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国家应该向他们补偿

第一篇：知识青年——国家应该向他们补偿

知识青年——国家应该向他们补偿 by 网络

2014-06-21 特大红芋

从下放到下岗，知青一代人的生活充满了不幸。不幸不仅在于他们从没有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还在于时代的发展让国家也没有选择。

作为个人，知青一代既不是共和国最艰辛的，也不是唯一下岗的。55万右派份子比知青更惨。但作为社会群体，知青是共和国最不幸的一代。

当然，知青一代里也有不少成功者。一小部分人受到了父母权力的荫护，在毛泽东统治下没有受罪，在邓小平时代乘风直上。他们是60年代的红卫兵领袖、70年代的工农兵学员、80年代和90年代的党政高官、军队将校、国企老总、放洋先驱、父母革命事业与职务的真正接班人。然而，大部分成功者是靠自身的努力。有些在毛泽东时代靠乡间的苦干而被推荐念了大学；更多则是在艰难的条件下自学，在邓小平时代有幸考上大学。

这部分人在80年代和90年代很多成了教授、作家、导演、艺术家、官员、甚至洋博士，但他们是知青群体命运的例外。

毕竟，上过大学和能在改革中吃香喝辣的人是知青一代的极少数，绝大多数知青没能逃脱时代的命运。从下放到下岗，国家向他们强加了30年的艰难，因此，国家应该向他们补偿。

一、界定知青一代

知青一代大体包括1947-59年出生于城镇、并于1967年底至1979年初上山下乡的1647万多的人。在60年代末，他们大约构成中国城镇1.2亿人口的13.7%；在90年代初城镇人口增至2.06亿时，他们占了其中的7.9%；在上山下乡的12年里，他们构成同年龄约2700多万城镇学生人口中的61%。他们是城镇同代人中的大部分；并且从60年代至90年代他们一直是城镇人口中一个不小的群体。在1967年末至1972年的第一次上山下乡高潮中，他们中的715.68万去了农村，以年龄较小的初中生为主体，包括大部分老三届初、高中生和69-72届的初中生。在1973-77年的第二次高潮中，他们有858.66万人去了农村，以文革中的高中生为主体。当上山下乡在1978年和1979年接近尾声时，生于1950年代末的青年刚走出高中校门，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也去了农村。与许多在第一次高潮中去农村的相比，70年代末去农村的知青下乡时间短、安置条件也好些，但他们毕竟也下了乡。“下过乡”是这一代人共同拥有的经历。

文革是这代人的共同经历。在1966年文革开始时，这一代人正是小学一年级至高中三年级的学生。这一代人是因文革而在政治上早熟的一代。无论欢喜与否，以红卫兵运动为中心生活的文革经历把这一代人捆绑在一起。这一代人都接受过毛泽东思想主导的革命教育。革命教育使这代人愿意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一项大于个人的伟大事业，使他们有了性格的共性，以致于西方的学者曾称这代人为“毛的孩子们”。即便改革已改换了中国人的人生目标，但献身伟业的理想仍活在知青一代许多人的心里。而被西方学者称为“邓的一代”的知青之后一代，显然缺少这种理想主义。

在知青一代之前还有过约150万的文革前知青，在1957-66年间下了乡或去了建设兵团。他们中有像邢燕子和侯隽那样献身农村的典范，但更多却是在没考上高中或大学而成为“社会青年”后被动员下去的。但他们与知青一代人没有相近的文革经历。文革的知青之所以成为一代人，还在于“下放”是他们共同没有选择的命运，但对文革前知青“下放”，更多是个体的选择而非一代人的命运。

与下乡知青一代同龄的，还有更大数量的生于和成长于农村的回乡知青。与下乡的知青一代相比，回乡知青有更多的艰辛与愤懑，但也有不同之处。对下乡知青来说，城市生活是他们理所当然预期的生活方式，下放使他们失去了应有的人生；但对于回乡知青，务农是他们被强加的命运，而城市生活是他们可望而不可及的梦。同样是在农村，回乡知青与下乡知青的心理创伤并不一样。

二、不完整的教育

把上山下乡变为一代人的运动是毛泽东的旨意。毛有让城市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思想，然而这场运动的根本意义在于以农村的空间解决城市积年成灾的就业问题；此外，在开始时它也是为把武斗尾声中在城市游荡而成为社会麻烦制造者的红卫兵中学生扫地出城。这场“再教育”运动是知青一代和整个中国文化教育的大倒退。将上千万的城市知识青年经年地下放在农村，不啻于把他们往农民的水平拉齐；使这代人在学时数量和知识结构上只拥有不完整的中等教育。

老三届走了，但毛泽东式对知识的鄙视仍在学校中继续。1969年中央教育部门在批转一份农村教育的报告时，认可了农村中学只应有五门主课：毛泽东思想、农业基础知识、革命文学与艺术、军训、劳动。这种课程设置不单贬低了学术知识，更把农村青年的视野限制在“农业基础知识”上，这无疑是对他们持续的歧视。然而，中央教育部门却将这种课程设置作为中国中等教育的新方向在城市推广。

当田野取代了课堂，经年的劳动取代了文化，知青们既有的科班知识也随之从记忆中褪去。1971年，张铁生在插队三年后被选为生产队长；1973 年张在被农民推荐为考生后参加了文革中唯一一次并因他而最终流产的大学入学考试。张的数学考了61分，语文考了38分，物理和化学考了6分。显然张铁生在农村劳动中表现很好，然而他的成绩却铁一般地说明：下放使知青一代连已有的不完整教育也无法保住。

问题是，随着改革的开始，教育水准变得日益重要，大专的文凭成了晋升的依据。1979年中国政府开始把教育程度作为基层以上提拔官员、企事业领导的一项指标，而1983年干脆把大专文凭作为提拔的一项基本依据。这种提拔政策无疑对中国各阶层领导的现代化富有意义，但它却无视历史，把知青一代人下乡的苦难化为了他们后天的缺憾。

邓小平的改革根本性地改换了毛泽东的革命社会的目标，而在这改换里，知青一代下放的“积累”变成了无用的资历。面对教育程度日益增高的要求和改革快速变化的节奏，知青一代缺乏应变的基础，成了改革社会中“没本事”的人。最惨的是这代人约有一半是66-72 届的初中生。在14-17岁之间，他们以大致小学的教育程度去了农村；而在40岁左右下岗后，他们成了褓姆、摊贩、钟点工、饭店服务员。不完整并且水平太低的教育使他们无法竞争改革带来的新机会，而改革前进时他们下了岗，被抛在后面端盘、练摊、搬煤气。

三、耽误的社会生活

不完整的教育并非知青一代在改革中仅有的困窘，被下放耽误了的社会生活也让他们在改革年代格外艰难。当他们在1966年造反中把中国社会搞得天翻地覆，没有人会想到他们所预期的生活将要等到社会秩序的重新建立。而这一等就是十多年，以致于他们成了“耽误的一代”。不少人从乡下回城时已年近三十，恋爱、婚姻、家庭、生育、工作全被耽误了。即使1977年开始的高考让一部分人搭上了通往大学的末班车，可他们的教育也已经被耽误过了。当30岁的老知青和17岁的应届高中生同坐进77级的教室里，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提示知青一代的正常化生活从一起步就已不相称地晚，要赶上改革的时代更倍加吃力。

