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北京论坛

第一篇：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北京论坛

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卢元镇

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020－85212252

lyzh@scnu.edu.cn 1 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引言

在近现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中国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个特例。在100余年的历史中，中国与奥林匹克结下不解之缘：在近代，中国曾因奥林匹克而蒙羞，有过疑虑、对峙、隔阂，近代中华民族遭受侵略、奴役的历史及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自强意识，迫使中国与奥林匹克靠拢。发生在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不是以正常的文化交流形态出现的，而是与外来侵略和民族压迫同时出现于中国社会的。而到上个世纪末，中国与奥林匹克重修于好，实现了相互选择和理解，消弭了冲突，促进了融合，中国终因奥林匹克而重获殊荣和辉煌，而奥林匹克终因中国的介入更成功、更完满。

一、两种不同体育文化的建构与运行

如果把古代体育分成东西对峙的两大高峰的话，那么东方古代体育以中国为主，西方古代体育以希腊称雄。由于地理交通的阻隔，这两大高峰没有得到聚首，因此，便按照各自的文化逻辑建构并运行着本民族的体育文化，形成了世界体育文化的参商二星。20世纪60年代初，战败国日本主要出于政治目的举办了东京奥运会，试图重塑国际形象；80年代末，四小龙之一的韩国主要受到经济发展的鼓噪，举办了汉城奥运会，试图在国际市场亮相。这两届奥运会也都一定程度展显出了东方文化色彩，但毕竟是在广义的儒家文化的边缘地带进行，与中国的原文化擦肩而过。虽然在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上增加了柔道、跆拳道两个项目，并把这两项运动推到了世界范围，然而这毕竟不过是在奥运会上打了两块东方补丁而已。而2008年奥运会终于使两大文明会聚北京，其深远的文化意义不言自明。

（一）不同的地理环境形成了迥异的文化基因

地理环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成某种类型的前提性因素。古代希腊政治和文化因素支持着自身的体育发展，并导致了古代奥运会的诞生。在古代希腊，如果说民族政治因素对奥运会的诞生，体育的普及起了内因作用，其宗教文化因素起了外因作用，那么产生这种“里因外合”效应的是它特殊的地理环境。

希腊是一个面积非常狭小的岛国，资源贫乏，人口不多，土地贫瘠。生活在这种地理生态环境中的希腊民族，形成了特殊的民族性格。这种性格主要来源于民族生活方式的多样性，近海居民主要依靠捕鱼、制盐和经商谋生；山地居民从事游牧业；平川居民从事农业。特殊的地理环境导致发达的商业贸易，进而形成频繁的人际交往，平等人际交往是自由民广泛存在的前提，自由民之间形成契约式的政治关系，这种关系萌发了相对自由的信仰和行为，最终导致科学、艺术与 2 体育的繁荣。

与希腊不同，中国文明依托的不是狭长的半岛，而是相当宽阔的平原；不是海洋，而是河流。中国的四周是高地、沙漠和无法跨越的大海，形成了一个西高东低的簸箕形状的地形特征，造就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化系统。适宜的温度、平坦的地势和肥沃的土地，是中国发展农业文明的理想条件。农业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人对土地的绝对依附，而且越在古代，生产力越不发达，这种依附就越显著。中国农业生产中的生产单位是“家”，发展到后期便成了氏族单位的一种有内在血缘联系的广义大家庭。这样，中国社会的血缘机制的退化便十分缓慢而不彻底。血缘社会中各种民俗规矩不是被逐一消除，而是不断修改和完善，中国的“周礼”与孔子的“礼”与“仁”都是这种修善与发展的标志。这为宗法等级的滋生提供了温床。等级制的延续和发展致使凡不遵循差等制度的文化因素都不能发展，因为这都可能对森严的等级制度形成冲击，给专制统治造成不稳定因素。体育，尤其竞技运动的根本特征就是对抗双方必须在法律意义上的形式平等，因此它是等级制度的天敌。

在古代中国，由于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君臣父子的人伦关系，以及民众对土地的绝对依附，使民族的意识形态中，不可避免地重视渗透、协调、和谐与中庸而反对斗争、冲突与对抗。中国体育更多重调节、轻冲突、重关系、轻实体的特征，而很少有“更快、更高、更强”的色彩。中国体育中找不到赤裸裸的你争我夺，以及激跃的跑、跳、投。因此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地理因素和复杂的文化机制下，难能成长出以普遍的争斗和征服为特征的运动竞技。

（二）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相向而行的体育文化逻辑

古代奥运会诞生时期，正好是希腊原始氏族社会瓦解、奴隶制社会逐步形成的历史时期。在只有13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就建立了200多个城邦国家。尽管有的城邦民不盈万；国家政权也掌握在奴隶主贵族手里，但这些城邦都是各自独立的自治体。与此相应，在希腊自由民的核心概念中，有着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那就是极其重视个人价值。希腊人发展了他们独特的信念，认为人之可贵绝不在于作为一个万能统治的工具，而在于人的本身潜力，因此，他们不惜任何代价以求完善自己。政治上的民主，人民的相对独立与自由，再加上与此有直接关系的观念信仰，为古代奥运会的产生奠定坚实的基础，也为近代西方体育的再度崛起和壮大繁荣埋伏了历史条件。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讲，古代希腊体育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遇到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那种君临一切的专制制度，这是希腊体育的幸运。

与古代奥运会诞生发展的历史时期相对应的是我国的春秋时代。这时的中国已处于奴隶制开始解体并逐步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在社会形态的演进上中国已远远领先于古代希腊。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强烈变革，教育中也一样高度重视体育，如“六艺”中的“礼、乐、射、御、书、数”，前4项都是重要的体育活 动内容。由此可见，中国古代颇有希腊斯巴达的军事教育色彩。这些活动内容理应在中国产生高度发达的体育运动。但是，这一极为重要的条件却被强大的封建“专制政治”抑制了。后来孔子所极为倡导的“礼”与“仁”便是这种宗法等级的翻版和进一步发展。因此，中国一直缺乏支撑自身体育发展的民主政治，即使到明清时期也仍然如此，因此到近代欧洲体育重新勃兴的时候，而中国体育一片萧条，特别是竞技体育几近于零。

（三）不同的宗教观念造就了不同的体育理念

在古希腊人的心目中，众神居住在希腊北部巍峨的奥林匹亚山上，那里有12位巨神在维持着天地之间的秩序。希腊人认为，诸神平时在山巅上欢宴作乐，有时则离开他们的宝座下降凡尘，参与人事。有时还因人事之故，各主一方，明争暗斗。人们只有同这些神灵建立恰当而和善的关系才有利于生存，这样，祭祀神灵便成了一项有意义的活动。希腊人以各种活动表示对神的崇敬和感激。因此，体育竞技便以祷告神灵、祈求福祉，寄托意愿的方式纳入了整个希腊民族的精神表述之中。古希腊的奥运会就是这种精神表述的集中表现，是希腊人内在精神（对神的崇敬）的外在表现（用形体动作）。

远在史前的上古时期的中国，各氏族部落在战争、狩猎、采集活动之前也有专门的宗教仪式，这些活动也一样是指望获得某种成功而企图使神灵对自己发生好感的献媚。而中国原始宗教的这些活动内容与希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是宗教活动不是由于欢乐的心情所导致的快乐行为，而是由于恐惧祈求上苍显灵，从而具有巫术性质；活动内容则是求欢悦的歌舞，而不是寻冲突的竞技。

马克思在对古代各文明古国进行分析时，用形象的语言讲道：“有营养不良的小孩，也有早熟的小孩，也有发育不健全的小孩，在古代氏族中属于此类范畴者甚多；唯有希腊人为发育正常的小孩。”。希腊人那种天真烂漫，赤身裸体，酷爱体育的作派，与尚武卫邦，崇尚力量等奥林匹克精神不无关系。而中华民族的“早熟”不能不说是与体育文化的少年老成息息相关。

二、中国对奥林匹克文化的选择与融合

东西方文化交流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变得越来越频繁，这一过程充满了冲突、选择、改造、变异、融合等变数，或从善如流，或狭路相逢，或长期对抗，或强权征服，然而高势位文化总要向低势位文化流动，先进文化总要起到主导作用。奥林匹克文化就起到了这样一个领头羊和征服者的作用。

（一）奥林匹克文化具备强者文化的特质

近现代奥林匹克是欧洲各工业帝国为全人类选定的一种游戏方式。19世纪中叶，希腊人企图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努力的落空了，因为希腊人已经沦落了，不再是强者。而英国人在英伦三岛创建了许多室外竞技运动的方法，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复兴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时严谨的德国人不失时机地走出来，对奥林匹克遗址的开发，使近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披上了“文艺复兴”的外衣。浪漫的法国人紧随其后，对奥林匹克精神和原则做出诗人般的诠释，为近现代奥林匹克确定了当时作为强者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基础。到20世纪后半叶，美国山姆大叔对奥林匹克的夸张式的投入和商业运作，推动了奥林匹克的高速发展。而美国对国际奥委会的粗暴控制，再一次显示了强权政治的特征。

