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传统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第一篇：儒家文化传统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儒家文化传统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陈国志

(福州大学，福建福州350002)

摘要)儒家文化传统自占至今经历了多个朝代的变苹和洗礼，其所受到的礼遇和评价也小尽相同。在我国当今的现代化进程中，特别是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我们要认真审视一卜它的现代社会价值。木文就儒家文化传统的价值系统中的几个核心思想对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作用做一番探讨。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发展中国家。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曾经造就了中华民族占老而又辉煌的文明。今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沿着现代化的方向步上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转型之路。儒家文化传统必定会以其内在的文化机制对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又会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冲击和挑战中通过变异和创新获得新的认同和继承。因此，有关儒家传统文化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问题就成为一个发人深思的热点问题。

儒家文化从春秋战国孔孟时代发源至今，己经历了多个朝代的变革和洗礼，其价值体系和核心理念几经变异和转化，所受到的礼遇和评价也不尽相同。进入现代以来，我们对儒家传统的态度和做法也几经波折。“五四”运动以来，反传统思潮忽视了儒学的多重意蕴，过多强调儒家文化传统的消极影响，使社会历史走上拒斥传统之路。当代新儒学则过多强调儒家文化的正而意义，片而夸大文化对经济的积极作用，山认同儒学走上儒学木位论。这两种对待儒家文化传统的态度都是片而的、不可取的。今人，我们应该史理性地、全而地看待儒家文化对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作用。卜而结合儒家文化传统价值系统中的几个核心思想作一些具体分析。

第一，儒家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对现代化进程的作用。

当代中国现代化是一个以科技力量、科学精神带动社会体制、社会结构变革的理性化过程。“理性化”意指解决现代化问题的某种科学精神或科学的工具和手段，同时它又渗透着价值标准，体现现代化过程主体对自身行为史高标准的关怀和价值实现。儒家自先秦开始便形成了理性主义传统，孔子反对怪、力、乱、神，要求人们破除迷信，凭理性生活。这种尊重理智、反对迷信的文化传统使中华民族在历史上避免了西方那种狂热的全民族的宗教信仰以及绵绵不断的宗教战争。中国没有“上帝之城”，中国人追求Jl=满足于人世间的现实生活，而不致于在科学和宗教之间摇摆不定。可见在外在形式《如理智的生活态度等》上，儒家的理性主义与现代的理性要求无疑具有相通之处。但是，在内在意蕴上，儒家理性主义却史多地展示为对价值的关怀，这种理性主要体现为一种伦理道德而不是科学的效率原则，这种价值取向与重利轻义的原则相结合，泞致了对工具理性的相对抑制，一定程度上也会抑制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从而与现代化的理性要求相悖逆，这对构建现代物质文明产生了文化阻力。因此，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无疑应当继承儒家重理性、反对迷信的光辉思想，扬弃儒家以“仁”消融“知”的传统，使儒家的理性主义山狭义的道德自觉、中一向价值关怀延伸至兼容科学的效率原则，从而与现代理性要求相会通。

社会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无疑具有一重性。一方而它体现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史趋势，另一方而又往往因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而隐含着负而的社会效应，如在工业化中产生的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能源危机、核战阴影、技术专制、人情淡漠、道德沦丧等。儒家文化虽然对工具理性的重视不够，但它注重人的存在意义，富含人文精神，如忧患精神、乐道精神、和合精神、人木精神和笃行精神等。儒家文化传统的这种仁道德信原则和人文精神无疑是限制和避免社会现代化进程中负而效应的有效途径之一。

首先，儒家的“仁者爱人”思想，倡泞关切人生、关切人际伦常、关切人的自身发展与社会、他人及社会全体的合德合理发展等丰富思想，作为一个文化理想和一套社会价值体

系，对于全球化经济时代人类整体伦理系统的建构}I!完善，具有密切的相关性和重要性。同时，儒家还认为君为舟，民为水，水能载舟又能覆舟，这种重民轻君、忧国忧民的思想，对当前我们党加强党的建设，切实推行群众路线，关注民生，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木利益，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其次，儒家文化中的“己所不欲，勿施子人”的思想弓}伸到人要爱人，推行爱力一物，引泞我们要善待力一物，保持生态平衡，保护环境，这对我国当前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儒家文化中求是务实精神，无疑可以教育和影响今人的民众破除迷信、反对“玄学”，发扬马克思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态度，努力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进。

第一，儒家义利之辩对现代化进程的作用。

在义利关系上，儒家形成了重义轻利、见利思义、以义驭利的传统，在总体上倾向于“义”，反对功利主义价值观。这些思想与资木主义世界所流行的功利主义思想截然不同。但这种反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Jl=不意味着儒家把义和利完全对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虽然倡泞重义轻利，但Jl=不否认义利可以统一、平衡。儒家这种义利观一方而有利于引泞人们遵循社会现有经济政治制度和道德规范，另一方而也有力地抑制了人与人的自发竞争和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离不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效运作，但是需要利益驭动，就要求给利益原则以适当定位。于是，儒家传统义利观与现代市场经济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冲突，其轻视甚至鄙视功利的价值观取向不利于形成市场经济的内在驭动力。在处理发展市场经济和儒家传统义利观的关系时，我们应该注意，一方而，要努力克服儒家传统义利观中的片而性，鼓励和承认正当的利益追求，以此为经济生活的商业化和现代企业精神的形成提供价值观念上的支持;另一方而，对于市场经济中功利原则的不适当扩张而引发的拜金主义、唯利是图、人格商品化等异化和丑恶现象，我们可以借助儒家的义利观中的积极、合理的文化因素达到补偏救弊的目的。借助儒家传统义利观中的积极因素，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伦理型市场经济的理论资源，推动市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

第二，群体原则和整体精神对现代化进程的作用。

儒家文化传统在个体原则和群体原则的关系中，个体原则主要表现为道德上的自我完善，而个体权利和竞争意识，个体的创造性和多样性往往被忽视，而II‘个体对群体的贡任与义务相应地被突出，山此实质性地泞致了群体原则的出现。儒家传统中的个体在木质上是从属于群体，消融于群体之中的，个体对于群体，义务重于权利，群体利益重于个体利益。可是在我国文化传统中便逐步形成了“国而忘公、公而忘私”、“先人卜之忧而忧，后人卜之乐而乐”、“国家兴亡，匹夫有贡”、“舍生取义”等整体精神，强调一种为国家和民族、为整体尽忠现献身的精神。

我国的现代化从史深层次的意义上说，就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要解放个人，增值充满活力的个体主体。儒家对个体原则片而理解以及对群体原则的实质强化，与我卜}现代化社会转型的迫切任务显然有不相协调的一而，与市场经济的基木精神以及人的现代化要求也有一定距离，我们必须适当化解儒家文化传统中那种群体至上，以及个体对群体单方而的贡任义务意识，使个体原则具有广阔的文化内涵和史合理的价值定位，努力为现代化进程消除价值观的阻力。但另一方而我们也应看到，现代化进程中个人的解放、个性的张扬和个人主体的提升，容易泞致个人主义泛滥、人际关系紧张、人欲横流的不良倾向，这时，需要汲取儒家文化传统中强调个体贡任义务和群体原则，对因个体原则突出而产生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弊端也可以得到有效的化解，儒家的群体原则和整体精神对克服损公利己、以权谋私等破坏社会整体秩序和利益的行为，有着重要的作用。

第四，儒家以德为木、以道制欲思想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儒家文化传统异常注重“德”的作用，甚至将“德”提升到了木体的高度。“德”一方而是指个体的自我的品质、品德，另一方而是指个体对别人和群体的美德，这就从狭隘的自我发展扩展到了整个人群和社会，即个人的德和国家是一致的。在强调“德”的重要性的同时，荀况还主张隆礼重法，德与法对于治卜}来说同等重要，但法要建立在仁义道德的根基之上。儒家这种重德又重法的思想具有较高的现代价值。我国实行市场经济改革之后，客观上存在法制不够健全、道德伦丧的局而，加强法制建设和道德教育无疑可以推进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和现代化进程。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在依法治国的同时，要以德治国，法治与德治一者不可偏废，这无疑是对以德为木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最佳险释。

