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受贿罪一审辩护词(律师推荐)

第一篇：贪污、受贿罪一审辩护词(律师推荐)

江苏汇君律师事务所

张**涉嫌贪污、受贿案一审辩护词

王荣洲律师

涉及当事人隐私，人名等均采用化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江苏汇君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本案被告人张**妻子李**的委托，并经被告人张**同意，特指派我们担任其涉嫌贪污、受贿一案的一审辩护人。在具体发表辩护意见之前，我们首先对审判长给予控、辩双方充分的发言机会表示由衷的敬佩和感谢！

我们介入此案后，本着对法律和当事人高度负责的态度，为彻底弄清案情，先后5次会见了被告人，听取了其陈述和意见，有针对性地询问了本案相关问题，作了适当的调查，并到贵院详尽阅卷现又经过今天的法庭调查，对本案已十分清楚。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基本不持异，现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一、法定的量刑情节

庭审中公诉人认为就涉嫌贪污、受贿罪而言，被告人张**主动交代其贪污、受贿的行为构成自首。辩护人完全同意公诉人对被告人自首的认定，公诉人是客观公正的。

（一）就涉嫌贪污罪而言，被告人张**的行为构成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江苏汇君律师事务所

被告人张**在检察机关调查谈话时，就如实供述检察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贪污罪行的行为，应认定为自首并按照《刑法》

江苏汇君律师事务所

（一）被告人系自愿认罪，可以从轻处罚

本案中，被告人张**在接受检察机关的调查询问时，如实供述其全部犯罪事实，其一次询问笔录、五次讯问笔录都做了有罪供述，前后完全一致。从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到法院审判阶段，被告人张**对其罪行供认不讳，从未出现过拒不认罪、翻供等情形。根据我国一贯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恳请法院在量刑时予以从轻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

江苏汇君律师事务所

三、关于本案的量刑

（一）通过上述的法定及酌定的量刑情节来看，辩护人认为可以对被告人张**减轻处罚。

（二）从主观恶性来看，根据被告人张**的供述及证人孙**的证人证言可知，被告人系被动受贿而非积极主动的索贿，犯罪情节轻微，主观恶性较小，建议从轻处罚。

（三）从社会危害性来看，被告人贪污和受贿的赃款已经被侦查机关全部予以追回，没有给国家、集体和社会造成任何经济损失，社会危害性较小，应当从轻处罚。

贪污罪既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又侵犯了公共财产所有权，而对于侵占公共财产犯罪，是否弥补了损失，是量刑的重要参考因素。被告人的亲属在检察机关侦查过程中，积极配合侦查机关，已退回贪污的全部6.3万元赃款，没有给公共财产造成任何损失。就涉嫌受贿罪而言，被告人张**在检察机关侦查过程中，积极配合侦查机关，已经主动退回全部2万元赃款。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

江苏汇君律师事务所

犯罪分子及其亲友主动退赃或者在办案机关追缴赃款、赃物过程中积极配合的，在量刑时应当与办案机关查办案件过程中依职权追缴赃款、赃物的有所区别。

通过本意见的规定，再结合本案的事实和证据，辩护人恳请法院应当考虑对被告人张**从轻处罚。

综上所述，被告人有自首情节，自愿认罪，积极退赃、主动接受财产刑处罚而且系初犯，有多种法定和酌定的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其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较小，辩护人恳请法院依法减轻处罚！

以上意见，敬请采纳。

江苏汇君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义旭

王荣洲

二○一○年八月十一日

第二篇：辩护词(贪污受贿罪)[范文]

辩 护 词

[提要]：犯罪构成要素，是一个行为被认定为犯罪所必需具备的基本特征，且缺一不可。关于滥用职权罪，本案无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XXX有“滥用”之主观故意，亦未充分证明有滥用职权之客观行为，犯罪构成要件四缺二，何以定罪？关于贪污罪(5件)和受贿罪（4件），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对于该部分也应当依法不予认定。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XXXXXX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XXXX及其家属的委托，指派XXX、XXX律师担任其一审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依法履行辩护职责。依据案件的事实和证据，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一、关于滥用职权罪，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一）未能充分证明XX主观上滥用职权之故意

滥用职权罪主观上重点要突出的是“滥用”二字，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本案事实并非如此。XX2014年9月14日亲笔供词及其多次供述均证实，在X县政府组织XX局、XX局、XXX局、XX委等部门召开的会议上，就配套资金不足的问题，XXX书记已经明确指出，钱是没有的，“XXXXX”。具体到XX站XXXXX的翻新改造方案而言，并不是XXX、XX私自决定，而是在领导指示做“技术操作”的前提下，向XX局汇报后由两位局领导在开会时做出的决定。XXX200XX年10月30日、200X年元月1日两份工作笔记及揭先阶的供述都以不同的形式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印证。并且去XX电机厂也 1 是由XX局领导带队前往考察。可见，公诉机关指控称XX、XXX阶“不经批准，擅自同意”翻新改造方案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庭审中我们得知，更新改造项目的资金由三部分组成，其中县一级配套资金XX%，对应金额为XX余万元。正是因为这部分资金的缺口，才导致“进行技术操作”（县政府组织会议上XX讲话）。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套全新电机市价XX余万元，招投标文件中给出的底价却只有XX万元，试问，以近乎一半的价格如何能买到全新的电机？X县政府、XX局做出这样的决定尚且可以被原谅、不被追究，奈何给忠于履职的基层公职人员扣上这么大的一顶“黑锅”？

要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故意，不能仅凭主观臆断，还要结合其认知能力。XX不过是一名XX站的站长，上有建管办、县XXX局、县政府三级领导。“官大一级压死人”。就XX的职务地位和认知能力而言，水利局和县政府的会议决定是足够权威的。在领导明确表态后，XX始终认为自己是在正确履行职务，从不曾想过要私自变更设计方案，况且这样做与已无任何利益。

另外，旧设备折价款XXX万元打到水利局账户、旧电机按照县政府协调会议的决定交给XXX、X厂监工XXX向XXX局局长汇报监督情况等一系列客观事实已经足以证明，在翻新改造方案的实施过程中都掺杂着上级领导和部门的参与、默许，XX的整个行为都是正常的履职行为，丝毫体现不出主观上滥用职权的故意。

（二）滥用职权行为何在，公诉机关未充分举证

1、对于被告人XX有怎样的滥用职权具体行为，公诉机关未尽到充分举证的义务。从行为人主观方面来区分，滥用职权罪属于故意犯罪，必然对应有具体的实施行为。然而，在本案的起诉书中，我们只看到这样的表述：“在XXX承诺给予XXX、XX二被告人好处费后，二被告人同意了XXX的要求”、“被告人XXX、XXX滥用职权，不经批准，擅自同意更改合同”。但是在庭审举证、质证过程中，我们没有看到用来证实“XXX承诺”后“二被告人同意了XXX的要求”、“不经批准，擅自同意更改合同”的相关证据，更谈不上得到充分证明。如此主观臆断，完全背离了以事实为依据的办案基本原则，更有“欲加之罪”的意味。

2、设计方案变更不在XX职权范围内，不存在滥用职权之空间。根据现有的一份证据，XXX函[200X]XX号文件印发的《XX省大型XXX站更新改造工程设计变更有关规定》，对于重大设计变更，“由设计单位提出，监理单位初审，项目法人委托设计单位编制设计变更报告，XX行政主管部门上报原审查、审批部门批准。”由此说明两个问题：第一，编制设计变更报告应由项目法人委托设计单位实施，而不是由项目法人自己实施，更不可能由项目法人下的某个职员负责，也就是说，编制设计变更报告不在XX职权范围内；第二，变更方案应由相应的XX行政主管部门上报审查或审批。可见，相关文件已经明确，XX是不具有变更设计方案的权限的，根本不存在滥用职权的空间。

