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间接受贿罪几个问题的探讨
关于间接受贿罪几个问题的探讨
间接受贿理论上也称为斡旋受贿罪，“间接受贿”一词最早出现于年月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而年现行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
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正式将间接受贿以法律条文形式规定下来。与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的直接受贿不同的是，间接受贿成立受贿罪有三个特点：一好范文版权所有是行为主体利用的是“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是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利；二是无论是索取还是收受财物成立受贿罪，都以“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为要件；三是为请托人谋取的利益必须是不正当的利益，为请托人谋取正当利益的间接受贿不构成犯罪。由于在司法实践中间接受贿案相对较少，理论探讨不多，随着新刑法的实施，如何理解与适用第三百八十八条，存在着一些分歧。笔者就该条的理解与适用问题，谈点粗浅的认识。
一、间接受贿人是否可以为第三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间接受贿行为人索取或收受请托人财物，必须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假如请托人不是为本人而是为第三人利益向间接受贿行为人行贿请托，也就是说，间接受贿人不是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是为第三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其行为是否还构成受贿罪﹖否定意见认为，应该严格按照条文的规定来理解，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从谋取不正当利益和受贿两方面都限于请托人，那么间接受贿人只能是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关于受贿罪规定的是为他人谋取利益，“他人”的范围很明显宽于请托人，可以是请托人也可以是第三人，所以，三百八十八条的请托人只限于其本人。
笔者认为间接受贿应当包括为第三人谋取利益，理由如下：１、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与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不同，不能理解为间接受贿人只能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原因在于对于间接受贿来说，行贿人实际上是要托间接受贿人帮忙，影响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其谋利，所以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为请托人。请托人完全有可能是为第三人利益而请托，而在一般受贿行为中，行为人可以直接通过自己的职务之便，为行贿人解决问题，就不存在请托的问题，所以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就将之规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２、司法实践表明，请托人往往不是为本人的利益行贿，而是为第三人利益行贿，如甲正在服刑，朋友乙为帮其减刑，向丙行贿，要求帮忙，丙答应后，利用其职位影响，要求丁帮忙，最后，丁用不正当手段给甲减刑。假如间接受贿人不能为第三人谋取利益，那么上例中丙的行为就得不到处罚，但这种为第三人利益行贿的行为是非常普遍的，只有将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理解为可以为第三人谋取利益，才能更好打击间接受贿行为。３、从其他罪的司法理论来看，也有相类似的观点，如侵占罪，刑法第二百七十条表述为非法占为己有，但刑法理论一般认为非法占为己有包括为第三人所有，其他如盗窃、贪污等罪都有类似的观点，所以，将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理解为可以为第三人谋取利益并不会与刑法的规定相悖。
二、如何理解间接受贿的便利条件
间接受贿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利用本人的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便利条件是指由于本人的职权或者地位，形成了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制约或影响，这是成立间接受贿行为的前提和基础。然而，怎样理解“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其范围如何界定？法条本身并未作出明确规定。事实上，由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和利用职权或地位的行为在现实中的表现错综复杂，法律也不可能对其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一般理论认为这种制约或者影响存在于纵向的上下级之间或者横向的平级之间。制约或者影响表明了职权之间的关系。“制约”对人的作用比较直接，即职权之间是纵向的关系，一职权对另一职权具有直接的威胁；而“影响”对人的作用是间接的、潜在的，表明职权之间是横向的关系，一职权对另一职权不具有直接的威胁，其威胁是间接的。笔者认为，对“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的理解，应当特别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不能忽略间接受贿行为的实质考察。间接受贿虽然与一般受贿在行为方式上有所不同，但在实质上具有同一性，即都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这是分析间接受贿行为的基础前提。间接受贿行为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具体表现为行为人超越了自身权限范围，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并以此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
第二，不能混淆其与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内涵的界限。一般受贿与间接受贿最本质的差异在于：在一般受贿中，该国家工作人员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具有直接的制约关系，他们之间一般体现为上下级关系。因为，虽然从表面上看，下级一方在当时也有抉择的意志自由，但是我们认为，当这种抉择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基本生活环境时，他的意志其实并非是完全自由的。如行署副专员给县委书记打电话、要求县委书记为请托人谋取正当利益，行署副专员尽管不是负责该行署的全面工作，但作为县委书记的上级领导，其对县委书记实际
上具有直接的制约关系，所以应认定为直接受贿。而在间接受贿关系中，该国家工作人员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不存在直接的制约关系。虽然两者之间也有一好范文版权所有定的约束关系，但其程度要轻得多，用“影响”来表达其义可能更为恰当。这种“影响”关系主要表现为要求方与被要求方不处于同一职权部门，两者的职责范围不具有直接的上下级关系，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若不依该国家工作人员的要求实行职务行为，对其以后的工作、协作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但这些“不利”还只是可能的、潜在的，被要求的一方有完全的意志选择自由。多数情况下，要求方和被要求方都是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国家工作人员，而且尽管两者间的职务不是纵向的隶属关系，但具有横向的高低级别之分。当然，也不排除同级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的影响关系。
三、对不正当利益的理解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在附则中规定：“本规定中有关贿赂罪案中的‘不正当利益’，是指谋取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利益，以及谋取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帮助或者方便条件。据此规定，不正当利益首先包括非法利益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所谓“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帮助或者方便条件”的利益，究竟如何理解还存在不同的理解。笔者认为，对“不正当利益”的最好理解，就是包括非法利益和不确定的合法利益。不确定的合法利益，是指当事人谋取的利益虽然符合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的规定，但是在能否取得、取得多少等方面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国家工作人员间接受贿，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这种利益的，便属于谋取不正当利益。