100多年以来，国际奥委会之所以能从一群欧洲绅士的午餐会演变成庞大的国际组织，奥林匹克运动会之所以能从以欧洲中心主义为藩篱的区域性体育比赛发展成为世界性的文化潮流，奥林匹克主义之所以能为世界多数民族接受，成为一个足以震撼全球的奥林匹克运动，就在于它具有巨大的融通性。这种融通性不仅表现为奥林匹克运动已经与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科技、文化、教育等融为一体，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文化力量。同时，融通性还体现在它对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充分兼收并蓄上。奥林匹克的魅力就在于它不断地将民族体育文化进行世界化的提升和推广。

从国际奥委会两份具有里程碑价值的文件中不难看出奥林匹克运动肩负的责任和敏锐的目光：一份是《奥林匹克宪章》，一份是《奥林匹克运动21世纪议程》，她们是姐妹篇，相距100余岁。如果说姐姐关注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而妹妹则倾心于人类与自然的相处。如果说《宪章》是一篇关于和平的宣言，那么《奥林匹克运动21世纪议程》则是一篇关于发展的倡议。而和平与发展珠联璧合，构成人类未来的两大主题。

奥林匹克运动诞生于19世纪末叶，那时黑暗、沉闷的中世纪刚刚结束，欧洲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晨曦中，迎来了充满希望的20世纪。由于科技的发展、经济的交流，文化的沟通，注定了20世纪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世纪，此时应运而生的奥林匹克必定不再是区域性的文化，而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然而，作为殖民主义时代的后遗症，世界性的战争阴云从世纪初就笼罩着这个蕞尔小球，上个世纪人类的两场浩劫和无数次局部战争，把世界搞得满目苍痍。奥林匹克充分意识到必须融入世界的和平潮流，才能获得生存权和话语权，也才能赢得注意力和影响力。这就是为什么奥林匹克运动会对“全家福”如此看重，而对各种“抵制”行为万般厌恶的缘由。这也就是为什么联合国第48届大会第36次全体会议上会一致通过“奥林匹克休战”提案的理由。

20世纪过去了，人类还没有摆脱战争的漩涡，又遭遇了新的麻烦，在强大的工业生产和巨大的商业利益的驱动下，美丽的地球被放肆地涂鸦，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居住地遭到破坏，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地球变得十分脆弱，人类陷入万分无奈。于是，奥林匹克的大脑再度陷入沉思。1999年国际奥委会修订通过了新版的《宪章》，在阐述奥林匹克运动的目的时添上了这样的字句：要“致力于建设一个和平美好的世界”。落实到《议程》中就赫然写上了“可持续发展”五个大字，如果说奥林匹克在20世纪以追求和平为主要 宗旨，那么，21世纪就要以“美好”为中心主题来做文章，因为和平的世界还未必美好，美好的世界要以和平为前提，还要以可持续发展为基准。

因此可以说，奥林匹克这个强者维护了人类的共同理想，也正因为此它成为了强者，拥有了无数的追随者。奥林匹克文化作为一种世界文化，对各种民族文化的具有强大的感召、同化、融合、兼容和统摄的能力。奥林匹克又是体育文化全球化的标志，各个国家与民族都在努力汇入这一世界体育文化的潮流。

（二）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奥林匹克文化的支撑

获得了民族解放的中国为什么要选择奥林匹克文化？为什么中国人如此地不惜代价要得到奥林匹克的承认呢？因为它不仅是一种强者的文化，还是一种强者向往的文化，更是一种向往成为强者所追求的文化。中国是这个世界上，继希腊文化为核心的欧美文化走上现代化后，在21世纪最有希望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复兴文化，强国强种为己任的民族。因此，中国选择与奥林匹克文化的结缘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中国文化与奥林匹克失之交臂，那将是与中国现代化的逻辑进程脱节，也是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题相悖的。可以说，奥林匹克的介入，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东西方文化之间形成一种强大的粘接力，是中国改革、开放国策的形象化扩展与延续。

奥林匹克这种强者文化在中国的普及，对创造这种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重要的价值。中国传统文化是缺乏竞争意识、民主精神、开放态度和科学观念的，也是缺乏培养和发展个性的环境和条件的。这些既是发展奥林匹克运动所欠缺的，更是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现代人的心理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讲，接受奥林匹克运动就是一次全民现代化观念的基本训练，因此与奥林匹克融合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奥林匹克在中国的大踏步前进，使一代自立、自强、自信的新型人格成长起来，取代了自我贬抑、自我萎缩的君子人格。新一代人不尚空谈，讲究实效；不追求虚名，而注重务实。中国的传统文化由于奥林匹克的渗透变得更有生气，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因有奥林匹克的介入将充满活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奥林匹克关于“重要的是参与，而不是取胜”精神的提倡，奥林匹克强调对青少年所起的教育作用，以及奥林匹克对尔虞我诈欺骗行为的坚决抵制，都可以为社会树立良好诚信的道德规范，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个优质的道德平台。奥林匹克是一种全世界共同遵守相同规则的活动。它在选材、训练、管理及资源配置等方面需要尊重客观规律，要求严格地遵守“游戏规则”的特点，与市场经济颇有相通之处。认同人类共同遵守的规则来进行游戏、接受公平竞争的观念并担当起增强民族自信心的角色，非体育莫属。

高水平竞技运动本质上是人类竞争意识的最公平、最公开、最公正的较量。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来没有的东西——人与人平等的权利、个 6 人自由选择与追求自己利益的权利。市场经济满足个人欲望，可以带来巨大的创造社会财富的推动力，同时也必须用道德和法律来制约个人私欲的破坏性。宣扬这种权利，把行使这种权利的过程加以规范，体育竞赛是最好的榜样。

体育规则的制定，竞赛的组织、胜负的判断、人才的选拔都有充分的民主性，这常常令许多社会活动家们羡慕不已，视为一种民主程序的典范。在这里，每位运动员都享有参与与退出、选择与被选择、解释与申辩等民主权利。每个运动员力争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能力战手，同时又要承担义务允许对手在平等地位上与自己竞争。这一点恰是一个民主法制社会成员必须具备的心理品质。

中国的社会转型必然伴随着对外开放，必然要清除长期封闭和僵化给民众带来的昏聩麻木的情绪，鼓励奋发进取，使中国迅速适应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国际社会。通过体育竞赛所获得的胜利来振奋民族精神，实质上是树立一种和平竞争的国际化观念，有利于国民积极参与开放型的竞争，接受机遇和挑战。随着体育文化交流的率先启动和日益增加，国外丰富的体育理念和思想传入我国，使体育中蕴涵的一部分人文精神潜移默化地挥发了启蒙功能。改革开放初期，体育充当了“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开路先锋。体育在全社会建立和发扬开放的观念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奥林匹克文化是对中国传统平均主义思想的逆反。追求过程的平等，容忍结果的差异，是一种需要公众接受的理念。正如市场经济必然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样，不参与竞争的人无论怎样妒忌、愤怒、哀怨、漠然，都无济于事。因此，体育对竞争观念的宣扬，有着重要的迁移价值。

在古希腊著名的德尔菲神庙的门口，竖着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这样句名言“认识你自己”。就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就在这样一个人类主体意识开始巨大觉醒的时代，产生了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不言而喻，现代奥林匹克仍然高举着主体精神的旗帜，它高度重视参加者自身的内在需要，高扬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可以说，我们今天提出的“人文奥运”就是对奥林匹克做出的关于人的积极应答。

（三）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与奥林匹克文化融和的条件

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运动并非格格不入，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相通之处，中国传统文化对吸收奥林匹克和接纳奥林匹克运动有着不少天然的有利条件：

首先，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做贡献的强烈愿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天性”，推动了与奥林匹克的结合。在历史上，中国曾为世界文化的大融合出过大力，包括恢复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内的欧洲“文艺复兴”就是在吸取了大量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完成的。中国辽阔的幅员、众多的人口、悠久的文化、壮大的实力，决定了我们中国必须对世界文化，做出更多的贡献。在体育运动领域，我 7 们不仅要参与奥运会，而且要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具有良好的消化吸收能力，我们不恐惧外来异质文化的介入，而具有较小的排他性。从中国传统文化良好的兼容性的特质来看，对奥林匹克是持欢迎态度的。奥林匹克是全世界共有的价值体系，中国对奥林匹克的态度，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必然延续，是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的标志。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及和平思想是与奥林匹克主义一脉相承的。民为邦本是中国文化的基本思想之一。它在整个中国文化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传统，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主义特色。中国文化的另一个基本精神就是贵和持中，看重和谐，坚持中道，是渗透中华民族肌体每一个毛孔的精神。这些特征与奥林匹克的宗旨是完全契合的。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冲突与解决