3、现有证据足以证明，翻新改造企业对旧设备的取得与XX没有任何不当之关系。

如果要对XXX进行翻新改造，必需要有一个前提，即向翻新改造企业提供原有的旧设备。这个过程中就可能出现滥用职权的行为。然而，拍卖资料，XX的供述，以及XXX、XX的证言均证实，半路XX站的XX机是通过XX拍卖的规范化程序处理的。原拍得人XXX违约后，经政府组织召开协调会才被XX取得旧电机。整个过程中，XX并没有职权、更没有利用职权操控旧电机的去向和拍卖价格。

（三）公诉机关对损害结果之认定不客观、不准确，有失公允

1、公诉机关出示的鉴定意见书显示，对XX和XX质量的鉴定时间是20XX年X月XX日，而案发时间是200X年。辩护人认为，200X年设备安装完成至鉴定基准日时已投入使用六年之久，在使用过程中必然造成机器自然损耗和零部件损坏。根据目前设备的状况制作的鉴定意见书根本不能证明200X年时XX和XX的质量状况，更不能据此推断XX和XX存在质量隐患，鉴定意见不客观，不具有证明力。

与以上鉴定意见截然不同的是，20XX年X月X日的《工程验收鉴定书》证明，XXX机经自评、复核、复查及质量监督中心站确认均为合格。并且证人XX、XX、XX的证言高度一致地认定，“改造后的电机各项性能参数都达标，质量不亚于XX机”、“改造后的X机各项性能参数都达标，与XX机质量上没有多大差别”。更何况，20XX年X月XX日X省X厅代表国家对该工程做了《X机组启动验收鉴定书》，结论是“通过分部工程验收，质量合格机组运行正常，通过了技术预验收，遗留问题已解决。机组启动验收委员会同意通过XX县XXX站更新改造工程机组启动验收。”并附有委员会自省XX厅XXX主任委员及以下相关部门领导、专家共X人的签名。面对这样一份比较权威和公正的证据，公诉机关却避而言其他，没有对证据之间出现的矛盾给予应有的回应。可见，上述多项书证及证人证言足以否定鉴定意见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2、“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XXXX.XX万元”的指控缺乏最基本的事实和证据基础。

X机翻新支付XXX万元，XXX翻新支付XX万元，于是公诉机关将两者简单相加，认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XXX万元。这是不符合案件基本事实的。

一方面，翻新设备不等于报废设备，公诉机关在计算损失时忽略了翻新后设备本身具有的价值，这部分价值应当从损失中予以减除。翻新改造后的设备与新设备的各项参数一致，性能达标，通过了自评和省XX厅代表国家进行的验收鉴定，质量上根本不存在差别，而且设备实际投入使用多年，均未出现过明显的质量问题和安全事故，其使用价值是显而易见的。辩护人认为，其经济价值或价格也应当不亚于全新设备，或者相差无几。然而，如此重要的大型设备，在公诉机关眼里竟然价值等同于零，着实让人难以接受。

另一方面，在设备翻新改造过程中，从翻新企业获取了百余万元的回款。比如X机改造项目，XX局收到XX支付的废旧设备款XX万元；XXX改造项目，日立公司向更新改造办公室返款XX万元。XX局和更新改造办作为政府部门，以上收回的共计XX元款项仍然归属于国有，所以，在认定造成的损失数额时是否也应当予以扣除呢？

在翻新改造后设备价值不亚于新设备的情况下，从设备改造单位又获得返款XX万元，总的来看，并没有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既然公诉机关指控有损失，从目前的证明情况来看，具体损失数额是 多少还有待公诉机关进一步举证证明。这也恰好说明一个问题，公诉机关指控造成直接经济损失XXX万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因此，不论从XX的主观方面，还是从客观行为方面，本案都不具备滥用职权罪的构成要件，至少是没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

二、关于贪污罪的指控

1、关于从XX站借款X万元后以工程成本名义核销，仅有XX口供，不足以定案。

仅有被告人供述，不能认定有罪。关于该指控事实部分，现有证据仅XX本人的供述，而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更何况在补充讯问及庭审询问时，XX供述均称根本记不清楚之后如何处理了，并未承认以工程成本名义核销一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因此，在没有其他任何证据印证的情况下，仅凭XXX的供述仍不能认定其构成犯罪。

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正如XX在庭上供述称，自己对上述事实的表述与XXX装置一事记忆上发生交叉，属于同一件事情在不同时期的两种表述，最后被错误理解为两件事实。在合理怀疑没有使用证据予以排除之前，该事实不应被认定。

2、指控XX伙同XX私分X万元拆机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从表面来看，公诉机关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有XX的供述和XX的证言。然而，自补充讯问时起，XX对之前供述的合法性和真实性均予以否认。事实上，同案被告人XX自始至终都没有承认过相 6 关事实。如此看来，本案指控XX、XX私分5万元拆机费，当事的三人中就有两人不认可，能支持公诉机关指控事实的仅有XXX一人的证言。刑事证明的标准要求达到结论的唯一性，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单纯从数量上来看已经是二比一，在如此大的证据冲突之下，公诉机关何以认为达到了起诉的证明标准呢？

从检察机关的补充卷中我们注意到，XX在写给XX的纸条中直言拆机费一事“假的就是假的，真不了”，并劝其坚守事实真相。辩护律师认为，该证据以特殊的形式出现，更能反映出案件客观真实的一面。

另外，结合XX称“为了配合办案”的辩解意见，我们有理由相信，XX之前的供述和XX的证言系受到侦查机关诱导所致，除非公诉机关有足够证据证明取证过程的合法性。

3、指控XX代购装载机时贪污XX元，犯罪主体和客体均不适格。

XX的供述和XX的证言共同印证了一个事实，即XX委托XXX是以个人名义帮XX公司采购两台XX机。购买XX机是一个民事行为，在买卖合同关系和委托关系中XX公司和XX都是民事主体。XX个人及其所在单位与XX公司之间并无隶属关系，其作为一个民事主体为XX公司实施代购的行为本身并不违法。既然是代购，那么XX在这一行为中付出了劳动，为什么就不能获利呢？

更何况，XX公司作为一个民事主体，既非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也非集体，即使XX公司多支出了费用，也不能认定是国家或集体财产遭受了损失。指控XX涉嫌贪污XXX元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犯罪主体和客体均不适格。退一步来讲，即使指控的罪名成立，XX贪污的数额也应当是XX元，而不是XX元。该XX元费用中有XX元系用于办理车辆手续，是为购买XX实际支出的合理费用，并没有被XX个人占有。据XX证言称，XX将办理XX手续的发票共计XX元在X站的XX安装费项目中报销。仅凭该证据并不能证明XX侵占了这XX元报销款，理由有三：其一，XX证言只能证明报销费用的事实，不能证明报销款项被XX个人占有；其二，XX多次供述称报销的是其他公用开支，有些事项没有发票报销，于是就用上述XX购置手续的发票冲抵，其辩解理由合情合理；其三，发票报销后XX并没有以现金的形式从XX处领取款项，该事实也印证了XX关于冲抵其他公用开支的辩解意见。可见，公诉机关认为冲抵的是XX的个人借款，现有证据却无一能证明这一点。

