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援

第一篇：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援

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援

作者：李东朗 《光明日报》（2015年08月28日 02版）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拯救民族危亡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是反对日本法西斯肆虐和荼毒人类、维护世界和平的正义战争。中华民族在为国家主权、独立和尊严而战的过程中，坚决阻击、沉重打击和极大消耗了日本帝国主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重大贡献。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生死之战，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殊死搏斗，是为中国战同时也是为世界战的战争。中国在积贫积弱的情况下与强大而野蛮敌人的浴血奋战，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和同情。在中国人民开展的无比壮阔的反法西斯战争中，涌现出大批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友人。

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日战争提供的援助

国际友人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活动，主要呈现三种情况。一是通过各种途径推动和发起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援。如以季米特洛夫为代表的共产国际，从“九一八”事变起就一直大声疾呼，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团体运用各种形式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开展了同样的活动。柯乐满等“世界学生保障和平自由文化联合会”（简称“世界学联”）代表团，1938年来华考察中国抗日战争后，推动“世界学联”组织一个宣传团体到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比利时、荷兰的著名大学，宣传中国青年的生活与抗日斗争。美国反对战争反对法西斯主义同盟、美国劳工联盟、“美国不参加日本侵略委员会”等，都曾大力促使美国政府和国会采取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措施，如对日禁运军需品等。英国民权保障会发起成立“援华会”，开展声援中国、抵制日货的运动；英国“国际医药援华会”组织了国际红十字医疗队。法国民间成立多个援华组织，如中国人民之友社、法国援华委员会等，并推动法国一百多名议员在议会中组织援华集团。国际运输总工会及其下属的各国工会，发起对日货的抵制和拒绝运送军火原料至日本的运动；著名学者杜威和爱因斯坦、罗曼·罗兰、罗素、甘地共同签署发表谴责日本侵略中国、呼吁断绝日本经济合作的宣言，等等。

二是代表政府做出或执行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决策。如“七七”事变后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和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提供中国急需的军械武器和派遣军事顾问、援华航空队援助中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都曾做出有利于或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决策。还有一批执行各国援华抗日决策的官员，如美国驻华大使詹森、高斯，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和派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等；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和苏联军事顾问团的朱可夫、崔可夫等； 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薛穆和英国军事顾问团等。据1939年重庆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当时常驻重庆的外国人有1129人，其中英国人最多，有329人，美国人次之，有168人，苏联人有163人，这些外国人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商务、医务、教育等各个方面，尤以外交、军政人员为主。

三是直接介入和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抗战。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尼姆·威尔斯、詹姆斯·贝特兰、汉斯·希伯、白修德、田伯烈等大批新闻记者以及美国海军军官卡尔逊和美军观察组成员等，深入中国抗日第一线采访，把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和中国人民英勇不屈、浴血奋战的真相，报道给全世界和相关政府。加拿大美国医疗队的白求恩、帕森斯大夫和琼·尤恩护士，印度援华医疗队的爱德华、巴苏华、柯棣华、木克华、卓克华，由来自波兰、捷克、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苏联等8个国家21名医生组成的国际援华医疗队，以及美籍医生马海德，加拿大的布朗、麦克卢尔、哈利生，新西兰的霍尔，德国的汉斯·米勒，奥地利的傅莱和罗生特，朝鲜的方禹墉等，或到前方诊治伤病员，或协助训练医务人员和传授医术，或参与筹设医疗机构。法国医生贝熙业冒着被日军捕杀的危险，频繁设法把宝贵的药品运送给中国抗日游击队。一些国际友人还积极参加中国的各项建设，如发起“工业合作社”运动、开展经济救亡的路易·艾黎、乔治·何克、赖普吾、普艾达等；参加中国科技教育和交流工作的李约瑟、林迈可、班·威廉和克兰尔夫妇等；参加抗日文化建设的郑律成、尤里斯·伊文思、罗曼·卡尔曼，保卫中国同盟的国际友人克拉克女士、诺曼·法朗士教授和爱泼斯坦等；投身中国抗日斗争的野坂参

三、鹿地亘、池田幸子、绿川英子、尾崎秀实、中西功和“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奋战在敌后抗日战场的朝鲜义勇军。有的国际友人还在危难中尽力救助中国难民，如由世界红十字会联合中国红十字总会等成立的上海国际救济会，创办上海“南市难民区”、救助大量难民的法国天主教神甫饶家驹。以约翰·拉贝和约翰·马吉为首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及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成员，在日军疯狂制造南京大屠杀之时，保护了数十万中国难民。美国医务工作者艾伦·R·鲍因顿在武汉救助两万多难民。还有声援中国抗日战争的印度国大党首领尼赫鲁等。他们中的一些人，把宝贵的生命贡献给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如白求恩、柯棣华、希伯，苏联志愿空军队的大队长库里申科、拉赫曼洛夫和“飞虎队”的美国军人等。

国际友人援助对中国抗日战争产生的影响与作用

第一，增强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实力。中日国力、军力十分悬殊，日本是帝国主义国家，是世界强国；而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是备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弱国。日本在军力、经济、科技等方面占有绝对、压倒性的优势。国际友人从医疗、物资、技术等方面支持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不足，解决了一定程度上的困难；特别是军事方面的援助，增加了中国抗战的力量，更是直接对日本侵略者的打击。对日本的禁运、对日本侵略的谴责和限制，都是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战斗意志。

第二，推动世界大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立场和政策的转变。众所周知，国际社会对日本侵略中国的遏制和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经历了一个复杂和曲折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国际友人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强盗行径、战争犯罪的揭露，对中国人民英勇抗日业绩的报道，对中国抗日战争的世界意义和日本帝国主义危害全世界的宣传，在促进更多的人警惕和奋起，影响一些国家的民众进而影响其政府转变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1937年8月29日，美国反对战争反对法西斯主义同盟上书美国国务卿赫尔，要求“改变美国观望政策”。11月5日，美国劳工联盟领袖勃劳特在演说中强烈批评美国政府对日本侵略的纵容政策：“如果我们默许日本帝国主义，以其全部新锐的武器来对付中国民众而毫不牵制它，那么，我们实际上是在帮助日本侵略，并给美国种下祸根。”

第三，鼓舞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意志和斗志。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进行了10年的局部抗战和4年多的全面抗战，独立奋战，艰苦卓绝。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建立后，中国抗日战争在有力支援美英“先欧后亚”战略和配合太平洋战场的过程中，仍然艰苦卓绝。而国际友人长期的支持，无论是实质性的还是道义上的、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使处于水深火热、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感受到了朋友之谊、同志之情，在鼓舞中国军民士气、增强抗日斗志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协调盟国关系、调解国共合作问题等方面，国际友人的支持都发挥了特殊作用，使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结合更紧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更突出。

第四，向全世界介绍和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继美国记者斯诺之后，一批又一批的西方记者、学者、传教士和美国海军情报官埃文斯·卡尔逊，涌入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大量采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及其抗日武装、抗日斗争，“其结果是带来了大量前所未有的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手材料和对中国共产党极为丰富的公开赞誉”。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绩与巨大威力，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传播，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甚至影响到一些国家的决策层，如美国海军情报官卡尔逊几乎每个星期都写信给罗斯福，报告他在中国的见闻。罗斯福曾说：“卡尔逊的信件激起了我的想象力，描绘了一幅展示游击战价值的扣人心弦的图景。”罗斯福还阅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三次约见斯诺了解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共产党的情况。

第五，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深切同情、大力支持、积极帮助（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对战后的中外关系产生了深远的思想和历史的影响。

