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两袖清风的“守财奴”

第一篇：梅贻琦：两袖清风的“守财奴”

梅贻琦：两袖清风的“守财奴”

梅贻琦一生服务清华长达47年，其中担任校长31年，在两岸清华人的心目中，他是当之无愧的“终身校长”、“永远的校长”。梅贻琦在谈到自己当校长的心得时说：“为政不在言多，顾力行如何耳。”

梅贻琦在执掌清华期间始终坚持勤俭办学、廉洁治校。他初到清华时，便再三强调勤俭。他说，我这样做一则是希望学生保持简朴学风，无纨绔习气。二则是为了节约办学经费。其实，当时的清华庚子赔款相当丰厚，梅贻琦完全可以不用那样做，但是他没有。对于数额巨大的庚款梅贻琦分文不取。相反他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为了节约开支，梅贻琦辞去了司机，自己学开车；辞去厨师，让夫人韩咏华亲自下厨。不但如此，梅贻琦甚至连学校供应他的两吨煤也不要。

抗战时，梅贻琦主持西南联大校务，当时他的方针就是一个字——省。他说：“让我管这个家，就得精打细算。”据郑天挺《梅贻琦与西南联大》一文回忆，梅校长做事既稳靠又无私：抗战期间，物价上涨，供应短缺，西南联大同人生活极为清苦，形同乞丐。梅校长在常委会建议一定要保证全校师生不断粮，按月每户需有一石六斗米的实物，租车派人到邻近各县购运，此项工作异常艰苦、危险。幸而不久得到在行政部门工作的三校校友的支援，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抗战期间清华组成服务社，用生产盈余补助清华同仁生活。为顾念北大、南开同仁皆在困境，梅贻琦年终送给大家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馈赠。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回忆，抗战时父亲为了筹措资金，协调与中央政府和当地领导的关系，每年必须奔走重庆几次。“那时由昆明到重庆乘飞机是件难事，飞机说不定什么时候起飞，一天走不成，得第二天再来。”梅贻琦有一次返途中遭遇敌机轰炸加上阴雨天气，一连走了三个月才回到昆明。西南联大时，梅贻琦去外地考察工作，当地政府款待。他在日记中写道：“菜颇好，但馕肉馅者太多，未免靡费耳。”

1949年，60岁的梅贻琦来到美国管理清华在美的庚款基金。他只有一间办公室，聘了一位兼职助理。梅贻琦当时给自己定薪水300元，和庚款资助的在美留学生一样。当局觉得过意不去，让梅贻琦将自己的薪水改为1500元，梅贻琦不同意，他说：“薪水是我自己定的，我不情愿改。”台湾地区早期财政一度很穷困，所以有不少人经常打清华庚款的主意，但均被梅贻琦严词拒绝。于是有人便骂梅贻琦是“守财奴”。

1955年11月，梅贻琦从美国回到台湾考察创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及台湾清华大学。由于他掌握着数额巨大的清华基金，台湾各县长、市长纷纷接近他，企图趁机捞一把油水。可是他们哪里知道，此时的梅贻琦却因为经济拮据不得不将已62岁的太太韩咏华留在纽约依靠打工独自生活，自己只身一人赴台。当有人告诉梅贻琦“师母在那边生活太苦。必须设法给师母汇钱，或接她来台湾”时，梅贻琦说自己在台薪金微薄，无法汇钱照料。晚年梅贻琦患病住院，无力支付医药费。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大医院，享年73岁。梅贻琦生前随身携带一个手提皮包，住院后一直放在床下一个较为隐秘的地方。两星期后，在各方人士监督下秘书将皮包启封。当包打开时所有人都口瞪目呆。原来里面装的是清华基金账目，一笔笔清清楚楚地列着。睹物思人，在场者无不落泪。两袖清风的梅贻琦真是穷极了。他病中所欠医院的医疗费及丧葬费用由清华师生捐款偿还。蒋梦麟在为梅贻琦撰写的碑文中称梅贻琦“一生尽瘁学术，垂五十年，对于国家服务之久，贡献之多，于此可见。其学养毅力，尤足为后生学习楷模”，这话确是中肯之论。

第二篇：梅贻琦的教育思想

梅贻琦的教育思想

梅贻琦先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之一。他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并以此指导教育工作，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丰硕成果，使清华大学在短短十年内由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迅速崛起成为国内一流的大学。作为一名杰出的教育家，梅贻琦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通才教育思想；德智体美群劳诸育并进；“大师论”思想以及学术自由的思想。下面对

