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案例[范文]

第一篇：受贿罪案例[范文]

受贿罪案例

兴化市财政局原财政资金管理处副主任施恂涛，因掌握财政信用资金管理的大权，曾一时红得发紫。然而，他坐上这把交椅后就利令智昏，７个月内竟受贿１８万元，结果将自己的人生中年送进了紧闭的铁窗。

现年３９岁的施恂涛，１９８２年调入兴化市财政局任办事员，１９９２年１１月担任该局资金管理处副主任。１９

９５年下半年，施恂涛通过在某银行兴化支行信用卡部工作的一个关系甚密的朋友徐某（已另案处理）介绍，结识了大邹镇木地板厂厂长陈学会，陈自称：厂里的形势比较好，但缺点流动资金，想请施帮忙借一点。施恂涛因与陈某刚相识，当时没有明确答复。１９９６年春节前，为达到“借点流动资金”的目的，陈便主动上门联络“感情”，买了名烟名酒去了施家，还塞给他儿子１０００元“压岁钱”。春节过后，某镇财政所负责人根据镇里的创收要求，想将闲置的５０万元资金放出去收点利息，于是找到施恂涛说明了意图。真是天上掉馅饼，一个要借，一个要放，于是他当即为陈某“搭桥”，并根据财政所负责人的要求在协议书上签字担保。

陈学会得到贷款后的某个星期天，徐某打电话邀请施恂涛来到兴化支行自己的办公室，几句客套话下来，陈学会便递给施３扎百元面值的现钞，虽说是在徐的办公室，又是这么大的额度，但施恂涛觉得都是朋友了，因此略推辞了一下，就将这３万元现金装进了口袋。

不几天，陈学会告诉施恂涛，上次所借的钱，归还了银行欠款，便向施提出要再借点钱。

俗话说，拿了人家的手短。收了陈３万元贿赂，施恂涛当然要为陈办事。同年４月，施恂涛与某物资公司经理顾某闲谈，顾某抱怨生意不好做，说有５０万元资金宁可放贷。“听者留心”，施恂涛又关顾上了陈，再次由他作担保，将这笔款全部贷给了陈。

由施恂涛担保借给陈的某镇财政所的５０万元资金到期了，镇里打电话要求施恂涛将那笔贷款收回。陈向某银行卡部徐某提出用透支的办法来偿还。在这种情况下，徐某同意透支了２０万元。

尚缺３０万元，怎么办？施恂涛只得带着陈某，向某信用社主任盛某借得３５万元，其中３０万元用于归还某镇财政所，另５万元用作归还该信用社的利息。

“你搬家，我不一定有时间来，这钱作为我的贺礼。”同年７月的一天，陈学会来到施恂涛定购的新住房里，又送给他２万元，施恂涛再次“笑纳”了。

同年８月，某塑料厂有闲置资金６０万元，找某局一名负责人想请资金管理处托放，施恂涛考虑到资金管理处没有这种业务，也就通过盛某放给陈，并由他作了担保。

“这次多亏你帮忙。”借款后的一天晚上，施恂涛又一次心安理得地收受了陈某送给他的３万元贿赂。

行贿者的目的，往往都是以小的“投入”换取大的“回报”。为了在施恂涛身上获得更多资金，陈学会不惜花重金收买施恂涛以达到自己的非法目的。同年９月，陈又找到施恂涛，说厂里销售不佳，想到东北去办厂，请他再帮忙解决资金。施恂涛带着陈再去找盛某想办法，经不知底细的副局长同意，盛某就到资金管理处办理了２００万元财政周转金的存款业务。后来，陈某就将这２００万元十分顺利地借到了手。

“这次多亏你帮忙，这点意思请你收下。”同月底的一天中午，陈来到施家，拿出事先准备的一只布袋丢在北边房间里。后来他岳母到他家里，看到布袋里全是钱，感到惊讶。他与妻子一数，整整１０万元！