中国人民永远铭记帮助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友人

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友人，是一个颇为广泛的群体。他们遍及世界许多国家，人数众多，其中有政府官员，有社会知名人士，有教育工作者，有作家、记者，有医务工作者，有实业界、宗教界人士，有军人。他们的出身、职业不同，人生信仰和对中国的看法不尽一致，甚至来华、援华的目的也不同，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在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处在危难和奋战之时，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其中许多人千里迢迢甚至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在战火纷飞、危险艰苦的环境中，致力于有益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各种活动。他们的决策、援助和辛勤工作，体现出的对中国的情谊，帮助中国的精神和业绩，和中国的抗日战争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成为中国人民永远珍惜、不能忘怀的历史记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9月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的讲话中，对此的论述完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心声：“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进程中，苏联、美国、英国等反法西斯盟国为中国人民提供了宝贵的人力物力支持。朝鲜、越南、加拿大、印度、新西兰、波兰、丹麦以及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日本等国的反法西斯战士直接参加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我们不会忘记给予中国人民道义和物质等方面支持的国家和国际友人，不会忘记在南京大屠杀和其他惨案中为中国难民提供帮助的外国朋友，不会忘记同中国军队并肩作战、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不会忘记不远万里前来中国救死扶伤的白求恩、柯棣华医生等外国医护人员，不会忘记真实报道和宣传中国抗战业绩的外国记者，不会忘记在中国战场上英勇献身的苏军烈士！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各国人民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的宝贵贡献！”

（作者系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第二篇：国际友人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和作用

国际友人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和作用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 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后，全世界反对侵略拥护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即相继开展广泛的援华活动。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抗战就与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同各同盟国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协同作战，直至1945年8月取得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在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许多国际友人千里迢迢甚至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他们把支援中国抗战当作自己的职责，当作开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任务。所有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在中国人民抗日斗争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

本文拟从现有研究基础和可靠史实出发，就若干国际友人群体在抗战中的贡献和作用。以及有关评价国际友人的问题做初步探讨。

一、从事新闻采访

抗日战争时来华外国新闻记者在50人以上。其中著名的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夫人海伦·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艾格尼斯·史沫特莱、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哈里森·福尔曼、杰克，贝尔登、西奥多·怀特（白修德），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冈瑟·斯坦因，德国记者汉斯·希伯等。他们历尽辛劳访问延安和抗日根据地，忠实报道中国军民抗战 情况，揭露日寇的残暴罪行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径，在国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

其一，访问延安和抗日根据地。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开始的局部抗战阶段，斯诺就曾 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上报道对中国抗战。1935年1月和1939年4月，斯诺将“七七事变”前他访问延安写就的《西行漫记》和他的夫人继续往访撰成的《续西行漫记》先后交给上海进步人士(1)译为中文出版，增强了国内人士对中共及其抗战行动的认识。史沫特莱1937年3月1日采访了毛泽东，后曾将此访问记以《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为题用中文在延安出版并广为散发。她就抗日战争发表了鼓动性的演讲：“你们不是孤立的，你们的斗争是正义的，你们是世界伟大的反法西斯运动的一部分”(2)；同时，她对朱德作了多次采访，成为她后来撰写朱德传记《伟大的道路》的基础。贝特兰1937年IO月到达延安，专程访问了毛泽东。他很想从毛泽东那里得到一些问题的答案：比如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此有何看法？中共的纲领是怎样的？与国民党有何不同？国共两党能合作到何种程度？红军的战略和策略如何？他们跟其他友军又是如何合作的？毛泽东与他作了长谈。这次“谈话”后来成为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著名篇章(3)。贝特兰在其《华北前线》一书中详细反映了此次访谈的经过。斯特朗 来到延安前先是在山西抗日前线访问八路军的。她访问了朱德、贺龙、任弼时，自称“上了一堂游击战术的课，听到了著名战绩的故事，并了解到使一支军队始终和它为之战斗的人民保持密切联系的方法”(4)。至于福尔曼、斯坦因、爱泼斯坦往访陕北较晚，他们于1944年5月参加中外记者参观团至延安。在那里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接见了他们。记者团一行还参观并访问了延安及附近地区的工厂、学校、医院、报社，随即撰成新闻电稿发行国内外。福尔曼、斯坦 因并写了访问红区纪实《北行漫记》、《红色中国的挑战》等，被誉为权威性的纪实文献(5)。爱泼斯坦的访问文集直到1995年始汇集出版，堪称“极为出色的战时新闻作品”(6)。希伯是1938年春先到延安，然后转赴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进行采访的。此时适值周恩来向新四军指挥员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他出席旁听并作纪录后以《周恩来论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为名在《东亚》杂志1939年6月号发表，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

其二，报道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来华记者为了掌握真实情况，采访时无不力求身临其境。一是亲往前线访问参战的指战员和群众。在台儿庄战役时，爱泼斯坦曾广泛接触国民党官兵和民众，并在当地访问过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形容他“精力充沛，刚毅不屈，是一位敢打敢冲的军人。同时又显得和福可亲，说起话来简短有力”(7)。接着他又在汉口访问了叶挺将军，从而了解了新四军的性质及在对日作战中的不可低估的重要性。通过采访，他明确告诉人们；“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它“为人民而战”，“在长江沿岸建起了一个不可摧毁的抗战堡垒”(8)。爱泼斯坦后来在陕北、晋绥抗日根据地访问时还接触了诸多八路军领导人和久经沙场的将领以及普通群众。唯其如此，才据以写出全面深入反映军民抗战的准确报道。二是目睹抗击日军现场。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外国记者长期很难有机会到八路军的作战区域采访。1944年9月福尔曼、爱泼斯坦等登上距汾阳仅十余里的边山顶峰，远望八路军奇袭敌人营盘电灯公司、火烧汾阳火车站的三天激战，并获最后胜利的战斗情景。继而又在娄烦附近距敌二、三百米处，观看我军民围困敌据点及部队以爆炸摧毁敌碉堡的战斗场面。福尔曼深有感触地说道：“过去有人告我们说，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没有俘虏，人民害怕八路军。今天这些谣言已被事实揭穿了，我们看到了八路军在英勇作战，人民热爱八路军”(9)。三是记者随军战斗。希伯是踏入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位外国记者，他既是以严谨求实的客观的态度报道敌后根据地实况的优秀记者，又是在必要时拿起武器与敌人进行殊死战斗的不屈战士。1941年秋，日军策划对山东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为保卫国际友人安全，军区负责人劝他离开山东返沪，但希伯认为参加反扫荡机会难得，执意留下不走。就这样他同根据地党政机关一起行军，同时进行采访。当时希伯所在的连队，在转移途中，被日军的一个混成旅包围于沂南县崔子乡西梭一带，仓卒迎敌，希伯与7名师级以上干部和数以百计的八路军一同战死。希伯以自己的生命与中国官兵共同谱写了誓死抗击日寇的英雄史诗。

其三，揭露日寇的残暴罪行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径。不少记者根据自己的调查访问所得，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如晋绥地区的许多村庄，194O年至1941年均被日寇付之一炬，四年后“外国记者在这地区走了几百英里见不到一个没有被烧毁的村庄”，‘杀光，烧光，抢光'成为他们惩罚性远征的口号“；”日本的破坏是残忍的有计划的，他们每个讨伐队身上都带着图表，标明应予毁灭的村庄“；”三光政策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晋西北人民惨遭屠杀，再加逃亡，男劳力减少了三分之一，耕牛头数下降了百分之六十，马骡驴等牲畜，5匹中就有4匹被屠宰或被赶走，耕地减少了百分之十六“(10)；在富裕的文化城汾阳，以及密集在它周围的人口众多的村庄中成千上万的人被逮捕，其中有上千人被杀害”各种程度的学校都被看作是培养爱国主义思想的温床，在城郊370名小学教师中，只有4名未被逮捕，差不多一半被抓走的教师都被枪毙。“(11)此外记者还对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当局私设集中营和发动皖南事变的罪行作了揭露。以对西安集中营的报道来说，有的记者通过对国民党当局事先找人扮演”角色“并捏造虚假情节的自述，以及后来跑到延安的原集中营青年对营中真实情况的揭露，说明国民党在集中营中曾对进步青年进行过极其残酷的精神迫(12)。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肆意杀害新四军官兵及军官家属、伤病员，且严禁国内报刊透露事变真相。斯特朗根据周恩来给她介绍的事实真相，向世界各国、向反法西斯舆论提供了事变经过。在短时间里，国际上有越来越多的人觉悟过来，这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斯特朗报道的及时和准确。由于中共的坚定立场以及了解情况的进步舆论和一些国家的政府对蒋介石施加的压力，这次危机才未进一步扩大，为中国的抗战进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以上所述，诸多以记者为职业走遍抗战前后方的国际友人都力图反映抗日战争的全貌。但因主客观条件的制约，有关论述也并非完全正确。”有事实上的错误……有见解分析上的错误“，”缺乏批判地引用国民党军事发言人关于战争如何得手的夸张言论“（13），甚至个别还犯过主观地为宣传抗日捏造事实和数字的错误（14）。难怪抗战时史沫特莱对某些记者报道失实大发议论时，周恩来说：”如果新闻记者总是准确地报道时事，就不需要历史学家了。“⒂尽管如此，国际友人报道亲见亲闻亲历的记述，在当时及以后仍然是极其可贵的历史见证。