这些方面一一探究。

1.通才教育思想

“通才教育”思想，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核心。正是奉行这种思想，清华大学得以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各个领域培养出了众多卓越、一流的人才，创出了清华校史上的“黄金时代”。抗战时期，梅贻琦在代表作《大学一解》中理论地概括了这一思想。梅贻琦认为在大学期间，“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梅贻琦《大学一解》）。梅贻琦再《大学一解》中写道“通识之授受不足，为今日大学教育之一大通病，固已渐为有识者所公认，然不足者果何在，则言之者尚少”。他认为要想实现“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就必须在大学阶段给学生以充分的通识训练，使学生“知类通达”。大学着眼于“通识”的训练，才能便于学生在毕业后能接受更高深、更专门的学问或研究。否则，“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大学一解》）梅贻琦自己提出了“大学而不重专门，则事业人才将焉出”的问题，他回答说培养专才“固别有机构所在”，例如“大学之研究院”，各类“高级之专门

学校”和“社会事业本身之训练”等等。

依照梅贻琦“先通后专”的原则，清华的学生从第二学年起才进入专业领域，而在第一年实行通才教育，即大一年级不分系，文、理、法、工学院的学生在一年级都修习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方面的共同必修课，共计36~38学分，占总学分的27.2%~28.3%。这样学生便能拥有较宽的知识面，为进行专深研究打下广博的基础。进入二年级后，学生开始学习本院系必修基础课和专业课程。必修课数目并不多，不苛于求通求全，而选修课则科目繁多，学生可以跨系自由选择。

梅贻琦将学分制和选修制相结合并运用于通识教育之中，而且很好地兼顾了文、理、法、工各专业课程的特点及专业的个性。这给学生提供了纵横交错多层次的知识结构，做到深广并重，而且在广泛选课中，照顾了个人的学习兴趣、个性差异，而含有因材施教的特点。这样的制度不仅有利于培养眼界、思路开阔、知识面广、专业目标明确的“通才”，而且有利于调动教师授课的积极性，增加了他们以科研促教学，以新知创见教好新课的压力。这也正是梅贻琦通才教育思想在教学中的集中体现。

反观当今的教育领域，片面强调知识的吸收、传承，忽视学生综合综合素质的发展，以考试分数作为衡量学生优劣标准的教育体制的确存在着诸多弊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校长曾表示，中国大学要想成为世界一流，需要至少二十年、甚至五十年。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中国大学过早地划分了专业，忽视了对学生的通识教育。因此，无论是对于学生的我们，还是对于当今的教育工作者，梅贻琦所推崇的“通才教

育”思想都能带来许多深刻地启示。

2.德智体美群劳诸育并进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关于德育，梅贻琦认为“明明德或修己工夫中之所谓明德，所谓己，所指乃一人整个之人格”，所谓整个之人格，“至少应有知、情、志三个方面，而此三方面皆有修明之必要。他所推行的德育，主要是爱国主义和健全人格两大项，这两方面从根本上来说也是统一的。梅贻琦在1934年12月3日的总理纪念周上讲话中说：“养成勤俭德行，尊重团体秩序，是最关重要”，“希望吾们更造成健全人才，以备国用”。这是梅贻琦德育思想的体现。为了强调教师的引导在德育中的重要作用，梅贻琦提出了著名的“从游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教师的人格和学术精神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达到“不为而成”，这是很高明的教育方法。梅贻琦主张的“智育”的核心是“通才论”，此处不再赘述。在学校管理实践中，梅贻琦所推行的智育非常注重抓学风建设这个中心环节。教学纪律方面，首先从教师抓起。对于学生，有关考勤，考试的纪律也十分严明。对于这些纪律梅贻琦都严格地掌握执行。清华大学的入学标准也十分严格，一律凭考试成绩。然而对于真正优秀的特殊人才，学校也会不惜破格录取。华罗庚从小店员成为清华大学的教授经历“三破格”

便是典型的例子。

重视体育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梅贻琦曾说“体育至关重要，人所尽知，特别在我国目前的国势之下，外患紧迫之时，体育尤应人人去讲求。身体强健，才能担当艰巨的工作，否则任何事业都谈不到。”（《体育之重要》）梅贻琦不把体育单纯地看做“粗腕壮腿”的手段，而是“重在团体道德的培养”。梅贻琦希望学生在体育锻炼中培养团队精神、急公好义、守纪律等品格，以后他又把体育作为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精神的途径。梅贻琦要求，“凡在校诸生，每学期皆为必修，学分固不算在学分总数之内，然非体育及格者，不得与毕业考试。”在当时，每天只要天气晴朗，下午四时所有的教室、宿舍、图书馆甚至小卖部尽行关闭，学生必须到体育场上活动1小时。梅贻琦在体育方面堪称表率。他是篮球场上的活跃分子，常兴致勃勃地和学生们一起练习和比赛。

他的体育思想对清华体育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1948年以前，清华一直是全国乃至世界知名的“体育大校”。作为当今清华学子，我们仍应当响应马约翰先生“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号召，重视体育锻炼，为以后更好地奉献社会奉献祖国打下良好的基础。