三、关于受贿罪的指控

1、指控XX收受徐晓兵XX万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XX收受徐晓兵XX万元的事实已经被检察机关和法院否定。据了解，XX案已经由XX县人民检察院起诉、XX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在起诉书和判决书中均未提及XX向XX行贿X万元之事。可见，XX行贿XXXX万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检察机关和法院均不予认定。众所周知，行贿与受贿两个罪名是相辅相成的。没有行贿，何来受贿呢？在相同的事实和证据条件下，一方面认定XX贿事实不成立，另一方面又认定XX有受贿的行为，这岂不是前后自相矛盾。

假设XX真收了XXX万元现金，那么如此大的一笔钱去了哪里，有没有相关的银行走帐记录？有没有消费使用记录？为什么其家人 8 没有任何察觉？面对这些质疑，公诉人在庭审中也坦承，对于行贿受贿这类隐密型的犯罪行为而言，客观上没有更多的证据，也不可能取得更多的证据。既然没有证据、取不到证据，又如何能说本案达到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起诉和定罪证明标准呢？

（2）对于指控事实而言，证据的质和量均显不足。

从证据种类上来看，公诉机关对于上述指控事实的证明仅有XX的供述和XX的证言，没有诸如书证、物证、鉴定结论、视听资料等客观证据，证据种类单一；从证据的证明力上来说，只有言词证据，该类证据可变化性较大，证明力较弱；从证据数量上来说，只有被告人供述和一名证人的证言，难以形成有力的印证，更何况XX相关的证言仅有一份。

（3）XX证言未接受庭审质证，不符合证据采信的程序要求。根据程序法规定，没有接受庭审质证的材料，是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在辩护律师书面提出证人出庭的申请后，在被告人要求与证人当庭对质的情况下，作为公诉机关指控XX受贿的唯一证人XX仍然没有到庭接受质询，其证言的合法性及内容的真实性均处于不确定状态。在追求庭审中心化的司法大背景下，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内心确信”应当建立在庭审证据的举证、质证基础之上，才能真正做到“以事实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

（4）被告人XX并不认同自己之前所做的关于收受XXX万元的供述。

在与辩护律师的交流中，XX一直坚称系受办案机关诱导所致，是为“配合办案”。办谁的案？办XXX的案。上述观点在证据上可以得到印证——XX20XX年X月XX日亲笔供词（XXX）交代收受XXXX万 元现金，XX随后于20XX年X月X日供述中才承认向XX行贿10万元。XX的供述在前，XX证言在后。XX作有罪供述的利益出发点就是可以指控XX行贿，作为立功表现以换取自己从轻或减轻处罚。然而办案人员对XX的承诺并没有兑现，XX的供述反倒被利用来作为指控其受贿的证据，XXX却并未因此受到追究。

据悉，XX案目前已经由XX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不论是在庭审期间，还是在目前的上诉阶段，XX都在通过口头和书面的方式向法庭反映自己在侦查期间遭受到刑讯逼供的情况，其中就包括承认向XX行贿X万元一事。

依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刑讯逼供、诱供得来的言词证据依法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和作出判决的依据。鉴于XX和XX的有罪供述有被刑讯和诱供的可能，公诉机关又没有举证证实取证的合法性，由此取得的言辞证据最终也没有经过庭审依法予以排除，在这种情况下，谁能断言XX受贿XX万元就一定是存在的呢。

（5）从证据的内容上来看，关于行、受贿XX万元，XX的供述与XX的交代其实并不一致，无法在证据上形成印证关系。

不同于对其他犯罪事实的陈述，XX关于行贿过程的描述极其简洁，三两句话带过，并且在少有的一个细节上还做出了与XX相矛盾的供述。比如，钱是用什么东西包装的。XX说是黑色塑料袋包装，XX却说是用报纸包着。可见，正是因为供述内容的不真实，才会导致证人无法细致描述事实经过，才会在细节上无法做到一致。

2、指控XX索取XXXXX万元，“索贿”情节证据不足。对于收受XX万元的指控，辩护律师同意XX今天在庭审中的意见。但对于索贿情节，辩护律师则认为，公诉机关指控事实不清，证 据不足。从本案证据来看，要证明XX是主动索取还是被动接受，主要依据是XX的供述及XX的证言，两者须达到高度一致方能认定。事实上，证人XX分别于2014年10月9日、2015年1月19日作了两次证言，前者证明系XX主动提出让XX找假发票后帮其抵扣，后者证明XX要求XX用假发票抵扣个人借款X万元。可见，XXX的两份证言前后矛盾。辩护律师认为，此种情形下，为排除XX证言受误导的可能性或因时间较长产生记忆误差，应当采纳其前一份证言，因为通常时间较短记忆更准确，被误导的可能性也更小。另外，被告人XX则一直坚称系XXX主动提出帮忙抵扣余下的X万元借款，并要求XX提供假发票，与XXX第一次供述相吻合。由此可见，对于索贿情节，本案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相反，XXX20XX年X月X日的证言与XX一贯的供述能够相互印证。根据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原则，应认定索贿情节不成立。

3、指控XX收受XXXX万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据XX陈述，向XX借款X万元确有其事，但因自己没有钱还，XX没有催要，两人私交甚好，所以至今没有提过还钱的事，但并不表示XX就不还这个钱了。XX回忆称，借钱的时间是在XXX承接了XXX站XX库建设工程之后。可见，起诉书认定XX因收了钱财导致帮助XX顺利承担到工程是不符合事实真相的。

另据了解，XX站XX建设工程名为公，实质上工程的绝大部分是X站员工集资建的宿舍楼。既然是集资建宿舍楼，也就不属于公务行为，更不存在利用职权。事实上，XX员工作为业主共同决定承建单位，XX顺利承担到该工程也不是XX能够依职权决定得了的事。即使有XX收受XXX万元的事实存在，也不能定性为受贿。

4、指控XX收受XX3万元，事实不清。

指控称，“200X年上半年，被告人XX利用担任XX县XX站建管办X主任的职务便利„„随后XX提出将该X万元送给XX”。事实上，200X年XX办尚未成立，其成立时间是200X年X月，XX开始担任X办XX主任是在200X年，所以XX不可能在200X就利用担任XX办XX主任职务的便利实施受贿行为。本案的指控对最基本的事实都认定错误，很难相信公诉机关对本案的指控事实均已查明。

四、被告人XX有多处自首情节，应从轻、减轻处罚

根据法发〔200XX〕XX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定：“没有自动投案，但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以自首论：(1)犯罪分子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未掌握的罪行，与办案机关已掌握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2）„„。”

20XX年XX月XX日，检察机关对XX、XX以涉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立案（注意，没有贪污和受贿）。20XX年XX月XX日，XX因涉嫌滥用职权被拘留。从立案、拘留文书中可以看出，XX涉嫌的罪名仅有滥用职权一项，并无涉嫌贪污、受贿罪名。换言之，至少在20XX年XX月X日被刑事拘留之前办案机关都尚未掌握有关贪污、受贿的线索和证据。直到20X年X月X日报请逮捕书中才出现了对XX涉嫌贪污部分事实的陈述，且仅限于XX费X万元、私分XX工程收益XX万元两件事实。

