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武大樱花
早在1938年7月，当武大校长王星拱和迁校委员会委员长杨端六率领最后一批师生离开珞珈山前夕，曾委托以汤子炳（又名汤商皓）先生为首的五位教职工留守护校。汤商皓193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后东渡日本留学深造；1937年抗战爆发后，携其日本夫人铃木光子回国，并返校任教；抗战胜利后去台湾参加接收工作，后又辗转任教于台北各大专院校；1979年赴美国定居，1997年去世。1985年5月，汤老回到阔别多年的珞珈山母校参观访问，其间负责接待的校友总会刘以刚老师，曾委托当时一道陪同的、汤老当年的同窗学友张培刚先生问及武大校园内樱花树的来历，并请求汤先生将此事写成文章。汤先生回美国数月后，寄来一篇《1985年回国重游珞珈母校武大忆往感怀记》，详细叙述了这段历史，以当事人对自己亲身经历的珍贵回忆材料，弥补了抗战期间珞珈山这段史实的不足。
据汤先生回忆，在武大西迁前夕，“王校长及端六师以予颇谙日语，命予与总务处三人、秘书处一人，共予凡五位同仁留在武汉守校。予再三坚持不准，乃严令留守，并谓国难如此，能保全一部分艰难缔造之校舍便是替国家保留一部分莫大之元气。情辞恳切，予乃临危受命”。武汉沦陷前夕，汤商皓等人避入汉口法租界，后来被捕，“终由铃木以日妇身份出面营救”；一个月后，经铃木接洽，他们五人得以“前往珞珈山一视校园”。汤到校后发现，“校区内驻一日军联队，联队部设于文学院”，在见到联队长忆酋荒原大佐（相当于中国的上校团长）之后，“由予介绍各人身份及来此目的（不时由铃木代为补充说明），其要义为日军此次进入中华乃为谋同文同种之中日两国亲善提携，共存共荣（照抄日寇宣传口气），非以中华人民及文物为敌（日军一再标榜此点）。
国立武汉大学为华中最高学府，中国文化及学术发扬兹长之所系，此乃与日
武大樱花(11张)
本国立各帝国大学之报国宗旨相若，将来在学术界大可彼此提携，以发挥东洋文化领导全世界。现武大师生虽已他迁，而在此湖山胜地留下之壮丽建筑物及一部分教学设施，皆属中国之精华与人民血汗之结晶。为保全此优美之湖山与优良中华之文物，务请一本亲善之旨，善为维护，以发扬贵‘皇军’之武德。至现驻此之贵联队官兵不过千余人，城内现成之营房（如左旗右旗）尚多，可否调整陆续迁让若干校舍，以资保全原貌云云”。“荒原闻之点首者再，昂言战胜国对战败国之物品，得视为战利品，可自由处理，不过建筑物可另作别论。贵校之图书仪器均早迁走无余，已无一长物可供君等留念者。但为同情君等，可考虑将自天地元黄至辰宿列张之15栋学生宿舍之大部分官兵先行调迁城内，宿舍可空出大半。至于文、理、工学院已均由华中派遣军大批文职人员使用，教授宿舍皆由高级官员居住，自能小心维护。至于饭厅楼上楼下，现为野战医院，不便他迁。总之，‘皇军’对于无抵抗性之非军事设施决无意破坏。尤其对于此山明秀水之高级学府校园的一草一木，当善加爱护，君等可大放心。缓请实地看看何如？惟部队调动频繁，本人驻房时可留言，接防者照样注意，届时君等可再来探访云”。
汤商皓随即驱车巡视校园，在山后教授宿舍，“只见各门前均有一、二士兵进出”，“继至附中，见军车云集，已为车辆调度场。至原邮局附近，则已为一片马厩。饭厅楼下之原室内运动房已成为一军官俱乐部。大好湖山，不久以前弦歌传道授业之地，忽一变而为柳营黩武之场，感喟曷已！”
数月后，汤商皓闻知珞珈山驻军换防，于是“与原班人员重往探访，接见者乃一文职武官高桥少将，因驻军减少，校园已成为办理后勤之地区，其态度较为和善。畅言对此一较日本日光、箱根之风景优美的文化地区，当尽力加以保护。惟值此春光明媚，尚欠花木点缀，可自日本运来樱花栽植于此，以增情调。继引予等至文学院前，遥指将栽植樱树之处所”。汤商皓对此心有不满，但又不能公开反对，于是针锋相对地提出：“可同时栽植梅花，因中国人甚爱梅也（予意，樱为彼之国花，梅乃我国国花）。”但是高桥却回答：“樱苗易得，梅种难求，明年今日君等可来此赏樱。”这就在实际上否定了汤的意见。从汤先生的以上回忆中，我们可以推算出，日军从本国引来樱花树苗在武大校园栽植的时间，最早应是在1939年。一般认为，日军在此种植樱花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缓解住在这里休养的大批日本伤兵的思乡之情，同时亦有炫耀武功和长期占领之意。因此，珞珈山的这第一批樱花，可以说是日本侵华的罪证，国耻的象征；同时也是今日武大樱花的缘起。
第二篇：武大樱花之旅策划书
武大樱花之旅策划书
一、活动目的：为了丰富同学们的课余生活，让同学们对日本的风俗文化更加了解，同时也为了让日语协会能跟外校有更多的交流，我协会特举办本次活动。
二、活动地点：武汉大学樱花园
三、活动时间：2009年3月22（周 日）
8：00---14：00（初 定）
四、活动对象: 日语协会会员、协会授课老师、外教、旅游日
语代表，商务日语代表。
五、活动流程：
1.上午8点在图书馆前集合；
2.8：20出发前往武汉大学;
3.9：00左右到达武汉大学；
4.日语协会会长带队进入樱花园；
5.在武汉大学自愿者带领下游览樱花园；
6.11：30同学们自由活动，自行解决午餐问题；
7.13：30组织拍照留念；
8.14：00武大校外集合返校。
电信学院分团委
日语协会
2009-3-14
第三篇：从武大樱花热谈理性爱国
从武大樱花热谈理性爱国
我也去过武大看过樱花，被武大樱花的盛情绽放所打动，当我了解到武大樱花的来历之后，我陷入了无尽的思考之中。
