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词(贪污受贿罪)[范文]

第一篇：辩护词(贪污受贿罪)[范文]

辩 护 词

[提要]：犯罪构成要素，是一个行为被认定为犯罪所必需具备的基本特征，且缺一不可。关于滥用职权罪，本案无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XXX有“滥用”之主观故意，亦未充分证明有滥用职权之客观行为，犯罪构成要件四缺二，何以定罪？关于贪污罪(5件)和受贿罪（4件），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对于该部分也应当依法不予认定。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XXXXXX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XXXX及其家属的委托，指派XXX、XXX律师担任其一审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依法履行辩护职责。依据案件的事实和证据，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一、关于滥用职权罪，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一）未能充分证明XX主观上滥用职权之故意

滥用职权罪主观上重点要突出的是“滥用”二字，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本案事实并非如此。XX2014年9月14日亲笔供词及其多次供述均证实，在X县政府组织XX局、XX局、XXX局、XX委等部门召开的会议上，就配套资金不足的问题，XXX书记已经明确指出，钱是没有的，“XXXXX”。具体到XX站XXXXX的翻新改造方案而言，并不是XXX、XX私自决定，而是在领导指示做“技术操作”的前提下，向XX局汇报后由两位局领导在开会时做出的决定。XXX200XX年10月30日、200X年元月1日两份工作笔记及揭先阶的供述都以不同的形式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印证。并且去XX电机厂也 1 是由XX局领导带队前往考察。可见，公诉机关指控称XX、XXX阶“不经批准，擅自同意”翻新改造方案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庭审中我们得知，更新改造项目的资金由三部分组成，其中县一级配套资金XX%，对应金额为XX余万元。正是因为这部分资金的缺口，才导致“进行技术操作”（县政府组织会议上XX讲话）。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套全新电机市价XX余万元，招投标文件中给出的底价却只有XX万元，试问，以近乎一半的价格如何能买到全新的电机？X县政府、XX局做出这样的决定尚且可以被原谅、不被追究，奈何给忠于履职的基层公职人员扣上这么大的一顶“黑锅”？

要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故意，不能仅凭主观臆断，还要结合其认知能力。XX不过是一名XX站的站长，上有建管办、县XXX局、县政府三级领导。“官大一级压死人”。就XX的职务地位和认知能力而言，水利局和县政府的会议决定是足够权威的。在领导明确表态后，XX始终认为自己是在正确履行职务，从不曾想过要私自变更设计方案，况且这样做与已无任何利益。

另外，旧设备折价款XXX万元打到水利局账户、旧电机按照县政府协调会议的决定交给XXX、X厂监工XXX向XXX局局长汇报监督情况等一系列客观事实已经足以证明，在翻新改造方案的实施过程中都掺杂着上级领导和部门的参与、默许，XX的整个行为都是正常的履职行为，丝毫体现不出主观上滥用职权的故意。

（二）滥用职权行为何在，公诉机关未充分举证

1、对于被告人XX有怎样的滥用职权具体行为，公诉机关未尽到充分举证的义务。从行为人主观方面来区分，滥用职权罪属于故意犯罪，必然对应有具体的实施行为。然而，在本案的起诉书中，我们只看到这样的表述：“在XXX承诺给予XXX、XX二被告人好处费后，二被告人同意了XXX的要求”、“被告人XXX、XXX滥用职权，不经批准，擅自同意更改合同”。但是在庭审举证、质证过程中，我们没有看到用来证实“XXX承诺”后“二被告人同意了XXX的要求”、“不经批准，擅自同意更改合同”的相关证据，更谈不上得到充分证明。如此主观臆断，完全背离了以事实为依据的办案基本原则，更有“欲加之罪”的意味。

2、设计方案变更不在XX职权范围内，不存在滥用职权之空间。根据现有的一份证据，XXX函[200X]XX号文件印发的《XX省大型XXX站更新改造工程设计变更有关规定》，对于重大设计变更，“由设计单位提出，监理单位初审，项目法人委托设计单位编制设计变更报告，XX行政主管部门上报原审查、审批部门批准。”由此说明两个问题：第一，编制设计变更报告应由项目法人委托设计单位实施，而不是由项目法人自己实施，更不可能由项目法人下的某个职员负责，也就是说，编制设计变更报告不在XX职权范围内；第二，变更方案应由相应的XX行政主管部门上报审查或审批。可见，相关文件已经明确，XX是不具有变更设计方案的权限的，根本不存在滥用职权的空间。

3、现有证据足以证明，翻新改造企业对旧设备的取得与XX没有任何不当之关系。

如果要对XXX进行翻新改造，必需要有一个前提，即向翻新改造企业提供原有的旧设备。这个过程中就可能出现滥用职权的行为。然而，拍卖资料，XX的供述，以及XXX、XX的证言均证实，半路XX站的XX机是通过XX拍卖的规范化程序处理的。原拍得人XXX违约后，经政府组织召开协调会才被XX取得旧电机。整个过程中，XX并没有职权、更没有利用职权操控旧电机的去向和拍卖价格。

（三）公诉机关对损害结果之认定不客观、不准确，有失公允

1、公诉机关出示的鉴定意见书显示，对XX和XX质量的鉴定时间是20XX年X月XX日，而案发时间是200X年。辩护人认为，200X年设备安装完成至鉴定基准日时已投入使用六年之久，在使用过程中必然造成机器自然损耗和零部件损坏。根据目前设备的状况制作的鉴定意见书根本不能证明200X年时XX和XX的质量状况，更不能据此推断XX和XX存在质量隐患，鉴定意见不客观，不具有证明力。

与以上鉴定意见截然不同的是，20XX年X月X日的《工程验收鉴定书》证明，XXX机经自评、复核、复查及质量监督中心站确认均为合格。并且证人XX、XX、XX的证言高度一致地认定，“改造后的电机各项性能参数都达标，质量不亚于XX机”、“改造后的X机各项性能参数都达标，与XX机质量上没有多大差别”。更何况，20XX年X月XX日X省X厅代表国家对该工程做了《X机组启动验收鉴定书》，结论是“通过分部工程验收，质量合格机组运行正常，通过了技术预验收，遗留问题已解决。机组启动验收委员会同意通过XX县XXX站更新改造工程机组启动验收。”并附有委员会自省XX厅XXX主任委员及以下相关部门领导、专家共X人的签名。面对这样一份比较权威和公正的证据，公诉机关却避而言其他，没有对证据之间出现的矛盾给予应有的回应。可见，上述多项书证及证人证言足以否定鉴定意见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2、“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XXXX.XX万元”的指控缺乏最基本的事实和证据基础。

X机翻新支付XXX万元，XXX翻新支付XX万元，于是公诉机关将两者简单相加，认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XXX万元。这是不符合案件基本事实的。

一方面，翻新设备不等于报废设备，公诉机关在计算损失时忽略了翻新后设备本身具有的价值，这部分价值应当从损失中予以减除。翻新改造后的设备与新设备的各项参数一致，性能达标，通过了自评和省XX厅代表国家进行的验收鉴定，质量上根本不存在差别，而且设备实际投入使用多年，均未出现过明显的质量问题和安全事故，其使用价值是显而易见的。辩护人认为，其经济价值或价格也应当不亚于全新设备，或者相差无几。然而，如此重要的大型设备，在公诉机关眼里竟然价值等同于零，着实让人难以接受。

