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经典（精选5篇）

第一篇：抗日战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经典

抗日战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以往人们对抗日战争历史经验的总结，主要集中在抗日战争对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影响方面，而实际上，抗日战争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发生过重要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日本的侵华战争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如果说甲午战争已经表明日本的侵略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那么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中国发起的全面侵略战争，则完全地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0年里，中国现代化工业每年的平均增长率约为7.6%，而且这种增长突出地表现在基础工业上，1936年资本主义生产已占工业总产值的65%，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4.48%。假设没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工业化步伐必将大大加快。这种假设虽然已经无法得到历史的验证，但正如毛泽东所说:没有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始于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这都是有事实为根据，因而也是合乎逻辑的假设。

但是，假设毕竟没有成为现实，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彻底地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先是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使中国丧失了1/3的森林、铁矿和煤矿；4/10的铁路；7/10的大豆产量；2/5的出口贸易；以及93%的石油；55%的黄金。另据统计，至1932年底，中国政府在东北的损失达178亿元，加上私人损失，不下200亿元。在全面侵华的8年间，日本占领了中国城市总数的47%以上，其中包括大城市的80%以上。这些城市聚集着中国几乎全部的现代化工业。这些工业，有的直接损毁于炮火之中，有的因战争而失去运转的条件导致关闭，有的被迫内迁损毁于途中。在沦陷区，日军不仅任意掠夺公私财产，还截留税收，把持金融，并建立起依附于日本的以掠夺中国资源财富为目标的殖民地经济体系。据1995年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直接财产损失是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是5000亿美元。对于一个本来就十分贫穷的中国来说，上述战争损失不仅使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难以为继，还足以使它的经济全面崩溃。

第二，中国的抗日战争积累了新的现代化因素。有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本来就不是中国社会内部自身现代性积累和成熟的结果，而是对外部挑战所做出的回应，因此主张将其称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抗日战争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外生型”性质，同时使得新的“自发内生型”现代化进程在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过程中悄然开启。

首先从政治层面来看。抗日战争无疑地为中国民主制度的发展，在客观上提供了条件。中国共产党于“七七”事变不久即在著名的《抗日救亡十大纲领》中提出了“改革政治机构”的要求，与此同时，其他政治派别也先后发出了开放民主的声音。而在民族生存受到日本侵略严重威胁的时候，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也只能顺应潮流，在全国开放了民主。尽管这种民主是十分有限的，但却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国民党因抗战所需开放的“民主”

是以国民党执政地位的巩固为条件的。如果离开了这个条件，“民主”随时都要被关闭。因此，政治民主还需要另外的社会条件作为支撑，这个条件就是进步力量能够很好地发挥对社会的主导作用。而这个条件，在抗日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是不具备的。但在抗日战争开始之后，由于以共产党为代表的进步力量已经在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在民主与独裁的较量中，后者就很难占到上风了。而进步力量的发展和壮大，同样是中国现代化因素积累的一个重要表现。

另外，关于民主政治建设，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而言，也同样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基层政权的普遍选举制和抗日民主政权中的“三三制”原则，与现代国家的民主制度仍有很大不同，但这些政策的制订和实施，确实表明了中国社会出现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这也是现代化因素的积累。

其次从经济层面来看。前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指的就是日本侵略对战前中国积累起来的现代化经济的严重破坏。但是，也正是由于日本侵略对中国经济的摧残，迫使中国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战时经济体制的建立就是应对的结果。战时经济体制是一种被迫的应变措施，它的实施一方面是通过金融、物资、资源的统制，集中了抗日战争所需的财力物力，一方面又使官僚资本扩大了势力，从而压缩了民族资本的发展空间。但是，如果从现代化的视角来审视，这种体制下的现代金融体制的建立，工业结构的调整，资源的调查与统筹开发，工业发展的布局调整等等，都表现出了现代化因素。尤其是被称作工业化传动的沿海工业的内迁，改变了中国西部工业落后的状况。

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由于它是建立在中国经济最为落后的地区，在那里并不具备实现现代化经济的条件。但是共产党制订与实施的包括减租减息，鼓励垦荒，发放农贷，发展商业等一系列经济政策，不仅使抗日力量在贫困的地区得以生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阶级构成的比例也由此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最终又为后来的土地革命准备了条件。从这点来看，这是现代化因素的积累。

再次从国家主权层面来看。自1842年中国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以来，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丧失了诸多基本主权，因此，中国一直没有取得完整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地位。但是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尤其是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融为一体的时候，这种状况很快得到了改变。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国已经独自与日本作战4年，并且牵制了日本陆军的大部兵力。正是由于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使得美、英等国不能不对中国加以重视。1943年初，中国先后与美、英等国签署了废除旧约、签订新约的协议。从此，中国摆脱了束缚百年之久的不平等条约，获得了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应有的尊严。

给中国造成的损失

从1931年到1945年，是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展开了人类史上最凶残的屠杀，对中国的物质财富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与破坏，对中国文化遗产进行了罕见的摧残与毁灭。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所卡修跃博士在北京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损失与破坏是多方面的。

人口损失；残害中国同胞达数千万人

日军不仅在战场上给中国抗战官兵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也使无数无辜的中国平民成为冤魂。北起黑龙江，南至海南岛，东起海滨，西到重庆，日军铁蹄所至，生灵涂炭；屠刀所向，尸骨成山。从1937年到1945年的8年间，日军在中国制造了数万起杀害中国平民的血案，其中较大规模的杀人血案不下4000起，遇难的中国同胞达数千万人。

侵华日军在中国犯工会日暴行，在地域分布上极其广泛，几乎占中国2/3和国土；在时间持续上极其久长，几乎涵盖了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开始直其败亡的14年。

在对中国人民实施的残杀暴行中，日军用尽了能够了想象出来的所有残忍的手段。日军对中国人民所采取的残杀手段，多达250多种。其中绝大多数为人类理性所无法想象。“更令人发指的是，这些手段，大多数也用在中国妇女和儿童的身上。”

财产损失:间接损失至少有5000亿美元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财产损失，数目同样是巨大的惊人的。”战争期间，日军所到之处，疯狂地掠夺公私财产，破坏文化遗产，开采矿藏森林资源，发行伪钞，焚毁炸毁军民用设施，中华民族的物质精华，几被侵者洗劫一空。

数年来一直进行抗战时期中国损失问题研究的专家认为，当时中国只有西藏、新疆两个省级行政区末直接受到战祸摧残，其余省份曾全部或部分的沦陷，或局部成为战区，许多城市、乡镇遭日军飞机狂轰滥炸。

整个战争期间，中国遭受的直接财产损失高达1000亿美元，间间接损失达5000亿美元。

当然，由于战争状态下的局限，抗战损失调查不论从时间的完整上，还是从空间的覆盖上，都极不完全，”“日本侵略战争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社会物质财富的破坏与毁灭，几乎不可能寻出准确的答案。

日本侵略战争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巨大的伤害，对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的严重阻碍，需要学术界进行深入研究。

社会进步:延缓中国发展近半个世纪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它严重破坏了中国国家安全、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给中国造成巨大的物质、文化财产损失，对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产生严重滞碍作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遭受损失最惨重的国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为了这场战争，付出过像中国这样惨重的牺牲与代价。

战后中国政府迫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出于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美好愿望，放弃了战争损失赔偿要求。

但是，中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损失赔偿要求，并不意味对我们民族所曾受到灾难与损失遗忘。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日本军队当年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恶与反人道暴行。

事实摆在眼前，这是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的XX（我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这段沉痛历史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带来的伤害。

八年抗战为中国赢得大国地位 洗雪

百年耻辱

中国人民经历八年的艰苦抗战，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不仅赢得了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而且为中国赢得了应有的国际地位。

