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战前新闻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第一篇：美国一战前新闻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美国一战前新闻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前言：美国属于普通法系的国家，法律制度主要源自英国，而是一个移民社会，得益于没有传统的束缚，在社会的变迁和发展中，其新闻法制的发展和成熟在资产阶级各国中算最稳定和完善的。

第一部分

美国一战前新闻法的发展简史

一、殖民地时期的美国新闻法（1607-1774年）

北美殖民地时期的新闻法制主要秉承宗主国英国，但又带有殖民地环境的特殊性，在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中谱写了许多伟大的篇章，同时促成了美利坚民族的初步形成和觉醒。

在美圉独立战争之前，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印刷自由进行了严格的控制，采用了特许制、事先限制、保证金、征税以及煽动性诽谤等诸多手段，但对报刊的控制也受到一些挑战，代表性的事件是曾格案和反印花税法等。

标志性事件

1、英国政府和殖民地政府针对印刷制定的法令和规定

马赛诸塞殖民地的议会曾在1622年通过了第一个限制出版的正式法案。

当时这个殖民地的唯一印刷厂设在哈佛，只有两台印刷机，但是当局绝不放过任何可能有颠覆性内容的印刷品，该法律规定了严格的出版检查。

北美殖民地的出版制比英国还严格的体现：1694年英国本土废除了许可证制度，但直到1730 年，殖民地当局依然规定不经允许不得印刷任何出版物

2、《国内外公众事件》

《国内外公众事件》因受到当局的迫害而在美国新闻自由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哈里斯的“出版声明”开启了“新闻责任”问题

1769年，本杰明·哈里斯在9月25日通过R·皮尔斯印刷所出版《国内外公共事件》，这被美国某些权威人士称为美国的第一份报纸，然而只粗办了一期就被当局查封，原因是他侵犯了1622年的马赛诸塞的出版许证法。（哈里斯刊登了他所看到的事实，在他发表的一条消息中将“应属北美殖民地和西部各省”的印第安盟友称作“可怕的野蛮人”，并说“我们对他们太信任了”，他的这些言词被认为是对殖民地政策的批评，当时的政策是要设法争取、而不是疏远印第安邻居。）

3、威廉·布雷德福

布雷福德于1692年坚持这样的言论不因受到惩罚，从而成为40年后曾格案件的关键。

1692年，威廉·布雷德福就大胆陈述出版自由的基本原则之一，当布雷德福开办他的小印刷所时，他同时讨好政府和贵格教会，由于他在定期发行的小册子上发表的观点，经常受到来自其中一方的威胁。当年，他因为一次小过失而被捕，他因此宣称，他对这种干涉已经感到厌烦透顶，并通知当局，他要将印刷所搬到比较和他合得来的地方去，这一威胁使得当地官员感到害怕，议会撤消了对他的起诉。布雷福德没能陈述他的辩护，对于符合事实的言论是否应该受到惩罚，布雷福德于1692年坚持这样的言论不因受到惩罚，从而成为40年后曾格案件的关键。

4、詹姆斯·富兰克林和《新英格兰新闻报》

他帮助建立了编辑权独立传统，在美国确立了“未将当局许可”而出版报纸的原则。

1721年，詹姆斯·富兰克林（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哥哥）创办，这份报纸虽然只印了5年，但却对美国报业产生了巨大影响，詹姆斯使得美洲报业摆脱了许可证发放者的羁绊，尽管那时许可证法已经废止，但是所有人人屈服与官方压力，“蒙当局许可才”才发行，詹姆斯不仅不“蒙当局许可”而印刷报纸，并且对之毫不理睬。

5、曾格事件

在1734至1735年发生在纽约的曾格案件是美国新闻法制发展史一个里程碑。

1733年11月，约翰·彼得·曾格开始出版《纽约周报》，时常刊有纸批评有争议的纽约总督考斯比和地方议会的内容。虽然大多数批评总督的文章部是报纸的总编辑撰写的，但被控犯有煽动叛乱罪的却是印刷者曾格。考斯比命令首席法官以“对政府进行无耻的中伤、恶毒谩骂和煽动性责难”的罪名，对曾格提起诉讼。当时费城最有名气的律师安德鲁·汉密尔顿以6O岁的高龄为曾格出庭辩护，他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曾格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不可能是诽谤性的，L六1为文章里说的部是真的。他还进一步坚持辩护，根据已确定的先例，应当由陪审团而不是由法官米决定印刷文字的真实性。曾格被判无罪是一个伟大的政治胜利，但即使此次事件后半个多世纪，陪审的裁决丝毫没有撼动煽动性诽谤法。

6、反印刷税

1765年英国政府制定《印花说法》，从而在北美殖民地引发反《印花税》运动，并最终导致这项法律的废除

英国议会在l765年通过的《印花税法》。印花税是首次课加于殖民地内部的直接税，是关税以外首次出现的一个税种。这个法律规定，报纸、证书、票据、期票、债券、文告、历书以及一切印刷品、小册子、法律文件，均须贴上票面为半便士至IlI十先令的印花税票。

英国当局声称，征收这种税是提供殖民地方之防卫、保护与安全之用，但并没有征求殖民地人民的意见。一些报纸停刊了，有一些报纸隐去了报头和报名，也有一些报纸在通告里申明自己没有买到印花。更激烈的是，《宾西法尼新闻与广告周报》在1O月31日，开征印花税的前一天，报纸设计成“墓碑版式”，报头以骷髅头为装饰，各栏采用粗黑框，以哀悼报纸的可怜命运，抗议开征印花税。

1765年，根据马萨诸塞的倡议在纽约召开了反印花税法大会，有9个殖民地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大会通过了《权利与不平等宣言》，要求英王及其议会废除印花税条例，宣称只有殖民地自己选出的议会才有资格对他们征税，没有代表的征税是专横。结果，《印花税法》在1766年3月被废除。

6、威廉·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律评述》

其中在出版自由方面的解释让北美人民发现“反抗的合理性”

从1765年到1769年，英国杰出的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律评述》中将整个英国普通法划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称之为“个人的权利”，用来表明宪法保障的权利和公民自由的内容，他在评述中说：出版自由对于自由国家的性质是你基本的，每一个自由人都拥有不可置疑的权力将其感情放置在大众面前，禁止这样做就是破坏出版自由，当其第一卷问世时正值印花税在北美颁行的时候，于是其中在出版自由方面的解释让北美人民发现“反抗的合理性”。

8、政治辩论

针对英国的“新殖民地政策”形成了殖民地开辟以来第一次印刷出版高潮。

针对英国的“新殖民地政策”，在1764-1775年，北美殖民地人士开展了一场政治辩论。在这场大辩论中，新闻界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是思想的载体，也是交锋的战场，更是领导人物制造舆论的工具，这场大辩论形成了殖民地开辟以来第一次印刷出版高潮。

二、建国历程中确立宪法上的言论自由权（1774—1783年）

美国独立战争是一场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北美人民为争取自由、建立独立的合众国而战斗。独立战争爆发后，1776年7月4日，美利坚合众国十三州议会一致通过的《独立宣言》特别宣称：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所授予的。”