儒家的忠孝仁义礼智信，是要求人人应具备的是非之心，“至善”、“内对外工”是道德上的最高境界。在追求人人合一理想的同时，儒家特别强调道的作用，Jl=认为道是制止淫邪'唯一准则，这一点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发于性，止乎礼仪”、“巧言令色，鲜鲜矣仁”等主张中可以看出。当然，儒家Jl二非绝对的禁欲主义者，只要求“适可而止”而己，这也许与现代市场经济的物欲驭动有所悖异。但宣扬儒家以道制欲的观点，对于纠正市场经济中产生和蔓延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扭曲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抵制经济全球化和网络时代外来不良文化的冲击则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儒家文化传统中的“中庸”思想和“礼仪诚信”思想对现代化进程有着重要的作用。儒家“中庸”思想虽有折衷、保守之嫌，但其尚“中”(即强调执中、适度)和尚“和”(即强调事物的和谐统一)都饱含深刻的、辩证思想。“中庸”作为一种处世原则和方法，对于今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而都有着不可忽视的训诫和调节功能。“君子一言，`-i}9马难追”无疑是对儒家重诚信的高度概括。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当前我国现代进程中出现的社会诚信危机，其危害之巨大是勿庸置疑的。我们重新倡泞传统诚信美德，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信用体系，推动社会经济健康运行，增强国家综合竞争力，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们担负着双重的使命，既要实现现代化的客观要求，追赶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又要抑制现代化的负而效应，超越和克服西方世界的精神危机和社会弊病。而对这种双重使命，我们必须活化儒家文化传统的合理、积极的思想资源，又要对不合时代节拍、不利于现代化进程的消极因素加以变异和创新。我们相信，儒家文化传统在推动我国现代化进程将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二篇：推进法治化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司法行政作用

推进法治化实现现代化进程中

司法行政要发挥更加积极作用缪蒂生

法治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江苏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对加强法治建设作了明确表述,提出至2020年,人民群众对法治建设成果的认可程度将由2010年的84.5%提升至90%以上。率先达成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法治将担负时代所赋予的重大责任与历史使命。司法行政部门作为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也将担当起更加重要的职责,在全面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在服务基本实现现代化新征程中,司法行政机关必须把服务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第一位任务。司法行政机关还要紧密结合社会管理创新的时代要求,积极推进律师事务所等新社会组织的发展、大力加强人民调解组织等基层社会组织建设,深入开展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活动,为优化社会管理奠定良好基础。司法行政机关还要坚持把促进民生幸福作为目标追求、坚持把促进人的现代化作为关键任务,切实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筑牢民生幸福的根基,不断推动全省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提升法律服务能力,加快推进经济强省建设一是牢牢把握当前法律服务的关键。要紧紧抓住当前江苏经济发展在保持“量”的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质”的提升这一关键点,以实施科技创新工程为统领,全力营造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法治大环境。要进一步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着力强化企业知识产权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工作。二是进一步明确当前法律服务的重点。要把推动产业优化升级作为主攻方向,积极配合全省转型升级工程推进计划、万企升级行动计划的实施,着力做好投资融资、兼并重组、节能减排等领域的法律服务,推动重要产业链和重点领域骨干企业、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型企业转型升级。三是要抓好法律服务的载体建设。充分利用法律服务专项活动这一有效载体,大力实施“万名法律服务人员、万名调解员助万企升级、促万村(社区)和谐”的“四万工程”法律服务专项活动,更为深入地做好“法企对接”,以“组团服务”、“强强联合”、“重点帮扶”等多种方式和“公证服务进乡村、入农户”、“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处”等专项活动,进一步拓宽服务渠道,优化服务方式,强化服务效果,提升服务发展的水平。

发挥维稳职能,深化平安江苏建设

要在三个方面取得更大成效:一是要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上取得更大成效。针对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纠纷涉及多样化矛盾主体、多层次社会关系、多领域利益冲突的特点,加快建设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体系,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衔接配合,形成更为协调有序的工作机制。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基础性作用,全面推进网格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模式,完善医患、劳资、环保、交通事故、消费、食品安全等专业调处机制,形成科学化防范、常态化排查、法治化调解、信息化运作的能动调解模式,确保全面有效地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二是要在特殊人群的管理服务上取得更大成效。社区矫正人员和刑释解教人员是特殊人群管理的重点。要强化“人本型”理念,在做好管控的同时,加强对他们的心理矫治和引导,加大技能培训和帮扶力度,特别是对刑释解教人员的管理,坚持“给出路”的原则,最大限度理顺不满情绪,最大限度减少社会对抗,实现管理效果最大化。针对特殊人群管理工作涉及面广的特点,以做好特殊人群的衔接管理为重点,加强社区矫正教育管理中心、安置帮教基地等工作载体建设,加大动态管理服务力度,做到逐人建档,跟踪帮教,不断提高工作科学化水平。三是要在维护特殊场所的安全稳定上取得更大成效。要加快规范化监所改造体系建设,深入推进安防一体化,确保监管场所的安全稳定。全面推进罪犯、劳教人员教育管理模式改革,加强改造质量评估、心理矫治、职业技能培训等工作,重视个别化矫正,不断提升教育改造质量,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推动公共服务体系构建,切实增进民生幸福

江苏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了“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战略部署,这成为司法行政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面对的崭新课题。司法行政系统要着力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要构筑好群众合法权益救助网络。要根据不同法律服务行业的功能定位和各地的区域特点,统筹规划,合理布局,进一步促进律师、公证、司法鉴定等法律服务资源合理分布和有效集聚,形成由城市到乡镇再到村居的站点辐射网络,形成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二是要不断优化服务举措。要大力实施法律服务进社区、进村镇行动,通过“村(居)法律顾问全覆盖”、推进“一站式、窗口化、综合性”的司法行政服务平台、因地制宜建立具有综合功能的县(市、区)法律服务中心等服务方式,满足广大群众的法律服务需求。充分利用信息化建设成果,推进法律服务在线咨询、网络法制学校等建设,努力形成“科技化、网络化、数字化”服务新格局；三是要大力提升法律援助的质效。要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工作,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根据公民法律服务需求和法律援助资源情况,适度放宽经济审查标准,加快法律援助窗口规范化建设,着力推进法律援助设施便利化,努力打造“半小时法律援助服务圈”。

培育社会自治,形成社会管理新局面

提高基层社区的自治能力,是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的重要举措。司法行政工作直接面向社会、直接面向最广大群众,要在推进社会基层自治上发挥积极作用。一是要深化对律师事务所等新社会组织的管理。坚持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的原则,完善管理机制,形成政府、社会、行业相结合的法律服务行业监管体系。进一步搭建发展平台,加强与金融、商贸、科技、工商、税务等部门的联系,把律师、公证等法律服务纳入现代产业发展的“一站式”服务体系建设,促进行业专业化发展,切实发挥好法律服务业促进发展、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作用。二是要加快人民调解等自治性群众组织的建设。进一步拓展、规范人民调解组织,不断巩固县(市、区)、乡(镇)、村(社区)三级调解组织,稳步推进企业事业单位和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以及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切实形成多层次、全覆盖的调解组织网络体系,提升群众依法依规自治能力。三是要着力推进基层依法治理。通过开展民主法治村(社区)的创建活动,大力推进基层民主法治进程。组织法律服务人员帮助社区完善村(居)自治管理的法律法规,完善村规民约,规范村(居)民自治和两委议事规则,促进村(居)务公开,推进城乡社区居民自治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引导居民依法参与社区事务、财务和集体资产管理,有序参与涉及切身利益的公共政策听证活动,提高社区依法治理的水平。

