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新型政治文化构建

第一篇：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新型政治文化构建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新型政治文化构建

匡永琼

作者简介：匡永琼，政治学副教授。1963年8月出生于重庆市奉节县。1986年7月毕业于四川师范学院政治系，获哲学学士学位。2002年7月获广东省委党校经济学研究生学历。现任惠州市委党校科研办主任，《惠州研究》副主编，惠州市委党校学术委员会成员，惠州市成人学校教师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委。

内容提要：政治文化作为深层次的社会政治现象，对人类社会一切政治现象的存在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消极、落后观念已经成为中国走向全面现代化的深层障碍。因此，我国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必须建构起与现代化建设相一致的新型政治文化体系。

关键词：政治文化 政治现代化 政治文明

中图分类号：GO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05）08-0041-0

4中华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加快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步伐。现代化的意蕴是广泛的，既包括经济的现代化，也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等全方位的现代化，其中政治现代化对我国现代化进程有着深刻而重要的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必然与该国的政治文化相关。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客观的政治历史和政治现实。同时，政治文化又随着人类社会历史和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而演进，影响和制约政治体系、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消极、落后因素已经成为中国全面走向现代化的深层次障碍，如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把握政治文化的基本问题，探索社会主义新型政治文化发展的规律，并以此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政治文化的内涵及作用

人类对政治文化的研究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在政治学领域，对政治文化进行系统而又富有成效的研究是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系统》中，首次提出了“政治文化”一词。他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种政治文化是在该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过程中形成的。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所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制约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和对法律的反应。”此后，他在其他著作中对这个概念进行了完善，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分析框架系统。美国的《政治学分析词典》则把政治文化理解为“每一个社会内由学习和社会传递得来的关于政府和行业模式的聚集。政治文化通常包括政治行为的心理因素，如信念、情感及评价意向等。政治文化既是全社会历史经验的产物，也是每个人社会化的个人经验的产物”。迈克尔·罗斯金等认为，“政治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关于政治生活的心理学”。上述西方学者对政治文化的论述，拓展了政治学的研究领域，推动了政治学的发展。但由于政治文化的研究在当时受到行为主义的强烈影响，忽略了政治文化中的物质因素和生产关系，加之一些阶级偏见，所以，政治文化的研究带有明显的片面性，并没有反映出政治文化的本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认为，政治文化尽管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性，但它不得不受经济关系和物质因素的强烈影响，归根到底，它仅仅是现实的物质关系和市场关系的反映。所以，我国政治学理论界普遍认为，所谓政治文化，就是一个国家的个人和团体，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一定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关于国家生活的政治价值取向和政治心理倾向的总和。

政治文化作为社会政治系统和社会政治行为在个体心理导向领域中的系统表现，是整个社会系统尤其是社会文化系统和政治系统的历史性产物，也是在这个系统中的每个成员活动的历史性产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一旦形成，便以其无形的力量渗透于政治生活的一切领域，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首先，它具有指导政治行为的基本功能。政治文化作为一种内化了的政治行为规范，规定着人们的政治倾向，影响着人们对政治的关心程度和争取或行使民主权利的行为力度，支配着人们对政治行为方式的选择，更以一种执着的政治目标深刻、稳定、长久地指导人们的政治行为。由于政治文化性质和内容的不同，它既可以指导革命的、进取的、正义的推进社会进步的政治行为，也可以指导反动的、保守的、非正义的阻碍社会进步的政治行为。其次，政治文化影响政治体系。历史表明，在一场政治革命风暴到来之前，往往在政治文化领域首先出现革故鼎新的征兆，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制度的设计，以此来指导人们的政治行为，并且为新的政治秩序提供思想意识上的支持。政治文化总是指导着人们去保护或推翻一种政治制度，去维持或改革一种政治体制。再次，政治文化制约政治发展。政治发展是各种社会、政治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政治文化更是其中的一股无形的重要力量。政治文化包含对政治发展前景的向往，如果这种向往是符合政治发展规律的，人们便从中汲取巨大的精神能量，通过政治实践推动政治发展；反之则会严重阻碍政治发展。另外，政治文化通过其旷日持久、潜移默化、传播灌输的作用塑造政治社会的成员，使他们的政治文化素养对政治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根据当代世界的时代特征和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我国现阶段的政治文化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急剧转型过程中。总体上，现代型的政治文化已初步形成，但还带有明显的传统痕迹，体现了传统和现代两个层面。

（一）从传统的层面来看。我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牢固的血缘宗法制度、政治和思想文化的高度专制以及封闭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形成了古代以君主的“治国之道”为核心，以处理君臣、君民关系为内容的较为完备的封建政治文化体系。尽管封建专制制度已被摧毁，但封建政治文化的遗毒依然影响着我国的政治生活。一是权力崇拜意识的影响，一些地方和单位的领导干部“官本位”意识浓厚，等级观念强烈，习惯于权大于法的人治运作方式，热衷于搞个人崇拜、家长制、一言堂，而不少群众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官贵民贱、民不与官斗的传统政治心理。二是封建宗法意识的残留。某些地方、某些部门的主要领导在选拔任用干部时，任人唯亲、任人唯派，致使这些地方和部门严重存在领导者以个人好恶决定下属的升迁，下属对上司感恩图报的心理以至人身依附等现象。三是封闭自大意识的表现。这突出表现在迄今仍有少数领导干部迷恋于改革开放前的绝对一元化政治文化结构，错误地将主导政治文化的指导和整合作用曲解为对社会其他政治文化的全能控制甚至取而代之，对西方政治文化更是讳莫如深，谈虎色变，不愿也不敢在科学分析的基础

上，大胆地借鉴和吸收其有利于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有益成果。四是臣民意识的影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本质上无疑是一种臣民文化，即使辛亥革命以后从西方引进“公民”这一概念，但普通民众在政治取向上大都表现为臣民心态。正是由于主体由客观历史孕育的奴性基因尚未发生根本性裂变，其诸多负面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羁绊

（二）从现代的层面来看。世俗化和理性化成为现阶段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改革开放使政治文化打破了封闭保守、自我维持的传统发展模式，呈现出对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适应性和容纳不同性质文化的开放性。一是整个社会的政治价值观发生了深刻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社会的政治价值观实现了由“政治挂帅”向“政治为经济服务”的历史性转变，确立并发展了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思想的主流政治文化。国家职能与价值标准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发展经济和社会管理成为国家的主要职能。“民主建国”、“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和“科教兴国”等逐渐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二是公民政治主体意识增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普通公民政治上的民主、平等、自觉意识逐渐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不断扩大。公民开始确立依法有序表达政治意志和利益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解决问题的方式逐渐由找“长官”转向找“法官”。

（三）从现实的层面来看。虽然现阶段我国政治文化的格局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占主导地位，但历史遗留下来的封建专制主义和西方传入的个人主义政治文化还有相当的影响，相对于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来说，当前我国政治文化的发展仍然是滞后的，政治文化的发展依然是矛盾重重。一是主流政治文化内部分层趋势明显加剧。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此相适应，人们的政治意识虽然在根本上统一于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旗帜下，但在具体的政治倾向如政治态度、情感和政策倾向等方面却出现分化，呈现阶层性特征，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主流政治文化内部分层趋势加剧，亚文化广泛存在。二是不同性质的政治文化在摩擦中并存。我国生产力水平的多层次性和地区差异以及改革的渐进性形成了不同性质的政治文化广泛并存、兼容并蓄的局面。但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政治文化、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政治文化与以现代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政治文化其内核本质不同，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摩擦。民族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与之发生冲突。三是从宏观政治心理上看，现阶段我国国民政治心理以对现行政策的认同为主，同时兼有多元性、怀旧性和动态性的特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义轻利的儒家伦理观念已经不被人们接受，代之而起的是“利益”一词堂堂正正地进入我们的生活。

