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中华民族精神塑造(光明讲坛)

第一篇：史记与中华民族精神塑造(光明讲坛)

《史记》与中华民族精神塑造

演讲人：张新科 演讲地点：陕西师范大学文汇楼 演讲时间：2017年1月

作者：张新科 《光明日报》（2017年04月16日 07版）

司马迁是我国西汉时期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市）人，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1956年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他的巨著《史记》，展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三千年的中华民族历史，是中国文化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史记》以其深刻的思想，丰富的精神，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今天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是《史记》与民族精神。

大家知道，中华民族精神产生于先秦时期，到汉代基本确立，此后不断发展。《史记》正好是先秦至汉武帝时代中国历史最为丰富的载体，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精神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在《史记》中得以集中体现。要认识中华民族精神，《史记》是最好的切入点。

《史记》记载了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

要谈民族精神，首先需要了解我们民族形成的基本历史。先秦至西汉时期，是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尚书》、《国语》、“春秋三传”等著作对此都有一些零星记载，但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则是《史记》，它是一部通史，是先秦以来中国历史记载的集大成著作。

中华民族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远古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但《史记》略去三皇，直接以黄帝作为全书的开端，这是具有深刻意义的安排。首先，黄帝时期作为大一统的开始，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思想观念，即社会的发展需要统一而不是分裂；其次，把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祖先，中原和周边民族都是黄帝的子孙，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完整系统的民族谱系，中华民族的历史线索就从黄帝开始，一直延续下来，清人李景星《史记评议》就指出：“太史公史，始于五帝，重种族也，盖五帝始于黄帝，为我国种族之所自出。”

秦始皇统一中国，标志着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开始。《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统一天下后：“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秦王朝的中央集权制，统一货币、度量衡、文字等，为统一的民族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司马迁在《六国年表序》中也高度赞扬秦的统一是“世异变，成功大”。可见秦的统一在民族历史上的重要性。汉朝的建立，进一步实现了民族大一统，并且形成以汉族为主体、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匈奴等周边民族也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夏商周至秦汉时期，在汉族的先民——华夏族开发黄河流域的同时，各少数民族也在开发周边的地区，与中原华夏民族一起创造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华民族在文明历史的进程中，中原一带开化较早，文化较为发达，正如《赵世家》中公子成所说：“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司马迁之前，人们的民族观一直是歧视周边民族，并视为蛮夷。司马迁则以独特的思想，创立民族史传，如《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等，把四周少数民族纳入华夏民族的版图之内，并且将他们看成汉天子的臣民。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对民族列传的设立原因有明确的交代，如：“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纳贡职。作《南越列传》。”“吴之叛逆，瓯人斩濞，葆守封禺为臣。作《东越列传》。”

“燕丹散乱辽间，满收其亡民，厥聚海东，以集真藩，葆塞为外臣。作《朝鲜列传》。”“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由此可见大一统时代下周边民族对中原政权的认可。同时，周边各族与中原民族关系密切。如《南越列传》载：“南越王蔚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南越王是中原人，“杂处”说明不同民族的融合。《东越列传》记述了东越与中原的历史渊源：“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姓邹氏。”这些传记，在描述民族融合的同时，也写出各民族的生活环境和风俗习惯。如《匈奴列传》记载匈奴民族特点：“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之间还有通婚现象，《晋世家》载晋公子重耳因骊姬之乱逃亡至狄，赵衰随从。狄伐咎如（赤狄），得二女，翟以其少女为重耳妻，长女为赵衰妻。《匈奴列传》载周襄王娶戎狄女为后，还有汉初与匈奴的“和亲”情况。《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在匈奴时娶胡人妻并生子。中原国家也吸纳其他民族的人才为己所用，如春秋时期秦国，“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特别是《货殖列传》记载中原与周边民族之间的经济往来，《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更显示出民族之间的互相交往。司马迁站在汉代大一统的立场上，较为全面地记载各民族的历史，并且特别注意汉朝与周边民族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交往，尤其是武帝时期，征服匈奴，在河西设立郡县，在西南和两越地区推行郡县制，并派张骞通西域，都是促进民族融合的关键措施。司马迁还注意汉朝派往周边民族的使者为大一统社会所作出的贡献，如《西南夷列传》中的唐蒙、司马相如、公孙弘和王然于等，《南越列 3

传》中的陆贾，《大宛列传》中的张骞，等等。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发展情况来看，司马迁打破“种别域殊”的界限，把中国境内各民族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这无疑是进步的、积极的。

《史记》展现出来的中华民族历史，是由原始部落到大一统封建帝国的建立，由众多民族不断的融合到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统一体的形成。这个过程，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形态，出现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物，但总的趋势是走向融合、认同，这就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追求、价值取向奠定了基础。

《史记》展现了中华民族精神

《史记》在展现中华民族发展、融合历程的同时，也展现出中华民族所具有的精神风貌和价值取向。总的来看，中国地域辽阔，不同民族各有特点，各有精神追求，但经过长期积淀，互相包容，达到了普遍认同，形成了共同的核心价值目标。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对中华民族精神产生了重要影响。《史记》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精神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维护统一。《史记》展现了中华民族三千年的奋斗历史，尽管这个历程极为曲折艰难，但统一始终是人心所向。从黄帝开始，就为一统天下而“修德振兵”，此后，“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穆，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矣。”（《秦楚之际月表序》）这是司马迁对先秦以来统一天下艰难历程的概括。统一是人心所向。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对三十世家体例的解释说：“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 4

家。”并且对每篇的写作目的进行了说明，在20篇中使用了“嘉”字。这个充满赞誉性情感的“嘉”字绝大多数集中在周代诸侯国辅佐周王室和汉初维护中央统一的人物身上。《史记》“十表”每一表也都体现出了这部著作大一统的思想。

开拓进取。社会发展需要不断地开拓进取，夏禹“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就是开拓精神的体现。《史记》中体现进取精神的首先是帝王。中华民族的奋斗不能没有理想和目标，帝王就是这种理想和目标的代表，王迹兴衰变化体现着民族的奋斗历程。《史记》以帝王为中心，这是时代的必然，我们不必苛求司马迁。尽管像三代圣君、秦皇汉武等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野心，但当他们在结束分裂、统一天下时，或在巩固自己新兴政权时，表现出非凡气魄和力量，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因而受到人们的称赞。

社会发展是由各个阶层的人物共同推动的结果，天子毕竟是少数，因此，最能体现我们民族开拓进取精神的当是社会各阶层人物。以将相名臣而言，有的忠心耿耿，辅佐国君成就大业，如周公辅成王、管仲辅桓公、萧何辅汉王等；有的大臣敢于进谏，为国着想，如触龙说赵太后，张释之、冯唐面折汉文帝，汲黯直言汉武帝，等等；有的正直廉洁，奉公守法，如《循吏传》所记的孙叔敖、郑子产等“循吏”；有的为民请愿，除暴安良，如西门豹治邺等；有的出使四方，不辱使命，如蔺相如“渑池会”、张骞通西域等。三千年历史，战火不息，因而传记中出现了许多军事家：有的运筹帷幄，如张良、陈平等；有的驰骋疆场，如孙武、孙膑、司马穰苴、田单、廉颇、白起、王翦、韩信、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像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言壮语，代表了这类人物的进取精神。