二、开展医疗活动抗战时期在华开展医疗活动的国际友人，有姓名和事迹可考者达38人。其中加拿大美国医疗队有白求恩（加）、帕森斯（美）大夫和琼·尤恩（加）护士；印度援华医疗队有爱德华（队长）、巴苏华、柯盛华、木克华、卓克华（后木克华、卓克华较早回国）；国际红十字医疗队，有德国的贝尔、白乐夫、顾泰尔、马库斯、王道，波兰的傅拉都、戎格曼、甘理安及夫人、陶维德，奥地利的富华德、严斐德、肯特，罗马尼亚的扬固、何让道及夫人，捷克的何理格、基什，保加利亚的甘扬道，匈牙利的沈恩，苏联的何乐经，英国的高田宜等；单独来华或已在中国就地参加医疗工作的有美国的马海德，加拿大的布朗、麦克卢尔、哈利生，新西兰的霍尔，奥地利的傅莱，朝鲜的方禹馆等人。他们或到前方诊治伤病员，或协助训练医务人员，或参与筹设医疗机构，都在多方面做出颇大成绩。

其一，奔赴前线救治伤员。i938年1月白求恩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医疗队一行3人来到武汉。2月，白求恩和尤恩告别了同来的帕森斯大夫前往延安。至延安后白求恩惦念伤员，不满足于敌后工作当即奔赴前线。6月到达山西五台金刚库村，晋察冀军区聘请他任卫生部顾问。为了及时抢救伤员，白求恩总是要求实行火线救护，他认为自己是外科医生，应该到离火线最近的地方去治疗，离火线近，伤员可以及早治疗。伤员好得快，前线就可多一分打击敌人的力量。他还说，如果为了他的个人安全，他就不到中国来了，只有消灭了法西斯，才有个人的安全⒃。1939年4月河北河间齐会战役时，敌人突然包围了驻在齐会地区的八路军一个营，贺龙师长迅速调7个团围歼敌人，白求恩率医疗队在前线抢救伤员，战斗进行了3天3夜，白求恩的医疗队夜以继日，为115名伤员进行了手术。另外，以柯棣华为首的印度医疗队在1939年12月至1940年8月也曾转战晋东南、冀西。冀南、冀中民和晋察冀等根据地，行程近万里，沿途施行手术千余次，诊治数千名伤病员。特别在百团大战期间，柯棣华和巴苏华响应白求恩大夫”医生不能在医院等待伤病员上门“的倡议，坚持要求参加战 斗。在 13天的战斗中，他们连续作战，柯棣华接受 800余伤员，施行手术 558次；巴苏华曾为250名伤员做过急救处理，并负责转送到后方医院。正因为这些国际主义的白衣战士亲临前线，忘我地工作，才及时抢救了许多伤病员，保证了战斗的胜利。

其二，积极培养医务人员。随着抗日战争的扩大和深入，我方伤病员日渐增多，医务人员缺乏成为突出的问题。1939年晋察冀军区创办卫生学校，白求恩大夫就曾为学校拟定教学计划，并根据自己参加游击战争医疗工作的经验，编写了《游击战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的教材。在此书中，从医院的组织方案到手术的实施以及各种医疗技术均有详述，并有专章介绍实用医疗方法，如木锯代离断刀，丝线代羊肠线，木棍、鞋，称秸当夹板等。这种教材均有助于八路军医务人员的培养和成长。在晋察冀根据地，柯棣华亲自担任白求恩卫生学校的教学任务。他采取课堂讲授和临床实战相结合的方法，以提高学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遵循”将先进的医疗技术同落后的医疗条件相结合“的指导思想，使学员迅速掌握简单易行的诊断方法；制订卫生学校的教学计划，使学员学习正规比、系统化；从而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工作时，罗生特曾建议军区卫生部在陈家老窝和桑庄创办了卫生人员训练班。罗生特讲授妇产科、泌尿科和战伤外科等课程。学员多系小学文化程度，罗生特讲课力求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直到学员们听懂为止。在他任教期间共办培训班3期，计100人，为山东军区培养了一批医疗卫生人才。此外罗生特还在卫生部和直属医疗所讲授”战地救护“、”外科手术“、”临床护理“等专题课程，使医护人员深受教益。总计以上几次，为根据地培养的医务人员即达数百人，不仅解决了当时人才的急需，保证了战地医院的需要，而且也为后来以至新中国的建立培训了医务人员的骨干。

其三，建立敌后抗日医疗机构。在马海德等医生的积极建议和具体参与下，卫生部直属医疗所地边区医疗网络，在开展战地医疗服务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1938年底，随着我军对日作战日益频繁，部队伤亡日增。山西沿黄河一带的重伤员和高干伤员不断转送延安。为适应形势需要，马海德和卫生部领导同志就提出建立八路军医院的设想。整个建院工作，除雇请民工挖一排窑洞外，和泥、打土坯全部是直属医疗所的工作人员自己完成的；同时还盖了两排平房作为高干病房。1939年11月，白求恩大夫不幸以身殉职，为纪念白求恩，中央军委决定将此医院改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后在中央军委的支持和领导下，马海德和卫生部的同志又以白求恩和平医院为总院，建立了 8所中心医院，24所分院，形成了总计约11800张病床的边区医疗网。1940年8月柯棣华先是在晋察冀边区白求恩卫生学校工作，翌年1月他即被任命为该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首任院长。在创办医院过程中，他”不泥古、不照搬、不排外、不保守“，广开言路，采众家之长，努力将医院办成一个便于医疗和教学、符合游击战争需要的新型医院。柯桂华以白求恩为榜样，以身教言教的模范行动带领全院同志努力工作，”创出第一流的成就“。柯核华在此工作直至翌年12月病逝。后军委为加强国际和平医院总院的工作，调米勒自晋东南回延安。米勒在此与马海德成为亲密的朋友，他们共同为延安和平医院尽力，不仅开展战地医疗活动，还为当地群众服务，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可以说，这些到达抗日根据地从事医疗工作的国际友人都能发挥所长，为抗战做出重要贡献；被安排在国民党战区的国际红十字医疗队的22位医生亦热情 为军队和驻地居民服务，其中的高田宜、王道等也都以身殉职，但因国民党政权政治腐败，士兵给养常被克扣，军中．卫生条件极差，有如”德国的集中营“，使他们的医疗技术难以充分发挥作用（17）。尽管如此，国际医疗队员始终表现出对中国人民高度友好和深厚情谊。

三、参加各项建设在战火弥漫的抗战岁月中，还有一些国际友人来到中国参加各项建设。有的参加”工业合作社“的经济救亡运动，如新西兰的路易·艾黎，英国的乔治·何克、赖普吾、普艾达等；有的参加了科技教学和科技工作，如英国的林迈可、班威廉、克兰尔夫妇等；有的参加文化建设，如日本的绿川英子，朝鲜的郑律成，荷兰的尤里斯·伊文思等，都不同程度上增加了抗战力量。