四、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是否包含间接受贿
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并无关于间接受贿的条款，是否可比照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关于间接受贿的规定，认为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包含间接受贿的行为﹖一种意见认为，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应包含间接受贿的行为，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与受贿罪的区别主要是主体的不同，在客观行为方面基本一致，公司企业人员受贿在旧刑法中属于受贿罪，在公司法之后才分解出来成为新罪，而且，间接受贿也是利用了本人的职权，虽然只是间接的作用，但还是可以理解为利用了本人职权的便利。
另一种意见认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既然刑法没有在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中规定间接受贿的行为，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就不包含间接受贿行为。在旧刑法实施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在１９８８年《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的补充规定》扩大了受贿罪的主体，其中亦包括公司企业人员，而在１９８９年两高针对该《补充规定》发布司法解释，规定间接受贿行为以受贿论处，但将其主体限定为国家工作人员，新刑法实施后，明文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间接受贿以受贿论处，由此可见，无论新刑法还是旧刑法，都排除了公司企业人员间接受贿构成犯罪。所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不包含间接受贿。
笔者认为第二种意见符合刑法的规定，刑法的规定体现重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
第二篇：受贿罪案例[范文]
受贿罪案例
兴化市财政局原财政资金管理处副主任施恂涛，因掌握财政信用资金管理的大权，曾一时红得发紫。然而，他坐上这把交椅后就利令智昏，７个月内竟受贿１８万元，结果将自己的人生中年送进了紧闭的铁窗。
现年３９岁的施恂涛，１９８２年调入兴化市财政局任办事员，１９９２年１１月担任该局资金管理处副主任。１９
９５年下半年，施恂涛通过在某银行兴化支行信用卡部工作的一个关系甚密的朋友徐某（已另案处理）介绍，结识了大邹镇木地板厂厂长陈学会，陈自称：厂里的形势比较好，但缺点流动资金，想请施帮忙借一点。施恂涛因与陈某刚相识，当时没有明确答复。１９９６年春节前，为达到“借点流动资金”的目的，陈便主动上门联络“感情”，买了名烟名酒去了施家，还塞给他儿子１０００元“压岁钱”。春节过后，某镇财政所负责人根据镇里的创收要求，想将闲置的５０万元资金放出去收点利息，于是找到施恂涛说明了意图。真是天上掉馅饼，一个要借，一个要放，于是他当即为陈某“搭桥”，并根据财政所负责人的要求在协议书上签字担保。
陈学会得到贷款后的某个星期天，徐某打电话邀请施恂涛来到兴化支行自己的办公室，几句客套话下来，陈学会便递给施３扎百元面值的现钞，虽说是在徐的办公室，又是这么大的额度，但施恂涛觉得都是朋友了，因此略推辞了一下，就将这３万元现金装进了口袋。
不几天，陈学会告诉施恂涛，上次所借的钱，归还了银行欠款，便向施提出要再借点钱。
俗话说，拿了人家的手短。收了陈３万元贿赂，施恂涛当然要为陈办事。同年４月，施恂涛与某物资公司经理顾某闲谈，顾某抱怨生意不好做，说有５０万元资金宁可放贷。“听者留心”，施恂涛又关顾上了陈，再次由他作担保，将这笔款全部贷给了陈。
由施恂涛担保借给陈的某镇财政所的５０万元资金到期了，镇里打电话要求施恂涛将那笔贷款收回。陈向某银行卡部徐某提出用透支的办法来偿还。在这种情况下，徐某同意透支了２０万元。
尚缺３０万元，怎么办？施恂涛只得带着陈某，向某信用社主任盛某借得３５万元，其中３０万元用于归还某镇财政所，另５万元用作归还该信用社的利息。
“你搬家，我不一定有时间来，这钱作为我的贺礼。”同年７月的一天，陈学会来到施恂涛定购的新住房里，又送给他２万元，施恂涛再次“笑纳”了。
同年８月，某塑料厂有闲置资金６０万元，找某局一名负责人想请资金管理处托放，施恂涛考虑到资金管理处没有这种业务，也就通过盛某放给陈，并由他作了担保。
“这次多亏你帮忙。”借款后的一天晚上，施恂涛又一次心安理得地收受了陈某送给他的３万元贿赂。
行贿者的目的，往往都是以小的“投入”换取大的“回报”。为了在施恂涛身上获得更多资金，陈学会不惜花重金收买施恂涛以达到自己的非法目的。同年９月，陈又找到施恂涛，说厂里销售不佳，想到东北去办厂，请他再帮忙解决资金。施恂涛带着陈再去找盛某想办法，经不知底细的副局长同意，盛某就到资金管理处办理了２００万元财政周转金的存款业务。后来，陈某就将这２００万元十分顺利地借到了手。
“这次多亏你帮忙，这点意思请你收下。”同月底的一天中午，陈来到施家，拿出事先准备的一只布袋丢在北边房间里。后来他岳母到他家里，看到布袋里全是钱，感到惊讶。他与妻子一数，整整１０万元！
从１９９６年２月至１９９６年９月，仅７个月时间，施恂涛就为陈学会擅自担保借款２４５万元并出谋划策骗贷２００万元，先后４次从中收受陈送给他的贿赂１８万元。
后来，兴化市公安机关在追逃专项斗争中，将携款潜逃、造成银行和信用社巨额贷款难以收回的陈学会从安徽抓获，陈学会的归案牵出了施恂涛的受贿问题。
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５日，兴化市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施恂涛有期徒刑１３年。 蔡明泗 杨 雨
第三篇：论贪污受贿罪定罪量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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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贪污受贿罪定罪量刑问题
摘要：贪污受贿之定罪量刑标准关乎惩治贪贿犯罪的力度和效果，是我国刑事法治领域重大的理论和实务问题。当前我国贪污受贿的定罪量刑标准存在难以全面适时反映贪污受贿个罪的社会危害性、不能充分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影响个罪之间罪刑设置的体系协调问题在此应该相对支持贪贿罪的“零容忍”政策，引入群罪立法模式并明确各自定罪量刑等。
关键词：贪污 受贿 零容忍政策 定罪量刑标准 犯罪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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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tandard of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of embezzlement and bribery is a major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 due to its influence and effect on the punishment of embezzlement and bribery.Defects in current standard of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of embezzlement and bribery in China have been identified such as being unable to reflect its social harmfulness comprehensively and timely and embody the principle of matching punishment with culpability so that the system coordination of sentencing between individual cases has been seriously influenced.In this setting should be relatively supported against Bribery Crime “ zero tolerance” policy，introduced legislation crime group mode and clear their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Keywords: corruption, bribery, zero to erance policy,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standards, Amount of corru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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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第一章 绪论.................................................................................................................1