基于《意见》的规定及上述事实，辩护人认为，XX对下列犯罪事实的供述均应认定为自首：其一，关于XX站借款X万元作个人 12 使用后以工程款名义核销，XX最早在20X年X月X日的询问笔录（不是讯问笔录）中已经有了交代；其二，关于代购两台XX机虚开发票侵吞XX万元，XX最早在20X年XX月X日的询问笔录（不是讯问笔录）中已经如实交代；其三，关于收受XXX万元，辩护律师在前面已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论证。当然，这并不影响对自首情节的认定。XX对收受XXX万元现金的供述最早见于XX20X年X月X日亲笔供词（XXX），之后才有了XX的证言，即使构成犯罪也应认定为自首。

依现有证据，对于上述指控事实，被告人XX的供述均在同案供述、证人证言及其他任何一项证据之前，均属于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且涉嫌的罪名是贪污和受贿，与办案机关已掌握的滥用职权属于不同种罪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意见》的规定，均应当以自首论，依法给予减轻处罚。

综上，对于滥用职权罪而言，本案没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依法应当不予认定，即使构成犯罪，被告人XX不论从职务上还是从其行为和所起作用上都处于从属地位，系从犯；对于贪污和受贿两个罪名的指控，XX有多处自首情节，认罪态度较好，且案发后已全部退赃，悔罪态度明显。鉴于以上情节，请求法庭依据“罪刑相适应”，惩罚和教育相结合的政策，以改造为目的，在法定刑范围内判处较轻的刑罚。

此致

XX省XX人民法院

辩护律师：

2016年5月23日

第三篇：何辉新律师一审辩护词

何辉新律师一审辩护词

尊敬的法庭：尊敬的合议庭诸位：

我受本案被告人陈平福之委托和甘肃荣庆律师事务所之指派，担任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被告人陈平福的辩护人。我们将忠实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辩护人的职责，依法维护陈平福的合法权益。接受委托后，我查阅、复制（拍照）了检察院移送法院的证据材料，刚刚又参与了法庭调查和庭审质证活动，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本案的事实情况。在尊重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本人将以一名执业律师的法律良知和操守提出如下辩护意见：

（辩护人特别声明：以下辩护意见只是根据本案事实，提出法律上的评价，不涉及政治上的评价，不代表辩护律师的政治主张。辩护律师的发言，无任何危害国家安全之目的、动机、故意，辩护律师在法庭上的发言，依法享有司法豁免权）

辩护人认为：甘肃省兰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公诉机关”）兰检公诉一诉[2012]120号《起诉书》（以下简称《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陈平福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完全不能成立。辩护人完全不能同意对陈平福的罪名指控，该指控缺乏犯罪的构成要件，陈平福是无罪的，应该立即解除强制措施，宣告无罪。

79年前，章士钊为陈独秀危害民国案辩护词中说，“以言论反对，或攻击政府，无论何国，均不为罪”。如果说以言论攻击机关和人物就是危及国家安全，“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政府不等于国家，民国的主权在民，复辟国体才是叛国，才是危害。否则，不论对于政府或政府中何人何党，有何抨击，都是正常的，只有半开化的国家才会以此“临之于刑”。”79年过去了，这个辩护词也可以用在陈平福身上。

今天，79年后的辩护人认为：政府不等于国家，执政党不等于国家政权。以言论批评、甚至抨击、反对执政党、政府的行为不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陈平福有试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指控一个有严重的心脏病患者，一个年龄55岁，白发苍苍看起来近60岁的，恢复第一届高考的大学本科生，一个下岗失业的文弱书生，试图以言论来颠覆一个拥有几百万军队和警察，拥有尖端科技、武器的世界强国的国家政权，显然是匪夷所思的。第一部分【理论常识辩】

第一、国家政权决不会通过言论煽动，进而被颠覆；陈平福涉嫌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名本身是值得商榷的。

国家政权，从母语来看，有国家和政权两个并列词构成。

1、【国家】国家是什么？自国家出现后，便逐渐产生了关于国家的理论和学说。古今中外各个时期许多政治家、思想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对国家问题作过论述，而且国家理论始终处于发展之中。我们的国家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期间历经多次改朝换代，江山易主，外国人都把我们所处的这个时空、地域称为“中国”，英文名叫“china”。辩护人认为，国家是由一定领域（领土、领空、领海）、人民、主权组成。通过言论，如何煽动颠覆？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政权】政权是什么？政权在政府、政治和外交领域是指一个国家的政体的统治体制，政权是统治一个国家的权力。这个统治权是由国家机构代为行使，国家政权机构包括国家机关组织本身及担任国家机关的政务官员和事务官员。这个统治权，在中国封建皇朝，权力属于皇帝，所以称之为家天下。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皇土，率土之滨，莫非皇臣。”在中国民国时期，统治权属于中国国民党，所以称为“党国”。在当下，根据《宪法》，这个统治权力属于人民，所以我们的国家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3、【国家政权】基于以上，国家和政权是分开的，合并起来，国家政权就是由一定领域（领土、领空、领海）、人民、军队、国家机构、主权组成的混合物。因此说要通过言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个混合物，无异是痴人做梦，绝无可能。

国家政权从政府、政治和外交领域是指一个国家的权力归属和行使。根据当下中国《宪法》之规定，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国家政权机构代表人民行使政治权力，国家政权机构本身只是受托人，而不是他们本身就产生、拥有的这个政治权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四部宪法把公民权利和义务一章放在国家机构之前，就是这个道理，这叫宪法制定过程中的逻辑自我证成。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政权的所有者。人民建立起来行使公共智能的机构，只是公民权力的受托者。其关系犹如委托人和律师的关系。委托人，可以解聘委托律师。人民也可以随时更换国家机构和执政者，这就是通过选票的方式。按照宪法之规定和外交部对外所称，中国是民主国家，国家机构都是选举产生。孙中山先生恒言，天下为公，唯德与能。就辩护人浅陋的所学所知：无论中国共产党的任何领袖，俱无共产党永久执拿政权之表示。宪法中说：“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如何发展，我们不得而知。

因此，无论是意图煽动颠覆人民对国家的主权，还是煽动颠覆国家机构，唯一的路径就是违背人民的意愿，使用暴力征服人民，从而变成家天下或者其他形式的独裁，将人民从主权者的地位变成被统治者。而通过发表一些所谓的“诋毁、污蔑”等言论，通过言论的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是绝不可能的。

4、【颠覆】“颠覆”即倾覆，掀翻，亦即采用强制性的手段如武力或暴力之类强行改变某施力对象时空位置之做法。这些都需要物理力量的，用文字是无法完成倾覆，掀翻的。“颠覆”后来引申为“灭亡”。煽动，指丛恿、鼓动人做坏事。面对拥有数百万军队的国家政权，文字是无法完成倾覆，掀翻，乃至灭亡的。这是显而易见的真理。

5、【结论】因此，不仅理论上无法颠覆国家政权，而且行为上也不能颠覆，更不能从言论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陈平福一介书生，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以一人对13亿人，以一介书生对抗数百万雄兵的核国家政权，显然是天方夜谭。公诉人可以说，本罪是行为犯，不论结果，那么，《宪法》35条规定的公民有言论自由的规定，情何以堪！这个问题，辩护人在后面会专门论述。

以上是辩护人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名之观点。第二、中国《宪法》赋予了人民监督权和言论自由权 辩护人认为，以下真理不证自明——人人生而平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人在这个世上，一些权利是不可转让的，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和追求幸福。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民才组建国家政权（包括政府机构），治人者的正当权利，来自被治者的同意。人民建立国家政权，来行使公共智能，同时人民为了防止国家政权堕落为反人民的暴政，人民有监督、制约、选择、罢免国家机关的各级官员的权利。首先，人民通过宪法规定，让一些国家机构来监督另一些国家机构。其次，人民保留了用选票更换国家执政者的权利。再则，人民个体保留了诸多权利，如言论自由权，生存权，追求幸福权等，这是人民未让渡给政府的权利，用来防止政府蒙骗民众，用以表达自由意志等等。