一、八年抗战为中国赢得大国地位

1.跻身四强之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26个抗击法西斯的国家于1942年1月1~2日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形成。《联合国宣言》的签名是分两批进行的，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比其他国家提前一天签字，排在26个国家之首；其他22国则于第二天签字，并按国名的字母顺序排列。这种签名方式表明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正式出现在国际文件和国际舞台上。1943年11月，举行开罗会议，美国总统罗斯福亲自向蒋介石表示，中国应取得它作为四强之一的地位，以平等的身份参加四强小组机构并参与拟定该机构的一切决定。在美国人眼中，中国与美、英、苏同属二战四大强国。“美国人把中国看作几乎同大英帝国相等的参战大国，并且带着偏爱把中国军队同俄国军队相提并论”。“当民意调查机构向美国人民询问，他们认为哪些国家在一个国际组织中应拥有最

大的发言权，13%的人把中国同英国、俄国、美国相提并论”。（《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册第474页，[美]罗伯特·达莱克著，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2.频频出席大国会议。1943年11月，在开罗会议上，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以平等的身份同西方大国领导人坐在一起谋划世界格局，这次会议不仅为中国收复日本占领的领土提供了法律依据，也奠定了战后中国的大国地位。1944年8月中国代表团参加了首次筹建联合国的四大国会议——敦巴顿橡树园会议；1945年4月，参加了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会议。另外，1944年夏天中国还出席了布雷顿森林会议。

3.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1943年10月莫斯科召开的美英苏外长会议上，在美国的坚持下，中国作为四强之一签署了《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宣布要建立一种世界普遍安全的制度，并成立一个国际组织进行监督，从而肯定了中国在建立未来的联合国组织中的特殊地位。1944年8月中国代表团参加了首次筹建联合国的四大国会议——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并积极参与了联合国章程的制定工作。1945年4月，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中国共产党和国民政府的代表共同组成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表达了全中国人民的意志。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反对强权政治，强调国家和各族平等、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积极为弱小国家伸张正义，使中国在创建联合国中有了自己的特色和独特贡献。中国的国际地位也被与会国一致肯定，中国被确认为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这进一步在国际法上确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

二、八年抗战为中国洗雪百年国耻

1.1943年废约高潮的掀起。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分别在华盛顿和重庆签订《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和《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与换文》，宣布取消美、英两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取消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终止该条约及其附件给予两国的一切权利等等。在美、英的影响下，其他在华享有特权的国家也相继宣布放弃在华特权，与中国签订新约。

2.收回并明确了台湾的领土主权。由中、美、英首脑在开罗会议上发布的《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1945年7月在波茨坦会议上以中、美、英三国名义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再次宣布:开罗宣言之条件必须实施。这就在国际法上明确承认了台湾是中国领土这一重要的历史事实。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终于收回了台湾、澎湖等领土主权。

遗憾的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又陷入内战的深渊，中国依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上踯躅不前。一个不独立不富强的中国是没有实力保障在战时取得的政治大国地位的，因此中国也没有真正获得美、英、苏等国的平等相待。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才真正得以确立。

第二篇：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资料收集

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资料收集

1.中国传统文化

含义：

“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等凡是作为社会的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习性的复合整体，总称为文化。在中国，“文化”一词，古已有之。“文”的本义，系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有文饰、文章之义。《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文。”其引申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以及文物典章、礼仪制度等等。“化”本义为变易、生成、造化，所谓“万物化生”，其引申义则为改造、教化、培育等。”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简单来说，就是通过不同的文化形态来表示的各种民族文明，风俗，精神的总称。

内容：

诸子百家、琴棋书画、传统文学（主要指诗词歌赋）、传统节日、中国戏剧、中国建筑、汉字汉语、传统中医、宗教哲学、民间工艺、中华武术、地域文化、衣冠服饰、传统音乐、传说神话、中国对联等等。

2.什么是现代化

“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涉及社会生活诸领域的深刻的变革过程，这一过程以某些既定特征的出现作为完结的标志，表明社会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研究现代化需要首先明确何为现代化，一般都是按照生产力变革定义“现代”和“现代化”，将它们与资本主义剥离开来，不仅打破了把现代西方社会作为超时空额现代化范式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其他各种史学观念，而且对于历史与现实中存在的不同现代化道路、现代化模式，都有强大的解释能力。3现代化的动力来源

①时间与空间的分离 ②脱域机制的发展 ③知识的反思性运用

美国学者殷根哈特将以上三种关于现代化动力的阐释分别归纳为“经济发展决定论”、“文化发展决定论”和“综合决定论”。我国学者何传启就现代化的动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将整个现代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认为第一次现代化的主要动力是技术创新、资本积累和政治民主；第二次现代化的主要动力则是知识创新、制度创新和专业人才。4.精神维度 ①主体性原则：首先是个体独立精神的存在，独立思考，自我意识，道德自律，自由权利，艺术自主。

②理性原则：求真批判

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文化中占据统治地位。他们开创了仁、义、礼、智的思想体系，主张性善论，告诫人们应当具备“侧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恭敬之心”，反对不义之战，反对暴政害民等等。对现代化建设起了一定的作用。例如，历史上尊师重道的儒家思想，强调师道尊严，树立教师的绝对权威，充分发挥教师对学生的教导作用，这对于预防正处于可塑性很大，对于建设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以人伦关系为基本核心，独具中华民族特征的伦理文化，讲究孝、悌、忠、信的道德礼教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隶制秩序，提倡君贤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追求群体、互助、和睦相处、与人为善等等。这与西方国家的“个人本位”和“自我中心”形成鲜明的对照，其树立秩序,要求民众遵守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唐宋以来直至鸦片战争，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宗教文化垄断了中国近千年的历史。在某些方面，宗教对预防犯罪起了有益的作用。例如，按照有神论的说法，人死后灵魂还在，事事讲究个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提倡人生在世要善良忠厚，造福乡里，追求死后灵魂的超度，归返天堂。否则，死后灵魂必下地狱，最坏的还要打入十八层地狱。以此规劝人们行善积德，抑恶扬善。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意识包涵天人关系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两层意思。关于天人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天人合一”。孔子主张寓天道于人道之中，要在人道的统一性中见出天道的统一性。因此，他既讲“天知人”，把天拟人化、道德化；又讲“人知天”，强调人在天命面前不是被动的。孟子把天和人的心性联系起来，主张“尽心”而“知性”，“知性”而“知天”，以人性为中介将天和人沟通和统一起来。关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中庸”。“中庸”也称“中和”、“中行”、“中道”，都是同样的意思，即“和而不同”与“过犹不及”

宏扬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主体独立自觉的价值。而这也正是儒家所津津乐道和汲汲追求的东西。无疑，儒家不像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那样，突出人的个性自由与解放和个体的独立与发展。但这只是相对而言，第一，儒家并没有完全抹煞人的个体主体的作用与价值，抹煞人的个体主体的独立性与主动性。孔子说“为仁由己”，仁的境界的实现要靠自己的努力；又说“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认为“立人”、“达人”要以“己立”、“己达”为前提。孟子说“道惟在自得”，求道没有别的途径，全靠自身的修行和体悟。

孔孟自然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产生一种深沉的悲情悲愿和无限的同情之心，孟子称之为“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所谓承担责任即是在悲天悯人的基础上所引发的自我关怀和群体关怀。自我关怀表现为谋求主体道德生命的提升；群体关怀表现为谋求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正如《易传》所说：“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总之，悲天悯人的同情心是责任感得以生发的直接契机，承担苦困的责任感则是同情心的必然升华，二者共同构成儒家忧患意识的有机内涵 力行意识与实践品格