1.1引言.................................................................................................................1 第二章 我国贪污受贿犯罪定罪起点数额的立法沿革.............................................4
2.1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究竟应该升还是降.....................................................5
2.1.1贪污贿赂行为本质的经济学分析......................................................5 2.1.2贪污受贿犯罪的“零容忍”政策及其可行性分析..........................6
第三章 我国贪污受贿定罪量刑标准的完善探索.....................................................7
3.1引入罪群立法模式并明确各自定罪量刑标准.............................................8 3.2受贿罪与贪污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应分开设立.............................................8 3.3 应由司法解释规定并科学、合理地设定具体数额标准............................9 参考文献.....................................................................................................................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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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和政府把反腐败工作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要求反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十八届四中全会又全面勾勒了法治反腐的蓝图。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
（九），将贪污受贿的量刑标准改为以金额加犯罪情节的量刑标准，一改之前简单地以犯罪金额量刑。这一修改体现了以具体犯罪情节的社会危害性惩处贪污受贿犯罪的立法意图，完善了刑法修改前唯犯罪金额而量刑的制度缺陷，在有利于更加公正打击贪污受贿犯罪的同时，也给法官如何真正按照犯罪情节量刑带来了考验。一方面，面对挑战法官深刻领会立法精神，尽快熟悉和掌握以犯罪情节量刑的法律精髓，努力提高审判业务水平。尤其在以犯罪情节量刑初步实行的语境下，法官更要对此慎之又慎。一旦处理不好，不仅会背离立法初衷，而且还会损害司法公信，绝不能等闲视之。另一方面在以犯罪情节量刑的过程中，法官还面临如何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严峻考验。自由裁量权是一把双刃剑，它在避免法官机械适用法律的同时，也容易造成审判权力的滥用。这就要求法官必须坚守司法底线，在以犯罪情节量刑时，敢于顶住压力和干扰，正确、全面地理解和适用法律，从而通过自由裁量依法作出公正、公平的量刑。
近年来我国对贪污受贿犯罪的治理成效明显，但反腐形势依然严峻，相关犯罪的治理还面临着不少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由于定罪量刑标准设置不甚合理，使得贪污受贿犯罪的司法适用日益偏离立法规定，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刑罚裁量无法实现犯罪均衡，难以全面反映具体个罪的社会危害性，贪污受贿犯罪数额与量刑之间出现”尴尬”困局，因而亟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目前对于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是否需要调整，犯罪数额在贪污受贿犯罪量刑中应居于何种地位，贪污受贿犯罪数额标准该如何确定等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议。《刑法修正案
（九）》通过后，贪污受贿犯罪原则只规定“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以及其他”情节较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定罪量刑档次，1997年刑法明确规定的贪污受贿犯罪5000元的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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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数额将不再适用，具体定罪量刑标准可由司法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掌握，或者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司法解释予以确定[1]。
因此，有针对性地深入探讨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问题，是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必须关注的重大现实法治课题。
[1] 李适时.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2
2014 年 10 月 27 日
的说明——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学年论文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J].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15(5): 826-830.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学年论文
第二章 我国贪污受贿犯罪定罪起点数额的立法沿革
新中国成立以来，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出台了多个涉及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法律和司法解释文件。1952年4月21日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概念，量刑档次和处罚标准等予以详细规定，首次确定了新中国贪污受贿犯罪刑法体系，但是没有规定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起点数额。
1979年7月6号，我国第一部刑法典颁布。在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和第八章渎职罪中分别规定了贪污罪和受贿罪。1986年3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经济检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明确贪污受贿1000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同时，对贪污受贿不足1000元但具有恶劣情形或造成严重后果的也应予以立案。
1988年1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在1982年3月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的基础上，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重大调整，明确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2000元以上不满1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贪污数额不满2000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现行刑法。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贪污数额不满5000元，情节较重的，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刑法修正案