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有效促进人的现代化

一是提升重点对象法律素质。大力推进“六五”普法规划实施,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要加强对重点对象的普法工作,加大流动人口、外来务工人员等难点群体、盲点区域的法制宣传教育,针对群众法治需求诠释法理、宣传法治,传播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在全社会积极营造有法可依、公民知法守法的良好风尚。二是充分发挥法治文化的引领作用。法治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是法治社会的内在动力、精神支柱、思想保证和文化支撑。要进一步发挥法治文化教育人民、引导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不断拓宽法治文化传播渠道,推进法治文化阵地多样化、系列化、规模化建设,大力扶持引导法治文化精品的创作生产,增强法治文化传播的有效性。三是提升普法工作实际成效。要坚持普治并举,不搞空洞的宣讲,通过调查研究深入把握新时期普法工作的重点,根据群众所思、所想、所盼,及时把法律送到基层,真正做到“普法宣传到一线、普法成效在一线”,使普法工作受到基层群众的欢迎,在普治并举中提升民众的法治意识和法律素养,从而以民众自身素质的提升为基本实现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作者系江苏省司法厅党委书记 厅长)

第三篇：社会学-浅析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青少年犯罪现象

浅析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青少年犯罪现象

内容摘要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青少年犯罪问题日益突出，本文主要从青少年犯罪的现状、成因及控制策略进行了简要阐述。

关键字：青少年犯罪；现状；成因；控制

青少年犯罪在我国尚不是严格法律意义上的概念，而是犯罪学研究及现实生活中经常使用的概念。青少年犯罪泛指青少年这一特殊主体所实施的犯罪，即主体由儿童向成年过渡这个特定年龄段，由于主客观原因而实施的各种犯罪统称。主要是指已年满十四周岁至未满二十五周岁的人触犯了刑事法律而应受到法律规定处罚的行为，既包括未成年人中的少年犯罪，也包括成年人的青年犯罪。①

一、我国现代化过程中青少年犯罪的现状

（一）、犯罪率显著上升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青少年犯罪率日益上升。据相关统计，1950年至1959年，青少年犯罪只占整个刑事犯罪的20%。但是，1979年以来，不断上升，保持在70%左右，1986年青少年犯罪占同龄人口比例的12.5%，占刑事犯罪总数的72.5%，1987年则达到76.8%。1990年全国青少年犯罪总人数为82万，从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从2000年到2004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判决生效的青少年犯罪人数在平均以14.18%的速度逐年上升。② ①参考法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刑法》第十七条第一、第二款

②数据来自《北京晨报》2007－01－11

（二）、犯罪行为呈现出组织团体化、年龄低龄化、手段暴力化。

青少年违法犯罪多数是以组织的团伙形式出现，这是由于其心理承受能力和身体条件尚处在相对较薄弱的时期，多人聚集在一起并进行必要的分工，使其犯罪目的更易达到，从而逐渐形成一些较为稳定的团伙组织；近年来在法院审理的青少年犯罪案件中，不满14岁的青少年犯罪人数在逐年增多，甚至有些少年从小学就开始走上犯罪道路；此外，青少年实施犯罪的手段日趋残忍，往往造成严重后果。主要表现在抢劫，故意伤害，强奸等恶性案件上，大多数青少年在犯罪前往往没有充分的考虑和策划，只是在产生犯意或受到刺激后一时冲动，不计后果的实施犯罪，因而造成恶性犯罪的出现。

（三）、犯罪动机的突发性、荒诞性。

青少年的犯罪动机往往比较简单，突发性强，一般没有事前的充分考虑和酝酿过程，只要受到某种影响和刺激，一时冲动，就可能突发犯罪，酿成恶性犯罪。这种突发性行为反映了未成年人情感易冲动，不善于控制自己；青少年犯罪的动机往往是出于好胜猎奇，对照模仿，其目的往往是好奇好玩或争强好胜。他们有的是简单地模仿电影电视中的某个镜头和情节，有的是模仿小说或现实社会新近发生的一些作案的犯罪伎俩，有的是同学或朋友间所谓的争强好胜，显示自我的天不怕地不怕而犯罪，往往因为一些荒诞的原因而构成犯罪。

（四）、青少年犯罪中存在的其他一些趋势

1.女性犯罪数量和范围逐渐增加，其中情感问题占主要部分。

2.毒品犯罪日益严重，据国家禁毒委有关数据显示，至2004年底，我国现有吸毒人员79.1万人，比2003年上升6.8%，在吸毒人员中，35岁以下的人员占70%。

3.电脑犯罪数量迅速增加，在科技进步和信息自由化得不断推动下，时代要求青少年必须具备相应的计算机专业操作技能。计算机的广泛使用和普及使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和沟通交流等生活方式出现重大改变，最易受渲染的就是青少年群体，网恋，网婚及网上传播淫秽信息，网上诈骗等新形式的网络犯罪层出不穷，屡禁不止。

二、我国青少年犯罪产生的原因

（一）、社会政治、经济原因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经济领域中的各种矛盾和弊端刺激人们的“物质欲望”。在这种强烈的物质欲望的刺激下，一方面一些集体、个体和私营企业不顾国家的三令五申大量雇佣童工；另一方面有些家长急功近利，迫使子女做工、经商、帮助家庭劳动，使不少青少年及早弃学就业。由于这些青少年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过早流入社会，在物质引诱和坏人的教唆下很容易走向邪路，是我国青少年犯罪的“后备军”。

2、社会主义道德受到西方文化冲击，文化市场管理混乱不堪。十年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影视业、信息产业在我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但随着“新文化”带给青少年全新的体验的时候，一些文化垃圾也渐渐被他们所接受，致使其逐渐形成一种错误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最后发展到走上犯罪的道路。

3.我国青少年的切身利益问题未能得到合理解决，导致内部矛盾激化。

我国青少年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以上，也就是说我国有四亿青少年。广大青少年的存在，就需要解决他们的升学、就业、住房等问题，但是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力、财力不足，党和政府虽然重视，但是暂时还不能完全解决关系青少年切身利益的问题，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损害青少年切身利益的事件，导致青少年的悲观、绝望，以至铤而走险发泄私愤，最终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二）、学校、家庭的教育存在弊端

1.学校教育方法僵化，也是当今我国青少年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我国学校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德育教育，没有把理想教育、法制教育、纪律教育、道德教育放在应有的位置，致使一些学生缺乏理想，胸无

大志、目无法纪。尤其是学校对法制教育不重视或方法不当，使不少青少年成为法盲。

2.家庭教育的缺陷和家长对子女的不良影响,也是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我国社会进入老龄化，多亲家庭不断增多。在这类家庭中，受封建的“隔代亲”思想影响，教育方式不协调，易出现对子女一方放纵溺爱，另一方简单粗暴。溺爱的教育方式，会使青少年养成骄横、任性的不良习惯，一旦恶性膨胀，遭遇外界不良诱因，就会专横自私、胡作非为，导致走向违法犯罪。粗暴的教育方式，使青少年产生恐惧心理，身心遭到严重创伤，增大与父母之间的隔阂，性格渐渐变得孤僻、冷漠、脾气暴躁、情绪自卑，极易到社会上去寻找同情和温暖，从而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另外，随着我国的离婚率的增加，有相当一部分青少年生活在单亲家庭中，使得青少年的身心不能得到健康平衡发展，易形成情绪低落、自我封闭，易走极端等自闭失衡心理。部分重组的家庭会出现感情间隙，加之有些父母忽视言传身教，素质低下，行为不检点，甚至有违法犯罪记录，这就必然给子女带来不良的影响，诱发子女不良行为的产生，甚至导致青少年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三）、青少年自身的内在原因

1、生理上的特征和心理上的多种矛盾。

青少年处于特殊的年龄阶段，生理特征的突现和心理上多种矛盾的并存，在外界诸因素的影响下，容易诱发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生理上的特征主要表现在：首先，身高和体重猛增，体能增强。其次，肌体能量代谢快，感情易于激动，肌肉活动增强。再次，性激素的分泌，性机能的迅速发展，生理冲动的出现。虽然生理上的变化不是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直接原因，但它是当前抢劫、强奸等暴力性犯罪和性犯罪的生理基础。

3、封建的“哥们义气”的友谊观。

“哥们义气”是封建“行帮”的思想表现，在我国青少年中这种思想还有一定程度存在，甚至在某些青少年的思想中还占着主导的地位。由此导致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青少年团伙犯罪是青少年犯罪的主要类型。