任何异质文化发生碰撞，都要产生火花，这两种文化在碰撞后，既有相互排斥的一面，也有相互借鉴的一面，而后一种倾向随着各种联系的加强必然会趋于主导地位，这是因为“文化是人类对愚昧的否定过程”。任何一个勇于克服愚昧、发展自身的民族，终将会学习和接纳先进的外来文化，并将自己的优秀文化传播出去。近现代奥林匹克对中国的传入和普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体育文化曾对它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性。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重新恢复在奥委会的合法地位，才真正标志着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体育文化相结合这一新阶段的开始。而80年代末，中国决心承办奥运会则标志着这一结合进入了一个高度自觉的阶段。这是因为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思索，终于悟出：在现代历史条件下，任何坚持封闭型模式的民族文化都将无法克服愚昧，摆脱导致自身的灭亡的厄运。因此13亿现代化建设者大军接受了奥林匹克的挑战，这是历史积郁下来的勇气，也是时代感召出来的精神。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我们开始承认、接受、消化、吸收西方体育文化的技术方法，在短短的五十多年里，我们基本完成了西方体育的体系化建设，在更短的二十年时间里我们完全按照奥林匹克的面貌改造了中国的体育。一向以怀疑、排斥、抵制西方文化而著称的近代中国，竟然在一个“全盘西化”的领域，遵照西方的游戏规则，沿用西方的技术方法，实现了“升国旗、奏国歌”的愿望，而表达的是一个东方民族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这在文化交流史也是十分罕见的。

（一）世界体育文化单一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冲突

在历史上，西方体育文化曾搭乘在殖民化的轧道机上，把东方各国的原体育文化推挤到边缘，几于湮没。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体育文化又如同割草机一样把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修剪得整整齐齐。各种民族体育文化作为弱 势文化，在“弱肉强食”的规律面前，变得如此苍白。各种民族文化与奥林匹克之间形成了一种绝对不对称的文化关系。

当今，奥林匹克作为一种强者文化，对各种民族体育文化的产生强大的感召、同化、融合、兼容和统摄的作用，正在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扩张着、渗透着、弥散着，成为世界体育发展的座标系。而其他国家、民族的体育文化，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无论是成熟的，还是萌芽态的，无论是单一民族的，还是跨国的、多民族的，都只能归于“亚体育文化”，或“准体育文化”。

由于体育文化所特有的传播范围的广泛性，扩散倾向的世俗性，变异改造的保守性，以及流行普及的易接受性，这一主体体育文化一旦占有了文化的统治地位，就具备了专制主义文化的特征，而这种文化是以欧美价值观念为基调的，以发达国家利益为价值取向的，从而使体育文化的多元性受到极大的伤害。今天奥林匹克与卫星电视、互联网、微软、好莱坞、百老汇、可口可乐、NBA、迪斯尼、摇滚乐、柯达等文化产品纠合在一起，在全世界涌动着，呼啸着，成批成批地倾销着，进入人们的生活方式，闯入各国的精神世界，使许多弱小几乎民族忘记了自己民族体育文化的过去，使多数青少年不知民族传统体育为何物。

（二）中国体育文化对重建体育文化多样性的价值

经济的全球化带动了文化的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结果是文化的单一化，文化单一化的灾难性后果是扼杀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使文化走向枯萎和绝灭。谁也不愿意看到体育文化也走上这样一条道路，逼近这样一个黯淡的前景。

那么，人类的这一文化困境如何解脱？

纵览世界体育发展的历史，审视各国体育文化的现实，只有中国体育文化可以站出来为保留世界体育文化的多样化做出尝试和努力。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几千年没有缺环的悠久历史，造就了源远流长且不断演化的体育文化，在中国体育文化的历史长卷里，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积淀了体育文化的厚度；第二，中国辽阔的版图和多民族的文化结构，生成了中国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化世界，中国的体育文化不仅有汉民族的，还有少数民族的，不仅有宫廷的，还有民间的，不仅有军事的，还有娱乐的，不仅有养生健身的，还有竞技休闲的，这一体育文化的大千世界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第三，中国众多的人口负载了巨大的体育文化力度，因为体育传统文化积淀的力度是与该文化活的载体的人口数量成正比的，人口越多，体育文化的创造性和传承性就越好；第四，中国又是一个实现中外文化交流具有自觉性和较少功利性的国家，虽然在近代历史上曾实行过短时间的“闭关锁国”政策，但从整体上讲，我国从汉唐以还，一直在吸收着外来的体育文化，也将中国的体育文化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世界各地去，中国既有吸收外来文化的经验，也有输出中国文化的勇气，中国文化对异质文化的吸纳、涵养、改造具有顽强的毅力、海纳百川的宽容和天衣无缝的技巧；第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文化不仅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而且在国与国的关系上，都表现出那种雍容、和平、温良、宽柔的品格，这种亲和力是其它类型文化所欢迎的。这对中国体育文化走向世界无疑是十分有利的条件。

世界众多学者都对中国文化寄予希望，英国罗素先生在《中国的问题》一书中曾说：“中国人已经发现了一种生活方式，并且已经实践了不少世纪，如果它能够被全世界采用，它将会造福于全世界。”中国最后一位大儒梁漱溟先生在比较了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及印度文化之后，也曾得出过这样的结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西方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展望二十一世纪》中说：“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式的中华民族。”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讨论未来世界发展时说：“面对21世纪，我们的中国学所当承担的课题是，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批判经济至上主义的风潮，并且与利己及追求利润的原理相对抗；如何将中国思想中作为深厚的传统准则积蓄下来的仁爱、调和、大同等道德原理作为人类的文化遗产向全世界展示出来„„”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二千五百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中国体育文化对于平衡西方体育文化的偏颇，可以起到一种难能可贵的互补作用。从哲学意义上讲，以奥林匹克为核心的西方体育文化努力追求的是人类的可能性，即人类可以做到什么；而东方体育文化则要说明人类的必要性，即人类应该做到什么，因此西方体育主张“永无止境”、“超越极限”、“全力以赴”，而东方体育强调“适可而止”、“点到为止”、“不战而屈人之兵”，而这两方面对于人类都是不可或缺的。

西方体育以追求功利作为发展动力，在形成巨大的社会文化运动的同时，要动用、消耗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因此走上商业化、职业化和滥用违禁药物是必然的。而中国体育文化强调天人合一，目标是修身、养性，主张是内外俱练、神形兼顾、动静结合、刚柔相济等平衡统一的原则。中国体育文化更具有业余的性质，对不同性别、年龄、职业的人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当世界走向老年化的时代，它理应受到老年体育的青睐，在讲究健康和休闲的今天，它的体育价值更是不言而喻的。文化交流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而需要是文化交流的动力来源，对中国体育文化的需要是21世纪世界体育文化发展的趋势之一。

中国正在实现“和平崛起”，崛起的涵义决不仅仅是自身实力的强大，而在于一种有影响力的文化被普遍接受。古代希腊之所以永恒，就在于它的文化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全世界，其中包括奥林匹克文化。近二十年来，中国的民族音乐、民族舞蹈、中国画、中医、中草药已经大踏步走出国门，逐渐被西方接受，即便是100年前从西方引进的电影艺术也开始反哺世界。那么，中国体育文化何以不能融入世界体育的潮流，丰富世界文化宝库呢？

进入奥运会，举办奥运会，在奥运会上称雄，固然重要，但这毕竟只是体育善假于物表现出的一个侧面。我们要调整体育的价值观和体育政策，开展多角度的研究，将中国体育文化推介到世界上去，让全球了解中国的体育文化，无论哪一代人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对世界体育文化的贡献，将载入史册。

（三）对“东方运动会”的殷切期待

今天我们不仅要把过去的文化遗迹保存下来，继续向西方传播，让世界真正全面地认识中国，而且要以中华文化为基元，在现实文化的基础创造上成为当代无可争议的国际典范。这就要把中华文化过去的运行规范、习惯方式推到新的境界，需要当代中国文化人做出新的努力，其中包括体育文化人。这就要求体育文化人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参与世界文化建设的眼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文化在世界影响力的加大，中国承担起复兴东方体育文化的责任已经众望所归。在国际社会，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不谋求霸权，不搞以我为中心。但是在建设代表先进文化方面需要为世界做出实际贡献，包括体育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标志，笔者曾建议将中国的民运会与全国体育大会合并，逐渐加入中华文明圈的国家或地区，再加入亚洲地区各国，最后在推广到其他东方国家，创办一个全新概念的“东方运动会”。