故，我国宪法在35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在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8年10月5日在联合国总部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多次宣布将实施该《公约》，虽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没有批准该《公约》，原因复杂。但是至少说明国务院这个国家机构是认同该国际公约的。该《公约》是联合国在《世界人权宣言》的基础上通过的一项公约。在该公约第十九条规定“

一、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

二、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第三、社会主义制度内涵是一种发展中的内涵。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制度。

1、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断变动中的制度，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一直在变化发展。

我国54宪法中的所有制，除公有制外，还有资本家所有制。我国的75宪法规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82宪法规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

从宪法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定义的变迁就可以清晰地看出，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昨天坚持认为是真理的社会主义定义，随着历史的发展就会被超越，否定。胡锦涛主席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理论深化。我们曾经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神圣不可侵犯，私有经济曾经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如今，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国遍地是私营企业。以后，还会进一步发展创新。

2、社会主义制度内涵不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经济制度。宪法序言中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这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只是一种经济制度，不包括政治。宪法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就包括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这就很明确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不能将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共产党等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不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辩护人认为：以上这些原则是基本的现代政治常识，也是基本的政治伦理，也是中国《宪法》逻辑上的自我证成。我对陈平福案的辩护意见，将在这样的常识下展开。第二部分【事实辩】

第一、陈平福在互联网发表文章，目的不是为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1、和谐社会不应该搞文字狱。中国历代暴主实施暴政，大兴文字狱，黑暗时期，士或议政，辄遭窜杀。或被捉拿，株连族人，身陷囹圄，饱受酷刑，尝尽辛酸，如此，国无良士，内忧外患，豺狼虎豹，觊觎华族，烽烟四起，外敌入侵，同胞受难，民族蒙羞。这种惨痛的经历，殷鉴不远。“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外交部说中国是法治国家。宪法规定了“依法治国”，我们身处文明国家，法治国家，绝不能出现“因言获罪”，若出现这样的恶例，将是抹黑国家的人权形象。那样，国家领导人出访他国，在公共场合，会被诘问，会贻人口实，会给一些宣传部门口中的“反华势力”以话柄，拿该等案例说事，使国家领导人难堪。等等。

陈平福的言论绝不会颠覆国家政权，更不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陈平福发表文章目的是为了泄愤，是表达“对现状不满，发泄心中的不快”。关于这一点，有2011年3月11日，兰州市公安局国宝支队警员、兰州市公安局皋兰县县局国宝支队警员询问笔录为证： 问：你发表的这些文章都是什么内容？

答：我发表的这些文章的内容一部分是我个人的想法，一部分是我个人的经历。我的想法和个人经历都是要自由，要尊严，要人权。问：你发表这些文章的目的是什么？

答：我发表文章目的就是表示对现状不满，发泄心中的不快。问：你把你的这些文章为什么要在互联网发表？ 答：因为我没有地方表达，无法表示我的不满。问：你对什么不满？

答：我是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不是对某个人不满。

2、国家政权是指人民对国家政权机构的控制，陈平福并无颠覆人民对国家机构的控制的主观目的。

如前所论及，国家和政权这样的概念是分开的，即使国家作为修饰词，修饰政权，即试图颠覆的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从所有陈平福的文章来看，陈平福明确表明不是要颠覆国家政权，陈平福从来没有试图颠覆上述国家机构，无论是全国人大，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地方各级人大和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因此，陈平福没有这个主观意图，并没有摧毁国家机构，重建新的国家机构之目的。

3、党不是国家政权，政府只是国家政权的一部分，起诉书指控陈平福“散布攻击党和政府的言论”，法律上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社会主义制度。

无论在宪法还是全国人大的网站上，中国共产党不是国家政权。攻击一个政党，哪怕是执政党，也并不能推出就是反对政权。起诉书指控的理由，正好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所批评的党政不分思想。辩护人想问一句，到底是公诉机关对，还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错了？如果执政党和政府就是国家政权，那么，请问设立国家机构又是为什么？如果中共中央总书记就是国家元首，那又何必要国家主席呢。起诉书认为陈平福“向不特定的网民散布攻击党和政府的言论”，就构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辩护人必须明确指出的是：这种反对共产党就是反对国家政权的理论，就是党政一体的理论，恰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国家领导人自己都要反对的。公诉机关无权就该罪名作出扩大解释。公诉机关无权行使国家的立法解释权和司法解释权。

4、批评、抨击执政党和政府，并不是颠覆国家政权，更不是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根据陈平福文章及言论，其是批评政府工作人员的做派，他反对专制。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专制了没有？宪法讲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公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没有“专制”，陈平福反对的就是一个虚假的现象，有什么社会危害性？又如何能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邓小平说过：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霸权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按照小平同志说的，陈平福也没错）。

请合议庭注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陈平福反对的是执政党和政府的执政行为，其针对的是党派的行为。我们不论其反对的是否是正确，但可以肯定其反对的不是国家政权机关本身。从逻辑上说，陈平福的言论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无关。

5、反对专制、实行民主等言论，陈平福不是发明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新华社社论多次提出，应该是不存在有任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目的。犯罪的本质是侵犯法益，因此，以犯罪行为是否对法益造成侵害即是否对客体造成侵害为根本判定标准，陈平福的言论并没有侵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法益，即对该该罪名的客体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造成侵害。因为公诉人至今没有举出一份有力的证据。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起诉书指控陈平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不成立，陈平福无此主观目的，客观上也没有侵害该罪名之法益，按照犯罪构成，陈平福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第二、陈平福的言论绝不会颠覆国家政权，更不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是在行使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和监督权。应正确区分言论自由与犯罪的界限

近世文明国家，莫不争言论自由。而所谓自由，大都指公的方面而言。与私而言，甲行使自由当以不侵乙之自由为限，若涉及诋毁、造谣、诽谤，公民可依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刑法之公民的人身权利篇章追究对方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对于公权力和公权力机关，则不然．一个党派和政府，在一个国家执政和为人民服务，一任天下之公开评荐。所谓千秋功过，任评说。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有诗云：“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就是在点评人物和历史。

起诉书指控陈平福的文章，可以分为几类，一类是阐述自己对民主、自由的追求；一类是描述自己经历，渴望生存下去，发泄对现实不满之文章；第三类是对时事之评论，对事实之看法；其核心思想是，追求自由、民主、法治、宪政。

（一）陈平福撰写的文章，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 辩护人认为：陈平福撰写文章表达的只是一种比较尖刻、激烈的批评而已，应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是公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35条和41条享有的政治权利和自由，是依据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享有的民主权利。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中国的外交部长说中国的人权状况被美国好五倍，由此说明，我们国家宪法是非常注重人权的，非常注重言论自由的，不应搞那些早已扔进历史垃圾堆里的“因言获罪”的行径。

陈平福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有关制度持有个人的观点和看法是无可厚非的，即便陈平福所发表的针对中国共产党及政府的批评性言论被证明是错误的，也仍然属于公民的言论自由范畴，是在行使《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权。

（二）陈平福撰写的文章并没有对国家安全构成“现实而紧迫的威胁”，不应认定为犯罪。

目前，中国法律并没有规定哪些言论不能说，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在国际上得到公认的《有关国家安全、表达及获取信息的自由的约翰内斯堡原则》第六条规定：“只有当一个政府可以证明以下事实存在，言论才可能以危害国家安全受到惩罚：

