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

第一篇：《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

时代年度风云人物

（英语：Person of the Year）是美国《时代》于每年年底评选出的当年度对世界最具有影响力的事物。获选对象可以是个人、夫妇、一群人、概念、地方甚至是机器，只要在过去一年具有最深远的影响力，无论是好的或是坏的影响。

1927年：查尔斯·林白——5月21日完成了第一次独自一人从纽约到巴黎的直达飞行。

1928年：华特·克莱斯勒——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创始人，公司以其名字命名。

1929年： 欧文·扬——通用电气的董事会主席，成功企业家的代表。

1930年：圣雄甘地——印度民族主义者和精神领袖。他还印度人民以合法的身份以及唤醒了印度长期被殖民后的民族意识。这一年，他率领志愿队员开始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序幕，或许这是他入选的理由。

1931年：皮埃尔·赖伐尔——有名的“法奸”。曾两次任法国总理组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沦亡后，任维希政府副总理，在希特勒支持下，1942年4月出任总理，此后一直左右贝当政府。法国光复后，在奥地利被捕。1945年10月9日被巴黎高等法院以叛国罪判处死刑，15日被处决。

1932年：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美国第32、33、34任总统(1933-1944年），唯一连任三届的美国总统，死于任上。他早年不幸染上疾病，导致腰部以下永久瘫痪，终身只能坐轮椅。他最大的功绩主要有两个：二战三巨头之一，领导并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实施新政，使美国成功走出了建国乃至现今最大的经济危机。与华盛顿和林肯并称为美国最伟大三位总统。

1933年：休·塞缪尔·约翰逊——美国军事家，西点军校毕业。

1934年: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再次当选。这一年罗斯福的新政收到明显效果，经济开始复苏，初步摆脱了这一世界经济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1935年：海尔·塞拉西一世——埃塞俄比亚末代皇帝。这一年领导军民抗击意大利墨索里尼侵略，反法西斯英雄，失败后流亡伦敦，呼吁国际联盟和西方大国阻止法西斯侵略。

1936年：华里丝·辛普森——她牢牢抓住了男人的心，让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不顾王室和政府的极力反对，“宁要美人不要江山”而放弃王位与之结婚的女人。成为当时“世界上被人谈论最多、写的最多，并且上报纸头条最多的人”。

1937年：蒋中正、宋美龄夫妇——首次成为年度人物的中国人。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蒋中正在江西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带领百余万抗日将士进入全面抗战，成为同盟军的重要一员，是当选的主要理由。

1938年：阿道夫·希特勒——惊世恶魔，法西斯首恶。当年的评选是《时代》周刊历史上最有争议的一次，《时代》周刊最后以评语：“希特勒在1938年成为当时民主、喜爱自由的世界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作为解释。

1939年：约瑟夫·斯大林——前苏联领袖，二战三巨头之一。他的入选首先是30年代所领导的所谓“肃反”运动给西方世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其次是二战初期的“投机”表现。

1940年：温斯顿·丘吉尔——二战三巨头之一，1940年，英国对德绥靖政策破产，丘吉尔火线组阁成为战时首相，法国投降后，丘吉尔下令撤出在法英军，8天时间奇迹般撤出30几万英军，8月至10月底领导了著名的不列颠空战，最终取得胜利，使希特勒的英伦登陆计划无限期推迟。

1941年：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第三次入选，这一年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人隔岸观火终于引火烧身，罗斯福摆脱了美国国内孤立主义势力，美国全面参战。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终于实现。

1942年：约瑟夫·斯大林——这一年，苏联开始扭转对德作战不利的局面，斯大林格勒战役接近胜利，成为二战转折点。

1943年：乔治·卡特莱特·马歇尔——美国陆军参谋长，帮助罗斯福制定战争策略，主张排除其它一切因素，坚持先攻德国再攻日本，制定了著名的诺曼底登陆计划。

1944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这一年，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盟军最高司令，6月6日指挥诺曼底登陆，8月解放巴黎，年底被授五星上将。