（四）从理论研究层面来看。政治文化的理论建设和实证研究严重滞后。我国至今未把“政治文化学”列为一个学科，即使从我国现有的政治学教材和论著来看，对政治文化的理论研究也十分薄弱。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目前我国仅有少数高校的政治学教材，列有“政治文化”专章，但多为对西方政治文化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介绍和评价，对政治文化基本概念的阐释，则处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状况。而系统论述政治文化理论的专著更是凤毛麟角，至于与政治文化学密切相关的政治心理学、政治社会学、政治伦理学等学科建设则更为滞后，有些还处于空白状态。此外，从政治文化的实证研究来看，虽然我国理论界这些年已经发表了一些相关文章，对主导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的成效、公民政治文化素养的状况等问题都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对改革开放后已经出现且呈加速之势的某种程度的政治文化分化这一重大课题却普遍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这就势必会

影响我们更好地发挥主导政治文化的指导和整合作用，以正确应对外来政治文化的强烈冲突、传统政治文化的负面影响以及人们政治心理复杂化、个人政治价值取向多样化和部分干部群众政治信仰迷惘化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不利于进一步推进我国政治文化建设的健康顺利发展。

三、当代中国新型政治文化的科学建构

政治文化在政治发展中占有基础性的地位，它为政治发展提供思想基础和心理基础。我国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必须建构起与现代化建设相一致的新型政治文化体系。

（一）增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把发展经济与制度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合法性是政治体系存续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民众对政治体系保持认同和支持，就证明政治体系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才能使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制度所得到的实惠中坚定政治信仰，产生对现行政治制度的认同和爱戴。所以，我们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使人民生活更加富裕安康。是，我们也不能把政治体系合法性的维护和增强仅仅寄托在经济的增长等功利性的目标上，因为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波动。所以，在我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利益分化和阶层分化扩大的复杂情况下，要发掘维持和增进政治体系的合法性资源，特别是制度资源和思想资源，使人们对政治体系的认同和支持从某个具体的人转向具体的制度。因为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同时，要加大政治社会化的力度，保证思想教育的有效性。这里所说的政治体系，主要包括基本的政治制度和结构，如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现代化政治文化的构建必须将经济发展和这些基本的政治制度纳入其视野，以提高全体人民对我国政治体系的认识和认同程度，从而增强整个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增强社会的稳定性。

（二）批判地继承和借鉴中外政治文化的合理思想资源，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综合创新。首先，我们要重视传统在政治文化现代化中的作用。在政治发展的动力中，传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因素，因为传统不仅是历史的存在，而且它并没有随着历史的消逝而远离我们。发展并不是要大量革除陈旧的模式和价值观，而是更多地取决于能否成功地发现用什么有效的方法使得传统有助于实现当前的政治目标，而不是阻碍这些目标的实现。在构建现代政治文化的过程中，不能割断历史、拒绝历史，应该正确把握与处理好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实现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化，为政治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当前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传统政治文化，对其进行合理扬弃，要从我们所处的时代要求出发，积极吸收继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精华，摒弃传统文化中“三纲五常”、“皇权至上”的封建糟粕，建立适应时代要求的现代化政治文化。其次，要正确处理本土政治文化与外来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历史经验证明：任何一种文明的成长都离不开对其他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借鉴，科学的借鉴带来进步，封闭只能导致落后，这是文明演进的必然规律。政治文化作为整个文明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其发展同样也不能脱离人类文明整体发展演进的规律。所以我们要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借鉴其现代的管理经验和西方先进的文明成果，以丰富和发展本民族政治文化。因此，正确处理本土政治文化与外来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既要反对全盘西化论，又要反对国粹论，既要正确分析西方政治文明与西方霸权主义的区别与关系，又要正确区分政治现代化与西方化的概念，既要立足于本民族的特点，又要适应全球化发展的要求，同时还应自

觉防止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渗透，最终推动中国从传统政治社会向现代政治社会转化，实现政治现代化。

（三）创新发展主流政治文化，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我国当代政治文化是由多种不同内容的政治文化因素构成的一个文化系统，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称之为主流政治文化，它是一个国家民主政治的灵魂。在我国，这种主流政治文化就是我国上层建筑中的指导思想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当前，我国正处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在这个大发展、大转型时期，来自国际国内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知识、新矛盾不断涌现，政治文化趋于多样化，理论界也众说纷纭。这些思潮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甚至有一定的错误思潮混杂其间，产生负面、消极影响。面对这样复杂的局面，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统一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人民行动的科学指南，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更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政治共识。但是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我们不可能找到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现成而具体的答案，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方法的基础上，坚持与时俱进，致力于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当代主流政治文化。

（四）健全政治参与机制，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形成参与型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培育公民的参政意识。广泛有序的政治参与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重要体现。从我国的现实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增强了人的主体意识，形成了政治参与的动力机制，但高水平的、有序的政治参与机制还没有真正形成。因为这种政治参与机制的形成是政治系统和民众的互动过程，即除了有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外，还要有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从而能容纳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要求，而且政治体系还要有相应的程序设计，以保证民众的政治参与不流于形式。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决定了政治参与水平的高低。由于我国有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参与型的政治文化与封建专制统治是格格不入的，在政治参与问题上不可能形成良性的路径依赖。艾森斯塔特认为：“中国皇帝的合法性，要求他关怀他的臣民并使之处于监管之下；但是政权的意识形态取向，却几乎没有在民众之中造成多少积极而长久的政治参与。”因此，在当前我国从“人治”传统向法治转变的过程中要提高政治参与水平，其根本点是要加强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以形成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说的“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否则，要么产生政治冷漠，要么形成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导致政治参与的爆炸。要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形成参与型的政治文化，首先要提高公民的政治认知能力。这种认知包括对基本政治理念的认知和理解，增强公民对政治参与合法性的了解；也包括对一些具体的政府机构、政治流程有一个详尽的认知，以保证政治参与的有效性；在合法性、有效性的基础上，通过政治社会化过程，潜移默化地培养公民对政治参与的情感，化功利性、动员型的政治参与为自愿自觉的政治参与，使参与型的政治文化真正形成。

（五）大力加强政治文化的理论建设和实证研究，巩固和发展我国一体多样化的政治文化格局。如前所述，目前我国的政治文化理论建设和实证研究还处于严重滞后的状况。为了切实改变这种状况，第一，从政治文化的理论建设来看，应顺应形势的发展，结合中国的实际，逐步建构“政治文化学”的理论体系和加强与其密切相关的各学科建设，以充分发挥它们在公民政治教育培训上的理论先导作用。从当前来看，尤其要注意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为指导，认真分析总结新时期我国政治文化研究的理论进展，大胆借鉴汲取西方政治文化学的有益成果，充分发挥集体智慧的作用，把个人研究与集体攻关有机结合起来。为我国政治文化学理论体系的最终形成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第二，从政治文化的实证研究来看，则必须着眼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新发展，不断推进全方位、有重点的政治文化实证研究，切实解决目前存在的广度和深度都不够的问题，尤其要加强对改革开放后已出现的某种程度的政治文化分化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认真细致地做好主导政治文化的政治社会化这项基础工程，使之日益深入人心，真正成为凝聚全国人民力量、集中全国人民智慧的精神支柱和行动指南，更好地发挥其指导和整合作用，巩固和发展我国一体多样化的政治文化格局，激励全国人民同心同德、群策群力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发表刊物及时间：《湖北社会科学》2005年8月。）