在北美独立运动中，新闻界对革命的推动作用第显而易见的。通过新闻界的聚焦和导引，公意迅速形成，在革命的进程中，激进的力量塑造了全新形式，新闻界从大众寄去了力量，也借此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第四等级”登上历史舞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报刊有《波士顿公报》、《马赛诸塞侦探报》、《纽约新闻报》等

新闻界发起“自由之子社”和“通讯委员会”，以组织手段实现了信息共享，不仅为各个殖民地通向联合提供了一个民间网络，而且在独立运动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774年《人权宣言》中对表达自由的相关规定

三、民主化进程中保护新闻自由的摇摆（1783-1914年）

（一）内战前（1783—1861年）

1、制宪会议

制宪会议的规则本身就是“反新闻自由”的，1787年5月29日，制宪会议一致通过“保密禁令”：非经许可，会议中的任何发言，不得付印，不得发表，不得传播。从5月25 日到9月17日，代表们紧闭门窗116天，杜绝新闻界的一切干扰，“为自由而密谋”。

2、《权利法案》

1791年获得批准的《权利法案》第一修正案的第一条：“国会不得限制下列法律：确立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剥夺人民言论或新闻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以及向政府请愿申诉之权。”

在新闻出版最终得到法律规定的保护以前，类似的先例早已有之，各州实行的英国习惯法就规定了在当时看来极大地表达自由，尽管它仍然承认煽动性诽谤法的效力。1776年的《权利法案》称：“新闻出版自由的重要保障之一，任何政府，除非是暴虐的政府，绝不应加以限制。”马萨诸塞州1780年《权利法案》的第16条表达了类似的精神，其他各州也以各自不同的措辞确立了这一原则。

在美国建国之初，于1792年12月15日批准的宪法修正案前十条(后世称为“权利法案”)中的第一条即已明文确立了言论及新闻出版自由的原则：“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

同时，第十条规定：“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由各州各自保留，或由人民保留。”⋯宪法修正案补充了美国宪法的不足，使得任何政府干预言论出版自由的行为失去法律依据，确保了人民言论出版权由人民保留，为新闻出版业的良好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3、1789年 《法院组织法》 曾对言论实行有限度的控制

4、《归化法》和《煽动法》

在美国建国方针形成过程中，1798年总统约翰·亚当斯以捍卫联邦制为由，要求国会通过《归化法》和《煽动法》。《归化法》把规化所需年限从5年延长到14年，而且授权总统把他认为有颠覆行为的外国人驱逐出境。

《煽动法》并没有禁止对政府的批评，似乎只是约束为了败坏政府官员名誉而发表的蓄意捏造的恶意言论，但实际上规定批评总统和两院都有可能被判罪，而且执政党出于私利考虑滥用了此类控制权力。当局据此逮捕25名报纸编辑，其中l8人是共和党人，包括富兰克林的孙子。

1801年，众议院以多数票挫败联邦党人想将《煽动法》有效期延长两年的企图，民主共和党总统杰弗逊宣布《煽动法》违宪而废除，赦免所有因此被捕的记者，退回所有罚款和利息，并取消余下的审判。5、1798年《排外与煽动法案》：

“任何人不的书写、印刷、谈论或发表........任何错误、毁谤和恶意中伤的作品，来反对合纵国、过会两院或总统，并企图诽谤他们、或任何以上违法行为的组合，以反对或抵制何总过的任何法律或其总统的任何合法行动......违者犯法，并将受到5000美元的罚款或5年的监禁。”

6、费城案件

在1782年11月9日的《独立公报》上，一个署名为“朱尼斯·威尔克斯”的作者继加图、詹姆斯·亚历山大、安德鲁·汉密尔顿之后，将新闻自由的新闻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伊利兹·奥斯瓦德时为《独立公报》的出版人，他曾在华盛顿手下当过兵，从纽约的约翰·霍特那里学习了技术，办报之处，他曾经宣布要“限制新闻自由”，但是不久后就改弦易辙，开始抨击州政府。

1782年，在他的报纸创刊6个月后，他被州高级法院以煽动诽谤罪起诉。交保获释后，奥斯瓦德勇敢的重印了被指控的文章，成法官乔·布莱尔为“恶瘤”。奥斯瓦德再次被捕，保释金升高到1000磅。

让此案，费城的报纸展开辩论，在1782年11月9日的《独立公报》上，一个署名为“朱尼斯·威尔克斯”的作者继加图、詹姆斯·亚历山大、安德鲁·汉密尔顿之后，将新闻自由的新闻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他认为政府官员是人民的公仆，所以必须接受人民的批评；宪法保障的新闻自由是绝对自由，即便在批评中有不时或过激之处，也不应加以惩罚。应为从更长远看，新闻过度自由对社会所造成的威胁，远逊于新闻不自由给社会带来的损害。

“朱尼斯·威尔克斯”超出了布莱克斯通关于新闻自由的定义，认为新闻自由不仅包括事先不被约束的自由，也包括事后不被惩罚的自由。

最后，奥斯瓦德虽然无罪释放，但并不是因为“朱尼斯·威尔克斯”的观点，而是党派的背后运作。宾夕法尼亚高等法院的法官们认定新闻自由的宪政保障与普通法关于煽动诽谤罪的规定可以并存。7、1798年的《华侨法》与《煽动法》的颁布

该法禁止出版反对政府、过会和总统的错误的、诽谤性的和恶意的内容

“新闻事业的黑暗时代”即美国的党报时代，大部分报纸上谩骂成风，政府在1798年夏试图制止如此强烈的敌对情绪，国会在6月和去7月分别听过了《华侨法》与《煽动法》，前者针对爱惹麻烦的外国人，后者则是钳制讨厌的编辑们。

《华侨法》中的一项条款规定，把规划所需年限从5年延长到14年，另一条款则授权总统把它认为有颠覆行为的外国人驱逐出境。

《煽动法》试图约束反联邦党人在新闻界的代言人。该法律宣布：

发书写、印刷、以口头或书面方式发表„„任何捏造的、诽谤和恶意的文字„„攻击合众国联合政府，或国会两院中任何一院„„或在职总统，活在合众国善良的人民中间煽动法对他们的情绪„„或抵制、反对与蔑视此类法律者„„惩以2000美元以内罚金并处两年以内监禁。

这两项法律实行了两年，当时的美国仍然试图界定言论自由的范围和限度。

新闻自由的奠基之一是自由评论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利，《华侨法》与《煽动法》倒转了这样的进程，但是他也有他重要的贡献，从某些方面看，《煽动法》可以说是通向新闻自由之路上的一个里程碑。

该法律并未禁止对政府的批评，而只是试图约束为了败坏政府官员名誉而发表的蓄意捏造的恶意言论。该法律还提供两项保障，其一是可以用事实真想作为辩护依据，其二是陪审团可以就法律和事实两者作出裁决。这就是曾格案件中提出的相互该关联的两个论点，该法律到1801年3月3日到期失效，它是1917年以前实施战时法律之前最后一项有关煽动罪的联邦法律