另一方面，在设备翻新改造过程中，从翻新企业获取了百余万元的回款。比如X机改造项目，XX局收到XX支付的废旧设备款XX万元；XXX改造项目，日立公司向更新改造办公室返款XX万元。XX局和更新改造办作为政府部门，以上收回的共计XX元款项仍然归属于国有，所以，在认定造成的损失数额时是否也应当予以扣除呢？

在翻新改造后设备价值不亚于新设备的情况下，从设备改造单位又获得返款XX万元，总的来看，并没有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既然公诉机关指控有损失，从目前的证明情况来看，具体损失数额是 多少还有待公诉机关进一步举证证明。这也恰好说明一个问题，公诉机关指控造成直接经济损失XXX万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因此，不论从XX的主观方面，还是从客观行为方面，本案都不具备滥用职权罪的构成要件，至少是没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

二、关于贪污罪的指控

1、关于从XX站借款X万元后以工程成本名义核销，仅有XX口供，不足以定案。

仅有被告人供述，不能认定有罪。关于该指控事实部分，现有证据仅XX本人的供述，而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更何况在补充讯问及庭审询问时，XX供述均称根本记不清楚之后如何处理了，并未承认以工程成本名义核销一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因此，在没有其他任何证据印证的情况下，仅凭XXX的供述仍不能认定其构成犯罪。

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正如XX在庭上供述称，自己对上述事实的表述与XXX装置一事记忆上发生交叉，属于同一件事情在不同时期的两种表述，最后被错误理解为两件事实。在合理怀疑没有使用证据予以排除之前，该事实不应被认定。

2、指控XX伙同XX私分X万元拆机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从表面来看，公诉机关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有XX的供述和XX的证言。然而，自补充讯问时起，XX对之前供述的合法性和真实性均予以否认。事实上，同案被告人XX自始至终都没有承认过相 6 关事实。如此看来，本案指控XX、XX私分5万元拆机费，当事的三人中就有两人不认可，能支持公诉机关指控事实的仅有XXX一人的证言。刑事证明的标准要求达到结论的唯一性，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单纯从数量上来看已经是二比一，在如此大的证据冲突之下，公诉机关何以认为达到了起诉的证明标准呢？

从检察机关的补充卷中我们注意到，XX在写给XX的纸条中直言拆机费一事“假的就是假的，真不了”，并劝其坚守事实真相。辩护律师认为，该证据以特殊的形式出现，更能反映出案件客观真实的一面。

另外，结合XX称“为了配合办案”的辩解意见，我们有理由相信，XX之前的供述和XX的证言系受到侦查机关诱导所致，除非公诉机关有足够证据证明取证过程的合法性。

3、指控XX代购装载机时贪污XX元，犯罪主体和客体均不适格。

XX的供述和XX的证言共同印证了一个事实，即XX委托XXX是以个人名义帮XX公司采购两台XX机。购买XX机是一个民事行为，在买卖合同关系和委托关系中XX公司和XX都是民事主体。XX个人及其所在单位与XX公司之间并无隶属关系，其作为一个民事主体为XX公司实施代购的行为本身并不违法。既然是代购，那么XX在这一行为中付出了劳动，为什么就不能获利呢？

更何况，XX公司作为一个民事主体，既非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也非集体，即使XX公司多支出了费用，也不能认定是国家或集体财产遭受了损失。指控XX涉嫌贪污XXX元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犯罪主体和客体均不适格。退一步来讲，即使指控的罪名成立，XX贪污的数额也应当是XX元，而不是XX元。该XX元费用中有XX元系用于办理车辆手续，是为购买XX实际支出的合理费用，并没有被XX个人占有。据XX证言称，XX将办理XX手续的发票共计XX元在X站的XX安装费项目中报销。仅凭该证据并不能证明XX侵占了这XX元报销款，理由有三：其一，XX证言只能证明报销费用的事实，不能证明报销款项被XX个人占有；其二，XX多次供述称报销的是其他公用开支，有些事项没有发票报销，于是就用上述XX购置手续的发票冲抵，其辩解理由合情合理；其三，发票报销后XX并没有以现金的形式从XX处领取款项，该事实也印证了XX关于冲抵其他公用开支的辩解意见。可见，公诉机关认为冲抵的是XX的个人借款，现有证据却无一能证明这一点。

三、关于受贿罪的指控

1、指控XX收受徐晓兵XX万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XX收受徐晓兵XX万元的事实已经被检察机关和法院否定。据了解，XX案已经由XX县人民检察院起诉、XX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在起诉书和判决书中均未提及XX向XX行贿X万元之事。可见，XX行贿XXXX万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检察机关和法院均不予认定。众所周知，行贿与受贿两个罪名是相辅相成的。没有行贿，何来受贿呢？在相同的事实和证据条件下，一方面认定XX贿事实不成立，另一方面又认定XX有受贿的行为，这岂不是前后自相矛盾。

假设XX真收了XXX万元现金，那么如此大的一笔钱去了哪里，有没有相关的银行走帐记录？有没有消费使用记录？为什么其家人 8 没有任何察觉？面对这些质疑，公诉人在庭审中也坦承，对于行贿受贿这类隐密型的犯罪行为而言，客观上没有更多的证据，也不可能取得更多的证据。既然没有证据、取不到证据，又如何能说本案达到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起诉和定罪证明标准呢？

（2）对于指控事实而言，证据的质和量均显不足。

从证据种类上来看，公诉机关对于上述指控事实的证明仅有XX的供述和XX的证言，没有诸如书证、物证、鉴定结论、视听资料等客观证据，证据种类单一；从证据的证明力上来说，只有言词证据，该类证据可变化性较大，证明力较弱；从证据数量上来说，只有被告人供述和一名证人的证言，难以形成有力的印证，更何况XX相关的证言仅有一份。

（3）XX证言未接受庭审质证，不符合证据采信的程序要求。根据程序法规定，没有接受庭审质证的材料，是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在辩护律师书面提出证人出庭的申请后，在被告人要求与证人当庭对质的情况下，作为公诉机关指控XX受贿的唯一证人XX仍然没有到庭接受质询，其证言的合法性及内容的真实性均处于不确定状态。在追求庭审中心化的司法大背景下，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内心确信”应当建立在庭审证据的举证、质证基础之上，才能真正做到“以事实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

（4）被告人XX并不认同自己之前所做的关于收受XXX万元的供述。

在与辩护律师的交流中，XX一直坚称系受办案机关诱导所致，是为“配合办案”。办谁的案？办XXX的案。上述观点在证据上可以得到印证——XX20XX年X月XX日亲笔供词（XXX）交代收受XXXX万 元现金，XX随后于20XX年X月X日供述中才承认向XX行贿10万元。XX的供述在前，XX证言在后。XX作有罪供述的利益出发点就是可以指控XX行贿，作为立功表现以换取自己从轻或减轻处罚。然而办案人员对XX的承诺并没有兑现，XX的供述反倒被利用来作为指控其受贿的证据，XXX却并未因此受到追究。