其一，开展”工业合作社“建设。最早发起者是路易·艾黎。抗战爆发后，由于日本法 西斯的侵略，许多工厂被毁，不少工人失业。艾黎本在上海工部局消防处供职，因其主动深 人工人群众并同情工人。在宋庆龄的鼓舞和支持下，与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尽其所能地为 工人提供各种帮助。1938年初艾黎等人在上海组成”工合“促进委员会，8月迁至武汉改称 ”工合“协会，他任代理总干事，同时国民党政府还任命他为行政院的技术顾问以组织”工 合“运动。艾黎以合作化形式组织人力、物力，利用中国当时普遍存在的手工业或半机械化 的生产方式，从事日用工业品的生产，缓解军需民用工业品的需求量对战时工业的巨大压力。在其努力下，”工合“运动发展迅速．到1942年7月，在全国各地共设立72个”工合“事务所，建立工业合作社最多时近3000个，社员3万多人，每月生产总值达250O万元，不仅生产了数千种民用消费品。还生产了部分军需品。毛泽东就曾写信给”工合“国际委员会，赞扬”工合“对中国抗战作出的重大贡献。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因嫉恨他到陕北根据地办”工合“，1942年9月21日解除了他的行政院”工合“技术专家职务。此后艾黎将注意力转到兴办培黎学校。其中重要的一所在甘肃山丹，何克任校长。师生们自建宿舍和围墙，添置机床后，仿制机器，既可自用，又可供周围的合作社购买。学生们在学习的同时从事生产，学校也因此走上了自给自足之路。抗战胜利前夕何克因病牺牲在工作岗位上。总之，工合及其学校生产，构成了战时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对敌经济斗争的一支力量，是战时经济的有力补充。

其二，培训技术人才。抗战时期原北平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林迈可及其夫人李效黎和另一英籍教授班威廉及其夫人克兰尔就曾为我抗日根据地培养过技术人才。1941年12月太平洋 战争爆发，此两对夫妇同时来到晋察冀根据地。翌年2月，林迈可受军区委托负责创办无线 电高级训练班，自己授无线技术的原理，班威廉讲授高等物理、微积分、理论电磁学，李效黎教英文。招收学员7O多人，除少数在京津读过大学外，大部分系中学刚毕业或并无正式学籍仅在无线台工作相当时间的青年。校舍用木板搭成，”没有课桌，学员们就坐在木板或树根上，面前做几个土桩，搭上木板，就正好写字。墙上有几个洞，是窗户“⒅。军部很不容易从北平买到一套用品，其中有无线电收音机和数理课本，总共有十多本书，就算是当时的图书馆。此外就是每个学员背着的被服、牙刷、饭碗，一套替换的制服和一双布鞋。训练班还有一头骡子，负责背负公用校具--一只油印机、一些白纸、锅子铲刀等。当时根据地没有正规教材，林迈可教学生们如何从最基本的电学第一定律推演起，然后把相关的数学知识教践学生。当时军区需要一台灵敏度和选择性较好的收报机，林迈可就与学生研究组装了一台超外差式接收机，既 解决了工作需要，又培养了学生实践能力。当时部队调动频繁，随军活动的培训班也就行止不定，但他们始终坚持原订计划上课，保证了教学质量。培训班至这年8月结束，任教的国际友人因为事先对优秀生重点培养，当他们离开根据地后仍有人可以接班，继续教学不辍。此种培训班为我军培养一批无线电人才，至今老一辈无线电技术人员、专家、领导骨干中，就有不少是当年这所训练班培养出来的。

其三，进行抗日宣传。这是抗战时期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绿川英子是日本世界语学者，在日本与东京高等师范的中国留学生刘仁结婚。抗战初期来到上海。在”八一三“抗战中她就写了《爱与憎》表示愿意加入中国军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中华民族解放而战斗。翌年4月，她到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宣传处对日宣传科工作，”用柔和嗓音制造出电闪雷鸣“，”用流畅日语把一把闪光的尖刀刺向侵略者的胸膛“。她访问东北抗日女英雄赵老太太，称颂她是”伟大时代的母亲“，号召日本妇女”阻止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去屠杀无辜的邻人。“在重庆，她”继续在郭沫若领导的国际宣传处文委会下工作，她撰写并翻译了《战斗的中国》、《黎明前的合唱》，《中日两国妇女携起手来》等论述，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号召人们为世界和平而斗争。周恩来赞扬她为“日本人民的忠实女儿”、“真正的爱国者。”郑律成，朝鲜人，1933年来到中国，参加朝鲜在华抗日团体。“八一三”上海抗战时，他结识了爱国音乐家冼星海，投入了抗日救亡前线的宣传活动。后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写成一曲雄浑抒情的《延安颂》。这首歌曲当时虽未正式出版，却迅速流传，有不少热血青年就是唱着它奔向延安。8月，郑律成从鲁艺毕业来到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汪音乐指导，又创作了著名的《延水谣》，这是继《延安颂》之后又一首优秀的抒情歌曲。1939年夏天他与词作者公木合作，创作了《八路军大合唱》。解放战争时期，这首歌中的《八路军进行曲》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后被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另一位世界著名摄影家伊文思，1938年从荷兰来华，在台儿庄拍摄过反映此处对日大捷的影片《大地》。当时国民党顽固派不允许他到延安，他将一部摄象机赠给延安，就是靠它我们拍摄了延安生活片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活动以及中共“七大”等珍贵镜头⒆。

事实证明，当时来到中国参加战时经济、技术和文化建设工作的国际友人，其所从事的工作，无不有益于抗战，但当时他们中间有的人就曾遭受到标榜“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的攻击和诽谤。如艾黎一再被说成是“特务”、“博取名声感情用事的宗教冒险家”、“对工业一窍不通的傻瓜”、“在印度银行存有巨款的匪徒”，不一而足。不少国际友人承受物质上艰辛和精神上的折磨，依然坚持援助中国抗战，有的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尽力。似此抗战以来始终和中国人民患难与共的国际友人，其精神值得崇敬和发扬。

四、置身实际战斗

在抗日战争期间不少国际友人包括战斗员、指挥员及军事观察家等来到中国。在战斗人员中，有以库里申科为首的苏联志愿飞行员大队（连同技术人员700人，牺牲200人）（20），以罗伯特·山德尔、杰克·纽寇克为队长的美军驻华空军人员（牺牲而有姓名可考者数十人）；（21）在指挥人员中，有参加晋冀抗战后被我军授衔的原越南籍将领洪水，有美国政府派遣出任中国战区统帅部 参谋长兼中缅、印美军司令的史迪威；在军事观察人员中有抗战时期来华的美军陆战队的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有抗战后期驻延安考察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多姆凯、戴维斯等。他们置身实际战斗，或浴血奋战，或担任军事指挥，或进行军事观察，对增加抗战实力以及帮助国外了解中国共产党。增强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协同作战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其一，参加浴血战斗。在抗战中．苏、美志愿空军人员屡立战功，并有多人以身殉职。1939年7月苏联志愿飞行员队长库里申科率领远程轰炸机志愿队来到中国。后在对汉口日军空军的三次空袭中，他所率编队击毁敌机136架。10月14日库里申科率机群出击武汉，将日军战斗机拦截。但库里申科亦遭到其他日机袭击，致机体中弹，他以仅存的单发动机冲出重围，沿江飞至万县上空，降落江中。飞机保存下来．而他却因过度疲劳被浪涛卷走。1941年12月20日晨日寇10架轰炸机飞近昆明，由美军空军志愿队第二中队长纽寇克率4机编队去拦截。纽寇克和他的僚机发现敌机穷追不舍，用P-40的大口径炮把轰炸机中日本炮手面前的后部炮塔打得粉碎，结果有6架日机残骸分布在昆明以南到云南边境的地区上（22）。自此次昆明空战告捷起中国报纸开始称美国空军志愿队为“飞虎队”。之后该队归并入14航空队，继续在中、缅、泰和印度支那地区作战，取得很大的战绩。仅纽寇克和他在驾驶员在一月间即打掉或烧毁150架敌机。3月24日纽寇克在扫射日寇地面部队时被敌人打中牺牲。山德尔亦于此前2月7日在一次空中事故中牺牲。他们都为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二，担任军事指挥。这里可举越南和美国来华的国际友人为例。洪水，这位大革命后参加中国红军屡建功勋后被我军授予军衔的越南将军，1937年 8月随八路军总部和 115师到山西开辟晋东北抗日根据地，1943年3月率领IOOO人的队伍从河北灵寿出发，经山西向陕北进军。在约25O0里人称“小长征”的跋涉中，冲破敌人重重封锁线，翻越宁武西北终年积雪摩天峰，于4月上旬到达绥德，胜利完成将全部人马交给抗大一分校的重要任务，也为抗战做出了可贵贡献。史迪威，太平洋战争后翌年3月受命来华出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他上任后，即奔赴缅甸指挥中国远征军作战，以保卫中国当时仅存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并曾率中国驻印军向缅北发动进攻，给日军以歼灭性打击、同时，他还为开辟“驼峰航线”，建立昆明培训中国军队中心，建议蒋介石改革军事制度，要求蒋介石取消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组织和派出美军观察组赴延安等诸方面坚持了自己的正确主张。1944年7月，罗斯福建议蒋介石由史迪威担任中国战区前线总指挥，统一指挥以挫败日军的进攻。蒋介石始则采取拖延战术后又持强硬态度要求美方撤换史迪威。罗斯福为顾全东方抗战的大局，不愿与蒋介石闹翻，终于作出妥协，将史召回。史迪威虽离华返美，但在华所作所为，无疑对坚持抗战起了积极的作用。