注重美育是梅贻琦教育思想中的重要方面。清华大学的张清常教授回忆说，他在清华读书的那段时期内，清华不仅在哲学、中文、外文、心理、体育等系、室的课程中设置多种属于美育方面的内容，配备有像谢冰心、朱光潜、俞平伯、王文显、郑振铎、赵元任等担任有关课程的专家，而且还设有音乐室、古音社（业余团体）以及其他多种文学艺术团体。那时的课余生活“弦歌满园”，各种业余社团活动、讲座、展览、演奏经常举行。

梅贻琦的群育思想并不是着眼于表面上的“集体化”、“社会化”，而是有着更深刻地意义。他曾在著作中说“夫友，所以祛孤陋，增闻见，而辅仁进德者也。个人修养之功，有恃于一己之努力者固半，有赖于友朋之督励者亦半”；“而教育之最大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此则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也”（《大学一解》）。梅贻琦的“劳育”思想，不是强调大学生在求学期间要参加多少体力劳动，而是强调大学生在校时就要养成一种艰苦奋斗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例如他曾在讲话中说：“吾们要记住，外面的环境像这里的很少。大家要准备着出去受劳苦。倘在校养成享受习惯，出外不耐劳作，则殊自误。”

3.“大师论”

梅贻琦在他的就职演说中说道：“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而是造就人才。”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他认为“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的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也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就职演说》）他提醒人们：“勿徒注视大树又高几许，大楼又添几层，应致其仰慕于吾校大师又添几人。”梅贻琦认为教育应当在知、情、志三个方面培育学子，这上文已经提过。他认为，优秀的教师应当不仅在“知”方面循循善诱，而且应当在“情”、“志”两方面给学生作出榜样，树立楷模。这种教育，应当“于日常生活中予以自然之流露”，使得“从游之学子无形中有所取法”。这便是古人所谓的“身教”，“以善先人”之教。为了体现教师的引导在德育中的重要作用梅贻琦还用“从游论”进行了生动的比喻，前文已提及，此处不再赘述。

梅贻琦的“大师论”突出了大师在大学中的特殊地位，把他们的作用提到了相当的高度。梅贻琦接任清华大学校长以后，首先对教授表示尊重。他在清华大力推行教授治校，民主管理，把教授作为学校的办学主体和依靠力量。梅贻琦对待教授的态度使得许多知名学者因此愿意留下来之教。同时，梅贻琦还十分注重聘请国内外知名学者来校任教。“对校外名家大师，总是设法延聘。”对于到校任教的教师，他完全信任，十分尊重，从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梅贻琦为了使教师安心教学，解决后顾之忧，还大幅度提高了清华教师的生活待遇。梅贻琦的这种教育思想使西南联大集中了当时全国第一流的学者，有不少是世界知名的学术大师。教授阵容之强在国内高校中无与伦比。各个学院也由此得以充实和发展。

众所周知，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的条件极为艰苦。然而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教师们以爱国乐教的情怀认真执教，其敬业严谨的教风对学生们产生了深刻地影响。西南联大在恶劣的环境中，培养出了“大批科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在教育界、工商界出类拔萃者亦不少”，清华大学在数年中跨入“黄金一代”，这些都是一大批大师们辛勤耕耘，为国育才的结果。反观当下，大学的物质条件、教学环境优良，而难以实现如西南联大时期那样丰硕的学术成就。人们也感叹，斯日大师已远去，当今时代大师难寻。这或许与当今浮躁的社会风气与学术风气有关。但至少，我们知道梅贻琦的“大师论”没有过时，它在现今有着很强的时代价值、现实意义。我们的大学需要大师，我们的整个民族需要大师。中国的高等教育要想快速发展，培养、造就或者引进一批名师大家非常关键。梅贻琦的大师论应当获得当今教育界乃至当今社会的重视。

4.学术自由的思想

学术自由，是梅贻琦办学的灵魂。梅贻琦积极吸取了蔡元培改革北大所采用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自由主义教育思想，以创造性的构思提出了“学术自由”的办学理念。他在《大学一解》中引用宋儒胡瑗的话来说明学术自由的重要性：“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其无责，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弃于浅陋之学也。”梅贻琦说：“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今语释之，即学术自由而已矣。”他还辨析了“自由主义”（liberalism）、“荡放主义”（libertinism）的不同。接着，在文中他还把学术自由提到了“新民”的高度，认为学术自由不仅是文化进步的源泉，还是新民的基础。他说认为“其„无所不思‟之中，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思，其„无所不言‟之中，亦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言”，而正是这种“不合时宜”的学术自由，“新文化之因素胥于是生，进步之机缘，胥于是启，而新民之大业，亦胥于是奠其基矣。”