（九）》第四十四条规定取消了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数额标准，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学年论文
相应地，也在立法上取消了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起点的具体数额。
从上述贪污受贿犯罪定罪起点数额的演变，可以看出：定罪起点数额是贪污受贿犯罪入罪标准之一，在某些情形下，贪污受贿情节也作为入罪标准《刑法修正案
（九）》原则重视犯罪情节在定罪量刑中的法律意义，可以说是确立了真正意义上的“数额+情节”复合定罪量刑标准[1]应该注意到，在《刑法修正案
（九）》之前的相关司法解释文件中，也规定了数额结合情节的入罪情形，如1986年最高检《立案标准的规定》对贪污不足1000元，但具有贪污救灾、救济、优抚等款物，共同贪污主犯，多次贪污等情形的，规定应予立案追诉。
[1] 赵秉志.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问题研究[J].中国检察官, 2015(7): 76-76.2.1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究竟应该升还是降
2.1.1贪污贿赂行为本质的经济学分析
最早对犯罪进行经济学分析的曾是于199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加里·S·贝克教授，他最早对犯罪行为进行了系统的，规范的经济学分析[1]，犯罪的成本与收益理论的前提基础是经济学中的“经纪人”假设[2]。从经济学角度看，一些著名的经济学中的经济学分析家指出，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看不到贪污贿赂行为本身有什么问题。但是，贪污贿赂行为不仅会加速官僚政体分崩瓦解的过程，而且还会使低收入的公务员借此获得更加可以接受的生活水平。
单纯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1997年的5000元和现在的5000元确实没有什么可比性，时代在变化，社会财富增加了，货币相对在贬值。表面上看来，现在贪污受贿5000元比在1997年贪污受贿5000元的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性似乎要小得多。这个观点看似有道理，但2009年与1997年相比，变化的不止是经济发展，政治文明、精神文化、社会建设等各方面也有了相应的进步。易言之，到了2009年，各级官员理应比1997年具有更高的民主法治素养、精神文化品质。因此，如果把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账一起算，就不应该得出调高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的结论，而是与之相反[3]。
从法律意义上讲，对贪污贿赂行为作出否定评价，是因为不该官员哪的东西就不能拿，这是反贿赂的伦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拿1000元、5000元、几万元，跟拿几百万、一个亿性质是一样的。经济学家已经揭示，贿赂的本质是权钱交易，会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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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公共利益。而贪污贿赂行为，无论多少，都应当从法律上作出否定烦人评价。2.1.2贪污受贿犯罪的“零容忍”政策及其可行性分析
我国司法实务部门的专家曾从我国《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法律对接的要求和量刑的科学性角度提出，我国应取消关于贪污受贿的数额规定。也有学者提出，[1] 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93.[2] 理查德.A· 波斯纳[J].法律的经济分析, 1997, 20.[3] 邓清波.贪污贿赂罪起刑点不能只算经济账[D]., 2009.其视角应着眼于社会对贪污受贿犯罪的政策体现了相对的容忍。1997年《刑法》规 定的5000元起刑点，主要是考虑到事物发展的变化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起刑点具有很大的相对性。有人提出，如果把对贪污受贿行为的容忍度降为零，则可以避免 上述以数额作为认定贪污受贿犯罪而出现的弊端，也可以有效地预防和打击贿赂犯罪。
但零容忍政策（zero to erance policy）只能发挥《刑法》的惩治功能，其显著的缺陷在于重打击，而忽略了预防；同时缺乏刑罚的谦抑性，与我国当前所倡导的严宽相济的刑事政策不相协调。因而适用零容忍政策有一定的障碍。我们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许多人还不具备“零容忍”的思维，在迎来送往、逢年过节“拜访”领导眼花缭乱的“国情”下，类似规定在中国出台的可能性有多大？即使出台，由于尚没有充足的司法资源支持“零容忍”的有罪必罚，这一规定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的得到切实执行？对此，我们必须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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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国贪污受贿定罪量刑标准的完善探索
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存在问题，已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惩治贪污受贿犯罪的力度和效果，越来越难以适应反腐败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需要亟需改革完善。而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修订又紧密关涉贪贿犯罪圈的划定、国家对贪贿犯罪的惩治力度、刑事司法资源的负重、公众对刑法的认同等重大问题，对其改革完善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务必需要审慎稳妥、科学合理、切合实际地统筹考虑，既要注意克服当前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缺陷，满足惩治贪污受贿犯罪司法实践的需要；又要注意刑法规范明确性与司法可操作性之间的平衡，有助于实现量刑公正和罪责刑相适应，增强公众的刑法认同，秉持上述理念和原则，改革完善我国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及相关立法，笔者认为，当前应着力从以下三方面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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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引入罪群立法模式并明确各自定罪量刑标准
一般国家关于贪污犯罪的立法，如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大都是采取罪群立法模式（罪刑系列立法），即根据贪贿犯罪的罪质及犯罪构成并考虑惩治犯罪的需要而灵活设计成为一个存在主辅关系的罪名（罪刑）系列。对贪贿犯罪这类多发性犯罪设计系列的犯罪构成或罪刑系列，已经成为一些国家刑事立法的重要技术。而且这些国家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之定量因素主要通过罪群立法模式来体现。
就我国贪贿犯罪的刑法规制来说，尽量经过很多次刑法修正，刑法典中除规定了受贿罪之外，还规定了行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等罪名，但是目前的受贿罪罪名，但目前的受贿罪罪名体系任过于粗略，逻辑层次并不够清晰，尚未体系化，有些新型受贿行为也未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给贪腐分子留下规避法律的制度空间。鉴于此，笔者建议待时机成熟时，积极借鉴相关国家贪贿犯的立法经验，在系统梳理，认真分析贪贿犯立法规范以及相互关系并适当调整有关罪状的基础上，考虑引入罪群立法模式，形成以一般贪污罪、受贿罪为主体，以其他特殊贪污受贿犯罪为补充，层次分明而又相互衔接的贪污受贿犯罪罪群体系。如以受贿罪的罪刑系列立法为例，可考虑立法上对受贿犯罪进行小类的体系化构建，除规定一般的受贿罪之外，再酌情增设斡旋受贿罪、索贿罪、事后受贿罪、司法工作人员受贿罪等，并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从破坏经济秩序罪章移到贪污贿赂罪章之中。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受贿罪为主体，以斡旋受贿罪、索贿罪、事后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介绍贿赂罪等为补充的受贿罪罪群体系。受贿罪罪群体系确立后，均统一按照“数额 + 情节”的两元弹性模式，根据各受贿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配置法定刑;再由司法解释根据反腐败形势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形势，对各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具体数额、情节标准作出明确规定和适时调整。这样既能起到严密受贿犯罪刑事法网的作用，又能统一各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从而更好地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和量刑统一。