7、记者报道进入议会采访报道

报界是否拥有向报道与他们有关利害关系的会议的权力是检验新闻自由的标准之一

1789年，即联邦众议院成立两天后，记者便可以进行采访。而参议院有一段时间曾经比较保密，不但将记者拒之门外，甚至也不让众议院了解其辩论的情况。

但是到1795年，参议院设立记者席。当首都由纽约前往费城之后，记者席距离讲坛太远，记者无法听清发言，于是在1802年1月2日，参议院提票批准记者直接进入议员席。

有关1812年新奥尔良战争时期，报业开始报道政府活动按照英美的理念，报界是否拥有向报道与他们有关利害关系的会议的权力是检验新闻自由的标准之一。

政府的报道，最有效的报道之一是由《国民通讯社》报纸提供，《国民通讯社》很快成为政府的半官方喉舌，但他也利用相当可观的国会辩论报道，为华盛顿以外所有派系的报纸提供服务。

8、杰斐逊时期克罗斯维尔审判

1812年，最高法院宣布，联邦政府不得依据旧法律提出诉讼

最著名的法律是在总统提议下依据一项州法律提出的起诉。被告是纽约哈德孙一家联邦报纸的主编哈里·克罗斯威尔。他给自己那家小小的周报起名为《黄蜂》，它的每一栏文字都使得政敌感到芒刺在背。

一天，克罗斯威尔报道说，杰斐逊收买了里满士的主编詹姆斯·卡伦德，要他散布消息，称乔治·华盛顿曾经是强盗、叛徒和做伪证者。

对于杰斐逊本人和他职位的尊严来说，这是一项严重的指控。克罗斯维尔于1804年受到起诉，并被判有罪，但是他提起了上诉。当审讯开始时，一位大人物出面为其辩护，他就是杰斐逊的死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汉密尔顿辩称道，报界“有权利本着善良的动机，为了正当的目的，发表事实真相，而不受惩罚，尽管可能责备政府、地方行政或个人”，汉密尔顿实际上是在说，事实真相、而且只有事实真相才可以用与诽谤诉讼的辩护，然而汉密尔顿败诉了。

克罗斯维尔审判的重大意义，可以从紧随汉密尔顿的呼吁之后开始的立法活动中看出，甚至在法官还没来得及宣布判决之前，就已经有一份议案提交给纽约州的立法机构，提出今后可以接受用事实辩护。这项议案还赋予陪审团裁定适合用法律及事实的权力。

到1805年，这些原则在纽约州已经成为法律。很快其他州也纷纷效仿，英国习惯法中有关煽动性诽谤罪的阴影随之消散。

1812年，最高法院宣布，联邦政府不得依据旧法律提出诉讼。

（二）美国内战（1861-1865年）

1830年~1860年间，特别是在南方，发生了大量旨在查封废奴主义报刊的政府行为。在内战期间，美国联邦政府与邦联政府都对报刊进行审查。

戴维·M·拉班（David M.Rabban)在《言论自由在其被遗忘的时代》（Free Speech in its Forgotten Years)一书中指出，在19世纪后半期，广泛的存在着针对激进的工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生育控制倡导者和其他所谓的自由思想的新闻审查。而且关于这些活动，鲜有有意义的公开讨论。拉班写到：“一般而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人需要经受对观点的压制。” 1、1866年 《公民权利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866)The act declared that all person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were now citizens, without regard to race, color, or previous condition.The Civil Rights Act(1866)was passed by Congress on 9th April 1866 over the veto of President Andrew Johnson.The Civil权利法案（“1866年），超过4月9日1866年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否决国会通过的。

The act declared that all person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were now citizens, without regard to race, color, or previous condition.该法令宣布，所有在美国出生的人现在不考虑种族，肤色，或以前的状态，公民。

As citizens they could make and enforce contracts, sue and be sued, give evidence in court, and inherit, purchase, lease, sell, hold, and convey real and personal property.作为公民，他们作出和执行合同，起诉和被起诉，在法庭作证，继承，购买，租赁，出售，持有，并转达不动产和个人财产。Persons who denied these rights to former slaves were guilty of a misdemeanor and upon conviction faced a fine not exceeding $1,000, or imprisonment not exceeding one year, or both.否认这些昔日奴隶的权利的人士，犯有轻罪，面对一经定罪，可处罚款不超过1,000元，或监禁不超过一年，或两者兼而有之。

The activities of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Ku Klux Klan undermined the workings of this act and it failed to guarantee the civil rights of African Americans.如组织三K党的活动破坏了这种行为的运作，并未能保证美国黑人民权。2、1868 年第14修正案

“所有在合纵国出生或入籍，并受制于其管辖权的人，都是合纵国公民和其居住州的公民。任何州不得制定或实施任何法律，来剥夺何宗国公民的优惠与豁免权。各州不得不经由法律正当程序（Due Process of Low），即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或在其管理区域内对任何人[提供] 法律的平等保护（Equal Protection of Low)。”

3、美国内战期间，军方实行的新闻检查

战争期间，最主要的北方报纸分为两派，支持林肯与反对林肯。由于军事安全的援引，北方当局要求新闻界必须谅解政府对新闻传播机构的控制。对于反对政府的报纸官方一般采取查禁、勒令停刊等办法，限制颠覆性言论的传播；对无明显反政府倾向的报纸餐区进行新闻检查的方法。分为三个阶段

1861年8月，鉴于华盛顿的最高统帅部的担心，记者和平民通过电报线路传递与军事有关的信息，波托马克集团军司令乔治·B麦克莱伦将军与驻华盛顿的记者们订立了一个自愿新闻检查计划。这一计划于同年10月被取消，当时国务卿西沃德指示官方检查官H·E塞耶禁止从华盛顿传发有关政府军事及民事行动的电讯。受挫的新闻界于是恢复到过去的做法：千方百计采新闻

随着检察官从国务院领导改为接受陆军部长埃温德·M·斯坦顿指示，新闻检查的第二阶段开始了。根据1862年2月25日颁布的命令，战地记者在发稿前，必须把稿件提交给宪兵司令批准。但当时达成的谅解是，只有涉及到军事方面的材料才可以删除，这样，记者就掌握了报道分寸。

从1864年到内战结束，新闻检查进入第三个、也是最成功的一个阶段。例如。谢尔曼将军率领部队从亚历山大直抵滨海，期间他的计划无一被新闻界泄露。总的来说，到内战尾声，新闻工作者与军方是合作的。

3、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总统和军事当局处于战备需要却是研制过相当数量的言论和报纸。林肯总统甚至命令军事法庭——而非普通法院——来审判出办公司。

四、南北战争到一战前（1861-1914年）1、1896年，马里兰州成为第一个给与新闻记者拒绝在司法审判中作证的有条件特许权的州。

从那时起，另外30个州与哥伦比亚特区或者以州法律和州宪法的形式，或者以法院判决的形式，通过类似法规。2、1901年 威廉·麦金利总统遇刺身亡。由此，美国的州和市通过了几百部法律以限制不同政见。