从１９９６年２月至１９９６年９月，仅７个月时间，施恂涛就为陈学会擅自担保借款２４５万元并出谋划策骗贷２００万元，先后４次从中收受陈送给他的贿赂１８万元。

后来，兴化市公安机关在追逃专项斗争中，将携款潜逃、造成银行和信用社巨额贷款难以收回的陈学会从安徽抓获，陈学会的归案牵出了施恂涛的受贿问题。

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５日，兴化市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施恂涛有期徒刑１３年。 蔡明泗 杨 雨

第二篇：村支书受贿罪案例分析

村支书受贿罪案例分析

一、案情简介

2002年至2010年，犯罪嫌疑人郑其优在担任浙江省郑村村村书记、村经济合作社社长期间，在与相关单位等业务往来中，利用村书记、经济合作社社长主持全面工作，负责经济工作的职务便利，收受他人的钱款，在2002年至2003年期间为他人在办证、购买土地过程中提供帮助，帮助他人谋取利益，涉嫌受贿罪，金额共计人民币238000元。其中，郑其优为在2002年至2006年期间收受他人钱款226000元，2006年以后收受12000元。

二、争议焦点

对于本案的定性，存在两种不同的不同意见：

1．郑其优构成受贿罪，以受贿罪名起诉。理由如下：

第一，郑其优符合受贿罪的犯罪主体要求。根据《刑法》解释，村基层组织人员在特定条件下即当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时，以国家工作人员论。2000年郊区镇党委任命郑其优担任村党支部书记，镇农工商总公司任命郑其优担任村经济合作社社长。因此犯罪嫌疑人郑其优的主体身份符合《刑法》规定，是国家工作人员。第二，郑其优在客观行为上符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情形。郑其优于2000年至2010年3月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经济合作社社长期间，协助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村全面工作，包括从事村土地的经营管理即土地出让、流转及租赁事宜，并代表村办理了清塘服饰印花有限公司、恒盛五金厂、兴达钢模钢管厂办理国有土地出让手续，且在办理国有土地出让手续过程中以村名义为上述企业办理立项申请、国有土地使用申请、地块测量、土地评估、土地政府征收费用减免申请、交纳相关税费、领取国有土地使用证等事项，故犯罪嫌疑人郑其优符合“利用职务之便”的构成要件。同时，郑其优在担任村书记、村经济合作社社长期间，在与相关业务单位业务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的钱款，为他人谋取利益，金额共计人民币238000元，已经涉嫌受贿罪。

2．郑其优的行为定性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应当作相对不起诉处理。理由如下： 06年刑法修正案(六)生效之前，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根据刑法只对公司、企业人员受贿处理，公司企业人员以外的人员没有处理的依据，一般也就不处理。郑其优不属于公司、企业人员。2006年6月29日以前，郑其优的行为不构成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6月29日以后，郑其优的行为符合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在2006年6月29日刑法修正案(六)生效之后,被告人郑其优收受他人元12000元，但请托事由还是为2002年至2003年期间在办证、购买土地提供帮助，本案起诉仍存在风险。因此，应当对本案作相对不诉处理。

三、案例评析

我同意第二种观点，即郑其优的行为定性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应当对其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处理。

1．主体方面，郑其优不能认定为“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也不是公司、企业人员。作为村基层组织人员，其应当属于“其他单位”人员。村基层组织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身份认定标准是其所从事的工作是否属于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郑其优在担任村的党总支书记、镇农工商总公司村经济合作社社长其所办理的土地方面的工作，因为土地的性质为集体所有，其工作不属于“国有土地的经

营和管理”，也不符合其他几种情形。故不符合“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之情形，不能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2．本案所涉及的法律溯及力问题。

2006年6月29日开始实施的刑法修正案第七项对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进行了修订,将该罪的主体扩大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员,其罪名也相应修订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该罪的犯罪主体是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客观方面表现为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行为。高法、高检《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刑法规定的“其他单位”，既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等常设性的组织，也包括为组织体育赛事、文艺演出或者其他正当活动而成立的组委会、筹委会、工程承包队等非常设性的组织。被告人郑其优身为村民组组长，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的“其他单位人员”。