东方运动会不是奥运会的对立物，但一定是一种新的文化创造，而任何一种具有新的文化个性的东西在诞生的一刻，都会遭遇阻力，只要克服民族虚无主义，只要勇于挑战现代世界体育主体文化的权威，只要在体制上有所创新，一定会在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上走出一条新路。

东方运动会决不是东方民族体育的简单叠加和集成，而是一种新型体育文化的再创造，这也许是东方运动会得以问世和赓延的文化难点。但我们深信具有东方智慧的民族，团结起来一定会取得成功。

欢迎它吧，一个东西方文化各领风骚的时代即将到来！

第二篇：中国民法典论坛：“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民法典”

中国民法典论坛：“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民法典”

中国民法典论坛：“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民法典”

主持人：李显冬教授

缘 起：华夏五千年历史蕴育了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的冲撞是每个发展中国家迈向现代化过程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法律的关系？如何解决传统文化和现代民法典的理论联系？敬请关注本期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举办的高峰对话论坛。时 间：2004年5月13日19：00 地 点：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礼堂 李显冬教授： 大家晚上好，有请蒋庆先生、梁治平教授，有请我校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王卫国教授。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著名民商法专家、清华大学法学院原院长、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会长王保树教授。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校外专家还有：民族大学原系主任、北京市法学会民法学会副会长、著名的民法学家崔洪夫教授，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苏号朋教授。今天出席我们理论研讨会的校内教授有：德高望重的巫昌桢教授，国内著名的民法学家杨振山教授，民商经济法学院副院长赵旭东教授，民商经济法学院副院长费安玲教授，民商经济法学院民法研究所副所长李永军教授，民商经济法学院商法研究所副所长王玉梅副教授。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学术研讨活动，我们的题目是“中华文化与中国民法典”。中华民族有泱泱五千年的历史，作为中国人，我们感到无比自豪。今天，来到我们大会的蒋庆教授是国内著名的民间儒学学者，今天能够请到他，是非常有幸的事情。第二位要介绍的是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所长梁治平教授，他是研究中国法律文化的著名学者，同学们对他大量的法律专著非常熟悉，今天会上我们将一睹梁治平教授的风采。关于王卫国老师，他是我国著名的民商法专家，是同学们敬爱的老师。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民法典的问题。经过国内所有专家、所有学者、所有关心我们民事立法的同仁们和所有国人的共同努力，民法的立法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我们已经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当然也包括法律文明，在民法典的立法中，如何解决传统文化和现代民法典的理论联系问题？蒋庆先生是西南学子，和我们的梁治平教授、王卫国老师都是西南政法学院的优秀毕业生，毕业以后蒋庆先生在儒学的研究中取得了非常卓著的成绩。我们想请蒋庆先生谈一谈他在中国儒学的研究过程中，在中国民法或者中国民法典这一问题上，曾经有哪些感受。欢迎！蒋庆先生：