据悉，XX案目前已经由XX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不论是在庭审期间，还是在目前的上诉阶段，XX都在通过口头和书面的方式向法庭反映自己在侦查期间遭受到刑讯逼供的情况，其中就包括承认向XX行贿X万元一事。

依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刑讯逼供、诱供得来的言词证据依法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和作出判决的依据。鉴于XX和XX的有罪供述有被刑讯和诱供的可能，公诉机关又没有举证证实取证的合法性，由此取得的言辞证据最终也没有经过庭审依法予以排除，在这种情况下，谁能断言XX受贿XX万元就一定是存在的呢。

（5）从证据的内容上来看，关于行、受贿XX万元，XX的供述与XX的交代其实并不一致，无法在证据上形成印证关系。

不同于对其他犯罪事实的陈述，XX关于行贿过程的描述极其简洁，三两句话带过，并且在少有的一个细节上还做出了与XX相矛盾的供述。比如，钱是用什么东西包装的。XX说是黑色塑料袋包装，XX却说是用报纸包着。可见，正是因为供述内容的不真实，才会导致证人无法细致描述事实经过，才会在细节上无法做到一致。

2、指控XX索取XXXXX万元，“索贿”情节证据不足。对于收受XX万元的指控，辩护律师同意XX今天在庭审中的意见。但对于索贿情节，辩护律师则认为，公诉机关指控事实不清，证 据不足。从本案证据来看，要证明XX是主动索取还是被动接受，主要依据是XX的供述及XX的证言，两者须达到高度一致方能认定。事实上，证人XX分别于2014年10月9日、2015年1月19日作了两次证言，前者证明系XX主动提出让XX找假发票后帮其抵扣，后者证明XX要求XX用假发票抵扣个人借款X万元。可见，XXX的两份证言前后矛盾。辩护律师认为，此种情形下，为排除XX证言受误导的可能性或因时间较长产生记忆误差，应当采纳其前一份证言，因为通常时间较短记忆更准确，被误导的可能性也更小。另外，被告人XX则一直坚称系XXX主动提出帮忙抵扣余下的X万元借款，并要求XX提供假发票，与XXX第一次供述相吻合。由此可见，对于索贿情节，本案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相反，XXX20XX年X月X日的证言与XX一贯的供述能够相互印证。根据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原则，应认定索贿情节不成立。

3、指控XX收受XXXX万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据XX陈述，向XX借款X万元确有其事，但因自己没有钱还，XX没有催要，两人私交甚好，所以至今没有提过还钱的事，但并不表示XX就不还这个钱了。XX回忆称，借钱的时间是在XXX承接了XXX站XX库建设工程之后。可见，起诉书认定XX因收了钱财导致帮助XX顺利承担到工程是不符合事实真相的。

另据了解，XX站XX建设工程名为公，实质上工程的绝大部分是X站员工集资建的宿舍楼。既然是集资建宿舍楼，也就不属于公务行为，更不存在利用职权。事实上，XX员工作为业主共同决定承建单位，XX顺利承担到该工程也不是XX能够依职权决定得了的事。即使有XX收受XXX万元的事实存在，也不能定性为受贿。

4、指控XX收受XX3万元，事实不清。

指控称，“200X年上半年，被告人XX利用担任XX县XX站建管办X主任的职务便利„„随后XX提出将该X万元送给XX”。事实上，200X年XX办尚未成立，其成立时间是200X年X月，XX开始担任X办XX主任是在200X年，所以XX不可能在200X就利用担任XX办XX主任职务的便利实施受贿行为。本案的指控对最基本的事实都认定错误，很难相信公诉机关对本案的指控事实均已查明。

四、被告人XX有多处自首情节，应从轻、减轻处罚

根据法发〔200XX〕XX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定：“没有自动投案，但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以自首论：(1)犯罪分子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未掌握的罪行，与办案机关已掌握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2）„„。”

20XX年XX月XX日，检察机关对XX、XX以涉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立案（注意，没有贪污和受贿）。20XX年XX月XX日，XX因涉嫌滥用职权被拘留。从立案、拘留文书中可以看出，XX涉嫌的罪名仅有滥用职权一项，并无涉嫌贪污、受贿罪名。换言之，至少在20XX年XX月X日被刑事拘留之前办案机关都尚未掌握有关贪污、受贿的线索和证据。直到20X年X月X日报请逮捕书中才出现了对XX涉嫌贪污部分事实的陈述，且仅限于XX费X万元、私分XX工程收益XX万元两件事实。

基于《意见》的规定及上述事实，辩护人认为，XX对下列犯罪事实的供述均应认定为自首：其一，关于XX站借款X万元作个人 12 使用后以工程款名义核销，XX最早在20X年X月X日的询问笔录（不是讯问笔录）中已经有了交代；其二，关于代购两台XX机虚开发票侵吞XX万元，XX最早在20X年XX月X日的询问笔录（不是讯问笔录）中已经如实交代；其三，关于收受XXX万元，辩护律师在前面已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论证。当然，这并不影响对自首情节的认定。XX对收受XXX万元现金的供述最早见于XX20X年X月X日亲笔供词（XXX），之后才有了XX的证言，即使构成犯罪也应认定为自首。

依现有证据，对于上述指控事实，被告人XX的供述均在同案供述、证人证言及其他任何一项证据之前，均属于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且涉嫌的罪名是贪污和受贿，与办案机关已掌握的滥用职权属于不同种罪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意见》的规定，均应当以自首论，依法给予减轻处罚。

综上，对于滥用职权罪而言，本案没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依法应当不予认定，即使构成犯罪，被告人XX不论从职务上还是从其行为和所起作用上都处于从属地位，系从犯；对于贪污和受贿两个罪名的指控，XX有多处自首情节，认罪态度较好，且案发后已全部退赃，悔罪态度明显。鉴于以上情节，请求法庭依据“罪刑相适应”，惩罚和教育相结合的政策，以改造为目的，在法定刑范围内判处较轻的刑罚。

此致

XX省XX人民法院

辩护律师：

2016年5月23日

第二篇：贪污、受贿罪一审辩护词(律师推荐)

江苏汇君律师事务所

张**涉嫌贪污、受贿案一审辩护词

王荣洲律师

涉及当事人隐私，人名等均采用化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江苏汇君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本案被告人张**妻子李**的委托，并经被告人张**同意，特指派我们担任其涉嫌贪污、受贿一案的一审辩护人。在具体发表辩护意见之前，我们首先对审判长给予控、辩双方充分的发言机会表示由衷的敬佩和感谢！

我们介入此案后，本着对法律和当事人高度负责的态度，为彻底弄清案情，先后5次会见了被告人，听取了其陈述和意见，有针对性地询问了本案相关问题，作了适当的调查，并到贵院详尽阅卷现又经过今天的法庭调查，对本案已十分清楚。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基本不持异，现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一、法定的量刑情节

庭审中公诉人认为就涉嫌贪污、受贿罪而言，被告人张**主动交代其贪污、受贿的行为构成自首。辩护人完全同意公诉人对被告人自首的认定，公诉人是客观公正的。

（一）就涉嫌贪污罪而言，被告人张**的行为构成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江苏汇君律师事务所