5、拜金主义的盛行。

拜金主义，是一种认为金钱不仅万能，而且是衡量一切行为的标准的资产阶级金钱至上的思想道德观念。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也随之而来，腐蚀着我国青少年的灵魂，诱使其不择手段，获取物质财富，走上抢劫、盗窃等财产性违法犯罪道路。

三、对与我国青少年犯罪的控制与防范

（一）、社会保障。

政府应给广大青年创造一个更加宽松的就业机会，避免待业青少年无序流动。据调查，大部分走上犯罪道路的都是待业者，生活无来源，势必去偷、抢等。因而在扩大就业机会的同时，地区间应加强对就业信息的沟通、协调，政府有关部门应对务工人员的流动进行调配、管理，对人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避免务工人员的盲目而无序流动。

（二）、加大力度治理青少年容易涉足的文化娱乐环境。净化青少年成长环境已成为当务之急。近几年，我国政府在净化社会环境方面以做了大量工作，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规的颁布。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还应加强执法管理力度：第一，要严格审核文化娱乐场所的开办，坚决取缔无证经营或违反规定的娱乐场所；第二，对持证经营的娱乐场所要组织经常性和突击性检查，特别对那些销售、播放黄色音像、淫秽读物的摊点、厅室、网吧进行认真检查，违规者给予取缔。第三，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管理，严厉打击和坚决取缔制黄、贩黄的犯罪活动，杜绝黄源，达到净化社会环境的目的。

(三）、强化家庭教育，营造良好气氛。

家长的素质如何，教育方法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青少年的心理素质。以民主、平等、宽容取代专横，权威、独断、惟命是从，承担起为人父母的教养责任，努力缩小代沟。注意孩子在社会受到的不良影响，在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时，更要关心孩子的思想品德修养。

（四）、充分发挥学校的育人作用，加强法制教育。在实施素质教育中，学校要加强法律、道德教育，开辟第二课堂，把对青少

年的世界观、人生观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纳入德育课，并认真考核，把正确的是非观映入青少年学生的头脑中，积极抵制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使正气成为健康心理的支柱。

（五）、设置心理咨询机构。

由专家和心理医生对青少年的心理状况进行专门的系统调研，掌握其现状，研究控制不良心理的对策，提供预防犯罪和犯罪预测的实践依据，对青少年心理教育起到指导和帮助。

总之，在我国现代化之路上，预防青少年犯罪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工作，只有在全社会的切实努力下，实行对青少年犯罪预防的综合治理，充分利用政治、经济、法律、行政、教育、文化等手段，不断改善社会风气，消除各种消极影响，从而达到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杨家亭.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发展论坛.1996年第9期

[2] 周振想.青少年犯罪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6月北京第1版

[3] 宋晓明.犯罪心理学.人民公安出版社.2005年4月8

[4] 康树华.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原因和对策.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版第72页

[5] 陶宏开.新华网.2005年1月14日

[6]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1999年6月28日九届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

[7] 王元英.赵晓林.家庭教育缺陷与青少年犯罪.2005年8月25日

第四篇：儒家传统思想对我国现代化的负面影响（本站推荐）

儒家传统思想对我国现代化的负面影响

一、儒家传统思想对我国历史的负面影响

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中国传统社会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还没有一种学说能动摇儒学在中国思想界的地位，其深远影响辐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历史上，儒家思想几乎成为政治的玩偶，时而被全盘肯定，时而被全盘否定。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主张批判的继承，但在儒家思想领域，继承的较多，批判的却很少。其实，在一种思想的继承过程中，对它消极因素的批判也极为重要，它可以使我们得到更多的反面经验，走出自己在思想上的误区。当然，很多消极因素并非儒家思想最初之意，而是经过历代大儒的“修改”和封建王朝不遗余力的“义务教育”，儒家思想对中国造成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下面几个方面：

“仁”是儒家思想中的重量级元素，它以“爱人”为基础，儒家的伦理思想即由其发展而来，但它与封建宗法等级制是相互制约的，这就显示儒家伦理思想的二重性。儒学最初便明确了君臣、父子、夫妇等伦理关系，经汉代董仲舒“三纲”、“五常”的加强和宋明理学的进一步巩固，更上一层楼，完全迎合封建统治阶级的心意了。在以家长为首的家族组织里，家长和家族一般成员之间，实际上处于奴役和被奴役的对立之中，而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封建政权，是放大了的封建家长制形式。“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竟被视为格言警语，至今尚在民间广为流传，真是令人诧愕，而对于上层阶级的制约在不断减少，长期皇权、父权、夫权思想的侵蚀，使中国始终也没有建立完整的体制去规范人的行为，人治比法治更有市场。文化大革命，这场中国现代史上的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仅仅是领袖的一念之差和人民对领袖的盲目崇拜吗？当然，文革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是我们今天回头去看那段历史，为什么会出现“领袖一呼群氓响应”的局面？应当说有什么样的民众，才会产生什么样的领袖，这才是文革的可怕之处。对于妇女，更是为其戴上“紧箍咒”，要她们牺牲自己来换取名节的虚名。

“托古改制”是儒家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凡事要“托古”似乎成了中国古代多数政治家的习惯。一位外国学者曾经把中国封建社会朝代的更迭比做一个立方体的翻转，只是换个面而已，其外表与内涵还是一如既往。一个封建王朝建立后，极少有革命性的创新举动，而是效仿前人，依样画葫芦。到了近代，某些政治家的习惯还是没有改，上演了“复辟”、“称帝”的闹剧。而历代改革者也很难越过“托古改制”这条思想鸿沟。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场面：一批白发苍苍的元老级大臣跪在金銮殿上，声泪俱下，甚至以头抢地，高呼：“祖宗之法不可变！”于是，改革者或被贬官，或被罢职，或被杀头，而且以最后一种结局居多。我们说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中国历史上，动力不足的问题显得非常严重。这与儒家思想中的愚民政策不无关系，其主张“上智下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历届朝代的改革运动，仿佛只有改革者在摇旗呐喊，而很少得到下层民众的支持。到了近代，我们被列强用枪炮打开了国门，资产阶级曾试图改变中国的命运。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戊戌六君子被处以极刑，京城里的人对此事大多持观望态度：京城以外的百姓也只是把此事当做茶余饭后 的谈资罢了。这与法国大革命时巴黎市警钟长鸣，巴黎市民武装起义保卫革命果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人说，任何革命有其轰轰烈烈，也有其蓄积的过程。不错，历史在螺旋式的上升，波浪式的前进，可是中国历史的封建专制为何长达两千年而且其影响至今余波未尽？我们在分析历次改革或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总是归纳出来条条框框。当然，失败是多方面原因作用的结果。哲学上讲，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根本原因就在我们民族思想的内部。

“复古”思想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政治上。八十年代前后，朦胧诗初登中国诗坛令文学界惊骇万状，它与四人帮的“批林批孔”儿歌不同，也与某一时期流行的“头上，焊火喷光；脚下，风铆铿锵”的鼓动诗不同，使一些习惯传统的人大为恼火，非议纷纷。有人说它是四人帮毒气在诗坛上的一种折光，是解放潮流中一个倒转的旋涡，是新生婴儿身上一个可恶的脓包。这些在今天看来令人发笑的评论深深折射出我们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看到新生事物，便视之为异端，而古代的东西都是好的。有时，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都会感慨：在唐朝 “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于是就有一种普遍的说法：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古代的文献备受推崇，很多人儿时就了解“四书五经”，遇到了新问题，总喜欢到古书中去寻找答案，这种模式严重抑制了中国人创新思想的发挥。

