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大法官为何不审案
中国大法官为何不审案 2014-04-04
来源: 南方周末2014-04-0，作者:刘长、周楠。
编者按：12年前，中国首批大法官诞生，法官职业化改革全面启动。大法官群体的出现，寄托了公众对于中国职业法官的想象与期待：他们首先是“法官”，而不是“官”；他们身着黑色法袍，稳坐审判席上，敲响法槌，写下判决书。
从《法官法》到最高法院文件，都强调大法官的审判职责。然而，在公众视野中，亲自审案的大法官越来越少。南方周末记者检索公开可查资料发现，卸任及现任的110多名大法官中，仅能找出11位大法官亲自开庭的记录（特别说明：因条件所限，本文数据均为不完全统计）。
大法官是法官职业化改革的产物，也是改革的检验标尺。本应为法官楷模的大法官极少审案甚至从不审案的奇怪现象，凸显了深入推进法院去行政化、法官职业化改革的紧迫性。中央政法委书记撰文强调、最高法院郑重承诺——大法官回到审判庭，我们拭目以待。
多数能审案的大法官：懂法律，有经验。由于法官等级与行政职务挂钩，没学过法律、没审判经验，但因当上法院院长“自动”成为大法官的案例并不鲜见。
“大法官不审案，是因为管别的法官去了。”某位大法官从事了大量行政管理工作，如参加开学典礼、观看离退休干部美术展，唯独没有亲自主持庭审的记录。
“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3Q案”一审判决由广东省高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大法官奚晓明签署的终审判决书，不再有审判委员会的影子。
时隔6年，最高法院大法官再次坐上审判席。
2014年2月24日下午，“3Q大战”终审宣判：360败诉。
此案于2013年12月4日“全国法制宣传日”开庭，地点设在最高法院第一法庭，审判长是最高法院副院长、二级大法官奚晓明。
最高法院大法官上一次主持庭审，要回到2007年，同样选在12月4日，在最高法院第三法庭，时任最高法院副院长、二级大法官黄松有主审了一起家庭财产纠纷案件。
自2002年3月首次评定、晋升大法官，12年以来，中国产生了3位首席大法官和110多位大法官。南方周末记者据公开可查的资料统计，至少有11位大法官曾亲自主持16个（次）案件庭审，多于此前媒体所报道的5位。
迄今没有首席大法官和一级大法官留下审案记录。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最高法院和多个高级法院法官，但未能获取更多案例。
谁能审案：懂法、有经验
2013年12月4日当天，审判长奚晓明迅速将“3Q大战”的争议归纳为5个焦点问题。庭审中，大法官不时有针对性地发问，对互联网行业新的技术名词、经营模式皆信手拈来。
留下审案记录的11位大法官，多是这样的标准法律人：科班出身，长期在司法系统工作或从事法学研究。通俗点说，能审案的大法官，基本都有两把刷子：懂法律，有经验。
4位最高法院大法官曾亲自断案，个个都是法学博士。
第一位上场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是原最高法院副院长万鄂湘，2002年和2006年两度审案。在1996年调入法院系统前，万鄂湘是知名的国际法学者，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
后来因贪腐落马的原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留下的审案记录最多——至少4次，其中2003年和2007年两度审案被媒体广泛报道。他在广东担任法官近二十年，因组织审理湛江走私案扬名。
现任最高法院副院长江必新2003年8月26日审结了一起借款担保纠纷上诉案。江必新与周强同为西南政法1978级学生，毕业后一直在最高法院工作，1997年曾参与审理“中国行政诉讼第一案”深圳贤成大厦案。江拥有北大法学博士学位，是第二届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著作主要集中在行政诉讼领域。
审理“3Q大战”的现任大法官奚晓明，也是北大法学博士，同样在最高法院一步步成长，为资深民商事法官，参与过合同法、公司法等多部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起草工作。
其余7位亲自审案的大法官，来自地方高级法院。