《史记》人物中，值得我们注意的那些思想家，他们为了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积极开拓，表现出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创新精神，还有文学家的创造，体现了我们民族在精神领域中的探索精神。还有《史记》中的天文、历法、医学等领

域的特殊人物，也体现了我们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史记》中还有大量的下层人物，如游侠、刺客、商贾、俳优、卜者，等等，他们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可以说，下层人物虽然做的事情不一定惊天动地，但他们的进取精神同样应予以肯定。人类社会是由多阶层组成的，如果缺少了下层人物的进取奋斗，那么，社会这座“金字塔”也就缺少了坚实的基础。

坚韧不拔。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明设立列传的原因：“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但封建制度并没有给每个人建功立业创造条件，“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 《淮阴侯列传》），因而，建功立业是非常艰难曲折的。也正唯其难，才更显出奋斗者顽强不屈的精神，也更具有生命的价值。《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是一个热心救世的人物，他有宏伟的抱负，很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周游列国，宣传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主张。尽管到处碰壁，但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种精神给后代志士仁人以极大鼓舞。屈原为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与党人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甚至自己被赶出朝廷后，仍在不断地追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就是这种追求的真实写照与高度概括。司马迁身受宫刑，奇耻大辱使他痛不欲生，想一死了之。但是，《史记》还没有完成，如果一死了之，岂不是“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他坚强地活了下来，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史记》。司马迁在《史记》中还写了许多“隐忍就功名”的烈丈夫：伍子胥报仇，名垂后世；句践卧薪尝胆，称霸天下；范雎逃难，历尽艰险，终于权重秦国；季布为人奴而不死，终为汉代名将。正是这些人，给《史记》增添了生命力量，千载而下，仍使人激动不已。

革故鼎新。当旧的生存环境已经老化，没有生机、没有朝气时，一些有志之士，尤其是统治阶级内部较为清醒的人物，极力想给它注入新的活力。或革新，或革命，以改变或摧毁现实、建立新的生存环境为目标。改革，意味着改变传统，改变旧有的观念和做法，尤其是改革触动贵族利益时，往往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变法时，先以雄辩和果敢打消了秦孝公的疑虑，然后又与甘龙、杜挚等保守势力进行斗争，终于使秦国获得新生。但后来，保守势力又一次抬头，商鞅被车裂，成为悲剧人物。再如《晁错传》所记，西汉初年，中央集权和地方势力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晁错从加强中央集权的愿望出发，提出许多变革的策略，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削弱郡国势力，这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诸侯对他恨之入骨。结果，晁错被身斩东市，同样成为悲剧人物。

如果说革新还只是对现实进行轻微改造的话，那么，革命则是更激烈的改造现实的方式。《史记》所载的汤伐桀，武王伐纣，乃是改朝换代。一个王朝因为政治敝坏而走向覆灭，但同时又意味着另一个受民众欢迎的王朝的新生。对华夏民族来说，这是暂时的曲折和苦难，我们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就体现在这伟大的变革之中。“本纪”就是这个变革的具体体现。与改朝换代相关联的是起义。也正由于这些起义，推动了社会的向前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民族积极进取、勇于革命的精神。尽管起义多以失败而告终，但最终给后人的，却是一种可歌可泣的精神。

忧国爱国。忧患，这是个体生命一种普遍的精神现象。春秋战国时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则把这种忧患意识扩大到整个社会。忧患意识有着深刻而丰富的内涵，它饱含着生命的热情，是人的生命意志的顽强表现，促使人发奋努力，促使人追求“生”的价值。《屈原列传》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当社会处于分裂、动荡之时，忧患意识会成为一种积极的时代风尚，一大批有志之士，为社会的统一、安定而忧虑。如春秋战国时代，之所以出现百家争鸣局面，与思想家们的忧患意识分不开，尽管各家学说不完全相同、甚至针锋相对，但有一个共同的时代主题，就是如何结束战乱、统一天下。诸子百家的著作中，都有这些思想

家的自我形象，透过他们的理论主张，也不难看出他们的忧患意识。《史记》对这些思想家的忧患意识也都有表现。当然，在天下一统、新王朝刚刚建立之时，统治者为巩固政权也往往产生忧患意识，因而也会有共同的时代课题。如西汉初年，围绕着如何巩固政权问题，出现了一大批忧患人物，《史记》中记载的陆贾、贾谊、邹阳等，都为国家的长治久安而忧患，甚至在盛世也会出现“危言”。贾谊生活在“文景之治”的盛世，朝廷上下都以为可以坐享太平，独有贾谊深谋远虑，发出振聋发聩的忧世之言，表现出超前性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与爱国精神紧密相连的。忧国，正是为了爱国。在中国古代，爱国精神在不同阶段有不同表现，而且往往与忠君连在一起，但它已作为我们的民族心理，深深地积淀下来。《史记》所记蔺相如在渑池会上奋不顾身维护国家尊严，在内部不愿与廉颇争功，而是“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霍去病为国家忘自家、克己奉公，卜式输财助边，济国家之困，李广反击匈奴，保家卫国等，都体现了爱国精神。

崇尚德义。西周时，“敬德”思想就已成为衡量国君的一个重要条件。此后，社会急剧变化，人从神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人成为主宰自己行动的主人。而要真正做人，就必须注重道德修养。孔子的仁学思想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就个体人格而言，孔子强调“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孟子更追求大丈夫人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尤其是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格追求，给有志之士以巨大的鼓舞力量。在《史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许多国君德厚仁爱，受到民众拥护爱戴；而暴虐如桀纣的国君，则被民众推翻。《郑世家》记载子产的话语：“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执政者不得不实行一些于民有利的措施，以显示自己的仁德，尤其是新王朝建立之初，更是如此。像商汤、周文王、周武王、汉文帝等，被人称为仁爱之君。即使像“春 8

秋五霸”，也时常打出仁德的旗号，以争取人心。《孝文本纪》记载：“汉兴，除秦苛政，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当然，在《史记》中，我们更多的是看到志士仁人的高风亮节。伯夷、叔齐不愿食周粟而饿死；屈原为保持高洁人格而沉江自杀；鲁仲连宁愿“蹈东海而死”，也不忍秦国称帝；尤其是《赵世家》记载的“赵氏孤儿”故事中的公孙臼、程婴等义士，为保护赵氏孤儿而牺牲自己谱写出一曲动人的乐章。

《史记》所表现的民族精神，除以上所述外，还有：维护正义、反对邪恶；团结友爱、忠于职守，等等。

《史记》对民族精神塑造所起的重要作用

《史记》所表现的中华民族的生命及其精神，并没有随着时代的消逝而消逝，也没有随着历史的过去而凝固，而是一个继续流淌着的过程，它是传统精神，但经过净化、升华之后又变为现实精神，并指向未来。