1945年：哈利·S·杜鲁门——这一年，罗斯福病死任上，杜鲁门接任。德，日投降，二战在这一年结束。他是人类历史至今唯一一个使用原子弹的国家领导人。

1946年：詹姆斯·F·伯恩斯——美国政治家，民主党人，支持种族隔离，1941年至1942年他任最高法院大法官，1945年至1947任美国国务卿。他试图缓和战后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未能见效。

1947年：乔治·卡特莱特·马歇尔——第二次当选。这一年，身为美国国务卿的他提出了著名的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国家实施战后恢复和重建。

1948年：哈利·S·杜鲁门——第二次当选。杜鲁门提出了杜鲁门主义，美国要承担“自由世界”守护神的使命。1948年，苏联人封锁了西柏林，杜鲁门组织了大型空投以援助柏林人，直到苏联人放弃其主张。这一年，他提出组建一个军事同盟以保护西方国家，这就是1949年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1949年：温斯顿·丘吉尔——第三次当选。此时他已经不是英国首相，当选原因不详。

1950年：美国战士：以韩战中的美国战士为代表（首次“抽象”概念获选）——第一次由某个抽象人群当选。这一年，朝鲜战争（西方称为韩战）爆发，面对二战后美国第一次大规模战争，张扬爱国主义精神是其主题。

1951年：穆罕默德·摩萨台——中东地区第一个当选者，民主选举产生且深得民心的伊朗总理。他德宣布将伊朗所有的石油资产国有化，因而惹恼了英美，美国派出了中情局间谍克米特·罗斯福（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孙子）成功地利用贿赂和恐吓组织了一系列的街头**和暴力游行，迫使摩萨德下台并终生被软禁。亲美的伊朗国王穆罕默德·雷扎·巴拉维则成了独裁者。

1952年：英女皇伊莉沙伯二世——乔治六世病逝，伊丽莎白接替其父正式即位，当年女王年仅26岁。

1953年：康纳德·阿登纳——西德首位总理，长期反对纳粹并在30年代两次被捕入狱，1949年当选西德首任总理。西方评论界普遍赞誉他“以他的铁肩支撑危局，使一个战败的、几乎气息奄奄的民族经受住了考验”。

1954年：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美国国务卿（1953～1959）。他在国际活动中，鼓吹冷战，推行“战争边缘”“大规模核报复”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等战略。

1955年：哈洛·科迪斯——通用汽车总裁，第三位当选年度风云人物的企业家。

1956年：匈牙利自由战士——1956年10月11日匈牙利发生有名的“裴多菲俱乐部”重大政治事件。民主人士向匈党中央提出“十点要求”，要求将拉科西开除出党，由纳吉出任总理，按平等自主原则调整匈苏关系等，并发动游行。

1957年：尼基塔·赫鲁晓夫——前苏联领导人。这一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现象，揭露了斯大林在大清洗中的暴行，掀开世界范围的去斯大林化运动，结束了斯大林时代，停止了苏联国内的大规模政治镇压，释放了绝大多数政治犯。赫鲁晓夫时代，苏联知识分子从斯大林时代的政治恐怖中获得解放，他在任期间，苏联的政治气候空前宽松，索尔仁尼琴等作家得以公开出版作品。苏联逐渐变成一个“正常社会”。这一年，由于赫鲁晓夫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苏联与中国关系彻底破裂。

1958年：夏尔·戴高乐——法兰西民族英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二战期间法国沦陷后领导自由法国运动，1944年，在阿尔及尔成立法国临时政府。8月，巴黎起义。戴高乐领导法国军队首批进入巴黎抵达市政府大厦，巴黎解放，戴高乐将军接受德国军队投降书。1946年他辞去临时政府总理职务。1953年，退出政坛隐居。1958年这一年，戴高乐重回政坛，当选为法国总统。他领导的政府是最早和我国建交的西方政府，他是在世界上有很大影响力的政治家。