第二篇：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化思考

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化思考

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化工业文明转换的巨型社会变迁过程。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文化积累的继续和开拓，是人类历史上文明演化的进步和发展，不论是物质文化文明还是精神文化文明都是如此。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文化背景下所要建设的社会状态。

众所周知世界的文化并不是唯一的，多样性决定了不同文化的各种差异，矛盾。从古至今，中国的华夏文明在这片土地上源远流长，发展繁荣，终成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大气象。但从近代开始，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西方文化逐渐开始进入中国传统文化中，来到了中国人民的身边。更随着当今中国社会发展，步入现代化的进程愈演愈烈，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矛盾越发明显。总体来说，中国文化是心性之学，所谓道本人心，不须外求，中国中心观是儒家理论。西方文化是科学逻辑之学，注重实证，往往通过科学实验证明理论的正确，注重事物的差异性。

在西方进入中国之前,中国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农业社会,千古一系的封建主义农业文明形成了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发展体系。而当今世界的现代化、全球化潮流中，文化与经济有着相互融合、一体化发展的趋势。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中国，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已经成为文化发展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当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如火如荼的发展，文化问题得不到解决，必然会影响中国的其他方面的进步和发展。事实上，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文化冲突既表现为对抗，又表现为交流，在交流中达到的结果则是融合。每一次文化冲突都必定伴随着文化融合。特别是在全球一体化、各民族普遍交往、相互作用日益加强的条件下，就更是如此。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是以文化融合为价值导向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融合又是在文化冲突中实现的。在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的关系中，我们既不能搞文化相对主义，也不能搞文化进化主义。文化交往中不平衡性说明当外来文化全方位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外文化的冲突不可避免。对于中外文化冲突，在我国主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方面表现在对中西文化的态度具有某种程度的暧昧性和矛盾性。对物质文化和科技文化一般乐手接受，而一旦涉及到精神层面则常常比较踌躇，甚至是内在抵制。另一方面对待西方文化还存在着理智与感情的矛盾，从理智上说，中国人愿意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文化，从感情上说，对中国传统文化又具有深深的留恋。对中西文化的这两种不同反映使中国人一直不能摆脱传统本体论和全盘西化论的思维方式。事实上，两种文化遭际相遇，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也不是用一种文化去抵制、反对另一种文化，它们之间既有对立，又有统一，既存在着对抗、冲突，又有对话、融合。对此，未来即使有科技的普及和西方势力的扩张，仍将至少有七、八个大的文明存在。为此处理这

些文明之间的冲突时，必须通过对话而达成共识，而不能带着霸道的心理。不可否认，在西方走向后工业时代的过程中，从西方思潮中发展出一条向东方文化寻找清热解毒良药的潮流，他们希望通过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来疏理西方文化中物质沉淀的阻塞，这无疑反映了中西文化的相融趋势。从基本理论原则上看，解决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融合问题：一是要突破制度壁垒，搞好文化采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水火不相容，两种文化只能是此消彼长的二元对立关系，这对我国的现代化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一方面，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应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手段和方法一概排斥，畏首畏尾，要敢于从资本主义的文化成果中“拿来”；另一方面，对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僵化必须抛弃，对过去机械排拒的资本主义文化具体成果，要敢于借鉴、利用，大胆吸收和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但是文化的吸收、采借不能脱离中国国情，要根据自己民族文化的个性和需要有选择地吸收。否则，就会受到本民族文化的排斥和抵制。二是融合中西文化二者之长，达到他们“取其所长、去其所短”的目的，创造既具有充分现代性亦具有浓郁中华民族特色的中国现代化目标文化，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三是搞好民族文化的推陈出新。西方文化对民族文化的冲击看似“新潮”所至，实际上是民族文化发展滞后的折射。只看积极发展本民族文化，才能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中保持自己文化的特质。为此，必须对传统文化不断进行推陈出新。通过提供精品文化、正确的舆论导向和文化娱乐导向，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繁荣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四是反对民族狭隘论和民族虚无论。一方面，在保持民族特性的同时，平等、公允地对待一切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在弘扬时代性的同时避免由照抄照搬而带来的对本民族文化的亵渎和对西方文化的浪费。

其实在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下，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前进中，文化的各种矛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随着21世纪世界科技的飞速发展，文化的“你死我亡”已经成为过去式，已经成为一种落伍的观念，要想我国的传统文化继续灿烂的繁荣发展、亘古流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时代的潮流。但文化融合，并不是中西两种不同民族文化的外在凑合，而是以本民族文化为基础，通过扬弃达到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从而创造出一种新文化的目的，从而实现的民族文化的时代化以及时代文化的民族化的创造过程，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思想文化的引领。

第三篇：论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律移植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社科系 常州 213001)

摘要：法律移植是实现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一条重要途径。文章重点就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法律移植的必要性、可能性及法律移植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法律移植、法律文化、法制现代化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新世纪我国的治国方略和宪政目标。但对于“法治”的理解，古往今来中外历史上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解释。在众多的解释中，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对法治的诠释突出了法治的精髓并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亚氏认为，所谓的法治应当包含两层含义，即“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1）在亚氏的上述定义中，“良法之治”是法治的基础。我国要实现法治的目标，前提是必须实现“良法之治”，换言之即实现法制的现代化。为实现法制现代化的任务，除了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主动立法外，大力移植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法律文化是另外一条重要的途径。

一、法律移植的必要性

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缺少现代化成分，为实现现代化、必须进行法律移植。根据学者的论证，与西方“私法文化”不同的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体现出“公法文化”的特征（2）。受“公法文化”的影响，我国是个具有悠久人治传统的国家，历史上没有多少现成的符合现代法治的资源可供继承，本土资源中反法治的成分是主要的。传统法律文化反法治成分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中国国内从未形成统一的市场，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反映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法律文化从未产生。另一方面，在封建极权统治下，人们恪守严格的等级观念，法律仅仅成为统治者手中推行礼教和驭民的工具，难以形成和提供市场经济及法治建设所要求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私权神圣、权力制衡等现代法治观念。在大力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的今天，在传统法律文化不能提供有效本土资源的情况下，适时地移植西方法律文化比大规模地制定法律更能提高效益，减少不必要的成本开支，美国比较法学家埃尔曼认为，“法律制度自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移植是常有的情况，当改革是由物质或观念的需要以及本土文化对新的形势不能提供有效对策或仅能提供不充分之手段的时候，这种移花接木就可以取得完全或部分的成功。”（3）

2．从社会的发展的角度来考察，一个社会要取得发展，必须对外开放以及吸纳不同的文化，诚如学者所言：“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有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此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4）日本法学家穗积陈重亦曾说过：“一国文化乃数千年来继承他国之宗教、文学、技艺及其他文物制度而成一复合现象者也。至于不与他国他民族之文化相接触，惟由其固有原素，而能达至高级之文化者，在今日实为罕有之事也。”（5）对中国来说，近现代历史上吃够了“闭关锁国”盲目排外的亏，因此，在发展的问题上，必须持开放的心态，将中国的发展放到国际大环境的背景中，充分吸收先进国家的一切有益的经验。