3.2受贿罪与贪污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应分开设立。
目前我国贪污罪和受贿罪适用的是同一定罪量刑标准。在刑法典分则之中，凡是单独定罪的犯罪行为均有其单独的法定刑，只有贪污罪和受贿罪共用法定刑，这种立法例世所罕见。因此笔者认为，尽管贪污罪与受贿罪都属于贪污贿赂类犯罪，都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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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 廉洁性，但两罪在侵犯的具体客体、社会危害程度、犯罪成本、反腐政策指向的重点等方面都存在相当差异，不应适用同一的定罪量刑标准。
3.3 应由司法解释规定并科学、合理地设定具体数额标准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删去了对贪污受贿犯罪规定的具体数额，规定了概括数额加情节的标准。那么，概括数额在司法实践中具体如何掌握，这仍然需要明确。至于通过什么途径来予以明确则存在较大争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立法说明中提出，贪污受贿犯罪具体定罪量刑标准可由司法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掌握，或者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制定司法解释予以确定。此外另有论者认为，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中贪污受贿犯罪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等概括性规定统一进行立法解释[1]。由此可见，如何明确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具体数额标准，主要有三种主张:一是由司法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掌握;二是由“两高”制定司法解释予以确定;三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立法解释予以确定。笔者认为，由司法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掌握或者颁布立法解释来确定的做法均为不妥，应由”两高”
[1] 现代刑法学的使命(下卷)[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4 :716-716.用司法解释来确定具体的数额标准，即由司法解释规定一个相对确定的幅度，再授权省级司法机关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司法解释规定的幅度内明确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
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学年论文
参考文献
[1] 李适时.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10
2014 年 10 月 27 日
的说明——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学年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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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辩护词(贪污受贿罪)[范文]
辩 护 词
[提要]：犯罪构成要素，是一个行为被认定为犯罪所必需具备的基本特征，且缺一不可。关于滥用职权罪，本案无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XXX有“滥用”之主观故意，亦未充分证明有滥用职权之客观行为，犯罪构成要件四缺二，何以定罪？关于贪污罪(5件)和受贿罪（4件），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对于该部分也应当依法不予认定。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XXXXXX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XXXX及其家属的委托，指派XXX、XXX律师担任其一审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依法履行辩护职责。依据案件的事实和证据，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一、关于滥用职权罪，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一）未能充分证明XX主观上滥用职权之故意
滥用职权罪主观上重点要突出的是“滥用”二字，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本案事实并非如此。XX2014年9月14日亲笔供词及其多次供述均证实，在X县政府组织XX局、XX局、XXX局、XX委等部门召开的会议上，就配套资金不足的问题，XXX书记已经明确指出，钱是没有的，“XXXXX”。具体到XX站XXXXX的翻新改造方案而言，并不是XXX、XX私自决定，而是在领导指示做“技术操作”的前提下，向XX局汇报后由两位局领导在开会时做出的决定。XXX200XX年10月30日、200X年元月1日两份工作笔记及揭先阶的供述都以不同的形式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印证。并且去XX电机厂也 1 是由XX局领导带队前往考察。可见，公诉机关指控称XX、XXX阶“不经批准，擅自同意”翻新改造方案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庭审中我们得知，更新改造项目的资金由三部分组成，其中县一级配套资金XX%，对应金额为XX余万元。正是因为这部分资金的缺口，才导致“进行技术操作”（县政府组织会议上XX讲话）。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套全新电机市价XX余万元，招投标文件中给出的底价却只有XX万元，试问，以近乎一半的价格如何能买到全新的电机？X县政府、XX局做出这样的决定尚且可以被原谅、不被追究，奈何给忠于履职的基层公职人员扣上这么大的一顶“黑锅”？
要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故意，不能仅凭主观臆断，还要结合其认知能力。XX不过是一名XX站的站长，上有建管办、县XXX局、县政府三级领导。“官大一级压死人”。就XX的职务地位和认知能力而言，水利局和县政府的会议决定是足够权威的。在领导明确表态后，XX始终认为自己是在正确履行职务，从不曾想过要私自变更设计方案，况且这样做与已无任何利益。
另外，旧设备折价款XXX万元打到水利局账户、旧电机按照县政府协调会议的决定交给XXX、X厂监工XXX向XXX局局长汇报监督情况等一系列客观事实已经足以证明，在翻新改造方案的实施过程中都掺杂着上级领导和部门的参与、默许，XX的整个行为都是正常的履职行为，丝毫体现不出主观上滥用职权的故意。
（二）滥用职权行为何在，公诉机关未充分举证
1、对于被告人XX有怎样的滥用职权具体行为，公诉机关未尽到充分举证的义务。从行为人主观方面来区分，滥用职权罪属于故意犯罪，必然对应有具体的实施行为。然而，在本案的起诉书中，我们只看到这样的表述：“在XXX承诺给予XXX、XX二被告人好处费后，二被告人同意了XXX的要求”、“被告人XXX、XXX滥用职权，不经批准，擅自同意更改合同”。但是在庭审举证、质证过程中，我们没有看到用来证实“XXX承诺”后“二被告人同意了XXX的要求”、“不经批准，擅自同意更改合同”的相关证据，更谈不上得到充分证明。如此主观臆断，完全背离了以事实为依据的办案基本原则，更有“欲加之罪”的意味。
2、设计方案变更不在XX职权范围内，不存在滥用职权之空间。根据现有的一份证据，XXX函[200X]XX号文件印发的《XX省大型XXX站更新改造工程设计变更有关规定》，对于重大设计变更，“由设计单位提出，监理单位初审，项目法人委托设计单位编制设计变更报告，XX行政主管部门上报原审查、审批部门批准。”由此说明两个问题：第一，编制设计变更报告应由项目法人委托设计单位实施，而不是由项目法人自己实施，更不可能由项目法人下的某个职员负责，也就是说，编制设计变更报告不在XX职权范围内；第二，变更方案应由相应的XX行政主管部门上报审查或审批。可见，相关文件已经明确，XX是不具有变更设计方案的权限的，根本不存在滥用职权的空间。