被告人张**在检察机关调查谈话时，就如实供述检察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贪污罪行的行为，应认定为自首并按照《刑法》

江苏汇君律师事务所

（一）被告人系自愿认罪，可以从轻处罚

本案中，被告人张**在接受检察机关的调查询问时，如实供述其全部犯罪事实，其一次询问笔录、五次讯问笔录都做了有罪供述，前后完全一致。从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到法院审判阶段，被告人张**对其罪行供认不讳，从未出现过拒不认罪、翻供等情形。根据我国一贯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恳请法院在量刑时予以从轻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

江苏汇君律师事务所

三、关于本案的量刑

（一）通过上述的法定及酌定的量刑情节来看，辩护人认为可以对被告人张**减轻处罚。

（二）从主观恶性来看，根据被告人张**的供述及证人孙**的证人证言可知，被告人系被动受贿而非积极主动的索贿，犯罪情节轻微，主观恶性较小，建议从轻处罚。

（三）从社会危害性来看，被告人贪污和受贿的赃款已经被侦查机关全部予以追回，没有给国家、集体和社会造成任何经济损失，社会危害性较小，应当从轻处罚。

贪污罪既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又侵犯了公共财产所有权，而对于侵占公共财产犯罪，是否弥补了损失，是量刑的重要参考因素。被告人的亲属在检察机关侦查过程中，积极配合侦查机关，已退回贪污的全部6.3万元赃款，没有给公共财产造成任何损失。就涉嫌受贿罪而言，被告人张**在检察机关侦查过程中，积极配合侦查机关，已经主动退回全部2万元赃款。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

江苏汇君律师事务所

犯罪分子及其亲友主动退赃或者在办案机关追缴赃款、赃物过程中积极配合的，在量刑时应当与办案机关查办案件过程中依职权追缴赃款、赃物的有所区别。

通过本意见的规定，再结合本案的事实和证据，辩护人恳请法院应当考虑对被告人张**从轻处罚。

综上所述，被告人有自首情节，自愿认罪，积极退赃、主动接受财产刑处罚而且系初犯，有多种法定和酌定的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其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较小，辩护人恳请法院依法减轻处罚！

以上意见，敬请采纳。

江苏汇君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义旭

王荣洲

二○一○年八月十一日

第三篇：解析受贿罪辩护词范本

受贿罪辩护词范本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律师法》的规定，XX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上诉人XXX及其家属的委托，指派我们作为其二审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活动。为了履行辩护人的职责，庭前，我们依法会见了上诉人XXX，查阅了全部卷宗材料，现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二审辩护意见如下：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缺乏依据。

从犯罪主体方面来看，根据《刑法》规定，受贿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其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机关从事公务的人员，另一类则是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上诉人不是上述两类人员，因此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具体理由如下：

(一)上诉人XXX所在的单位即湘南工业园区开发公司(以下简称湘南开发公司)不属于国有企业的范畴：

(1)根据《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可以明确地了解，上诉人XXX所在的湘南开发公司的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其不属于国有企业范畴，其股东出资情况为XXX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3825万元、XXX平园经济开发公司225万元、百草民族经济发展公司225万元、XXX县兴坂开发有限公司225万元。国有资产一旦作为公司资本投入，即作为公司法人财产，而无法直接认定为国有资产，结合到本案中，湘南开发公司的资产无法推定为国有资产。

(2)即使认定湘南开发公司属国有资本控股公司，也不应当认定为 “国有公司”，理由如下：

首先，根据法律解释学的理论分析，国有公司不应包括国有资本控股公司。我国刑法并没有对“国有公司”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作出明确规定，而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根据民法理论，“国有”与“非国有”是从所有制的角度进行的划分，即国有是指全部资产均为国家所有。因此，无论从通常含义还是特有含义，“国有”的概念根据文义解释都是一致的，即“国家所有”，并无“复数解释之可能”。而国有资本控股公司中的部分股份并非为国家所有，因此根据文义解释，国有资本控股公司不属于“国有公司”。

其次，根据现行有关规章的规定，国有资本控股公司也不属于国有公司。国家统计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国有企业是指企业全部资产归国家所有，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的非公司制的经济组织。”我国的公司法没有对何谓“国有公司”作出规定，但是，“同一法律中苟使用同一用语，或此一法律与他法律使用同一用语，若无特别理由，亦宜作同一解释。”因此刑法中的国有企业应该是指全部资产归国家所有的非公司制经济组织。而国有公司、企业在我国刑法当中是并列的概念，其对于“国有”的解释也应当是相互一致的。因此，我们认为，国有公司是指依照公司法成立，财产完全属于国家所有的公司，包括由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单独或共同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所以国有资本控股或参股的公司不属于国有公司。

第三，结合司法实务界达成的共识，国有资本控股公司也不属于国有公司。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即是在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派员参加该座谈会的情况下，经过充分讨论达成的共识。该纪要规定“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在国有控股或者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工作的人员，应当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国有公司、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原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和股份有限公司新任命的人员中，除代表国有投资主体行使监督、管理职权的人外不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该纪要的之一规定反映两个问题：①将国有公司、企业与国有控股或者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并列提出，体现与会人员对二者的不同已达成共识。②国有公司、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原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和股份有限公司新任命的人员中，只有代表国有投资主体行使监督、管理职权的人方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由于会议纪要不属于有权解释，因此，在司法实践当中对于法院系统具有参照执行的作用，因此，我们也是作为案件定性的参考。

第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国有资本控股公司也不属于国有公司。2005年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如何认定国有控股、参股股份有限公司中的国有公司、企业人员的解释》中规定：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有公司、企业人员论。该司法解释作为有权解释再次肯定了前述会议纪要的精神，将国有控股、参股公司排除在国有公司之外。

(二)XXX不是国有机关委派的从事公务的人员：

首先，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XXX受国家机关委派”缺乏依据。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副经理需经经理的提名，得到董事会的通过才能任命。上诉人担任的工程部负责人和副总经理无具体的任命书，亦无具有法定权利的部门的任命，湘南开发公司聘任上诉人为工程部负责人和副总经理仅是在会议上口头简单宣布，非但没有法定权力机关文件为依据，也明显违反了《公司法》对聘任副经理的相关规定，一审仅凭一份会议记要就认定上诉人是被县政府委派的，显然缺乏

说服力。况且该记要未经到会人员的签名确认，其真实性和合法性有待商榷。由此可见，上诉人的工程部负责人和副总经理的资格身份并不合法。

其次，所谓“依法取得从事公务的人员”，必须是已通过合法程序手续完备的在职在编的人员和通过具有法定权力机关的任命、聘请、委任、派出或者依照法律规定而取得，并且必须有相关的档案材料或文字记录证明，否则，不能认定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或准国家工作人员的资格。本案中，上诉人原供职的单位是XXX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其为私营企业，既不是“国家机关”，也不是湘南工业区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是不可能也不能“委派”人员到湘南开发公司工作，况且由湘南开发公司出具的书面证明已明确上诉人是湘南开发公司因工作需要想监理公司采用口头方式“借用”的临时工，未办理任何法定手续。而且，上诉人是一个对工程管理业务相当熟悉的专业技术人员，其被湘南开发公司临时借用到工程部，主要是从事专业技术上的工作，并非从事行政管理工作。