武大樱花与日本渊源甚深，既有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占领武大（当时称武汉国立大学）后，为减轻伤员的思乡之情栽种的，也有中日建交时日本赠送的。曾经，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武大樱花的去留经过社会激烈的争论得以保留，以作为日本侵华的历史见证，以此来教育后人，勿忘国耻，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安宁的生活。
往往历史精心的安排总是被后人武大樱花的盛开流淌着无数革命液，人们在赏樱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今天的绽放是用宝贵的生命换来的？也许到了樱花美丽的外表，而没有看到其背悲歌，那么我们在赏樱的同时应该去缅不能单纯的为了赏樱而赏樱！
日本，的确是一个让国人情感复词，我们也常常以抗日战争为素材进行
杂的名爱国主义所遗忘。先辈的血武大樱花人们只看后的豪壮怀什么？教育。如今爱国被看成是一种时尚，被当做一种潮流，被极大的民族主义化，人们被“爱国”蒙蔽了双眼，以至于今天动不动把某些社会现象与爱不爱国相挂钩，把“爱国”搞得遍地开花，我觉得这是对爱国的扭曲。当中国人穿上日本和服时，遭到网民的炮轰，暂且不说穿和服的人是否爱国，是否会想到会有这样的结局，而人们却将穿和服与爱国相提并论，我觉得是可笑的，和服仅仅是一种穿着文化，是一种文明的象征，本身并不具有罪恶，而国人将和服文化等同于一个民族的行为我觉有所不妥。在当今武大樱花热的背景下，人们却高高兴兴的拥抱日本樱花，又作何解释？难道仅仅是看在眼里而没有戴在身上的缘故吗？我们知道美国以种种理由攻打南斯拉夫、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家，如今又制裁空袭利比亚，是不是这些国家的人民都拒绝美国牛仔来表明自己爱国呢？
当萨科奇会见**时，我们抵制家乐福；当美国售台武器时，我们谴责美国；当日本扣押中国渔船时，我们打砸日本汽车„„若是以这种方式去爱国，我国能有安定的环境搞建设、谋发展吗？可以看见，我们常常谈理性爱国，却并没有从思想上、行动上消除偏见，我觉得武大樱花热给国人就是一个很好的启示，我们不能简单的把自己看做一个观光者，更多的时候，我们要带着一颗缅怀革命英烈的崇敬之心去赏樱，同样，武大也不能一味的宣传樱花的美丽，而忽视樱花作为见证历史的身份教育后人的作用，既然选择保留樱花，我们要让这份良苦用心得以延续，如此以来，我们的理性爱国才能深入人心，才能得以不断的深化。
我喜爱武大樱花，更希望理性的爱国之花永远盛开，和平之花永远盛开。
姓名
第四篇：武大法学院
法学院
武汉大学法学院源于1926年武昌法科大学。武汉大学两任校长——著名法学家王世杰、周鲠生先生曾兼任或专任院长；1979年恢复法律系(院)后，国际法学家韩德培教授、刑法学家马克昌教授等知名专家先后出任法律系(院)负责人。现任院长为著名国际法学者肖永平教授。
二十世纪两次著名的国内外审判，武汉大学法学院均有著名学者参与。二战胜利后，曾任武汉大学法律系系主任的梅汝璈教授作为检察官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义正辞严地控诉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时任法律系副系主任的马克昌教授作为辩护人参加了对“四人帮”的庄严审判。
学院致力于将武汉大学法学专业建设成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国内与国际相接轨、基础知识与创新能力相融合的，为培养高品位、高素质、高水平的治国之才提供良好平台的优势特色专业。经过八十多年的发展，学院已成为中国法学教育与研究的重点基地之一。学院现有9个博士点，10个硕士点，1个博士后流动站(全国首批)； 1个专业学位授权点——法律硕士(全国首批)；1个国家“985工程”二期创新基地；2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国际法研究所和环境法研究所)；2个国家级重点学科(国际法学、环境法学)，1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宪法学与行政法学)，1个国家级第二类特色专业(法学)，3个湖北省重点学科(刑法学、民商法学、宪法与行政法学)；3门国家级精品课程，4门省级精品课程，1支国家级教学团队。
学院现有专职教师100人，包括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3人，教授47人、博士生导师45人。其中有1人获“长江学者”称号，4人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1人获“全国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人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人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学院内设有武汉大学法学图书分馆(含联合国文献资料中心)。
为全面落实跨学科、国际化培养目标，强化学生的国际竞争力，学院从2002年开始开设“中法法学本科试验班”，2006年又开设了“中德法学本科试验班”。学院每年选派学生70余人次赴欧美著名高校法学院交流访问。
本科专业：法学
学院网址：http://fxy.whu.edu.cn
联系电话：027-68752932，027-68753769