1、该言论是有意煽动即刻的暴力行动；

2、该言论有可能会引起这样的暴力行为；

3、在该言论与暴力的可能性或出现之间有着直接而且即刻的联系。”这一原则概括为“现实而紧迫的威胁”原则，即只有当言论对国家安全构成“现实而紧迫”的威胁时，才能构成犯罪。本案，陈平福撰写的文章并没有任何煽动即刻的暴力行为的言词，客观上也不可能引起这样的暴力行为，对于国家安全显然不构成现实而紧迫的威胁，故不应被认定为犯罪。

（三）陈平福撰写的文章没有“造谣、诽谤”的内容

1、“造谣”的词典释义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捏造消息，迷惑群众”，“诽谤”的词典释义是：“无中生有，说人坏话，毁人名誉；诬蔑”（分别见《现代汉语词典》1983年1月第2版第1443页，第315页）；简言之，“无中生有、虚构事实”是“造谣”、“诽谤”二词共同要义；换句话说，“造谣”、“诽谤”涉及的是事实判断、事实真伪的问题，但公诉方并没有证据证明，陈平福文章阐述的事实是虚构的；《起诉书》所指控的陈平福“表达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对社会和人民没有任何好处；共产党执政只知道欺压百姓，不让百姓谋生；现行制度不够民主，应该实行民主宪政等煽动性的观点”。仅仅是公诉机关的观点，这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而不是“事实判断”问题。因为，陈平福所写的文章中从来没有那样的字眼，是公诉机关强加给陈平福的。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混淆了“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

2、法律并没有规定有个罪名叫“诋毁、污蔑国家政权罪”，起诉书任意扩大解释，认定陈平福诋毁、污蔑国家政权与社会主义制度，进而认为陈平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起诉书》用“诋毁、污蔑”词汇来指控被告人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诋毁、污蔑”与“造谣”和“诽谤”并非同一概念，它们之间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国家的立法权在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公诉机关绝对没有立法这个权力。

3、即使陈平福发表的文章中有对中国共产党、政府及工作人员有不敬的言论或者说诽谤性的言论，也不必然构成犯罪，现行刑法并没有规定“诽谤党和政府罪”，更没有“诽谤政府工作人员罪”。

第三、陈平福撰写、发表文章，从本质上讲，是在捍卫人权，捍卫公民的生存权和自由。至于转载他人的文章，公诉机关也用来指控，这完全是莫名其妙的。

《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什么是人权？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的解释道：从我们出生那时起，政府即须帮助我们实现某些事物，因为我们是人。我们对政府的这些期望和要求就是人权，无论男人、女人、还是儿童，人皆有之。中国认为，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人权，也是享有其他人权的基础；没有生存权和发展权，其他一切人权均无从谈起。

陈平福被指控的33篇文章中，除去转载别人的文章，就是在不断重复他要生存。在一个疾病缠身，没有其它技能，文弱的读书人来说，他唯一的生存技能是拉小提琴，或者教书。他在兰州街头拉小提琴，在街头卖艺，靠技能生存，何错之有？！辩护人不否认城市管理的必要性，可是城管的野蛮执法，社会评价极为低下，举世皆知，他们以自己的行为自证了的。陈平福遭到城管野蛮的塞进囚车里，被抛弃在荒野。他一个公民，一个纳税人，凭啥接受这种野蛮的行径。他一个读书人，一个从事教书育人职业几十年的公民，如何忍受这种羞辱！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法律何曾授权他们如此野蛮执法？！他当然愤懑，他的委屈无法向公权力机关诉说，他只能写成文章，从心理学上的角度，他是在泄解压力！他的遭遇，谁去安慰了？他憋屈，他当然必须说出来，说出来，自然会好受些。他在本辩护人的办公室对我说：“我觉得一个人活着，一辈子都不敢说真话，我觉得活着窝囊！”他就是想说他认为的真话。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曾经说：“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不让他说话，不让他打字，难道把他嘴堵上，把他手绑住吗？ 陈平福去云南打工，养活自己，却被兰州皋兰县的国宝跨省捉拿，遣送回家。他一个55岁的知识分子，一个有独立人格的读书人，一个清流，一个被买断工龄，一个没有收入的老人，让他如何活下去？难道让他去乞讨？难道靠别人施舍？难道逼他像网络上广为流产的一个老人那样，故意抢劫，然后坐牢，活下去？！生命是如此的可贵！活着是多么的美好！不让他教书养活自己，他怎么活？——谁能告诉他！谁能告诉我！第三部分【结辩】

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奸佞覆乾坤，千古伤心文字狱，罗织何曾铭法治。

人们不该忘记，文革在它最初策划于密室的时候，就是从构筑文字狱开始的。历史学家吴晗的一部《海瑞罢官》，就是点燃文革罪恶之火的导火线。那种从字里行间断章取义、牵强附会、任意上纲、罗织罪名的卑劣手法，杀了多少国士！捕风，捉影，抱残，守缺四式连环的招式，中国人并不陌生，想来，何其愤怒！文革早已被否定，今年在两会出席记者招待会上，中国政府行政首长温家宝先生还在忧虑和担心“文革”有重演之势。我们的国家绝不能再搞文革那一套。坚决要防止文革复辟！我们要阻击这种苗头！“文革”斩断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根脉，对我华族文明摧残之甚，中外罕见，古今独步！毁人不倦，谁与争锋！那些史料所呈现的残酷，让人肝胆欲裂，悲愤万分。痛恨极了！从此以后，国士近乎绝迹，人人恐惧，噤若寒蝉，唯唯诺诺，但求自保。多年以来，我们以生命亲友为借口，以生计饭碗为托词，以洁身自好为由头，卑微甚至卑怯地回避着暴力。官员的贪腐行为加重了整个社会的不公，吞噬着普世皆准的正义，深化了民族内心的势利与黑暗。我们的怯懦忍看，不敢挺身而出的谴责，就是一种对邪恶的默许甚至纵容。凡此种种图景，“文革”功不可没！

“金粉东南十王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难道，我华族，都需要这样的蝇营狗苟之辈！

好在我华族文化内在气质和自生力量，每到历史的关头，总会有人站出来，捍卫民族尊严，恢复民族元气。

人类追求文明是相通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下是大同的。所以，法律，犹如自然科学一样，是有规律的，是适合不同政体的。法律最能体现民主、自由的精髓。宪法规定“依法治国”，陈平福追求民主、自由有何不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从来就没有拒绝过民主和自由，拒绝一党“独裁”，这种历史文献比比皆是。陈平福认为国家应该实行民主宪政，起诉书竟然认为是“煽动性观点”，辩护人极为震惊！宪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中国早就有了宪法，有了宪法，就会逐渐实行宪政，有了宪政才有法治，从政治伦理和逻辑上讲，陈平福何错之有？遑论犯罪！

辩护人认为：国家、社会必须走向理性包容，多元和解才是正途。必须找回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的善良、正直、诚实、勤奋的核心价值，必须找到民族内心的归属感，民众的族群自豪感。国家在国际人权领域必须彰显出高贵的国家气质，在世界上广受尊敬。这样的一个国家，一定是一个民主、自由、实现宪政的国家，人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多么美好！陈平福位卑未敢忘忧国，深怀感恩之心，对待周遭的一切，他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忧国忧民，忠于自己的内心信仰，认同自由、民主、宪政，是公民的典范。尊敬的合议庭诸位法官：