3.关于请托事由与收受他人钱财时间分离的问题。

对于请托事由与收受他人钱财时间分离的问题，在这里表现为事后收受钱财。对国家工作人员在职期间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在离（退）休后收受他人财物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有相关的司法解释：是否构成受贿罪要看行为人在职时是否和送财人有事先约定，这种约定在谋取利益上就表现为是否有承诺，如果事先有请求和承诺合意，那么在离休和离职后接受财物就是受贿犯罪行为。如果事先没有请求和承诺的合意，在离休和离职后接受财物就不能认定为受贿犯罪。

但本案的情形有特殊性。郑其优在2002年、2003年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时候，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此行为是犯罪，在2006年6月29日以后（具体是2007年、2008年期间），郑其优因为02年和03年的请托事由收受了他人12000元。收受他人财物和为他人谋取利益都是构成受贿罪的必备要件，在本案中，这两个要件之间出现了时间上的断层，其中一个要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时发生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该行为为犯罪的时期，而另一个要件（收受他人财物）则是发生在新法生效后的时期。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行为人在为他人谋取利益时，法律并没有规定此为犯罪，但数年之后，又以新法为标准，要求行为人承担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他人贿赂的责任，这有不合理之处。因此，如果以新法来追究行为人受贿罪的刑事责任，有较大的风险。所以，我认为应当对其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处理。

从事公务，是指代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责。公务主要表现为与职权相联系的公共事务以及监督、管理国有财产的职务活动。

根据有关立法解释的规定，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视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乡（镇）以上中国共产党机关、人民政协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司法实践中也应当视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属于村民自治范围的经营、管理活动不能适用《解释》的规定。

第三篇：取保候审申请书,受贿罪

取保候审申请书（受贿罪，家属申请）

申请人：李××，女，汉族，住址：西安市长安区杜陵东路162号，联系电话：139********。系犯罪嫌疑人刘××之妻。

被申请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刘××，男，汉族，西安市长安区杜陵东路*2号人。西安市第×中学校长，因涉嫌受贿罪，于2012年1月5日被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现关押在西安市看守所。

申请事项：对犯罪嫌疑人刘××申请取保候审。

事实和理由：

犯罪嫌疑人刘××因涉嫌受贿罪，于2012年1月5日被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刘××系初犯、偶犯、无犯罪前科，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性较小，根据《刑法》第385条规定，量刑幅度为一年以上七年年以下有期徒刑，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采取取保候审不具有社会危险性。

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65条的规定，特向贵院申请取保候审，敬请考虑。

申请人愿意缴纳保证金或提供保证人，提出由李××担任保证人。保证人李××为人正派，有固定收入和住处，有能力履行保证义务。(西安田霖律师免费提供法律咨询，联系电话：***)

现申请人以及保证人愿意履行《刑事诉讼法》第68条规定的保证人义务：

（一）监督被保证人遵守本法第69条的规定；

（二）发现被保证人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违反本法第69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及时向执行机关报告。

被申请人应当保证遵守《刑事诉讼法》第69条的规定：

（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

（二）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发生变动的，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向执行机关报告；

（三）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

（四）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

（五）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

恳请予以批准为盼！

此致

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检察院

2012年3月1日 申请人：李××

第四篇：解析受贿罪辩护词范本

受贿罪辩护词范本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律师法》的规定，XX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上诉人XXX及其家属的委托，指派我们作为其二审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活动。为了履行辩护人的职责，庭前，我们依法会见了上诉人XXX，查阅了全部卷宗材料，现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二审辩护意见如下：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缺乏依据。

从犯罪主体方面来看，根据《刑法》规定，受贿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其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机关从事公务的人员，另一类则是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上诉人不是上述两类人员，因此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具体理由如下：