在儒家看来，和谐境界的实现，人本精神的高扬，忧患境域的摆脱，道德素养的提升，无一能够离开人们投身现实、奋发进取的努力和作为。因此，儒家经典大多强调力行，儒家人物大多是力行主义者。孔子云：“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也”。意思是说，作为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当有无穷责任、无穷事业，当走向社会、服务于社会，否则，贪图安逸，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就是“士”的耻辱，就不配当一个知识分子。道德修养或道德实践即通过修身或自我改造以达其“内圣”目标；社会政治实践即通过事功或社会改造以达其“外王”目标。“内圣”有赖于“立德”，即注重人的自我身心修养以挺立道德人格；“外王”有赖于“立功”，即在社会上成就一番大事业以挺立政治人格。所以《大学》在强调“修身齐家”的同时，紧接着便讲“治国平天下”，认为这两方面都很重要，不可偏废，所以儒家反对空谈，反对坐而论道，特别强调实践的重要性。4.3.1传统文化的积极影响

传统文化中一些极具生命力的思想，在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中仍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1.中国传统文化“重人伦”的思想与现代企业文化“以人为本”的核心观念的相同之处，使传统文化为企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国传统文化重人事、轻鬼神，重现世、轻来世，人际关系的协调与人文思想的培育是其基本内涵。与西力一的价值观念相比，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弃绝了此岸与彼岸、天与人的相异与相离，将人生的价值实现，全部投入于现实人生中，注重人伦道德与人际关系的协调。统治者要想使天下稳固，就要善于掌握民情、把握民心。这种重视人的作用的思想与企业文化的宗旨是吻合的，有利于企业各项工作中突出人的主体作用。

2.中国传统文化重视道德教化作用的思想，有助于企业价值观、道德观的培养和建立，对企业良好风气的形成及共同价值目标的确立有积极作用。价值观的培养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也是企业文化的灵魂。它能够使员工产生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引导或约束员工的行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从孔子开始，历代思想家都特别强调道德的教化作用，认为人人皆有羞耻之心，关键在于要用高尚的道德去教育、感化他们，使他们明白何为高尚、何为卑鄙，何为道德、何为不道德，以成就“君子”人格。孔子认为德治的效果要优于刑罚，即“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因此，它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主张“以德服人”的王道。在当代企业文化建设中，必须把思想道德建设与制度建设结合起来，重视企业精神的培育。

3.中国传统文化崇尚礼仪秩序的文化传统有助于企业建立适合其行业特点的行为规范和礼仪形式。中华民族素有“礼仪之邦”之誉，注重礼仪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在企业文化建设中，我们应该借鉴传统文化的很多做法，用切实的行为规范和文化礼仪形式来形象地体现企业的价值观念，优化企业的文化氛围。目前，我国不少企业都有一些固定的文化仪式，如礼貌用语、服务规程、升旗仪式等等，这些都是树立企业形象，增强企业凝聚力的有效力一法。4.3.2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是在长期的自然经济中形成的文化模式，现代企业文化是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发展起来的。因此，传统文化对企业文化的建设也必然呈现一些负面影响，只有走出传统文化消极影响的误区，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这些负面影响表现在以下三个力一面: 1.传统文化“重义轻利”，“义”、“利”割裂的观念束缚着企业家的手脚。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不提倡人们追求哪怕是合理的经济利益，崇尚“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把“义”和“利”、经济和文化对立起来。这种观念几千年来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进取力一向，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既要追求社会效益，更要追求经济效益，“利”的获得是企业生存的前提，失去它社会效益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必须树立“义利统一”的价值观，这是当前企业文化建设的首要问题。

2.传统文化特别强调群体意识，忽视对人的个性的认可与培养，不利于企业员工个体意识的发挥。企业文化建设中最重要的点就是尊重员工的主体地位，塑造个性化的企业及企业家形象，而中国传统文化十分强调群体的作用，强调整体对个体的制约力量，忽视了群体中每一个个体作为最积极的行为主体所能够发挥的巨大作用。这种思想意识的长期影响，使人们难以坚持个人的看法，企业家不敢大胆实施自己的改革力一案，不愿显示个人的力量，这对企业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3.传统文化崇尚“中庸”之道，提倡平均主义，压抑了人们的进取精神。市场经济需要冒险精神、开拓精神、进取精神，通过公平的竞争实现优胜劣汰，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但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提倡的是不偏不倚，不要为人之先。这种观念造成的行为后果是压抑人的进取精神。虽然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竞争机制还不完善，但从观念引导来说，应积极提倡广大员工在工作中积极进取，崭露头角，勇于超越自我、超越他人。4.3.3继承与超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既是一种管理理论，又是-种文化现象。以传统文化为根基，进行合理的扬弃，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企业文化的根基。同时，中国自身的改革开放给企业的发展和企业文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契机。企业文化建设应该在改革的浪潮中，不断地将当今世界一切优秀的企业管理模式、价值观念大胆吸收和借鉴进来，使企业从传统自然经济、计划经济状态下的经验管理走向科学管理，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此，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必须运用人类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必须认识到，企业文化理论毕竟是在市场经济最发达的西力一国家首先发展起来的，它适应了现代经济与文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体现了市场经济运行发展的需要，是人类创造的现代文明成果之一，我们可以也应该大胆引进。但近代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历史都表明，文化的引进，只有在与本国的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相结合并受其决定的前提下，才能产生积极的效果。

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几千年的历史，封建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中国的传统文化内涵极为丰富，奉为正统的当然是“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文化，但是儒家文化没有很好地解决好生与死的关系，只是通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特别强调血缘延续的文化来让一个人的生命以另一种意义延续，但这种异体延续毕竟不是同一个体生命的延续与永生。有了这一缺陷，扶乩、风水、谶讳之学也就从来没有绝迹。秦始皇求长生不死之药，汉武帝“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等看来荒诞不经的事情时有发生。这些具有高度智慧的英主尚且如此，更无论凡庸之辈。现在看来，洪秀全对于西方基督教只是借用了一下名词而已。在他的宗教外壳里塞的全是中国传统民间宗教里的糟粕，因为以西学的浩瀚，尤其是发展了一千多年的基督教教义的博大精深，洪秀全不可能凭借读一本改装过的《劝世良言》就能窥其堂奥。从其对民众的动员与组织方式来看，“拜上帝会”实在与我国历宋、元、明、清四朝潜伏于民间的宗教如“白莲教”、民间会党“天地会”等算是嫡系兄弟。这也是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为历来一辈辈中华儿女奉为至圣宝典的儒家道义，存在着这么严重的缺点，却笃行之而不深思，实在是我们民族的一大失败。

4.3.4正确地对待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它主要决定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既有促进现代化建设,促进发展的一面，也有诱发和滋生犯罪,破坏和平稳定的现状的一面。我们对传统文化应当采取批评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那么，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依靠什么能够应对全球化背景所带来的压力？那便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贯穿其中的民族精神，这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博弈的支点。在民族的意识形态中有超越性意识形态与世俗性意识形态，一个民族越是发达越是强盛就会越强调其形而上之超越性意识形态，于是在不久前首次全球祭孔活动中也是有把孔子作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象征符号予以强调和肯定的意味，中国人很清楚中国对西方的吸引之处和魅力所在永远是随着五千年沉淀下来的文化内涵，正如外国人到中国北京旅行一定会去看长城、故宫，不会对北京亚运村有太大的兴趣。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意义正在于保存本土的民族个性，不至于失落于国际标准化大工厂的趋同格式。

关于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借用美国文化社会学家E·希尔斯的话很能说明问题。他说：“即使我们承认，每一代人都要修改前辈传递下来的信仰和行为范例，我们还必然会发现，大量的信仰过去被拥护，现在仍然被拥护，许多行为范例过去被奉行，现在仍然被奉行，而且，这些信仰和模式与近期出现的范型相互并存。”[1]这短短的一句话包含了四层意思：一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已发生“错位”，传统文化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生活；二是传统文化有很大的稳定性，因而现代生活中仍存在着传统文化的某些因素；三是尽管现代生活仍继承着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但这种继承不是一成不变的拷贝，而是有所修改的被接受并发展；四是现代生活在创造着新的文化。这或许可以用错位——继承——发展——丰富来表述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错位