其三，进行军事观察。抗战期间，世界各国人民组成反法西斯联盟。外国军事家到中国进行军事观察，对于介绍中国战况、争取国际援助、增强反法西斯力量，至关重要。卡尔逊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杰出指挥官，抗战一开始便来到中国。他两次从汉口出发巡游北方，足迹遍及5个省，行程达三、四千公里，时达18个月，始终与中国军队在一起。在延安和华北敌后，亲自和毛泽东、朱德以及八路军指战员交谈。他还访问了正面战场，把考察途中所见所、闻奇迹般的事迹，毫不隐瞒地公之于众。他看到了八路军，对中共全面抗战和持久抗战的主张非常 赞同。认为八路军“友好、自信和民主”，是中国抗日战争“新的潜力”，日本侵略者“不可能摧毁这支在持久的游击战中以其行军速度和智力超过其对方的军队”；他也看到国民。党军队。除了奉命而外，不知为什么而战。官员们傲慢地……驱赶士兵前进，这里缺少的是八路军那种谐和的精神“（23）。他的见解具有重要军事价值，对当时美驻华军方和罗斯福总统，都产生过重要影响。谢伟思是史迪威司令部政治部顾问，1944年7月作为美军观察组成员如延安。他通过观察访问，发现”共产党宣称他们控制着日本占领区后方的华北、华中农村这一说法基本上是正确的“（24）令他还认为共产党已经得到了广大民众的坚决支持，共产党的力量的扩大是建立在经济、政治社会革命基础之上的。从此基本事实中”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的未来，共产党确定无疑地将发挥重要的作用“（25）。尽管他们的论断一时被曲解，但他的预见完全为事实所证明是正确的。据上所述，置身中国抗战的众多国际友人，都不同程度地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对中国抗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均应载诸史册。

国际友人作为一个颇为广泛的群体，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做出重要的贡献，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一，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可贵的直接帮助。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中国人民遭受屠杀凌辱之时，外国朋友”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26），从舆论上、军事上、医疗上、经济上多方面支持中国，这不仅增加了抗战实力，也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战斗意志。其二，对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是有力的推动。中国抗日战争是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国朋友来华支持抗日，使全世界人民更清楚地看到，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目标和利益是一致的，激发了各国人民共同对敌的热情，认识到只要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就一定可以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其三，在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之间建立了友好的桥梁。外国朋友来华抗日，是国际主义的生动实践和历史见证。抗战中国际友人的深切同情、大力支持、无私帮助（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以及战后不少人曾在中国继续工作或回国后不断来访为中外人民友好尽力，产生了深远的思想和历史影响，弘扬了中外人民的国际主义精神。

第三篇：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感想

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感想

--石台

一、牢记历史，牢记国耻，以史为鉴，奋发图强！

日本侵略者自“九.一八”事变后，加紧向中国进攻。国民党政府则采取“不抵抗主义”，节节退让。此后，日本帝国主义又通过“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及策动华北五省所谓“自治运动”等一系列举措，逐步加紧对平津及整个华北的侵略。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加强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向华北大量增兵。从1937年5月起，日本驻屯军在卢沟桥、长辛店、平汉线北段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并以营房不足为理由，要求在丰台与卢沟桥之间建筑兵营和修建机场，都被中国方面所拒绝。7月7日夜，日军借口一个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城搜查，并要求中国驻军撤出宛平等地。这些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为中国军队所拒绝。当交涉还在进行时，日军即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军队发动攻击，并炮轰宛平城。当地驻军第29军一部奋起抵抗。这就是著名的卢沟桥事变。

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践踏下，我们的头颅被随意的砍下，哪怕你跪地求饶！

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践踏下，我们的躯体只是用来做活体实验的材料，被活体解剖、被活体细菌实验、被活体化学毒气实验，根本都来不及跪地求饶！

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践踏下，我们。的女性被随意的强奸，而后剖膛开肚、切割下生殖器和乳房！被当作慰安妇遭受无数次的蹂躏，只是换取了多几天的喘息！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的践踏下，我们仅仅是牛马不如的奴隶，被驱赶着给他们修碉堡、修工事、修铁路、挖煤矿„„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的践踏下，我们的儿童仅仅是愚弄的材料，前途是做敌人的帮凶！

日本侵略者激怒了中国人民，全国上下掀起了抗日热潮，第二天，中共中央率先向全国发出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呼吁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高涨，国民党政府提出用外交途径解决事变的提议被日本拒绝，使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被迫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各界爱国人士的建议，实现团结抗日。不久，中国工农红军先后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出师抗日，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救国十大纲领”、“论持久战”等指导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思想和战斗的书籍和纲领，激励着中华儿女，增强了人民抗日的决心和信心。在与日本抗争中，中国人民利用智慧和比自己强大、武器先进的侵略军展开激烈的战斗。组织游击队，开展地道战和地雷战等经典战例。全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一同投入抗日的洪流，结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空前规模的、整个中华民族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八年抗战。

我们年轻的一代千万不能淡忘了“7月7日”这个国耻日！前世之事，后事之师。牢记国耻，奋发图强！

二、悲壮！但让人热血沸腾!他们的鲜血没有白流!

刘湘（1889～1938，四川大邑县人，时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第23集团军总司令）

—— “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姜玉贞（1893～1937,山东菏泽人，时任66军65师196旅旅长）

—— “有我姜玉贞在，就有原平在，我姜玉贞誓与原平共存亡！”

张自忠将军殉国遗言：

——我今日力战而死,对民族,对国家,对长官可告无愧,良心平安!孙连仲于台儿庄血战中严辞拒绝部下的撤退请求：

——任何人都不能撤退，台儿庄便是我３７师的坟墓！我们应当以血肉来填敌人的炮火，先用士兵填．士兵填完了尉官填，尉官填完了校官填，校官将官填完了我总司令来填，填完为止！！

三、抗日战争胜利昭示民族振兴

抗日战争，是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毛泽东曾以气吞山河之势向世人宣称：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振兴的一个重大历史转折。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国以其应有的作用和地位走向世界，这是中华民族振兴的良好开端。