原吉林高院院长张文显是知名的法理学家，担任过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其所编著《法理学》被视为经典教材，作为学者，他曾以兼职律师身份打官司。张文显现为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
原河北高院院长刘瑞川、现任浙江高院院长齐奇，都是资深的司法官。刘瑞川毕业于北大法律系，晋升大法官之前，已当了近三十年法官；毕业于华东政法的齐奇，长期在上海检察院和法院系统工作，当上海市高院常务副院长时也有亲自审案纪录。
现任青海高院院长董开军是中国社科院民法博士，在审计署法规司、北京市政法委、司法部等部门工作过，没有审判经历。但自2007年11月调任青海高院常务副院长之后，多次审案。
非法律科班出身的只有3人。
原湖南高院院长吴振汉毕业于中文系，但在法院和司法行政系统工作了二十多年。2004年2月，中纪委外围调查阶段，吴还以高院院长身份亲自主审了一起绑架杀人案。
原黑龙江高院院长徐衍东和现任广西高院院长罗殿龙，既非法律科班出身，在晋升大法官之前也没有审判经验。
但哈军工毕业的徐衍东，却在首批大法官诞生后第一个审案，比万鄂湘还早。2002年9月，他担任审判长主审了一起杀人案，而且罕见地当庭宣判。徐在黑龙江当过市委书记、省长助理，与法律唯一的交集是当了5年省政法委书记（包括3年公安厅长）。
罗殿龙2011年亲自开庭审理了5起减刑案件。他学的是哲学，在广西当过县委书记、市委书记，有一段不到两年的市政法委书记经历。
由于法官等级与行政职务挂钩，从未系统学过法律、从未审过任何案件，因当上法院院长“自动”成为大法官的案例并不鲜见。
不过，自“十八大”以来，越来越多资深法律人晋升大法官。外界对大法官亲自判案的期待越来越高，包括西南政法毕业的最高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周强。
审啥案、怎样审：应起示范作用
奚晓明大法官选择在“全国法制宣传日”开庭审理“3Q”案。这一天也是最高法院的公众开放日，有80余位公众代表入庭旁听。电视台、广播、网络进行“全媒体”全程直播。
6年前的同一天，大法官黄松有主持分家产官司庭审，央视录制了特别节目《大法官开庭》，中国大法官第一次通过电视节目与公众见面。
从电视节目标题可见，面向全国公众的审判，看的是“大法官”的表现。
奚晓明率领的合议庭阵容强大，成员包括最高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孔祥俊、副庭长王闯等4名法官。
如此高规格的合议庭，基本上是大法官断案的标配——大法官亲自担任审判长，相关业务庭的庭长、副庭长参与。
能入大法官“法眼”的案子，往往有特别的理由。
“3Q大战”打到最高法院，诉讼双方均视为“终极之战”。最高司法机关如何界定互联网领域的竞争规则？长达四万字的判决书给出了答案。
现行法律没有规定大法官的择案标准，可供参考的是2007年3月最高法院发布的《关于完善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制度的若干意见》，有四类案件被提倡由他们审理：
1、疑难、复杂、重大案件；
2、新类型案件；
3、在法律适用方面具有普遍意义的案件；
4、认为应当由自己参加合议庭审理的案件。
“3Q大战”符合多种类型：重大（创同类案件诉讼标的额之最的1.5亿）；疑难（技术创新、自由竞争和不正当竞争的界限）；新类型（最高法院审理的第一起涉及互联网领域不正当竞争的二审案件）。
现任浙江高院院长齐奇2010年4月审理的引渡案，在浙江省是首例。齐奇当庭裁定准予引渡。他对这类案件并不陌生。中国首起涉及俄罗斯当事人的引渡案件，就是齐奇在担任上海高院常务副院长时审理的，结案后他还与同事撰写了一份“引渡案件审查工作要领”。
除了上述两个案例，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其他9名大法官审理的，都不是热点案件，也算不上特别重大疑难，更看重的是“在法律适用方面具有普遍意义”。
在一位基层法官眼中，这些案件都是常见的案件类型，往往契合当下的法律政策热点或司法价值理念。
原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审理了3起合同纠纷案，还特别挑选了一起分家产官司，他的理由是——“家事如天”。他从此案的发展过程，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庭财产结构发展变化的轨迹，民众法制观念、维权意识的增强。