现代生活是不同于传统生活的生存模式。适应传统生活而产生的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这是由于传统文化本身以及时代都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从其本身来说，传统文化都有两重性，既有积极进步的一面，又有落后、腐朽的一面；从其发展的不同时代因素来说，由于现代反差，传统文化既有适应现代生活的一面，又有不适应甚至阻滞现代生活的一面。由此导致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发生了错位。

（二）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中国传统文化虽历经挫折、甚至像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革”那样的摧残而薪火不灭。这里面有着深刻的原因。从传统文化的本质属性上看，传统文化有其时代性，依赖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但除去其含有的时代性因素，还包含着普遍意义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可以为现代社会所继承。例如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助、重视家庭、诚实信用、正义勇敢和爱国等等文化特质仍是现代人的生活信念。其次，对一个民族来讲，传统文化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现代生活的文化基点和历史条件。任何一个民族的现代生活都不能建立在虚无基础之上，而必须建立在一个被批判过的传统之上。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

（三）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发展

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并不是原封不动、一成不变地传给下一代的，而是有选择、有创造、有意识的文化发展过程。有选择，是指现代人在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细致的分析之后，选择其有现代价值的精华部分继承下来，抛弃其不适应现代生活的糟粕。有创造，是指通过对传统文化精华部分的重新阐释，赋予其新的内涵和形式，使其更适应现代生活。有意识，是指现代人作为文化创造和选择的主体，要有主体意识、自主意识、文化意识和反思意识等等，积极能动地、独立自主地接受和吸收传统文化并使之为自己所有。这样，经过现代人继承的传统就有了某种不同于它从前的特点，具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和规定性，成为以现代生活方式呈现着的文化传统，成为融入了现代生活并流传下去的传统文化。

（四）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丰富

现代生活也在创造着新的传统文化。现代人的生活决不是简单复制已有的传统，相反，它是指向未来的一种创造。在现代生活中，根据变化了情况，创造出我们传统中所没有的、崭新的东西，它们中具有遗传活性的就会流传下去成为新的传统，从而丰富了传统内容。

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总要有建立在一定的经济、政治之上的文化,否定传统文化,也是否定历史,否定民族精神.人为地割断自己的“根”.美国文化哲学家怀特说过：“文化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文化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产生于更早的文化环境”,“现在的文化决定于过去的文化,而未来的文化仅仅是现在文化潮流的”.可以说,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史,也就是发展和丰富传统的历史.同样,作为凝聚和激励人民重要力量的民族精神也是传统文化长期熏陶与培育的结果,是传统文化的结晶.一个民族陷入任何困境都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民族精神支柱,精神上无所依托.所以,如何对待传统文化问题,决不单纯是个文化问题,而是一个关系民族命运发展的问题.许多历史事实证明,一个国家走上民族振兴,走向现代化,无不是从弘扬 民族精神做起.民族精神是民族之魂.否定传统文化,必然抹煞民族精神.那种认为中国现代化只能从异质文化中汲取力量,企图以文化就是以西方文化模式代替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过程称为西化派是错误的.

第三篇：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化思考

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化思考

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化工业文明转换的巨型社会变迁过程。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文化积累的继续和开拓，是人类历史上文明演化的进步和发展，不论是物质文化文明还是精神文化文明都是如此。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文化背景下所要建设的社会状态。

众所周知世界的文化并不是唯一的，多样性决定了不同文化的各种差异，矛盾。从古至今，中国的华夏文明在这片土地上源远流长，发展繁荣，终成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大气象。但从近代开始，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西方文化逐渐开始进入中国传统文化中，来到了中国人民的身边。更随着当今中国社会发展，步入现代化的进程愈演愈烈，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矛盾越发明显。总体来说，中国文化是心性之学，所谓道本人心，不须外求，中国中心观是儒家理论。西方文化是科学逻辑之学，注重实证，往往通过科学实验证明理论的正确，注重事物的差异性。

在西方进入中国之前,中国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农业社会,千古一系的封建主义农业文明形成了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发展体系。而当今世界的现代化、全球化潮流中，文化与经济有着相互融合、一体化发展的趋势。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中国，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已经成为文化发展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当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如火如荼的发展，文化问题得不到解决，必然会影响中国的其他方面的进步和发展。事实上，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文化冲突既表现为对抗，又表现为交流，在交流中达到的结果则是融合。每一次文化冲突都必定伴随着文化融合。特别是在全球一体化、各民族普遍交往、相互作用日益加强的条件下，就更是如此。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是以文化融合为价值导向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融合又是在文化冲突中实现的。在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的关系中，我们既不能搞文化相对主义，也不能搞文化进化主义。文化交往中不平衡性说明当外来文化全方位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外文化的冲突不可避免。对于中外文化冲突，在我国主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方面表现在对中西文化的态度具有某种程度的暧昧性和矛盾性。对物质文化和科技文化一般乐手接受，而一旦涉及到精神层面则常常比较踌躇，甚至是内在抵制。另一方面对待西方文化还存在着理智与感情的矛盾，从理智上说，中国人愿意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文化，从感情上说，对中国传统文化又具有深深的留恋。对中西文化的这两种不同反映使中国人一直不能摆脱传统本体论和全盘西化论的思维方式。事实上，两种文化遭际相遇，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也不是用一种文化去抵制、反对另一种文化，它们之间既有对立，又有统一，既存在着对抗、冲突，又有对话、融合。对此，未来即使有科技的普及和西方势力的扩张，仍将至少有七、八个大的文明存在。为此处理这

些文明之间的冲突时，必须通过对话而达成共识，而不能带着霸道的心理。不可否认，在西方走向后工业时代的过程中，从西方思潮中发展出一条向东方文化寻找清热解毒良药的潮流，他们希望通过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来疏理西方文化中物质沉淀的阻塞，这无疑反映了中西文化的相融趋势。从基本理论原则上看，解决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融合问题：一是要突破制度壁垒，搞好文化采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水火不相容，两种文化只能是此消彼长的二元对立关系，这对我国的现代化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一方面，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应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手段和方法一概排斥，畏首畏尾，要敢于从资本主义的文化成果中“拿来”；另一方面，对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僵化必须抛弃，对过去机械排拒的资本主义文化具体成果，要敢于借鉴、利用，大胆吸收和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但是文化的吸收、采借不能脱离中国国情，要根据自己民族文化的个性和需要有选择地吸收。否则，就会受到本民族文化的排斥和抵制。二是融合中西文化二者之长，达到他们“取其所长、去其所短”的目的，创造既具有充分现代性亦具有浓郁中华民族特色的中国现代化目标文化，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三是搞好民族文化的推陈出新。西方文化对民族文化的冲击看似“新潮”所至，实际上是民族文化发展滞后的折射。只看积极发展本民族文化，才能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中保持自己文化的特质。为此，必须对传统文化不断进行推陈出新。通过提供精品文化、正确的舆论导向和文化娱乐导向，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繁荣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四是反对民族狭隘论和民族虚无论。一方面，在保持民族特性的同时，平等、公允地对待一切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在弘扬时代性的同时避免由照抄照搬而带来的对本民族文化的亵渎和对西方文化的浪费。

其实在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下，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前进中，文化的各种矛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随着21世纪世界科技的飞速发展，文化的“你死我亡”已经成为过去式，已经成为一种落伍的观念，要想我国的传统文化继续灿烂的繁荣发展、亘古流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时代的潮流。但文化融合，并不是中西两种不同民族文化的外在凑合，而是以本民族文化为基础，通过扬弃达到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从而创造出一种新文化的目的，从而实现的民族文化的时代化以及时代文化的民族化的创造过程，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思想文化的引领。