“法无明文不为罪”，在法治国家，从来都是司法控制警察。至今为止，我国的立法机关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两高），都没有对“造谣诽谤或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做出明确的界定；故此罪与公民的言论自由如何作出严谨的、科学的区分，至今没有令人信服的标准，比如说，在何种情况下，发表何种言论就构成犯罪；因此导致在司法界对此罪的认定，带有很强的主观性、随意性和模糊性，导致公民在发表言论时，无法对自己的言论是否构成犯罪有一个“合理预期”，这实质上是违反法治精神的。

基于以上论述，本案公诉人征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之规定，湛然无据，请审判长依刑法精神，谕知无罪，以保全读书种子，尊重言论自由，恪守宪法之精神，省释无辜之讼累。今陈老而多病，谅无他逞，自应悯其拳拳之心，径行省释。实为公德两便。谨辩！呈送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陈平福辩护人：甘肃荣庆律师事务所

何辉新律师 于2012年9月4日当庭提交

第四篇：中华民族张某涉嫌受贿罪一审辩护词（范文模版）

张某涉嫌受贿罪一审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四川某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本案被告人张某的委托，指派本律师担任张某涉嫌受贿罪一案的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我进行了必要的调查，查阅了卷宗材料，会见了张某，并听取了张某的辩解，现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提出以下辩护意见，请法庭予以参考、采纳。

我认为公诉机关指控张某受贿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指控罪名不能成立，张某无罪。其理由如下：

一、张某的行为不成立受贿罪。

(一)从犯罪的主观方面来看，被告人张某没有收受贿赂的犯罪故意。

从犯罪的主观方面来说：受贿罪的成立主观上必须有受贿故意。所谓的受贿故意，是指明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而非法收受钱财的行为是一种损害职务行为廉洁性的行为，仍故意实施该行为的心理状态。

本案被告人张某当时是某县某镇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其职务是对违反计划生育的生育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并收取社会抚养费等款项。违法生育的孩子只有在经过计生部门的这种行政处罚并交纳社会抚养费等款项后才能到公安局上户口。作为其上级领导的李某，委托被告人张某“帮忙”为小孩办理户口，被告人张某请示了当时任其所在计生办公室主任的直接领导魏某，经过其同意，并在魏某的安排下具体办理了这件事情。

被告人张某对此当时即作出了具体行政处罚决定书，需要李某累计交纳社会抚养费三万余元，首次应交纳10500元，说明被告人张某在主观上认为李某交纳的18500元是交纳给计生办的罚款，而非贿赂款。因此，张某的行为是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履行自己的职务的行为，虽然其违反有关行政法的规定进行违规操作，但是其没有收受贿赂的主观故意。

事实上某镇计生办曾经多次并且现在也这样操作行政处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后直接收取社会抚养费等款项，这也是某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所许可的，对此点的证明证据是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的“票据领取单”，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将其非税专用的罚款、收费票据多次直接发给某镇计生办，让某镇计生办直接收取其行政处罚款项和社会抚养费。因此事实上李某交纳给魏某的18500元是行政

罚款和社会抚养费等款项，一经交纳给魏某或被告人张某，即成为某镇计生办收取的计生行政罚款和社会抚养费，属于应由某镇计生办上交财政的公款。

被告人张某明确知道，不交纳应交的社会抚养费以及其应交他款项，小孩的户口就上不上，但是其领导魏某只给了他6000元，远远不够交纳社会抚养费(按照其作出的处罚决定，李某应先交纳10500元，然后分次交足31000余元)，并且甚至远远不够给孩子到仁寿县去办理出生证等已经开支的费用，无奈之下，其伪造复印件发票，先到公安局“帮忙”办理了孩子的上户手续。对此张假复印件发票，被告人张某在向检察机关交代时也明确了其主观认识：“金额10500元是其他票据上的，此款未交财政所。”证明被告人张某一直都认为李某交纳的该笔18500元是某镇计生办收取的罚款，是单位的公款。只是因领导魏某未将另外的8000元交给被告人张某，同时其为办出生证又花了不少钱，客观上交纳不了，主观上想交而客观不能。被告人张某也一直想补交罚款，因为其知道不补交罚款，小孩的户口就迁移不走，并且必然会被计生局或乡政府追查后被严厉处罚并补交。

同时，李某没有行贿的故意。李某在给检察院的供述中明确了交给魏某的18500元是让他们“帮忙”给朋友的小孩办理上户的“花销”，即明确这些钱是用来办理上户手续、交纳罚款用的。如果行为人为谋取非法利益而行贿，收受其贿赂的国家工作人员为其谋取利益的，就同时存在了行贿罪与受贿罪。即在此种情况下，受贿罪与行贿罪必然是对向关系，而公诉机关已经默认没有行贿行为的发生，当然也就没有受贿罪成立的可能。

以上事实均充分证明被告人张某主观上认为李某交纳的18500元是交纳给计生办的罚款而非贿赂款。

(二)从犯罪的客观方面来看，被告人张某没有收受贿赂的犯罪对象，也没有私自接受财物。

李某交纳18500元给魏某，是交纳的社会抚养费和罚款，一经魏某收取，就成了计生办收取的单位公款，本单位能拿自己的公款向自己的工作人员即被告人张某行贿吗?因此，这18500元不可能是被告人张某收受贿赂的犯罪对象，被告人张某没有收受贿赂的犯罪对象。

被告人张某收到的6000元是从其单位领导魏某处领到的，并且根据其单位领导魏某的安排实际上全部用于给朋友帮忙办事，主要用于到仁寿去办理小孩的出生证(出生证是用钱买的)，在此过程中还少不了有买烟买酒以及请客吃饭等办

事行为，属于在领导安排下办事、为朋友帮忙的正常开支。因此，其没有私自接受该6000元。

(三)被告人张某虽然供述自己的行为是“受贿”，但是他所说的“受贿”不是刑法受贿罪意义上的受贿，是其对自己的行为的一种非刑法意义上的认识，即他认为只要没有上交该笔罚款即是“受贿”。依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第四十七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对被告人张某的自认“受贿”，也应采取不轻信口供、重调查研究、进行查实后才可确定罪与非罪的态度。

二、被告人张某的行为不成立贪污罪。被告人张某没有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职务，没有利用职务直接攫取公共财务，没有做假账以及平账的行为，其向公安局提供的假复印件发票正充分说明其无贪污的主观故意：假发票有明显瑕疵与漏洞，一对账就知道其未缴纳应交款项、账目不平。同时其向检查机关交代该张假复印件发票时，也明确认为该笔款项应交纳给财政所。因此，被告人张某主观上没有非法侵吞该笔公款的故意，只是因领导魏某未将另外的8000元交给被告人张某，同时其为办出生证又花了不少钱，导致其客观上交纳不了，主观想交而客观不能。被告人张某对这件事情当时即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也充分说明其主观上没有贪污的故意。

三、被告人张某的行为不成立挪用公款罪。被告人张某将公款用于个人开支、归个人使用，应涉嫌挪用公款罪。但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依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挪用公款犯罪具体数额标准的规定》(川高法〔1998〕99号)第一条：“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以挪用公款二万元为“数额较大”的起点，以挪用公款十五万元为“数额巨大”的起点”，本案被告人张某挪用公款6000元未达到刑法规定的挪用公款罪“数额较大”的最低量刑标准二万元。因此，其行为不成立挪用公款罪。

综上所述，被告人张某没有收受贿赂的主观故意，也没有收受贿赂的犯罪对象、没有私自接受财物，不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不成立受贿罪。被告人张某

