举行的第七届中国企业内部报刊（通讯）大会上，经全国新闻界、学术界资深报刊主编、专家和官员组成的评审团评审，《星艺装饰导报》以其鲜明的舆论导向、丰富的版面容量、厚重的标题质量和标准的文字质量等总体优势，一举奇得“中国企业报刊金纽带奖”、“中国优秀企业文化建设传播奖”和“中国企业报刊杰出主编奖”。

11月

11月8日在中国建设学会室内设计分会CIID 2012第22届年会上，我集团荣获“最佳设计企业”称号。设计师谭立予的作品《Mayu汇景新城》荣获住宅、别墅、公寓工程类金奖。设计师谭立予、郭晓华的作品《xy财东十楼》荣获办公工程类银奖。

12月

成立23家子公司，初步完成“集团-子公司-分公司”的三级管理架构

广东星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在广东星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届股东大会上，选举产生出第一届董事会和监事会，周晓霖任董事长，冷忠任监事会主席，余批生任副董事长。在第一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上聘任了新一届经营班子。余敏任总裁。

2011年

1月

在由新华社、《参考消息》报社主办的“2010先驱中国之夜”颁奖典礼上，星艺装饰荣获“2010绿色环保企业奖”。

江西美术专修学校落户星艺艺术学院。

3月

广东星艺装饰集团有限公司新网站正式上线。

4月

在央视一、二、三套进行品牌强势推广，掀起星艺二十周年庆典高潮。

8月

在井冈山全国经理人特训期间，提炼出“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乐观向上的创业精神；诚实守信的立企精神；不断进取的学习精神；成就大我的大爱精神之”“星艺精神”。

9月

星艺装饰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证书。

10月

《星艺装饰导报》荣获“2011中国十佳企业传媒”。

2010年

3月

星艺装饰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乙级》资质。

4月

确立了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为“经营大爱”，品牌核心价值观为“奉献幸福”。

广东星艺装饰集团正式成立，母公司名称变更为广东星艺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5月

4.14玉树地震后，全国爱心涌动，为灾区捐款。集团公司对玉树灾区的土旦才培、桑措等十五位大学新生进行完成学业的爱心助学捐助。

集团公司与阆品（LPL）软装设计机构强强联手，由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台湾和香港六大国际采购定制机构、14个国际定制工厂基地及30多位全球顶级设计师加盟，倾力打造“传承不可复制的永恒家居”，开创了中国国际家居定制模式的先河，星艺装饰由此迈上了家居全球化的道路。

8月

广东星艺装饰集团设计学会正式成立，余工任名誉会长，钱际宏任会长。

10月

在中国国际空间环境艺术设计博览会、亚太空间设计师筑巢奖作品展览会及第四届国际艺术和平展上，星艺装饰荣获“2010年亚太优秀设计企业”、“2010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家居设计机构”两项大奖。

广东星艺装饰集团设计研究院成立，钱际宏任院长。

11月

星艺装饰与淘宝网签定战略合作协议，“星艺装饰旗舰店”登陆淘宝商城。

12月

《星艺装饰导报》荣获“2010广东省优秀企业报刊”。

星艺印象国际家居馆成立，相继推出“星艺”牌装修主材。

星艺设计师荣获第八届中国国际室内设计“双年展”八项大奖。

2009年

2月

“星艺有我四海尽飞扬 我因星艺人生畅豪情”——由郝峻作词、金旭庚作曲的企业歌《星艺人》录制并发行。

4月

《岁月留痕，星艺传说》——星艺最新企业宣传片问世。

9月

广东星艺装饰有限首届董事会、监事会由全体股东选举产生，周晓霖任董事长，冷忠任监事长，首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了经营班子，余敏任总裁。

10月

由董事长周晓霖领队，星艺经理人、设计总监14人赴美国考察。

罗照球主任代表星艺装饰出席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四川行活动，受到国家领导、国家部委领导、四川省党政领导亲切会见。

12月

在中国民营企业系列成就颁奖典礼上，星艺装饰荣获“最具成长性民营企业奖”。

2008年

2月

星艺装饰荣获“广东省著名商标”。

4月

星艺装饰被广东省工商局评为“2007全国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5月

5.12汶川大地震后，星艺装饰分别在都江堰、德阳、安县、捐建三所爱心学校。

中国建筑装饰行业协会授予我司“企业信用评价AAA级信用企业”称号。

12月

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全国住宅装饰装修行业总结表彰大会暨行业发展高峰论坛大会上，星艺装饰荣获“改革开放30年全国住宅装饰装修行业最具影响力企业”称号；星艺创始人余静赣先生荣获“改革开放30年全国住宅装饰装修行业杰出贡献人物”称号；星艺设计作品“颐和山庄毓秀阁1702室”等一批施工工程荣获“全国住宅装饰装修行业示范工程”大奖。