梅贻琦是学术自由思想的践行者，梅贻琦在30年代白色恐怖正浓时容许冯友兰先生去苏联观光考察，回来后在全系大会上公开宣讲苏联之种种优越制度。梅贻琦对共产主义并不了解，甚至怀疑，然而他却容许被国民党反动派深恶痛绝的所谓“共产分子”吴晗、闻一多在校园内公开进行革命宣传，并无视种种压力，多次护卫他们的安全。清华大学教务长吴泽霖回忆说：“梅先生办学，一贯主张学术自由，对不同思想兼容并蓄，校方不应干预学生和教师的政治思想。”梅贻琦对政府干涉学术自由的政策还给予坚决的抵制。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为加强党化教育，政府加紧对大学的控制。针对这一情况，梅贻琦将其主政的西南联大教务处拟定的《教务处会议呈常委会文》转呈教育部，对专制的党化教育提出公开批评。此文在当时被视为民主教育思想与专制教育思想的公开决裂，表明了梅贻琦坚持学术自由的决心。

梅贻琦以博大的胸怀，学术自由的态度努力凝聚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地教师力量，使烽火连天的西南联大“弦歌不辍”，“八年之久，合作无间”，三校精神融于一体。冯友兰说：“在风雨飘摇、惊涛骇浪的环境中，联大保存了原来三校的教学班子，维护了„学术第一、讲学自由、兼容并包‟的学风，一直维护到抗战胜利，三校北返。”这种自由的学术氛围和良好的学风对于人才的培养是十分有益的。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离不开自由的学术氛围和良好的学风。无论社会如何变迁，保持自由的学术风气对于高等教育的可

持续发展是很有必要的。

5.小结

清华老校长浦薛凤说：“梅师之教育精神，在学问则诲人不倦，在事业则以身作则，在品德则潜移默化，尤其在德育与群育方面，熏染陶冶，一出于„无言之教‟，其收效至为宏大。盖一般青年学子，都于不知不觉中，受梅师朴实伟大人格之感应。可见生活教育，当求之于躬行实践，而不在标语口号。”梅贻琦的教育思想，也正印证了清华大学“行胜于言”的校风。梅贻琦先生的教育理论和思想，以及教育实践活动，对二十世纪30~4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这些经验和思想都是值得后人加以吸收、总结和珍藏的。同时，这位在教育领域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教育家博大的胸怀以及爱岗敬业、爱护学生、严谨笃实、勤俭清廉的高尚人格也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

本节参考文献： 《就职演说》 梅贻琦

《大学一解》 梅贻琦 《赠别大一诸君》 梅贻琦

《体育之重要》 梅贻琦

《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 黄延复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梅贻琦与清华大学》 山西教育出版社

《生斯长斯 吾爱吾庐——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吴洪成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网络资料：百度百科 “梅贻琦”条目

第三篇：梅贻琦就职演说

梅贻琦是清华第一批直接赴美的留学生，１９１４年起历任清华大学物理系首席教授、教务长等，１９３１年起任清华大学校长，至１９４８年。１９５５年在台湾创办新竹清华大学并任校长。１９５５年，梅贻琦自美赴台，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他亲自勘定台湾新竹县东郊赤土崎为校址，１９５６年兴建第一批校舍。同年秋招收第一批研究生，暂借台湾大学教室上课。１９５７年首批校舍落成。同年，他延聘著名化学家陈可忠为教务长。梅贻琦生前心系大陆，始终不肯将研究所改称清华大学，他经常说：“真正的清华在北平。”１９６２年，他病逝后，在陈可忠任内，台湾清华大学正式挂牌。

【以下是他的就职演说】

离开清华，已有三年多的时期。今天在场的诸位，恐怕只有很少数的人认识我吧。我今天看出诸位里面，有许多女同学，这是从前我在清华的时候所没有的。我还记得我从前在清华负责的时候，就有许多同学向我请求，开放女禁，招收女生。我当时的回复说，招收女生这件事，在原则上我是赞成的，不过在事实上，我认为尚需有待。因为男女的性别不同，有许多方面，必须有特别的准备，所以必须经过相当的筹备，方能举办。现在在我出国的三年内，当然准备齐全，所以今天有许多女同学在内，这是本人所深以为慰的。

本人能够回到清华，当然是极高兴、极快慰的事。可是想到责任之重大，诚恐不能胜任，所以一再请辞，无奈政府方面，不能邀准，而且本人与清华已有十余年的关系，又享受过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是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够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相当的发展，将来可告无罪于清华足矣。

清华这些年来，在发展上可算已有了相当的规模。本人因为出国已逾三年，最近的情形，不很熟悉，所以现在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意见可说。现在姑且把我对于今后的清华，所抱的希望，略为说一说。