3．当代法治发展的国际化趋势，决定了法律移植的必要性。在当代，全球日益被联合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随着资本、商品、劳务等经济要素的跨国转移，各国在经济交往中的矛盾日益增多。因为当今世界市场机制是统合世界的最重要机制，尽管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市场经济会有一些不同的特点，但它运行的基本规律和资源配置的原则都是相同的，这就决定了有产生共同解决这些纠纷法律的可能。此外，全球性的生态、政治问题也日益突出，这些矛盾同样也需要共同的法律来解决。因此，缔结或加入国际公约、条约、尊重和遵守国际惯例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各种纠纷的重要方式，国际公约、条约、惯例已逐渐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各种纠纷的重要手段，国际公约、条约、惯例已逐渐成为各国主要法律渊源之一，法律文化无国界将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这种法律国际化的潮流是“世界各国在基于本国现实社会条件发展要求的基础上为适应国际交往合作需要而作出的自主理性的选择。”（6）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为更好地融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不能抗拒法治发展国际化的趋势。

4．法律移植自身具有的优势决定了法律移植的必要性。首先，与来自实践中的立法相比，法律移植的试验成本低、周期短、见效快，具有明显的优势。其次，适时地移植相关的法律，有助于及时调整改革发展带来的新的社会关系，防止改革中法制的滞后。再次，法律移植能最大程度地参考国际惯例和各国普遍做法，避免了国际间不必要的个性差异而人为地增加交易成本。因为法律移植自身所具有的上述优势，决定了我们在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大力移植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尤其是这些发达国家制度中反映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共同规律和时代精神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原则。那种把自己封闭起来，弃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积累的法制文明于不顾，一切从头做起，或故意另起炉灶以追求所谓的“中国特色”的做法，只能使我们在发达国家后面爬行，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延缓我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以至丧失法制现代化的机会。

二、法律移植的可能性

1．法律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它的可移植性。法律作为社会意识和上层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取决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在承认经济基础决定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的前提下，必须承认法律的相对独立性。法律的这种相对独立性，是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体现，这就使得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不同形式的法律制度之间存在借鉴、对比、吸收可能。

2．从法制史的角度考察，存在大量法律移植成功的范例。在法制史上，法律移植并非什么非鲜的事物，据学者研究，法律移植远在公元前17世纪前后，《汉谟拉比法典》以及《出埃及记》这些人类古老的典籍中似乎就已经出现。（7）此后，法律移植活动从未停止过，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出现了大规模移植罗马法的运动。《法国民法典》颁布后，十九世纪的欧洲大陆纷纷效仿《法国民法典》掀起了民法典化的潮流。直到现代，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仍在相互比较、借鉴中取长补短。（8）对中国来说，近代中国迫于外来压力，在作为晚清“新政”措施之一的“修订新律”中，亦对大陆法系制度进行了移植，结果就是《大清民律草案》的诞生。《大清民律草案》虽未及实施清王朝即被推翻，但《大清民律草案》作为中西法律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打破了几千年的中华法系旧传统，使民事法律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并成为主要的法律渊源。（9）

三、法律移植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必须有选择地移植。事实上，作为我国法律移植的主要对象的西方法律文化并非都是精华。从历史上看，西方社会曾经历过中世纪封建法与宗教法专制的暴虐，从现实来看，今天西方的实然法中仍然包含着许多被社会和时代所淘汰的因素。因此，在进行法律移植时，必须剔除西方法律文化中的糟粕，有鉴别、有选择地移植西方法律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万不能将他社会之思想全部移植，最少亦要从本社会遗传共业上为自然的浚发与合理的箴砭洗炼。”（10）

有选择地移植还要求在进行法律移植时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不结合国情而进行法律移植最终失败的例子在历史上也是不绝于书的。例如近代日本最初移植的是《法国民法典》，但《法国民法典》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根本不符合日本的实际，尚未施行便遭到包括政界和法学界在内的许多人士的反对。后日本吸取教训，为此专门设立了法典调查会，重新起草民法典转而移植德国民法而成功。（11）又如，土耳其于1922年照抄《法国民法典》，埃塞俄比亚1962年以《瑞士民法典》为蓝本制定的民法，他们的实验并未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12）一般而言，对于法律规范的移植来说，不涉及或较少涉及伦理的技术性规范比较容易移植并获得成功，相反的是，涉及人、婚姻、家庭等领域的伦理性法律规范较难移植，而且即使移植了在施行中也将阻力重重，较难获得成功。

2．在有选择地移植的同时，必须将其相配套的法律制度同时移植，以及将其实施的具体方法等一并移植，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移植的法律也很难发挥效应。在这方面，我们也有过许多教训。例如，在引入西方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时，我们却没有像西方那样采取预扣制，而是采取了个人主动申报制，由于措施的不得力，使得该法在施行中效果大打折扣。（13）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全面移植要求移植法律的时候同时引入其背后深层次的法治精神与法治观念。事实上，法律制度是一种观念下的法律制度，属于法治的“硬件”系统，相对而言是比较容易移植的，但它们若要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价值，则必须同时植入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意识和观念，即法治的“软件”系统予以奠基和支撑。移植来的西方法真正地融入中国本土需要经过一个扎根中国社会文化土壤及优胜劣汰的竞争过程，主要取决于法律观念的基础是否具备。“因为观念的不同，一种技术既可以‘物尽其用’，也可能‘形同虚设’。所以，历史上凡割裂两者，只要技术，全不顾观念落后者，没有不失败的。”（14）从历史上来看，只移植具体制度而没有移植与之相适应的精神而致使移植的法律难以成活的，这也是不乏实例可循的。托克维尔曾就墨西哥移植美国宪法论述道，“墨西哥人希望实行联邦制，于是把他们的邻居英裔美国人的联邦宪法作为蓝本，并几乎全部照抄过来。但是，他们只抄来了宪法的条文，而无法同时把给予宪法以生命的精神移植过来。因此，他们的双重政府的车轮便时停时转。各州的主权和联邦的主权时常超越宪法为它们规定的范围，所以双方总是冲突”。（15）

3．在移植西方法律的同时，必须对中国的社会进行改造。如前所述，任何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孤立的存在，它必有与其相配套的其他的法律制度及法律制度背后的法治的精神和观念。因此，在移植西方法律制度的同时，必须对中国的社会进行改造，以期为移植来的法律创造与之相适应的土壤，否则，将会使移植的法律失去应有的效用，甚至还会出现梁启超针对当时中国的实际所痛言的“自由之说入，不以之增幸福，而以之破坏秩序；平等之说入，不以之荷义务，而以之蔑制裁；竞争之说入，不以之敌外界，而以之散内团；权利之说入，不以之呼公益，而以之文私见；破坏之说入，不以之箴青盲，而以之灭国粹”（16）的那种“橘生淮南则成橘，生淮北则成枳”的悲剧后果。现实中，典型的例子就是破产制度已移植国内多年，但实践中却阻力重重，缺乏必要的保障措施是主要的因素。

在对中国社会的改造中，除了对属“器物”层次的具体的制度改造外，尤为重要的是，必须对作为法治主体的人的改造。川岛武宜认为，“法不能只靠国家来加以维持的，没有使法成为作为法主体的个人的法秩序维持活动，这是不可能的。……大凡市民社会的法秩序没有作为法主体的个人守法精神是不能维持的。”（17）但是，结合中国的实际，学者梁治平先生论述道，“中国固然制定了不少的法律。但人们实际上的价值观念与现行法律是有差距的。而且，情况往往是，制度是现代化或近于现代化的，意识则是传统的或近于传统的。”（18）对于具有浓厚的传统意识的人来执行现代化的法律，现代化学者英格尔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的人手中变成废纸一堆。”（19）

4．移植的法律必须经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任何外来文化传入一个国家之后都必须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才能被消化、吸收。从历史上看，中国对印度传入的佛教的改造，日本、韩国对从中国输入的儒家文化及佛教、道教的改造都经历了一个