我从山上到中国政法大学来，和大家一起交流，你们王院长给我出了一个非常大的难题。为什么？因为在我们西南政法大学所有78届的毕业生中，只有我一个人离开了法学，我已经将近20年没有研究过法律了，所以我认为我已经游离出法律界了。但实在是禁不住你们王院长的盛情邀请，因为是老同学，我不能不来。我来讲什么呢？说实话，民法典我确实也搞不清楚了。王院长让我讲我自己的这一套，实际上我自己的这一套在这里短短的时间内是讲不清楚的，那么，我还是 尽量能够切题吧，讲讲我对法律的看法，也是儒家对法律的看法。我是学法律的，为什么一个学法律的人最后离开法律去研究儒家文化？这是因为我接触到儒家文化后，改变了我对法律的看法。我从一个法律的推崇者，变成了一个对法律的冷静的思考者，看到了我原来没有看到的法律的有限性或者说法律在本原处的缺失。这一具体过程我就不说了，我想说的是儒家或者说孔子对法律有什么看法，儒家主张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治理国家。现在很多中国人，还有外国人，甚至包括国内法学界和儒学界的人，都认为孔子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文化人物，是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学问家。在国外大部分旅游区的蜡像馆中，中国人往往只有一个人，就是孔子，而孔子在蜡像馆中的地位是历史文化名人的地位。但是，后来有朋友对我说，他们去海牙国际法庭，海牙国际法庭里面有一个“人类伟大法官”的展厅，里面挂有我们孔子的像。我听后很诧异，因为在我们的记忆中，孔子最伟大的贡献是在思想文化上，我们不知道孔子是“人类伟大的法官”。我又听朋友说，美国国会里也有孔子的像，孔子是作为“人类伟大的法学家”而被尊奉的。把孔子的像放在历史名人蜡像馆或者其他有关历史文化的博物馆，和放在法院与议会中是不一样的。把孔子的像放在法院就意味着孔子是一个大法官，能够公正地审理司法案件；把孔子的像放在议会就意味着孔子是一个大法学家，能够为立法活动提供法律思想。但是这些我们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以前我也不知道，后来才知道。也许是因为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太崇高了，是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使我们看不到或者说忽视了孔子的司法实践活动与法学研究活动。在中国历史上，孔子确实当过鲁国大司寇，大司寇是最高司法长官，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院长”和“一级大法官”。孔子在当大法官的过程中，公正严明，把鲁国治理得非常好。史书上记载，羊贩子“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也就是不敢再象从前那样早上去卖羊时搞假让羊多喝水，多喝水增加重量好多卖钱。由于孔子在任大司寇三年的时间中断狱公正，执法严明，那些搞假冒伪劣商品的人在鲁国没法呆下去，都离开了鲁国，如一向胡作非为的“慎溃氏逾境而徙”。历史上还有很多这类孔子审理案件的故事。孔子作为一个大法官，肯定有孔子自己独特的法律思想，具体来讲，孔子对法律是怎样看的呢？也就是说儒家对法律是持什么样的看法呢？大家可能都读过孔子的书，知道孔子有个很经典的说法：“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和所有的法官一样，在审理案件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就是《史记·孔子世家》所记载的孔子断案“文辞有可与人同者，弗独有也”。所以孔子办案和所有法官一样，没有什么区别，这叫“听讼犹人”，但是，后面一句话就有区别了，“必也使无讼乎”，孔子的最高理想是消除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诉讼，人类社会不应有诉讼，有诉讼的社会不是一个好的社会，是一个出了问题的社会，是一个生了病的社会。一个健康的社会、好的社会是不应该有诉讼的。大家知道，社会中有纷争，有人侵犯了他人的利益，然后才出现诉讼。我想，孔子之所以是孔子，之所以是“至圣先师”，而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法官，孔子后面这句话“必也使无讼乎”就是孔子作为圣人的根本标志，这句话体现了孔子的“无讼理想”与孔子对人类社会“太和”理想的追求。这是人类其他文明中的法官所没有的，其他文明中的法官只是一个专业的职业法官，专业的职业法官就像我们医院的医生一样，他要治社会的病，因为我们的社会已经生病了，但他们没有使社会不生病的理想，他们只是具体地就社会的病而治社会的病。从常识来说，从我们人类的理想和追求来说，当然，我们希望没有病的社会，希望“无讼的社会”。我相信，这是人类的共同理想，而不仅仅是孔子或儒家的理想，只是孔子为我们指出了这一理想。所以，我和朋友交流的时候，特别是和我们学法律与当法官的朋友交流的时候，我说，如果哪一天法官办公桌上到处布满灰尘，办案的法官失业，我们政法大学也不办了，那个时候就是社会最好的状态了，因为社会的诉讼减少了，纷争减少了。就像我们人类再也不生病了，不进医院了，不办医院了。孔子的理想就是要去追求最完美最理想的社会与世界，所以我们才说孔子不只是一个法官，更是一个人类伟大的圣人，是人类心灵最伟大的导师。我们国内有些法院把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法家人物的像塑在法院，如商鞅啊、韩非啊，李斯啊，我看大有问题，因为不管从我国两千年来强调仁道的正统儒家思想来看，还是从现在强调权利的西方法律思想来看，法家都是应该被批判的，法家的学术思想和人物都是负面的，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法家的思想都是为君主专制独裁服务的，都是压制人民自由和限制人民权利的。用儒家的话说是“刻薄寡恩，残仁害义”，用今天的法律术语说是“侵犯人权，违反人道”。把这样一些法家人物的像放到法院的大厅内，是文化理解上出了错误。这种文化理解上的错误或者说颠倒可以追溯到“五四”时代，现在仍然普遍存在，具体法院部门的人不知道，我们可以谅解。但是，我想哪一天，我国的大学，特别是我国专门教法律的政法大学，如果你们的学院门口塑了一尊孔子像，我相信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法律教育就开始了，因为孔子是大法官，是大法学教育家。但是，非常遗憾，今天我看你们学院门口没有塑孔子像，我希望你们哪一天，五年、十年以后，我有机会再来的时候，你们中国政法大学在校园里塑立了孔子像，那时你们大学才称得上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国的政法大学。在中国历史上，儒家的文化性格既是理想主义的，同时又是现实主义的。我国古代的几大学派，墨家是极端理想主义者，法家是极端现实主义者。极端理想主义者追求很高，要实现天志，要实现兼爱，要实现一个完全的绝对的理想社会，而法家则认为我们没有理想的社会可以追求，我们生存的是一个赤裸裸的利害欲望冲突的社会，我们只能按利益欲望行事。但是，儒家的文化性格与二者都不同，我们可以把儒家的文化性格归结为“理想的现实主义”，或者“现实的理想主义”。我们大家都知道，儒家是“入世法”，儒家要进入世间去从事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政治活动，治国平天下除了从事行政管理活动外还要从事司法审判活动。古代的儒家人物往往既是行政长官又是司法长官，儒家人物因为长期从事具体的行政司法活动，所以非常清楚：现实的世界和理想的世界有很大的差距，在现实的世界中，我们不能没有法律，如果离开了法律就根本不可能建立基本的社会秩序，人类最基本的社会生活就不可能存在。所以孔子从来没有说过在现实的社会中不要法律。孔子自己就是法官，他对现实社会中的纷争状况、人与人的利益冲突非常了解，对人性的负面价值和人类的负面存在有非常深的体认，现实的世界是需要用法律来规范约束的。但是，孔子也非常清楚，治理一个国家，不能把法律作为根本，或者作为基础，不能提出“以法治国”的口号，如果一个国家治理社会以法律作为根本或基础的话，那么这样的社会永远不会有理想。用我的话说，这样的社会不会有“向上一机”，用现在流行的话说，这样的社会只能是底线的社会。只有把国家的治理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这样的社会才会有理想，有希望，才会有“向上一机”，这是儒家的基本看法。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儒家文化是质疑西方法治的，是不接受西方的法治理念的。为什么不接受？因为西方的法治理念有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按照儒家立场来看待西方的法治，西方的法治理念把治理国家的根本完全放在法律上，排斥了以道德来治理国家的最重要的功能。法治的基本含义是“法律至上”与“权利本位”，这是儒家把道德放在治国首位的思想不能接受的。儒家的根本理念是“以德治国”，是把人类普遍道德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这一人类普遍道德就是我国圣贤义理之学中所体现出来的“常道”“常理”。但是，儒家并不反对法律，而是把法律放在应该放的位置，法律在治理国家社会上只具有辅助道德的次要功能。所以儒家的治国之道是“德主刑辅”，是“明刑弼教”，法律只具有辅助教化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对法律还是很重视的。但是，我们看现在，由于中国受了西方一百多年法律文化的影响，跟着西方人把法治看成治国的根本，而放弃了传统的“以德治国”思想，现在仍然在拼命学西方，几乎所有的法律制度都是按西方的法律理念建立起来的。这种违背中国把道德放在治国首位的做法会带来问题，会大大降低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为什么呢？我们前面说过，法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权利本位”，或者说“权利首出”，权利的出发点是很低的，是为了维护每个人的利益。当然，追求权利，维护权利，你说该不该？当然该，当一个人的权利被他人或政府侵害时，当然应该维护被侵害者的权利。但是，西方文化把法治放在治国的首位，有其产生于基督教原罪观的深刻的人性基础，西方法治文化假定我们周围的每个人都是恶人，如果每个人遇到的人都是恶人的话，权利就非常重要，就必须放在治国的首位。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随时都可能侵犯我的利益，因此每个人随时都要用一个“盔甲”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所以法治社会中的人是天天穿着“权利盔甲”生活的人，一个人一辈子穿着“权利盔甲”生活，你说累不累！有时我举例，权利社会中的人都被孙悟空的金箍棒把每个人的生活画了一个圈，任何人都不能进入这个圈，都不能侵犯我的利益，其他的人也是如此，每个人都带着一个自我封闭的权利之圈生活。这样的社会是非常底线的社会，是人人自保自利的社会。用我的话来说，是西方没有“向上一机”的社会。没有“向上一机”是什么意思呢？是说西方社会没有道德上的理想和希望的可能性。用董仲舒的话来说，西方社会是“以义正人”的社会，而不是“以义正我”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时刻提防着他人，每个人都只追求自己的权利，只保护自己的利益。如果我们人类永远都生活在这种每个人都划一个金箍棒圈来保护自己权利的社会，这样的法治社会是相当可悲的，是没有理想的，是没有希望的。孔子有一句名言：“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如果用孔子的这段话来剖析西方的法治社会，西方的法治社会只能是“民免而无耻”的社会，即人们可以通过利害得失的理性计算与功利权衡而不犯法，但不知道犯法是不道德，不感到犯法是一种耻辱，因为利害得失的理性计算与功利权衡已经将人的道德感破坏，人的心术已不正，人因此丧失了羞耻心。孔子最怕的是什么？是人的心术变坏，人的心术变坏后，人丧失了道德感与羞耻心，整个社会就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治理好了。而西方的法治恰恰就是建立在使人丧失道德感与羞耻心之上的，是不能从道德上来治理社会的，即不能建立一个使人饱含道德感与羞耻心的“有耻且格”的理想社会。其实我并不是完全反对法治与权利，我只是说如果一个社会把法治与权利作为治国的根本或基础，不把道德放在治国的首位，就要出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败坏人的心术，使人在理性的利害计算与功利权衡中丧失道德感与羞耻心。我认为这是儒家对西方法治的一个根本判断，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就不展开说明了。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和民法大概有点关系了。我在读西方历史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在西方的思想史中，在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史中，甚至在西方的宗教史中，民法的原则是西方历史的主导性原则。我们知道，民法调整的是物权或者说财产权，而民法的根本原则是“契约原则”，在西方文化中，“契约”是一个压倒一切并通行于所有领域的概念，是一个扩张性极强的“帝国主义概念”。我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发现，西方的宗教讲人与上帝立约，立什么约？人与上帝订立契约，通过契约规定“我有什么信仰义务，上帝有什么统治权利”。这是民法的“契约原则”扩张到宗教上，把人心灵深处的宗教信仰问题变成了一个契约问题，实在令人不可思议。另外，在政治上，国家是怎样产生的？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契约说就认为国家产生于契约，西方政治思想史家普遍认为西方民主政治在解决合法性问题时受到了民法的影响，因为“人民同意说”中的“同意”概念就产生于民法中的“契约原则”，因为“契约”正是平等主体“同意”的产物。这是民法的“契约原则”扩张到政治领域。此外，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宪法都规定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许多国家的行政法规都规定了对市场交易秩序的维护，这是“公法以私法为基础”，是“私法的公法化”，其核心是把民法的原则贯穿在公法中，把民法的“契约原则”扩张到公法。还有，本该具有神圣性的婚姻关系和本该体现人类亲情的亲子关系在西方近代以来的历史中也变成了民法的契约关系，民法的“契约原则”扩张到了人类神圣亲密的婚姻家庭领域。至于经济领域就不用说了，它本身就是靠契约来维持的，市场经济就是契约的天下。但是，我们知道，契约产生于人的理性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冷静而自私的精确计算，这种契约精神如果只存在于市场交易中，问题不大，因为市场交易就是为了精确计算交易者双方的利益。也就是说，如果“契约原则”只是民法原则，“契约原则”就是正当原则。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几乎人类所有的生活都民法化了，也就是说都契约化了。我们可以想见，如果一个社会完全契约化，人的宗教灵性生活、人的政治公共生活，人的婚姻家庭生活都契约化，那是多么的危险！因为民法的“契约原则”完全是一种精确计算私利的原则，绝不能适用于人类的宗教信仰生活、政治公共生活与婚姻家庭生活。可是，现在的西方社会，以及受西方文化影响的非西方社会，包括正在学习西方的中国社会，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生活领域民法化、契约化的倾向。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人类社会是“民法帝国主义”的社会，或者说“契约帝国主义”的社会。哈贝马斯说，受现代性支配的现代社会的最大问题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这个“殖民化”就是民法的“契约原则”的殖民化，即我们所说的“生活世界的民法化、契约化”。我们现在人类所有的生活全被民法的“契约原则”入侵了，占领了，殖民了，这好不好呢？我觉得很不好。为什么不好？因为“生活世界民法化契约化”后，人类的一切生活都变成了运用理性精确计算私利的场所，人类宗教生活中的神圣性、公共生活中的无私道德交往以及建立在亲情上的家庭生活都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中国，传统中国建立在道德上的法律制度从来没有给予民法太高的地位，民法只在其应有的商业领域中发挥作用，所以在中国的传统社会，由于有道德来指导并规范民法，民法能“住其自位”，能“贞定其自性”，能在自己的领域充分地实现自己的价值而“证成其自身”，因而民法的“契约原则”不可能扩张到其他生活领域，不可能出现“生活世界的民法化、契约化”问题。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在中国传统的法律制度中道德是民法的基础，民法要受到道德的约束而不能扩张自己。中国文化的理想是《易经》所说的“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社会生活中的每一存在都能在自己特定的领域实现其特定的价值，同时又不侵占其他领域而同其他领域处于和谐状态，达到人类的“太和”理想。在西方偏至文化的影响下，不仅西方，受西方影响的人类已经“生活世界民法化契约化”了，已经不能“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了，在这样的人类困境下，中国文化的“太和”理想，以及中国传统建立在道德上的民法制度也许是化解这一困境的最好药方。因此，以道德作为中国民法的基础不仅是继承我国的民法传统，也是克治西方法治带来的“法弊”的解决方案。西方人往往因为文化上有所蔽，看不到自己文化中的“法弊”，而人类其他文化中的人往往无所蔽，能清楚看到西方文化中的“法弊”。比如，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到美国后，对美国的法治非常失望，他既不满意前苏联建立在暴力上侵犯人权的极权制度，也不满意美国涵盖所有生活领域的法律制度，为什么呢？因为在前苏联的极权制度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恐惧自保的赤裸裸的权力关系，而在美国的法律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是一种自私的冷冰冰的理性计较的法律关系。这种冷冰冰的法律关系就是契约关系，契约关系就是“你的我不碰，我的你也不要碰”。如果我们人类的所有关系都变成这种契约关系，包括婚姻关系、家庭关系、朋友关系、师生关系、社会关系、治者与被治者的关系以及宗教关系、道德关系等都变成了这种冷冰冰的理性计较关系，那人类的生活虽然有法律，有秩序，但一定是活在一个无情无爱的自私的冷漠世界。所以，索尔仁尼琴认为最好的人类关系是俄罗斯东正教社会中体现出来的温情脉脉的伦常关系，这有点象中国儒家所追求的“礼乐社会”中“民吾同胞”的人类道德情感关系。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搞清楚什么是中国文化。用梁漱溟先生的话来说，中国文化的最大特征是“人与人相与之情厚”，就是说人和人在一起感情非常深厚，人与人都是在深厚的感情世界中交往与生活。人与人的关系有各种意义上的关系，有亲子、夫妻、朋友、师生、治者与被治者（古代叫君民）、上下级（古代叫君臣）、同事以及士农工商等关系，这些关系虽然各自不同，有不同的相处之道，古代叫“名分”，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朋友有信等，但贯穿在其中的都是伦常关系，而伦常关系最大的特点则是人的道德情感的深厚联系，通过这种深厚的人类道德情感来稳固地长久地维系社会。这是中国文化的最大特色，中国文化不通过理性计较自私权利的方式维系社会，即不通过法治的方式维系社会，而是通过人类天然的道德情感维系社会，而人类天然的道德情感与理性计较相比，道德情感从来都不是自私的冷冰冰的，而是无私的温和的，象索尔仁尼琴所说的那样是温情脉脉的。这是中国“礼乐文化”与西方“法治文化”的最大区别。梁漱溟先生曾说过中国文化就是“礼乐文化”，而“礼乐文化”的特征就是用人自然的道德情感来维系社会，就是“人与人相与之情厚”。现在，我们看到，西方社会已经出现了民法“契约原则”的帝国主义倾向，“生活世界的民法化契约化” 已经把