3、现有证据足以证明，翻新改造企业对旧设备的取得与XX没有任何不当之关系。
如果要对XXX进行翻新改造，必需要有一个前提，即向翻新改造企业提供原有的旧设备。这个过程中就可能出现滥用职权的行为。然而，拍卖资料，XX的供述，以及XXX、XX的证言均证实，半路XX站的XX机是通过XX拍卖的规范化程序处理的。原拍得人XXX违约后，经政府组织召开协调会才被XX取得旧电机。整个过程中，XX并没有职权、更没有利用职权操控旧电机的去向和拍卖价格。
（三）公诉机关对损害结果之认定不客观、不准确，有失公允
1、公诉机关出示的鉴定意见书显示，对XX和XX质量的鉴定时间是20XX年X月XX日，而案发时间是200X年。辩护人认为，200X年设备安装完成至鉴定基准日时已投入使用六年之久，在使用过程中必然造成机器自然损耗和零部件损坏。根据目前设备的状况制作的鉴定意见书根本不能证明200X年时XX和XX的质量状况，更不能据此推断XX和XX存在质量隐患，鉴定意见不客观，不具有证明力。
与以上鉴定意见截然不同的是，20XX年X月X日的《工程验收鉴定书》证明，XXX机经自评、复核、复查及质量监督中心站确认均为合格。并且证人XX、XX、XX的证言高度一致地认定，“改造后的电机各项性能参数都达标，质量不亚于XX机”、“改造后的X机各项性能参数都达标，与XX机质量上没有多大差别”。更何况，20XX年X月XX日X省X厅代表国家对该工程做了《X机组启动验收鉴定书》，结论是“通过分部工程验收，质量合格机组运行正常，通过了技术预验收，遗留问题已解决。机组启动验收委员会同意通过XX县XXX站更新改造工程机组启动验收。”并附有委员会自省XX厅XXX主任委员及以下相关部门领导、专家共X人的签名。面对这样一份比较权威和公正的证据，公诉机关却避而言其他，没有对证据之间出现的矛盾给予应有的回应。可见，上述多项书证及证人证言足以否定鉴定意见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2、“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XXXX.XX万元”的指控缺乏最基本的事实和证据基础。
X机翻新支付XXX万元，XXX翻新支付XX万元，于是公诉机关将两者简单相加，认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XXX万元。这是不符合案件基本事实的。
一方面，翻新设备不等于报废设备，公诉机关在计算损失时忽略了翻新后设备本身具有的价值，这部分价值应当从损失中予以减除。翻新改造后的设备与新设备的各项参数一致，性能达标，通过了自评和省XX厅代表国家进行的验收鉴定，质量上根本不存在差别，而且设备实际投入使用多年，均未出现过明显的质量问题和安全事故，其使用价值是显而易见的。辩护人认为，其经济价值或价格也应当不亚于全新设备，或者相差无几。然而，如此重要的大型设备，在公诉机关眼里竟然价值等同于零，着实让人难以接受。
另一方面，在设备翻新改造过程中，从翻新企业获取了百余万元的回款。比如X机改造项目，XX局收到XX支付的废旧设备款XX万元；XXX改造项目，日立公司向更新改造办公室返款XX万元。XX局和更新改造办作为政府部门，以上收回的共计XX元款项仍然归属于国有，所以，在认定造成的损失数额时是否也应当予以扣除呢？
在翻新改造后设备价值不亚于新设备的情况下，从设备改造单位又获得返款XX万元，总的来看，并没有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既然公诉机关指控有损失，从目前的证明情况来看，具体损失数额是 多少还有待公诉机关进一步举证证明。这也恰好说明一个问题，公诉机关指控造成直接经济损失XXX万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因此，不论从XX的主观方面，还是从客观行为方面，本案都不具备滥用职权罪的构成要件，至少是没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
二、关于贪污罪的指控
1、关于从XX站借款X万元后以工程成本名义核销，仅有XX口供，不足以定案。
仅有被告人供述，不能认定有罪。关于该指控事实部分，现有证据仅XX本人的供述，而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更何况在补充讯问及庭审询问时，XX供述均称根本记不清楚之后如何处理了，并未承认以工程成本名义核销一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因此，在没有其他任何证据印证的情况下，仅凭XXX的供述仍不能认定其构成犯罪。
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正如XX在庭上供述称，自己对上述事实的表述与XXX装置一事记忆上发生交叉，属于同一件事情在不同时期的两种表述，最后被错误理解为两件事实。在合理怀疑没有使用证据予以排除之前，该事实不应被认定。
2、指控XX伙同XX私分X万元拆机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从表面来看，公诉机关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有XX的供述和XX的证言。然而，自补充讯问时起，XX对之前供述的合法性和真实性均予以否认。事实上，同案被告人XX自始至终都没有承认过相 6 关事实。如此看来，本案指控XX、XX私分5万元拆机费，当事的三人中就有两人不认可，能支持公诉机关指控事实的仅有XXX一人的证言。刑事证明的标准要求达到结论的唯一性，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单纯从数量上来看已经是二比一，在如此大的证据冲突之下，公诉机关何以认为达到了起诉的证明标准呢？
从检察机关的补充卷中我们注意到，XX在写给XX的纸条中直言拆机费一事“假的就是假的，真不了”，并劝其坚守事实真相。辩护律师认为，该证据以特殊的形式出现，更能反映出案件客观真实的一面。
另外，结合XX称“为了配合办案”的辩解意见，我们有理由相信，XX之前的供述和XX的证言系受到侦查机关诱导所致，除非公诉机关有足够证据证明取证过程的合法性。
3、指控XX代购装载机时贪污XX元，犯罪主体和客体均不适格。
XX的供述和XX的证言共同印证了一个事实，即XX委托XXX是以个人名义帮XX公司采购两台XX机。购买XX机是一个民事行为，在买卖合同关系和委托关系中XX公司和XX都是民事主体。XX个人及其所在单位与XX公司之间并无隶属关系，其作为一个民事主体为XX公司实施代购的行为本身并不违法。既然是代购，那么XX在这一行为中付出了劳动，为什么就不能获利呢？
更何况，XX公司作为一个民事主体，既非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也非集体，即使XX公司多支出了费用，也不能认定是国家或集体财产遭受了损失。指控XX涉嫌贪污XXX元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犯罪主体和客体均不适格。退一步来讲，即使指控的罪名成立，XX贪污的数额也应当是XX元，而不是XX元。该XX元费用中有XX元系用于办理车辆手续，是为购买XX实际支出的合理费用，并没有被XX个人占有。据XX证言称，XX将办理XX手续的发票共计XX元在X站的XX安装费项目中报销。仅凭该证据并不能证明XX侵占了这XX元报销款，理由有三：其一，XX证言只能证明报销费用的事实，不能证明报销款项被XX个人占有；其二，XX多次供述称报销的是其他公用开支，有些事项没有发票报销，于是就用上述XX购置手续的发票冲抵，其辩解理由合情合理；其三，发票报销后XX并没有以现金的形式从XX处领取款项，该事实也印证了XX关于冲抵其他公用开支的辩解意见。可见，公诉机关认为冲抵的是XX的个人借款，现有证据却无一能证明这一点。
三、关于受贿罪的指控
1、指控XX收受徐晓兵XX万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XX收受徐晓兵XX万元的事实已经被检察机关和法院否定。据了解，XX案已经由XX县人民检察院起诉、XX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在起诉书和判决书中均未提及XX向XX行贿X万元之事。可见，XX行贿XXXX万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检察机关和法院均不予认定。众所周知，行贿与受贿两个罪名是相辅相成的。没有行贿，何来受贿呢？在相同的事实和证据条件下，一方面认定XX贿事实不成立，另一方面又认定XX有受贿的行为，这岂不是前后自相矛盾。
假设XX真收了XXX万元现金，那么如此大的一笔钱去了哪里，有没有相关的银行走帐记录？有没有消费使用记录？为什么其家人 8 没有任何察觉？面对这些质疑，公诉人在庭审中也坦承，对于行贿受贿这类隐密型的犯罪行为而言，客观上没有更多的证据，也不可能取得更多的证据。既然没有证据、取不到证据，又如何能说本案达到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起诉和定罪证明标准呢？
（2）对于指控事实而言，证据的质和量均显不足。
从证据种类上来看，公诉机关对于上述指控事实的证明仅有XX的供述和XX的证言，没有诸如书证、物证、鉴定结论、视听资料等客观证据，证据种类单一；从证据的证明力上来说，只有言词证据，该类证据可变化性较大，证明力较弱；从证据数量上来说，只有被告人供述和一名证人的证言，难以形成有力的印证，更何况XX相关的证言仅有一份。