一个民族要走向振兴，就必须挣脱枷锁走向世界，争取国际荣誉，争取国际地位。抗日战争的胜利，大大提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声誉。中国人民的浴血抗战不仅受到世界人民的崇敬，更重要的是自身地位空前提高，首先，废除了不平等条约，英美政府分别通知中国政府，声明愿意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他有关权益。英美两国取消不平等条约，促使在中国享有特权的国家仿效。其次，收回了大部分失地。由于战争的胜利，不但收回了抗战以来被日本侵占的大片领土，而且光复了已被日本割占半个世纪的台湾、澎湖列岛，除了香港、澳门外，一切由帝国主义租借或占领的领土均被收回。外国列强攫自中国的殖民地，终又回到祖国怀抱。再次，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得到加强。1942年1月，中国以重要成员国的身份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1942年11月，中国政府作为战争中的三个大国之一与英美共同参加了开罗会议，这次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国研究与确定对日作战，处理战后日本问题的重要会议。1945年，由中、苏、美、英4国发起，邀请《联合国家宣言》的签字国和参加国的代表，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了联合国制宪会议。从此，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而载入史册，中国还成为这个最广泛的国际组织的安全理事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族实现了自民国以来一直未能实现的统一与团结，这是民族振兴的重要前提。抗战前的中国政治舞台上活跃着各种政治势力。除了国共之间的对立和战争外，还有国民党各派系之间，中央政府和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斗争，地方实力派相互之间也是你争我夺，混战不已。在山河破碎，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中华民族各种政治力量、各个阶级终于摒弃成见，共同团结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民族敌人，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自我振兴。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得到锻炼，更加成熟，更加坚强，政治威望空前提高，成为中华民族走向振兴的主要领导力量。

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胡锦涛说，60年前那场决定世界前途命运的伟大胜利，永远铭记在所有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心中。我们隆重纪念那场伟大胜利，就是要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更好地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事业，更好地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全体同胞团结奋斗的结果，也是中国人民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人民并肩战斗的结果。中国人民为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感到骄傲，也为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感到自豪。

如今，64年过去了，人类已进入二十一世纪，科技日益进步，各国综合实力的竞争日益激烈，国际局势更加复杂多变。此刻，我们更需要牢记历史，擦亮眼睛。特别是，现在的日本，对屠杀罪行百般抵赖，对历史暴行死不悔改，对侵略历史选择性忘记，代表侵略势力的日本右翼幽灵始终在东亚的上空游荡，我们对此不能不有所警惕！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时刻牢记那场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对中国的和平与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抗日战争，始终缅怀在这场战争中牺牲的先烈的英勇事迹，认真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才能更好的坚定和平信念，才能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第四篇：正视中国抗日战争

正视中国抗日战争

标题：正视中国抗日战争 作者：孙三里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轴心国集团对世界人民进行了残酷的侵略，生灵涂炭，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浩劫。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为那场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极大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但日本却矢口否认败于中国，本文提出一些自己粗浅的看法，希望能对广大读者对认识这一疑问能提出一定的帮助。关键词：反法西斯 军事 原因 和平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二周年，也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七十二周年。但是关于中国的抗日战争，或许我们也产生“为何日本不承认败于与中国”的疑问，今天我写篇简短的文章，提出一些自己粗浅的看法，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一、概况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侵华，中国开始了局部抗战。从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段时期，是我们常讲的中国抗日战争，主要包括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阶段。

战略防御阶段（1937年7月——1938年10月广州、武 1 汉的沦陷）：期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紧密联合抗日。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面战场发挥了主要作用，组织了平津、太原、淞沪、徐州、武汉等一系列大会战，虽然最终以上城市相继沦陷，但29军痛击日军、平型关大捷、四行仓库800壮士、台儿庄大捷等事迹展现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粉碎了日本“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为中国战略物资向大西南地区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

战略相持阶段（1938年10月——1943年12月）：广州、武汉沦陷后，随着日军战线的拉长，兵力不足。中国共产党部队挺进敌后建立根据地，严重威胁了敌人后方，日军补给困难，资源紧张。在正面基本停止的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行动。将主要力量用于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对国民党则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策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期间，在正面战场，日军仍然进行了对南昌、随枣、长沙、滇西等地区的局部进攻。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同时向美国、英国、荷兰宣战，中国摆脱了孤军奋战的不利处境。

战略反攻阶段（1944年1月——1945年8月）：随着战争的持续发展，日本人力、物力、财力严重不足，逐渐在战争中凸显颓势。期间，虽然日本困兽犹斗，向豫湘桂等省发起疯狂进攻，但已是强弩之末。在欧洲，他的德国盟友已经陷入两面受敌的泥潭，自己在太平洋战争中海空力量丧失殆尽，节节败退，中国敌后根据地的迅速发展极大牵制、消耗 2 了日军。中国发起了局部反攻，收复了滇西、广西等地区。在美国逼近日本本土、苏联对日本宣战出兵中国东北的大反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民进行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取得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二、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 中国以伤亡350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元，间接降级损失5000亿元的惨重代价，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中国各阶层人民不断努力的结果，是近百年以来的反侵略斗争中第一次取得完全性胜利的战争。它大大增强中华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有力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1939年9月1日——1945年8月15日期间，德国、日本、意大利三个法西斯国家组成的轴心国，对世界人民进行了残酷的侵略，生灵涂炭，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浩劫。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为那场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对于打败日本方面，中国无疑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首先，作战时间说，中国从“九一八”算起，抗战14年，全面抗战8年，时间是最长的。美国、英国对日作战3年零八个月，苏联仅三个月。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经得起长期战争；而日本是小国，人少、资源少，经不起长期战争，中国的持久战拖垮了日本。

抗战的前4年，中国面对了日本无后顾之忧、“一鼓作气”的全面进攻，以血肉之躯筑起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一条坚固防线，使得日军深陷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大部分 3 兵力被牵制在中国而无法脱身。如1938年秋，日本共有24个师团，其中的22.个半师团（还有半个师团在朝鲜，1个近卫师团在本国），也就是占日本总兵力的93%军队被牵制在中国。

虽然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扩充兵力，将部分师团调往东南亚参加对美英的作战，但即使在战争最紧张的1944年，日本仍然有44个师团（当时日本约有100个师团）被牵制在中国。就像美国总统罗斯福所说的：“如果没有中国，会有多少日军抽出身来，向澳大利亚、印度侵略啊！”

三、日本不承认败于中国的原因

时至今日，日本官方都不承认在那场战争中被中国打败。具体原因，我想应该包括以下几点：

（一）近代中国的屈辱外交和弱国地位，使得日本对中国持有蔑视的态度。

日本对中国的态度，经历了仰视、平视、俯视三个阶段。汉唐时期，中国国力昌盛，东汉光武帝曾赐予日本“汉倭奴国金印”、日本多次派遣遣唐使来中国学习、中国的鉴真高僧在日本讲学影响深远都表现了这一时期日本对中国的敬仰；元世祖忽必烈两次进攻日本，因为台风为没有成功，打破了中国军队战无不胜的神话，明朝倭寇侵略我国东南沿海一带，一直到清末，日本对中国持平视态度；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而日本变法图强，走向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直到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中，击败中国，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期间五十 4 年，日本称中国为“支那”，意思是猪猡、下贱人，对中国采取的基本是俯视的眼光。

（二）从军事上说，客观上，中国歼灭日军数量和海空力量有一定的局限性。

虽然中国牵制了大量日军，但歼灭日军的数量有限，通常我们说日军在中国伤亡130万人，但是其中被中国人打死的日军只有40万人，在那个时代受伤的士兵75%是可以重新返回战场的。而日本在那场世界大战中约有185万人丧命，其中在菲律宾与美军的作战中战死52万人，在缅甸被英国打死18万人（其中有1万日军是被中国远征军打死的），在硫磺、冲绳岛战死约15万人，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中死去24万人，在中国东北被苏联打死约10万人，还有25万人在与美军在南太平洋的诸岛的争夺中死去。也就是说约有135万人死于美国人之手。

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在二次大战中的20余艘航空母舰、19艘巡洋舰、11艘战列舰和几乎所有飞机都是被美国军队击沉或击落的，其海空力量必须的钢铁、石油补给线也是由美军切断的，所以很多日本人认为他们是被美国人打败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330万日军全部放下武器时，向中国军队投降的日军只有70多万人。

在中国战场的平津会战、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太原会战、武汉会战、豫湘桂会战等一系列会战中，中国军队人数基本都超过日军的两倍，但却都以失败收场。中国的汉奸人 5 数众多，例如1940年，日本扶植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仅投靠日军的国民党军队就达到了50万人；在八路军与日军作战取得胜利的百团大战中使得日军伤亡1万人、伪军伤亡4万人，“伪军”大多数皆是中国人。