下放至少使大部分知青的生活耽误了五年以上。在1647万知青里，有些人下放两三年后便因优秀的劳动表现或父母的“后门”而被招工招生证兵，但更多的人在乡下待了五年或更长。在1978年上山下乡已进入尾声时，农村仍有860万知青。他们很多人已下放了十年，特别是200多万“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知青中最无望的一群。毛泽东说他们“可以教育”也许是给他们革命的机会，但也不啻于把他们划成歧视的对象。毛泽东认为阶级敌人约不超过中国人口的5%，而在上山下乡的初期，“阶级敌人”的子女在许多地区占了知青总数的15%，在晚期则为30-45%不等，通常是后插队的知青已回城他们仍在农村。但不管下放时间是长是短，1970年代末上山下乡结束后，许多知青不得不痛苦地认识到：下放是他们年华的浪费，因为他们并没有改变农村。他们走后，农村恢复了其惯有的宁静，多出的却是知青同伴和战友的坟茔。

无论对下放感到痛苦还是无悔，大部分知青的恋爱生活肯定被耽误了。在上山下乡运动的早期，知青大多还只是青少年。革命的禁欲主义或领导的阻止使他们大多没能谈恋爱，因为考虑“个人问题”意味着小资产阶级情调和革命意志的衰退。当下放把他们拖入20多岁时，对永远留在农村的恐惧阻止了他们谈恋爱。国家没有法律或政策不准知青谈恋爱，但当招工、招生、征兵从不招征已婚知青时，人人都懂得结婚意味着在农村过一辈子，而不想这样过一辈子的不仅不能结婚，最好是连恋爱也别谈。但不谈恋爱使许多知青在回城后仍是单身，或已超过了婚姻的最佳年龄。

1980年代初知青一代回城时，在中国做妇女研究的美国学者韩起澜（Emily Honig）与贺萧（Gail Hershatter）发现：知青的回城为城市带来了“一个大量、大龄、单身、不满的群体”，并造成了城市大龄姑娘的大批“过剩”，因为这些姑娘已在农村耽误了婚姻最佳年龄。1983年上海有12.7万30-39岁的未婚“青年”，天津有6.5万30岁以上的单身男女，其中约40%是回城的知青。而回城知青“大龄姑娘”的不幸身世尤其瞩目，以致连中共中央也得指示各级地方党组织做好“红娘”。

在乡下没谈恋爱的知青生活不美满，结了婚的知青生活也不幸福。当1970年代末知青撤退的大潮把结了婚的也连带往城里涌时，不少已婚知青的家庭被这大潮冲成碎片，在西双版纳农场还产生过史无前例的五天内3000对知青夫妇的集体离婚。但回了城并不意味婚姻可以保得住。当1980年中国政府颁布的《新婚姻法》把“爱情”第一次法定为中国人婚姻的基础而使离婚变得简单后，回城知青的离婚案迅速增加，促成了改革开始后中国第一次离婚潮。

韩起澜与贺萧对改革以来中国妇女离婚的研究表明：1980年代初期有大量的知青离婚，不仅知青与他们的农村配偶离婚，甚至是知青夫妇也离婚。这些离婚导致了许多不幸，以致于中国掀起了婚姻道德的大讨论和对现代“陈世美”的批判。对于没有与农村配偶离婚的知青，乡下成了他们永久的家。当1990年代中期上海的一个代表团去访问因已婚而留在吉林乡下的上百名“留乡知青”时，只有这些知青的口音才提醒代表团他们曾是“上海人”。

然而对1970年代末大撤退的知青来说，回城不是他们既有耽误的结束，而是新一轮耽误的开始。1970年代末中国人口已达10亿，使国家与社会承担着不堪负荷的压力。1979年，当一大批高中毕业小青年无处可去时，800万乡下老青年已赶了回来，使城市的待业青年达到了1538万。与1977年前大体按国家计划额度回城的知青不同，大撤退的知青是爆发式的自我倒流回城。中国城市的劳动力市场无法在短期内容纳如此大量的新劳工，可“待业”绝不是大撤退知青的期望。他们已经在农村忍受了多年艰难，并且回城的道路充满辛酸。为回城，许多人冒着被拘留的危险请愿、游行、绝食、闹事。当“病退”成为回城最可行的途径时，几百万的知青或是花尽积蓄在乡间贿赂医生的证明和干部的公章，或是吃上过量的药给自己制造疾病；有人往血管里注射汽油以恶化血检的结果，有人吞下铅块以在透视中留下胃溃疡的阴影。像十年前下放的大潮，十年后回城的大潮也没人能挡得住，连已任黑龙江省团委副书记的著名知青烈士金训华的妹妹也挡不住，放弃了副厅级的职务回上海做一名普通工人。可大倒流的知青要重新过城市生活，因此他们不得不挤满了公交车、挤烦了劳动局、挤进了厂矿，甚至像王安忆《本次列车的终点》所描绘的，挤炸了母亲的宿舍、挤裂了兄弟的情义、挤破了家庭关系。毫无疑问，他们应该回城。自1960年代末当官的用权力为自己子女逃脱农村大开后门之后，对绝大多数知青来说，回城不仅是为了重过城市的好日子，也是为了讨回他们的社会正义。但他们生不逢时地在革命与改革的交替之际大倒流，已被耽误成毛的革命的陈旧遗产，又变为邓的改革所不要的社会负担，尚未入时便已过了时。

四、经济转型的困窘

下放曾使知青一代成为毛泽东时代城市出生人口中最贫穷的群体，而最贫穷使他们只具备最微弱的能力来竞争改革带来的经济机遇。不幸的是，邓小平时代的改革无视他们因不幸历史而导致的贫穷，并且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强迫他们率先承担改革的经济成本，更削弱了他们本已是微弱的竞争力，让他们继续受穷。在下放的日子里，知青非常穷。

无论是从农村还是兵团大撤退，知青回城后依然穷。他们的积蓄已铺垫在回城的路上，而回城后又得待业。而知青一代尚未脱离贫穷，改革已强使他们承担改革的经济成本。

1992年中国决定性地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下岗便成了工业、企业裁减冗员的标准化手段。在下岗的覆盖面中，知青一代因年龄偏大和文化偏低而成了最脆弱的一群。1996年，据中国官方统计共有750万人下岗，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71%。中国最大工业城市上海下岗人数最多，其中56.8%的年龄在35-45岁。下岗工人的教育程度与年龄结构清楚地表明：知青一代是下岗政策化以来首轮下岗的主要对象。

五、结论

从下放到下岗，知青一代人的生活充满了不幸。不幸不仅在于他们从没有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还在于时代的发展让国家也没有选择。

作为个人，知青一代既不是共和国最艰辛的，也不是唯一下岗的。45万右派份子比知青更惨。但两者的不同在于：右派是同代人中的一小部分，因毛泽东人为的政治偏好而遭流放；而知青是同代人的绝大部分，因时代的压力而下放下岗。改革也使不少知青的父辈提前退休或下岗，但父辈们大部分时间已享有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且下岗或提前退休时已在老年的边缘。而他们的知青儿女辈下岗时还只是中年，既没来得及享过社会主义的福，又没攀得上改革的时运。