3、各州对左派言论的控制

1902 年 纽约州的《反无政府主义犯罪法》（Criminal Anarchy Act)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1）任何人不得通过口头或书面言论，来鼓吹、建议或教唆人们有责任或必要性，取用暴力、谋杀政府执法官员、或其他违法的手段来推翻政府组织；（2）任何人不得印刷、发表、编辑、颁发、故意传播或公共展示书籍、文章、文件或其他形式的印刷资料，去鼓吹，建议或及教唆用暴力或任何违法手段来推翻政府组织。围着犯有重罪。

第二部分

对美国新闻法制事业发展的思考

美国新闻法律的发展是一个曲折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从殖民地时期的出版管制、宪法第一修正案到现代国家的知情权确立，其间，美国的新闻法制建设经历一个自然成长的过程。

殖民地时期是美国新闻法制的孕育时期，美国是英国的附属国，这一时期美国的法律体系是照搬英国的法律体系——普通法系。所以在一时期，美国的法律体系是随着案例的积累自然生长的。在反印花税事件中昭示更多的是经济上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冲突，而不是报人为了追求新闻自由，但反抗的成功使殖民地人民看到，坚决的联合行动可以取得什么样的成果。同样在曾格案，英国当局没有使用自己的权力去暴力压制舆论，相反，在公众强烈的反抗情绪前让步了。因为此时的英国议会已经成为国家立法机关，法律主治成为英国法律的核心。因此，言论自由在无形中被法律所保护了起来。

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正式确立了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这是新闻法规的诞生期。在这一期间，新闻自由开始有了法理依据。虽然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表达得十分模糊和绝对，最高法院从未解释说任何个人在任何情况任何地方都有权以任何方式表达任何想说的话，当然政府或者其他机关若要对新闻自由作出限制或制裁，必须证明它是必要的，而且保持在最低限度。把知情权从宪法中抽象的权利上升为具体的权利，并赋予司法请求权品格，确立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美国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形成了知情权的法律体系，且随着社会变迁不断修正。

经过近百年的努力，新闻自由的原理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新闻法规的建设也渐渐进入成熟期。“从即刻明显的危险”被阐明 到政府信息公开法案，再到五角大楼案。新闻自由原理随着时间社会状况的改变而发生新的变化。体现了美国新闻法制的弹性，为法律的发展提供了方便。

美国的新闻自由是美国宪法授予的公民权利，主要是针对政府的批评和监督自由，在其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对国家政权的良性运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同等的权利发生冲突时，其最后的仲裁机关是法院。

新闻自由是相对的，从来没有绝对的自由。但在美国的法制中，新闻自由比较特殊。因为同样的权利在和新闻自由比较的时候，会发现法院更倾向于保护新闻自由而削弱其他的权利。

法官们在涉及言论出版自由的保护和限制的案件时，既要秉承传统，固守精髓，又要灵活应对，与时俱进，既不能抱残守缺，也不能信口开河，既要最大地保障了人民的权利，又

要不使社会解体和分裂，这是一个两难的崃手问题。

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通过诸多判例既允实和发展着宪法修正案第一条款的理论原型和基本原理，但也充斥着一定矛盾的地方。因为他们把新闻自由的权利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利保护起来，凌驾于其他权利之上，这和美国宪法精神——分权思想相违背。而且没有体现出法律面前没有特权的最基本原则。

在新闻自由权与公民的隐私权、公正审判权、国家安全等相冲突时，法院考虑时代的语境和氛围下维持着相对的平衡，秉持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

纵观全局，美国的新闻法虽然有第一修正案保护，但无时无刻不在接受政府的挑战。但在关键时刻，法官总能为美国的未来指明道路，奠定美国国父们的建国思想——自由。一方面美国的新闻自由很特殊，他的成长土壤、建国元勋们的分权制约思想等等，为美国新闻自由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人们积极地争取新闻自由的努力尤其是媒体人，他们用自己的前途为新闻自由开创了未来，也为新闻法的成长贡献了一份力量。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没有新闻法律来永久的限制新闻自由，不仅是立法人员的保护新闻自由结果，更是全民争取的结果。

第三部分

结语

美国宪法修正案的第一条关于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的规定在当时世界上远远超越了当时的时代发展和其他各国的水平。这样的一条宪法究其历史传统的必然性是它继承了英国《习惯法》的传统，然而北美的特殊环境和争取独立的斗争过程又使得出版言论自由的发展比英国更加超前和先进；出版业先驱者与当局的斗争在实践上促进了出版自由的范围和影响的进一步扩大。

然而最终确立的宪法条文的规定超出了当时时代水平，因此园父们对建国初期的设计也在这样先进法律的基础上，以重视知识和发展教育为基础保障，确保了出版言论自由对社会的积极推动作用。

这样看来，美国宪法修正案关于言论出版自由的条文在当时的美国而不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确立，不仅要归功于制定法律的国父们的远见卓识的，更与北美人民长期的斗争努力所奠定的社会基础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统治阶级对教育的重视也使得新闻出版自由的先进性凶有r保障而更加长远深刻的发展。

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财国会剥夺言论、出版自由权利的否定，是对新闻出版占论自由的确立，它奠定了美国的实用主义之风，并对日后的美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资料来源：

1、[美]迈克尔·埃默里

埃德温·埃默里

著 展江 殷文/主译

《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 新华出版社

2、马凌 著

《共和与自由：美国近代新闻史研究》 复旦大学出版社

3、《大众传媒法》DON R.PEMBER 著

4、《美国联邦宪法》 张千帆著

5、《美国法律史》 劳伦斯·M.佛里德曼 著

6、万方数据库

第二篇：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班级：日语082姓名：高越学号：2008083007指导老师：吴艳玲

内容梗概：

在本节知识中，我们需要掌握以下三个问题：

1.邓小平理论的定义

2.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条件

3.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正文：

一：邓小平理论的定义：邓小平理论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据有关资料的解释，邓小平理论也有另外一种含义，就是邓小平理论是以邓小平为主要创立者、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获得的与苏联模式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并且是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发展而成。他们的说法不同，但是意思基本上是一样的。后边会给大家讲解邓小平理论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到底是什么关系。）

二：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条件：（总结起来共有四点）

1.历史前提：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

可以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来看。

国内：中国的经验教训来看，1957年后由于对国际和国内形势做出了过分的反映，政治上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经济上急于求成，急于过度导致1966年-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而文化大革命运动，又彻底地暴露了中国社会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弊端。

国际：苏联模式中，经济上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单一的共有经济，政治上又政部分，政企部分。其实苏联和东欧的解体直接原因是政治上的动荡，而根本原因在于延误改革，严重脱离人民，丧失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2.时代背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科技革命和世界经济不断发展，国际形势和世界政治格局生了重大的变动。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时代的主题，而时代主题的转变又成为了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条件之一。

3.现实依据：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实践

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反思，必然进一步深入到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反思，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从苏联学来的。邓小平理论最大的成果就是改革开放。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了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现实依据。

4.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它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还有就是邓小平理论的基本问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么样建设社会主义？从这一点上来看它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所以说邓小平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应该是一脉相承的。

三：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邓小平理论从形成到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

程，它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体现大会上的各种报告和讲话中的，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提出理论命题的阶段（1978年-1982年）