长期的过程。这种改造都是对外来文化进行过滤、吸收和选择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一种文化是不可能轻易地移植到另外一种文明里的。对法律移植来说，也同样如此，英国学者格伦顿等人认为，如果不经过“本土代”的过程，法律便不可能被移植，他们指出，“必须记住法律是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的价值和一般意识与观念的集中体现，任何两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完全一样，法律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如果不经过某种本土化的过程，它便不可能轻易地从一种文化移植到另一种文化。”（20）

对于所谓的“本土化”，按照学者的解释，一方面是指“按照本民族的特质而发展。”（21）还指“与本国（本民族、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以及风俗习惯等密切相结合。”（22）其主要目的是只有经过本土化的法律才能使民众产生亲和力，便于民众接纳、消化和吸收，减少施行的阻力，正如学者所说的，“真正能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的法律，恰恰是那些与通行的习惯惯例相一致或相近的规定，一个只能靠国家强制力才能贯彻下去的法律，即使理论上再公正，也肯定失败。”（23）事实上，经历过“政策法”、“法律虚无主义”、“法律工具主义”的教训后，“法律万能主义”现在又被许多人所迷信上，“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已成了一句时髦的话语与招牌。在强调“有总比没有好”、“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指导下，往往单纯地强调立法的超前与速度，盲目地迷信立法手段，在移植外来法律时割裂了传统与现实，使一些匆匆出台的法律、法规难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实际领域，难于被民众所认同和接受，从而最后竟变成一纸空文。这种现象正应验了学者公丕祥所指出的，“缺乏世代相传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支持与认同，无论现行社会秩序受到现行法律规则怎样强化，它也是脆弱不稳定的”论断。（24）

四、结束语

当代中国法制正处于转型时期，要求我们“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25）在吸收外来文化方面要破除姓“社”、姓“资”的观念，须知道“没有资本主义文化遗产，我们就建不成社会主义。”（26）因此，在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必须破除旧有的陈腐观念，大胆地吸纳西方发达国家法律制度中反映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共同规律和时代精神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原则，经过同化、整合成为我国法律制度有机的组成部分，推动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

注释：

（1）[古希腊]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99页

（2）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8-117页

（3）[美]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贺卫方等译，三联1990年，第14页

（4）转引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6-7页

（5）[日]穗积陈重：《法律进化论》，黄尊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69页

（6）转引自秦国荣：《论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中的几个重大关系》，《山东社会科学》2000年5月，第65页

（7）参见：公丕祥：《国际化与本土化：法制现代化的时代挑战》，载《法学研究》1997年第1期，第87页-100页

（8）参见：董茂云：《比较法律文化：法典法与判例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00年

（9）参见，余能斌：《中国民法法典化之索源与前瞻》，载《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

（10）转引自，刘新：《梁启超法治思想研究》，载《法学家》1997第5期，第25页

（11）参见，马作武：《传统与变革——从日本民法典的修订日本近代法文化冲突》，载《比较法研究》1999年第2期

（12）转引，严斌彬、陈月秀：《关于法律移植与法律本土化问题》，《济南大学学服》第2000年第1期，第36页

（13）转引，阮竞青：《论法律移植》，《复旦学报》1998年第3期，第99页

（14）梁治平：《法辩》，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34页

（15）[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86页

（16）转引自，田成有、陈令华：《法治现代化的启动与传统法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现代法学1998年第6期，第16页

（17）[日]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王志安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9页

（18）梁治平等：《新波斯人信札》，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1页

（19）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页

（20）格林顿等：《比较法律传统》，高鸿钧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7页

（21）孙笑侠：《法的现象与观念》，群众出版社1995年，第26页

（22）何勤华：《法的国际化和本土化》，载《长白论丛》1996年，第5期

（23）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0页

（24）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1999年，第355页

（25）邓小平：《邓小平选集》第三卷，第373页

（26）列宁：《列宁全集》第二卷，第83页

作者简介：

高军（1972—），男，江苏淮阴人,吉林大学硕士,现任何江苏技术师范学院社科系法学讲师，常州，213001

Email:gdhzgaojun@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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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治——方法论的检讨与重整

杜宴林

毋庸置疑，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治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和愈益显明的成效。然而，实践中的窘态与理性的求证却让人清醒的看到，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并没有表面上那么乐观与繁荣，恰恰相反，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治因为方法论上的误区和偏差——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扭曲，正在或势必偏离现代化轨道，并进而直接导致了当下的窘态与困惑：完美与缺憾的矛盾交织，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扭曲，滞阻了法制现代化的纵深运行。对于21世纪的中国法治来说，必须进行方法论的检讨与重整，确保法治的现代化运行。

一、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治：方法论的检讨。

详细来说，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治存在如下方法论上的误区或缺欠：

（一）法治的先期热情与神秘忠诚——中国法治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翻开中国法治的历史，法治没有任何时候象今天这样在中国这般荣光——获得了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庶民百姓的关注与垂青，甚至被纳入了基本国策。其突出的表现就是法治的话语没有任何时候象今天这样风靡流行，这也充分显示了法治的勃勃生机与话语的泛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一个贩卖法治话语的时代，“依法治国”，“依法治省”，“依法治市”……，充分体现了其时代特色的话语霸权，(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治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民性事业。尽管如此，但在我看来，法治话语的风行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秩序的愿望和渴求，但另一方面，却也刺目的凸现了法治的神秘忠诚和先期热情，中国法治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而对于一个如我们一样古老而又生机勃勃的国度来说，要进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实践，缺乏甚至没有理性的代表时代精神的理论作指导，无疑将是一个美妙的设想，为着同样的原因，它也只能是一份神秘的忠诚与先期热情。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本着因果关系的演绎方法进行阐释，准确地说，从中国法治的产生缘由，中国法治与现代意义的法治关系说起。

众所周知，现代意义上法治产生于近代西方文明，是人类走出蒙昧迈入文明的创造物，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标志之一。然而，中国法治由于先天出生的缺陷，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美国学者昂格尔认为，法治产生于西方而非中国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没有形成现代型法的秩序的历史条件——集团的多元主义、自然法理论及其超越性宗教的基础[1]。因而中国形成了主要表现为行政命令方式的官僚法（管理型法），而西方形成了自主、普遍适用的法律体系和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尽管在中国文明型态中，我们也会发现导致了多元集团产生，导致了某种超验的世界观的社会变化……但是，这两种因素并未结合在一起，也没有通过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现代法治[2]。因为在传统的中国，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的是社会和谐，这也是支配人们思想的全部观念，然而奠基于封建等级身份观念上的社会却无论如何形成不了现代法治的法律至上的神圣观念，因为严格说来它不是实在的规则与准则[3]，而是模范行为的模式。这样就不难理解，尽管中国也曾有诸如儒家和法家等关于人、社会和法律的系列观点，比如儒家主张符合伦理典范的习惯礼仪，法家主张官僚政府以及强制执行官僚法，但双方确实从某些不言而喻的共同（礼仪）前提出发进行论证的，而这些前提根本不允许他们捍卫甚至承认现代西方意义上的法制原则[4]。传统中国的流行做法完全是以家长的方式处理事务。[5] 所谓法就不可避免的带有浓厚的工具色彩和官僚政治色彩。因而中国产生不了现代意义的法治，也确实不需要现代意义的法治。