进入1990年代，文革后的一代也有不少人下了岗。他们既是因企业的不景气而为改革所自然淘汰，也可算是因个人的能力而下岗：因为他们从懂事起就已生活在改革年代，没有被耽误过。而知青一代人却被共和国的政策淘汰，为历史下岗。作为社会群体，知青是共和国最不幸的一代。

当然，知青一代里也有不少成功者。一小部分人受到了父母权力的荫护，在毛泽东统治下没有受罪，在邓小平时代乘风直上。正如辛灏年指出：他们是60年代的红卫兵领袖、70年代的工农兵学员、80年代和90年代的党政高官、军队将校、国企老总、放洋先驱、父母革命事业与职务的真正接班人。然而，大部分成功者是靠自身的努力。有些在毛泽东时代靠乡间的苦干而被推荐念了大学；更多则是在艰难的条件下自学，在邓小平时代有幸考上大学。这部分人在80年代和90年代很多成了教授、作家、导演、艺术家、官员、甚至洋博士，但他们是知青群体命运的例外。他们靠的是自强不息，而不是社会的正常赐予。还有些人有过些微的成功，靠工作表现和个人才能当上基层干部或经理。1980年代初，他们没有大专文凭，晋升的阶梯就已被推倒。

然而，上过大学和能在改革中吃香喝辣的人毕竟是知青一代的极少数，绝大多数知青没能逃脱时代的命运。

从下放到下岗，国家向他们强加了30年的艰难，因此，国家应该向他们补偿。

国家不能以改革要牺牲个别人眼前的利益为藉口而置他们于不顾，他们也绝不是晓剑与郭小东所说“不具备与国家与时代讨价还价的条件”。下放下岗不是他们的错：他们的没文化、没本事是由毛的革命所造成的，而没钱没地位则是由邓的改革所赋予的。即使国家在1970年代末让他们大回城，但那也是恢复了他们的身份而不是补偿。国家在1990年代中期开展了再就业工程，要“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切切实实落实到每一个下岗职工身上”。但也正如上海百万国企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实际所显示的：低文化的知青一代大多只能在服务性行业再就业，是糊口的再就业，不是新生的再就业。河南的一家企业买了300辆三轮车让下岗工人满街蹬，对知青一代来说，这种再就业只能是心酸的笑谈。

知青一代应该得到补偿，不仅因为国家的政策对他们一直不公，还因为他们不成比例地承担了革命与改革的社会和经济成本。而补偿也变得越来越是个严肃的问题，因为这代人已经没有未来：从“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中国的发展越来越要求高程度的教育、专业化、效率。但不幸的是，改革没有给中国的社会带来一个平衡的现代化：有本事或没本事的人以正当或不正当的途径发了财，而许多老百姓却没有跟上发展，因历史受难的右派、知青及许多人则鲜有受益。虽然发展是硬道理，但社会正义也是硬道理，否则发展至多只有半吊子意义。知青一代的遭遇呼唤中国建立公正、规范、一贯的补偿制度。对这代人，国家至少应该以津贴为他们组织以现代化知识为主的成人教育，使他们当中愿深造的人在退出中年前还可以攀得上改革带来的新机遇；以津贴为他们建立社会保障基金，使他们在市场经济中失去竞争力后仍可过得上小康。当然，建立补偿制度并不容易。但中国不能只有邓小平的“向前看”，也要回顾共和国历史的连续。既然有毛一代、邓二代、江三代革命领袖的起转承接，那么毛制造的社会问题、邓带来的社会麻烦也应在江核心时代得到处理，处理不完再继续下去，因为这是政府责任和社会正义所系。

第二篇：被害人国家补偿论文

月1日下午，省院机关党委组织召开青年干警座谈会，13名来自省院机关各部门的青年干警共同研讨青年检察人员如何开展向先进典型张敬艳学习，进一步推进省院机关创先争优活动的深入开展。正厅级检察员崔久明出席会议并与青年干警进行了座谈，机关工会主席陈建华主持座谈会。

参加座谈会的青年干警结合学习张敬艳同志的先进事迹以及各自的工作和思想实际，畅谈了学习先进典型的心得体会，对省院机关深入开展创优争先争做齐鲁先锋活动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大家一致认为，张敬艳同志是新时期优秀检察官的杰出代表，他在26年职业生涯中，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宪法和法律，他将忠诚熔铸于血液，守护着社会的公平正义，诠释了当代检察官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崇高的价值追求，彰显了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是广大青

年检察人员的学习楷模。大家纷纷表示，要借这次开展主题实践活动的有利时机，认真学习张敬艳等先进典型的先进事迹，积极投身创先争优活动中。一是要以张敬艳为榜样，争做新时期优秀检察官。象张敬艳同志那样，以忠诚为要，把忠诚根植于内心，付诸于行动。二是要很好地学习。要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学习，多读书，多研究，不断增强知识的储备。三是要爱岗敬业。作为年轻检察人员，要志存高远，脚踏实地，象张敬艳同志那样，用心工作，有所作为，勇于创新，争当先进，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四是要有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积极参加主题实践活动，认真学习国检察长的题词，领悟其深刻内涵，不断加强检察职业道德建设，培养树立良好的职业操守，做到工作上用心，学习上刻苦，事业上执著。虚心向身边的老同志学习，不断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提高干好本职工作的能力和素质，以奋发有为的积极心态，争做齐鲁先锋模范，以优异的工作成绩，回报省院党组的关怀和信任。

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研究

——以山东为实证分析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研究课题

组

王瑞君

梁翔宇

梁厚金

摘 要：现代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始于20世纪50年代，迄今欧、美、亚洲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纷纷建立起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我国目前相关立法尚属空白，该项制度的本土化，需要一个充分的实证调研和理论论证过程。本选题以实证分析为研究进路，通过信息收集、问卷调查、人员访谈和实地调研，借助现代科学统计方法，着重从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理念，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认知程度、救助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救助制度建构和未来趋势等方面探讨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的相关问题，以为理性结论的得出提供重要的依托。

关键词： 刑事被害人； 国家救助； 实证分析

前 言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研究‛获山东省人民检察理论2009年重点课题立项立项。构成该项目重要成果设计和内容安排的‚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可行性‛、‚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资金来源的民意调查‛、‚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试点调研‛等，需要进行大量的实证研究。为保证实证研究质量，专门成立由学者、司法实务工作人员组成的课题调研组。项目组制定详细周密的调研活动实施方案，明确调研内容和和具体安排，多次与有关方面专家和办理过被害人救助案件的司法实务人员就理论与实践调研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交流，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吸纳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在校研究生、本科生加入调研组，多次组织项目组成员进行集体学习且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对项目组成员进行前期调研培训，为调研的顺利进行进行充分的准备。