第四篇：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时间： 2011-03-26

来源： 论文在线

【摘要】进入21 世纪，我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重大问题。由于人口再生产过程中的惯性和大力控制人口过速增长的实践，中国老年人口的绝对量和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在世界上是首当其冲的。人口老龄化将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它是关系到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随着农村的不断发展，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种种问题，在农村逐渐凸现。然而对于我国来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并且农村经济、生活水平普遍偏低（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无疑老龄化更加重了这一点）。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将逐渐成为重点和难点。本文主要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农村经济和农村社会方面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农村人口；人口老龄化；农村发展

一、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现状

根据2000 年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 岁及以上老年人数量为1.3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0.46%；若以65岁作为老年的起点，则全国老年人口数量为8827万，占全国总人口的7.10%；无论以何种标准来衡量，我国都已在2000年进入了老龄社会，人口类型转变为老年型人口（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从年龄构成变动来看，这次人口普查，0-14岁人口占16.60%，比第五次人口普查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说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巨大改善，生育率持续保持较低水平，老龄化进程正在加快。）。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存在以下特点：一是现阶段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形势比城镇更为严重（因为农村里的经济发展的比较慢，大部分年轻人都来到城市里打工，有的发展的比较好的就定居在了城市，没有能力在城市里定居的人基本上也是要等到中年以后才回到村里，那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负担的时候，也就是孩子都已经不上学，其次的原因就是在农村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年人已经习惯了农村的生活，他们不喜欢和儿女在城市里居住，喜欢农村的平静和谐，综上所述，这就造成了农村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曾毅按照中生育率与中死亡率方案预测得出，21世纪中叶我国农村和城镇65岁及以上老人比例分别为26%和22%，农村是城镇的1.2倍；农村与城镇的老年抚养比分别为0.46和0.35，农村高出城镇31.4%； 2000年，农村老年人口为8557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65.82%，农村老龄化程度比城镇高出1.24个百分点[1]。二是老年人口基数大，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明显。现阶段我国农村既面临原来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又面临新增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同时，由于农村人口基数庞大，加上青壮年从农村外迁，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成为一个进一步发展趋势。综观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形势十分严峻。我国农村老龄人口绝对值为世界之冠，农村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农村老龄人口高龄化趋势十分明显。三是老龄化进程与经济发展不同步。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老龄化速度有加快趋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跟不上。虽然近些年我国经济在整体上发展较快，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经济底子薄，人均生产总值还很低，同时农民收入也比较增长趋缓。四是人口性别比失调现象突出。随着人口年龄的增加，性别比失调在老年人群体中表现尤为明显。根据2000年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数量为1.3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0.46%；老年人的性别比为95.18，女性老年人比男性老年人多321万人。若以65岁作为老年的起点，则全国老年人口数量为8827万，占全国总人口的7.10%；老年人性别比为89.57，女性与男性的数量差为486万。于此同时，2000年我国有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1199万，在总人口中比重为0.96%，占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9.23%。高龄老年人的性别比为61.07，女性数量超出男性290万人。

基于以上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分析，可以看出，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农村发展势必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人口老龄化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生产的影响

从世界人口老龄化国家发展的历史来看，均出现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劳动人口年轻化所占比例降低，导致劳动力资源数量不足和质量下降，引致劳动生产率下降，从而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我国也不例外。劳动力自1978年以来以年均3%左右的速度增长，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可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在逐渐减少。一些地区的青壮年劳动力短缺。农业生产需要一定数量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而农村老龄化现象日趋严重，使我国某些农村地区出现劳动力短缺，大量的耕地被荒废，农村中的基础设施无人兴建、无人修理，整个村庄的发展失去了活力。这种情况长期存在将严重威胁我国的粮食安全，民以食为天，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应该采取有效措施来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目前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出现劳动力严重不足的状况。

较难适应快节奏的生产活动，对新兴产业的适应能力较弱，企业的新产品开发和技术革新也受到一定影响。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中，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知识进步速度加快和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劳动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更显不利。

（二）老年保障投入增多，农村经济发展投资减少

目前，我国农村已逐步开展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这就给予了农村老年人生活上的基本保障，然而同时也给农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

1.老年保障项目越来越多，给国家和地方财政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发达国家的老年保障经历了从“单项”到“套餐”、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保障，虽然在经济上解决了老年人的后顾之忧，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老年社会开支在国家和地方总的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国家财政不堪重负。2004年，中国仅基本养老保险的支出总额就达到3502亿元，比2000年增加了65.5%，中央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贴支出攀升到522亿元。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增长速度还是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

2.过大的社会保障开支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使老年人口的生活获得了基本的保障，但其庞大的开支分流了农村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影响了农业、农村工业、商业及服务业的发展投资，甚至影响到农村的教育投资，使农村经济发展的资本减少，发展速度放慢，从而使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减少。而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又难以满足老年人的社会保障需求，这种恶性循环将严重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

（三）家庭规模缩小，赡养比提高，家庭负担加重，农业投入受到牵制

人口年龄结构类型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主要通过抚养系数体现。西方老龄人口经济理论表明：抚养系数越低，对经济发展越有利，抚养系数高，则意味着从事社会经济活动人口减少，被抚养人口增多，对社会经济的开发不利[2]。对于微观家庭来讲，抚养系数的大小直接关系到家庭的经济状况。由于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实行计划生育的国策，三口之家极为普遍。随着社会的进步，年轻人放弃生育的逐步增多，家庭规模缩小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未来的已婚年轻夫妇在抚养孩子的同时，还需要赡养4～8个自家的老人，社会义务还未在计算之列。同时，也影响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的农民生产投资，从而影响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以湖南省为例，2000年，湖南省以60周岁为起点计算的老年抚养系数为16.81，比1990年的13.58增加了3.23个百分点。老龄人口抚养系数的提高,加重了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1990年是每7.36个工作年龄人口供养1个老人，到了2000年是每5.95个工作年龄人口供养1个老人。由此看出，需要由农村赡养的老年人越来越多，社会负担日益加重，从而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

（四）人口老龄化对储蓄与消费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增加储蓄将产生相当的减退效果，这主要是由养老金制度的推广引起的。由于有退休金或社会保险津贴供给老年人养老的生活费用，这将导致个人减少储蓄甚至不储蓄，使储蓄率下降。从长期趋势来看，由于老年人口的储蓄水平相对较低，老年人口的增加会带来社会总储蓄水平的降低。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老年人口日常所需的消费品在消费市场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从而引起消费结构的变化。如老龄者的家庭用品、保健费、医疗费以及交际费等支出的比例会显著提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发展，由于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老龄者人均消费额随着衰老而减少，对住宅以及电视机、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及其它高档消费品的需求减少，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人口老龄化给我国农村社会方面带来的影响

（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得不到保障

由于农村的经济发展滞后，农村人口老龄化导致需要赡养人口的增加，不利于老年群体物质利益的保障。目前农村中，青年一代是农民工的主力军。他们一年甚至几年才能回家一次，谈不上照顾老人了，唯一能作的就是遥寄些微薄的工资，让老人的境况改善些。所以，照顾老人的事情无疑落在了农村留守妇女的肩上，她们除了辛勤耕作外，还要做繁重的家务，教育孩子，而照顾老人的精力就显得十分有限。也有全家的劳动力都外出打工的，只留老人照顾孩子，不是有老人病死家中，婴儿被饿死，几天后才被发现的故事么？又由于父母的“代际偏好”，“子女通常被视为自我的一部分。每个父母多少会想在子女身上矫正他们过去的所有缺点，在父母的眼中，子女是他理想自我再来一次的重生机会”[3]。因此，父母会有意识地加大对下一代的投资，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必然影响到上一代物质利益的保障。

另外，农村主要以村为单位，每个村中人口居住比较分散。老龄化的加快，社会服务跟不上，农村交通也不便利，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首先，在闲暇时间他们主要呆在家里照看孩子或是做些家务，很少同村里的老年人聚在一起活动、交流，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孙辈上学，他们更容易感到精神上的孤单；其次，由于人口分散居住，各种物品和老年服务的缺乏，使得农村老年人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需求都难以得到满足；再次，老年人身体日渐虚弱，容易发生意外，农村分散的居住和医疗设施的缺乏增加了农村老年人的生命危险系数。