1978年，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

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由此开创了我国历史发展的新时期。

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

2.构建理论轮廓的阶段（1982年-1987年）

1987年，党的十三大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叙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些观点就构成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

3.形成理论体系的阶段（1987年-1992年）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做了系统概括，指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和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4.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1992年-1997年）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上正式提出了“邓小平理论”这一科学概念，郑重的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确定为党在一切工作中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四：注意知识的纵向联系：

1945年，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确定为党在 一切工作中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思想并写入了党章，2004年又写入了宪法。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将科学发展观写入了党章。

第三篇：中国和美国的国家审计法律制度比较

国家审计制度作为行政监督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上层建筑，必然要受到国家生产力水平、社会经济体制与管理模式、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文化传统与教育发展水平等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中美两国在上述社会环境因素方面存在着差别，使得中美国家审计制度也存在不少的差异，本文是从这两种国家审计法律制度存在的区别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一、审计机构的隶属模式

中国的最高国家审计机关——审计署隶属于国务院，审计署对其负责并报告工作，中国的国家审计制度属于“行政模式”的国家审计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91、109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以下简称《审计法》）第2条规定，国家实行审计监督制度，国务院设立审计署，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审计机关。根据《审计法》第8、9、28条的规定，中国国家审计机构实行统一领导、分级审计的管理体制。审计署在国务院总理的领导下，主管全国的审计工作，地方各级审计机关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审计业务以上级审计机关，领导为主。上级审计机关可以将其审计范围内的有关审计事项授权下级审计机关进行，上级审计机关也可以对下级审计机关管辖范围内的重大审计事项直接进行审计。

美国的最高审计机关——审计总署（The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直译为政府责任办公室，简称GAO）隶属于国会，审计总署对其负责并报告工作，美国的国家审计制度可以说是“立法模式”国家审计制度的典型代表。根据美国1921年《预算与会计法》第301条规定：“应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机构，即审计总署，其独立于行政部门，在审计长的监督和指导下工作”。由于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实行地方自治的分权原则，所以审计总署与州、地方的审计机关之间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各州、地方的审计体制也有差别，如纽约州审计长是由选民选举产生的，其地位与市长、市议会议长平行，直接对选民负责；华盛顿特区的审计办公室则属于特区议会，对议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根据中国《宪法》第80、86条和《审计法》第15条规定，审计长由国务院总理提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常务委员会决定人选，并由国家主席任免，在没有违法失职或者其他不符合任职条件的情况下，不得随意撤换。美国审计总署最高首脑为审计长（Comptroller General），根据美国1921年《预算与会计法》第301、302、303条的规定，为了保证审计长的独立性，国会给予其相当超然的地位，审计长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同意后由总统任命，任期15年，不得连任，除非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决议或受到众议员的弹劾，不得以任何理由罢免审计长，并且为了保障其退休后的生活，在其退休后仍可以领取全薪。

中国国家审计机关独立性、权威性相对于美国来说较差。作为“行政模式”国家审计制度的典型代表之一，中国国家审计机关并未独立于被审计单位所属的整个行政权力系统，只是独立于被审计单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国家审计体制属于一种形式上独立的管理模式。现行《审计法》作为权威性的法律规范，还缺乏针对性的具体规定，由于“审计的概念和独立性的概念，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1］我们有必要借鉴美国1921年《预算和会计法》和其他国家相关法律的规定，在“审计机构、审计人员、审计工作和审计工作的独立性上” ［2］等方面进行制度上的完善。有学者提出中国国家审计体制应该改“行政模式”为“立法模式”，各级审计机关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委会领导。［3］我们认为从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发展情况和历史传统综合考虑，建立“立法模式”国家审计制度的设想是不适合现阶段中国国情的。目前国家审计体制改革的重点应该是完善现行“行政模式”的国家审计体制，特别是要理顺双重领导体制的纵向与横向关系。因此比较切实可行的是借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进行垂直管理的做法，把地方各级审计机关由地方双重领导体制改为垂直领导体制，由审计署对地方各级审计机关实行垂直领导，以切断地方审计机关与地方政府的组织设置、人员任免、经费来源等行政关系，使地方各级审计机关独立性有比较大的提高，从而使地方审计机关在地方行政监督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empirenews.page--]

二、审计范围

国家审计范围包括审计的对象范围和审计的内容范围两个部分，由于政治、经济、法律、审计技术与手段发展的差别，中美两国在审计范围上也存在不同之处。

从审计的对象范围来看，根据中国《审计法》第2条第2款规定，中国国家审计的对象包括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国有的金融机构和企事业组织以及其他依照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接受审计监督的单位。而根据美国1921年《预算与会计法》和1945年《政府公司控制法》的规定，其审计对象包括除中央情报局和总统办公室以外的联邦政府各部门及其所属企事业单位和公共开支有关的事项。由此可见，中国国家审计的对象范围比美国更广一些。但美国审计总署对被审计单位的审计力度和及时性上，不分内外，现在审计总署工作的范围包括了联邦政府在世界各地正在开展或将要开展的所有行动。例如，审计总署的工作人员自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就到达了伊拉克，关注从军队后勤到联合国石油换食品项目合同的成本等所有问题。比较之下，中国国家审计机关对外审计的力度和及时性上必须加强，以遏止目前存在的部分国家驻外机构和企业“监督主体虚位”的现象。

从审计的内容范围来看，根据中国《审计法》第2条第3款规定，审计机关对审计对象的财政收支或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和效益，依法进行审计监督。但从中国实际执行情况来看，基本上限于传统审计中的财政审计和财务审计，对于经济效益审计和社会效益审计涉及得比较少。而美国自1945年《立法机关改组法》颁布后，审计总署开始把注意力转向检查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经济性（Economy）、效率性（Efficiency）和效益性（Effectiveness）（简称“3E”，即绩效审计）。20世纪70年代美国审计总署的“3E”开始走向准则化，1972年，美国审计总署根据立法所赋予的权限，制定了《政府机构、计划项目、活动和职责审计准则》，它规定审计内容分为三部分：一是财务和合规性审计；二是经济性和效率性审计；三是项目效果审计。后于1981年、1988年和1994年三次对此准则进行修改，并最终改称为《美国国家审计准则》。目前“3E”审计的比重已经占到美国审计总署工作量的90%左右。［4］

除了完成传统的审计任务之外，两国国家审计机关都还要承担时代赋予的新任务。中国《审计法》第27条规定了审计署有审计调查的职责，但是，目前审计署在这方面的工作比较少。而美国审计总署很多审计报告关注的不仅是联邦资金是否适当使用的问题，而是扩展到了联邦项目和政策是否达到了他们的目标，满足了社会的需要。它是政府运作真实和透明的有力提倡者，其负有保证在安然公司和世通公司问题上出现的监督责任失误不会在公共部门再发生的责任。审计总署还报告联邦政府运作良好的项目和政策，并说明有关的进展和提高，还经常向立法者和在促使政府更好工作方面起主导作用的机构提供咨询，咨询的内容包括更新最佳实务和合并或淘汰不必要的联邦项目。尽管美国审计总署的很多工作是考核政府日常运作的效果，但对于一些将会出现的虽然还没达到危机的程度却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问题，其也会向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做出警示，美国审计总署目前正在密切关注几个后果还没有被完全意识到的长期的挑战，其中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反恐[!--empirenews.page--][1][2]下一页 战争，它认为在这些问题上发表独立的看法是自己的责任。［5］