西方文化认为培养理想的公民必须高度重视音乐与体育，音乐可以使人文雅，体育可以使人强悍。而儒家思想则提倡“文”，贬低“野”，对人才要求“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使人才创造力的发挥受到严重的思想束缚，轻视生产劳动本身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的这一怪思想影响了往后长达两千年的中国社会生产劳动，忽视了自然科学和技术开发，从而造成了至今仍是沉重包袱的脑体分离，经济和科技的落后。东西方两种思想孰优孰劣，只要看一下鸦片战争中的武器就知道了：中国人是大刀长矛，英国人是长枪火炮。有人也许会列举“四大发明”中某某项成果领先欧洲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来否定上述观点。诚然，谁也不能对中国古代的丰硕成果视而不见，但我们只要放眼全球，就会发现，中国在某些领域领先欧洲时，欧洲人亦在某些方面领先中国。最好的证明就是打开初中的物理、化学课本，你会发现上面中国人的名字并不多，一堆欧洲人的名字倒会跃入我们的眼帘：牛顿、伽利略，道尔顿„„实际上，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关键在于推动“学问”的精神思想而不仅在于精神。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文明几近断绝，汉继秦火之余，遍地书灰，终能建成民族史上光辉的一页。唐宋以后，所有典籍都被仔细收藏，而汉民族的境况却是每况愈下。无数史实证明：我们过于重视“音乐”而忽略了“体育”。

此外，封建王朝利用儒学中“崇本抑末”的观点，限制商业和手工业发展，堵塞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道路；把知识分子的精力吸引到读儒家经典，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近代保守势力利用孔子“明华夷之辩”的思想处理中学与西学之争，坚持闭关锁国，使中国人失去了赶上西方的重要机会。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它的积极因素塑造了中华民族某些优良传统和品质，陶冶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这些都是正确的。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带着情绪化色彩来看待这一问题。过去的历史，留给中国人的决不仅仅是那些厚厚的史书，可怕的是留在中国社会中的不良习气，留在中国人心中的毒瘤思想。以前，我们对待什么事都是浮于表面，所以“前车翻了千千万，后车来了也亦然”。“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思维模式的转换。”历史已经跨入二十一世纪，我们是不是本着对历史，对民族负责的态度，让人民去真正的认识儒家思想呢？

二、儒家传统思想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起负面影响的几支主流思想

1.大一统思想的负面影响 2.中庸思想的负面影响

中庸思想于2500年前提出，并长期为大多数国人的为人处事的指导思想。《中庸》指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正理”。封建官僚及御用文人认为“只有遵循千古不变的原理，走不偏不倚的道路，才能治理好国家和管理好社会。”

什么是中？朱熹解释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意思是，“中庸之道”就是反对过与不及。简单地说就是“去两端、取中间”。当今现代化社会的某些国人便把中庸之道转译或美化为“要在过与不及之间转折或把握一个度，”“中庸之道就是要获得‘恰到好处’的效果。”

有的国人通常可以信奉好几种思想，当他有权有势时，是法家；有家有业时，是儒家；有家无业时，是道家；权势家业全无时，就出家了。他也可以持好几种言论，有权时，主张集权；无权时，主张民主；有钱时，主张财产私有；没钱时，主张平均分配。但不变的是“中庸”思想为主导的，喜欢平稳、不求创新、“好常恶变”，圆滑世故，明哲保身。这些落后的东西，形成了国人的性格缺陷，即所谓劣根性。中庸之道对国人有着很强的腐蚀性，国人劣根性的产生，是跟几千年中庸之道的腐蚀分不开的。

一是持有中庸观点的人不可能敬业尽责。中庸之道思想深重的人，只可能有选择性地负责，而不是对所服务的机构全身心的敬业尽责。

二是中庸扼杀人才、危害人员评估。人才往往是不拘一格的，尤其有创造力的人才，他们的想法在最初往往显得离经叛道、不合常例。如果抱有“中庸之道”去衡量人才，那么他们便永远没有被承认的可能。另一方面，多数中国人向以不得罪人为处世之本，中庸哲学的文化积淀很厚，一些主管不愿扮“黑脸”做反面评量。因此只要有“头痛人物”，便设法延缓评估工作，幻想问题会自行消失。三是中庸扼杀创新。创新十分重要。尤其中层者适合创新。但反过来看，创新是有风险的，毕竟创新就是变革，总与一些人得到利益，一些人失去利益。于是一些人便开始运用“中庸”之道，持其两端而得其中。创新也便成为一句动人的口号。

四是中庸导致管理死角。管理的基本问题之一就是管理职责的空白，也就是管理缺位，好多事情该管却没有人管，在部门管理和层次管理的体制下，总有一些管理的死角和空白，产生一些管理上的漏洞，从而容易被钻空子，给企业国家带来不必要的损失。管理当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管理中的的“灰色区域”。这又分两种情况，一是有些事情既有人管又没人管，平时不当回事，不放在眼里，往往是出现问题了，才临时抱佛脚。平时谁也“顾不上”，一到上级来检查，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况，便立刻“突击清理”，这样的情况在现实中是比较普遍的。另一种情况是许多管理人员恪守“中庸”之道，政绩平平，抱着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处事心态，“大错不犯、小错不断”。这样的管理人员就属于“灰色人员”，可想而知他们的管理工作效果会如何。

3.小农平均思想的负面影响 4.封闭思想的负面影响 5.官本位思想的负面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很优秀，这是肯定的。但是对科技创新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是有负面影响的。

首先，各行各业的排序历来是“士农工商”。如果是一般的排序，那是无所谓的。总有老大、老

二、老

三、老四。如爹妈一个看法，就无所谓。问题是排序以后，明确讲要“重本抑末”。“本”这里指的是农，“末”指的是工商，尤其是商。士不在本末之列，而在一切之上，是当官的。农是士的本，整个社会的本。工商是末，是要抑制它的。而工商恰恰是要靠先进的科学技术，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哪儿来的工呢？中国历来把创造发明看成雕虫小技，只有读书做官才是主流。知识分子都是奔的仕途经济。把真正的创造发明，看成是末流。不仅在思想观念上看不起，还有很多政策限制。儒家思想还倡导“安土重迁”，安于守在自己的本土，而对迁移看得很重，最好不要动。“父母在，不远游”、“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就是这种思想。儒家思想也不倡导竞争。主张“和为贵”、“中庸之道”。中国虽然不尚竞争，但却热衷于勾心斗角。我们都是看四大名著长大的。四大名著讲的都是勾心斗角：《三国演义》是国与国之间的勾心斗角；《水浒传》讲的是老百姓和官府衙门之间的勾心斗角；《红楼梦》是大家庭中的勾心斗角；《西游记》是人和神与妖魔鬼怪之间的勾心斗角。从小就在学勾心斗角。但是在正常竞争面前，中国人却又讲礼仪、谦让之类的话了。

孔夫子的学说中还有“天不变道亦不变”。自然规律是不变的，因此认识自然规律的原则也不变。“天”和“道”都是不变的，因此反对变革。孔夫子总宣扬复古倒退，总是叹息“今不如昔”，我们也一代一代地叹息过来。小时候听老人讲“今不如昔”，“世风日下”。长大了对年轻人叹息“今不如昔”，“世风日下”。现在的年轻人将来大概还要对下一代说“今不如昔”，“世风日下”。中国几千年来，就是老子批评儿子，总觉得过去好。事实上社会在进步。但总觉得一代不如一代。这些思想和激烈竞争、面向海洋、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西方人思想是不一样的。