第三篇：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关系

班级：储运0906

姓名：徐晨

序号：13 北京2008年奥运会为中国更好的走向世界提供了良机。同时，奥林匹克运动将对具有五千年传统文化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产生一系列深远的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之机，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及自我更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

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指数千年来中华民族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历史长河的文化积淀，包括了中国历史发展各个时期的文化积累。它博大精深，其内容包括极其丰富的物质成就和无比深厚的思想内蕴，渗透着中国人的哲理和智慧。

（一）代代相传的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永恒的主题。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以公灭私、公而忘私、以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为重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如：“舍生取义”“尽忠报国”“天下为公”等已成为人们所尊奉的崇高的道德要求。从范仲淹的忧乐观，到文天祥的生死观，再到林则徐的祸福观都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集中体现。

（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自强不息是一种自我超载，奋发向上的品质，是一种百折不挠顽强拼搏的意志。“强健有为”,“自强不息”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愈是挫折愈是奋起抗争的精神状态和坚忍不拔的意志。《礼记》中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要求人们同时也要求国家和民族自力更生积极进取革新图强。就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自强不息不断进取革新图强。不自强就落后，落后就挨打。历史不止一次地给出了证明。所以说自强不息勇于进取是人生之本、民族之魂。

（三）求真务实的实践品格

中国传统文化以人心和人生为观照，因而是面向现实，重视人生的。如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老子“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等。另外，在农业社会供应不足且不稳定的情况下，中国人考虑的主要是现实生活的需要，比较看重物质层面的需要和现实生活中的地位，很少有人信奉宗教信仰，往往把宗教作为一种实现现实生活要求的工具或摆脱现实生活的无奈的归宿。

（四）贵和持中的和谐意识

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意识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天人合一”，指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二是“中庸”，指人际关系，即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天人和一”旨在承认和肯定人与自然、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思维规律与自然规律有其近似性、统一性、反对将它们割裂开来。“中庸”则强调对待事物，处理关系要把握一个度，以避免对立和冲突，努力营造一个有序的道德社会。因此，“中庸”也导致中华民族恶斗死，宁忍辱（陈独秀语）即忍、让、仁等观念深入人心。另外，如：“家和万事兴”、“知足常乐”都是“中庸”在不同方面的写照。今天，我们与时俱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坚持提倡“贵和”、“持中”的和谐意识，有利于处理前进中的各种矛盾，以保持社会的稳定。

（五）追求完善的道德修养

中国传统文化十分崇尚道德修养，追求道德修养的尽善尽美。孔孟主张修身为本，以德服人、正心诚意、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焉。他们认为“修”“齐”的目的是“治”“平”进

而实现天下大同。中国是文明礼仪之邦，自古重视道德修养，历来把道德作为评价一个人的重要标准。在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今天，我们选拔人才的标准就是德才兼备。这又一次说明对道德修养的重视。

二、奥林匹克运动是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的先进文化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历经一百多年，从奥运会的举办国和国际奥委会委员的组成中，我们不难看出，西方国家举办的奥运会要多于东方国家，东方国家只有日本和韩国举办过。另外，奥委会的决策层由西方人士主导，在国际奥委会的123名委员中52.6%来自欧美国家。还有奥运会的竞赛项目中源于西方的运动项目站绝对主导地位。在夏季奥运会的28个大项的300个小项中，除极个别项目像柔道和跆拳道以外，其余均为西方运动项目。因此，奥林匹克运动带有强烈的西方文化色彩。但是，在经济全球化和通讯信息迅速发展的今天，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交融比以往更迫切。所以，奥林匹克文化的多次交融促成其更加丰富先进，引领世界潮流，从而它会主动迎合这一趋势与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的东方文化交融、碰撞，为奥林匹克运动注入新的活力。

三、奥林匹克运动的文化特征

(一）鲜明的象征性

顾朝旦多次说过，奥林匹克运动是“一个伟大的象征。”的确，奥林匹克运动表现了人类社会的团结、进步、友谊。在奥林匹克运动中有一系列独特鲜明的象征性标志，如奥林匹克标志、格言、奥运会会旗、会歌、会标、奖牌、吉祥物等。这些标志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用简明洗练的艺术形象符号，表达奥林匹克思想的基本点，将抽象的概念变为可见的、可听的、可触的物质文化，反映了人们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深化认知。如：奥林匹克标志：蓝、黄、黑、绿、红互相套接的五环表示着五大洲的团结和全世界的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相聚一堂。今天，奥林匹克五环已经成为世界和平、民族团结的 象征。再如，奥林匹克吉祥物：多用本民族传统文化中喜闻乐见的动物，进行艺术加工，使之拟人化，从而变得更加诙谐而富有人情味，成为奥运会的象征物。

（二）浓郁的艺术性

在奥林匹克各种活动中，为了增加高雅的情趣，人们运用各种艺术手段，使这些活动达到极高的审美意境，洋溢着浓郁的艺术气息。奥林匹克运动意在创造和展示一美的世界。这里不仅展示世界第一流的人体美，如人体形态美、力的美、运动的美等，而且也集中了其他多种文化艺术形式的美。人们创造这些美好事物的同时也加深了自己的美感修养，而人们对这些美好事物的欣赏，也就是接受美感的过程。美在现实社会的作用，就是陶冶人的情感，协调社会生活，达到人与生活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协调。提倡美，以美来陶冶人的精神，可以使现实生活得到升华。在这种意义上说，奥林匹克运动也是一种大规模的美育过程，运用艺术美提高整个人类社会的精神风貌，这也是人文性的重要表现。