以上客观事实，也是日军不承认败于“不争气”的中国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对日本战犯审判的不彻底性

日本战败后，美军单独占领日本。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为期两年多的审判后，将广田弘毅、东条英机、土肥原贤

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武藤章七人判处绞刑，但宣布天皇无罪，对很多甲级战犯免于起诉，审判并不彻底。1951年，美国结束了对日本的占领，转而扶植日本，日本的右翼势力抬头，重返政坛。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很多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扭曲美化侵略战争，更不承认被中国打败。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本文希望能对广大读者认清抗日战争的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在新的形势下发愤图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自已的贡献。

参考文献：《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编写组，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版

《抗日战争的细节》，魏风华，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

作者简介：孙三里，男，汉族，1988年1月出生于河南省郸城县，2012年毕业于新疆石河子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现担任湖南省浏阳市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研究室科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电话：***；邮箱：1060261702@qq.com。

第五篇：试论抗战时期国际友人对中共形象的建构

【摘 要】 本文阐述了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以及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三位著名的国际友人在抗日战争期间访问延安，向世界客观、公正地报道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及领导人、中国人民坚决抗战的实况；论述他们对中共形象的宣传、建构方面的作用和贡献。

【关键词】 国际友人；中共形象；建构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抗战时期，有一大批国际友人长途跋涉来华，不顾个人生命安危，直接积极投身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革命斗争之中。作为新闻记者的国际友人来华，他们追求真理，通过实际的采访与亲历亲闻，客观、公正地向外界介绍中国国内实况，向外界真实宣传了中共领导人和八路军的真实情况和共产主义运动及其革命主张，使各国和外界人士对其有了新的认识与改观，在一定程度上有力的打破了国民党之前对中共的恶意丑化、隐瞒实情，并真实报道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情况，使各国民主人士对中国人民反对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表现出的勇敢、坚定和不屈不饶的精神而感动，从而支持和帮助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在国际友人来华支持中国革命事业的过程中，其中一个巨大的贡献和作用就是身为作家和新闻记者身份的国际友人，以“三s”为代表（即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以及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三位贡献突出的著名国际友人）对中共领导人以及八路军真实情况的报道，起到了对中共整体形象的宣传与建构，从而使外界更多的了解了一个客观、真实的中共领导的红色政权，使各国与外界人士认识到了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能够有力支持和支援中共的革命主张和抗日斗争。

一、第一个进入红色苏区报道中国革命和揭秘毛泽东的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

在中共中央落脚于陕北苏区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一边对陕北共产党政权进行军事打击、经济和消息封锁，一边向国内和外界歪曲事实、恶意丑化共产党形象，对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等污蔑和丑化，如称共产党人为“共匪”、“红头魔鬼”等，在这种情况下，外界人士对中共的真实情况不了解，并且随着中国政局的急剧变化和共产主义运动形式的初步高潮，引起了西方各国不同程度的注意，驻华记者们对此倍加关注，但当时还未有一名记者亲身采访过共产党员，并对红色苏区的真实情况进行报道。

对于国民党的军事打击、新闻封锁以及丑化歪曲事实的举措，1936年中共中央给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去信，请宋庆龄推荐一名外国新闻记者和一名医生前往苏区，希望外国记者能真实客观的报道中国红色政权的情况，以便让外界更多的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色苏区，打破国民党对苏区的封锁，支援和帮助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恰在这个时候，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向宋庆龄提出了希望去苏区访问的要求，希望能实现采访共产党人和红军的梦想。

斯诺为了能实现他采访红军的梦想以及对中共革命的关心，在国共两党对峙、国民党严查并封锁了去陕北苏区的道路的严峻形势下，他依然顽强、勇敢，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宋庆龄的帮助与共产党人取得了联系。“1936年6月3日从北平出发了。„„斯诺就这样成了第一个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西方新闻记者，也是第一个与中国共产党人对话的美国人。”[1]

1、与周恩来的第一次见面和交谈

1936年7月斯诺和马海德通过层层阻力，闯过了西安城、洛川镇和延安城三道严密的封锁关口，开始向西徒步跋涉，到了安塞县。7月9日，斯诺在安塞白家坪见到了周恩来，在斯诺与周恩来的交谈中，周恩来的言谈举止给了他很深的印象：“背弃古代中国的基本哲学，中庸和面子哲学；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他谈吐缓慢安详，深思熟虑。”[2]

斯诺一边和周恩来谈话，一边深感兴趣地观察着周恩来这个传奇式的人物――“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污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的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3]

2、对毛泽东的采访和《毛泽东自传》一书的写作背景

斯诺和马海德在红军官兵的护送下，来到了保安，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保安城一片火红色。“在快到了红军司令部时，已经有许多红军干部和战士排成两行，正列队欢迎斯诺和马海德的到来。„„斯诺和马海德看到这种隆重的场面，为红军在这样的山沟里举行的仪式而感动。”[4]欢迎仪式结束后，斯诺和马海德住进了外交部招待所，这是一栋只有四间小砖房的屋子。

1936年7月16日晚，毛泽东派人请斯诺去他的窑洞。斯诺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后，“毛泽东主动而热情地同斯诺打招呼，并彬彬有礼地说：‘欢迎！欢迎！’斯诺借助窑洞的灯光，见毛泽东身高消瘦，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鼻梁很高，颧骨突出，双目炯炯有神，他的第一印象就觉得毛泽东像林肯。”[5]当斯诺与毛泽东初次见面时，斯诺的印象是“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6]

毛泽东连续同斯诺谈话，从抗日谈到内政、土地政策和教育等问题，每次谈话总是从晚上开始进行，直到凌晨两三点钟，“经过反复多次的交谈，斯诺不仅详细地了解了这位既是苏维埃主席，同时又是红军指挥员的毛泽东家庭、童年、婚姻以及个人成长的经历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还了解了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全过程，特别是搜集了关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在交谈中，毛泽东也向斯诺询问了许多美国政治、经济、地理、气候、人口的情况，表现出对远隔重洋的美国人民的关注。”

1936年9月底，斯诺与马海德再次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并希望通过采访向外界宣传真正的毛泽东，正如他对毛泽东所说的：“有些人认为你会说流利的法语，有些人则说你是一个无知的农民，„„再说，你也应该纠正一些流行的谣言。”[7]就这样，从此以后，接着十几个夜晚，毛泽东开始了他人生的叙说，这就是之后的《毛泽东自传》一书诞生的背景。当斯诺即将离开苏区时，斯诺为毛泽东拍下唯一戴军帽的戎装照片，这成了毛泽东最好的一张照片，也成了毛泽东的相片中最著名的一张。

在陕北苏区九十二天的采访，对斯诺来说是一段难以忘怀、兴奋的经历，这次的西行采访，使他对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人，以及苏区的广大群众有了真挚的感情，从而对处在革命与战争浪潮中的中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1936年10月12日斯诺离开陕北到达西安，之后到了北平。不久，一部影响世界的著作即将诞生――《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真实地向全中国和全世界报道了陕北红色根据地的实际情况，打破了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的长期封锁，生动而真实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情况，影响甚大，很快就出版了多种文字的译本，成为许多国家的畅销书，被认为是一部“真正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的著作”。这部著作的出版，向外界对中共整体形象的正确宣传与建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之后更多的国际友人来苏区采访、支援和帮助中国革命奠定了基础，影响深远。

3、一生心系和宣传中国革命，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不久，斯诺因为报道“皖南事变”真相，被国民党政府吊销了记者许可证，被迫离开生活了十三年的中国。

当斯诺回国后，他积极的宣传中共，向美国人民和美国领导人描述了一个真实、客观、积极进行抗日斗争的有实力、有前途的共产党形象，并且说到：“蒋介石是个独裁者，他很聪明，但又无能，他不知道中国人需要什么，„„”“中共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的士气高昂，在艰难的环境中从来没有失去希望，从将军到士兵都对胜利充满着信心。”[8]