上述4起案件，有两起以调解方式结案。其时，正逢调解手段得到大力倡导，召开民事调解会议，或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时，代表最高法院出面发言的，往往就是黄松有。
2006年3月，原河北高院院长刘瑞川开庭审理了一起抢劫案死刑二审案件，并要求全省法院推广，以回应最高法院死刑案件二审必须开庭的新政策。“目的都是对生命权的尊重，不错杀，保证每个死刑案子都办成铁案。”
2011年9月20日，广西高院院长罗殿龙亲自开庭审理了5起重刑犯的减刑案件，专门邀请各界代表旁听。据介绍，这是为了推进“阳光司法”，示范性地将减刑过程公之于众。在以往，减刑、假释案件是不公开开庭的，由此引发暗箱操作“花钱买自由”的担忧。
大法官审案过程中的细节，被媒体悉数捕捉到。
审理家庭财产案件时，黄松有没有选择气势恢宏的大法庭，“大法官希望让当事的这一家人能够近距离、面对面地交流”。
刘瑞川主持的庭审中，被告人不戴戒具，着一身休闲服装坐在被告席上，审判长向被告人发问时多使用“请”字，“无罪推定原则充分渗透”。
大法官不仅参与审案，还决定案件的结果。
徐衍东、齐奇审理的两起案子，都是当庭作出裁决。“3Q大战”一审判决由广东高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大法官奚晓明签署的终审判决书，不再有审判委员会的影子。
一起案件由大法官或由普通法官主审，在法律上他们所拥有的独立审判权并没有本质差别。不过，不少重大疑难案件的判决，是领导审批、向上级法院请示、或由审判委员会决定的结果。
审判委员会是中国特色司法制度，虽能起到“把关”案件质量作用，但因审、判分离——不参加庭审而作裁定，且不公开，数十年来一直饱受争议。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均是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而其余大法官，则是各地方高院审判委员会的主持者。
不审案的大法官：管别的法官去了
11位亲自审案的大法官，都是二级大法官。3任首席大法官和5位一级大法官，都没有留下审案记录。
东部某省一位中院法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省高院院长在担任其所在中院院长时，就已不审案子了。
“在法院科层制下，大法官不审案是正常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侯猛分析，大法官要承担更多的司法管理职能，比如，案件审批和司法解释制定、协调。
侯猛曾对某位大法官首次出任最高法院副院长547天任期内的活动做过简单统计，发现他从事的是大量行政管理工作，诸如国家法官学院培训班开学典礼、观看最高法院离退休干部美术展等。唯独没有亲自主持庭审的记录。“他在任时太忙。”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更直截了当：“大法官之所以不审案，是因为他们在管别的法官去了。”
中国的法官等级制度是在1995年制定通过法官法时确立的，分“四等十二级”：首席大法官、大法官（一级、二级）、高级法官（一级至四级）和法官（一级至五级）。
最高法院院长为首席大法官，通常有一位副院长为一级大法官，其他副院长、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和各地方高级法院院长则为二级大法官。
可见，大法官之所以能成为大法官，首先是要具备相当的职务资格，这也使得他们的职责有别于纯粹的办案法官。
《法官法》没有具体描述大法官的职责，仅从法官的行政职务角度规定：“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除履行审判职责外，还应当履行与其职务相适应的职责”。履行审判职责是否意味着必须亲自开庭审理案件？也没有明说。
一位高院院长曾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自己实际上“早已经进入了办案的角色”：有的案子批示了几十次，“进入了具体的细节”，没有必要亲自开庭。他还认为，作为法院院长，最重要的任务是带好队伍，“从某种意义上比办一个案子更重要”。
对于审判和管理的双重角色，审过案子的大法官有不同理解。