（三）内涵的丰富性

奥林匹克运动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去挖掘展示人类社会中一切美好的事物，从而使它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它涉及范围较大，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从个体到社会，从具体到抽象的各个方面。因此，各种文化形式和艺术手段都在奥林匹克运动中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成为这一恢宏的社会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说，奥林匹克运动就是一个五彩缤纷的艺术天地。这里有别具特色的奥林匹克建筑、形象生动的绘画和雕塑、旋律起伏的声乐、舞蹈、文学和歌舞等。

（四）组成的多元性

古代奥林匹克运动源于希腊，因而带有浓厚的以古希腊文化为主体的西方文化的烙印。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历经百年，普及全世界，无论从参赛国家，还是参赛运动员都越来越多广泛。奥运会的规模和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因此，奥林匹克运动的普及要求其文化的多元性。奥运会在哪儿举办，奥林匹克运动的文化就要与举办国的文化相互交融，从而组成其文化的多元性。另外，奥运会还会吸纳举办国的民族传统项目，如：日本的柔道、美国的篮球、巴西的足球等来丰富自己，因而使奥林匹克运动的文化特色彼此兼容，相互包容发展成为五彩缤纷的多元文化，为奥林匹克的持续发展和生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肥沃的土壤。

四、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

(一)有利于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而西方文化为主体的奥林匹克运动尤其是四年一度的奥运会将更能激发起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鲍明晓认为，“有三件事可以提升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一是出现战争，二是严重的自然灾害，三是出现能吸引全民族持续关注的重大事件。”前两件目前我国不会出现，而持续两周的北京2008年奥运会恰恰是符合第三个条件的重大事件。奥运会期间世界各地的教练员、运动员官员等聚集北京，各国都会转播奥运会，当五星红旗在奥运会赛场升起，每一个炎黄子孙会为之欢呼、骄傲、自豪。因此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得到充分展现。

（二）“更快、更高、更强”的口号将激励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勇于进取“更快、更高、更强 ”的口号，不仅仅在于运动场上的优异成绩，而是向全人类发出的奋力拼搏、开拓进取、不断探索、勇于创新的号角。这与中国传统文化—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是一致的。江泽民同志曾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个人的完善和进步、民族的发展和强大，奋发向上、自强不息是其动力之源。现在，奥林匹克口号已经超出原来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发展创新的又一动力。正是由于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创新进取，我们才有今天的繁荣与发展，才有取得举办奥运会的资本，才有与奥林匹克运动全面接触的机会，而二者的碰撞必将给予中国传统文化以新的动力，从而为中国走向世界提供先进文化的支持。

(三)务实的实践品格与美好的理想相结合求真务实的实践品格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从过去的小国寡民到现今逐渐富裕的农民，他们仍然关注的是自己的现实以及可能实现的美好理想。但是，今天的中国是开放的中国，中国传统文化也应该是面向世界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既需要实事求是，又要有美好的共产主义理想作为指导，既要适应现在的潮流，又要有将来的美好蓝图。这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也是一致的，即为建立和平、美好的世界而努力。因此，实践与理想相结合，二者相辅相成是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结果。

(四)和谐意识将有新的科学内涵

卢元镇认为，“奥林匹克文化是一种强者文化。”因为最初是“永远超过对手，永远争取第一”口号中也反映了强者的意志。虽然现在进行了修正，但仍是一种强势文化即西方文化，因为它从许多方面反映了西方人的意志。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完全排斥奥林匹克文化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良好的兼容性会吸收其先进的思想内容。这样既保留了传统又不失新意，更重要的是和谐意识有了新的内涵即个性的张扬、自我的展现。其中的张扬、展现是适应现代社会并与西方文化交融的产物。另外，现实许多条件下再讲中庸就是不思进取、碌碌无为，就是落伍，更不用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了。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贵和持中”将有新的内容加以充实，否则我们将被抛弃。

(五)道德修养将进一步提升

公正、公开、公平是奥林匹克精神的精髓，既指运动场上公平竞争，也是指运动员必须遵守规则、光明磊落、平等公正，它是人类社会竞争的典范。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

修养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素来有“文明礼仪之邦”的美誉，历来把道德修养作为评价一个人的重要标准。其中，儒家道德最具有代表性，讲求仁、义、礼、诚，为其最高道德原则。另外，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经过西方文化的催化，不但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建立平等的观念，而且还有利于市场道德观念的建设。我国的现代化正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道德建设是其重要的支柱之一。因而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对于我国不平等的思想观念是一次洗礼，对于市场中的不正当行为是一次整顿，从而使我国的传统文化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

第四篇：论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的融合

摘要：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企业文化建设得好，就能实现优化管理，提高管理效率。本文从中国企业500强之一的湖南建工集团存在的传统文化入手，分析传统文化对建筑企业文化的双重影响，论证建筑企业如何通过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实现管理的效率、效果和效益，以期达到指导建筑企业构建企业文化以及让企业文化在建筑企业中发挥其应有作用的目的。

关键词：建筑企业管理；传统文化；现代文化融合企业管理中的传统文化探源-

1．1 企业管理中的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主要包括仁、义、礼、智、信、恕、庸、忠、孝、悌等范畴，湖南建工集团经营思想的发展传承了儒家文化的诚信、人治和以人为本的精髓，坚持以人为本和改革、发展、稳定的方针，突出重点，统筹兼顾，使“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母公司、子公司、分公司”，“企业、社会、员工“之间的利益日趋统一，实现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

1．2 企业管理中的法家文化

法家文化主张法治，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法制经济，法家文化中的“法治”思想，为湖南建工集团建立相对集权的总公司和制定、完善整套的公司管理制度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

2.传统文化对建筑企业管理的双重影响

2．1 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的积极影响

2．1．1 儒家文化对企业管理的积极影响 儒家文化特别是它饱含的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思想，为现代企业管理提供了源头活水。

2．1．1．1 有利于形成义利并举义以生利的价值观念

儒家将价值观的问题论述为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儒家非常强调义，甚至要求“合利取义”，但这并不是说儒家就不重视利，孔子又说：“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春秋左传·成公二年》)义可以产生利，且只要符合义的要求，就可以追求利。湖南建工集团在经营管理中所确立起来的“一流、超越、精作、奉献”的企业精神，就是对“义”与“利”关系的最好诠释，即要用一流的精品建筑回报社会和业主，“义”在前，“利”在后，以义(公利)为先，可能会使集团暂时损失一定的利益，但其公益行为必能为集团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和经济环境，从而开辟广阔的发展前景，这于企业实有百利而无一害。反之，若局限于短期利益，搞豆腐渣工程，可能使企业获取暴利，但必将背上不义之名，声誉扫地，到头来只能为业主冷落，被市场淘汰，甚至受到法律的严惩，最终失去应得之利。

2．1．1．2 有利于形成群体至上克己奉公的工作作风

儒家文化以维护稳定和群体协调为宗旨，认为人从道德修养到社会价值实现的过程，要经过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这八目。其中“修身”是根本，它是个人自我塑造和自我完善的问题，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将个人价值置于群体之中进行衡量和评定。湖南建工集团非常重视团队建设，培养员工和集团荣辱与共的感情和高度的敬业精神，增强集团的凝聚力和稳定性。同时，尊重员工个性的张扬，充分发挥员工个人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为其自我实现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机会，从而产生对集团的满意感，增强其归属感。组织与个人相辅相成，使集团成为实现个人价值与奉献群体相结合、充满活力和战斗力的团队，使集团的维系和发展具有更坚实的基础。

2．1．1．3 有利于形成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的人际关系

儒家文化主张“和”，即以和为贵，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把人心向背看作是管理者是否具备“人和”的基本条件。湖南建工集团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以和谐为最高原则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集团的跨越式发展谋求优良的内外环境。何况，该集团是一个拥有近20个分公司(子公司)的大型建筑企业集团，如果片面追求一团和气，忽视各单位的个性而扼杀差异性，必然使思想僵化，不利于资源的优化整合，甚至会出现决策危机。所以，他们力求通过各单位和各种不同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集团各要素的最佳组合。

2．1．2 法家文化对企业管理的积极影响

2．1．2．1 有利于形成论功行赏的劳资分配观

法家文化“法治”思想的实践意义之一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之二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法治”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运用就是促使企业建立奖罚分明的管理制度，湖南建工集团在这一点上与绝大多数现代企业同出一辙，现行公司制度都是论功行赏，而不是论血缘关系行赏。赏罚分明不仅是传统文化所阐述的最基本的管理原则，而且是现代企业管理中都要坚持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2．1．2．2 有利于形成好利恶害的激励观