《史记》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起了重要作用。民族精神不是抽象空洞的，是由无数个实实在在的个体身上所体现的精神而形成的，流淌在我们民族的血液中。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祖先，我们的民族精神就从这里开始发源。民族生命、民族精神犹如一江春水，细大不捐，兼收并蓄。在三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河流愈来愈宽，声势愈来愈大，力量愈来愈强。如果把整个中华民族精神比作一个母系统的话，那么中华大地上各个民族的精神就是一个子系统。在这些子系统里，有无数个富有生命活力的个体生命在跃动。它的跃动，使整个系统都充满了活力。《史记》中许多人物积极进取、刚强不息、勇于革命，也正是活力的体现。一个民族的大厦需要全民族的人来支撑。而《史记》中大量的优秀人物、脊梁人物，在支撑民族大厦过程中起了中坚作用，对民族精神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一部史书，《史记》通过独创的编撰体制展现我们的民族精神。司马迁第一次把中华民族三千年历史纳入一个巨大而又有系统性的载体之中。《史记》是纪传体著作，以人为核心反映历史的变化，所以，对于民族精神的展现主要是通过各阶层人物来实现，这些人身上有我们民族精神的徽记。本纪、世家、列传三体各有侧重，从不同的层面展现帝王、贵族、社会各阶层的人物。三体的开篇颇有深意，它们具有共同的思想特征，即以“德”和“义”立意，已经体现出我们民族的价值追求。本纪开篇《五帝本纪》，突出五位帝王的“德”和“让”，有德者有天下。世家第一篇《吴太伯世家》，司马迁在《自序》中阐明创作主旨：“嘉伯之让，作《吴世家》。”列传第一篇《伯夷列传》亦是如此：“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所以，司马迁选择人物，其中就蕴含着他的精神追求。一些高官厚禄之人没有进入史书反而一些下层人物入选，目的就是要突出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物。《史记》选择人物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人物精神的选择过程。“八书”展现不同时代的文化典章制度，揭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认识中华民族精神提供丰富的社会和自然环境背景。“十表”则以大事年表的形式清晰展现中华民族三千年历史的流程。因此，《史记》五种体例互为补充，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中华民族精神就是在这个系统中得以体现。

《史记》对于民族精神塑造的又一贡献在于，较为真实全面地记载了各民族逐渐融合的过程。通过这个融合过程，也体现了我们民族兼容并包的精神。如前所说，《史记》设立专门的民族列传，真实反映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史记》其他篇章中也往往注意民族融合问题。如《吴太伯世家》：“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说明吴国与中原之间的密切关系。又如《自序》所言：“嘉句践夷蛮能修其德，灭强吴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践世家》。” 10

强调句践与中原的关系。《晋世家》记载晋悼公时重用魏绛，“使和戎，戎大亲附。”晋悼公称赞道：“自吾用魏绛，九合诸侯，和戎、翟，魏子之力也。”体现出不同民族之间和平共处的特点。

《史记》为了展现人物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采用了一些独特手法。因为精神不是空洞的，而是通过具体的行为体现出来，所以往往在人物传记中放大某些事件。虞舜至孝，禹分九州，句践卧薪尝胆，商鞅变法强国，蔺相如渑池相会，田单复齐，项羽破釜沉舟，韩信背水一战，晁错削藩，李广治军，张骞通西域，司马迁发愤著书等重大事件，最能表现人物的精神，《史记》也就特别用浓墨重彩去描写。有时则通过一个小小的细节，体现人物的精神品格，如《吴太伯世家》记载，季札出使，北行时造访徐国国君。徐君喜欢季札的宝剑，但没敢说，季札心里也明白徐君之意，但因还要出使中原各国，所以没献宝剑给徐君。出使回来又经徐国，徐君已死，季札解下宝剑，挂在徐君坟墓树木之上才离开。随从人员不解其意，季札曰：“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表现了季札诚信的人格精神。廉颇“负荆请罪”表现知错就改，“公仪休拒鱼”表现廉政，甚至不知名姓的“漂母”，其助人精神也感动后人。另外，《史记》常常通过人物的语言描写、心理描写以及对比描写等手法表现人物的精神追求，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当然，司马迁敏锐的思想，独特的价值观、历史观，渗透在《史记》中，对我们民族精神的塑造起了关键性作用。司马迁是思想家，他要“究天人之际”，通过三千年历史找到了答案：推动社会巨轮前进的是人不是天，而每个人身上所体现的精神正是社会力量的集中体现。他要“通古今之变”，强调从“变”中观察一切，社会在变，人的精神也在变，我们的民族精神也正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逐渐形成。司马迁也正是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过程中，大胆突破传统思想观念，表达了不同于一般思想家的“一家之言”。正是由于司马迁独特的历

史观、价值观，使《史记》成为“史家之绝唱”，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载体。司马迁用自己的心血铸成了我们中华民族历史的长城，把我们民族的精神揭示出来，其贡献值得肯定。

《史记》所展现的先秦至汉代的中华民族精神，经过不断的扬弃、净化，成为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既要弘扬传统精神，又要呼唤更高层次的民族精神，为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张新科 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会长、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等。出版《史记与中国文学》《唐前史传文学研究》《史记学概论》《文化视野中的汉代文学》《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等著作，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外史记文学研究资料整理与研究》。

（演讲内容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3&ZD111《中外史记文学研究资料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

第二篇：抗震救灾与中华民族精神

论文题目：抗震救灾与中华民族精神

班级：测控091 姓名：朱彦荣

学号：200906040130

抗震救灾与中华民族精神

摘要：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积淀,当每一次灾难降临时我们都能看到这种精神的伟大魅力,它号召着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奋力拼搏,勇往直前.关键词：抗震救灾;中华民族精神

万众一心、同舟共济的民族精神在抗震救灾中的发扬光大和升华，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我们要让历史的进步补偿历史的灾难，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从战胜历史灾难的过程中形成并发扬一种宝贵的精神力量。灾难以它的突发性往往使人们在一定时间和一定条件下集中体现和认识到一种民族精神，但民族精神并不只是在灾难中形成的，更不只是在战胜灾难时才需要的。

实际上，我们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在自己的历史传承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首先，它有着独特的文化基因，根植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体现了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中国人民特有的人格力量。

其次，它也是中国人民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的初创时期，我们就是靠这种万众一心、同舟共济的精神战胜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从小到大，以弱胜强，打败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取得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发展。

第三，这一民族精神还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深刻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和人的素质的提高。在这次抗震救灾中，由于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许多新装备、新手段的运用，大大提高了救灾的效率，最大限度减少了人员的伤亡，特别是各种传播媒体的广泛报道，大大拉近了人们与抗震救灾的距离。以人为本的理念更是表明，改革开放对民族精神赋予了新的内容，把我们的民族精神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第四，社会主义制度是这一发扬和升华民族精神坚实的制度保证。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我国政府救灾反应之快、效率之高，动员之广泛，得到了全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它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为我们发扬和升华万众一心、同舟共济的民族精神提供了最坚实的制度保证。