原湖南高院院长吴振汉打过这样的比方：“作为院长，作为大法官，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自去尝一尝，这对如何抓好审判方式改革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位原最高法院大法官在他的第一次审案结束后对媒体表示：大法官开庭审案只是正常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已，不应当成为什么新闻。
“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人在法院当了个什么‘长’后，亲自开庭审案就很少了，甚至不开庭审案了，这是不应该的，”他说，“院长、庭长首先是法官，是法官就应当能够走上法庭审案，这是一名法官应该具备的基本功。”
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多名大法官在晋升前都曾开庭审案，晋升之后反而难觅审案的公开记录。
近几年，大法官们与公众最近的距离，在各种大接访现场。公开报道显示，最高法院副院长、大法官景汉朝于2011年11月在呼和浩特亲自参与调解了一件长达18年的信访积案。“亲自包案”、“带案下访”，是媒体近年来报道大法官们的热词。
侯猛认为，大法官不审案现象，是法官职业化的问题，“是政治、人事、司法制度之间相互纠缠的问题”。
第二篇：揭秘中国首席大法官的权力︰鲜少审案多在协调
揭秘中國首席大法官的權力︰鮮少審案多在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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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新聞網發表時間︰2013-06-06 14:30 兩會後，一批冤假錯案陸續重審宣判，引發公眾對中國司法改革的普遍猜想。“操刀”冤假錯案重審背後是誰？作為中國司法系統最有權力的群體，中國的首席大法官們的權力有多大？他們平時審案嗎？平時的工作有哪些？他們又是如何推動一批冤假錯案重審的？ 原題︰【大法官的“影響力”】
兩會之後，一批冤假錯案性質的案件陸續重審宣判，引發學界和公眾對中國司法改革的普遍猜想。在學者們看來，新任最高法院院長、首席大法官周強正在以密集平反冤假錯案為抓手，令司法回歸其本質屬性，即公正司法本身。
本刊記者/申欣旺
兩會之後，一批冤假錯案性質的案件陸續重審宣判，引發學界和公眾對中國司法改革的普遍猜想。
“如此多的平反案件為過去五年少見，如非最高法院有意為之，很難有此效果。”中國憲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秦前紅說。
學者的猜想並非沒有根據，4月下旬，最高法院邀請法學學者、律師共同探討“如何提升司法公信力”，院長周強提出，公正司法是人民法院工作永恆的主題、任務和價值追求。周強透露，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研究進一步推進公正司法，提升司法公信力，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
在學者們看來，新任最高法院院長、首席大法官周強正在以密集平反冤假錯案為抓手，令司法回歸其本質屬性，即公正司法本身。首席大法官對于中國司法發展走向的影響力由此可窺一斑。
首席大法官︰19年鮮有親自審案
在中國，擔任大法官的，既包括最高法院領導班子成員，也包括地方高院院長。最高法院院長為法定的首席大法官人選，常務副院長則為一級大法官，其他領導成員以及地方高院院長皆為二級大法官，這些領導成員既包括副院長，甚至也包括專司紀律檢查的紀檢組長，以及負責人事、思想政治工作的政治部主任。
自1995年《法官法》確立法官等級制度後，先後產生了任建新、肖揚、王勝俊、周強四位“首席大法官”，而每一任期內，大法官的數量則穩定在40人以上。無論從法律上還是事實上，這都是中國司法系統最有權力的群體。
首席大法官的特殊性，使得公眾往往根據他們的言行來捕捉未來司法發展的信息。例如，在任建新時期，中國的民事司法領域改革對後來影響深遠。肖揚任上，無論是推進法官職業化，還是收回死刑復核權，一系列舉措極大拓展了司法改革的想象力。王勝俊接任首席大法官後力推“能動司法”和“三個至上”的法院工作主題。不同時期的首席大法官給中國司法發展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不過有意思的是，以法理推導，或依據中國法律，法官的首要職責是審判案件。作為法官的一員，大法官亦不例外。但自1995年以來，從未有首席大法官親自開庭審理案件。