从美国国家审计发展的成功经验和世界范围内国家审计的发展趋势来看，效益审计应该成为今后中国国家审计机关工作的主要内容，以更好地发挥国家审计的监督职能。但鉴于中国目前的审计技术与手段，要立即达到这个水平还有较大的难度，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较为妥当的方式是逐步增加效益审计在国家审计机关工作量中的比重，然后向合法性与效益性审计并重发展，并最终过渡到效益审计为主。此外，要加大审计调查的力度，通过对与国家财政收支有关的特定事项，向有关地方、部门、单位进行专项审计调查，揭示全局性的问题，分析症结，提出对策，并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审计机关报告审计调查结果，为国家的宏观调控、科学决策和提高社会效益服务。值得称道的是，国家审计署已经认识到了审计调查的重要性，在《审计署2003-2007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中指出，今后审计工作要做到审计与审计调查并重；今年全国审计工作会议确定的三项重点之一也是要大力开展对专项资金的审计调查。除了审计调查外，中国国家审计机关还可以借鉴美国审计总署的做法，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开展管理评价、政策评估；为政府施政方面的复杂问题提供研究报告；充当咨询建议者的角色等。

三、审计结果处理

根据中国《审计法》第40条的规定，国家审计机关的审计结果包括审计报告、审计意见书以及对违法乱纪行为做出的审计决定或向有关主管机关提出的处理、处罚意见。这与中国国家审计机关权限包括了审计处理、处罚权和行政强制措施权有关。审计处理包括：责令限期缴纳、上缴应当缴纳或上缴的财政收入；限期退还违法所得；限期退还被侵占的国有资产；冲转或调整有关会计帐目以及采取的其他纠正措施。审计处罚权包括：警告；通报批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以及依法采取的其他处罚。行政强制措施权包括：责令停止、改正违法行为；责令采取补救措施；登记保存、责令交出有关资料或违法取得的资产；通知财政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暂停拨付；责令被审计单位暂停使用款项；暂时封存帐册及被审计单位运用计算机管理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会计核算系统；责令限期执行审计决定或复议决定；申请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和法律、法规或规章规定的其他行政强制性措施。中国国家审计机关拥有审计处理、处罚权和行政强制措施权使其既有别于“立法模式”下的美国、英国等国家和“司法模式”下的法国、西班牙等国家，也不同于同为“行政模式”的瑞典，瑞典国家审计局没有行政处罚权。中国国家审计机关的审计报告一般只作为形成审计意见书和审计决定的依据，即只作为内部文书，一般不向外部印发；审计意见书和审计决定的印发范围一般只限于被审计单位和财政税务部门，重大的，增发上级审计机关和本级人民政府（“同级审”的报告并发同级人大常委会）。［6］

美国1921年《预算与会计法》第31、312条规定，审计总署审计报告中的审计结论和审计建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不对违纪事实直接作出处理，只是把审计报告交给国会，而由被审计单位自行纠正并在一定时间内就审计意见的落实情况作出书面报告。对于被审计单位经济问题的处理，要由几个机构配合进行，对于得到政府拨款单位的经济问题，视不同情况进行以下不同的处理：[!--empirenews.page--] 第一、对于触犯刑法的，审计总署因为属于立法部门，没有司法权，要把所有文件、资料移交给被审计单位的监察长，请监察长机构决定是否提出诉讼。如果监察长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调查，则由联邦调查局进行，根据调查的结果，监察长再决定是否起诉。［7］

第二、对于被审计单位或个人非刑事问题的处理，其通过国会间接实现。国会通过两条途径来发挥审计报告的作用：一是对不接受审计建议的拨款单位停止拨款或削减下一的拨款；二是召开听证会。国会参、众两院对于存在严重浪费现象或管理不善的单位在必要时可以召开听证会，并在会上公布审计报告。虽然听证会不做任何处理，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是由于这种听证会是公开的，公众的知情以及新闻舆论的报道将对被审计单位产生巨大的压力，被迫做出及时反应，该单位负责人甚至被免职或自动辞职。

此外，美国审计总署每年向国会提交一份特殊报告，以打印文件或高容量可存储文件的格式，说明所有仍未执行的审计建议。［8］而且根据《美国国家审计准则》第7章第5条规定：“除非有法律或条例方面的限制，审计报告副本应向公众公布，以便进行监督”。这些对审计建议的落实都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中美两国审计报告的处理各具特色，但中国的审计结果欠缺公开度。根据《审计法》第36条规定：“审计机关可以向政府有关部门通报或者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而国家审计机关在实践中却没有有效地利用这个权力来对被审计单位进行监督。因此，国家审计机关要确实行使好通报或公布结果权，并有必要借鉴美国的一些适合中国国情的做法，积极地向社会公众公布审计结果，使社会公众对审计结果的知情权得以实现，以便于社会公众和新闻舆论等社会各方面对被审计单位进行有效的监督。此外现行《审计法》在国家审计机关权限上还有不少的局限和立法空白，［9］如审计机关向有关主管机关提出处理、处罚意见后，有关主管机关未依法处理时，审计机关该如何进行处理、处罚方面并未给予正面和明确的规定，从而可能使其拥有的处理、处罚权无法实现对被审计单位的制约。因此，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现行《审计法》进行修订时，有必要对有关国家审计机关权限的条款进行修订，以克服目前存在的局限性和填补相关的立法空白。我们认为可以通过明确国家审计机关审计处理、处罚的法律依据，对各种违法、违规责任进行界定，明确规定国家审计机关的职权，增加相应的审计权限，并加大审计处理、处罚的力度，使国家审计机关的监督权力得到真正实现，这将对被审计单位具有更强的约束力。

综上所述，通过对中国和美国的国家审计法律制度比较，表明中美两国的国家审计制度各具特色，在本国的国家监督中各自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能简单地说孰好孰差。中国的国家审计制度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必须既要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不能盲目地照搬外国的制度，又要注意吸收和借鉴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外行之有效的做法，在国家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的独立性、效益审计、审计方式与手段、国家审计准则的规范化、国家审计的法制化和制度化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以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审计制度。[!--empirenews.page--] [参考文献] ﹙1﹚Emile Woolf，Audit Today（London： Prentice-Hall International，1985），p.18.﹙2﹚凌艳平：《中美审计机构管理模式比较》，《经济论坛》1995年第9期，第38页。

﹙3﹚王永成：《论我国国家审计体制的创新》，《事业财会》2004年第1期，第48页。

﹙4﹚于效明、曹慧明：《中美审计比较研究》，载《审计研究资料》1998年第5期，第3页。

﹙5﹚马丽丽：美国会计总署（GAO）更名GAO审计长阐述更名意义

﹙6﹚于效明、曹慧明：《中美审计比较研究》，载《审计研究资料》1998年第5期，第5页。

﹙7﹚《世界主要国家审计》编写组：《世界主要国家审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46页。