法家认为人有“好利恶害”或“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现代企业不仅要尊重员工的需要，而且要主动研究员工的需要，制定有效的措施满足员工的需要。湖南建工集团并不否认员工正当的利益追求，而且把这种利益公开化，鼓励集团员工通过自己的努力拥有小车、豪宅，这不仅使员工找回了自我，而且使集团在严格的制度管理下多了一份人性化的关怀，从而增强了凝聚力，焕发了创造力。

2．1．2．3 有利于形成改革图新的发展观

法家文化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现代企业管理要依据变化的市场经济所提出的新问题，不断修订、完善管理制度。湖南建工集团站在时代改革的前列，与时俱进地出台新政策，修改、完善各项管理制度，从普通企业到集团公司再到董事会制的大型企业集团，没有哪项制度停留在过往的环境中。

2．1．3 道家文化对企业管理的积极影响3．1．3．1 有利于形成软性管理的领导策略在道家文化中，包含着一系列软性管理的理念和智慧，已被世界上一些著名的管理学家所吸收并运用于管理实践。“无为而治”给管理者提倡的是一种“抓大放小”的领导策略，也是一种人性化的管理之道，要求遵循自然规律，为当为之事，不为不当为之事。将这一思想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中，就要求管理者因势利导，顺其自然，严格按事物本身规律办事。湖南建工集团在管理中，高层领导主要着眼于关乎全局的战略性决策的出台，而将日常事务的决策权下放到子公司、分公司，以充分调动下属的工作积极性，各级管理者各司其职、协力奋进。

2．2 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的消极影响

2．2．1 可能繁衍保守的管理思想

儒家“中庸之道”主张用正确的“大道”来治理民众，这是孔孟政治思想体系的方法论原则。遵循着这一文化取向，人们言行举止重不温不火而轻奋发有为，重墨守成规而轻与时俱进。这一文化观念与现代企业管理坚持和倡导的解放思想、开拓进取、与时俱进的新理念大相径庭。

2．2．2 可能助长企业管理中的家长制作风

传统文化礼教范畴中的“三纲五常”礼制滋生出的长官为尊的“家长制”文化观念，成为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弘扬先进文化的严重障碍。这一文化取向在企业发展中，无疑也助长官僚主义的家长制作风，严重影响和谐企业的建设。

2．2．3 可能滋生企业管理中唯心观念的颓废文化

传统文化中根植的封建迷信的谶纬之学的消极思想演化出的唯心观念颓废文化，与现代企业中需要引进的先进文化格格不入。建筑企业中一些管理者放弃高远的理想和斗志而笃信神仙菩萨，或拆除

某些建筑，以避让“凶险之兆”，或大兴土木，修建豪华祖坟，以期占尽风水、永享高官厚禄之福。建筑企业管理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之路

3．1 突出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继承并发扬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

不言而喻，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要把弘扬传统文化、发挥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和努力体现时代特征和时代要求有机结合起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3．1．1 把建立仁德的企业形象内化为品牌形象

未来企业竞争主要是品牌竞争，品牌是一种内化的文化，我国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是现代企业品牌塑造的原动力。“仁德”等传统文化中积极的价值取向通过品牌塑造最终-将渗透在企业的发展模式和员工的行为方式中。湖南建工集团以体现仁德之义的“一流、超越、精作、奉献”的企业精神为核心理念，以塑造“湖南建工”品牌、打造建筑航母为目标，在经营规模上连续几年跨越“百亿元”大关，连续几年跻身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承包商和工程设计企业双60强，名列湖南百强企业，荣获21项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加上资质准人的广泛提升，以及建工新城的落成，极大地提升了集团自身的品牌形象。当然，现代文化追求更自由、更个性、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生活，只有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融合，才能为品牌注入新的内涵。

3．1．2 将“和”升华为现代企业间的和谐竞争

传统文化中的“以和为贵”为和谐企业的建设找到了很好的注脚。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必然要求人们普遍追求立足于竞争的和谐或以和谐为目标的竞争。现代建筑企业需要以超前的眼光，从更高的基点看待竞争，必须真正意识到发展是需要和谐社会环境的，而且必须为和谐的社会环境付出相应成本——包括纳税和资助社会公益事业。把竞争上升到和谐的竞争，客观上要求企业实现竞争观念的创新，即要形成平等、互利、合作、双赢、互补的竞争观念。湖南建工集团确立了“全员入市，健康提速，以人为本，品牌领先”的发展理念和“壮大母体，全员负责，资源共享，内外联动”的发展思路，从而赢得了“母子同步腾飞，航母得以启航”的良好局面。

3．1．3 创设管理制度与企业文化紧密结合的管理环境

法家文化主张“法治”，反对“人治”。将法家精神贯彻于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建设，要求企业把持续经营的基础建立在一套廉明公正的组织规范和平等客观的标准之上，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企业的法制文化，而且传统的法制观念要与宪法、法律的要求一致，规章制度要与时代的要求适应。湖南建工集团的管理制度与企业文化紧密结合的管理环境，充分体现了湖南建工独特的价值观——一流、超越、精作、奉献，即追求一流、超越、精作的建筑与服务，以奉献与回报社会。

3．1．4 创新顺其自然的、授权的和宽松的管理方式

道家文化主张的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授权的和宽松的管理方式，这也是一种哲学理念，与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传统价值观一脉相承，也会对企业文化建设起到借鉴作用。在现代企业文化中，应更加注重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的人格化和“人企合一”的境界。湖南建工集团放开各子公司的手脚，为他们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鼓励它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极大地推进了母子同步前行。

3．2 积极推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抵制并改造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

面对新世纪以创新为核心的知识经济的严峻挑战，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将传统文化整合成与技术创新为驱动相适应的新的文化形态。当前，尤其以以下工作最为重要：培养公平竞争意识，建立创新激励机制，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培育法治精神，建立公正的竞争环境；追求科学精神，提供创新的永恒动力。惟其如此，才能使建筑企业由大变强，立于不败之地。

3．3 沿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改进企业管理，提高企业管理的效率、效果、效益

科学的管理能优化整合资源，提高管理效率，取得良好的管理效果、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沿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通过建立并用优秀的企业文化来促进企业管理，已成为众多企业管理者的共识。建筑企业必须具有世界眼光，继承和发扬优秀文化，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新精神，才能改进管理，提高“三效”。

3．3．1 追求和谐崇尚和美，提高管理效率

改进企业管理，就要谋求和谐的内外部环境，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整合各种资源，增强凝聚力，充分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达到提高管理效率的目的。在儒、法、道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和谐问题是核心和要义，体现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追求和谐的精神。当前，建筑企业正处于图强奋进的关键期，如何以“和”求效是值得重视的问题。

3．3．2 见利思义推己及人，提高管理效果

员工在市场经济中增强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的同时，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和消极因素，又孕育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见利忘义、损人利己、不讲信用、坑蒙欺诈等现象。沿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就要在企业倡导见利思义的精神，以取得优良的管理效果。湖南建工集团把培育质量文化作为企业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严格质量目标管理，每搞完一项工程，通过不断总结、概括、宣传和推广，逐渐形成富有自己特色

第五篇：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融合传承与持续创新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秘书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张学栋通过大量丰富的图片，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十个故事说起，十个视角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介绍用“图〃像思维”学习汉字的技巧与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融合传承与持续创新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讲解。

他谈到：“易〃像—认识世界的新视角”，“对宇宙和人生奥秘的探索是人类共有的特性，用图〃像进行思维是我们认识外部世界与自身的必然选择。由此，人们可以在物质、心灵与理性等多个层面沟通和交融。回顾过去几十年，我有幸透过殷墟的甲骨文字，感受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子仰观苍穹、俯察大地的智慧与博大；在修读《易经》、《道德经》和《金刚经》的日日夜夜，东方先知们对宇宙人生的真知灼见，无时无刻不在启迪着我的悟性；华夏大地浑厚奇绝、博大精深的山水人文，涵养孕育心物交融、凝炼积淀聚合升华，进而生成108个图〃像。图〃像可使过去、现在、将来融会，可将心灵与历史、文化贯通，把宇宙与心聚合在同一个时空下，实现对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融观的整体感悟”。

简而言之，易者，变化也；易学者，变化及其规律之学也。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人们对“易”的研究，就象“易”本身一样，生生不息，随研究层次不同、视角不同，研究者境界不同、心量不同而有差别。从这个意义上讲，图〃像思维，也可以称之为现代易学之一吧。事实上，就像仓颉造字一样，图〃像思维不过是把存形于天地之间的万有，回归到肇始一念间。在今天看来，图〃像思维既是思维的觉醒，又是思维的回归。以图〃像思维看，中国传统造字思维的本质特征，乃是人的心灵与自然〃人〃社会的和谐。由此，知识时代“图〃像思维”学汉字，必然会融会贯通，势如破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