近古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的落后也是影响科技创新的。中国社会科学落后中国人不大愿意承认。科技落后大家愿意承认，承认了科学技术落后，国家强调科学技术，能够给大家带来好处。但要我们承认社会科学落后就比较难。如果要我们承认中国文化落后，那是打死也不肯承认的，好像承认这点就挖了祖坟似的。其实近古以来，中国的社会科学是落后了的。首先，发展现代科学，不管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两大方法论都没有诞生在中国，一个是实证方法，一个是形式逻辑。另外，中国的社会科学缺乏理性。理性，就是指超越自我中心，追求客观真理的品性。分析社会现象，分析问题要超越自我，不能以对我怎么样来分析事情是怎样的。如果这样的话就会有偏差，应该追求客观真理。事实是什么样，千方百计地追求。中国伦理、教育、法律、政治都有，但是都没有上升到理性的专 门学问，这些在中国，都是作为上下、尊卑、君臣秩序来谈的。中国的伦理就是要“天地君亲师”，臣子听皇帝的，儿子听老子的，学生听老师的。中国的教育是以教师为中心，我怎么传授给你。传导、授业、解惑，都是我怎么对你，而不是考虑你该怎么成长，没有成为教育学。中国很早就有法律，秦始皇就有法律，汉朝继续，法律越来越严密。中国的法律很早就有，但是始终没有形成中国的法学，法学是以人为核心，是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基准的。而中国的法律都是统治者要求下面应该怎样。中国的法学就是要老百姓听从管理。中国的政治历来是讲上层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中国的制度都是为统治者设计怎样更好统治，而不是统治者怎么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或者为社会的发展等等来考虑。西方为什么会发展那么快，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作基础，有宗教革命、政治革命作基础，有一系列哲学理论作先导。而中国没有。这差别有多大？我们拿西方和中国的封建社会、后封建社会的时间过程来比较一下。西方封建社会是1500年，中国封建社会是2700年。封建后就是后封建社会，西方如果拿法国大革命成功算后封建社会的开始，法国大革命成功是1795年，标志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完成。就拿这个时间算起是210年。而中国，从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算起，也只有90年。如果以30年为一代人，那么西方的封建时代比后封建时代是50∶7，也就7代人在积极解决50代人留下的封建积淀。而中国是90：3，只有3代人开始解决90代人留下的封建积淀，可见中国反封建任务的艰巨。不是谁想要快就快得了的。这是第一根捆绑的绳索。

三、充分发掘和利用儒家思想之精华，积极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古代“儒”字的含义。儒字源于儒家、儒学，意味着有学问、有知识。春秋时期，儒墨即成为“显学”，至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自此成为国学，成为历史封建王朝的文化工具。儒泛指所有学问、知识、文化。称得上儒的人肯定要饱读诗书，有广博的学问。

儒虽然泛指一切知识文化，但它仍有一个独特的文化内核，即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简言之可用仁、义、礼三字归纳。所谓“仁”是友爱、同情之意，“义”为信任、忠贞之意，“礼”，则是举止适宜之意。虽然儒家文化涉及很多知识层面，但它最根本的是谈做人的道理，是一种很典型的道德文化，尤其讲究个人的道德修养，西方人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看成儒家的基本精神，因此称得上儒的人，必定是品德高尚的贤者。

现代市场经济正充分显示、也正充分考验人的知识和智慧。现代经济的思维、手段和方式都是前所未有的，如互联网络、电子商务等。随着贸易的迅速发展，全球统一市场的出现，竞争会变得异常复杂，它不仅需要市场主体有丰富而灵通的市场信息，最现代的生产流程、有效的营销手段、科学的经营管理、性能优异的产品，而且要求产品有更多的科技、文化附加值，体现出市场主体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才华。而要做到这些，若非满腹经纶的儒商，又岂可胜任？而面对硝烟四起的商业战场，唯有这种商界的博学鸿儒，方能称雄于变幻莫测的国内外市场。就是以儒家学说作为自己的经营之道，严格按照精神要素规范自己的言行。具体而言，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1．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的经营宗旨

“博施济众、依群利己”，是中国儒家哲学的价值观，也是我国实现现代化 所必须的市场经营宗旨。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圣乎？”孔子赞叹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在儒家看来，广泛地给人民好处，普遍救济群众，是最大的“仁”。因此，我们不仅强调企业经济效益，同时还要强调注重社会效益。

所谓“博施济众、依群利己”，具体地说，作为现代企业，要想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和知名度，应树立为民、为国、服务社会的企业宗旨，把仁爱之德博施于人民大众，真诚友好地对待竞争对手和客户。

为了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我们还提倡“爱物”，崇尚节俭也是现代企业文化的一个方面。企业财富再多，也要节约每一分钱，因为每一分资金都起着推动和促进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2．以人为本、尊重人才的管理理念

“仁”是儒家伦理精神的中心范畴中最高道德准则。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在其悠久的历史中，从理论上体现了一个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并强调”仁者爱人”，把人作为一切文化的核心。我们根据“天地之中，人为贵”思想，推行“以人为本，仁民爱物”的经营原则，要求全方位地关怀与爱护每一个人，与人为善，成人之美，同时，投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企业管理的对象是人而不是物，因此，在管理手段上，注重以德服人，以情感人，实施各种情感管理和情感策略。

在复杂多变甚至尔虞我诈的商海中，要靠人才、靠超群的智慧和谋略方能制胜。当今世界竞争的焦点已从市场竞争、产品竞争发展到人才竞争。凡是发达国家历来都重视人力资源的投资，实际上是智力投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当今，我们正处于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中，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加强人才资源的管理和科学合理地使用人才资源，已是当务之急。

3．以义取利 诚信为本的道德观念

“信”“义”是儒家重要的道德规范，也是现代化的市场经营价值观。在“信义”二字中，“信”，是泛指诚实不欺，讲信用的品德；“义”是指人的思想和行为要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要尊重别人的人格，尊重别人的财产和爱护公共财产。儒家提倡诚实信用，提倡道义经商，反对投机取巧，见利思义，背信弃义。

“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价值观，首先包含行为准则上的“见利思义”，“义然后取”。根据这一原则，在市场经营中注意正确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确立“义利合一”的办企业方针，注意正确处理好企业与职工、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社会之间的义利关系，现代企业家选择创立与发展有利于国家、民族利益，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企业，耻于“见利忘义”和靠假冒伪劣产品和不正当竞争手段牟取暴利。

其次，“以义取利，诚信为本”还包括行为准则上的“诚信”。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取信于民，企业就稳定发展；失信于民，企业就难有立足之地。实践这一原则，在市场经营中强调“用户至一，信誉第一”的意识，向用户提供满意的服务。当今世界经济迅猛发展，商品日益丰富，同类产品竞争日益激烈，广大消费者也日益挑剔，消费者地位日趋显赫，“顾客是上帝”，稍有不慎，得罪了“上帝”，那等于在砸自己的饭碗。

4．以和为贵、协调关系的经营方法

“和”是儒家追求的一大境界，在儒家看来，“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和。”在管理方式上，儒家倡导“礼之用，和为贵”，“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的协调管理思想。一些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企业家，提倡把市场经济中以金钱为代表的价值法则与儒家文化中所蕴含的“人和”思想有机结合起来，构建一种“温和的金钱关系。”

现代企业管理中，“和”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企业内部人与人间关系的和谐以及企业各部门分工协作的和谐；另一是企业与外部环境的和谐。一般说来，企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人们之间难免存在矛盾和冲突，而这些矛盾和冲突对企业凝聚力无疑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实现人际关系和谐，就可能缓和，甚至化解企业内部紧张局面，给企业带来光明。另外，企业是外部环境这一大系统中的一个单元。企业的生存发展，受外部环境的制约。企业为求得生存发展，就必须适应外部环境。主要表现在：如何满足顾客的需求，开发对路的产品，赢得市场；如何保障企业所需资金、原材料等与企业经营的有机衔接；如何通过有效的外部公关活动，协调企业与政府、新闻媒介、社团等的关系，以期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等等。

5．开拓创新、自强不息的敬业精神

儒家还有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观点，即主张开拓创新，赞扬自强不息。《礼记·大学》说：“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对于事业和人生，儒家强调积极有为的自强不息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宣传积极前进，永不退缩，努力克服困难，勇于进取的人生态度。

要开拓创新，自强不息，现代化要求我们必须树立开放意识、创新意识和市场意识。

开放意识即要求我们不仅要以中国古代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为渊源，也要认真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即“本儒”和“洋儒”的结合，中西方先进文化的结合。

创新意识即要求我们不断学习，不断挑战自我，不断革新和创造。形成人人探索、个个创新的机制，把研究开发作为发展的重要任务并用一定的制度保证，不断推出新的产品和服务。

市场意识即要求我们时刻关注瞬息万变的市场，注意社会的需求。一定要让我们像滔滔的流水，永不枯竭；要日日思变，永不掉队；要时刻警惕，勇于进取，自强不息。

参考文献

匡亚明：《孔子评传》 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

（一）重政治而轻效益的偏向

千百年来，中国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为了建立和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总把本阶级的政治利益置于首位，不惜阻碍破坏经济的正常发展。久而久之，政治中心成为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一大特色。新中国成立后，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我们党没有及时地把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深深渗透到社会各地区、各部门中，使得我国企业管理工作上也披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首先，企业行为政府化。企业成为了国家的行政组织或政府部门的附属物，缺乏独立的人格。企业的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目标选择、经营观念等主要受上级主管部门的控制和影响，为此，企业常常主动迎合上级行政部门的意愿，甚至不惜牺牲经济利益。