一，我先谈一谈清华的经济问题。清华的经济，在国内总算是特别的好，特别的幸运。如果拿外国大学的情形比起来，当然相差甚远，譬如哥伦比亚大学本年的预算，共有三千六百万美金，较之清华，相差不知多少。但比较国内的其他大学，清华的经济，总不能算少，而且比较稳定了。我们对于经济问题，有两个方针，就是基金的增加和保存。我们总希望清华的基金能够日渐增多，并且十分安全，不至动摇清华的前途。然而我们对于目前的必需，也不能因为求基金的增加而忽视，应当用的我们也还得要用，不过用的时候总要力图撙节与经济罢了。

二，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使坠落。我所谓特殊地位，并不是说清华要享受什么特殊的权利，我的意思是要清华在学术的研究上，应该有特殊的成就，我希望清华在学术方面应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做。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清华的经济和环境，很可以实现这两种目的，所以我们要向这方面努力。有人往往拿量的发展，来估定教育费的经济与否，这是很有商量的余地的。因为学术的造诣，是不能以数量计较的。我们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我们只要有钱而且肯把钱用在这方面，就不难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

“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但是这样的好教授，决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罗致的。我们只有随时随地留意延揽而已。同时对于在校的教授，我们应该尊敬，这也是招致的一法。

三，我们固然要造就人材，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到利用人材。就拿清华说吧，清华的旧同学，其中有很多人材，而且还有不少的杰出人材，但是回国之后，很少能够适当利用的。多半是用非所学，甚且有学而不用的，这是多么浪费———人材浪费——的一件事。我们今后对于本校的毕业生，应该在这方面多加注意。

四，清华向来有一种俭朴好学的风气，这种良好的校风，我希望今后仍然保持着。清华从前在外间有一个贵族学校的名声，但是这是外界不明真相的结果，实际的清华，是非常俭朴的。从前清华的学生，只有少数的学生，是富家子弟，而大多数的学生，却都是非常俭朴的。平日在校，多是布衣布服，棉布鞋，毫无纨绔习气。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这种良好的校风。

五，最后我不能不谈一谈国事。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份子，不能不关心的。不过我们要知道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又不是一天的事。我们只要看日本对于图谋中国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日本田中的奏策，诸位都看过了，你看他们那种处心积虑的处在，就该知道我们救国事业的困难了。我们现在，只要紧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材，将来为国家服务。

今天所说的，就只这几点，将来对于学校进行事项日后再与诸君商榷。

第四篇：梅贻琦与清华

梅贻琦与清华

法学院柯友乐

[摘要]：坐落于北京西郊的清华大学，已走过一百多年的历史。在一个多世纪的沧桑风雨中，清华走过的是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从满清时代的封建制度，到民国时期的资本主义制度，再到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制度。期间又经历了外族日寇入侵而被迫西迁昆明的艰苦历程。从建立之初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到致力于人才本地培养的国内知名学府清华大学。在国家遭受苦难，国民遭受奴役的年代，清华大学以其不屈不挠的精神，在梅贻琦先生等清华学人的带领下走出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而这，就是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精神。今天，我们怀着一颗敬畏的心，走近清华，走近梅先生。

[关键词]：梅贻琦；清华大学；清华基金；清华精神

梅贻琦与清华大学

“琦自一九○九（宣统元年）年，应母校第一次留美考试，被派赴美，自此即与清华发生关系，即受清华之多方培植。三十二年来，从未间断，以谓‘生斯长斯，吾爱吾庐’之喻，琦于清华，正复如之。”［1］这是梅先生在1941年的报告《抗战期中之清华（二续）》中的一个片段。其实生于天津的梅先生并非一开始就是清华的学生，而是我国另一所知名的学校---天津南开中学的学生。1904年，作为南开中学的第一期学生，梅先生就读于此，后来考入保定高等学堂。

可以说，在此之前，梅先生与清华大学都是无任何交集的。梅先生与清华联系的真正开始则要归因于中美两国的“庚子赔款”事件。在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清政府战败，随即与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赔偿八个国家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年息四厘，分39年付清），其中美国分赃三千二百多万两。“七年以后（1908年），美国国会认为中国的”庚子赔款“，美国索取”实属过多“，从而通过了把“额外”赔款逐年退还中国以选派学生赴美留学的议案，俗称“退款办学”案。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二十三日，外务部、学务部以“会奏收还美国赔款遣派学生赴美留学办法折”上奏朝廷。说“此项赔款，业于宣统元年正月起，按照议定减收数月逐月摊还，在彼既已实行，则选派学生一事，在我自应举办，以服大信。”［2］于是，在1909年的六月，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负责选派留学生和筹建“游美肄业馆”。同时，以“游美学务处”的名义开始招考留美学生。梅先生在1909年“游美学务处”组织的第一次留美开始中就通过了考试，后就读于美国的伍斯特理工学院。1915年春留学归国，同年秋天开始担任清华物理系的教师，后又担任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先生就任清华大学校长，在他的带领下，清华得以在十年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乃至世界知名大学之列。在这期间，清华逐步形成和发展了作为一所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理念，形成了三个重要的核心思想，是谓教授治校、文理兼备，倚重通识、注重科研。在梅先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十七年里，清华大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当时清华任职的教授多为专业方面训练有素的专家学者，且有学校物力支持，清华研究院设立文、理、法三个研究所，包含十个学部，为全国大学之最，成为全国学术研究中心之一。在文、理、法、工方面做出了出色的科学研究成果。梅贻琦与清华基金