即便擴大到每一任期內逾40人的大法官群體中，大法官開庭審理的案例也很鮮見，據公開的報道，長達19年的時間里，僅有時任最高法院副院長、二級大法官羅豪才、唐德華、黃松有曾親自擔任審判長審理過案件。
2002年，唐德華親自審理案件後曾說，“法官的職責就是辦案。法院的院長和副院長首先是法官，院長辦案當然是題中應有之義。”
2002年全國兩會期間，時任最高法院院長肖揚在向全國人大作的工作報告中也提出要“逐步改變庭長、主管院長審批案件的做法，要求庭長、院長參加合議庭擔任審判長直接審理案件”。
不僅如此，院長審案甚至被寫入1998年《人民法院第一個五年改革綱要》，該綱要提出“各級人民法院應結合本院的實際情況，對院長、副院長、庭長、副庭長擔任審判長審理案件提出明確要求。”
盡管院長審案作為重大舉措多次提出，但此後十年間，再無大法官親自審案。
最高法院的一位資深法官告訴《中國新聞周刊》，“2011年最高法院在關于審委會改革方案中提出要求院長、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參加合議庭，減少上審委會案件的數量，做了一些努力，但最終不了了之。”
大法官們的工作︰大量時間用于外部協調
大法官不審理案件，並不意味著大法官們都很清閑。
根據《中國新聞周刊》統計，以最高法院的14位大法官為例，在2013年3月25日至5月24日兩個月之間，《人民法院報》對大法官的報道共有44條。其中涉及首席大法官周強的活動19次，一級大法官沈德詠14次，二級大法官中，江必新4次，奚曉明1次，南英3次，景漢朝2次，黃爾梅7次，張建南1次，徐家新6次，高憬宏4次，杜萬華3次。蘇澤林、劉學榮、賀榮的工作則沒有見諸報道。
公開報道周強的工作涉及內部學習、地方調研、抗震救災、接見外賓、參加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基層法院院長培訓、司法公開、司法巡查等。在其所有工作中，周強四次談到司法公信力。
沈德詠的工作涉及到司法警察培訓、法官表彰、新聞宣傳、理論研究、基層法院院長培訓、陪審員工作等方面，其在錯案追究問題上的明確表態，引發了外界強烈關注。
黃爾梅的工作則主要涉及審判業務與刑事審判以及女法官工作，這與其分管刑事審判業務的專業領域以及作為女性大法官的性別角色緊密相關。
作為政治部主任，徐家新所有見諸報道的工作均與人才隊伍建設相關。
在所有大法官的活動中，盡管沈德詠多次談到錯案追究，但沒有任何活動指向具體案件審判，這些活動更多地指向法院系統的行政管理工作。
這具有中國特色。最高法院一位資深法官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包括院長和副院長在內的領導成員，承擔著大量的外部協調工作，這些工作既包括法院自身的生存發展問題，也包括處理對于案件的外部干涉等諸多問題，這些工作佔據了大法官們很大一部分時間。”
在此背景下，大法官們的“法官”色彩淡出、而作為司法行政首長意義的院長、副院長角色趨于強化。
大法官的權力︰享受副國級待遇
就中國的政治構架而言，中國的首席大法官首先是執政黨中央領導集體的成員，在整齊劃一的國家干部序列中，首席大法官享受副國級待遇。
在黨組領導成員、院行政領導班子與大法官“三位一體”的最高法院領導體系中，權力的來源顯得多元而復雜。
作為最高法院院長，首席大法官周強有權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任免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庭長、副庭長和審判員。
作為最高法院的黨組書記，周強還是中共中央委員會的一員，根據黨管干部的組織原則，他和他所領導的最高法院黨組自然擁有對下屬機構干部的考察、建議、任免權力。此外，盡管上下級法院保持獨立，但最高院對地方法院領導班子亦有充分的影響力。這使得首席大法官擁有對人事上的廣泛影響力。
同樣，最高法院的領導班子均有相關匹配的政治待遇。黨組書記、院長為副國級，兩位黨組副書記中，按照過去的慣例，一位為中央委員，另外一位則擔任中紀委常委，前者由常務副院長兼任，並被明確為正部長級別。
通常，副院長、紀檢組長、政治部主任為副部級。為了加強審委會工作，審委會專職委員亦被明確為副部長級。