﹙8﹚萧英达、张继勋、刘志远：《国际比较审计》，立信会计出版社2000年版，第310页。

﹙9﹚和秀星、曹严礼：《现行审计法存在不足及修订建议》，载《财会通讯》2004年第9期，第46页。

第四篇：成人高等教育的形成和发展

成人教育的社会调查报告

一、成人高等教育的形成和发展

成人教育是国家现代教育体系的一组成部分，其主要任务是：对已经走上各种工作岗位的从业人员进行相应的岗位培训，是他们在思想，道德，文化知识，专业技术和实际能力等方面达到岗位要求。其最早出现的是电视大学、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育部门的省地两级教育学院，再后来各类普通大专院校也先后办起了成人教育学院，纷纷涉足成人高等教育，此外职工大学、函授大学也应运而生。成人高等教育的兴起有其社会原因。我国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7年正式恢复高考整整10年，社会上积压了大量人才，他们渴望知识，渴望受更多的教育，而一两年的高考，不可能容纳那么多人对高等教育的渴求（1977年高校招生不足30万人），各类成人高校的兴办给更多的人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满足了社会对知识和学历的需求，也为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培养了人才。

我国的成人高等教育分为两种，一种是成人高考，一种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成人高考是组织成人高考，相对正式高考适当降低要求。根据考试的成绩，由各类成人高校，比如电大、职大、函大或正规高校的成教学院录取，经过几年的学习，经考试合格后毕业的一种教育方式，整个流程与正规的高考和高等学历教育相似，相对正规一些，一般只要能考上，大多数能毕业。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由考生直接自行报名，然后自学，每通过

一门课程的考试结业一门，所报考专业的全部课程结业，就由自考管理机构发给文凭。由于全靠考生自学，所以较难通过，自考开始初期，大多数课程的合格率只有百分之十几。

成人高等教育的产生，极大的弥补了我国高等教育力量的不足，为广大求学者在高考“独木桥”之外，另辟了一条接受高等教育的图径，为文革后急需人才，又极度缺乏人才的社会提供了大批人才。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成人高等教育共毕业本、专科生924.21万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建立以来，报考人数累计已达到2000多万人。

二、成人教育的教育利弊情况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逐步形成。但是，重学历、轻能力，唯学历论，把学历与就业、工资、职称、提升挂钩的现象也随之产生。这些现象就使得人们被迫要想方设法给自己搞一个高学历，高考的独木桥过不去，只好到成教这边想办法。

从九十年代初开始，一些大学及其所属的系，也纷纷开始开办自考助学，并利用本身的场地、师资优资，后来居上。高校附属的成教学院和自修学院成为成人高等教育的主力，而传统的电大、职大等退居次要地位。

对在各种学习设置中所获得的能力，包括非正规和非正式的学习和获得的经验的承认，认证和生效的机构和措施有待建立。如前所述，中国的成人教育和非正规教育已经建立了各种证书和学历认证制度，但这些证书与正规学校的学历仍完全是两个独立的系统，相互不

能转换与贯通。非正式学习和获得的经验也不能得到承认。从而也使成人教育的地位和社会认可度难以提高。

由于社会对文凭的畸形需要，也导致了成人高等教育的畸形发展。学制越来越短，价格越来越高，反正是你出钱，我帮你拿文凭就是了。各教学机构之间为了争取生源，也就是为了钱，不择手段，成人高等教育，越来越背离当初兴办的初衷。

三、成人高等教育已经失去了社会信用

教育产业化在今天是一个很热门的词，但其实在成教方面，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就已经开始产业化了。成人高等教育机构，就如工厂一样，一批批的把学生招进来，走过场一样的让他们上上课，然后毕业发文凭。

成人高考再一次成为香饽饽，因为只要考进去，一般出来不成问题，与自考的门门难过，年年着急相比，成人高考可谓一劳永逸，成人高考参加人数逐年猛增。但成人高考必境要先考，虽然其标准已经不高了，可还是有很多人考不上，于是又有人办成教预科，据说，只要上过预科，一般都能成过，其实就是花钱买一个成人高考通过。有的成教生考试前凑份子给老师送礼，老师也就顺水推舟，透透题，放松监考，评卷抬抬手，反正是你拿文凭我得好处，皆大欢喜。相对于自考，成教还算是比较规范的，因为成教院校还要对自己发出的文凭负一点责。自考这边就更混乱了，因为自修学院是不发文凭的，只管上课，没有任何责任。为了争生源，很多自修学院纷纷向学生承诺包毕业、我们这里只要不是傻子都能毕业。那怎么包呢？

1、争考点。有的大学系里办了“短线”班，而大学本是考点，本校“短线”班的学生安排到高楼层或偏僻的考场，外来的巡视员，在本校人员陪同引导下，根本不到这些考场去。

2、有的大学本身就是自考出题学校。大办什么卖票串讲，不论本校、外校，只要你买100元一张的高价票，我就给透点题，考试时说法变一变，换汤不换药。

3、学校有招，学生也有招，自考期间，考点附近的复印点异常火爆，都是复印作弊条子的。“高科技手段”纷纷应用，各种专业排版软件大显身手，七号字分栏排的小条子成了考生必备。很多考生买两本教材，考试时交上一本，身上还有一本。手机、呼机、快译通齐上阵。有的考生戏称，“抄的是好汉，不抄的是傻蛋，自考不是考学习，是考抄的手段”，一些诚实的考生感叹道“天天上课的，不如从不上课的，半夜起来背书的，不如考场上会抄的”。

就是这样的考试，在《大学英语》、《高等数学》等课目中还是有人过不了，有的人抄都不知到抄那里了！没办法，请枪手，一到考试，找枪手代考的广告遍布大学和网上，更有人组织代考公司，笔者在考场外等人，一个人塞给笔者一张宣传单，居然是提供代考的广告。近年来，一再强调考场纪律，可是集体作弊，枪手代考有增无减，不论是考生自己还是社会，对自考、成教其实是怎么一会事，心里都有数，真正凭本事考出来的，没几个。

与自考、成教真实性下降的同时，社会对成教、自考的认同度也大大下降。报纸广告招聘在学历要求中往往明确表示，只要全日制学

生或五大生除外。国家承认的文凭，已经渐渐得不到社会承认了。

四、针对成交存在不足的建议

目前，成人高等教育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意义，逐渐蜕变为金钱和学历的交换。而且随着大学的扩招，人才高消费现象的发展。成教、自修已经从专科发展到本科，现在已经向研究生教育进军，从自发文凭向文凭、学位双发转变。向这样下去，名不符实的研究生、学士、硕士将越来越多，谁能保证有一天不会出现自修的“水货”博士呢？

中国的成人教育在规模和效益上都获得了很大发展，为提高国民素质，满足成人多样化的学习需求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我们也清醒的认识到，成人教育面临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来自知识经济时代对终身学习的需求，来自提高劳动者素质、适应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需求，来自国名对优质，高成次教育的需求；来自国民文化科技素质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来自建设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的需求。为此成人教育仍需要努力，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第五篇：新中国银行业的形成和发展