清华基金，乃清华大学之根基。清华名义上称之为“国立清华大学”，然实际上国民政府对其未有任何财政之拨给。清华大学教研之运作的各项经费来源，全部依赖于清华基金。所以说，清华基金乃清华大学建立、存在及发展的根本基础。

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退还中国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掌管的金额为1254.5万美金。北洋政府任命了由10名中国人和5名 1

美国人组成的托管董事会。其中的相当部分金额以奖学金的方式提供给清华大学。由于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经费来源和运作模式，清华从建立伊始，在诸多方面就已经具备了一些特别的优势和办学条件。而这样的环境，则亦给梅先生在治校上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在梅先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十几年间，他一直小心翼翼地经营着这笔资产，将其用在清华最需要的地方，添置图书，购置仪器，扩充校舍，聘请教授„„在西迁时的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北大和南开联合办学。但由于抗战期间，政府的财政极其困难，对于北大的财政拨给大幅度减少，而南开则又是一所完全意义上的私立大学，无任何政府财政之支持。在这样的条件下，清华大学与其联合办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吃亏的。但是，在民族危难的紧急关头，梅先生没有自私自利，而是尽其所能，以微小的基金支持者北大和南开。在极其困难艰苦的条件下，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一起形成了爱国、民主、科学和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精神。时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先生有说“先生以年最少，温恭谦让，择善固执两者兼有„„校务因以日进，先生之力居多”。

1948年底，梅先生在在战火中从北平飞至南京，后至纽约。1950年起，梅先生出任华美协进社常务董事。华美协进社乃中华教育基金会驻美机构，清华大学在美的全部庚款基金就由这一机构管理，梅先生正是为了他心中的“大事因缘”特别谋求此职，以便实际掌控这笔数目庞大的基金不致因战乱和国内变故而流失。抗战胜利复校后的清华教务长吴泽霖回忆梅先生临走时的情形，他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就没有法子保护起来“。［3］

梅先生自1951年起，在纽约组织“清华大学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以清华基金利息在美华籍学人研究学术，购买美国出版学术期刊赠台湾专科以上学校，同时筹划恢复《清华学报》事宜。与此同时，梅先生还曾借原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肖家魁回大陆之机，托其带回一封致清华大学领导人的亲笔信，表示可以利用清华基金资助母校图书仪器。但迫于当时的形势，此信未交给学校，此事亦不了了之。［4］梅先生一直想着拿有限的钱为国家做长期的研究工作，1956年，在梅先生的主持下，台湾当局在新竹创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继而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清华基金又一次发挥了她的巨大作用。

繁忙的事务与来回奔波，简衣少眠，终于积劳成疾，身体渐趋不支，1960年，梅先生因病住院，开始了为期两年的与病魔作斗争的生活。1962年5月19日，梅先生逝世。在他逝世后，秘书在料理后事时发现梅先生随身携带的手提包，后来在有各方人士参加的场合下启封。“当包打开，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里边装的全是清华基金账目，一笔笔清清楚楚地列着。”［5］

梅贻琦与清华精神

一、清华的民主

“我们虽生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可是真正建立在民主精神上的组织，似乎还只是少数。在这极少数当中，清华大学可以算得上一个„„有人也许惊奇，为什么梅先生在种种事件上总不表示他的主见，却只是听大家的。是的，这的确可惊奇。但是可惊奇而且可敬佩的是他那“吾从众”的态度和涵养。”［6］清华民主制度的形成，与梅先生是有着巨大的关联的。在专制风气仍很浓厚的民国时期，梅先生却采用了西方国家“教授治校”的民主模式，谓在学校中设立评议会及教授会。评议会由校长、教务长及教授会之互选评议员七人组成，其职权主要有“规定全校教育方针；议决各学术之设立、废止及变更„„议决其他重要条件。”［7］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及行政部各主任组成，校长为主席，教授会的主要职权有“选举评议员及教务长；审定全校课程„„决议其他教务上公共事项。”［8］民主的制度给了清华每一位学生，每一位教授自主决定校务的权利，调动了每一位清华人的积极性。这也就是清华在当时条件下能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之