第三，一审判决认定的“协助XXX县政府开展湘南工业园区工程建设管理工作”是错误的。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湘南开发公司是一个经济实体，其行为只能是纯粹的市场行为，不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公权力，不能代表政府。就其实际工作内容看，上诉人无非是协助湘南开发公司监督正确履行工程施工合同以保证工程质量。上诉人所做的一切都是根据《施工合同》，是代表湘南开发公司与工程承包者履行合同的一种民事活动。可见，上诉人的管理行为不能被视为协助XXX县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

(三)上诉人与国家之间没有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

所谓“与国家之间有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1、行为人与国家之间必须是一种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

2、行为人为国家服务，并由国家向行为人支付报酬，报酬的来源必须是国家财政，如果行为人的报酬不来自国库，就不是国家工作人员;

3、行为人必须享有国家保障的福利待遇，如医疗、社保、住房公积金等等。然而上诉人进入湘南开发有限公司两年，没有办理任何手续，至今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享受XXX县人事局惠人(2007)3号文件所规定的县级工业园区工作人员的福利待遇，更没有从国家财政中取得工资报酬。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其工资待遇由县政府主管部门确定”是严重违反事实的。综上所述，上诉人不具备受贿罪的主体资格，其行为不能认定为受贿罪。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二、上诉人具有从轻处罚的情节，一审判决量刑过重。

上诉人归案后主动交代了未被发现的部分受贿事实，依据《刑法》第67条：“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应认定为自首，一审判决未予认定是错误的。而且上诉人认罪态度良好，积极退回违法所得，具有悔罪表现，可酌情从轻处罚。一审判决虽然予以认定，但是并未在判决书上充分体现。因此，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处上诉人有期徒刑六年明显过重。

三、对于上诉人的量刑建议

综上所述，上诉人不应以受贿罪定刑，只应以商业受贿论处。鉴于上诉人具备自首的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系初犯，认罪态度好，等酌定的从轻、减轻处罚情节，为此，请二审法院全面、深入地分析本案案情，结合上诉人的情况，撤销原判，给予从轻处罚。

以上辩护意见，敬希采纳。

谢谢!

辩护人：XX律师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免费法律咨询，就上中顾法律网）

第四篇：解析关于贪污罪、受贿罪辩护词

贪污罪、受贿罪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欣和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唐xx的妻子xxx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唐xx的辩护人，参加本案的诉讼活动。

开庭前，我们依法会见了被告唐xx，详细听取其陈述，查阅了全案的案卷材料，对案件事实有清楚的了解，经过庭审，事实更加清楚，现我们依法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一、关于单位受贿罪

对于公诉机关对单位受贿罪的指控，我们没有异议。

二、关于贪污罪

我们认为唐xx等人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理由有二：

1、三人所领取的120万元不属于《刑法》所规定公共财物，贪污罪的客体不存在。

公诉机关指控唐xx、黎、宋贪污的120万元，来源于单位受贿所得的273万元，这是庭审中已经确认的。

贪污罪的客体除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以外，还有一项是“公共财物的所有权”。

《刑法》第382条，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

《刑法》第91条对“公共财产”作出了界定，公共财产包括：

(1)国有财产;

(2)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

(3)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或者专项基金的财产。

(4)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

120万元是综合管理处非法收受倒卖许可证的受贿款，不属于91条规定的情形。三人取得120万元没有损害公共财物，贪污罪的客体要件不成立，三人不构成贪污罪。

2、向三人发放120万元是综合管理处的单位行为。

我们注意到公诉机关对于273万元的处理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作法。

对于综合管理处工作人员共同领取的152万元未作贪污处理，而对于唐、黎、宋三人领取120万元却作为贪污追究刑事责任。二者的本质并无区别，都是由处长唐xx决定，以单位的名义分发，不同只是发放人数，却由此产生罪与非罪区别，不知法律依据何在?

120万元是在机构改革之时，综合管理处的其他工作人员已经分流，综合管理处将余款发放给剩余的人员即唐、黎、宋三人，也是单位行为，不应追究个人的责任。120万元是综合管理处将单位受贿所得进行处分，是单位受贿的后续行为，不应另立罪名予以处理。

此外，我们需要指出的是，273万元主要来源于唐xx、黎倒卖许可证的收益。根据唐xx与王的供述，综合管理处只收取倒卖配额的企业的钱，对于企业正常申报的配额，综合管理处不收取会费。从已查明的事实来看，会费绝大多数是唐、黎二人的“创收”所得。这也是综合管理处最终决定向唐、黎以及副处长宋xx发放120万元的重要原因。本质上来说，这些钱原本属于唐、黎所代表的倒卖许可证团伙的所得，最终又回到了唐、黎二人手上，等于这部份非法利益由唐、黎二人回收了。这与贪污的法律性质就相差更远了。

综上，我们认为唐xx等人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

三、关于受贿罪

我们认为，唐xx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并非受贿。

公诉机关指控，唐xx在担任外资办综合管理处处长期间，利用审批审核汽车进口配额证明职务之便，自办配额证明交给王xx或在王xx申请配额证明的过程中，审批审核时给予关照，保证所申请的汽车进口配额能按量如期核发汽车进口配额证明。唐xx因此收受王xx22.6万元和价值40.05万元的小轿车一辆。从庭审调查的情况来看，公诉机关的上述指控严重偏离了事实。

公诉机关所指控的，唐xx在王xx申请配额证明的过程中，审批审核时给予关照，保证所申请的汽车进口配额能按量如期核发汽车进口配额证明，确有其事，但唐xx个人为此并没有收受王xx的好处(曾经收过1.5万元，但随后已退回)，只是由综合办向申报企业收取“会费”好处。这一行为发生在2002年下半年以前，已归入单位受贿，不应重复指控。

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唐xx与王xx的关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唐xx从王xx处获得22.6万元和价值40.5万元的小轿车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唐xx给王xx自办配额证明或给予其办证关照，而是另有原因!

经过两天的庭审，事实已经非常清楚。公诉人宣读的王xx2005年10月8日两份笔录、10月13日的笔录及其在庭上的供述和唐xx2005年10月25日、2006年4月22日的笔录及其在庭上的供述，有明确的表述。王xx说：“2002年下半年，他(指唐xx)就跟我说他手上也有许可证，想通过我的渠道倒卖出去。我当时就答应了。当时我们商定每次唐xx拿批文给我，我就按市场上倒卖进口许可证的价格并减下我应得的二三千元差价给钱他„„所以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唐xx就直接拿批文给我倒卖了，那我也就没有给他好处费了”;“除了我在南宁做这个事情之外，还有另外一些人也在南宁做这个事情，包括唐xx和黎俊兵，他们也通过自己的渠道收集外资企业的材料申请许可证，然后有相当部份通过我卖掉，其中我帮唐xx卖掉的有一百多辆车的许可证，我帮他卖许可证。”唐xx说：“(与王xx)是朋友做生意，是合伙关系”;“与任桂斌是合作关系，我们把企业资料给了他(指王xx)，王xx办理配额证明和许可证后就把钱给我。”在庭审调查中，二人对合作倒卖许可证的事实有一致的供述。