万众一心、同舟共济的民族精神是我们战胜灾难的精神动力，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精神动力。抗震救灾需要这一精神，平时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也需要这样一种精神。这一精神在抗震救灾中的迸发和闪耀，提示我们要通过抗震救灾更加深刻地认识这一精神，更加自觉地弘扬这一精神，更加主动地在我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保持、发扬和升华这一精神，把各项工作做好，以实际行动支援抗震救灾。这样，我们不仅能够夺取抗震救灾的全面胜利，而且能够更有力地推动和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以巨大的历史进步补偿我们遭遇的这场历史灾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

古语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突如其来的地震大灾造成了生命和物质财产的巨大损失，但却为中华精神的成长提供了机遇。在抗震救灾中得到彰显的中华民族精神，有的是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上就已经孕育并培育成熟的精神，有的是限于地域和时间而在过去未能得到充分发展和提升的精神的基因或胚胎、但却在这次灾难中得到了充分发扬。民族精神是历史性和时代性、稳定性和流动性的统一，其发展既具有历史的连贯性，也具有时代的创造性。在这次抗震救灾的伟大战役中，中华民族精神得以彰显的主要原因，固然在于民族精神长期的传承。但是，还有一些原因值得我们思考。这些原因，从另外一个侧面看，恰恰是塑造中华民族精神时代特质和时代元素的条件。

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相结合，使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有了先进社会制度的保障。有史以来，民族精神的内涵和形态、其培育和发扬都与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紧密相关。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族精神显然会有别于封建制度下的民族精神，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民族精神也当然会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族精神。这一点，是近现代以来中外著名思想家 1

论文题目：抗震救灾与中华民族精神

班级：测控091 姓名：朱彦荣

学号：200906040130

们都有所关注并一直致力探讨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具有其他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她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彰显具有巨大的感召、激发和促进作用。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快办事、办好事的优势，她集中统一的组织机制和指挥体系，能够迅速地作出应对灾难的决策，统一指挥协调部署，使得上下一盘棋，既能够集中力量，又能够灵活高效。在紧要关头，能够迅速地统一决策指挥并举全国之力抗击特大灾害，这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我们看到全国上下齐动员，各级组织在最短时间内、最大限度地行动起来，从组织决策到保障实施，从物质供应到信息管理，从社会协调到机制布局，都充分体现了统一、灵活、快捷、高效，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应对自然灾害的制度优势的体现，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思想品质、价值取向、心理特征及精神风貌；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中华民族精神是指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的民族精神。

抗震救灾精神主要体现了民族精神中的爱国精神、自强精神和仁爱精神。

爱国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价值，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无尽源泉，是维护和保卫国家民族利益的永恒动力；自强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仁爱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准则。

抗震救灾精神是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伟大标识。

抗震救灾精神的丰富内涵：以人为本、生命至上，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科学理性、开放透明。

抗震救灾精神的深邃实质：在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融合中实现新时期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的高度统一，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精神的内在魅力。

抗震救灾精神的时代价值：凝聚力、创造力、文化力，作为应对挑战、迎接考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动力。

抗震救灾精神既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升华，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显示了党和人民的伟大力量，极大地增加了中国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险阻的勇气和力量，也必将激励着我们信心百倍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弘扬抗震救灾精神，对于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挑战，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2008，在新中国的发展史上很不寻常。面对严峻挑战和困难，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稳步向前推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顽强拼搏，共克时艰，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步伐，取得了新的成就。2008以来，我国相继发生雨雪冰冻灾害、四川汶川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特别是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全国人民展开了气壮山河、感天动地的斗争，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这种精神弥足珍贵，激励着灾区人民坚定信心勇气，重建美好家园；鼓舞着全国人民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努力奋斗。我们又站在国旗下，面对冉冉升起的国旗，我们该有多少感想“朝霞艳，国旗升，凝目立，添豪情”，同学们，请珍惜我们花朵般的年龄，用实际行动做出响亮的回答。

让我们用知识加汗水，以满腔热情，拥抱新希望，迎接这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21世纪吧.

第三篇：马克思与我们(光明讲坛)

马克思与我们

演讲人：孙正聿 演讲地点：吉林大学第三教学楼 演讲时间：2016年4月

作者：本报记者鲍盛华、陈鹏对本文亦有贡献 《光明日报》（2016年07月07

日 11版）

孙正聿 1946年11月生，哲学博士，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曾任教育部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吉林省哲学学会理事长，吉林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

编者按习近平同志“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理论上不彻底，就难以服人。我们要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聆听时代声音，更加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今年4月，孙正聿教授针对在校大学生的思想状况，以《马克思与我们》为题发表了一次精彩演讲。他从当代大学生的人生观、历史观、价值观入手，深入浅出地用马克思理论彻底性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生活、理解社会、理解历史、理解未来。我们相信，孙教授的这次演讲对于读者深刻理解习近平同志“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一定会有所帮助。

当代中国人，特别是当代大学生，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马克思。但是同学们认真想一想，你真的了解马克思吗？你真的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吗？你真的懂得马克思的当代意义吗？这就是说，虽然我们都知道马克思的名字，但是我们不一定了解马克思，更不一定理解他的思想，尤其是不一定懂得他的当代价值。所以，我选择“马克思与我们”这个题目，来和青年大学生做一下交流。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我讲“马克思与我们”，就是希望用马克思理论的彻底性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生活、理解社会、理解历史、理解未来。下面，我想和大家交流三个问题。

马克思与我们的人生观

人生在世最大的问题莫过于理解什么是我们自己。世界就是自然，它自然而然地存在，存在得自然而然。人生也是自然，自然而然地生，自然而然地死。但是从自然当中生成的人类，却要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寻求生命的意义，实现生命的价值。这表明，人同世界上其他的一切存在物都是不一样的。那么，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马克思首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人和动物一样，都是生命的存在；但是，动物的生命活动是“生存”，而人的生命活动是“生活”。什么叫生存？它的存在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统一的。动物同世界是一种直接的、肯定性的统一关系，而人不是，人是有意识、有目的的生命活动。所以，人是一种创造他自己的生命活动，创造他的生命活动是通过改变世界来实现的，所以说人与世界的关系，不是一种直接的、肯定性的统一关系，而是一种否定性的统一关系。

为什么动物是生存，而人是生活？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一对范畴，称作“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动物只有一个尺度，人有两种尺度。动物的一个尺度是什么？自己所属的物种的尺度。而人有两种尺度，人既有一切物种的尺度，又有自己内在本质的尺度。