一。

二、清华的自由

“晚赴章矛尘之约，同座为傅、杨、樊、钱、周、汤，皆北大同人„„食后谈及时局及学校将来问题，颇兴奋。盖倘国共问题不得解决，则校内师生意见更将分歧，而负责者欲于此情况中维持局面，实难大事。民主自由果将如何解释？学术自由又将如何保持？使人优惶！盼短期内得有解决，否则匪但数月之内，数年之内将无真正教育可言也。”［9］学术自由对于一国之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无疑是具有极大的意义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就任北大校长之时就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吸引了一大批国内外学者至北大任教，促进了北大学术的极大繁荣。然而，清华又何曾不是如此呢？清华的自由不仅是学术的自由，还是思想的自由。梅先生曾说过“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在梅先生担任清华校长期间，无论是对于陈寅恪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还是对闻一多、吴晗这样的民主人士，梅先生都未曾有过任何批评之意见。相反，梅先生是非常敬仰闻一多、李公朴这样的民主人士的，在他们被暗杀后，梅先生对当局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慨与对二位先生的极大惋惜。对于清华学生之思想发展，梅先生向来是无任何要求的，他的宗旨却只是有一条，那便是要求学生“培养完全之人格，为国家的发展谋利。”当学生为抗争国民党的暴政而游行时，先生未曾反对过，相反，他是千方百计的保护学生，营救被捕学生。清华的学术氛围亦是自由的，教授们可以自由地自由地进行学术讨论，可以查阅各种书籍，包括当时的一些“禁书”（共产、马克思、社会主义）。可以说，在梅先生任职的清华园里，清华的自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这一切对于清华的发展亦是有极大之帮助的。

三、清华的时代责任感

1931年，在梅先生就职清华校长的就职演说中，梅先生提出“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10]梅先生认为，大学不仅是一所学术研究机构，也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地方。清华大学的教育方针，就是造就专门，以供社会建设之用。当时的中国，外患深重，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随时有侵略的可能。当时社会中的爱国青年往往不能安心学习，对于此种情况，梅先生提出“但是只有热心是不能于中国有真正补助的„„思想要独立，态度要谦虚，不要盲从，不要躁进„„”

[11]在国难深重的年代里，梅先生似一位长者，细心引导着青年学生以正确的方式报国，培养清华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而不仅仅是一腔热血，几句口号。

也就是在国家最危难的情况下，在清华经费极度短缺的情况下。梅先生在清华原有专业基础上添置了一系列实用的、对国家有帮助的专业，如农学、化学、航空航天等专业，为抗战的胜利起了不小的作用。然而梅先生也不是一味要求学生死读书的，他要求学生培育健康的体魄，“我们要将灵敏的脑力，寓寄于健全体魄之中。而后才能担当艰巨，才能谈到救国”。[12]在抗日战争时期，清华的诸多学生应召入伍，为中国远征军提供各种服务。梅先生的儿子梅祖彦亦在这个时期从清华入伍，后被派至美国军事基地工作，服务结束后就读于梅先生的母校伍斯特理工学院，梅先生为此颇感欣慰。

在清华大学走过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清华学人依旧保持着这样的精神，“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早已与清华大学融为一体。百年清华，培养的不仅是一批批专业化人才，更是培养了自强不息的清华精神。这样的一番情景，梅先生不曾看到，但一定在他的意料之中.结束语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梅先生常说的一句话，实践证明，清华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然斯人已去，历史的滚滚洪流仍不断向前流去。今日之

大学，又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巨额的贷款，无休止的扩建，无休止的扩招；思想的不自由，学术的不自由，大学的不独立；学生的浮躁，教授的功利主义，大学的利益至上。学术造假，学校管理层腐败，这些在我们的耳中已不再陌生，昔日的学术殿堂俨然已成为某些人牟取利益的工具。大学，除了几栋大楼，还有什么？这无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中国不是没有可塑之才，但却一直培养不出大师，原因究竟在哪里？我不知道。几天以前，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院士辞职了，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位“根叔”。在他的离职演说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令人回味。我也将以此作为本文的结尾，让大家去思考。原文是这样的：

“„„我们为学校的发展和师生的民主而感到资金的困扰，但朦胧中我似乎又感觉到白花花的银子在暗流中对着我窃笑。我奈何不得，徒有遗憾，我感到遗憾，大学的治理结构存在缺陷。当有些人不得不去琢磨，窥视甚至制造微妙时，多少精力、努力都耗散在那些无谓的微妙之中。其实，要改变此一现状无关乎意识形态，只关乎实事求是。”

参考文献：

[1]参见梅贻琦：《中国的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3页。

[2]参见邱椿：《清华教育政策的进步》，载《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

[3]参见《回忆梅贻琦座谈会》，吴泽霖发言，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

[4]参见黄延复：《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

[5]参见岳南：《南渡北归（离别）》，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46页。

[6]参见朱自清:《清华的民主制度》，载《中国的大学》，梅贻琦著，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7]、[8]参见《清华学习组织大纲》，载《中国的大学》，梅贻琦著，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3页。