在秦前紅看來，“中國的憲法、法官法、法院組織法、訴訟法等法律性文件均無有關最高法院院長權限的直接規定，這導致要理解和分析最高法院院長的職權，既涉及復雜的法解釋技術，又需要結合中國特有的政治架構、既往最高法院院長的角色行為進行分析。”
以審判活動為例，理論上講，大法官與普通法官在司法審判中擁有的獨立審判權並無區別，但身為院長、副院長等的大法官們除履行審判職責外，還擔任著領導職務，這使他們在審判權之外擁有了一些重要的權力︰比如“案件或者議題是否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由院長或者主管副院長決定”，“合議庭沒有建議提請審判委員會討論的案件，院長、主管副院長
或者庭長認為有必要的，得提請審判委員會討論”。
事實上，由大法官等主要領導參與的最高法院審判委員會還擁有廣泛的權力，比如制定司法解釋，總結審判經驗，討論決定典型案例等等。
在這個重要的機構之中，首席大法官即院長雖然和其他委員擁有相同的表決權，但因其主持審判委員會會議，擁有由此帶來的程序性權力，同時還“可以決定其他有必要列席的人員”。
揭秘大法官如何推動冤假錯案重審
法官存在的意義在于審判案件，但中國的大法官並不直接參與審判，而更多通過行政管理模式實現司法影響力。
這種行政化的特征表現在法院系統的各個方面，尤其是在案件的處理上，對所謂疑難、重大、新類型的案件，在具體操作中實際上是審者不判，判者不審，案件裁判層層報批，“下請示，上指示”。
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侯猛說，“理論上，法官聲譽與司法公信力之間具有正相關性，但是，由于中國大法官的聲譽並不是通過審判活動獲得，因此很難通過大法官聲譽來提高司法公信力。”
中國的大法官不直接審理案件的另一個現實問題是，“疑難雜癥”都在審判委員會解決，比如最高法院審判委員會的重要職責之一就是“討論疑難、復雜、重大案件”。而在西方國家，無論是普通法系還是大陸法系，大法官無一例外均通過審理最具典型意義的案例而獲得影響力。
侯猛認為，“在中國，當這些案例通過集體討論的形式，大法官個人在審判之中的重要性就被大大削弱了。只要法院內部的案件請示報批制度仍然存在，大法官是否審案都意義不大。”
在秦前紅看來，盡管大法官們擁有上述廣泛的權力，但要實現司法公信力，唯一的路徑就是回歸司法規律本身，即法官唯一要做的就是獨立判案。
最高法院並非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在過去十多年的時間，最重要的一個改革議題便是破除司法行政化，推動地方法院進行試點改革。而即將收官的最高法院《三五改革綱要》也把消除司法行政化的影響作為下一輪改革的中心問題之一。
最新的動向是，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開全國先河，全面實行審判長負責制，弱化庭長、副庭長對法官的行政管理職權，賦予審判長對審判團隊的管理權以及對所審理案件的裁判權。這個改革與最高法院曾經希望推動大法官判案以減少上審委會案件數量的做法如出一轍。
實際上，據《中國新聞周刊》獲知，許多大法官們都是相關領域的專家，有著相當的使命感，期待在大法官的位置上有一番作為。
一位在任的大法官甚至這樣說過自己的理想︰“面前是自己的辦公室，後面就是自己的法庭，帶幾個合議庭的同事，再帶幾個助手，每年裁判決定一些重要的案件，作為大法官能夠青史留名。”
（實習生孫杰對本文亦有貢獻）(中國新聞周刊)
第三篇：作文为何不阳刚
作文为何不阳刚？
翻开当下中学生的作文本，作文中老套，矫揉造作，题材缺乏新意，等多种问题层出不穷。更有甚者，缺乏自身真实情感的注入。生搬硬套，内容牵强附会，纯为写作本身而写作。思想上更是完全空白，文章华而不实。在这样的情况下，阳刚作文，这一新颖的概念的提出恰到好处，其意指文章积极向上，脱离哀伤悲痛的桎梏，希望学生作文能够写出真实，健康，豁达的态度来。
这固然很好。而又是缘何，作文不阳刚，在我看来，或许有以下几个因素不容忽视： 中学生往往处在15-18岁的年龄，这时候的他们对情感世界的理解逐渐清晰。多愁善感，这正是青春的一个标签。但父母的观念却与他们大相径庭。一声抱怨，便得一声说教；一声哀叹，便得一顿白眼。从而满腹的心事无人诉说，文字便成了一个很好的寄托。作文现在提倡的就是我手写我心。而他们选择用文字来诉说自己的心事，与此恰恰一拍即合。文字中的悲伤，也正恰好是他们文字真实的有力证明。这样一来，文字中只有如绸般的柔情，怎可阳刚？