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就不难发现并认同，中国要实现真正的法治具有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它绝不是急功近利的产物，也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理论的准备和证成，除此之外的任何观点和看法都势必具有方法论上缺憾—— 或多或少的先期热情和神秘忠诚，否则就是智识上的盲点。法治不能缺少理论的准备与证成，唯其如此，方才能摆脱方法论上的缺陷，并进而真正凸现法治的本来面貌。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当下的中国法治却盛行着一种流行病——先期热情和神秘忠诚。我们先看一则珍贵的实例然后才分析个中缘由,尽管这只是冰山一角或法治缩影：1998年《读书》杂志第7期刊载了苏力先生名为《“法”的故事》的文章。在文中苏力先生详细的演绎了近代乃至当代法理学者（家）对法的词源学解释，即想当然演绎许慎那显然不慎的关于法的词源学解释。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这样对法进行解释“（法），刑也，平之如水，从水；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之所以偏旁如水，是因为法律如水那样公平；之所以有“ ”，因为“ ”是传说中的一种独角兽，生性正直，见到不公平的人，会用角去顶，因此也就了法。”在先生看来，后者可不作追究，但前者却值得怀疑，因为从认知心理学上看，一般说来，最容易引起人们注意的往往是物体的活动特征。所以法字的水旁具有平的特征，但不应该成为代表或指涉法律要求公平这高度抽象的结论性特征，不仅如此，理论和史实都强调了法的水旁指涉——法的自上而下公布的特征。然而事实上中国近代直到现代许多法理学家却轻信许慎的法的故事，而且先生经过详细考察发现这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知识或没有我们的知识。唯一的理由只在于他们的先期热情和神秘忠诚——无视逻辑和事实上的基本要求，想当然的努力论证中西法的一致性，并满足于时代需要和情感需要。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西方制度的先进，另一方面还必须不损及近乎变态的民族自豪感。这就是国人的先期热情和神秘忠诚，或者福柯所说的那种追求知识的情感意志[6]。

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法治登陆中国也有自己的为外人所始料不及的初始缘由——先期热情

踏西方法治之路，因而从一开始就应与现代法治的发展合拍同步，同时它还应担负回归和重建近代法治及超越近代法治和实现法治现代化（法治意识，拿学者的话说，中国法治需要补课）的双重使命，也就是说，在有几千年封建人治传统盛行、法治几近虚无的中国要实现现代法治，它所要面临的既有消解传统人治体系、建构法治体系的艰巨任务，又有自进化论角度为法治提供理论基础的双重任务，我们多少显得有些仓促、紧迫一些，因而毫不奇怪，中国法治现代化从理论上讲是一个厚重而迫切的问题，也就是学者们常说的历时性问题共时性解决的紧迫问题。但是法治实践归根到底是一个渐进的历程，法治不应也不能设有时刻表，不能人为的设定时限。然而不无遗憾的是，中国法治现在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却是，中国法治已被人为地有意无意的设定了时限，流行一种典型的速效跳板意识，并理所当然地演绎出理性建构主义而非科学的进化论渐进主义色彩的期收速效的法治实践。这就是学者所概言的（在文化认同上）的所谓“奋起直追”问题，其杰出表现就是前述所及的大肆立法，实现所谓的有法可依，而忽视一些配套的甚或更重要的东西的建设，如法意识、法观念的培育、法律信仰的诱导和确立等等。自不待言的是，在这种期收速效的跳板意识支配下的许多立法相当粗糙，进而在实践（际）上直接成为了这些立法的墓碑，其典型例子就是学者们关注与检讨的破产法的颁行。事实上，法治原本就是一种偏重信仰的治国方略，法治的精神意蕴从来就是信仰——一种神圣的宗教般的信仰[10]，因而伯尔曼才严正的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11]“法律的宗教情怀和信仰，是全部法治建立、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前提和保障”[12]。他不应该或主要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和工具主义的。然而就是这样一种偏重信仰的法治方略，在中国自辟蹊径的独特演绎和看似自洽的逻辑支配下却幻化成了一种取实利的工具，令人不得不佩服“中国特色”之重之妙，这不能不让人产生逻辑上的困惑与追问——法治究竟是什么，法治到底有怎样的逻辑？这个困惑没有得到解决，相应地，法治在今天中国意味着什么也就不难理解了。对于21世纪中国法治来说一个明显的结论是：必须进行逻辑上的修正和重整，方能实现真正的法治。

二、中国法治的未来：方法论的重构

显而易见，正是由于方法论上的缺陷导致了中国法治的现状是一种没来由的喝彩式的法治，其理想版本是标准的西方版，同时还带有一种浅尝辄止的特征。而对于正在践行法治的中国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喝彩的法治，也是理性的法治，是一种深层次的法治，同时还是一种针对性的法治。

（一）理性的法治

毋庸置疑，作为一种治国方式，法治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也是最好的治国方式，正是基于此，亚里士多德才严正的指出“法治应优于一人之治”[13]，而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历了多年封建伦理社会的国家来说，法治无疑如同一个新生的婴儿，必须给以足够的呵护，然而我们却不能没来由的神化法治，更不能想当然的构造21世纪的法治国家，我们需要的是理性的法治。

首先，我们必须理性地认识到，法治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它只是治国方略的一种最好的形式，正如学者所说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它只是相对好的治国方式，这种相对意义蕴含着这样的内涵，人们渴望比法治更好的治国方略，但因各种因素不具备，因而人们不得不以退而求其次的办法选择了法治，而法治从被选择的那天起就伴随着缺陷，只是瑕不掩瑜才为人们所接受所选择，从这种意义上说，法治只是人们无奈的选择，因为没有准确体现人们意愿的治国方略，而社会还得继续下去，因而人们在不得不选择接受、认可法治的优点的同时，不得不（不管情愿不情愿）也认可、默许了它的缺陷。而事实上也确实这样，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的法治，社会观念的核心在人们心目中最突出的是和谐，人们靠传统习惯、宗教信仰、道德教化就可以起到社会控制、道德约束的作用，因而我们也会看到历史上的贞观之治的社会秩序良好的盛世局面，只是到了近代，社会的发展，物质的丰富，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导致了资本主义大发展，资产阶级为了排挤封建等级特权和封建剥削，保护自己的利益便高扬法治民主精神，因而法治也才真正形成，所以哈耶克认为：“法治理想得以巩固的主要时期，乃是18世纪上半叶，当时法治的理想正逐渐的渗透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14]。因而我们总信奉着学者们如下简明的结论，传统社会不需要法治，也产生不了法治，法治只有在现代文明发展这个催生婆的催生下才能得以生产，它是治理国家的最佳方略，但绝不是唯一方略。杜撰法治的神话，无限度抬高法治的作用，既不符合理论旨趣，也不符合客观事实，对待法治的真实态度应该是理性的法治观。

同时常识告诉我们，社会是由宗教、道德、习惯、法律等多种手段来维持的，尽管法治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绝不代表全部，“这不仅因为法律不可能规定一切”[15]，也不应规定一切，必须有个限度以防过度法规化，窒息人们的生活[16]，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法律具有保守性、僵化性、缺乏灵活性等缺陷[17]。所以对法治而言，掷地有声理性评价哪怕是批评远比言不由衷或不负责任的喝彩重要得多，毕竟“理性才是法律的生命”（爱德华·科克爵士语）。

（二）深层次的法治

如前所述，正是由于方法论的缺陷，中国法治理论和实践总在低处徘徊，明显呈现浅层次特征，这对于准备践行法治理想的国度来说，无论如何可不是什么好的福音，真真切切的要实现法治就必须是一种深层次的法治，即全民参与的法治。它不但适用于官员，而且也适用于公众，我们一直信奉着这样的观念，法治是一种实践的事业，“法治的意义在于给人们的行为提供有效的指引”（拉兹语）[18]“其基本要素是用公民秩序的理性原则限制官员的权力[19]”（塞尔茨尼克语），换句话说，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应当是全民的事业，它的核心价值理念是吸引、充分调动全体公民的主动参与精神。这种参与不仅是社会成员成为公民而非臣民的权利表征，而且这还意味着是使社会成员成为公民而非臣民的先决条件。法治化的过程实际上就内蕴着大众普遍参与，并确