[9]参见梅贻琦：《中国的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页。

[10]参见梅贻琦：《中国的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

[11]参见梅贻琦：《中国的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

[12]参见梅贻琦：《中国的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页。

第五篇：梅贻琦校长的清华就职演说

梅贻琦是清华第一批直接赴美的留学生，１９１４年起历任清华大学物理系首席教授、教务长等，１９３１年起任清华大学校长，至１９４８年。１９５５年在台湾创办新竹清华大学并任校长。１９５５年，梅贻琦自美赴台，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他亲自勘定台湾新竹县东郊赤土崎为校址，１９５６年兴建第一批校舍。同年秋招收第一批研究生，暂借台湾大学教室上课。１９５７年首批校舍落成。同年，他延聘著名化学家陈可忠为教务长。梅贻琦生前心系大陆，始终不肯将研究所改称清华大学，他经常说：“真正的清华在北平。”１９６２年，他病逝后，在陈可忠任内，台湾清华大学正式挂牌。

【以下是他的就职演说】

离开清华，已有三年多的时期。今天在场的诸位，恐怕只有很少数的人认识我吧。我今天看出诸位里面，有许多女同学，这是从前我在清华的时候所没有的。我还记得我从前在清华负责的时候，就有许多同学向我请求，开放女禁，招收女生。我当时的回复说，招收女生这件事，在原则上我是赞成的，不过在事实上，我认为尚需有待。因为男女的性别不同，有许多方面，必须有特别的准备，所以必须经过相当的筹备，方能举办。现在在我出国的三年内，当然准备齐全，所以今天有许多女同学在内，这是本人所深以为慰的。

本人能够回到清华，当然是极高兴、极快慰的事。可是想到责任之重大，诚恐不能胜任，所以一再请辞，无奈政府方面，不能邀准，而且本人与清华已有十余年的关系，又享受过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是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够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相当的发展，将来可告无罪于清华足矣。

清华这些年来，在发展上可算已有了相当的规模。本人因为出国已逾三年，最近的情形，不很熟悉，所以现在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意见可说。现在姑且把我对于今后的清华，所抱的希望，略为说一说。

一，我先谈一谈清华的经济问题。清华的经济，在国内总算是特别的好，特别的幸运。如果拿外国大学的情形比起来，当然相差甚远，譬如哥伦比亚大学本年的预算，共有三千六百万美金，较之清华，相差不知多少。但比较国内的其他大学，清华的经济，总不能算少，而且比较稳定了。我们对于经济问题，有两个方针，就是基金的增加和保存。我们总希望清华的基金能够日渐增多，并且十分安全，不至动摇清华的前途。然而我们对于目前的必需，也不能因为求基金的增加而忽视，应当用的我们也还得要用，不过用的时候总要力图撙节与经济罢了。

二，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使坠落。我所谓特殊地位，并不是说清华要享受什么特殊的权利，我的意思是要清华在学术的研究上，应该有特殊的成就，我希望清华在学术方面应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做。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清华的经济和环

境，很可以实现这两种目的，所以我们要向这方面努力。有人往往拿量的发展，来估定教育费的经济与否，这是很有商量的余地的。因为学术的造诣，是不能以数量计较的。我们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我们只要有钱而且肯把钱用在这方面，就不难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但是这样的好教授，决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罗致的。我们只有随时随地留意延揽而已。同时对于在校的教授，我们应该尊敬，这也是招致的一法。

三，我们固然要造就人材，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到利用人材。就拿清华说吧，清华的旧同学，其中有很多人材，而且还有不少的杰出人材，但是回国之后，很少能够适当利用的。多半是用非所学，甚且有学而不用的，这是多么浪费———人材浪费——的一件事。我们今后对于本校的毕业生，应该在这方面多加注意。

四，清华向来有一种俭朴好学的风气，这种良好的校风，我希望今后仍然保持着。清华从前在外间有一个贵族学校的名声，但是这是外界不明真相的结果，实际的清华，是非常俭朴的。从前清华的学生，只有少数的学生，是富家子弟，而大多数的学生，却都是非常俭朴的。平日在校，多是布衣布服，棉布鞋，毫无纨绔习气。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这种良好的校风。

五，最后我不能不谈一谈国事。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份子，不能不关心的。不过我们要知道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又不是一天的事。我们只要看日本对于图谋中国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日本田中的奏策，诸位都看过了，你看他们那种处心积虑的处在，就该知道我们救国事业的困难了。我们现在，只要紧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材，将来为国家服务。

今天所说的，就只这几点，将来对于学校进行事项日后再与诸君商榷。

原载《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３４１号，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