此次调研，主要采取调查问卷、实地调研、集体访谈、个别走访方式。其中，通过民意调研问卷和司法机关调研问卷，意图了解掌握民众关于被害人权利及保护与救济的认知和司法人员对此问题的感受；对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的必要性的认识；救助基金来源的民意态度；救助对象、范围、程序等与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建构相关的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基于现有的条件，此次实地调研重点放在山东省，选择已经开展救助实践的淄博、青岛市和临沭县，此外，对威海、济南市也进行了调研，且对临沂、德州、莱芜、聊城等地市进行了分散调研走访，目的是了解有关实践或意向；问卷调研以山东省为重点，其中民意调研问卷500份，司法调研问卷330份；对被害人个案访谈3例；对调研信息、资料的统计使用SPSS数据统计软件，力求调研内容合理、客观。题的认识。因此，此次调研进路的设定首先从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现状入手，通过对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不足及其救济的缺失这一现实的揭示，凸显出在构建和谐法治社会与刑事司法文明理念的大环境下，刑事被害人这一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重视与保护不足的现实，由此，提出通过国家救助制度来弥补刑事被害人合法权益保护的不足。其次，鉴于传统的犯罪观和犯罪人赔偿理念，这样一种建构性的制度在我国不免面临会不会水土不服，普通民众能否接受及司法实务中能否推行等问题，于是有必要对该制度在社会中的认知程度进行调研与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进行必要性与可行性的调研、分析与论证，一则了解和确认该制度是否必要与可行，二则为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进行程序上与实体上的制度建构提供基本的前提和依据。当然，在调研基础上，思考对制度实体和程序内容的构建，是调研的最终归宿。此外，针对我国学界近年来近乎一致的呼声‚应借鉴外国的经验，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探讨未来是否将‚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化、法律化，什么时间完成，即未来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化进程问题，也是本选题关注的话题之一。

术语进行说明。在本次调研中，我们发现，有的为突出被害救济中受领救济‚被害人‛的特殊性，特别采用‚受害人‛之表达。并强调，之所以使用‚受害人‛而不是‚被害人‛，‚是根据审判实践权衡的结果。我们认为，一般来说，刑法理论上所称‘被害人’，是指在刑事案件中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但实践中救助制度的对象却不仅仅是针对被害人本人而言，为避免与我国刑事诉讼中规定的被害人概念相混淆，我们将需要救助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统称为受害人，以示区别。……‛[1]我们认为，采取‚受害人‛之表达更能满足人们的一般理解需要，但必要性不是很突出。因为学界已经接受所谓直接被害人、间接被害人的分类，包括被害国家救助意义上的被害人，尽管外延有自己的特点，但也无需用其它概念来予以取代，以徒增概念之多的繁琐。更何况，在日常生活中，‚被害人‛和‚受害人‛本来就是同义词，自然灾害的受害者、各种事故的受害者、犯罪行为的受害者等都可以称作被害人或受害人，而法律规范用语中则为‚被害人‛。因此，本调研中所称的刑事被害人，如无特别说明，不仅仅是指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包括直接遭受犯罪侵害人的近亲属，至于近亲属的范围，目前可参考刑事诉讼法关于近亲属的范围进行界定。

关于‚补偿‛还是‚救济‛、‚救助‛、‚援助‛? ‚救助‛与‚救济‛以及‚援助‛当与‚被害人‛一词相关联时，通常在使用上并未作刻意的区分，如麻国安博士在其《国外被害人援助历史简介》一文中使用‚被害人援助（Victim Assistance）‛一词，以概括‚所有旨在减轻被害人的痛苦和增强被害人康复能力的活动。‛而在莫洪宪主编的《刑事被害救济理论与实务》一书中，使用的是‚被害救济‛的表达，用以概括‚针对犯罪行为所侵害的人或证人而采取的各种救助措施的总称。‛[2]有的将对被害人的国家救助与社会救助区分开来，‚对犯罪被害人的关心和救助，同对被害人的赔偿和补偿，是有区别的。……前者的主体是社会，其中包括社会组织、社会群体和个人，二后者的主体是国家及加害人。‛[3]田思源的《犯罪被害人的权利与救济》一书对被害人权利救济作了更为宽泛的理解。但不管学者观点如何不同，‚救助‛、‚救济‛、‚援助‛的外延比‚补偿‛宽泛许多，前者包括后者，后者只构成前者的具体措施之一。然而，实证调研中发现，在我国，有的基于可行性之考虑，在关涉国家、政府对被害人补偿时，采取‚救助‛、‚救济‛而非‚补偿‛的表达，2007年8月20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的决定》中使用的是‚救济‛一词；2008年1月7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拟建议稿《关于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的意见》中使用的是‚救助‛一语；2004年2月，山东淄博市委政法委、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出台的《关于建立刑事被害人经济困难难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中使用的是‚救助‛的表述。《临沭法院设立特困群体案件执行救助基金》救助被害人，使用的也是‚救助‛一词。

所说的包括学界近年来探讨的国家补偿、政府补偿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正如在青岛市中院《关于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的调研》，报告题目和前言交待中的强调和报告全文尽管均使用‚救助‛一词，但同一份报告中所谈到，‚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在我国既非是一种凭空的理论想象，也并非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制度创造。放眼世界，这种以公共基金向未能从犯罪人处得到赔偿的刑事受害人支付金钱的制度，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实施已四十余年，且已在国际社会形成普遍共识。1985年联合国通过的《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就明确倡导各国建立这一制度。‛[4]显然，这里所讲的制度就是国外通常所说的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当然，从我国尝试的作法为前提，本次调研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调研报告，采用‚救助‛一词。

一、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与救济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GDP年均9.6%以上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犯罪率也以年均7.5%的速度增长[5]。恶性案件频发、治安形势严峻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普遍规律。然而，多年来旨在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的刑事诉讼理念和设计，导致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被忽视，被害人权益保障旁落。

在实践中，刑事被害人往往被视为调查取证的对象，其因遭遇犯罪所带来的各种损害难以获得罪犯的赔偿，也无法得到社会的有效救济。在调研中，通过实地走访刑事被害人，了解到刑事被害人特别是暴力犯罪被害人所遭受的身体上残疾、精神上痛苦和物质财富的损失往往是终生的。相对于罪犯在监狱服刑丧失自由的痛苦来说，刑事被害人所承担的苦难也许要深重的多。

当谈及对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及救济措施时，常常以现有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条款，说明对被害人权利的关注。然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维护被害人权益的实践效果方面却很不理想。在司法实务中，大量刑事附带民

事诉讼案件‚空判‛，致使刑事被害人合法权益无法保障，长期困扰着审判实践，而且这个问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如右下图所示）。

无论是在内地法院还是沿海法院，无论是基层法院还是中、高级法院，因刑事附带民事赔偿难以兑现成为急需解决的难题。以在青岛中院的调研了解为例，青岛中院审理的重大人身伤害犯罪案件附带民事赔偿率不足7%，而且这种状况在本

次调研中根据调查问卷得出的统计数据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如下图所示）。

此外，遭受严重刑事犯罪的被害人应获得的赔偿与实际赔偿结果悬殊太大。仍以青岛市为例，据调研了解，2001年至2006年青岛中院审理的严重刑事犯罪附带民事诉讼的比例分别是：2001年101件占刑事案件总数90.9%；2002年119件占91.5%；2003年123件站91.1%；2004年127件占91.3%；2005年148件占88.9%；2006年164件90.6%。