立神圣信仰和树立忠诚的过程。因而“法治不仅是国家（或政府）所关心并努力从事的事情，而且更是也是社会公众所关心的或者应当关心并努力投身其中的时情；不仅是其他社会公众所关心的或者应当关心并为之奋斗的事业，而且也同时也是包括自己在内的全体社会公众应当主动地自觉参与的共同事业”[20]。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不难理解当下中国法治低层次的原因和关键所在。表面看来是因为法治在中国刚刚践行，时间较短，但更不容忽视的潜在的病灶则在于其方法论上的缺陷：理性的建构并缺乏生活的经验，把民众有意无意的当作“局外人”或者如学者所说的“旁观者”，为着同样的原因，法治仅作为一个象征，一种标志，远远没有进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法治仅存在于法学家或法学职业工作者的自问自答式的理论建构和热情参与中。而真正的法治要义——大众认同与回应、民众参与与合作却遭到了忽视或漠视，从而导致了学者所言的法治主体整体性的缺位与失落，结果是法治的意义尽失，徒具有形式而已[21]。盛荣下的法制时代却涅磐出苍白的果实——现实中的法治非但不如预料中的热烈，反倒出奇的平静也就不足为怪了。对于21世纪的中国法治来说，必须进行深层次的方法论转向——法治乃是全民的事业，需要全民的参与。我们必须让法治厚实起来，穿越所有人的热情注视，并真正认同和积极的参与，否则法治终究逃不过被遗弃出局的命运。简言之，法治的真正上帝是中国的亿万百姓和人民大众！这意味着，未来的法治理论与实践：

1、在思维方式上进行革命性转换。法治需要全民的参与，每一个社会成员既是看剧者又是剧中人，两个角色不能截然分开。也就说，作为社会基本构成粒子的人不再被想象为存在于他所认识、理解和分析的法律现象和法律实践之外的旁观者，法律也不再被简单地看作认知对象，恰恰相反，法律（治）应当被理解为观察者也参与其中的一项事业[22]。从而塑造出新的真实的法治社会的组成成员，这当然意味着，真正的法治社会中的法治人既是法律的严正服从者，也是法律的自由批判者，既是现有社会的维护者，也是进步社会的推动者，既是法治价值的信仰者，又是法治价值的填充者！

2、在实践层面上，法治必须真正走向生活，也就是说法治是人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它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生存样式息息相关，缺了它，人们将寸步难行。这就意味着：在一个维度上，要建立法治就是要建立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他人行为和自己行为的确定预期[23]，并让亿万人民来共同负责践行，另一方面法律能够为人们真正寻求定纷止争、冲突解决、利益配置的合理手段和路径，而绝非理想层面的想当然的臆断。正如法治不是一种抽象的事业一样，法治不应该是天启的说教也不应是劝善的圣经，我们不能期待每个人都成为圣人，事实上，法治是一个实践的理想，它部分的是以“关于人和社会的本质的悲观主义前提的”，正是法治才“唤起了秩序、理性和正义”[24]。因而如果法治不能给人承诺什么，那么多少会让人不由生起几分虚幻和不踏实，长期下去，势必迫使人们重新正视它们时，传统的非法律权威势必会再度变得真实起来，法律权威的旁落也就不可避免了，结果正如前文所述，期待中的法治不仅没有到来，不期而至却是传统的落后的人治传统逾益坚固，刚刚启幕的法治也就无可奈何地摆脱不了谢幕的命运，这何尝不是文明的悲哀？！

（三）针对主义法治

我们一直还信奉着这样的观念，法治是一种实践的事业，它所要回应和关注的是社会的现实需要，因而它从来都是事实上的事业而非逻辑的事业，或者借用埃利希的话说就是：“法律发展的中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断，而在社会本身”[25]。因而法治具有现实的世俗性意义，从来就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法治标本和范例。这就意味着为一国所践行的法治必然是针对主义法治，必须适合自己本国的客观需要，所以“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人民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26]”，这是因为“具体的适合一个国家的法治并不是一套抽象的无背景的原则和规则，而涉及到一个知识体系[27]”，一个活生生的不断变化的社会知识体系。具体到中国来说，要实现法治，就必须处理好法治理想与国情、法治现代化与法律传统的关系。因为我们不是在一张白纸上建设并践行法治，我们是在有着千年封建传统礼法文化浸泡下的法治本土资源上进行革命式变革。“传统之于中国人，并非死了的过去，而是活着的现在。”[28]人们往往根据自己的经历、文化传统来理解和接受法治，这就决定了在中国践行法治不可能摆脱传统积淀的影响。换句话说，中国法治践行的独特使命必须是以传统资源的松动并逐渐更新为前提的，为着同样的原因，中国法治的始基性使命就是要追寻几千年封建传统社会文化浸泡下的国人心中那份久违的冲动——一种推陈出新，进步文明的内心体验和信奉。因此“中国现代法治不可能只有一套细密的文字法规加一套严格的司法体系，而是与亿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态以及行为相联系的”[29]。与此相适应，“中国法治之路就必须注重利用中国的本土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与实际”[30]，否则“即使制订出了法律……法律也只能部分实行，或者完全不通”[31]。这就真可能造就一个学者常谓的法律更多但秩序更少的世界了，当然这也绝不是我们期望中的法治社会！

余论

其实，从终极意义上讲，作为一种表征进步与文明的治国方略的法治，既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过程，并无所谓的好坏良莠之分，唯一有所区别的只是践行过程中的差异，也就是说在何种情形下法治的践行方才有效。换言之，对于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而言，都有自己渴望法治的理由，正如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渴望富强的理由一样，真正不同点只在于每个民族如何将这些理由转化成促使法治理想得以实现的动力，这才是法治的关键和灵魂。除此之外的任何别的解说都只能看作是法治自不待言的误解和不言自明的违犯，因而也是错误的，行不通的。

注解：

94年版，第2、78、85、96页。

[5]高道蕴等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导言第3页。

[6]苏力：《“法”的故事》，《读书》1998年第7期。

[7] [11][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3、28页。

[8]夏勇：《法治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9]林 ：《法律与伦理社会》，《政治与法律》1997年第6期。

[10][12][20][21][22]姚建宗：《法律与发展研究导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408、411-412、402、412页。

[1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66-167页。

[14][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上），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15页。

[15][23][27][29][30]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19、17、19、6页。

[16][17][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3-404、402-403页。

[18][19][24]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612、615、617页。

[25]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1页。

[26][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页。

[28] 梁治平：《新波斯人的信札》，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31][日]川岛武宜著，申政武等译：《现代化与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7页。

已发表在《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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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图书馆现代化进程中的管理问题

图书馆现代化进程中的管理问题

（大连市旅顺口区图书馆采编部

程飞）

摘要：本文根据图书馆现代化在我国的发展趋势，分析了现阶段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现状，并指出图书馆现代化不仅是各项工作和服务手段的现代化，更为重要的是管理方面的现代化。文章着重从四个方面去分析如何实现管理的现代化。