（3）XX证言未接受庭审质证，不符合证据采信的程序要求。根据程序法规定，没有接受庭审质证的材料，是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在辩护律师书面提出证人出庭的申请后，在被告人要求与证人当庭对质的情况下，作为公诉机关指控XX受贿的唯一证人XX仍然没有到庭接受质询，其证言的合法性及内容的真实性均处于不确定状态。在追求庭审中心化的司法大背景下，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内心确信”应当建立在庭审证据的举证、质证基础之上，才能真正做到“以事实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
（4）被告人XX并不认同自己之前所做的关于收受XXX万元的供述。
在与辩护律师的交流中，XX一直坚称系受办案机关诱导所致，是为“配合办案”。办谁的案？办XXX的案。上述观点在证据上可以得到印证——XX20XX年X月XX日亲笔供词（XXX）交代收受XXXX万 元现金，XX随后于20XX年X月X日供述中才承认向XX行贿10万元。XX的供述在前，XX证言在后。XX作有罪供述的利益出发点就是可以指控XX行贿，作为立功表现以换取自己从轻或减轻处罚。然而办案人员对XX的承诺并没有兑现，XX的供述反倒被利用来作为指控其受贿的证据，XXX却并未因此受到追究。
据悉，XX案目前已经由XX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不论是在庭审期间，还是在目前的上诉阶段，XX都在通过口头和书面的方式向法庭反映自己在侦查期间遭受到刑讯逼供的情况，其中就包括承认向XX行贿X万元一事。
依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刑讯逼供、诱供得来的言词证据依法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和作出判决的依据。鉴于XX和XX的有罪供述有被刑讯和诱供的可能，公诉机关又没有举证证实取证的合法性，由此取得的言辞证据最终也没有经过庭审依法予以排除，在这种情况下，谁能断言XX受贿XX万元就一定是存在的呢。
（5）从证据的内容上来看，关于行、受贿XX万元，XX的供述与XX的交代其实并不一致，无法在证据上形成印证关系。
不同于对其他犯罪事实的陈述，XX关于行贿过程的描述极其简洁，三两句话带过，并且在少有的一个细节上还做出了与XX相矛盾的供述。比如，钱是用什么东西包装的。XX说是黑色塑料袋包装，XX却说是用报纸包着。可见，正是因为供述内容的不真实，才会导致证人无法细致描述事实经过，才会在细节上无法做到一致。
2、指控XX索取XXXXX万元，“索贿”情节证据不足。对于收受XX万元的指控，辩护律师同意XX今天在庭审中的意见。但对于索贿情节，辩护律师则认为，公诉机关指控事实不清，证 据不足。从本案证据来看，要证明XX是主动索取还是被动接受，主要依据是XX的供述及XX的证言，两者须达到高度一致方能认定。事实上，证人XX分别于2014年10月9日、2015年1月19日作了两次证言，前者证明系XX主动提出让XX找假发票后帮其抵扣，后者证明XX要求XX用假发票抵扣个人借款X万元。可见，XXX的两份证言前后矛盾。辩护律师认为，此种情形下，为排除XX证言受误导的可能性或因时间较长产生记忆误差，应当采纳其前一份证言，因为通常时间较短记忆更准确，被误导的可能性也更小。另外，被告人XX则一直坚称系XXX主动提出帮忙抵扣余下的X万元借款，并要求XX提供假发票，与XXX第一次供述相吻合。由此可见，对于索贿情节，本案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相反，XXX20XX年X月X日的证言与XX一贯的供述能够相互印证。根据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原则，应认定索贿情节不成立。
3、指控XX收受XXXX万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据XX陈述，向XX借款X万元确有其事，但因自己没有钱还，XX没有催要，两人私交甚好，所以至今没有提过还钱的事，但并不表示XX就不还这个钱了。XX回忆称，借钱的时间是在XXX承接了XXX站XX库建设工程之后。可见，起诉书认定XX因收了钱财导致帮助XX顺利承担到工程是不符合事实真相的。
另据了解，XX站XX建设工程名为公，实质上工程的绝大部分是X站员工集资建的宿舍楼。既然是集资建宿舍楼，也就不属于公务行为，更不存在利用职权。事实上，XX员工作为业主共同决定承建单位，XX顺利承担到该工程也不是XX能够依职权决定得了的事。即使有XX收受XXX万元的事实存在，也不能定性为受贿。
4、指控XX收受XX3万元，事实不清。
指控称，“200X年上半年，被告人XX利用担任XX县XX站建管办X主任的职务便利„„随后XX提出将该X万元送给XX”。事实上，200X年XX办尚未成立，其成立时间是200X年X月，XX开始担任X办XX主任是在200X年，所以XX不可能在200X就利用担任XX办XX主任职务的便利实施受贿行为。本案的指控对最基本的事实都认定错误，很难相信公诉机关对本案的指控事实均已查明。
四、被告人XX有多处自首情节，应从轻、减轻处罚
根据法发〔200XX〕XX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定：“没有自动投案，但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以自首论：(1)犯罪分子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未掌握的罪行，与办案机关已掌握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2）„„。”
20XX年XX月XX日，检察机关对XX、XX以涉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立案（注意，没有贪污和受贿）。20XX年XX月XX日，XX因涉嫌滥用职权被拘留。从立案、拘留文书中可以看出，XX涉嫌的罪名仅有滥用职权一项，并无涉嫌贪污、受贿罪名。换言之，至少在20XX年XX月X日被刑事拘留之前办案机关都尚未掌握有关贪污、受贿的线索和证据。直到20X年X月X日报请逮捕书中才出现了对XX涉嫌贪污部分事实的陈述，且仅限于XX费X万元、私分XX工程收益XX万元两件事实。
基于《意见》的规定及上述事实，辩护人认为，XX对下列犯罪事实的供述均应认定为自首：其一，关于XX站借款X万元作个人 12 使用后以工程款名义核销，XX最早在20X年X月X日的询问笔录（不是讯问笔录）中已经有了交代；其二，关于代购两台XX机虚开发票侵吞XX万元，XX最早在20X年XX月X日的询问笔录（不是讯问笔录）中已经如实交代；其三，关于收受XXX万元，辩护律师在前面已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论证。当然，这并不影响对自首情节的认定。XX对收受XXX万元现金的供述最早见于XX20X年X月X日亲笔供词（XXX），之后才有了XX的证言，即使构成犯罪也应认定为自首。
依现有证据，对于上述指控事实，被告人XX的供述均在同案供述、证人证言及其他任何一项证据之前，均属于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且涉嫌的罪名是贪污和受贿，与办案机关已掌握的滥用职权属于不同种罪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意见》的规定，均应当以自首论，依法给予减轻处罚。
综上，对于滥用职权罪而言，本案没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依法应当不予认定，即使构成犯罪，被告人XX不论从职务上还是从其行为和所起作用上都处于从属地位，系从犯；对于贪污和受贿两个罪名的指控，XX有多处自首情节，认罪态度较好，且案发后已全部退赃，悔罪态度明显。鉴于以上情节，请求法庭依据“罪刑相适应”，惩罚和教育相结合的政策，以改造为目的，在法定刑范围内判处较轻的刑罚。
此致
XX省XX人民法院
辩护律师：
2016年5月23日
第五篇：解析受贿罪辩护词范本
受贿罪辩护词范本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律师法》的规定，XX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上诉人XXX及其家属的委托，指派我们作为其二审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活动。为了履行辩护人的职责，庭前，我们依法会见了上诉人XXX，查阅了全部卷宗材料，现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二审辩护意见如下：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缺乏依据。
从犯罪主体方面来看，根据《刑法》规定，受贿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其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机关从事公务的人员，另一类则是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上诉人不是上述两类人员，因此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具体理由如下：
(一)上诉人XXX所在的单位即湘南工业园区开发公司(以下简称湘南开发公司)不属于国有企业的范畴：
(1)根据《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可以明确地了解，上诉人XXX所在的湘南开发公司的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其不属于国有企业范畴，其股东出资情况为XXX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3825万元、XXX平园经济开发公司225万元、百草民族经济发展公司225万元、XXX县兴坂开发有限公司225万元。国有资产一旦作为公司资本投入，即作为公司法人财产，而无法直接认定为国有资产，结合到本案中，湘南开发公司的资产无法推定为国有资产。