1959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第二次当选，上一次是二战将军，这一次是美国总统。他当政后实行“艾森豪威尔主义”的相对强硬对外政策，但这一年却实现了冷战后美苏两国首脑首次坐在一起的“戴维营会谈”，造成东西和缓假象。然而七个月后的U-2飞机入侵苏联的事件，结束了这个神话。

1960年：美国科学家——尊重科学家。这一年梅曼制成红宝石激光器。

1961年：约翰·肯尼迪——美国总统。这一年仅仅上任3个月就制造了震惊世界猪湾事件。

1962年：若望二十三世——罗马教皇。

1963年：马丁·路德·金——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最值得全人类尊重的英雄。这一年，他组织了争取黑人工作机会和自由权的华盛顿游行。他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讲是最最感人的人权宣言。

1964年：林登·约翰逊——美国总统，1963年肯尼迪遇刺身亡，约翰逊在空中空军一号总统专机上宣布就职，这是美国总统就职仪式历史上唯一的一次。越战的升级是他这一年当选的最大理由。

1965年：威廉·威斯特摩兰——美军越战司令，美军在越南大规模参战第一年精彩表现促成了他的当选。

1966年：25岁以下一代人（群体）——迷惘的一代还是年轻的一代？还是嬉皮士、垮掉的一代？

1967年：林登·约翰逊——美国总统，第二次当选。由于美军在越战中伤亡惨重，约翰逊的越战政策遭到了国内外的普遍反对，使他赔上了政治前途。1969年他在总统选举之前宣布不会参选，并全力支持他的副总统连任。

1968年：首次登月的三位宇航员——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宇航员阿姆斯特朗走下飞船踏上了月球表面时说的：“这一小步，对一个人来说，是小小的一步；但对整个人类来说，是巨大的一步!”成了人类征服月球的伟大宣言。

1969年：中产阶级美国人——美国制度的中坚。

1970年：维利·勃兰特——西德总理，他采取重重措施改善了西德和苏联以及其它东欧国家的关系，但是让他当选的最大因素是这一年他在华沙全球瞩目的惊世一跪。

1971年：理查德·尼克松——任期间开始从越南撤军，改变了对华政策，通过“乒乓外交”改善中美关系，派密使基辛格访华开始了实际接触，发表《公报》开始破冰之旅，是其当选的主要原因。

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与亨利·基辛格——作为总统和国务卿一起当选，当然是因为在他们的努力下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尼克松于1972年2月访华，对中国的7天访问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

1973年：约翰·西里卡——美国法官。这一年他曝光了水门事件很多猛料，导致第二年尼克松总统遭受国会弹劾，最后辞职。

1974年：费萨尔·伊本阿杜勒阿齐兹沙特——沙特国王，当年他导致石油价格飞涨，引发全世界不满。

1975年：美国妇女——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权运动在美国风起云涌。于是选择美国女人作为这一年的年度风云人物，以此纪念那个疯狂的美国女人时代。

1976年：吉米·卡特——经过艰苦的竞选战以微弱优势击败福特，当选美国总统。

第二篇：时代周刊翻译

Statement of William H.Overholt1

Asia Policy Chair Director, Center for Asia Pacific Policy

The RAND Corporation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May 19, 2005 Summary China has transformed itself from the world’s greatest oppon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greatest disrupter of the global institutions we created, into a committed member of those institutions and advocate of globalization.It is now a far more open economy than Japan and it is globalizing its institutions to a degree not seen in a big country since Meiji Japan.Adoption of the rule of law, of commitment to competition, of widespread use of English, of foreign education, and of many foreign laws and institutions are not just updating Chinese institutions but transforming Chinese civilization.中国已经由以前世界上最大的全球化反对国和全球各机构的打扰者转变成全球化的提倡者和那些机构坚定的成员国之一。它现在是一个远比日本开放的经济体，并且正在使国内机构全球化，达到一个从日本明治时期就从未出现过的高度。采取法制手段，致力于竞争，广泛使用英语，实行国外教育和众多国外法律制度，这些不仅仅是在改革中国体制，而是在重塑中华文明。