由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事情的整个脉络：

2002年下半年，唐xx主动向王xx提出，他手上也有许可证，想通过王xx的渠道倒卖出去。王xx同意。他们商量好，每次唐xx拿到批文给王xx，王xx就按照当时市场上的价格，扣下其应得的差价后，将款项交回给唐xx。

此后，唐xx通过任x、梁x、徐x等外经贸系统的人员，动员桂林、梧州、贺州、玉林、南宁等地的外经贸部门，以各种方式收集了大量外资企业未用的配额，申办许可证，交由王xx销售，所得款项分成三份：王xx一份，唐xx一份，提供配额的外贸单位或人员一份，后二者所占比例远大于王xx。

我们应当找出此项指控中最本质的东西，即王xx与唐xx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认为，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王xx与唐xx不再象以前那样，是申请者与审批者的关系(即请托与受托的关系)，而是一种典型的生意关系。

王xx及唐xx曾经以合伙来定义过双方的关系，遭到侦查人员的质疑，这其实是因为二人不清楚合伙与合作的法律区别所致。

有无出资，是否共享利润、共担风险，这是合伙关系的法律特征，但合作关系不受此限制，当事人可以灵活约定合作的方式及利益分配。

唐xx与王xx的关系可以理解为合作关系，一方负责找证，一方负责销售，按约定比例分配销售利益。

公诉机关又在付款时间上做文章，似乎认为付款在卖证之前，不符合合作或合伙的特征。关于这一点，王xx是有他的说法的，由于市场价格是一定的，而且他的销售渠道也是朋友关系(很多情况下他还收取了定金)，不会有付款风险，因此先付款后付款没有区别。

但我们认为，王xx与唐xx之间本质上是一种买卖关系。对此，王xx、黎俊兵及唐xx也有过类似的表述。王xx先以自有资金收购唐xx的许可证，再向徐忠保等人销售，从徐忠保的付款中获取差价。可以这么说，许可证从唐xx手中销售给王xx是一级市场，王xx销售给徐忠保等是二级市场，以此类推。既然是买卖关系也就无所谓先付款后付款的问题，也就无所谓风险责任的问题。明确了这一事实，我们很快可以对比出唐、王二人的这一行为与行、受贿的巨大差别。

受贿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产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利益的行为。”

1、有无职务便利：

唐xx在与王xx的合作中，并没有体现出他作为审批配额官员的职权便利。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唐xx与王xx交易的标的是进口许可证而不是配额证明或企业资料。因为配额和资料是不能进口汽车的，只有许可证才能办理通关手续，才有市场价值!

虽然唐xx除了许可证以外，有时也会将配额证明或企业资料交给王xx，由王xx申办许可证，但这只是代办行为，对这个问题，杨晔讲得很清楚：“因为是老唐自己做，不好为自己审批，转告王xx叫王x或涛子帮拿资料到外资处审批，老唐不方便出面，帮他办证，纯粹是帮忙性质的，没有收取任何好处。”由此也可以看出，证是唐xx的，唐xx找他人递交材料申办，不过是掩人耳目。王xx找人帮送材料是独立于双方交易以外的行为，不是改变交易的标的。因此，只能认为，唐xx交付就只是许可证，而不是配额或企业资料。

许可证是由外经贸部特办审批的，获取许可证并不是依赖于唐xx的职权，因为发放许可证的是特办，不是综合管理处。特办的权限并不象王xx所说的那么微不足道，特办在审批过程中，发现资料不全或不符合申办规定，有权拒绝核发许可证。

唐xx最终交付的是许可证，如果审批环节出了问题，由唐xx负责理顺。王xx并不需要为审批问题操心。在二人的交易中，王xx根本不会有求于唐xx。这才是王xx所说的“有了企业资料就等于有了许可证”的真正含义。

王xx有一番话非常客观：“实际上，凡能提供齐全的文件都能拿到批文，关键在于能否把批文变现。而由于我有销售许可证的渠道，所以很多人都通过我来办，我的作用于也来源于此。”(05年10月8日7时50分的讯问笔录)。

而公诉机关再三强调王xx说过“只有通过唐xx、黎俊兵才能办到配额和汽车许可证”，来证明唐、黎二人的职务便利，是不能成立的。这句话本身就是有歧义的，既可以理解为唐、黎二人的职责所在，也可理解为如果没有唐、黎二人提供许可证或企业资料，就没有许可证来源。就算是按前种解释，王xx这个说法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从现有的证据看来，在与唐、黎合作以前，王xx就已经帮于文平倒卖过证，除了唐、黎二人以外，王xx还帮杨晔倒卖过证(杨晔并不是唐xx的关系，王xx的记忆是不准确的)。王xx在庭上多次讲过，谁有证就跟谁做，不管他是不是处长，是处长没有证也不行。

由此可见，在与王xx的合作过程中，唐xx的处长身份没有任何意义，有意义的只是他可以提供“货源“即进口许可证。而提供进口许可证并不依赖于他的职权，而在于他的信息和人际关系。我们就看到了除唐xx、黎俊兵以外的人同样可以弄得到许可证。

公诉机关又主张，唐xx明知证是用于倒卖的，仍然给予审批，就是利用了职务之便。我们同意唐xx在这一点上是利用了职务之便，但其利用职务之便不是为了给王xx审批，而是给自己审批，因为许可证是唐xx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谋利，最多只是滥用职权，决不是受贿!

2、二人的地位：

上述情况反映了唐、王二人在交易中的地位，刚好与行、受贿相反，不是王xx有求于唐xx办证，而是唐xx有证，依赖于王xx销售。

3、给付款项的性质：

如果是行、受贿，应当是由行贿方将属于其自己所有的财物赠送给受贿方。表面上看起来，是唐xx是从王xx手中得到钱，但我们应当深入考证这些钱的所有权。这些钱是卖证所得的款项，而证的所有权人是以唐xx为代表的一方，不是王xx。王xx不是这些钱的主人，这些钱属于有证的一方!王xx拿钱给唐xx，不是送自己的钱给唐xx，而是交回属于唐xx所有的钱。王xx在庭上就是这么说的，钱是唐xx的!公诉机关颠倒了给付款项的所有权人，误将唐xx的钱当作王xx的钱，将王xx履行卖方付款义务的行为误认为聩赠行为。因此，不存在王xx向唐xx赠送钱财的问题，行、受贿的客观要件并不存在!

王xx的证供清晰地反映了案件的事实，不仅与唐xx的陈述，也与黎俊兵、徐智铿、周永强等人的供述相吻合，应当予以认定。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40.05万元小轿车的钱也是从唐xx的卖证款里出的。根据唐、王二人的供述，唐xx先出了两个指标作价20万元，剩余的款项由王xx垫付，垫付的款项在后来的销售款中扣除了。因此，40.05万元小轿车的钱实际上包含在销售许可证所得款中，不是单独的受贿行为。

根据上述，唐xx、王xx的行为触犯的是《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即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构成非法经营罪。唐xx、王xx以及负责收集、提供企业资料的单位是共同犯罪，应根据各方的作用处以相应的刑罚。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诉机关指控唐xx对综合管理处犯单位受贿罪承担刑事责任，是正确的;指控唐xx犯贪污罪不能成立;指控唐xx犯受贿罪属于定性错误，应为非法经营罪。我们请求合议庭查明事实，依法作出判决!