电子信箱：fxybk@whu.edu.cn
第五篇：武大校长
武汉大学校长：大学去行政化要求校长职业化
来源：深圳特区报 2010年11月17日 09:15
近日，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在深圳欣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作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顾海良校长从对大学“去行政化”的理解到大学校长的职业化，从对筹办南方科大的建言到参与深圳大运会……向记者一一道来，既有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深入思考，又有对高校服务社会、服务城市的真切体察。他认为，大学校长要走职业化之路。
大学“去行政化”≠去掉行政体系
记者：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正在紧张地筹办之中，并立志于办成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科技大学。作为一所著名大学的校长，对于这所新生的大学，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顾海良：大学对于城市来说具有很多功能。大学不仅可以招募学生、培养人才，实际上也凝聚了城市的文化，承载了城市的精神。纵观世界历史，许多城市可能衰落了，但凡是有大学凝聚了城市精神的，城市的内涵还是被保留了下来。我在四五年前就曾建议：像深圳这样汇聚了我国改革开放30年成果的地方，汇聚了改革创新时代精神的地方，应该有若干所优秀的大学，这也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否则深圳就成不了一个永久的城市。
令人欣喜的是，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已经拔地而起。办好南方科技大学，首先需要明确：我们办大学不是为了解决本地人入学。香港科技大学许多专业并不是本地需要的，或者说本地不需要那么多的数量，但是香港科大还是照办不误，并且成功了。南方科技大学不仅是为了培养深圳本地所需要的人才，更是要面向全国，乃至面向世界，一开始就要有面向国际的视野和气魄。深圳的许多人才是外地来的，深圳培养的人才也可以到全国和世界。
其次，专业设置要反映社会发展的需要，反映整个世界的潮流，眼光要放远一点；在大学制度和大学内部治理上，要去行政化，要设立一种与时代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大学治理结构，可以借助公司治理的经验来进行大学治理结构的建设；大学发展不要过于急功近利，媒体不要过于炒作，大学需要一个安静和宽松的环境，使它能够慢慢地探索一个较好的发展道路。外部环境的嘈杂对于大学是不利的，要潜下心来办个十年二十年。
朱清时教授是一位很有建树的教育家，他在中科大当过很长时间的领导，清楚地知道中国大学体制的弊端和优势。深圳提供了很好的环境，至于师资、招生等一系列的问题，按照朱校长的思路应该比较容易达到效果。
记者：您提到高校要“去行政化”，但是去行政化对于很多高校来说，实际操作存在很多困难。您眼中的去行政化有哪些措施？
顾海良：大学“去行政化”必须找到症结所在。我认为大学的行政化和当年的教育产业化提法一样，存在着表达上的失误。就像高等教育需要“去产业化”，但高等教育是产业一样，大学需要“去行政化”，但大学是要行政的，行政体系不能去掉。就拿武汉大学来说，在校学生近5万人，如果庞杂的学校事务都让教授来管，而不是专门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来管理，是不可能有办学成效的，这样不仅管不好，而且还会影响教授们的本职工作。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大学“去行政化”，就是去掉大学的行政级别，这样理解有些简单化。大学“去行政化”是去掉那些官僚主义的弊端，我们必须找到症结才能做好这项工作。现在症结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行政权力包办代替学术权力；二是用行政方式来配置学术和教学科研资源；三是把部门行政管理的方法简单地移植到大学。比如说，学校对较大数额科研或学科建设资金的配置，教授们应有发言权，但许多学校惯常做法是行政配置，校长作为学校行政职权的第一执行人，甚至可能把资源向自己的学科上靠。到了下一级学院，院长利用自己的行政职权，也可能把资源向自己的学科靠。这样便可能出现资源配置的无效率，使行政领导垄断了学术资源的配置权，学术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引起教授的不满，影响学校的发展。
记者：那么，如何“去行政化”呢
顾海良：按照《高教法》的规定，校一级应该设立学术委员会，那么院一级也应该设立相应的教授委员会，而校长和院长是不能出任该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的。学校学术资源配置权力，应该交给学术委员会或教授委员会这类机构。另一方面，大学的行政管理是一种专业化的管理，它必须适合大学，而不是将社会上的行政管理移植到大学。现在有些大学校长被任命前或是在行政系统或其他系统，从来没有在大学工作过，当他走上校长或党委书记岗位，就会把他之前的工作理念移植到大学，造成学校工作行政化趋向。从这个角度上看，比“去行政化”更关键的是大学校长要职业化。