如果说，刑事被害人物质损失只是现有救济制度实践效果不足，那么，刑事被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则体现出现有制度的缺失。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77条的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立法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限定为被害人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失，且在相关司法解释中，对物质损失的界定范围等都有明确的条件，对于不符合条件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赔偿等人民法院都不予受理。那么可想而知，实践中，除去由国家对犯罪人判处刑罚，被害人由此获得安抚之外，被害人因犯罪遭受的精神损害无从得到救济。项目组在调研地走访了大量的刑事被害人家庭和各地的司法实务部门，得到的结果印证了这一结论。

可见，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在司法实务中遭到极大损害，而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等途径寻求的救济却是苍白无力的。‚一旦法律失去力量，一切都绝望了；只要法律不再有力量，一切合法的东西也不会有力量。‛[6]试想如果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大量的得不到保障，无疑会使刑事被害人‚二次‛受害，甚至成为加害人，诱发报复性犯罪，这样的个案时常见诸报端。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就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安全隐患，同时也是社会的不和谐因素。至此，无论是现有救济制度实践效果不佳的财产损失救济还是制度缺失的精神损害补偿，总之，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保护不力及其救济缺失的结论就不难得出了。

二、对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认知

近些年，随着被害人学的兴起，许多国家在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立法与实践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在理论研究和立法、司法实践中都日趋完善，这一制度在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新西兰率先于1963年通过‚犯罪被害人补偿法‛，英国则于1964年正式通过施行‚犯罪被害补偿法‛，1965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率先通过犯罪被害人政府补偿条例，其他各州相继引进该项制度，1984年联邦补偿法案的通过及自此开始的资金资助，推动了各州补偿制度的建立，至1992年美国各州都建立了犯罪被害人政府补偿制度。到70、80年代，该制度得到瑞典、德国、荷兰、法国、日本、韩国等的采纳，并得到各种国际会议的支持。

对于我国来说，现代被害人学是一个舶来品，其在中国的起步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是从翻译和介绍国外相关著作开始的[7]，但刑事被害人学在我国的发展是比较迅速的，尤其是近几年，关于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的问题逐步引起重视且探讨也日益深入。但与之相关的实证研究却很是缺乏，仅有的实证研究也有较大的，局限性，且关于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的相关问题中，民众、司法实务人员的认知程度的高低

直接影响着该制度的本土化的进程及效果。基于此，调研中充分重视挖掘对该制度的社会认知与分析。

在设计对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认知调研环节上，采用了民意调研与司法实务部门调研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对于此制度的认知调研可以反映出该制度的观念问题和成熟程度。通过发放、回收调查问卷，再运用SPSS数据统计软件资料

包的分析、统计，得知一般民众对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认知程度（如右图所示）：熟悉或知道此制度的普通民众分别占2%和48%，合计达到一半，在统计普通民众从何途径了解此制度时电视、报刊等途径是一般民众获取此制度主要途径。（如下左图所示）。

根据对调研地司法实务部门的调研结果统计，有95.7%（见上右图）的司法实务人员听说过关于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话题，通过实地的调研走访，发现其中大部分司法实务人员通过各种途径、方法，以集体或个人等形式学习对刑事被害人国家制度有较为深入的了解，许多司法实务人员都发表了较为深刻的见解（当然其中存在缺乏体系性、逻辑性等不足），据调研结果显示，绝大部分司法实务人员是通过新闻媒体和学习的方式了解到的，此两项比例合计高达79.1%，另外有的是从地区试点得知的，如山东青岛市，青岛市中级法院和12个基层法院均开展了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由于试点搞得好，因此，司法人员和民众了解程度比较高。

三、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对于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在司法实务界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一个大的原则问题是如何建立的问题，而不是要不要建立的问题，其必要性和可行性显而易见。

（一）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从理论上看，可将学界给出的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必要性的分析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是保障人权的应有之义；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是维护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此外，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必要性还体现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防止、减少犯罪，国际刑事司法相互协作的需要等方面。

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必要性的确认，不但要从学理上对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进行理论分析和论证，更可根据实证调研获得直接的认知。从实证调研来看，实地调研走访的结果，彰显出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不仅必要性，甚至带有急迫性。在‚您对国家现有对刑事被害人关注的制度与实践的做法是否满意？‛一项调查中有86.8%的民众对国家对刑事被害人关注的制度与实践的做法不满意（如右图所示）。且从本次调研得到的数据来看，在对一般民众的调查中有86%的民众对表示同情或非常同情（如下左图所示），而司法实务人员对刑事被害人充满同情或非常同情的高达97.9%（如下右图所示）。

在对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必要性一项调查中，有99%的民众对建立该制度认为必要或非常必要（如下左图所示），而司法实务人员对建立该制度认为必要或非常必要的也高达90.3%（如下右图所示）。调研数据再次印证了建立该制度的民意基础和民意及司法人员对此制度的渴望和期待。

（二）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必要性的考察只能说明该项措施的重要性，但如何将这项重要的措施加以推行，能否将其制度化，还需考察其制度化的可行性问题。

理论上关于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可行性论证主要从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建立的经济基础是否具备；刑事被

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在观念上是否已逐步为社会所接受；各国理论研究上还是立法的日趋完善程度；等方面进行论证。此次调研，在‚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可行的条件‛一项调查中，有92.6%（如下左图所示）的民众认为可行的条件是国家经济实力强盛、社会条件成熟（社会条件成熟与否，很多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实力）。有90.1%（如下右图所示）的司法实务人员认为该制度可行的条件是国家经济实力强盛或社会条件成熟。一项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或其他制度相配套或支撑，还需具备理念的支撑。首先，就物质基础或经济条件来说，尽管调研中试图对经济条件的掌握有一定难度，但就笔者了解的目前我国已有北京、宁夏、甘肃、湖北、四川、浙江、山东、广东、福建、河南等10多个省（市或自治区）建立起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该制度被视为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雏形），可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条件在这些地区是否能够有所保障作出说明。此次调研中了解的青岛市，2006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200余亿元，地方一般性财政收入236亿元，城市人均可支配性收入12000余元。据报道，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1978年全国财政收入只有1132亿元，1994年，全国财政收入接近6000亿元，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已达到51304.03亿元，2008年全国财政收入预计将突破6万亿元。[8]2005年5月至2006年9月，全国法院为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393271人次，减免缓诉讼费22.6亿元，同比上升2626%；2005年至2006年底，为困难群体提供法律援助43万人次，援助资金约6亿元。[9]据估算，全国每年至少要救助2万个被害人家庭。[10]借助这些数据，让我们来对国家救助制度的设立进行一下预测：假设按照受害人家庭平均救助3万元测算，国家财政每年约需投入资金6亿元左右，这个数字或者适当放大一些，对于我国来说应该是能够承受的。

其次，从理念支撑来看，构成国家救助的理念，自然包括学界对国家救助理论的探讨和作舆论先导。但同时，国家救助是否制度化，民意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此次调研问卷统计、实地走访，基本上得到了一致的答案。在对一般民众‚您认为在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是否可行？‛这一项的调查统计中，认为可行的占到总人数的91%（如右上图所示），如果说一般民众的看法或观点或许或多多少存在感性认识偏多、理性因素偏少的话，那么对司法实务人员关于此项的调查中认为可行的高达91.3%（如上页右下图所示）。

四、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的制度建构

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是一项较为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的环节诸多，牵涉到法院、检察、公安、司法行政、财政等多个部门和单位，而且仅就某一个单位和部门来说也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要囊括所有的内容、所有的环节并进行深入彻底地论证是极为困难的。因此，本文所言的制度建构是建立在本次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的初步设想。