以上意见，敬请考虑并予以采信!

辩护人：欣和律师事务所

_______________律师

二OO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免费法律咨询，就上中顾法律网）

第五篇：论贪污受贿罪定罪量刑问题

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学年论文

论贪污受贿罪定罪量刑问题

摘要：贪污受贿之定罪量刑标准关乎惩治贪贿犯罪的力度和效果，是我国刑事法治领域重大的理论和实务问题。当前我国贪污受贿的定罪量刑标准存在难以全面适时反映贪污受贿个罪的社会危害性、不能充分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影响个罪之间罪刑设置的体系协调问题在此应该相对支持贪贿罪的“零容忍”政策，引入群罪立法模式并明确各自定罪量刑等。

关键词：贪污 受贿 零容忍政策 定罪量刑标准 犯罪数额

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学年论文

Abstract：The standard of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of embezzlement and bribery is a major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 due to its influence and effect on the punishment of embezzlement and bribery.Defects in current standard of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of embezzlement and bribery in China have been identified such as being unable to reflect its social harmfulness comprehensively and timely and embody the principle of matching punishment with culpability so that the system coordination of sentencing between individual cases has been seriously influenced.In this setting should be relatively supported against Bribery Crime “ zero tolerance” policy，introduced legislation crime group mode and clear their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Keywords: corruption, bribery, zero to erance policy,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standards, Amount of corruption

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学年论文

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学年论文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1

1.1引言.................................................................................................................1 第二章 我国贪污受贿犯罪定罪起点数额的立法沿革.............................................4

2.1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究竟应该升还是降.....................................................5

2.1.1贪污贿赂行为本质的经济学分析......................................................5 2.1.2贪污受贿犯罪的“零容忍”政策及其可行性分析..........................6

第三章 我国贪污受贿定罪量刑标准的完善探索.....................................................7

3.1引入罪群立法模式并明确各自定罪量刑标准.............................................8 3.2受贿罪与贪污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应分开设立.............................................8 3.3 应由司法解释规定并科学、合理地设定具体数额标准............................9 参考文献.....................................................................................................................10

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学年论文

第一章 绪论

1.1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和政府把反腐败工作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要求反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十八届四中全会又全面勾勒了法治反腐的蓝图。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

（九），将贪污受贿的量刑标准改为以金额加犯罪情节的量刑标准，一改之前简单地以犯罪金额量刑。这一修改体现了以具体犯罪情节的社会危害性惩处贪污受贿犯罪的立法意图，完善了刑法修改前唯犯罪金额而量刑的制度缺陷，在有利于更加公正打击贪污受贿犯罪的同时，也给法官如何真正按照犯罪情节量刑带来了考验。一方面，面对挑战法官深刻领会立法精神，尽快熟悉和掌握以犯罪情节量刑的法律精髓，努力提高审判业务水平。尤其在以犯罪情节量刑初步实行的语境下，法官更要对此慎之又慎。一旦处理不好，不仅会背离立法初衷，而且还会损害司法公信，绝不能等闲视之。另一方面在以犯罪情节量刑的过程中，法官还面临如何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严峻考验。自由裁量权是一把双刃剑，它在避免法官机械适用法律的同时，也容易造成审判权力的滥用。这就要求法官必须坚守司法底线，在以犯罪情节量刑时，敢于顶住压力和干扰，正确、全面地理解和适用法律，从而通过自由裁量依法作出公正、公平的量刑。

近年来我国对贪污受贿犯罪的治理成效明显，但反腐形势依然严峻，相关犯罪的治理还面临着不少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由于定罪量刑标准设置不甚合理，使得贪污受贿犯罪的司法适用日益偏离立法规定，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刑罚裁量无法实现犯罪均衡，难以全面反映具体个罪的社会危害性，贪污受贿犯罪数额与量刑之间出现”尴尬”困局，因而亟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目前对于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是否需要调整，犯罪数额在贪污受贿犯罪量刑中应居于何种地位，贪污受贿犯罪数额标准该如何确定等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议。《刑法修正案

（九）》通过后，贪污受贿犯罪原则只规定“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以及其他”情节较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定罪量刑档次，1997年刑法明确规定的贪污受贿犯罪5000元的定罪

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学年论文

起点数额将不再适用，具体定罪量刑标准可由司法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掌握，或者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司法解释予以确定[1]。

因此，有针对性地深入探讨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问题，是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必须关注的重大现实法治课题。

[1] 李适时.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2

2014 年 10 月 27 日

的说明——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学年论文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J].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15(5): 826-830.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学年论文

第二章 我国贪污受贿犯罪定罪起点数额的立法沿革

新中国成立以来，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出台了多个涉及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法律和司法解释文件。1952年4月21日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概念，量刑档次和处罚标准等予以详细规定，首次确定了新中国贪污受贿犯罪刑法体系，但是没有规定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起点数额。

1979年7月6号，我国第一部刑法典颁布。在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和第八章渎职罪中分别规定了贪污罪和受贿罪。1986年3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经济检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明确贪污受贿1000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同时，对贪污受贿不足1000元但具有恶劣情形或造成严重后果的也应予以立案。

1988年1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在1982年3月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的基础上，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重大调整，明确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2000元以上不满1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贪污数额不满2000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现行刑法。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贪污数额不满5000元，情节较重的，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刑法修正案

（九）》第四十四条规定取消了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数额标准，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学年论文

相应地，也在立法上取消了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起点的具体数额。

从上述贪污受贿犯罪定罪起点数额的演变，可以看出：定罪起点数额是贪污受贿犯罪入罪标准之一，在某些情形下，贪污受贿情节也作为入罪标准《刑法修正案

（九）》原则重视犯罪情节在定罪量刑中的法律意义，可以说是确立了真正意义上的“数额+情节”复合定罪量刑标准[1]应该注意到，在《刑法修正案

（九）》之前的相关司法解释文件中，也规定了数额结合情节的入罪情形，如1986年最高检《立案标准的规定》对贪污不足1000元，但具有贪污救灾、救济、优抚等款物，共同贪污主犯，多次贪污等情形的，规定应予立案追诉。

[1] 赵秉志.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问题研究[J].中国检察官, 2015(7): 76-76.2.1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究竟应该升还是降

2.1.1贪污贿赂行为本质的经济学分析

最早对犯罪进行经济学分析的曾是于199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加里·S·贝克教授，他最早对犯罪行为进行了系统的，规范的经济学分析[1]，犯罪的成本与收益理论的前提基础是经济学中的“经纪人”假设[2]。从经济学角度看，一些著名的经济学中的经济学分析家指出，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看不到贪污贿赂行为本身有什么问题。但是，贪污贿赂行为不仅会加速官僚政体分崩瓦解的过程，而且还会使低收入的公务员借此获得更加可以接受的生活水平。