校长应该是教育家，时代呼唤杰出的教育家。高校的所谓“去行政化”的对应面应该是大学校长的职业化，这也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必然要求。实行教育家治校，首先要求有职业化的校长和专业化的行政管理人员，明确大学治理结构中行政管理的权力边界。实际上，在国外许多高校中，大学校长的职业化已经是一项推行多年并已见成效的制度。在我国高校中，校长的职业化进程还没有开始，相反却有一些校长岗位因为行政级别的存在而成为安排官员出路的渠道，硬化了高校的行政化趋向。最近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强调的“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必然路径，应该成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突破口。
希望更多学子选择基础学科
记者：武汉大学是一所久负盛名的大学，很受深圳学子的青睐。能否介绍一下深圳学子在武大的学习情况？
顾海良：武汉大学每年在深圳乃至广东省的生源情况都非常好。深圳学生选择应用类学科的比较多，像计算机、经济管理和法学专业都很受欢迎。这一方面跟深圳的科研院所少有关，另外这些应用学科也都是武汉大学比较好的专业，说明家长和考生对学校的了解程度是比较好的。
其实，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本科生喜欢上基础学科，特别是那些有后发优势的学生学习基础学科对于他们未来的继续深造是很有好处的。武汉大学文、史、哲以及数学、物理、化学和生命科学专业都在国内名列前茅，很多毕业生都进入国内外一流高校的研究生院学习。
记者：深圳即将在2011年举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您认为体育在大学教育中有何作用？武大的体育教育和高水平运动队发展如何？
顾海良：武汉大学历来重视体育教学工作，加上武汉大学天然的环境，体育教育发展很好。多年来，武汉大学形成了一批高水平运动队，像乒乓球队、田径队、男子排球队、羽毛球队等，总体来说小球比大球要好些，相信一定有不少武汉大学学生出现在深圳大运会的赛场上。
武汉大学正在进行体育课程的改革，以体育项目和俱乐部为基础，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形成教学单位。体育是增进体质的方法，更是锤炼意志的课程。我们希望学生能够在一项或者几项体育项目中有所提高和擅长，这对他们一生的发展都有好处。
合校十年感悟“和合”、“通变”
记者：2000年8月2日，原武汉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武汉大学。十年来，各校优势互补、互相合作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据媒体报道，武大的各类资源也出现紧张状况，如人均图书占有量等。如今十年过去了，武大从合并中获得的最大收益是什么？
顾海良：回顾十年来武汉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成长和进步，可以用“十年和合，十年通变”加以概括。
“和合”、“通变”是初见于《易经》的古老思想。“和”意在和谐、和平、谦和也；“合”意在联合、融通、协作也。“一阂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通变”的意蕴在于“通则不乏”、“变则可久”，重在通晓变化之理，讲求应时而动、顺势而为、适时而变，强调“会通”与“运变”的统一，追求与时俱进、锐意改革、着力创新。
进入新世纪，四校合并的新武汉大学办学定位科学、发展目标明确，在继承中发展、在创新中前进，学科门类更加齐全、学科特色愈加凸显、人才培养质量逐步提升、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特别是在建设综合性、研究型和国际化的高水平大学，推动学者、学科、学术、学风、学生的协调发展方面，更显示了蓬勃生机，取得了显著绩效。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十年时间对于高校的发展历史来说还很短，现在做全面评判为时过早，还要有更长期的观察过程。
记者：武汉大学之后，不少国内高校都进行了合并，合并似乎成了国内高校快速发展的一条捷径和趋势。您对此如何看？
顾海良：学校合并不一定都是好事。学校之间是否该合并、是否能合并，首先要看学科是否有互补性。武汉大学四校合并时各校之间的互补性是全国高校中最强的。原武汉大学以文理见长，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以遥感信息学科等工科知名，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湖北医科大学也各有所专。如果学科雷同，就不具备合并的学科基础了。
第二要看传统上，合并学校之间是否有合作的渊源。有血脉关系，合校后才能高度认同。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是从老武汉大学分离出去的，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在合校之前已经与武汉大学实现了互选课程。这有了良好的起点。