2007年

8月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名誉会长张恩树视察星艺装饰并题词：“创新发展，行业领先。”

11月

星艺装饰获“广州市著名商标”。

12月

星艺装饰荣获中国建筑装饰装修协会“全国住宅装饰装修行业百强企业”称号。

2006年

9月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星艺装饰，这是星艺首度被中央级新闻媒体关注。

在“第六届中国室内设计双年展”这一中国影响最大、水平最高的室内设计展上，星艺设计师占据二十多幅获奖作品中的六席。

11月

《星艺装饰导报》创刊100期。

12月

2006年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住宅装饰装修委员会成立大会暨行业可持续发展报告会胜利召开，星艺装饰高票当选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住宅装饰装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单位。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为星艺装饰颁发“知名品牌企业”、“全国住宅装饰装修行业AAAA级诚信企业”、“全国住宅装饰装修行业企业创新奖”、“全国住宅装饰装修行业特别贡献奖”等多项大奖。

2005年

1月

星艺装饰品牌事业部成立。

8月

组织百名经理、总监到欧洲考察。

发布“全国联保宣言”。

9月

星艺装饰当选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常务理事单位。

10月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会长马挺贵亲临星艺装饰总部视察，高度评价星艺装饰

在行业的地位：“行业发展的引领者、排头兵。”

12月

星艺装饰与中国建筑装饰协会联合发布《2006年中国室内设计流行发展趋势》。

星艺装饰被中国双百峰会组委会评为“2005年中国家居产业最具影响力装饰公司”。

星艺进驻全国2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直营公司达256家。

2004年

3月

星艺装饰商标名及标识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成功注册。

8月

星艺装饰创始人余工奔赴法国、美国、俄罗斯、德国、意大利、加拿大、瑞士、荷兰、卢森堡、比利时、日本等国家考察。

2003年

1月

100余名经理人在清华大学进行学习培训，拉开了星艺经理人每年半个月到国家重点大学脱产学习培训的序幕。

5月

余静赣先生在江西丰良创办“星艺艺术学院”，成为企业发展的人力资源“加油站”。

2002年

4月

星艺装饰与国家建设部合作，分别在北京、上海、杭州、广州举办公装特训班，培训工程项目经理200名、工程监理120名。

8月

星艺装饰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广东省建设厅颁发的《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资质。

通过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

9月

选派14人分赴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攻读MBA，成为业界首例。

2001年

10月

“绿色家装万里行”大型系列活动在广州、上海、北京、南京、天津、福州、杭州、成都、石家庄、厦门、深圳、中山、珠海等二十个城市同时举行，成为业界首家倡导健康、生态家居理念的装修装饰企业。

2000年

7月

向社会发布企业质量标准QB01/T07—2000《住宅装饰装修验收标准》。确立品牌目标：“为行业做榜样，打造中国人住的名牌”。

8月

购珠江花园物业——星艺大厦作为公司总部基地和内训中心。同年，星艺设计岛在珠江花园正式创立。

1998年

在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资500万，设立“广东星艺装饰有限公司（“星艺”取“广州市天河三星建筑设计艺术中心”之“星”和“艺”）继续承接原广州市天河三星建筑设计艺术中心所有业务，并以该公司的名义对外拓展，在全国开设分支机构。

确立品牌Log。

确立红色为企业标准色。

首创“家装现场咨询会”模式，该模式演化为星艺在全国独具一格的“家装文化节”。

首推“装修质量锤”宣言——“让工地开口说话！”自觉将工程质量和服务质量交给客户和社会监督。从而走上打造 “星艺装饰”品牌之路。

1997年

9月28日，第一家分支机构——深圳公司开业，开始实施“棋行天下的品牌扩张战略。

《星艺装饰导报》创刊发行，星艺装饰网站建立。

《星艺居》创刊。

确立团队口号：“我们一起努力！”

1996年

在广州主要媒体发布广告，成为全国业界首个在媒体发布广告的装饰装修企业。“把装修交给我们，您放心上班去！”成为品牌广告语。

“做装修=做朋友”的沟通理念形成。

1993年

注销三星服务部，并同时设立广州市天河三星建筑设计艺术中心，继续承接原三星服务部所有业务，创始人余静赣先生担任总设计师。提出十年目标——进入中国家居装饰行业三强。

1991年

余静赣先生在广州创立星艺雏体——三星服务部，属全国最早在工商部门

注册的民营家装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