人有两种尺度，这意味着人生活的生命活动是一种统一。什么统一？马克思称作“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人的全部活动，包括两个方面：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无论大家是学习文史哲、政经法还是数理化、天地生，我们都要去认识规律，这意味着人要合规律性地去生存，他才是生活。但是人又不是单纯地要合规律性。为什么要合规律性？人要实现自己的目的，所以人就要合目的性地去生活。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为什么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新理念”？这是因为，我们不是单纯为了发展而发展，而是为了实现人自己的目的而发展。所以马克思说，人是一种生活的生命活动，人生活的生命活动就在于他有两种尺度，这两种尺度就表明了人是一种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这种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人生活在世界上，它表现为“三理”的存在：1.人是生理的存在；2.人是心理的存在；3.人是伦理的存在。一个人的幸福，得满足这三方面的需要——比较充裕的物质生活满足你的生理需要，比较充实的精神生活满足你的心理需要，比较和谐的社会生活满足你的伦理需要，这三个缺一不可，而且人们在特定的处境之下，可能需要的、最渴望的是其中一个方面。人作为生活的存在，是非常复杂的，不是单一的生理满足、心理满足或伦理满足，而是一个统一的东西。所以，马克思有一句名言，他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当你去思考人的时候，你要提出两个问题：1.类问题；2.类思想。什么是人？这叫类的问题。有了人类文明，人就要追问什么是自己，这就是“类”的问题。古往今来的哲学家们，不仅仅是黑格尔、费尔巴哈，包括孔孟老庄，包括朱熹、王阳明，中国的思想家们同样在思考这个问题。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说，全部的哲学就思考两个问题，一个称作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一个称作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

关于“类问题”，哲学家们提出了各不相同的“类思想”。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对于类问题的理解，既有继承的一面，更有超越的一面。在黑格尔的意义上，马克思说这是一种“无人身的理性自我认识”，什么意思？黑格尔所理解的类是一种普遍的理性，黑格尔所理解的个人是一种个体的理性，所以黑格尔哲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个体理性如何认同普遍理性，从而使自己高尚起来，这就叫黑格尔哲学。什么是费尔巴哈哲学？费尔巴哈的个别和一般的关系，是人的感性的肉体存在与人的抽象本性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呢？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面提出，什么叫“类”？自由自觉的活动，或者称作感性活动。正是从这个现实的理解出发，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不是抽象的人性，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恩格斯把这个“提纲”称作“包含着天才世界观萌芽的第一个宝贵文件”。

作为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可能都要追问“我们为什么要活，我们生命的意义何在，生命的价值如何去实现”。因此，我们需要去理解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说，人不是一个自然的存在，人是一个生理的、心理的、伦理的存在，人就是一个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存在。

马克思与我们的历史观

人的本质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意味着人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更意味着我们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你是否是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取决于你能否掌握现代文明，而文明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马克思说什么叫历史？“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过程而已”。历史绝不是历史事件的堆积，历史就是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过程。

在马克思的这个命题当中，蕴含着一个极其深刻的思想。人们常问，到底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马克思有一篇非常有名的论文《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在这篇论文的开头，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这种创造活动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进行的”。在马克思这样一个命题当中，蕴含了一个极其深刻的思想，也是之前的哲学家们都没有回答、解决的问题。什么问题？人的历史活动和历史的客观规律之间的关系。

人们往往把历史规律理解为好像是和大家没有关系，就有这么一个客观进程，不是，马克思说什么是历史规律？历史规律就是我们人自己的活动所构成的。由此，马克思提出历史的辩证法，这就是马克思所论证的历史的前提和结果的辩证关系。马克思说了一段很长的话，他说：“人既是历史的经常的前提，也是历史的经常的结果，人作为历史的经常的前提，首先是历史的经常的结果。”我觉得这是马克思最深刻地阐释什么称作历史、为什么历史是有规律的说法。我们每一代人，都是创造历史的前提，但是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创建历史的前提，首先是因为我们是历史的结果。我们的上一代不仅遗留给了我们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关系，而且还遗留给我们整个人类的文明。我们是在已有的人类文明的基础之上，才能从事自己的创造活动。这样的创造活动，使历史呈现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的客观规律。

在《资本论》当中马克思说了这样一段话，“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对于理论的意义，既不能贬低，也不能夸张。不能贬低，因为掌握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就能够缩短并且减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阵痛。但是，即使你发现了人类历史运动的规律，历史本身仍然是不能跳跃的。马克思从最宏观的视野上，把我们人自身的存在区分为三种基本的历史形态：1.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文明当中的人对人的依附性的存在。2.以市场经济工业文明为基础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存在。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的历史”。3.人类终究要超越这样一种对物的依赖性的存在，而达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前提的一切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就是马克思从最宏观的历史上，对于人的存在形态的最高度的概括。在这种概括当中，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文化的内涵。

马克思说在自然经济、农业文明这样的基础之上，就是人对人的依附性的存在。在文明的意义上，在文化的内涵上，必然是确立神圣形象。为什么中国的皇帝叫天子，而且说他叫陛下？确立神圣形象。为什么会有宗教？会有上帝？人给自己制造了宗教和上帝。因为人作为一种依附性的存在，他要依附于群体，而在这个群体里面他必须树立一种神圣的形象，既要制造一种彼岸世界神灵的存在，又要对应设计此岸世界英雄的存在，所以过去都是英雄史观。

人的历史形态进入第二个时期，有了工业文明，有了市场经济，进入了一种取代了人对人依附性的存在，变成了人独立性的存在。马克思是怎么说的？马克思说市场经济中的人是一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存在”。如果我们最简单地对以农业文明所构成的自然经济和以工业文明所构成市场经济作一下对比的话，就能够清醒地知道，现在是一种怎样的时代。自然经济中的人的 依附性的存在，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经济生活的禁欲主义。为了经济生活的禁欲主义，必然是精神生活的蒙昧主义。而为了能够实现经济生活的禁欲主义和精神生活的蒙昧主义，必然诉诸政治生活的专制主义。所以以自然经济、农业文明所构成的传统社会，它是经济生活的禁欲主义、精神生活的蒙昧主义和政治生活的专制主义的三位一体。这样的一种三位一体，造成一种在农业文明、自然经济条件之下人的存在方式，人对人的依附性的存在。

市场经济也是三位一体，但它是经济生活的反对禁欲主义而要求现实幸福；精神生活的反对蒙昧主义而要求理性自由；政治生活的反对专制主义而要求民主法制。这就是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新的三位一体。经济生活要求现实幸福，精神生活要求理性自由，政治生活要求民主法制。为什么马克思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美国出了一套称作《导师哲学家丛书》的书籍。这几本书的名字分别是：中世纪《信仰的时代》、文艺复兴《冒险的时代》、17世纪《理性的时代》、18世纪《启蒙的时代》、19世纪《思想体系的时代》、20世纪《分析的时代》。每个时代都有它的最基本的理念，最基本的理念是表征人自身的存在方式。

关于市场经济，大家应该读一点儿马克思。读最应该读的《共产党宣言》，不敢说你一下子豁然开朗，但是一定给你带来巨大的思想冲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分析了什么是市场经济，他说了两面：首先，市场经济好像从地底下召唤出无数的生产力，在短短的几百年间，创造了人类几千年没有创造出来的奇迹。但是，就是在《共产党宣言》里面，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市场经济撕去了封建社会的田园诗般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抹去了一切职业的灵光，把一切都沉浸到金钱的冰水当中去。恩格斯说“片面性是历史发展的形式”；“历史总是以退步的形式而实现自己的进步”。我们大家，尤其是青年人，都应该去体会恩格斯说的这两句话。