（二）人口老龄化导致社会文化转型，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

美国学者考吉尔（D.Cowgill）和赫尔姆斯（L.Holmes）在讨论人口老龄化问题与现代化的关系时提出：现代化社会与老年人的关系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推进了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数的增加，另一方面又削弱了老年人的社会地位[4]。长期以来，中华民族形成了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然而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伴随着改革开放和人口的流动，小家庭日益增多，使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受到冲击，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习俗受到冲击，传统的“孝”观念削弱。社会上出现了淡漠、远离甚至歧视老年人的现象，这给老年人的精神层面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很多农村的老年群体生活单调，心理孤寂。更由于老年人经济占有份额的减少，农村老人的家长地位正在消失，子女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把赡养老人视为人生大事，这直接影响到老年人的切身利益，尤其是老年人的赡养经常无法得到子女的支持，农村老年人的处境日渐恶化。由此导致的赡养纠纷案时有发生。赡养纠纷案不仅仅是法律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国家和政府乃至全社会应该给予充分重视的问题。人口老龄化给农村劳动人口带来的巨大压力，不仅引起歧视老人的代际冲突，而且这种经济压力又将成为年轻人不愿生育和少生育的诱因，形成“人口老龄化→负担加重→人口老龄化”的恶性循环。

（三）老年人医疗卫生支出的增加，加重了农村家庭的负担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农村的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压力相对城镇将更加突出，西部和贫困地区尤为严峻。2004 年，中国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达862 亿元，占基金收入的75.5%，比上年增长31.6%，增长速度比基金收入增长快3.5 个百分点。目前，我国社会化养老体系还不健全，农村绝大部分地区尚未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目前还处在起始阶段，巨额治疗费用绝大部分要由患者家庭承担，很多家庭由此陷入贫困。农民的医疗保健多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在农村“因病返贫”的农户不少，看病难，看不起病的老年人更多，有的老年人得了病只好硬撑着，困受疾病之苦。据测算，老年人消费的医疗卫生资源一般是其他人群的3 至5 倍，可以想见，随着老龄化的加重，医疗卫生支出将会越来越多，将会给越来越多的家庭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

（四）农村养老保障面临更大挑战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养老保障主要依赖于家庭养老。改革开放后，在社会经济转轨的新形势下，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这种养老保障格局将受到严峻挑战。农村集体保障制度和家庭保障功能日趋减弱。大批独生子女家庭和老年空巢家庭的出现，使得家庭和亲属网络可以为老年人提供的照料资源减少，越来越多家庭的养老功能出现弱化和缺损。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0%左右，农村人口不仅绝对数量多而且老龄化程度也很高。目前，我国制度化养老保障只覆盖极少数农村人口。诸如敬老院、抚老所、老年公寓、福利院之类的机构养老与农村老年人几乎无缘。广大的农村老年人群面临着既不能依靠国家养老，又难以依靠子女养老的两难境地。农村中，享有退休金的老人仅占5.5%，享有集体养老补贴的仅有0.4%，这就意味着94.1%的老年人与社会保障制度无缘。最近,中国老龄研究中心对全国抽样调查的10084 个农村60 岁以上老人样本中显示，享受养老保险的只占1.5%。不少人认为，农民有土地，农民养老应当是个人和家庭的事情，还没构成社会问题，目前还没必要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我国农村老年人是一个庞大的特殊的社会弱势群体，他们的基本生活保障涉及多数人的切身利益，广大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应当得到全社会的共同关注研究。在中国农村，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明显，城乡发展差距大，绝大部分地区尚未建立起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农民养老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中国老年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表明，到2002 年底的时候，城市老年人的养老保险覆盖率达到了70%，而农村仅仅是4%。最近政府在农村推行合作医疗，但是农村和城市在医疗保险覆盖面上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农村人口老龄化迫切需要加强农村老年群体的特殊社会保障与医疗机制建设[5]。

农村老年人口的养老保障问题是老龄化问题的难点，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来势很猛，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来说，都没有足够的时间适应和调整；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尽快采取措施，根据国情探索适应中国特点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立一个“可持续、求适度、行得通”的有自我发展潜力的养老保障制度。要坚持以家庭养老为主并探索多种社会养老的办法，以满足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老年人口养老需求。

（五）加重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

由于农村老年群体无固定的养老收入，其养老主要依靠子女或微薄的土地收入，客观上加重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农村人将自己的养老问题寄希望于下一代，他们看到男孩在很多方面比女孩要有优势，女孩出嫁后基本上不承担对父母的养老责任，所以，更确切地说，农村的养老问题主要落在了男孩的肩上。加之传统的“养儿防老”、“母以子贵”等观念，导致重男轻女、遗弃女婴现象在农村十分普遍，造成男女性别比例失调。此外，由于农村不能保障老年人都具有稳定的养老收人，这两种因素势必加重计划生育工作的困难[6]。

四、应对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建议

现今，我国已经把健康老龄化战略纳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长期规划。健康老龄化战略内涵，主要包括“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乐”的内容，这是对中国老龄工作的综合概括，是促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是解决好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主体思路。“以老年人自立、自助为原则，以家庭支助为基础，以社区服务为依托，以国家和政府的法律、法规、政策为保障”是解决老龄化的理论框架。对于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解决，应结合农村实际情况，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切实可行地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老龄人口增加所致负担加重的矛盾。既要使农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又要不断满足广大老年人在物质和精神文化方面的特殊需求，逐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并将老龄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解决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是国家、社会、家庭的共同责任。

（一）国家（政府）层面的对策建议

近年来，国家采取逐渐免除农业税，农村中小学教育收费等措施来加强对“三农”问题的解决，这无疑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起了积极的作用。在解决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突出问题时，需要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营造尊老敬老、养老助老的社会氛围，同时注意健全法律机制，从法律的角度保护老年群体的特殊利益。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的解决，还迫切需要国家（政府）为主导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创设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经济、社会条件。社会保障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水平是制约养老保障的根本性因素。所以解决我国农村养老保障问题，关键在于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的收入，壮大农民的经济实力。

2.建立完善的老年医疗保健体系与生活救助体系。老年医疗保健体系主要包括合作医疗、医疗保险、统筹解决住院费等形式。政府应加强对农村医疗卫生的投入，加强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与救助体系。各地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普遍保障原则，合理选择与当地农民医疗保障需求相适应的医疗保障发展模式。

3.制定分配和继承新制度。实行新型养老制度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收入水平较低，缺乏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所以老年人主要依靠自己微薄的土地收入，更多的是依靠子女的支持养老。但是由于家庭规模的日益小型化，老年人养老收入无法得到保证。同时，面对高龄化的到来，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也需要家庭成员的照料。因此，应该通过制定相关的政策来鼓励家庭养老。

4.制定相关奖惩制度，健全农村老年人心理保障体系。各级政府还应制定相关的奖惩制度，对没有尽到赡养义务的子女给予处罚，对孝敬老人的子女给予表彰，营造良好的敬老爱老氛围。此外，政府部门应该开展多渠道的农村老年人健康教育，提倡科学合理的生活方式，宣传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并建设老年人心理咨询机构，加大对乡村卫技人员心理治疗技能的培训，做到及早发现和有效解决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

5.加强农村养老保险法制建设。法制化是社会保障工作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的保证。因此，要加快立法工作，尽快起草制定《农村养老保险法》《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法》《农村社会救助法》等急需的法律法规；加大对农村老年人的法律援助，建立为农村老年人提供优先、及时、便利、高效的法律服务制度，必要情况下就地开庭审理案件，以方便老年人诉讼；加大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的宣传和执法力度；设立专门的老人维权机构，使老年人维权途径更为方便，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利。