单纯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1997年的5000元和现在的5000元确实没有什么可比性，时代在变化，社会财富增加了，货币相对在贬值。表面上看来，现在贪污受贿5000元比在1997年贪污受贿5000元的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性似乎要小得多。这个观点看似有道理，但2009年与1997年相比，变化的不止是经济发展，政治文明、精神文化、社会建设等各方面也有了相应的进步。易言之，到了2009年，各级官员理应比1997年具有更高的民主法治素养、精神文化品质。因此，如果把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账一起算，就不应该得出调高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的结论，而是与之相反[3]。

从法律意义上讲，对贪污贿赂行为作出否定评价，是因为不该官员哪的东西就不能拿，这是反贿赂的伦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拿1000元、5000元、几万元，跟拿几百万、一个亿性质是一样的。经济学家已经揭示，贿赂的本质是权钱交易，会损

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学年论文

害公共利益。而贪污贿赂行为，无论多少，都应当从法律上作出否定烦人评价。2.1.2贪污受贿犯罪的“零容忍”政策及其可行性分析

我国司法实务部门的专家曾从我国《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法律对接的要求和量刑的科学性角度提出，我国应取消关于贪污受贿的数额规定。也有学者提出，[1] 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93.[2] 理查德.A· 波斯纳[J].法律的经济分析, 1997, 20.[3] 邓清波.贪污贿赂罪起刑点不能只算经济账[D]., 2009.其视角应着眼于社会对贪污受贿犯罪的政策体现了相对的容忍。1997年《刑法》规 定的5000元起刑点，主要是考虑到事物发展的变化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起刑点具有很大的相对性。有人提出，如果把对贪污受贿行为的容忍度降为零，则可以避免 上述以数额作为认定贪污受贿犯罪而出现的弊端，也可以有效地预防和打击贿赂犯罪。

但零容忍政策（zero to erance policy）只能发挥《刑法》的惩治功能，其显著的缺陷在于重打击，而忽略了预防；同时缺乏刑罚的谦抑性，与我国当前所倡导的严宽相济的刑事政策不相协调。因而适用零容忍政策有一定的障碍。我们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许多人还不具备“零容忍”的思维，在迎来送往、逢年过节“拜访”领导眼花缭乱的“国情”下，类似规定在中国出台的可能性有多大？即使出台，由于尚没有充足的司法资源支持“零容忍”的有罪必罚，这一规定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的得到切实执行？对此，我们必须深思。

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学年论文

第三章 我国贪污受贿定罪量刑标准的完善探索

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存在问题，已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惩治贪污受贿犯罪的力度和效果，越来越难以适应反腐败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需要亟需改革完善。而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修订又紧密关涉贪贿犯罪圈的划定、国家对贪贿犯罪的惩治力度、刑事司法资源的负重、公众对刑法的认同等重大问题，对其改革完善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务必需要审慎稳妥、科学合理、切合实际地统筹考虑，既要注意克服当前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缺陷，满足惩治贪污受贿犯罪司法实践的需要；又要注意刑法规范明确性与司法可操作性之间的平衡，有助于实现量刑公正和罪责刑相适应，增强公众的刑法认同，秉持上述理念和原则，改革完善我国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及相关立法，笔者认为，当前应着力从以下三方面推进：

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学年论文

3.1引入罪群立法模式并明确各自定罪量刑标准

一般国家关于贪污犯罪的立法，如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大都是采取罪群立法模式（罪刑系列立法），即根据贪贿犯罪的罪质及犯罪构成并考虑惩治犯罪的需要而灵活设计成为一个存在主辅关系的罪名（罪刑）系列。对贪贿犯罪这类多发性犯罪设计系列的犯罪构成或罪刑系列，已经成为一些国家刑事立法的重要技术。而且这些国家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之定量因素主要通过罪群立法模式来体现。

就我国贪贿犯罪的刑法规制来说，尽量经过很多次刑法修正，刑法典中除规定了受贿罪之外，还规定了行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等罪名，但是目前的受贿罪罪名，但目前的受贿罪罪名体系任过于粗略，逻辑层次并不够清晰，尚未体系化，有些新型受贿行为也未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给贪腐分子留下规避法律的制度空间。鉴于此，笔者建议待时机成熟时，积极借鉴相关国家贪贿犯的立法经验，在系统梳理，认真分析贪贿犯立法规范以及相互关系并适当调整有关罪状的基础上，考虑引入罪群立法模式，形成以一般贪污罪、受贿罪为主体，以其他特殊贪污受贿犯罪为补充，层次分明而又相互衔接的贪污受贿犯罪罪群体系。如以受贿罪的罪刑系列立法为例，可考虑立法上对受贿犯罪进行小类的体系化构建，除规定一般的受贿罪之外，再酌情增设斡旋受贿罪、索贿罪、事后受贿罪、司法工作人员受贿罪等，并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从破坏经济秩序罪章移到贪污贿赂罪章之中。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受贿罪为主体，以斡旋受贿罪、索贿罪、事后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介绍贿赂罪等为补充的受贿罪罪群体系。受贿罪罪群体系确立后，均统一按照“数额 + 情节”的两元弹性模式，根据各受贿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配置法定刑;再由司法解释根据反腐败形势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形势，对各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具体数额、情节标准作出明确规定和适时调整。这样既能起到严密受贿犯罪刑事法网的作用，又能统一各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从而更好地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和量刑统一。

3.2受贿罪与贪污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应分开设立。

目前我国贪污罪和受贿罪适用的是同一定罪量刑标准。在刑法典分则之中，凡是单独定罪的犯罪行为均有其单独的法定刑，只有贪污罪和受贿罪共用法定刑，这种立法例世所罕见。因此笔者认为，尽管贪污罪与受贿罪都属于贪污贿赂类犯罪，都侵犯

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学年论文

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 廉洁性，但两罪在侵犯的具体客体、社会危害程度、犯罪成本、反腐政策指向的重点等方面都存在相当差异，不应适用同一的定罪量刑标准。

3.3 应由司法解释规定并科学、合理地设定具体数额标准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删去了对贪污受贿犯罪规定的具体数额，规定了概括数额加情节的标准。那么，概括数额在司法实践中具体如何掌握，这仍然需要明确。至于通过什么途径来予以明确则存在较大争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立法说明中提出，贪污受贿犯罪具体定罪量刑标准可由司法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掌握，或者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制定司法解释予以确定。此外另有论者认为，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中贪污受贿犯罪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等概括性规定统一进行立法解释[1]。由此可见，如何明确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具体数额标准，主要有三种主张:一是由司法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掌握;二是由“两高”制定司法解释予以确定;三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立法解释予以确定。笔者认为，由司法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掌握或者颁布立法解释来确定的做法均为不妥，应由”两高”

[1] 现代刑法学的使命(下卷)[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4 :716-716.用司法解释来确定具体的数额标准，即由司法解释规定一个相对确定的幅度，再授权省级司法机关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司法解释规定的幅度内明确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

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学年论文

参考文献

[1] 李适时.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10

2014 年 10 月 27 日

的说明——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学年论文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J].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15(5): 826-830.[1] 赵秉志.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问题研究[J].中国检察官, 2015(7): 76-76.[1] 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93.[2] 理查德.A· 波斯纳[J].法律的经济分析, 1997, 20.[3] 邓清波.贪污贿赂罪起刑点不能只算经济账[D]., 2009.[1] 现代刑法学的使命(下卷)[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4 :716-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