马克思所要求我们的，是以历史的大尺度去反观历史的小尺度。毛泽东说，要以长远的利益、总体的利益、根本的利益去反观局部的、暂时的利益。

现代化给人类带来三个巨大的问题：1.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说，它造成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2.就人与社会的关系说，它造成了人在资本里面，或者说在对物的依赖性当中所构成的人的自我异化问题。3.就人与自我的关系说，它造成了所谓文化虚无主义的问题，或者说意义失落、形上迷失、找不到家园，一系列的说法。

我自己常说一句话，中国的问题不只是中国自己的问题，而是当代中国所面对的世界性的和时代性的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工业文明、市场经济造成的最大的改变是什么？马克思说“历史已经变成世界历史”，要以世界历史的眼光思考问题。今天人类所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现代意义上，没有一个问题是单一学科能够解决的，是需要大家共同来思考，去创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的问题。如果说，我们在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仅是有中国特色，而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世界性的、时代性的意义和价值。我认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需要从一种世界历史的眼光去思考问题。

我们思考任何问题要有巨大的历史感，一个没有历史感的思考是一个空洞的、玄虚的、没有意义的想法。恩格斯说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我们要有一种巨大的历史感，我们要能够承担起所要承担的使命，我们要活得有意义、度过有价值的人生，最重要的是学习。总书记说为什么要读书学习？他说通过读书起三个作用：激发思想活力、启迪哲理智慧、滋养浩然之气。我们应当在读书过程中，特别是在阅读和思考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过程中，形成我们的人生观、历史观和价值观。

马克思与我们的价值观

作为一个人，我们追问生命的意义，实际上是想实现生命的价值。马克思在他的中学的作文里边就提出，他的人生价值追求就是“为全人类而工作”。

马克思提出的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他所要追求的社会理想。而马克思给自己的座右铭是“目标始终如一”。大家读一读马克思的书，就会亲切地感到马克思不仅仅是为我们提供了学说、学术、思想、理论，而且马克思是一个活生生的、崇高的、大写的人，表达了一个人格化的社会理想，一个人格化的价值诉求。

在今天，我觉得青年人面对最大的问题是价值观的困惑。从现实来说，有四个大问题：1.市场经济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人们一切向“钱”看，就会形成一种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这样一种背景下，能否像马克思一样，确立一种“为全人类而工作”的伟大理想和价值诉求？2.当代中国社会已经从原来的熟人社会走向了陌生人社会。在一个熟人的社会，人们会对自己提出各种各样的道德要求，受到各种各样的道德、伦理的约束。但是现代社会发生一个深刻的变化，从熟人社会变成一个陌生人社会。什么叫现代化？现代化就是日常经验科学化，日常交往社交化，日常消遣文化化，日常行为法治化，农村生活城市化。这几“化”当中，最重要的是日常交往社交化，已经从一种伦理道德的要求变成一种不违背法律的底线，所以现在提出诚信等一系列问题。3.信息时代也好、网络时代也好、虚拟世界也好，总而言之，这意味着大家不仅仅生活在现实生活当中，而且生活在虚拟世界当中。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人们的价值观会是怎样？4.当历史变成世界历史以后，我们受到各种各样价值观的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如何来判断我们的价值观，如何有一种马克思的价值观和社会理想，我觉得这是 9 现在面对的一个巨大的、现实的问题。我们能否真实地体会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是否真正认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我想是这样一个实质性的问题。

从价值观本身来说，我觉得有一个需要青年人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提出，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当大家在讲价值观问题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是想一下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矛盾的次要方面。在价值观问题里面，主要矛盾是社会的价值理想、社会的价值规范和社会的价值导向，与我们每个人的价值期待、价值认同和价值取向之间的矛盾。通俗地说，就是“我们到底要什么”与“我到底要什么”的矛盾。

前面强调马克思说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需要搞清楚价值观问题：社会的价值理想是什么？它的价值规范是什么？它的价值导向是什么？另一方面，每个人，我们对价值的期待是什么？我们的价值认同是什么？我们的价值取向是什么？构成一对主要矛盾。而在这对主要矛盾当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社会的价值理想、价值规范和价值导向，所以我们要树立、培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人是历史的文化的存在，每个人的价值观都具有三个社会的东西：1.具有社会性质；2.具有社会内容；3.具有社会形式。价值观的核心问题是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仔细想一下价值观里面有什么东西？社会理想、社会制度、法律规范、伦理道德，你想想自己的价值观是不是这样？理论就是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各种概念系统，它决定着我们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我们的价值观首先是具有社会内容的，没有社会内容的价值观是不存在的。同时，我们的价值观都是有社会形式的。马克思说“人类是以各种基本方式去把握世界”。所以，我们的价值观是常识的、神话的、宗教的、伦理的、科学的、哲学的。真正的价值观离不开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每个人的价值观看起来是随意性的，但深层次隐藏 着社会的性质、社会的内容和社会的形式。正因为是这样，所以每个社会才能够用它自己的社会理想、社会规范和社会导向去引导个人去认同它的理想、规范和导向。在我们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候，应该抓住这样一对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我们只有这样去理解价值观，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为全人类而工作”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宏伟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

最后，送给大家五句话：健康的体魄是锻炼出来的，真实的本领是钻研出来的，美好的心灵是修养出来的，成功的人生是拼搏出来的，伟大的理想是共同奋斗出来的。

（本报记者鲍盛华、陈鹏对本文亦有贡献）

第四篇：中华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的三种含义

一是真正的民族精神仅是指反映人民群众利益和社会发展方向的精粹思想、进步观念和优秀文化，而不包括民族文化中消极落后的因素，只有从这一点上我们才能提“弘扬民族精神”。

二是民族精神是一个中性概念，既包括积极、优秀、进步、精粹的一面，又包括消极、落后，甚至粗俗、劣根的一面，应该反映一个民族的精神的整体面貌，是一个充满优弱长短的两面体，如果说前者是“民族的脊梁”，是“民族优良传统”，那么后者就是近代先驱者所说的“国民劣根性”。

三是民族精神作为研究的对象，应如实地把它看成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的精神形态，但作为宣传、弘扬的内容，则应当是民族精神中正面的东西。

要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八荣八耻”中的“八荣”，实质上体现、倡导了“八荣”精神。它们既源于传统的民族精神，又构成了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涵。精神、观念一旦形成，就具有稳定性与先导性，可以引导人们的行动，成为精神导向。江泽民指出：“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中华民族精神内涵宏大，它是民族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传统形态与当代形态的统一。关于其内涵有各种概括，不管如何概括，“八荣”精神都构成了其核心内涵。