由于斯诺积极宣传中共形象，罗斯福总统曾三次与他秘密会谈中国问题，使得罗斯福总统对华政策的转变，尽管由于之后罗斯福总统不幸病逝，美国和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军事合作计划流产，但还是为中美关系的进程与后来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2年2月15日，斯诺在瑞士日内瓦逝世，一生心系中国的他，在最后的遗嘱中将他的骨灰的一部分安葬在中国。他一生为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大地的女儿，把一生都奉献给中国革命的国际友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1、在上海投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

史沫特莱从1929年到1936年在上海积极投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史沫特莱就开始帮助鲁迅把中国左翼作家和革命的文学宣传到上海。1932年出版了《国民党的反动的五年》，记录了蒋介石自1927年到1932年破坏淞沪抗战的反动历史，揭露了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不抵抗的消极态度。

1933年5月，史沫特莱第一次与中国共产党人取得联系，之前她不了解中共革命的情况，她希望有机会能亲眼去看一看。“通过宋庆龄、鲁迅等人介绍，史沫特莱在上海巴恩公寓的住所成了江西苏区秘密潜入上海的红军联络点和接待站。„„写出了《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成为世界上第一本介绍中国红军的文献。”[9]

2、奔赴圣地延安，书写《伟大的道路》，积极宣传中共革命

在 “西安事变”期间，史沫特莱勇敢地承担起张学良东北军总部电台的英语播音员，成了这一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她用尖锐的言辞评论和驳斥了南京广播电台的子虚乌有的造谣说“蒋介石已经遇害身亡”、“红军占领了西安”，以客观、真实、准确的事例向外界及时报道了事变的真相，维护了中共红军和中共中央积极促使事变和平解决的形象。

1937年1月12日，史沫特莱终于实现了她多年的愿望――奔赴圣地延安。到达延安的当天晚上，史沫特莱由马海德陪同，见到了朱德司令。她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描写了当时会见的情景，她写到：“这时一个穿着灰布补丁制服的矮而结实的人的身影，从点着的蜡烛的桌子后面站了起来。于是，我看见了多年来在我的文章中讲到过的朱德。”[10]史沫特莱对朱德的第一印象，在她的著作《伟大的道路》序曲中写到：“双方对面而立，先互相打量一番。我原知道他当时是51岁，不过，当面看来，脸上皱纹很深，双颊下陷，至少见老了十岁。„„”[11]

当史沫特莱第一次与朱德见面后，就决定为朱德写一本传记，当朱德问其原因时，她回答到：“因为你是一个农民。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诉了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12]可以看出，史沫特莱是想通过写朱德的人生经历来透视中国农民整体的生活历程，是将朱德的人生经历作为生活在中国的每一位农民的缩影，这不仅向外界客观、真实描写了中共领导人的具体形象，而且也让外界人士对当时处在中国革命时期农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更为了解和关注。就这样，一部和斯诺的《西行漫记》并列，被称为描述红军和抗战中国的经典著作又一次诞生了――《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这本倾注了史沫特莱全部心血的书，不仅记录了中国人民敬爱的朱德同志60岁以前所走过的道路，同时也生动地展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一幅波澜壮阔的画面，对中共形象的宣传和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

3、永远深爱着中国的土地，为中国革命奋斗终生

1941年史沫特莱回到美国后，尽管生活、健康问题困扰着她，但她一如既往地表达对中国革命的热爱和关心，在美国四处演讲、广播，写文章报道中国革命和抗战的真相，为中国抗战募集捐款。

1943年史沫特莱在纽约城市大厅讨论会上的一次演讲，她当时的对手是从1934年就住在美国的林语堂，日本反战作家石垣绫子在一篇文章中描述到：“站在宽敞舞台上的史沫特莱把手背在身后，在话筒周围走来走去，挺着胸膛，挥舞着双手，拿着话筒好像是要倾倒听众中去一样热烈讲演。”[13]史沫特莱与林语堂的这次辩论，“把被美国人民视为英雄的蒋介石政权的镀金层剥落了”，美国人开始知道蒋介石脱离人民的黑暗独裁统治已经处于危险之中，在国共两党鲜明的对比之下，更有利于对中共形象的宣传与建构。1950年5月5日，史沫特莱不幸逝世，她没有看到自己的心血之作《伟大的道路》出版就离开了人世，生前也没有回到心中永远挚爱的中国的土地上。但她对中国革命的热爱与贡献、对中共领导下的红色政权的关心与帮助，她的国际主义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于心。三、一生六次访问中国，晚年在中国度过的国际友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1、及时发表“皖南事变”真相，揭露蒋介石的阴谋诡计，维护了中共团结抗日的形象

1940年12月，斯特朗第四次访问中国。期间，周恩来同斯特朗见面会谈，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正在计划投降和内战的阴谋，预言可能会发生更大的反共事件和战争，并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正不断加剧同共产党军队的武装冲突的详细情况告诉给斯特朗，同时还向斯特朗提供了许多关于国民党将领已经准备同日本人积极合作的信息，说到：“但是，你现在不要发表这些资料，要等到我捎给你，同意你这样做时再发表。„„”[14]

之后，斯特朗在回国的途中知道了“皖南事变”的消息，等她到了美国后，她收到了斯诺从香港给她的信，了解了“皖南事变”的真相，1946年初，她收到了一封航空信件，信中只有一句话：发表你所知之事的时机已经到了。同时，信中还装有中共重新组建新四军的正式命令和列举重庆当局亲日分子要把中国纳入法西斯轴心国的十五点阴谋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正式声明。

2、到延安访问中共领导人，离开时不忍离去，伤心痛哭

1946年7月31日，斯特朗乘坐美军观察组的飞机到达延安，这是她第一次抵达红色苏区，采访中共领导人。

1946年8月6日下午，斯特朗来到了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住处枣园，并和毛泽东进行了第一次交谈。斯特朗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是：“身材魁梧，毫无拘束，举止缓慢、有力而从容，很像一位美国中西部的农民。„„在一种深邃而机敏的理智的驱使下，他周身充满活力。”[15]在采访中，斯特朗向毛泽东询问了中共对与国民党的关系、对内战的看法以及土地政策的相关问题，毛泽东给了详细的解答。当斯特朗问起毛泽东对帝国主义的看法时，毛泽东在思考中用了一个很生动形象地比喻回答道：“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16]毛泽东与斯特朗的这个谈话后来成为了历史上著名的论断，这个谈话也让她重新认识了中国共产党，认识了毛泽东，了解了中共党人的思想与共产主义的目标，真正的体会到中共的力量与影响力绝不是共产党人自封的，而是在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充分信任和支持中获得的。

1947年1月底，由于国民党军队开始向延安推进，企图摧毁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共中央做出了决定撤离延安、转战陕北的计划。当斯特朗向陆定一提出，她想跟着中共和群众一起走，舍不得离开时，陆定一没有同意她的要求。但她没有放弃，仍然决心要跟随部队撤离，后来，朱德和周恩来一同劝说她，最后斯特朗伤心痛苦地表示理解，于1947年2月14日乘坐最后一架飞机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她热爱的延安。她在回国期间，写下了《中国的黎明》一书，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革命即将到来，之后，她又以访问延安、东北和华北解放区的见闻为素材，写下了《中国人征服中国》一书，记述了中共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过程，对中共形象的宣传与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让外界更多的了解中国共产党，更多的支持和帮助中共革命。

3、情系中国，在中国度过晚年

1958年9月22日，72岁高龄的斯特朗冲破重重障碍，第六次回到了她热爱的中国大地上，从此定居北京，住在周恩来特意安排的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大院，把中国作为了自己的家乡和最后的归宿。1970年3月29日，斯特朗不幸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总之，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与进程中，离不开国际友人的支持与帮助，尤其是以作家、新闻记者身份来华的国际友人，他们在向外界对中国共产党以及八路军的整体形象客观、真实、公正的宣传和建构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得各国民主人士对中国革命的急切关注与支援，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贡献与奉献精神值得我们铭记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