6.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管理体系。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过程中，要优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业务流程，按照统一标准、简化程序的原则，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业务经办流程的基本框架。建立完善的信息平台，以便农民外出务工返乡后或在各地区间流动时仍能够享受到统一的服务。

7.完善计生政策。出生率下降虽然是导致老年人口比重增加的主要原因，但并不能就此认为放宽生育政策，增加出生率，便能缓解人口老龄化。这其实根本无助于老年人口问题的解决。农村老龄人口问题的突出，直接源于老年人口规模的庞大和老年人口数量的迅速增多，从养老抚养比上来看，在特定的时期里增加出生人口数，只会在不长的时期后加重分母的权重，减小抚养比，但对于老年人口的数量却毫无益处。现在和未来几十年内出现的庞大老年人口，正是出生率高所产生的结果。如果现在增加出生率，会在数十年后引起新一轮的更严重的老龄问题。所以，只有继续抓好计划生育，巩固来之不易的计划生育成果，才能保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二）社会层面的对策建议

当前，我国农村老龄人口增多，家庭赡养老人的功能弱化，急需社会养老功能极大发挥。从理论上讲，社会化养老将养老责任分摊于全社会，大大降低家庭养老因负担不起而不养老人的风险，有利于提高养老保障程度。但由于我国各地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的收入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农民缴纳保费的能力有限，制约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有效运行。就全国来讲，目前社会化养老保险在农村仍不具普及意义，保障程度和覆盖面较低。目前首要的任务是探寻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又能顺利完成现阶段农村养老由传统的家庭养老向社会化养老过渡的道路，在弘扬传统文化、肯定家庭养老价值的同时，积极推进社会化养老的发展。

1.破除传统的思想观念，大力开发老年人力资源。观念转变是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首要问题。观念转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看待人口老龄化问题。不要将老龄化仅看成是危机，要将老龄化看成是社会的重大成就，老年型社会象征着人类社会的成熟，人口老龄化可以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二是如何看待老年人口问题。不要将老年人口作为社会负担，忽视这一群体的作用，会导致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影响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目前45-65 岁以上的农民是农村的主要劳力，为了维持农村经济的增长，加快新农村建设，就必须在社会上改变传统观念，破除“老年无用论”，充分挖掘老年人力资源。

2.建立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组织。多元化是指产权方面主体之间的联合，包括公私合营、农民之间的自由联合；多层次是指生产、流通、技术、金融保险多方面的服务；多形式服务就是服务主体与服务对象的不同对应关系。有了这些形式的服务，以极大解决农村老龄化为建设新农村带来的困难。目前在全国不同地区已经出现的不同类型的服务组织有：以村或村民小组为单位的经济联合社、农民协会新型合作组织、多样化的有偿服务组织等。

3.引入民资，积极发展农村老龄产业，培育老年消费市场。所谓老龄产业，就是指由老年消费市场需求增长带动而形成的产业，它包括所有有关满足老年人特殊需求的生产、经营、服务等设施和经济活动。老龄产业作为老年保障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标志着一个国家文明和社会进步程度。人们通常说的老年事业，更多的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作为社会公益性事业来对待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老年事业中的政府负责供养“三无”老人等仍属于社会公益事业，还有一些为满足老年人物质、文化消费需求的事业，要转向从产业角度考虑生产、消费、就业等一系列经济问题，应该按市场规律办事。通过老年需求推动老年产业，进一步培育和发展适应老年需求的消费市场。随着老年人数的不断增加，老年消费市场将成为潜力极大的市场。由于市场日益成熟，市场逐步细分，老年人特定的需求必将引导愈发鲜明的老年特定市场，并以此促进老龄产业的发展和成熟。

4.发挥土地资产效益，保障农村老龄人口生活。中国农村实行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土地既是农民的生产资料，也是其生活资料。根据土地政策的规定，承包的土地在农民去世前一直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靠土地收人解决一部分老年人的生活来源。但是近年来农民在土地上的投人产出比不断下降，在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后，继续以土地耕作为生的农民是农村中的“弱势群体”。在许多地方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种粮食，不仅不能得到维持生活的收入，甚至出现亏损，使土地的转租、转包也存在困难，可以说农村老龄人口的“最后一道保障”也难以守住，可以说他们才是农村中最弱的弱势群体。因此，在现有社会状况和经济条件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机制创新必须做好土地的文章，不能随意割断或放弃农民与土地的经济关系，土地资产仍然是农民社会保障基金的主要来源。要探求多种方式促进土地的流转和规模经营，提高土地产出效益。

5.积极推动支持老年人再就业与再学习，不但要“老有所养”，还要实现“老有所为”与“老有所学”。许多研究证明，老年人不仅仅是消费者与供养接受者，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生产者，尤其是相对较为年轻的健康状态较好的老人。他们中很多人仍在工作劳动，继续为社会做贡献，他们中的很多人仍在努力照料未成年的孙子女及比他们年事更高的高龄老人，继续为家庭为社会做贡献。在保障“老有所养”的同时，积极推动与支持“老有所为”与“老有所学”完全符合客观实际，不仅有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及伴随而来的社会经济压力，而且能使老年人感觉到社会和家庭仍然需要他们，避免或减少“不中用”、“已成为负担”的消极情绪，充分发挥老年人自身优势，自觉建立老年人合作的各种性质的组织，从而有利于老年人精神健康状况的改善，更好地建设自身，服务社会。

（三）家庭层面的对策建议

我国农村的养老社会保障体制，由于经济不发达和人口多，是个极大、极复杂的问题。建立在我国过去落后的自然经济小农业基础上的“四世同堂”，“养儿防老”观念，自然不足取，但目前部分农村青年盲目崇尚的小家庭观念，不愿抚养老人，使家庭对老年人的赡养和保护作用大为削弱。这种倾向，在今后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将更为突出。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搞福利社会碰了壁之后，也已经逐步认识到社会的福利保障体制不应削弱家庭的作用，否则，光靠社会是担负不起全部的福利事业的。因此，要注重家庭层面的农村人口老龄化解决措施。

1.家庭养老模式。所谓家庭养老，即以家庭为单位，由家庭成员主要是年轻子女或孙子女赡养年老家庭成员的养老方式。家庭养老实际上是以终身积累为基础，在家庭内部进行代际交换的“反哺式”养老。目前我国农村家庭养老有以下特点：一是绝大多数老年人依托家庭养老；二是老年人绝大部分与子女居住一起，且三代同堂家庭居多；三是“分而不离”家庭多。就现阶段中国农村养老的实践结果来看，家庭养老已被证明是切实可行的养老方式。它既能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满足老年人安享天伦之乐的宿愿，又能缓解并不富裕的中国社会所要承担的养老社会压力。我国农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要以家庭养老为主。因此，要加强宣传教育，倡导传统道德和家庭美德，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民收入，鼓励招赘婚姻方式（招婿上门），使家庭养老得到不断的完善。

2.农村自我养老模式。所谓自我养老，是指既不靠子女和亲属（或无从依靠），又没有离退休金的社会保障而主要靠储蓄或劳动收入或其它收入（如租金、股金）来维持生计的养老模式。自我养老的社会内涵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强调要尽可能地发挥老年人的“余热”，充分利用老年人的社会和经济价值；二是要树立人的一生中的“经济”意识，即自己在一生中所创造的社会财富要大于或至少要等于自己从社会中所索取的资源，要尽可能地为社会积累财富，而不是消耗财富。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自我养老是农村一种非常有效的养老模式，应该大力发展，并与其它养老模式进行有机结合。（1）农村进行自我养老的观念意识宣传，促进农村个人养老账户的建立。（2）合国家的农民减负政策，提高农民土地的保障能力。（3）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建立社区老年人协会或组织，加强老人之间的交流与联系。（4）办一些老年人产业，探索“企业式”自我养老模式。马亚静[7]提出了一种“企业式”的农村自我养老模式，即按照自愿原则，将农村中在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上都存在困难的老人集中起来，以企业的形式，建立生产、生活实体，让老人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创造出一定数量的产品，做到部分或完全依靠自己的劳动所得养活自己。这种企业一般带有一点社会公益的性质。这样既可以让老人发挥自己的余热，又可以使老人有一定的收入，对自己对社会都有好处。