第一，关于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的对象。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的对象应当包括遭受犯罪伤害的自然被害人，这是毋

庸臵疑的。犯罪侵害的法人和其他组织虽然也也是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但是，不属于救助对象的范畴。如前言部分所言，刑事被害人救助意义上的被害人作广义的理解，包括遭受犯罪直接侵害的人及其近亲属。对于近亲属的范围问题，我们建议采现行《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近亲属范围的界定。此外，关于救助对象还有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如罪案已经发生却未能得到侦破的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如何处理，是否使用国家救助？我们建议在立法中应充分考虑到这种情况，应当适用国家救助的范畴。另外，关于被害人的国籍问题，具有中国国籍的被害人无疑属于我国救助对象，但是对于外国国籍或者无国籍的自然人来说，他们能否受到我国法律的同等保护，则存在一定争议。对于此种情况应采对等原则，简言之即相对国给予我国公民何种程度的保护，则与之对等。

此次调研统计的结果显示，司法实务人员对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对象的范围界定中，有90%（如上左图所示）的人认为应该包括刑事被害人（指遭受犯罪直接侵害的人）及其近亲属，有10%的人认为范围应以直接刑事被害人为限，对一般民众的调查统计中，84.5%的人认为范围应以刑事被害人（指遭受犯罪直接侵害的人）及其近亲属为限，有13.1%的人（如上右图所示）认为仅以直接刑事被害人为限，由此可以看出司法实务人员和一般民众多认为救助对象范围应包括遭受犯罪直接侵害的人及其近亲属。

第二，关于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的范围。现行刑事诉讼法和最高院、最高检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让我们先看看此次调研数据统计情况。（下页左图为对一般民众的调查统计结果，右图为对司法实务人员的调查统计结果）在对‚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对被害人的作用？‛一项调查统计中，一般民众中26.7%的民众认为作用为物质生活救济，29.7%的民众认为作用为精神抚慰，43.6%的民众认为作用为紧急救济（如下图所示）。

在笔者看来，由于犯罪给刑事被害人带来的精神痛苦往往相伴终生，远远超出物质损失。物质损失可以得到赔偿，但精神损害却要自己承受，这是一种不公平的待遇。而且‚没有什么不平等的现象会像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一样招致如此大的怨恨‛。[11]我们认为在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中的过程中应该考虑将精神损害救助纳入国家救助的范围。在我们的调研走访中发现，虽然受到救济（救助）的资金从1000元到30000元不等，也许对于一些家庭极为困难的被害人来说，这些为数不多的资金并不能解决其后顾之忧，但已经受到救济（国家救助）绝大多数刑事被害人坦言，钱虽然不多，却使他们‚心理好受多了‛，青岛市一位官员曾感叹地说，‚救济金派上了大用场‛。尽管得到的救济或救助不一定是精神损害所得，但加入将精神损害适当纳入救助范围，则势必收到很好的效果。

救助对被害人的条件要求来看，包括被害人犯罪后的态度如是否与司法机关配合；被害人与犯罪人是否属于同一家庭成员；被害人国籍、居住地等。此次调研涉及的内容包括：其一，被害人户籍地或居住地等是否有限定。此次各地的调研走访，我们发现在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的条件中，在不同的调研地，在刑事被害人是以户籍地为标准还是以犯罪地为标准划分和法院有无告知被害人有权申请国家救助这两个问题上形成鲜明的两种姿态，在淄博和临沂等地的调研中，司法实务人员均认为刑事被害人应该以户籍地为标准，法院对任何刑事被害人（包括符合救助条件的刑事被害人）均无告知的义务。而在对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法院的调研中则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论是青岛市中院还是基层法院均认为对刑事被害人应该以犯罪地为标准划分，即只要是犯罪行为发生在本辖区内，就属于符合救助的而不管其户籍所在地，认为法院有告知刑事被害人有权申请国家救助的义务，包括符合条件的和不符合条件的，都要进行告知。在各地的调研结束后，反思这几种不同的态度的原因，我们认为，这几种不同态度的根本原因还是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说

到底就是资金问题。其二，关于对被害人是

否应当存在不予救助或减免的条款。在司法实务人员关

于‚您认为是否存在不予国家救助的情形？‛一项调研中，认为应当存在的高达97.3%（如下左图所示），并且在不予救助的类型选择中，认为被害人直接参与犯罪或被害人不予司法机关配合比例较高分别占42.7%和32.9%（如下右图所示）。出，对刑事被害人也应当存在减免条款。根据本次调研数据统计的结果，再次印证了这个推理的正确性。在对司法实务人员关于‚您认为是否应当存在对被害人救助减免的情况?‛一项调查统计中，认为应当存在减免条款的占91.4%（如下左一图所示），且在减免条款的设计中，认为是被害人有过错，负全部或部分责任的占到65.1%，认为被害人与被告人系亲属关系的占11.2%，认为被害人已从其他途径获得救济的占19.7%（如下右一图所示），而民意调研中，认为应当存在减免条款的也高达85%（如下左二图所示），对减免条款的设计选择中，也基本与对司法实务人员调研统计的数据一致（如下右二图所示）。第五，关于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的资金来源问题，这也是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中带有全局性的关键问题。理论上认为，由国家财政支持，当然，鉴于我国现有的条件，资金来源渠道应该多元化，对于社会捐助、犯罪人的罚没等都可以纳入资金来源的范畴。在调研中司法实务人员和民众对此问题也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在对一般民众的调查中，56.5%的民众认为资金应该来源于国家财政，8.7%的人认为应该来源于社会捐助，23.5%的人认为资金应该来源于对犯罪人的罚没，11.3%的人认为资金应该来源于监狱企业的收入（如右上图所示）。司法实务人员中认为资金来源于国家财政的占到57.5%，其他比例同一般民众的比例大体相当（如上页右下图所示）。从实地调研了解的情况来看，在山东省已推行试点的青岛、淄博、临沂等地，救助资金基本上都是由政府财政承担的[12]。

第六，关于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的机构设臵。关于国家救助的机构设臵问题，从国外实践来看，有的设臵在法院，如法国设立在地方法院内的救助委员会；有的设臵在检察机关，如韩国在地方检察厅内设臵的犯罪被害救助审议会；有的设臵在社会保险福利部门，如德国的劳工及社会福利部分；有的由行政机关负责救助事务，如日本的公安委员会；还有的设立专门的救助组织机构，如英国的刑事损害救助局。我国台湾地区设于地方法院及其分院检察署的犯罪被害人救助审议委员会和‚高等法院‛及分院检察署的犯罪被害人救助复审委员会。

我国理论界有几种学说模式：法院模式；检察院模式；行政机关模式；独立设臵模式。实践情况是，有的尝试法院模式，如山东青岛市和淄博市，有的尝试检察院模式，如山东临沂市。其他省份如浙江省、湖北省采取法院模式，[13]河南省采取检察院模式。[14]在调研问卷中，在对司法人员进行的调查统计中，认为应该设立专门机构的占到47.7%，另有30.6%的人认为机构应设在法院（如上页图所示）。我们认为对于机构设臵应根据不同阶段的国情而有所不同，结合本次调研的实地考察，我们认为在制度建立初期，以法院内设较为妥当，成熟后，可设立独立的专门机构。