All of China’s economic successes are associated with liber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nd each aspect of globalization has brought China further successes.Never in world history have so many workers improved their standards of living so rapidly.Thus popular support for globalization is greater than in Japan, where postwar recovery occurred in a highly managed economy, or with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where shock therapy traumatized society.In consequence, China has effectively become an ally of U.S.and Southeast Asian promotion of freer trade and investment than is acceptable to Japan, India and Brazil.中国所有经济上的成就都离不开自由化和全球化，而全球化的每个方面又为中国带来更多的成就。可以说在世界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工人曾如此迅速地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所以，对全球化的欢迎程度和拥护度高于日本，战后日本的经济复苏产生于高度管理的体制；或者和前苏联相比，那里动荡使社会元气大伤。于是，中国主动成为美国和东南亚的盟国，一起推动更加自由的贸易和投资，这些都超过了日本、印度和巴西的接受范围。The opinions and conclusions expressed in this testimony are the author’s alone and should not be interpreted as representing those of RAND or any of the sponsors of its research.This product is part of the RAND Corporation testimony series.RAND testimonies record testimony presented by RAND associates to federal, state, or local legislative committees;government-appointed commissions and panels;and private review and oversight bodies.The RAND Corporation is a nonprofit research organization providing objective analysis and effective solutions that address the challenges facing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around the world.RAND’s publications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opinions of its research clients and sponsors.Nonetheless, rapid Chinese globalization has required stressful adjustments.State enterprise employment has declined by 44 million.China has lost 25 million manufacturing jobs.125 car companies are expected to consolidate rapidly into 3 to 6.在这张证词中表述的观点和结论都是作者一家之言，不应该被理解为代表Rand或者这个研究的赞助商们。这个产品是Rand公司证词系列的一部分。Rand的证词记录了由Rand企业联合出示的证词，它分别呈递给联邦、州以及当地立法委员会，政府指定的佣金事务委员会，私人审查和监管单位。Rand法人是一个非营利研究组织，专门为面临挑战的全球公、私部门提供客观分析和有效解决方法。Rand的出版物不一定反映内部研究委托方和赞助者的观点。但是，中国快速发展的全球化过程要求紧张的调整。国有企业的就业人数下降了4400万。中国已经失去了2500制造业的工作，125家汽车公司将会快速合并成3-6家。

China’s globalization successes are profoundly influencing its neighbors.India has learned from China the advantages of a more open economy.Asians schooled in antipathy to foreign investment and Latin Americans with protectionist traditions are going to have to be more open to foreign investment and less dependent on loans in order to compete with China.This will transform third world strategies of development and create broader global opportunities for our companies.中国全球化成就正深远地影响着领国。印度从中国学习到一个更加开放经济体的优势。被培养成憎恶外国投资的亚洲人和有着地方保护主义传统的拉丁美人正学着必须更加开放地对待外国投资并且不依赖于借贷来和中国竞争。这将会转变第三世界发展的策略并为我们的公司提供更广阔的全球机会。

Contrary to early fears, China’s rise has stimulated neighbors’ trade and foreign investment rather than depriving them.Indeed China’s recent growth spurt revived Japan’s economy and saved key neighbors from recession, possibly averting a dangerous global downturn.和早前的害怕相反，中国崛起已经刺激而不是剥夺了邻国的贸易和外国投资。事实上中国近年来经济急剧增长使日本经济复苏并且拯救了主要邻国免于经济衰退，可以说避免了一场危险的全球经济衰退。

Chinese growth has brought American companies new markets.The flow of profits from China to the U.S.is as disproportionate as the flow of goods.Inexpensive products have substantially improved the living standards of poorer Americans.Inexpensive Chinese goods and Chinese financing of our deficit have kept U.S.inflation and interest rates down and prolonged our economic booms.At the same time, it has caused trade deficits and social adjustments.Chinese misappropri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creates losses for many of our companies.A manic construction and transportation boom has raised