其次，企业内部结构行政化。政企不分、政经不分，组织机构和编制同国家行政机构对口，管理规章制度参照国家行政机构标准制定，企业行为中政治任务压倒一切的倾向较为严重，经济色彩大大淡化。

第三，企业管理方法和手段行政化。在生产经营中，领导者往往注重行政命令，爱算政治帐，不善于算经济帐。过多地运用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工作，领导者常常凭主观理想办事，企业不遵循效益第一的原则。

（二）重专制而轻民主的偏向

过去两千多年，中国历史上很长时间是封建专制管理的国家，民主管理的空气非常稀薄。战国时期，孟子曾主张民贵君轻。但这种爱民、为民之说并没有真正得到封建帝王的认同。相反，在封建社会严重的宗法等级观念影响下，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专制型管理方式。受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在现代的个别企业中常常表现为领导者的个人决策，家长制、一言堂。在这种绝对权威面前，上有所好，下必慎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使得一些敢于直言，富有才华的管理者被拒之门外，任人唯亲的现象比较严重。广大职工的智慧和潜能受到压抑，权力的监督和约束机制难以形成。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难以杜绝。

（三）重人情而轻法制的偏向

中国儒家管理思想表现在企业管理机制上，常以非理性的伦理道德观念为原动力。它过分重视人情管理，忽视企业规章制度的作用。结果导致一些企业无章可循，有章不循，违章不究的现象司空见惯。规章制度停留在嘴上、纸上，而不能见之于行动。这种人情虽在一定程度上给企业带来和谐，但企业毕竟不是一个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组织，需要一种客观公正的标准对其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加以约束和规范。

（四）重情意而轻利益的偏向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里的义被一些传统观念理解为合乎管理阶层的礼制的行为规范，利主要是指物质利益。孔子的管理学说显示出贵义贱利的明确意向。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主张，进一步把义利对立，认为利是引发个人作恶和社会**的总根源。提倡利，必然会危及义，从而导致乱天下的恶果。而宋明礼学，更直接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把封建统治阶级的管理思想行为规范和物质欲望看作是水火不相容的两极。

建国以来一个时期，我们在左倾管理思想的影响下，脱离群众对实际生活的物质需求，幻想不去发展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就能达到共产主义，这是十分可笑的。8 我们曾大力批判企业中利润第一的管理思想，排斥物质奖励的管理方式，这就从根本上压制了个人和企业对物质利益的追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同时，从根本上承认了利的合法性。当然，当代企业重利，也提倡义。这个义，广义讲是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狭义说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主体伦理意识的建设问题。当前我们讲义，不再是脱离实际历史条件的管理思想，也不再是与利的对立，企业只有提倡合理的义和利，才能正确地解决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三者关系。

（五）重均同而轻个性的偏向

中国儒家思想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但与西方管理思想相比，恰恰又缺乏对个体地位的认同。它虽然处处讲人，但真正重视的是人所属的团体。在均同思想影响下，总体是神圣的，至高无尚的，个体则是卑微的，微不足道的。这种总体对个体的排斥，构成了中国儒家管理思想的本质。在企业管理上具体表现在：

首先，在企业管理思想上，我们曾经偏重于那些重总体，轻个体的学说。比如：建国后，重视对原苏联管理思想的引进、吸收和探讨，而这种管理思想的一个特点是维护了一种总体至上的观念。反之，对西方国家比较强调个性和个人积极性的管理思想，弃之不顾或否定批判。

其次，企业在管理制度和方法上趋于共同，缺少特点。从前，由于企业是政府的附属物，不是独立自主经营的法人实体，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因此，国家的方针目标就是企业的方针目标；国家的价值观念就是企业的价值观念；国家的管理文化就是企业的管理文化„„所有企业同遵一旨，同出一源。

第三，在企业内部管理机制上，铁饭碗、大锅饭至今仍是个别企业改革发展的阻碍。具体表现就是讲攀比，不讲竞争；讲均同，不讲贡献；讲公平，不讲效率等等。长期以来这种求和去异的儒家管理思想，造成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依附性和均同性思想，顽固地保护着人们的心理长城。

第四，以往在企业职工个性上，共同性胜于特殊性，群体性高于个性性。使职工个性长期处于抑制和闭锁状态，个人需要绝对服从集体的利益，排斥任何做法的个人主义。其结果，使一些企业失去了生机和活力。

（六）重生产而轻流通的偏向

在中国历史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影响下，中国的儒家管理思想长期以来重农轻商，在管理上明确提出了农本工商末、“工商众则国贫”的口号，这种管理思想对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障碍极大，影响极深。它使中国历史上的流通领域长期处于闭塞和萎缩状态，无法对生产产生促进作用。

（七）重伦理而轻科学的偏向

中国儒家管理思想是以政治伦理为本的。因而历来不重视科学技术的研究。它们认为人是最根本的东西，精神世界的仁义修养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忽视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在儒家管理思想中有一个基本概念，即主体人格的确立比知识的获得更为重要。管理伦理为质，管理知识为量，这种重道轻艺的倾向，使科学技术多高明也只是粗迹，不懂不为耻。而“正心诚意”、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才最有价值。这种儒家管理思想和行为的畸形状态，阻碍了寻求科学真理，改造世界的雄心和锐气。

（八）重传统而轻变革的偏向

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管理一直占主导地位。一面是家长专制式的管理关系和纲常礼教，另一面则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守旧思想。尽管中国历史上，不乏一些反传统倡革新的思想家和勇士，他们的管理思想也产生过广泛影响，但最终多被儒家管理思想吞没。其根本原因是：首先，当维新者在管理意识上起来反传统时，却又常无意识地停留在传统之内，传统意识潜移默化地决定着他们的思考方向和界限。如：康有为从反孔到尊孔，章太炎从反儒到护儒。其次，历史上多次革新实践，革新者承担的风险远远大于继承传统者。商鞅、王安石、谭嗣同等许多著名改革家的结局告诉人们，宁求稳健而不务革新，可能是较明智的选择。这种因循守旧，知足长乐，处事退缩，不思进取的倾向至今仍深深影响着当代企业的管理思想和行为。从反到护，反则必险护则相安的历史教训和结局仍在一些企业的改革实践中重演。

第五篇：在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进程中

在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进程中，民办幼儿园已经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发展力量。2009年，我国民办幼儿园的总数已达到8.93万所，占全国幼儿园总所数的64.6%，在园幼儿数约占在园幼儿总数的43%。在许多民办园举办者以经济利益为主要驱动力的情况下，如何鼓励民办幼儿园回归公益性，支持公益性民办幼儿园大力发展，是我们在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过程中需要正视并努力解决的难题。

民办学前教育不仅是我国教育事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我国民办教育的主体部分。但目前，民办幼儿园的社会美誉度参差不齐、正面评价有待提升，深究其中缘由，民办幼儿园公益性的弱化是一重要原因。具体表现在：一些民办幼儿园以营利性为目的虚高收费，举办者尚不能从学前教育公益性的角度谋划民办幼儿园可持续发展之路；在民办幼儿园的办园过程中，一些所谓最新理念的虚假宣传、忽悠家长的现象不时出现，难以做到优质优价；无序竞争，导致部分民办幼儿园保教质量水平不高，无法保障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和幼儿教师的合法权益。

公益性应该是也必须是学前教育事业追求的价值取向。相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我国内地民办幼儿园快速发展的历史较短暂，对于民办幼儿园公益性的探索及积累的经验较浅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他国家和地区破解民办幼儿园公益性方面的探索思路和措施，应该能够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从而推动我国内地民办幼儿园朝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