没有贪污的故意，也没有贪污的客观行为，不成立贪污罪。被告人张某的行为应属于挪用公款的行为，但因其挪用公款的数额为6000元，未达到量刑标准二万元，不成立挪用公款罪。据此，人民法院应当宣告被告人张某无罪。以上意见请法庭及审委会参考、采纳。

本辩护词一审采纳。

第五篇：解析受贿罪辩护词范本

受贿罪辩护词范本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律师法》的规定，XX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上诉人XXX及其家属的委托，指派我们作为其二审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活动。为了履行辩护人的职责，庭前，我们依法会见了上诉人XXX，查阅了全部卷宗材料，现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二审辩护意见如下：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缺乏依据。

从犯罪主体方面来看，根据《刑法》规定，受贿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其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机关从事公务的人员，另一类则是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上诉人不是上述两类人员，因此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具体理由如下：

(一)上诉人XXX所在的单位即湘南工业园区开发公司(以下简称湘南开发公司)不属于国有企业的范畴：

(1)根据《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可以明确地了解，上诉人XXX所在的湘南开发公司的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其不属于国有企业范畴，其股东出资情况为XXX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3825万元、XXX平园经济开发公司225万元、百草民族经济发展公司225万元、XXX县兴坂开发有限公司225万元。国有资产一旦作为公司资本投入，即作为公司法人财产，而无法直接认定为国有资产，结合到本案中，湘南开发公司的资产无法推定为国有资产。

(2)即使认定湘南开发公司属国有资本控股公司，也不应当认定为 “国有公司”，理由如下：

首先，根据法律解释学的理论分析，国有公司不应包括国有资本控股公司。我国刑法并没有对“国有公司”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作出明确规定，而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根据民法理论，“国有”与“非国有”是从所有制的角度进行的划分，即国有是指全部资产均为国家所有。因此，无论从通常含义还是特有含义，“国有”的概念根据文义解释都是一致的，即“国家所有”，并无“复数解释之可能”。而国有资本控股公司中的部分股份并非为国家所有，因此根据文义解释，国有资本控股公司不属于“国有公司”。

其次，根据现行有关规章的规定，国有资本控股公司也不属于国有公司。国家统计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国有企业是指企业全部资产归国家所有，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的非公司制的经济组织。”我国的公司法没有对何谓“国有公司”作出规定，但是，“同一法律中苟使用同一用语，或此一法律与他法律使用同一用语，若无特别理由，亦宜作同一解释。”因此刑法中的国有企业应该是指全部资产归国家所有的非公司制经济组织。而国有公司、企业在我国刑法当中是并列的概念，其对于“国有”的解释也应当是相互一致的。因此，我们认为，国有公司是指依照公司法成立，财产完全属于国家所有的公司，包括由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单独或共同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所以国有资本控股或参股的公司不属于国有公司。

第三，结合司法实务界达成的共识，国有资本控股公司也不属于国有公司。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即是在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派员参加该座谈会的情况下，经过充分讨论达成的共识。该纪要规定“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在国有控股或者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工作的人员，应当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国有公司、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原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和股份有限公司新任命的人员中，除代表国有投资主体行使监督、管理职权的人外不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该纪要的之一规定反映两个问题：①将国有公司、企业与国有控股或者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并列提出，体现与会人员对二者的不同已达成共识。②国有公司、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原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和股份有限公司新任命的人员中，只有代表国有投资主体行使监督、管理职权的人方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由于会议纪要不属于有权解释，因此，在司法实践当中对于法院系统具有参照执行的作用，因此，我们也是作为案件定性的参考。

第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国有资本控股公司也不属于国有公司。2005年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如何认定国有控股、参股股份有限公司中的国有公司、企业人员的解释》中规定：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有公司、企业人员论。该司法解释作为有权解释再次肯定了前述会议纪要的精神，将国有控股、参股公司排除在国有公司之外。

(二)XXX不是国有机关委派的从事公务的人员：

首先，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XXX受国家机关委派”缺乏依据。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副经理需经经理的提名，得到董事会的通过才能任命。上诉人担任的工程部负责人和副总经理无具体的任命书，亦无具有法定权利的部门的任命，湘南开发公司聘任上诉人为工程部负责人和副总经理仅是在会议上口头简单宣布，非但没有法定权力机关文件为依据，也明显违反了《公司法》对聘任副经理的相关规定，一审仅凭一份会议记要就认定上诉人是被县政府委派的，显然缺乏

说服力。况且该记要未经到会人员的签名确认，其真实性和合法性有待商榷。由此可见，上诉人的工程部负责人和副总经理的资格身份并不合法。

其次，所谓“依法取得从事公务的人员”，必须是已通过合法程序手续完备的在职在编的人员和通过具有法定权力机关的任命、聘请、委任、派出或者依照法律规定而取得，并且必须有相关的档案材料或文字记录证明，否则，不能认定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或准国家工作人员的资格。本案中，上诉人原供职的单位是XXX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其为私营企业，既不是“国家机关”，也不是湘南工业区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是不可能也不能“委派”人员到湘南开发公司工作，况且由湘南开发公司出具的书面证明已明确上诉人是湘南开发公司因工作需要想监理公司采用口头方式“借用”的临时工，未办理任何法定手续。而且，上诉人是一个对工程管理业务相当熟悉的专业技术人员，其被湘南开发公司临时借用到工程部，主要是从事专业技术上的工作，并非从事行政管理工作。

第三，一审判决认定的“协助XXX县政府开展湘南工业园区工程建设管理工作”是错误的。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湘南开发公司是一个经济实体，其行为只能是纯粹的市场行为，不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公权力，不能代表政府。就其实际工作内容看，上诉人无非是协助湘南开发公司监督正确履行工程施工合同以保证工程质量。上诉人所做的一切都是根据《施工合同》，是代表湘南开发公司与工程承包者履行合同的一种民事活动。可见，上诉人的管理行为不能被视为协助XXX县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

(三)上诉人与国家之间没有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

所谓“与国家之间有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1、行为人与国家之间必须是一种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

2、行为人为国家服务，并由国家向行为人支付报酬，报酬的来源必须是国家财政，如果行为人的报酬不来自国库，就不是国家工作人员;

3、行为人必须享有国家保障的福利待遇，如医疗、社保、住房公积金等等。然而上诉人进入湘南开发有限公司两年，没有办理任何手续，至今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享受XXX县人事局惠人(2007)3号文件所规定的县级工业园区工作人员的福利待遇，更没有从国家财政中取得工资报酬。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其工资待遇由县政府主管部门确定”是严重违反事实的。综上所述，上诉人不具备受贿罪的主体资格，其行为不能认定为受贿罪。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二、上诉人具有从轻处罚的情节，一审判决量刑过重。

上诉人归案后主动交代了未被发现的部分受贿事实，依据《刑法》第67条：“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应认定为自首，一审判决未予认定是错误的。而且上诉人认罪态度良好，积极退回违法所得，具有悔罪表现，可酌情从轻处罚。一审判决虽然予以认定，但是并未在判决书上充分体现。因此，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处上诉人有期徒刑六年明显过重。

三、对于上诉人的量刑建议

综上所述，上诉人不应以受贿罪定刑，只应以商业受贿论处。鉴于上诉人具备自首的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系初犯，认罪态度好，等酌定的从轻、减轻处罚情节，为此，请二审法院全面、深入地分析本案案情，结合上诉人的情况，撤销原判，给予从轻处罚。

以上辩护意见，敬希采纳。

谢谢!

辩护人：XX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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