(一)上诉人XXX所在的单位即湘南工业园区开发公司(以下简称湘南开发公司)不属于国有企业的范畴：

(1)根据《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可以明确地了解，上诉人XXX所在的湘南开发公司的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其不属于国有企业范畴，其股东出资情况为XXX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3825万元、XXX平园经济开发公司225万元、百草民族经济发展公司225万元、XXX县兴坂开发有限公司225万元。国有资产一旦作为公司资本投入，即作为公司法人财产，而无法直接认定为国有资产，结合到本案中，湘南开发公司的资产无法推定为国有资产。

(2)即使认定湘南开发公司属国有资本控股公司，也不应当认定为 “国有公司”，理由如下：

首先，根据法律解释学的理论分析，国有公司不应包括国有资本控股公司。我国刑法并没有对“国有公司”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作出明确规定，而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根据民法理论，“国有”与“非国有”是从所有制的角度进行的划分，即国有是指全部资产均为国家所有。因此，无论从通常含义还是特有含义，“国有”的概念根据文义解释都是一致的，即“国家所有”，并无“复数解释之可能”。而国有资本控股公司中的部分股份并非为国家所有，因此根据文义解释，国有资本控股公司不属于“国有公司”。

其次，根据现行有关规章的规定，国有资本控股公司也不属于国有公司。国家统计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国有企业是指企业全部资产归国家所有，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的非公司制的经济组织。”我国的公司法没有对何谓“国有公司”作出规定，但是，“同一法律中苟使用同一用语，或此一法律与他法律使用同一用语，若无特别理由，亦宜作同一解释。”因此刑法中的国有企业应该是指全部资产归国家所有的非公司制经济组织。而国有公司、企业在我国刑法当中是并列的概念，其对于“国有”的解释也应当是相互一致的。因此，我们认为，国有公司是指依照公司法成立，财产完全属于国家所有的公司，包括由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单独或共同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所以国有资本控股或参股的公司不属于国有公司。

第三，结合司法实务界达成的共识，国有资本控股公司也不属于国有公司。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即是在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派员参加该座谈会的情况下，经过充分讨论达成的共识。该纪要规定“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在国有控股或者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工作的人员，应当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国有公司、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原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和股份有限公司新任命的人员中，除代表国有投资主体行使监督、管理职权的人外不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该纪要的之一规定反映两个问题：①将国有公司、企业与国有控股或者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并列提出，体现与会人员对二者的不同已达成共识。②国有公司、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原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和股份有限公司新任命的人员中，只有代表国有投资主体行使监督、管理职权的人方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由于会议纪要不属于有权解释，因此，在司法实践当中对于法院系统具有参照执行的作用，因此，我们也是作为案件定性的参考。

第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国有资本控股公司也不属于国有公司。2005年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如何认定国有控股、参股股份有限公司中的国有公司、企业人员的解释》中规定：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有公司、企业人员论。该司法解释作为有权解释再次肯定了前述会议纪要的精神，将国有控股、参股公司排除在国有公司之外。

(二)XXX不是国有机关委派的从事公务的人员：

首先，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XXX受国家机关委派”缺乏依据。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副经理需经经理的提名，得到董事会的通过才能任命。上诉人担任的工程部负责人和副总经理无具体的任命书，亦无具有法定权利的部门的任命，湘南开发公司聘任上诉人为工程部负责人和副总经理仅是在会议上口头简单宣布，非但没有法定权力机关文件为依据，也明显违反了《公司法》对聘任副经理的相关规定，一审仅凭一份会议记要就认定上诉人是被县政府委派的，显然缺乏