一、“以热爱祖国为荣”——爱国主义精神

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爱国主义一般包括骨肉爱、乡土爱、民族爱、祖国爱、世界爱五个层次，它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凝聚一体的精神动力，深深植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之中。归宗炎黄、凝聚华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救国救民、爱国爱乡，恋土归根、报效桑梓等，构成了爱国主义的传统精神。早在春秋时代的《战国策》中就出现了“爱国”一词；东汉荀悦的《汉纪》中就有“爱国如家”的说法。儒家不但追求理想人格，而且孜孜以求国格，将国家的荣誉、尊严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为了国家可以“杀身成仁”。这种国格观构成了近代爱国主义的真正源泉。不少古代杰出的文学家都表现出浓烈的家国精神，即对乡土、国家执著的热爱。南宋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临终前在《示儿》中写到：“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企盼国家统一的爱国情怀感人至深。尽管那时的爱国主义带有某种历史局限性，但在国荣我荣、国辱我辱、“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意识熏陶之下，涌现了众多民族英雄，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业绩，并将这种爱国深情升华为崇高的道德责任。屈原、岳飞、辛弃疾、文天祥是如此，郑成功、施琅、林则徐、邓世昌也是如此。汉代苏武被扣异邦１９年仍持节牧羊、至死不降；岳飞的《满江红·怀古》表达了伟大的爱国情怀，后人每逢国家、民族危难时刻，往往借用它来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操；近代的朱自清教授一身重病，不愿领取外国人的一粒救济粮……“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形成的这种爱国主义传统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及其实践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将其发展到了新的境界。１９４２年邓小平在庆祝刘伯承５０诞辰时就讲：“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热爱自己的党，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优良品质”。

邓小平还一再声称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在党的领袖、将领和革命先烈身上都体现出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今天，热爱社会主义，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爱国的表现；反对“台独”，实现邓小平“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实现国家统一，也是爱国的表现。可见，“八荣”所提倡的爱国主义，正是民族精神中的核心精神。

二、“以服务人民为荣”——服务人民的精神

如果说民本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内涵，那么，作为民本精神升华的服务人民的精神则构成了民族当代精神的基本内核。民本精神倡导“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贵君轻”，提倡爱民、重民、亲民。《尚书·五子之歌》就记载了大禹的话：“民可近，不可下”。孔子认为，如果能作到“博施于民而济众”（见《论语·雍也》），那就是圣人，从而将民众摆上至关重要的地位。孟子则更明确地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见《孟子·尽心下》）的光辉命题。荀子及唐代魏徵都提出君民如同舟与水，民能载舟亦可覆舟的思想，主张为政应当爱护百姓。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也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君应为天下人服务。孙中山先生也认为，国家之本在于民。这些富于人民性与朴素民主精神的传统民本思想，对民本精神的形成影响很大。我们党立党为民，从成立之初，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定为党的根本宗旨，并在“三个代表”思想中明确指出党应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毛泽东撰写了《为人民服务》的光辉篇章，并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等思想。

鲁迅也写下“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名句。许多先烈与英雄模范人物努力实践服务人民的宗旨，如雷锋、焦裕禄、时传详、孔繁森等，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新一届党中央领导也特别强调“以人为本”，在“关注民生”方面身体力行。这样，就将朴素的民本精神升华为服务人民的精神，构成当代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涵。

三、“以崇尚科学为荣”——科学精神与学习精神

中华民族是崇尚科学的。孔子早就主张“不语怪力神”，不信神仙鬼怪。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有过火药、造纸术、指南针、印刷术等伟大发明；在古代的水利工程、数学、建筑学、天文学、医学、农学、纺织术、造船航海术、制瓷术、造纸术、冶炼术等方面曾有过辉煌成就，不少领域曾领先于世界；创作出《本草纲目》、《齐民要术》、《天工开物》、《农政全书》、《九章算术》等科技著作；涌现出以李时珍、毕升、沈括、祖冲之、宋应星等为代表的古代杰出的科学家群体。借助于唐宋以来开辟的陆上丝绸之路及后来的郑和下西洋及海上丝绸之路，中华民族以开放、博纳的胸怀接纳了不少当时国外先进的科技文化。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民族的科学精神有所衰落。五四运动，先进的中国人请进了“赛先生”（科学），引发了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科学精神在神州大地上再现曙光，并对中华民族产生深刻影响。我们党一贯倡导科学精神。毛泽东一生对科学寄予特别厚望，在他的著作中到处可见“科学”这一概念，他在方法层面上提出“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在具体科学知识层面上，他建议毛岸英兄弟“多向自然科学学习，……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

邓小平也强调“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光辉论断，党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号召建构“学习型社会”。科学技术是推动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历史进步的重要革命力量，是衡量一个国家、民族综合竞争力高低的重要标志。要振兴中华、强国富民，就要发展科学技术，确立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精神，树立起终身学习的社会氛围，提升科学素质。缺乏这种科学精神与学习精神，民族精神就缺乏了时代性。

四、“以辛勤劳动为荣”——勤劳勇敢精神

中国人历来以劳动为荣，是一个崇尚劳动、刻苦耐劳、勤劳勇敢的民族。墨家就反对不劳而获，主张自食其力。相传在远古时代，神农氏就“教民农作”，教给人民耕作方法。《史记》中有“舜耕历山”的记载，颂扬了古圣贤以身作则、勤于劳作的高尚品德。大禹治水在外一共１３年，三过家门而不入，体现了勤勉奉公、刻苦耐劳的精神。李大钊曾说，我认为人生求乐的方法，莫过于尊重劳动。北山愚公“每天挖山不止”的精神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坚忍不拔、刻苦耐劳的民族精神风貌，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一文中对此评价很高。毛泽东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又说：“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邓小平一贯倡导勤劳致富的原则。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光荣，劳工神圣。没有勤劳勇敢的精神，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丰富多彩的物质文明与光辉灿烂的精神文明的产生。党培育产生的南泥湾精神、时传祥精神、大庆精神、航天精神等，无不闪耀

着劳动的光辉。党的十六大报告也提出“必须尊重劳动”。今天我们已迈进信息网络时代，但劳动精神并未过时，勤劳勇敢精神仍是我们民族精神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五、“以团结互助为荣”——团结精神与集体主义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倡行群体本位的价值观与和合精神。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形成了兼爱互利、扶贫济困、凝聚和合、团结互助的优良传统，构成了源远流长的中华和合文化。墨家提出“兼相爱，交相利”，主张兼爱、非攻、尚同等原则。孔子则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主张以和谐为贵。西周末年史伯提出“夫和则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认为不同事物、因素的调和、共处，实现多样性的统一，事物才有发展；而同类事物的拼凑，就不可能发展。故“声一无听，色一无文”。孔子将此思想运用到社会领域中，提出“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和而不同”的命题，追求“和合”的君子境界，主张社会中的人际关系要和谐。荀子在讲到为什么单个的人力比不上牛马却能驾驭它们时说，这是因为人能结群，“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后，在斗争中也体会到，只有团结起来，发扬集体主义精神，拧成一股绳，才能取得胜利，所以“团结就是力量”。极力倡导中华和合精神的李瑞环同志说：“我们的祖先历来重视‘和’，崇尚‘人和’，主张‘和为贵’”。党中央近年更是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只有讲求和谐，注重和合，团结互助，才能形成和谐有序的人际关系，提升社会及组织的亲和力，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