最后要看校园的情况。如果各个学校相隔得很远，不便于管理，不利于降低成本，更不便于精神上的融合。
这三点是合校的先天条件。武汉大学在这三点上都比较具备，因此合校后的发展也比较顺利。
高校要在竞争中找准定位
记者：您曾提出“未来10年某些高校或将破产”等观点。我们知道，虽然中国的大学比较多，但是人均高等学位拥有量在世界上还是比较低的。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不是越来越大吗？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顾海良：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但是高校破产绝不是对于未来的猜测，而是每年都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客观存在。为什么会这样呢？1998年，我国适龄青年的高校毛入学率是9.8%，到了去年，也就是短短的11年，这个数字增加到24.2%。从绝对量来看，高校学生总规模从约800万增加到了约3000万。未来十年，我们的适龄青年高校毛入学率将提高到40%，也就是差不多增加15个百分点，绝对数量从约3000万提高到3600万。这意味着，今后十年，作为计算毛入学率分子部分的高校在读人数每年只要增加60万人，毛入学率就会大幅增加，而我国18～22岁适龄青年的人数将下降。所以不要以为毛入学率提高了，就意味着高校大幅扩大了招生规模。
记者：这就意味着一些高校会出现生源不足的情况？我们的高等教育应该如何面对这一变化？
顾海良：对。其实，这种情况下，部分高校的招生会出现困难也是正常现象。现在有些新闻报道说，从来没有填过志愿的高校都发来了录取通知书，甚至是有些考生收到了十几家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这都是个别高校的处境非常困难的表现。
扩张型的高等教育已经走不通了，未来的发展趋势一定是重视质量和内涵的高校建设。因此我说大学的数量会减少，大学的规模效应会增加，有些大学被迫倒闭也是必然的现象。高校也要在竞争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不要一味地追求高水平。从优胜劣汰、结构调整的角度看，这对于整个教育事业发展来说也未必不是好现象。
顾海良生于1951年1月，现任武汉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长期致力于马克思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对话》一书称其为中国“第四代经济学人”的杰出代表。他先后发表学术论文近300篇，出版和翻译著作20多部，主持《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理论政策和制度架构变迁及其借鉴》等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是多个中央和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主持人。
南方科技大学不仅是为了培养深圳本地所需要的人才，而是要面向全国，乃至面向世界，一开始就要有面向国际的视野和气魄。
高校的所谓“去行政化”的对应面应该是大学校长的职业化，这也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必然要求。
“教授治学”，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就是要尊重学术自由，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
大学简介
武汉大学是国家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是国家“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武汉大学溯源于1893年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清政府创办的自强学堂，1928年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是近代中国第一批国立大学。一百多年来，武汉大学汇集了中华民族近现代史上众多的精彩华章，形成了优良的革命传统，积淀了厚重的人文底蕴，培育了“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大学精神。2000年，武汉大学与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武汉大学，揭开了学校改革发展的崭新一页。
武汉大学环绕东湖水，坐拥珞珈山，校园环境优美，风景如画，中西合璧的宫殿式建筑群古朴典雅，巍峨壮观，26栋早期建筑被列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大学”。近年来，法学大楼、经管大楼、外语大楼、计算机大楼等拔地而起，成为学校迈入新世纪的标志性建筑。(记者方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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