不仅仅是中学生自身的情感纠结，当今社会，放眼望去，情歌唱遍大街小巷，其作用甚至使得天真无邪的儿童都懂得失恋的伤痛。同样，电视剧中，最主要的情感线索也是爱情。爱情诚然是美好的，也是值得歌颂的。同时，一段或悲伤或感人的恋情往往也是最令人牵动心弦，思绪万千，沉溺其中。就拿中国古代的神话来看，牛郎织女，梁山伯和祝英台，都是一种对于爱情的歌颂。又有谁会希望自己的作文鲜有人问津呢？自然而然，作品为了感人，情回千转，纠缠曲折，自然成了不可少的标签。无论是两人的月下深语，还是少女心事，也许是动人的求婚画面，或者悲天恸地的生离死别，只有大肆渲染才值得阅读。而在作文中，被这种社会风气深深感染的中学生，也常会选择此类题材。毫无恋爱经历的他们，只有靠杜撰才可以造出那些“动人”的文章。那么自然情感不会真实。虚假，空洞，自然难以避免。
同样，应试教育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分数，对于学生而言，就是一切。而作文，却占据了语文学科的半壁江山。为了高分，为了好成绩，作文成了兵家必争之地。作文高分，胜券在握。在这种利益的驱使下，格式化的八股文再一次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议论文的开头要排比，用优美的句子。记叙文一定要对景物的描写大手笔，不许写消极的思想和敏感的话题。这些条条框框，正是扼杀一篇篇作文的罪魁祸首，使得一篇篇原本与众不同的文章变成了一件件“完美”的复制品。可这也恰恰违背了作文的最基本原则之一：真实。被糖衣包装的作文自然受到老师的厚爱，分数自然也很好看。可是这样的作文千篇一律，纯粹为了考试而写作，思想毫无价值，完完全全的一个绣花大枕头。可这就是现实，作文也只可以这样。
而作为作文的缔造者的学生，“一心只读圣贤书”，又有谁有那么又那么曲折的成长经历，又有谁又会从如此平淡的生活中可以悟出独特又深刻的人生哲理呢？又有谁可以安静的一个人的可以真正的深入生活的浮夸的表面，去体会到它深层的道理呢？没有一个深沉的有内涵的心，笔下也不会有深刻的文字，自然不会发人深省的力量。不豁达，浅陋，如同鸡肋。毫无意义和价值，更何况谈阳刚作文。
由此可见，阳刚作文，虽然观点十分新颖，同时也直接揭露出现在中学生中广泛存在的不足之处，暴露出中学生成长过程中心理的健康，社会的风气，教育的偏离，与生活经历的匮乏，都应该发人深省，不容小视。阳刚作文，落实下去自然收益多多，可是实践性仍有待于考察。
武汉市第一中学 高一
（一）班
何松
第四篇：团中央书记为何不腐败
团中央书记为何不腐败
新春聚会，与几位隶属于共青团系统的媒体人聊天，说起一个有趣现象：自建国以来，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先后有近百人担任书记，不管后来到了何处，担任何种职务，时至今日，没有一人因腐败问题而犯错误。
分析原因，有这么几点：
首先，领导带头，树立榜样。
建国以来，历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从胡耀邦到胡锦涛，从王兆国到李克强，还有团中央其他一把手，都是在政治上非常成熟、工作上非常严谨、生活中非常检点的人，向来十分严格地要求自己和家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身教重于言教。好的领导，就是无形的最好的教材。这就使得凡是到团中央书记处工作的人，一踏进大门，就有榜样在前，学有遵循，追有标杆。
其次，素质较高，品德优良。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大都是从全国各地区各单位以及部队选拔上来的优秀共青团干部。他们虽然年纪较轻，但在基层工作中，大都表现比较突出，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相对都比较高。常言道，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正因为这些人自身政治素质良好，所以，在今后任何工作环境下，都能比较自觉地抵制诱惑，防范不良风气侵蚀。