六、“以诚实守信为荣”——诚信精神

“诚信”是中华民族五千年道德文明的精华，厚德载物、诚实不欺、恪守信用、言行一致，构成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儒家提倡“信”德，倡行重承诺、守诚信。孔子在《论语》中曾３８次提到“信”字，其中，有２４处体现了“诚信不欺”之意。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此话曾被毛泽东引用。在儒家看来，信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孔子告诫人们应每日“三省吾身”，其中“二省”就是反省自己的信用如何：“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儒家还主张“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老子则认为“轻诺必寡信”，主张不要因轻易承诺而失信。一些思想家还从“知行合一”角度提出“言必信，行必果”的命题。作为传统的道德规范，“信”既是立身处世、自我修养的基本原则，也是从政的基本准则。“瓜期不代”典故说的就是春秋时期的齐襄公因不讲信义而被手下将军杀死的教训。中国历代的商帮及百年老店都十分注意“以诚立业”，恪守商业信用，讲求生财有道，利以义取；讲究“秤平、斗满、尺足”。晋帮、徽帮是这样，宁波帮也是这样。信用是现代市场交易的一个必备要素，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信用经济。信用的影响遍及社会各领域，信用直接反映个人或群体对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规范的认同。人无信不立，企业无信不成长，城市无信不繁荣，社会无信不稳定。离开了诚信，和谐社会就难以实现。在素称“礼仪之邦”的中国，大力建设信用文化，努力弘扬诚信精神，是构建当代民族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

七、“以遵纪守法为荣”——法治精神

中国历史上虽有过“人治”、“礼治”，但也不乏“法治”思想。在治理国家方面，儒家主张仁政、礼治和德治，而法家主张法治、严刑峻法。从表面上看泾渭分明，实质上二者有不少一致性与互补性，即礼与法相通，刑与德可以并用。儒家道德制度学派的代表荀子就赞成法治，主张礼法并举，相互为用。他说：“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荀子·成相》）。春秋战国时期一些改革家主张以法治代替礼治。前期法家的代表人物管仲、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倡言“法治”，力图变革，以富国强兵。商鞅把法视为治国之道的根本基础，指出：“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商鞅书·修权》）。法家后期代表人物韩非继承了前期法家的思想，形成了一套法术之学，主张实行严刑峻法。他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韩非子·有度》说：“法不阿贵，绳不绕曲……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虽然他的思想具有阶级局限性，但这些话都是反对贵族制的，有其积极意义。后来秦王朝短命而亡，说明君主仅以严刑峻法实施统治是行不通的，必须做到德法兼治。贾谊认为，人主仁而境内和，人主义而境内理，人主公而境内服，人主法而境内轻，主张仁与法、德与刑并用。这一思想被汉朝统治者采纳并定为基本国策。在中国历史上主张建立“纲纪”、申明法纪，倡导遵章守纪、清正廉明的思想并不少见，类似“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观点也比比皆是。黄宗羲也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命题。这说明历史上中国的法治精神虽然相对薄弱，但法家思想对民族精神的影响还是比较深远的。今天我们党领导人民大力建设民主与法制，提出既要以德治国，更要以法治国，增加了许多传统法治精神中没有的新内涵，为丰富、发展当代民族精神做出了新贡献。

八、“以艰苦奋斗为荣”——艰苦奋斗精神

中国先贤历来倡导、实践一种先忧后乐、鞠躬尽瘁、不屈不挠、自强自立、勤俭朴素的精神。在漫长的岁月中，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但却几度衰微几度崛起，巍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这种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韩非子》说尧的主要美德是俭朴、爱民。他虽贵为部落联盟的大首领，却住茅草屋、喝野菜汤、吃粗米饭、用土碗土钵子。儒家倡导积极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效法大自然的生生不息来勉励自己不断进步，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命题。中国历史上曾涌现出众多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仁人志士，集中展示了中华民族的这种伟大精神。孟子曾列举过不少受困厄而自强不息、有所作为的人物，认为只有通过“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磨炼，才会有大作为。他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贪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为激励后人的不朽座右铭。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也列举了历史上一些处逆境而奋起、遇厄运而发愤著书的先贤。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还会升华、转化为傲然卓立、至大至刚的民族气节。此外，中国历史上关于勤俭节约、视勤俭为美德的思想也很多，如“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等等。我们党的领袖和英雄模范人物，都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典范。毛泽东曾以五代梁将韦睿“不贪财”、艰苦朴素的事例教育干部。他多次号召“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等。可见中华民族的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的精神同样源远流长。在物质条件大为改善的今天，这一精神在不少人中有所淡化，骄奢淫逸之风有所抬头。因此，今天在全社会倡导艰苦奋斗精神，有很大的现实针对性。

总之，“八荣”精神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代表，为弘扬、提升民族精神注入了新的强大动力。我们也只有从“八荣”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内在一致性的角度去解读“八荣”，才能领会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精神含量，也才会深刻理解“八荣八耻”提出的重大意义。

第五篇：楚人筚路蓝缕与中华民族精神

楚人“筚路蓝缕”与中华民族精神

作者：张硕

西周初期，楚人熊绎受封立国之时，名虽为国，实则只是一个部落联盟。这样一个辟在荆山、方圆不过百里的蕞尔小邦，位卑势弱，被中原华夏各族蔑视为“荆蛮”，连参加周朝盟会的正式资格都没有，只能做些为周王室看守祭燎的苦差。《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了楚人对这段历史的回忆和描述：“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筚路即简陋的柴车，蓝缕是破旧的衣裳，桃弧是桃木做的弓，棘矢是棘枝做的箭。这段话的意思就是，立国初期的楚人，坐的是简陋的柴车，穿的是破旧的衣裳，生活在草莽丛生的山林里。他们开垦荒山，辛勤耕作，还要在崎岖的山路中往返跋涉，为周天子当差效力，贡献弓箭等物品。楚人就是在如此艰苦恶劣的环境中迈出了奋发创业的第一步。

熊绎之后，楚国的几代国君继承先祖“筚路蓝缕”的精神，光大发扬，奋力开拓。不过数百年，在风云变幻、群雄逐鹿的春秋战国时期，楚人强势崛起，后来居上，春秋中期就问鼎中原，成为诸侯霸主。及至战国时期，灭国六十余，疆城随之席卷半个南中国，成为“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的声势煊赫的东方第一大国。楚文化更是被推向辉煌和极致，与中原文化比肩而立，竞趋争先。楚国历经数代人的奋力开拓，终于成就了“楚地千里，饮马黄河，问鼎中原”的霸业。楚人之所以能变弱小为强大、变落后为先进，创造出博大精深、风格独具的楚文化，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精神，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楚国的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一部“筚路蓝缕”的创业史。

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勤劳勇敢、自强不息而闻名于世的民族。楚人的“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可以说是耸立起中华民族史上不畏艰辛、艰苦创业的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