3.农村居家养老模式。如何在农村发展介于社会化养老和家庭养老的过渡性养老机制，学术界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大多数学者趋同于建立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的农村养老保障模式。而居家养老把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两种方式结合起来的同时，找到了两者的最佳结合点[8]。居家养老是农村养老模式的有效探索。居家养老是指让老年人居住在家中养老，养老资源除由子女、配偶和自身供给外，还需要社区或社会服务人员来协助解决的养老模式。居家养老是建立在个人、家庭、社区和国家基础之上的，它是以居家养老为形式，以满足社区老年人的需求为出发点，以福利金的资助为手段，以国家制度政策法律管理为保证，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的养老体系。基于此，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政策和采取相应的措施，鼓励居家养老，使其在法制、经济和保障水平等方面得到有效的支持。

综上所述，我国人口类型已十分接近一些经济发达国家，但经济水平仍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程度，我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正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这是我国与欧美已成为老年型的国家最突出、最重要的差别。在一个老龄化的社会中，高度老龄化的人口，不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是无法健康、和谐地使社会发展，经济正常运转的，随着农村的不断发展，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种种问题，在农村逐渐凸现。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如果不能很好地消减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发展的不利影响，势必制约我国整体发展。但要解决好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解决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要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家庭层面共同入手，不可偏废其一。否则，单从某一层面进行，将会事倍功半。无法解决好由于人口老龄化给农村带来的种种问题。将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家庭层面的各种配套政策、措施、方式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有效的、系统的、可持续的解决机制，才是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可行之举。

【参考文献】

[1] 曾毅.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二高三大”特征及对策探讨[J].人口与经济,2001,(5).[2] 刘家强.人口经济学新论[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3] 费孝通.生育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4] 邬沧萍,杜鹏,姚远,姜向群.社会老年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5] 张文范.21 世纪我国老龄问题的战略决策[J].人口研究,2000,(5).[6] 张敬一,赵新亚.农村养老保障政策研究[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7] 李会, 程刚.人口老龄化与农村养老保障模式选择的研究———基于对安徽省长丰县的实证分析[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9,(1).[8] 李中义.人口老龄化下农村养老保险面临的挑战及对策———日本经验借鉴[J].长白学刊,2009,(5).

第五篇：罗马法精神对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影响（推荐）

罗马法精神对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影响

罗马法，即是指罗马奴隶制国家的全部法律,存在于罗马奴隶制国家的整个历史时期。它既包括公元前8 世纪罗马国家产生至公元476年西罗马灭亡这个时期的法律，又包括查士丁尼时期东罗马帝国的法律。它随着古罗马社会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逐步形成。不仅积极的影响了中世纪的许多国家,同时对我国法治现代化建设也产生了长远和深刻的影响。

一．罗马法精神对我国法治现代化的影响

罗马法流传至今仍不减其影响,就在于其蕴涵的罗马法精神。罗马法精神包括自然法精神，理性精神和私法精神。

1.自然法精神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影响。现代社会愈来愈趋向于认为实定法是唯一的法的渊源从而导致法律沦为肆意统治的合法根据。这与罗马法是相违背的。在罗马法中自然法与市民法二者是不一样的市民法只是自然法抽象指令的具体化且自然法高于市民法市民法必须以自然法为坐标和准绳。伯尔曼有言曰“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僵化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为狂信”。这样的声音现在听起来仍震聋发溃。一个人没有信仰会导致狂妄一个社会没有信仰会导致混乱。而目前很多法治国家受各种现代思潮以及行政权力扩张的事实影响法律信仰正遭受严重的危机。而自然法是崇尚法律的法律被当作宗教一样是人们顶礼膜拜的偶像。按照这种精神设计的法治社会里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而帝国里的国王就是法律为。执政者“不外是因他是被赋予有法律权力的公仆因而他应该被看作是国家的象征、表象或代表依照国家的法律所表示的社会意志而行动。所以他没有意志没有权力有的只是法律的意志、法律的权力。”这些言论是对一切被称为“社会公仆”的执政者的基本要求也是我国目前法治进程中“权力至上”的有力鞭策。因此借鉴罗马法的自然法精神对我国法治现代化建设不无必要。

2.理性精神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借鉴意义 罗马法的理性主要表现为法律推理与研究的方法、模范的法律制度、法律的分类模式和法典化倾向及成就。理性的力量尽管并不是无穷的但其重要性亦不容忽视。在法律创制过程中是以理性为先导还是以经验为先导是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如果在立法中全部遵循“摸着石头过河”或“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思路而不充分利用理性的 思维去思考，去推理，去完善，那么我国的立法工作永远不会完成，我国的法治现代化建设也不会有任何的成就。

3.私法精神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借鉴意义 所谓的私法精神，即是——承认个人有独立的人格承认个人为法的主体承认个人生活中有一部分是不可干预的即使国家在未经个人许可时也不得干预个人生活的这一部分。这即为私法精神的真义，私法精神主要表现为平等原则和意思自治原则。罗马法高扬的私法精神造就了这样一种信念私权不应为国家公权任意粗暴干涉。某种意义上这限制了国家公权力的误用与滥用。不惟如是罗马私法精神的全球传播也激发了社会主体的独立意识为主体摆脱各种形式的依赖关系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平等原则和意思自治原则作为私法精神的体现一直以来就没有被人们所遗忘。相反在当代社会尤其是当代中国重提私法精神还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二．中国法律制度体系的形成基础与罗马法的关系。，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完善的法律制度是实现我国法治现代化的基础 中国法律制度体系有着历史悠久的成文法立法活动，鉴于中国善于对规则进行体系形成于清末民初。在法律制度 体系形成模式的选择上，鉴于中国化的阐释，鉴于中国社会活动需要体系相对完整、内容相对充实的成文法，故而在清末民初的立法活动中，偶然之内包含必然地选择了欧洲大陆的立法模式。由于欧陆国家均以罗马法为其立法的重要基础，因而在中国近现代法律制度的形成基础中，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罗马法的很大影响。如罗马法中规定的法人制度，物权制度，契约制度，陪审制度，律师制度，私人权利平等原则，遗嘱自由原则，不告不理原则等诸多具体制度和原则都可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体系中看到

三。中国现代法治基本理念与罗马法的关系。

现代法治的基本理念主要包括下列内容：一是关注人，二是关注权利，三是关注权利行使与限制，四是关注公权力行使的程序公正，五是关注公共利益的保护。这些理念也正是中国法治建设过程中需要通过不断努力去实现的目标。仔细观察罗马法的原始文献，我们会发现：首先，在罗马法中，人是其始终关注的核心，因此，在其立法体系“三分法”（即人法、物法和诉讼法）中就是以人为第一位且在物法和诉讼法中亦将其放置在核心地位上；其次，在罗马法中，“权利”和“法”用同一个单词表达，这就将法与权利紧紧联系在一起，彰示出法以权利为核心的理念；再次，在私权的架构上，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国家现代民法中，基本上是以罗马法规定的权利为基础而延伸发展出现在的权利体系，并且在权利的行使和限制上也多受罗马法相关内容的启发甚至是直接继受；最后，在罗马法中，将公共利益、国家利益与公权力的行使和限制紧密结合在一起，对后世启发颇多。

综上所述,罗马法以其源远流长的历史、别具一格的特色和充实丰富的内容影响了世界法制发展的进程,它不但成为大陆法系的基石,而且也对我国法制建设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毫无疑问,借鉴罗马法以及其他优秀法律,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选择,也是推动我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的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