第三，志存高远，不贪小利。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工作，是共青团中央日常事务的协调领导与分工落实。就其业务内容而言，政治工作就是他们的主项，从政为民就是他们的愿景。说得直白一点，这些人今后的成就和能力，就是怎么当一个大官，当一任好官，做一个能够为人民更好地服务、为国家为民族作出更大贡献的高级领导干部。“将军赶路，不抓小兔”，是他们都明白的起码道理。志存高远的人，自然不会对那些花里胡哨的小恩小惠所诱惑，所动摇，当然也就不会在这上面栽跟头。听完这番分析，众人点头称是，都说挺有道理。
有人补充道，从以上三条来看，反而推之，其道理也是一样。凡是容易出腐败的地方，其一，一把手就没树好榜样，其身不正，怎么能带出廉洁部下。其二，这些人自身素质很差，朽木不可雕也，当然容易腐败。其三，腐败者大都目光短浅，贪图蝇头小利，或迟或早，必然要栽跟头。
第五篇：日本首相为何不贪婪权力？
因为他们的权力本身没有“权力”，日本首相为何不贪婪权力？。
众所周知，二战后，日本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同时由于日本政治结构中还有作为“国家象征”的天皇，可将其称为“议会君主立宪制”。统治机构分设立法、行政、司法部门。国会作为立法机关，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也是唯一的立法部门，由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两院分别由选举产生的议员所组成。国会的权限如下：提名内阁总理大臣，作出对内阁不信任的决议，表决法律草案，决定预算，承认条约，对法官的***审判，提议修改宪法等。行政权属于内阁，内阁由内阁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组成，内阁行使的有关行政权对国会负有共同责任。内阁除了处理一般行政事务以外，还要执行法律、处理外交关系、缔结条约、编制预算、制定政令。内阁总理大臣享有国务大臣的任免权，以保持内阁的统一。司法部门是法院。法院由最高法院及下级法院（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家庭法院、简易法院）组成。所有的法官都独立行使职权，只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最高法院院长根据内阁的提名由天皇任命，其他法官都由内阁任命。法院有权认定一切法律、法令是否符合宪法。
看看日本统治机构的权力划分，就明白首相仅仅是为国家发展服务的一个工作岗位，而绝对不是一个让人顶礼膜拜的神位。既然是工作岗位，那么就要各司其职，还要随时准备你的述职报告。向谁述职？当然是选民手中的选票，述职报告《日本首相为何不贪婪权力？》。不计其数的“选票”如果觉得你工作不称职，没有更好带领大家发展和进步，对不起，请卷铺盖走人。
另外，作为日本的首相，想以权谋私、损公利己、中饱私囊，可行吗？天啦，这风险近乎于在足以把人摔成照片的高空走钢丝。那么多不受政府控制的媒体的聚光灯、那么多反对党的眼光时刻准备着对你吹毛求疵、还有三权分立下对你权力的有效制约与监控，在滋生出以权谋私、暗箱操作的贼心之前，你的掂量掂量你有没有这个贼胆。一般情况下，只要智商正常的人都会放弃贼心，只有兢兢业业为“选票”们卖命工作。而智商不正常的精神病患者，在眼花缭乱的竞选斗争中完美胜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所以在这种“残酷”的执政环境下，就算“机场拆迁”这类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会成为天大的政治丑闻，足以逼迫政府元首辞职走人。
那么难道日本人天生就不贪婪权力吗？如果您回头看看，在日本军国主义下，那些握有权力的政治魔头，就知道并非如此，所以可以肯定，人都有七情六欲，甚至日本首相也可能深谙“我不贪污当官干啥”的道理，但强大的权力制衡制度让他们近乎丧失了为非作歹的空间，让他们近乎被洗脑地坚信——“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日本政坛流行的是：选举拼不过就挣票子，他人干不好就使绊子，自己撑不住就撂挑子，党内扛不下就换头子。由于其制度设计方面裹足不前的缺陷，以及政治文化 方面积重难返的顽疾，政坛内阁短命、人气低迷的阴霾气象，已不是日本的政治天气小特征，而早已成为其难以改变的大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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