(2)即使认定湘南开发公司属国有资本控股公司，也不应当认定为 “国有公司”，理由如下：
首先，根据法律解释学的理论分析，国有公司不应包括国有资本控股公司。我国刑法并没有对“国有公司”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作出明确规定，而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根据民法理论，“国有”与“非国有”是从所有制的角度进行的划分，即国有是指全部资产均为国家所有。因此，无论从通常含义还是特有含义，“国有”的概念根据文义解释都是一致的，即“国家所有”，并无“复数解释之可能”。而国有资本控股公司中的部分股份并非为国家所有，因此根据文义解释，国有资本控股公司不属于“国有公司”。
其次，根据现行有关规章的规定，国有资本控股公司也不属于国有公司。国家统计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国有企业是指企业全部资产归国家所有，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的非公司制的经济组织。”我国的公司法没有对何谓“国有公司”作出规定，但是，“同一法律中苟使用同一用语，或此一法律与他法律使用同一用语，若无特别理由，亦宜作同一解释。”因此刑法中的国有企业应该是指全部资产归国家所有的非公司制经济组织。而国有公司、企业在我国刑法当中是并列的概念，其对于“国有”的解释也应当是相互一致的。因此，我们认为，国有公司是指依照公司法成立，财产完全属于国家所有的公司，包括由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单独或共同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所以国有资本控股或参股的公司不属于国有公司。
第三，结合司法实务界达成的共识，国有资本控股公司也不属于国有公司。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即是在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派员参加该座谈会的情况下，经过充分讨论达成的共识。该纪要规定“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在国有控股或者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工作的人员，应当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国有公司、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原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和股份有限公司新任命的人员中，除代表国有投资主体行使监督、管理职权的人外不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该纪要的之一规定反映两个问题：①将国有公司、企业与国有控股或者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并列提出，体现与会人员对二者的不同已达成共识。②国有公司、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原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和股份有限公司新任命的人员中，只有代表国有投资主体行使监督、管理职权的人方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由于会议纪要不属于有权解释，因此，在司法实践当中对于法院系统具有参照执行的作用，因此，我们也是作为案件定性的参考。
第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国有资本控股公司也不属于国有公司。2005年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如何认定国有控股、参股股份有限公司中的国有公司、企业人员的解释》中规定：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有公司、企业人员论。该司法解释作为有权解释再次肯定了前述会议纪要的精神，将国有控股、参股公司排除在国有公司之外。
(二)XXX不是国有机关委派的从事公务的人员：
首先，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XXX受国家机关委派”缺乏依据。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副经理需经经理的提名，得到董事会的通过才能任命。上诉人担任的工程部负责人和副总经理无具体的任命书，亦无具有法定权利的部门的任命，湘南开发公司聘任上诉人为工程部负责人和副总经理仅是在会议上口头简单宣布，非但没有法定权力机关文件为依据，也明显违反了《公司法》对聘任副经理的相关规定，一审仅凭一份会议记要就认定上诉人是被县政府委派的，显然缺乏
说服力。况且该记要未经到会人员的签名确认，其真实性和合法性有待商榷。由此可见，上诉人的工程部负责人和副总经理的资格身份并不合法。
其次，所谓“依法取得从事公务的人员”，必须是已通过合法程序手续完备的在职在编的人员和通过具有法定权力机关的任命、聘请、委任、派出或者依照法律规定而取得，并且必须有相关的档案材料或文字记录证明，否则，不能认定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或准国家工作人员的资格。本案中，上诉人原供职的单位是XXX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其为私营企业，既不是“国家机关”，也不是湘南工业区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是不可能也不能“委派”人员到湘南开发公司工作，况且由湘南开发公司出具的书面证明已明确上诉人是湘南开发公司因工作需要想监理公司采用口头方式“借用”的临时工，未办理任何法定手续。而且，上诉人是一个对工程管理业务相当熟悉的专业技术人员，其被湘南开发公司临时借用到工程部，主要是从事专业技术上的工作，并非从事行政管理工作。
第三，一审判决认定的“协助XXX县政府开展湘南工业园区工程建设管理工作”是错误的。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湘南开发公司是一个经济实体，其行为只能是纯粹的市场行为，不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公权力，不能代表政府。就其实际工作内容看，上诉人无非是协助湘南开发公司监督正确履行工程施工合同以保证工程质量。上诉人所做的一切都是根据《施工合同》，是代表湘南开发公司与工程承包者履行合同的一种民事活动。可见，上诉人的管理行为不能被视为协助XXX县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
(三)上诉人与国家之间没有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
所谓“与国家之间有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1、行为人与国家之间必须是一种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
2、行为人为国家服务，并由国家向行为人支付报酬，报酬的来源必须是国家财政，如果行为人的报酬不来自国库，就不是国家工作人员;
3、行为人必须享有国家保障的福利待遇，如医疗、社保、住房公积金等等。然而上诉人进入湘南开发有限公司两年，没有办理任何手续，至今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享受XXX县人事局惠人(2007)3号文件所规定的县级工业园区工作人员的福利待遇，更没有从国家财政中取得工资报酬。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其工资待遇由县政府主管部门确定”是严重违反事实的。综上所述，上诉人不具备受贿罪的主体资格，其行为不能认定为受贿罪。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二、上诉人具有从轻处罚的情节，一审判决量刑过重。
上诉人归案后主动交代了未被发现的部分受贿事实，依据《刑法》第67条：“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应认定为自首，一审判决未予认定是错误的。而且上诉人认罪态度良好，积极退回违法所得，具有悔罪表现，可酌情从轻处罚。一审判决虽然予以认定，但是并未在判决书上充分体现。因此，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处上诉人有期徒刑六年明显过重。
三、对于上诉人的量刑建议
综上所述，上诉人不应以受贿罪定刑，只应以商业受贿论处。鉴于上诉人具备自首的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系初犯，认罪态度好，等酌定的从轻、减轻处罚情节，为此，请二审法院全面、深入地分析本案案情，结合上诉人的情况，撤销原判，给予从轻处罚。
以上辩护意见，敬希采纳。
谢谢!
辩护人：XX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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