主题词：图书馆

现代化

管理

九十年代，有人把图书馆现代化的发展划分成五个阶段的发展模型：一是个别业务计算机的阶段；二是内部业务全面计算机化的阶段；三是业务流程的优化与重组阶段；四是业务覆盖范围的重组阶段；五是发展战略性的新型业务阶段。

显然，我国的图书馆现代化大多还处在第二或第三阶段上。这说明我国的图书馆事业依然还面临着如何使传统型图书馆向现代化图书馆过渡与转变的问题；依然还面临着如何使图书馆摆脱困境，走上事业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图书馆的这一重要课题。

有些人通常将现代化图书馆理解为服务手段的现代化，各项工作的自动化，而忽略了图书馆管理的现代化。其实这种理解是片面的。现代化图书馆必须与现代化的管理相匹配，要实现图书馆现代化，必须从现代化的管理入手。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一个图书馆实现自动化是硬件部分、硬环境先达到了现代化的标准，而图书馆管理的现代化则属软件部分、软环境，完成图书馆现代化的完整内容必须是两者缺一不可，二者相辅相承。

这样，就需要我们把现代化的管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来认识。把它当成一场智力的革命，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图书馆事业的现在与将来。

下面详细讨论一下实现图书馆管理现代化的几个方面问题：

一、组织管理要现代化

目前，我国图书馆现行的管理体制是条块分割、多头分散的管理体制，导致图书馆之间缺少横向联系，文献资源建设重复浪费，部分业务工作低水平重复劳动，使标准化、规范化、网络化难于推行。这些严重阻碍了我国信息社会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如果这种状况在不改善的话，许多图书馆就有可能被淘汰。

因此，从现在起图书馆从组织管理上要充分发挥各馆的群体优势，从而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对文献资源的要求。由于未来各行各业所需的信息涉及面广，就目前我国图书馆发展状况，单一馆难以承担和完成。所以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国家级图书馆管理，统管各大系统图书馆，打破系统界限，实现资源共享，共同为读者服务。这就需要国家、省级图书馆及整个社会大环境政策措施实行配套改革，并逐步推广到市县馆，确立竞争的规则和标准，建立竞争机制的模式，甚至可以引进部分企业管理方法，如现在提出的馆长聘任制或任期责任制等等。总之，在管理上要向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上过渡。

二、人员培养要现代化

今天，图书馆比任何部门都强烈地感受到全球信息化浪潮的震撼。然而，当各图书馆在投入自动化建设的工作中，一个共同的体会就是缺乏人才。现代化的图书馆对图书馆人才的需求决不是目前我国图书馆工作者所具有的知识水平所能胜任的。因此培养一批稳定的、高素质的图书馆人才也是十分迫切的。

但是如何站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来认识和培养这种人才需求呢？我认为有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整体队伍的开发和图书馆队伍自身的开发。现代化的图书馆，现代化的管理，当然都是基于现代化的人员培养，因为人才是工作的实行者。首先，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和图书馆可根据自身的状况制定总体规划，制定自己的人才开发和队伍建设的规划。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则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有的部门缺少计算机人才；有的缺少管理人才，这就需要下一步：建立完整的继续教育体系。继续教育是国内外各行业对专业人才知识更新，培养现代化人才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发展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其要求是有高智能、多学科，至少是双学科，能掌握以计算机为主的几门现代化技术，能向读者提供各种信息资源的查询、检索途径，帮助各类用户利用文献信息的现代化的图书馆人员。这对人才资源薄弱、财力有限的大量基层馆来说，培养这种人才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我们可以发挥国家馆和省级馆人才优势，联合图书馆学教育机构，编写统一教学大纲和教材，分批、分层次地为各馆培养现代化图书馆业务骨干，加快干部队伍的知识更新。

只有拥有相当数量的业务素质好的图书馆队伍，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才能提高图书馆自身的学术水平，才能展示一流的服务水平，才能体现出现代化图书馆高效率、高质量、高水平的有效服务。

三、信息服务手段要现代化

随着高新技术的日益发展，信息量急剧增加，知识信息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人们手工处理信息的能力。而传统的图书馆服务方式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读者的信息需求。图书馆的现代化，先导是技术现代化。即要实现图书馆现代化，首先必须实现信息服务受手段现代化。没有现代化的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和现代化的信息通讯技术，文献信息服务的高质量、高速度、高效率则不可能实现。所以说必须靠创造图书馆自动化加快发展，以带动图书馆的现代化建设。现代文献信息服务不仅局限于传统模式下的借、还、复印图书、期刊等简单模式，而是要加深加宽先进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馆中的应用。从我国目前文献信息服务的状况来看，现代信息服务的内容主要包括：

1、信息电子化、数字化和网络化

购进标准的、规范的现代设备，用高效的自动化管理取代低效的手工操作，例如实现联机编目，开展多媒体光盘的收藏与服务等。

2、文献信息服务社会化和市场化

目前，国内许多图书馆正在逐步开展电子信息服务或进一步加大电子信息服务的比重，这进一步明确表示出文献信息服务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且已成为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一种需求。各种领域的研究工作离不开最新的科技信息，网络资源这一丰富的信息集中的无意识读者关心的焦点，因此现代化文献信息服务模式是以网络化为基础，面是全球的，以“一次性检索服务”为目标的服务模式。

3、资源共享

资源共享是正确的发展之路。不论是非网络信息源，还是网络信息资源实现共享才是现代化图书馆的发展方向，联机检索、联机馆际互借都应逐步实现。以上做法都是为更好地为用户提供服务，实现图书馆现代化最终目标也是为读者提供最佳的服务模式，服务要求专业人员有较好的专业素质和丰富的专业知识，在科学管理下来实现，而最不可少的还是要靠经费的合理组织来支持。

四、投资机制要现代化

图书馆现代化建设，相应的投资必不可少。我国各层次的图书馆大大小小都面临着经费短缺的困难，因此如何合理配置有限的资金，用最少的钱换来最佳的技术设备就需要一个合理的现代化的投资机制。

首先，争取走上自力更生之路。完全靠国家拨款投资建设是消极地等待。只有就本馆本身的特点，加大创收，例如建计算机培训中心、书目采编中心和电子阅览室等方法都不失为增加创收的好方法，这样既减轻了国家的负担，也解决了经费短缺等实际困难。

其次，投资要有超前意识。设备配置要有良好的可扩展性和适应技术进步的能力，眼光尽可能放在下个世纪初期或中期的国内需要。不能盲目引进，要以多媒体技术广泛的应用来进行功能的规划，使其投资长时间发挥效用，少走或不走弯路。

最后，节约资金，走协作与共享之路。加强馆际间的合作关系，共同建库、联合组网，充分发挥联机编目、联机检索、联机馆际互借等等方法的效用，从而保证各馆筹款、成果共享。这样既可以节省开发软件的资金，避免了重复投资，又可实现资源共享，可谓一箭多雕。

图书馆是随着社会知识积累程度而逐渐发展起来的，知识积累程度而逐渐发展起来的，知识积累的规模往往决定了图书馆的规模，图书馆的工作方式和内容也随知识传播的形式和方法而改变。因此现代化的知识结构催生了现代化的图书馆。本世纪的知识过渡丰裕与社会经济活动对高素质劳动力的强烈需求更加刺激图书馆的现代化进程。知识共享是网络通讯这项传播技术的需求，资源共享也是网络图书馆或虚拟图书馆等等这一系列名称图书馆的需求。我们不管今天的图书馆究竟会发展成什么样的图书馆，只是在其走向现代化进程中出现问题上，我们期待着更科学、更有效的管理方法。

参考文献

《图书馆建设》

1998.5 《图书馆事业回顾与展望》北京图书馆出版 19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