第七，关于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的原则设计。关于救助的原则在各地进行的实践探索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有所不同，以青岛市为例，青岛市在实践中遵循量力而行、救急为主、分级负责、当事人申请等原则。而临沭县则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量入为出的原则。以实证调研为基础，我们认为在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时应遵循适度救助、紧急救助等原则，在对司法实务人员的调研中认为应遵循适度救助、紧急救济两原则占到83.4%。救助适度原则与各调研地的‚量力而行‛原则、‚量入为出‛原则等具有方向上的一致性，但又有所区别。救助适度原则一方面考量了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另一方面，救助适度原则也与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建立宗旨相一致。

五、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化进程展望

制定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或救助）法已是当今世界刑事法发展的潮流和趋势。自上个世纪以来，一些国家和地区相继制定了相关法律，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我们也理由相信在构建和谐社会和文明司法理念的大背景下，在人权受到高度关注和重视的今天，这项惠及社会及刑事被害人的国家救助制度一定能够在我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并且，我国已经开始这项工作的理论准备和实践尝试，2006年在江西南昌召开的‚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研讨会‛，与会代表提出，从长远开看，我国应当制定一部‚被害人法‛或‚被害人保护法‛，但就目前而言，当务之急是解决被害人因加害人犯罪导致的生活困难问题，因此，制定‚犯罪被害人救助法‛较为现实[15]。2007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第21条中，特别提出要‚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2007年3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强调，要‚依法保护被害人及其亲属的合法权益，探索建立刑事案件被害人救助办法‛。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2007年刑事申诉检察工作要点》中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试点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机制‛。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孙谦在2007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制定《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法》的议案，受到与会代表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并且，《全国人大常委会2007年立法计划》已将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法列入18件建立立法项目之一[16]。

抱以很大程度上的同情，并对建立对刑事被害人的国家救助制度多持赞成的观点，但试点地区表现出的对被害人国家救助未来的情绪却不尽相同，有的充满信心，如青岛，自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动议论证，2004年11月建立实施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随着救助工作的进一步深入，青岛市12个基层法院也都建立了刑事案件受害人救助制度。这与青岛市自身的经济实力是分不开的。青岛地处黄海，是山东改革开放的‚龙头‛，近年来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看，基本具备了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的财力条件。有的对刑事被害人的未来预期不敢说没有信心，但从调研中相关地区工作人员对此话题的回避，至少可以说明他们在努力尝试一种新的事物的同时也面临一些困境。加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建立，尚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包括实质性问题，也包括技术性问题，还牵涉与其他制度的衔接。因此，国家救助并不是‚作秀‛，也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而应当对刑事被害人确实发挥救济作用。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化、法律化，意味着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绝非应急性政策，而是给予充分考虑、反复论证的结论。青岛市、淄博市的尝试告诉我们，在推进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的过程中，必须立足现实，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不能搞一刀切的方法，更不能为标新立异，搞所谓不切实际的改革措施。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论是经济基础、理论水平还是实践经验都有所欠缺。现在全国范围内对受害人实施救助的工作刚刚逐步展开，很多地方都在摸索和总结经验教训阶段，这当中的一些问题还需要我们深思熟虑。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国外曾有盲目照搬别国法律结果司法失败的先例，如果法律的设立没有执行的可能，那么这项法律就成了无用的法律，法律的尊严也不复存在。因此，我们要三思而后行。最可行的办法是，在初级阶段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待初级阶段救助工作成熟后，再根据总结的经验和教训，将国家救助的实体性和程序性问题法律化，具体形式初步设想以单行法规——《刑事受害人国家救助法》的形式出现，我们现在不好说是今年、明年、后年或者哪一年最合适。

 课题组主持人：王瑞君，法学博士，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教授；课题组成员：梁翔宇，法学硕士，威海市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副主任；梁厚金，威海市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主任。

[1]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的调研》，2008年2月。

[2] 莫洪宪主编：《刑事被害救济理论与实务》，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页。[3] 赵可，周纪兰，董新臣：《一个被轻视的社会群体——犯罪被害人》，群众出版社2002年版，第278页。

[4]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的调研》，2008年2月，第21页。

[5] 赵国玲：“犯罪被害人补偿：国际最新动态与国内制度建构”，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17期。

[6] [法]卢梭著：《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刷馆1980年版，第168页。

[7] 王瑞君：“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的诞生与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犯罪被害人学发展与学术热点回顾”，2008年山东省法学会“法治30年：回顾、反思与展望”研讨会论文。

[8] 中央电视台2008年10月24日新闻联播。

[9] “司法救助：让贫困者跨过通向正义的门槛”，《法制日报》2007年1月15日第1版。

[10] 《法制日报》“今日关注”，2007年6月26日第8版。

[11] [德]哈耶克著：《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页。

[12] 分别参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青岛市刑事案件受害人生活困难救助办法》第十条的规定、淄博市委政法委和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刑事被害人经济困难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的相关规定及临沭县人民法院：《特困群众案件执行救助基金监督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等。

[13] 截止2006年底，浙江全省103个法院建立司法救助基金；2006年湖北省高院和13个中院设立司法救济基金。[14] 河南省检察机关从2005年开始在11个市级检察机关开展了刑事被害人检察救济工作。

[15] 孙永生、柴春元：“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新探讨”，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19期。

[16] 曲涛：《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56页。

第三篇：他们是国家未来的公民

他们是国家未来的公民

——学习《教师法律素养研修58问》心得体会

面对一些调皮的孩子，你是怎么处理的？

关于这个问题，作为教师的我们有千万种答案。这是我们教学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以至于对于某些老教师而言，没有学生的调皮他就感觉没有了自己的教学——他们习惯了孩子们的“胡闹”，能够很智慧的处理学生的“瞎折腾”，通过与孩子们的接触能够很直接的感受到、看到孩子们在慢慢成长，等等。如今的教学需要这样经验丰富的老教师，需要他们为教育贡献自己的力量，更希望他们把自己的良好教育经验传承给新的教师，以至于能够更好的从事教学，适应时代对教育提出的新发展要求。可是如今的发展变化实在是“日新月异”。面对如此高速的发展，我们的孩子在变，教育中的孩子问题也层出不穷，各方面都呼吁教师要提高自己的法律素养，如此才能够更好的从事教学。

纵观前三个课题的内容不难发现，各种典型案例都在向我们展示，教师的法律素养要提高，不提高就会违法，甚至犯法；在解决各类问题时，依法解决——用法律的精神、法律的思想处理问题，反而能够化发杂问题为简单问题，甚至能够得出更好的解决效果。

要提高教师的法律素养，对于拥有专业文化、丰富社会文化、授课育人经验、有的甚至从事多年教育的老师，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法律，法律的实质内容是什么。只有了解法律的精髓，懂得法律进步意义才能够更好地的学好相关的专业法律知识；就教育而言，专业的主要的就是《教育法》——教育的母法，《义务教育法》——保障我国青少年儿童接受义务教育，《教师法》——保障教师进行教育的法律。其次是活学活用，这也就是本次培训希望达到的目标，也是培训教材选编的亮点之一——典型案例。这些案例的选择，为我们教师能够在日常教学中运用所学的法律提供很好的“模板”，尤其是教材“用法拓展”这个栏目的设置，充分考虑到广大一线教师教育的预设性、不可知性、以及突发事件的处理。让我们教师能够在学习教材时模拟案例的发生，同时给我们自由的发展空间，从思想上端正认识，从方法上训练自己用法律的精神教学，用法律的方法解决问题。