新中国银行业的形成和发展

1949～1956年：银行业促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7年

对资本主义银行的接管及整顿 1.接管官僚资本银行

以“四行二局一库”为主体的国民党官僚资本银行，形成了一个垄断体系，从资金上掌握了旧中国的经济命脉。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对官僚资本银行和保险公司进行了接管

2.取消在华外资银行的种种特权

政府指定有信誉的外商银行代理中国银行买卖外汇，并代理国外汇兑业务，在业务经营上受到中国银行的监督与指挥

3.整顿私营银行和钱庄

通过银行同业公会和钱业公会，宣传政府对私营银钱业的方针、政策，允许私营银钱业在遵守人民政府法令的条件下继续经营，鼓励他们开展正当业务。同时，要求私营行庄呈报组织状况和业务报表，办理登记，增加资本。规定其业务经营范围。

对私营银行和钱庄的社会主义改造 1.积极引导私营行庄的资金投放和业务经营

（1）组织私营行庄成立联合放贷银团，支持生产和商品流通。成立银团的过程也是对私营行庄进行教育改造的过程

（2）成立利率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参与议定利率，配合市场的稳定引导利率逐步下降，掌握市场利率的主动权

（3）通过新华、四明、中国实业、中国通商等公私合营银行，组织运用私营行庄的资金。2.组织联合经营和联合管理

实行“联营”，“联管”以后，各地合营银行均受其总管理处和当地中国人民银行的双重领导。3.成立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

私营行庄实行全行公司合营后，对银行资本家除定期发给股息外，某一行庄或某一系统的代表人物，均在联合董事会及其下设的财务、设计委员会和研究室给予一定的职位。

建国初期银行的活动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1、协同有关部门，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经融物价（1）、统一货币发行，让人民币占领市场。（2）、打击投机倒把，稳定金融物价

（3）、贯彻执行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在贯彻这个决定中，银行通过收存款、建金库、灵活调拨资金，实行现金管理，使分散在国家机关、企业的大量先进集中到了银行。

2、支持国营经济恢复生产和开展物资交流。中国人民银行以数量较大、利率较低、条件较宽的贷款，大力支持国营经济的发展，在对公营企业的放款中又以国营贸易部门和供销社为重点。

3、公私兼顾，复制私营工商业。人民银行本着公私兼顾的精神，在增加对国营企业贷款的同时，也相应地增加了对私营工厂的贷款，以支持他们如期完成国家下达的任务。

4、配合土地改革，支持农业生产。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年，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建立统一的金融市场，努力促进国民经济恢复。1949年9月，将中国人民银行纳入政务院的直属单位，确立了其作为国家银行的法定地位。这一时期中国人民银行的主要任务为：一是发行人民币，支援解放战争；二是建立独立统一的货币体系和统一的国家银行组织体系；三是接管官僚资本银行和整顿金融业；四是积极开展存款、贷款、汇兑和外汇等银行业务，促进国民经济恢复，为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做准备。

1953～1956年，我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为全面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银行业则实行信用集中原则，中国人民银行编制的综合信贷计划纳入国家经济计划。1956年公私合营银行纳入中国人民银行体系，形成了“大一统”的银行体制。“一五”期间，国家银行各项存款年均增长12%，各项贷款年均增长21%，有力地支持了国民经济的建设。

“一五时期”高度集中的银行体制

1、形成高度集中的银行体制。

（1）、撤销大区、加强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对全国金融活动的同意领导和管理。

（2）、公私合营银行纳入中国人民银行体系。公司合营银行最初主要经营对私营工商业的经融业务，由于私营工商业逐步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加强了与中国人民银行的业务联系。公私合营银行就转为代理中国人民银行办理储蓄业务。

2、建立纵向性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即全国银行的信贷资金，不论是资金来源还是资金运用，都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统一管理，实行“统存统贷”的管理办法。

3、取消商业信用，集中信用与国家银行。当时认为，商业信用扩大了企业流动资金的占用，不利于国家对流动资金的集中管理和资金分配假话的贯彻执行，不利于银行对生产和商品流转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因此有必要取消商业信用，集中信用与国家银行。

4、建立现金出纳计划制度，加强对货币发行的管理。

1956～1965年：银行业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

1956年我国开始转入全面社会主义建设阶段。1958～1962年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经历了“大跃进”和三年严重自然灾害，银行的业务制度和原则遭到破坏，导致信贷投放失控，现金发行过多。这一时期，国家银行各项存款年均增长25%，各项贷款年均增长20%。

大跃进时期银行体制的变革

1958年—1960年的“大跃进”时期，“左”倾思想在经济领域的严重发展和泛滥，使经济决策的指导思想发生了许多重大失误，其中包括对银行体制进行盲目的、不适当的变革。

1、下方银行信贷管理权。实行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在农村实行“两方（放机构，放人员）、三统（统一政策、统一计划、同意流动资金的管理）、一包（包财政任务）”的财政贸易体制。

1.许多地区把商业和粮食部门归还的贷款，大量挪用于工业，并随意抽出流动资金用于基本建设、商品赊销和预付货款。2.许多地区的银行存款数字不实。“水分”很大。

2、改革经融规章制度。原有的规章制度制度破除了，新的规章制度又没有及时建立，结果造成了银行工作上的混乱，尤其是正常的会计工作秩序被打乱，造成了各地银行错账错款的情况相当严重。

3、充分供应信贷资金。

4、鼓励吸收存款和收回贷款“放卫星”

1963～1965年，中共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对国民经济实行全面整顿。经过整顿，国民经济基本恢复正常，金融工作也步入正轨。这期间，国家银行各项存款年均增长5.5%，各项贷款年均增长6.8%，基本解决了“大跃进”时期遗留的通货膨胀问题。

1966～1976年：银行业遭受“文化大革命”重创的10年

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里，党、国家和人民蒙受了重大的灾难和损失，银行的制度被废除，业务活动无法正常开展，银行的作用被削弱，货币被批判，商业性金融机构被撤销，中国人民银行并入财政部。

新中国成立以来银行工作所取得的成绩被否定，社会主义银行被视为“”经济衙门“，银行管理体制上的统一集中被当成“条条专政”来批判，把坚持银行信贷工作的原则斥为“管钱不管线”。“见物不见人”，把多年来行之有效的财政金融规章制度与专业管理想结合的工作方法，斥为“依靠专家理财”，并且把一些传统的经融业务活动划到了资本主义的范畴。这种是非上的混淆，给银行工作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历史的伟大转折，银行系统开始恢复

1976年10月，“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银行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整顿规章制度和各项金融工作，认真贯彻经国家批准的信贷计划，取得了显著成效，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1977年12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银行工作会议，决定恢复银行独立的组织系统，强调要发挥银行的作用。

改革开放前我国银行体制的特征

1、金融机构上的大一统单一格局。各类金融机构的集中统一，各种金融业务只能的集中统一，银行内部上下级的集中统一。

2、中国人民银行既是金融行政管理机关，又是具体经营金融业务的经济组织。商业性的表现1.遵循信用的偿还2.利息3.全国的结算中心

3、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把银行变成了“出纳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