说服力。况且该记要未经到会人员的签名确认，其真实性和合法性有待商榷。由此可见，上诉人的工程部负责人和副总经理的资格身份并不合法。

其次，所谓“依法取得从事公务的人员”，必须是已通过合法程序手续完备的在职在编的人员和通过具有法定权力机关的任命、聘请、委任、派出或者依照法律规定而取得，并且必须有相关的档案材料或文字记录证明，否则，不能认定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或准国家工作人员的资格。本案中，上诉人原供职的单位是XXX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其为私营企业，既不是“国家机关”，也不是湘南工业区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是不可能也不能“委派”人员到湘南开发公司工作，况且由湘南开发公司出具的书面证明已明确上诉人是湘南开发公司因工作需要想监理公司采用口头方式“借用”的临时工，未办理任何法定手续。而且，上诉人是一个对工程管理业务相当熟悉的专业技术人员，其被湘南开发公司临时借用到工程部，主要是从事专业技术上的工作，并非从事行政管理工作。

第三，一审判决认定的“协助XXX县政府开展湘南工业园区工程建设管理工作”是错误的。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湘南开发公司是一个经济实体，其行为只能是纯粹的市场行为，不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公权力，不能代表政府。就其实际工作内容看，上诉人无非是协助湘南开发公司监督正确履行工程施工合同以保证工程质量。上诉人所做的一切都是根据《施工合同》，是代表湘南开发公司与工程承包者履行合同的一种民事活动。可见，上诉人的管理行为不能被视为协助XXX县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

(三)上诉人与国家之间没有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

所谓“与国家之间有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1、行为人与国家之间必须是一种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

2、行为人为国家服务，并由国家向行为人支付报酬，报酬的来源必须是国家财政，如果行为人的报酬不来自国库，就不是国家工作人员;

3、行为人必须享有国家保障的福利待遇，如医疗、社保、住房公积金等等。然而上诉人进入湘南开发有限公司两年，没有办理任何手续，至今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享受XXX县人事局惠人(2007)3号文件所规定的县级工业园区工作人员的福利待遇，更没有从国家财政中取得工资报酬。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其工资待遇由县政府主管部门确定”是严重违反事实的。综上所述，上诉人不具备受贿罪的主体资格，其行为不能认定为受贿罪。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二、上诉人具有从轻处罚的情节，一审判决量刑过重。

上诉人归案后主动交代了未被发现的部分受贿事实，依据《刑法》第67条：“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应认定为自首，一审判决未予认定是错误的。而且上诉人认罪态度良好，积极退回违法所得，具有悔罪表现，可酌情从轻处罚。一审判决虽然予以认定，但是并未在判决书上充分体现。因此，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处上诉人有期徒刑六年明显过重。

三、对于上诉人的量刑建议

综上所述，上诉人不应以受贿罪定刑，只应以商业受贿论处。鉴于上诉人具备自首的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系初犯，认罪态度好，等酌定的从轻、减轻处罚情节，为此，请二审法院全面、深入地分析本案案情，结合上诉人的情况，撤销原判，给予从轻处罚。

以上辩护意见，敬希采纳。

谢谢!

辩护人：XX律师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免费法律咨询，就上中顾法律网）

第五篇：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案件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案件

江西首例利用影响力受贿案日前宣判，萍乡市安源区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黎某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获刑一年十个月，缓刑二年。

据介绍，这是《刑法修正案》增设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以来，江西法院宣判的第一例该类案件。

据办案人员介绍，被告人黎某为萍乡市国土资源局某领导司机。2008年10月25日，萍乡市某酒店因违法用地被萍乡市国土资源局处以117万元罚款，为减少罚款金额，酒店负责人请黎某帮忙，并送给黎某10万元。黎某找到萍乡市国土资源局局长，称酒店负责人找到其叔叔在省纪委工作的战友，请求市国土资源局减少罚款。2009年6月26日，萍乡市国土资源局仅对酒店违法用地罚款39万余元。

萍乡市安源区检察院认为，被告人黎某属于法律上规定的“关系密切”的人，黎某通过与其关系密切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其行为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并以该罪将黎某提起公诉。经法院审理，一审判处黎某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五万元。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行为。

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行为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也严重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以及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正常工作秩序，属于一种特殊的受贿犯罪，因而在罪名中出现“受贿”二字能够鲜明地体现出本条犯罪的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