法律是个双音节词，只要习惯于看中国古代题材电视剧的，或则喜欢文言文的都知道，这样的词是很少出现的，因为我国古文几乎都是单音节词，即使有也只是个别，而且与今天的意义差别较大。对于法律，北大版《法理学》一书中有“‘法’与‘律’复合，作为独立合成词‘法律’，在古代文献中偶尔出现过，但主要是近现代的用法。”“据《尔雅·释诂》记载，在秦汉时期，‘法’与‘律’二字已同义，都是常规、均布、划一的意思。”另外，对于“法”，我国古代第一部字书——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会意。”如今社会生活中的法律，有对古代的进步意义的继承，同时也发展了相关的内容。北大版《法理学》“广义的‘法律’指法律的整体。就我国现在的法律而论，它包括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这些是对法律的常识认识，同时不同国家、地区，不同时期对法律也有不同的认识。综合这些认识能够跟深刻的认识法律的本质意义，认识法律的精神与教育之间的联系，更有利于教师对专业法律的的理解，及其应用。

如今在中国的大地上，经济社会突飞猛进，社会变革向纵深处发展，这同时提出了人才的需求，既有眼下的人才需要，也有未来的人才渴望，其实质是对未来社会公民的素质要求。如何才能实现这一要求，素质教育是必然。这就要求广大教师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建立法制化国家的要求，用法律武装自己，身体力行，在日常教学中贯穿法律的精神，以学生为主体，以培养未来的的国家公民为己任，从事日常的教学活动。对此，作为教师从根本上必须明确一点，也是《教师法律素养研修58问》于第八十五页倒数第五行明确提及的“法律先规定了学生的权利，后规定里学生的义务”，和第八十八页第五行“严格管理的是学生的行为，而不是学生的人格”。只有如此、或者雷同如此才能够更好的认识眼前的学生是一个有待发展的、充满发展希望的、具有远大前途的未来的社会劳动者。而今天他在学校里的某些举动，教师某些教育行为或后结果可能就是他明天从事劳动的前提（无论是已有的技能，或是思想）。

第四篇：老师应该向学生道歉

老师应该向学生道歉

现实生活中往往把教师向学生道歉看成是一件不一般的事情。这是不对的。教师和学生是平等的，相互道歉应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为什么人们把教师向学生道歉看的不一样呢？这反映了师生平等的民主观念的欠缺。学生向老师道歉是天经地义，为什么轮到教师跟学生道歉就变得十分困难呢？甚至教师做错了事情，要真正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也十分困难。

前两天，有个学生做了不正确的事情，我不想说学生犯了错误，因为一旦认定学生的行为是错误之后，会给我们正确地引导带来很多的局限。是错误就必然要纠正，所以教育也会一味的往如何纠正的方向上走。这就是教育的局限。其实，很多时候学生并没有错，只是做了不正确的事情，我们要引导他们走向正确，正确的道路会有很多种，所以在学生面前会有很多的选择。另外，老师一旦认定学生错了，大多会影响自己的情绪，或者恨铁难成的苦恼，或者因屡教不改的怒火，或者不知如何才好的失衡。更有甚者，视学生就是问题，就是麻烦，久而久之，看待学生的心态变了，在眼里只盯着学生的短处，却没有学生的长处。还是回到那个犯错的学生身上。老师见学生这样，见面就是一味的责问，似乎非要治出学生的几条罪状才肯罢休。教师本应从学生那里了解情况，然后再好好的教导，谁知不问三七二十一，上来就一顿说道。学生沉默了。学生怎么能够跟这样的老师交流呢？

动辄就认为学生犯错的老师是很容易遭致学生的反感的。我说的前两天那位做了不正确的事情的学生，具体做了这么一件事：她和一位同学因误解另一位学生对她们不尊重，所以去找那位学生想要沟通一下。由于缺乏沟通的能力，反而让那位学生感到害怕，所以就哭着去找老师，说自己受到了威胁。那位老师可能是护生心切，不问缘由就拉住了她，一顿责问。老师本是教育学生的，而教育必然要沟通，没有正确的沟通就不会有良好的教育。可是这位老师这样的做法一下子就把学生置于无法沟通的地位。接下来的事情是可以想象的。老师硬要从学生身上挖出错误，学生当然是不合作，结果老师失去了理智，侮辱了学生，说了很难听深深地伤害了学生的心灵，让学生会对老师失去信心的话。学生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说出了不要你来管我的话。

像这样伤害学生的事情不应该由教师来充当主角。教师应该尽力保护学生心灵中任何一点美好的东西。伤害了学生的老师应该向学生道歉。并尽力弥补给学生所带来的心灵的伤害

第五篇：老师错了应该向学生道歉

老师错了应该向学生道歉莘县河店中心初中 姬长仓

老师错了，应该向学生道歉，这是非常自然的道理。然而，有些老师自以为为人师表，当面向学生认错，就未免掉了夫子的架子，常常寻找借口掩饰过去，有时，甚至“冤假错案”一错到底。究其原因，无非是一个教师的面子而已。

当老师的，没有尊严和威信不行，尊严和威信是教师的第二生命。但是，为了那点尊严和威信，却要去搞“冤假错案”或虚假的掩饰，到头来不但维护不了自己的尊严和威信，相反的会使你的尊严和威信的分量往下跌。

学生爱老师，首先爱你的真诚。他（她）是把你当成一个高尚的“人样子”看待的。”人样子”连起码的真诚都不具备，还怎么去让人敬佩呢？

老师爱学生，对学生真诚，这是教育的基本原则。自己错了，也已经懂得，为了掩饰，装模作样，不是会越装越笨，越装越丑，走向教育的反面吗？学生们谁还买你的帐！不敢面对错误，还有何脸面面对学生！

细想想，你的备课不精细，验算不精确，或做事有疏漏，这是可能的，错了就错了，在学生面前说一句“学业不精”或“状态不佳”，学生是会理解的。也会原谅的。倘若不懂装懂，不管怎么掩饰也是不光彩的。即使当时你的学生没有看出这个破绽，将来总有一天要揭穿这个破绽的。

你面对的学生是复杂的，有感情的高级动物，纷纭复杂的同学关系有时会使你判断失误，是非颠倒的事在所难免。老师知道错了，主动向学生认错，并诚恳的表示歉意，说一句“是老师错了”或“是老师冤枉了你”，学生不但不会怨恨你，反而会对你更加敬佩和爱戴。

要求学生做到的，老师首先得自己做到，这是不容置疑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是对教育原理的亵渎。退一步说，当老师敢于实事求是地向学生认错，这也是一种较高的教育境界。

学生心目中的老师是学识渊博的学者，是爱心奉献的长者，是真诚和公正的化身，同时，也是勇于知错就改的一般人！

老师，该向学生道歉时就请道歉吧！那样，你的学生会永远敬佩和爱戴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