用法规引导民办园提供公益性服务

公益性历来是教育的根本属性。考察学前教育事业的发端，世界上第一所托幼机构的诞生就具有慈善性、救助性的特点，在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过程中，许多国家和地区也都将之视作典型的社会公益事业，并予以保障。法国根本大法《宪法》（1958年）作为最上位的法律条款，对包括学前教育在内的各级各类教育性质明确定位为：“各个阶段教育”具有“公共性、义务性、免费性和世俗性”。法国《教育法典》第L211条（2000年）指出教育是国家公共事业，其组织和执行由国家予以保证。《教育指导法》强调教育是国家最优先发展的公共事业，公共教育事业应有助于帮助受教育者实现机会平等，而不论其社会地位、文化或地理背景如何。法国国会颁布的《地方自由和责任法案》也进一步从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角度对包括学前教育在内的教育事业作出规定，明确提出“教育具有国家公共服务的性质”。迄今为止，法国已颁布实施并持续生效的学前教育及相关教育法、法令多达40余部，切实维护和保障学前教育的性质与地位。

1997年，葡萄牙政府颁布《学前教育框架法》，将三类幼儿园（慈善性保育取向的私立幼儿园系统、公立幼儿园系统、非慈善性私立幼儿园）统整为全国统一的学前教育系统。《学前教育框架法》赋予所有幼儿园承担教育和保育两种职能，并明确规定不管是公立还是私立幼儿园，履行教育职能的时间每天不低于5小时，每天上午9时前和下午3时半以后，幼儿园主要履行保育职能。葡萄牙中央政府重视发挥各类民办幼儿园的作用，将其纳入国家统一的学前教育体系，对其实行调控，并大幅度地资助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

在日本，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已成为国民教育机构的组成部分。二战以后，日本制定了一系列关于民办教育的专门性法律法规，确立了系统、配套、健全的有关民办教育机构的法令法规，详尽规定了民办教育的地位和性质、权利和义务、设置程序及标准、对私人捐资兴学的奖励办法和教师权益等，具有较强的约束力，也更具针对性和操作性。这些法令法规的颁布，既为民办学前教育机构自身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也有利于国家的管理督导。如：政府依据有关民办教育的《振兴财团法》、《振兴资助法》和《振兴资助法施行令》等法令，为民办幼儿园提供经费补助。其后，政府又根据家长的不同情况，通过国家补助减免进入民办幼儿园的入园费和保育费，从而保障了民办幼儿园的发展，推动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在设施、师资等方面有了大幅度的改善和提高，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幼儿、家长和社会。

对非营利性民办园提供财政支持

由于教育具有公益性，世界上多数国家都以不同形式向民办教育机构提供经济上的补助，各种社会组织和个人也通过不同方式向私立教育机构提供捐赠和资助。政府的财政援助是民办教育机构赖以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其给予民办教育机构的财政支持方式有：

提供财政经费。美国联邦和州政府对非营利民办教育机构实行免税制度。非营利民办教育机构的房地产，捐赠给非营利民办教育机构的财产、基金，以及收益用于其发展的产业可以免税。OECD（世界经合组织）成员国对民办幼儿园也提供公费资助，学前教育经费是以政府资助为主，民间资助为辅，从而为学前教育公益性提供经济保障。2006年，OECD成员国在私立幼儿园就学的幼儿人数占在园幼儿的34.9%，学前教育生均经费的公共经费投入超越了私人经费的投入。如：挪威和丹麦，学前教育生均经费分别占国家GDP的1.02%和0.8%，其中公共经费投入分别占GDP的0.85%和0.65%，私人经费投入约占GDP的0.17%和0.15%。OECD国家向民办幼教机构提供财政支持，有利于保证学前教育机构具有更高的质量，确保惠及所有应该接受早期教育的幼儿。当然，早教机构要想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必须提供达到一定质量标准的服务，并接受政府的检查和监督，以此来实现资金效益的最大化。

资助家庭。1995年，英国公布了7.3亿英镑的“幼儿教育券计划”，对4岁儿童发放教育券，实行正规的学前1年免费教育。其实施路径为：地方教育当局把价值1100英镑的票证发给4岁儿童的家长，以保证其孩子能受到高质量的学前教育；家长把票证交给幼儿园，幼儿园把票证上交给地方当局，地方当局再把票证交给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根据票证数额，拨款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再拨款给幼儿园。1996年，该计划在英国少数地区开始试行，1997年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实施，使众多家长能自由选择公立或私立的幼儿教育机构，推动了幼儿教育机构之间的公平竞争，提高了办学质量。

提供专项资金。我国香港特区政府通过直接提供专项资金的方式，对学前教育机构特别是非营利性学前教育机构的教师工资、地租和办学条件等进行专项财政支持，以提高学前教育机构的师资建设水平、办学条件与教育质量。具体措施有：采用直接资助方式对非营利学前教育机构的教师工资进行专项资助；制订《发还地租》（1997年），规定所有的非营利幼稚园可以向教育部门申请发还学校所缴纳的部分地租。香港特区政府通过上述政策给予非营利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各种优惠或倾斜政策，不断加大对于学前教育机构的财政投入，并在此过程中对其办园条件、教育教学质量、教育过程等进行规范与管理，引导促进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向非营利性质转变，保障学前教育的公益性。

整体联动确保民办园教育质量

学前教育事业持续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的整体联动，也有赖于各项政策的配套执行： 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贯通。英国最高的教育行政机构是教育与技能部，负责制定学前教育相关政策，颁布法令，制定发展规划等，由教育大臣直接负责对学前教育事业的管理，加强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宏观指导、规划、组织领导与协调方面的职责。与此同时，地方当局在学前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立法的过程中的地位与责任也不断凸显。英国政府设立儿童服务指导的职位，负责地方当局的儿童教育和社会服务，并在教育与技能部设立儿童、青年与家庭部长的职位，以在地方政府间协调政策，支持和促进其合作。此外，英国还规定在地方上设立地方儿童保护委员会专门负责对儿童权益的保护。这些，对学前教育机构的健康运转和儿童发展基本权益的保障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不同部门之间的协作。英国教育与技能部负责全国的学前教育事务，政府十几个涉及儿童发展的其他部门则要共同发挥作用，加强协调、合作与整合。2003年，英国发布《每个儿童都重要》绿皮书，提出在教育与技能部建立“标准设立与调控机制”，负责制定不同部门需要满足的基本标准，并设立联合的监督与检查团，对各部门的工作及部门间的协调合作进行评估，设立干预和激励机制以激发各部门的行为表现等，消除影响服务有效性的障碍并减少相关的行政性负担。此外，英国政府还通过在各种服务中确保儿童优先，制定清晰的与儿童相关的各部门的操作标准，使其行为目标、计划、资金来源、经济责任及其他各方面指标明确化、合理化、制度化，建立起整合的儿童服务监督指导框架。绿皮书提出要改善学前教育相关部门之间的信息分享机制，制定一个有效的评估框架，获得有关儿童成长、教育和服务的关键信

息，并减少部门间工作的重复，努力使相关部门所提供的信息和服务具有针对性、有效性，能够更好地满足儿童及其家庭的实际需要。

措施的系统配套。为更好实施“学券”计划，2007年，香港特区政府发布了《学前教育学卷计划下的质素评核架构》，将政府对于学前教育机构的财政支持同对机构的质量评价紧密相连。该政策规定，凡是参加学前教育学券计划的非营利性幼稚园或幼儿园暨幼儿中心以及参加3年过渡安排的幼稚园或幼儿园暨幼儿中心，必须在2007-2008学年开始接受质量评核直到2012-2013学年，且只有达到指定标准的本地非营利性幼稚园或幼儿园暨幼儿中心才可继续参加学券计划，从政府那里兑现学券。评价工作由教育局组织的评价工作组与每所参与学券计划的学前教育机构共同完成，采用评价工作组“质量保证视学”、学前教育机构“自我评估”、评价工作组对自评的核实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价所依据的指标主要为香港特区教育局2003年所颁布的《表现指标（学前机构）（第二版）》。《学前教育学券计划下的质素评核架构》既是对学前教育的评估，也是一种问责制度，为香港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建立起了科学、全面、系统的质量管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