global raw materials prices, to the great benefit of producers and a great cost to consumers.中国的经济增长也为美国公司带来了新的市场，从中国流向美国的利润也和货品一样不协调。廉价的商品在提高了美国下层的物质生活。廉价的中国商品和赤字，使美国保持通货膨胀率和利率的下降，使经济持续增长。同时，它也导致贸易赤字和社会调整。中国不合理的知识产权为我们的很多公司造成了损失。建设热和交通热使全球原材料价格上涨，使生产商受利并使消费者遭受损失。China’s succes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evelopments of modern history, but projecting from current growth to Chinese global dominance or threats to our way of life is just wrong.Unlike the old Soviet Union, reformist China does not seek to alter any other country’s way of life.Its economy faces world history’s most severe combination of banking, urbanization and employment challenges, and by 2020 a demographic squeeze that will have few workers supporting many dependents.The best outcome for us would be a China that is eventually like Japan, prosperous, winning in some sectors, losing in others.Signs that China is making rapid progress in that direction should be welcomed , not feared.中国的成功是现代史最重要的发展之一，但是从中国目前的发展就认为中国会统治全世界或者会为我们的生活方式造成威胁是完全错误的。不像之前的苏联，改革者中国并不寻求改变其他国家的生活方式。它的经济面临着世界史上最剧烈的结合----银行业、城市化和就业的挑战，并且在2020年以前，人口统计学上的拥挤将会使更少的工人支撑这么多的家庭。最好的结果就是---中国最终会像日本一样，繁荣，并在某些领域赢得一席之地，或输给别人。中国正在朝着那个方向飞速进步应该受到我们的欢迎而不是恐惧。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Before reform, China was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opponent of globalization.It had an autarkic economy.It opposed the global economic order.It opposed the global political order and the major global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IMF and the World Bank.It believed that global disorder was a good thing, and under Mao Zedong it actively promoted disorder throughout the world, including promotion of insurgencies in most of China’s neighbors, in much of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and even in our universities.Accompanying foreign policy disaffection was domestic cultural despair on a scale the world has seldom witnessed.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6, China’s students and others,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o Zedong’s peasant chiliasm, humiliated a majority of senior government and party leaders, attacked the country’s major educational, social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destroyed much of China’s cultural heritage, and in general tried to smash the country’s establishment.For two centuries Chinese had tried a range of ways – socialism, capitalism, empire, republic, warlords, religious fundamentalism, and others.All failed.Alienation was so severe that, along with students, much of the country accepted that the world economic and political order, and the Chines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order, were so stacked against them that any path to success had to start with destruction of the existing order.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actually just one small episode in the problems that Chinese impoverishment and political division created for the world and specifically for us.Had China been prosperous and unified throughout the twentieth century, we would have had European War II rather than World War II and World War I would have been quite different.China would have been able to deter or defeat Japanese aggression.The cost of those conflicts to the U.S.would have been radically smaller because Pearl Harbor and much else would not have happened.We and the world, not to speak of a billion Chinese citizens, have paid a horrible price, over more than a century, for China’s weakness.The world needs a healthy China.Because of China’s successful globalization we no longer have such problems.China is no longer a vacuum that sucks the world’s great powers into gigantic conflicts.China no longer sponsors insurgencies in Southeast Asia and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China no longer seeks to undermine the glob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We obtain benefits from a China that supports stable capitalist democracy in Thailand and the Philippines;that joins the IMF, World Bank, and WTO;and that counsels its neighbors about the benefits of political stability, free trade, and free investment.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Cold War, it has been the central tenet of U.S.foreign policy that, if we could engage as much of the world as possible in successful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domestic reform and what came later to be called globalization, we could stabilize Europe and Asia, win the Cold War, and create a stable global order.Our military protected this process, but from the Marshall Plan to our aid missions in Asia and Africa, the core long-run strategy of our country has been to engage the world and stabilize it by enmeshing other countries in a web of institutions and successful economic practices that constitute the kind of world we want.This strategy has proved to be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geopolitical strategies in human history, so much so that it has entangled our former enemies as well as our allies in the web we wove.Throughout, it has stimulated many controversies, and occasional waves of fear in this country.Key industries, including especially textiles and shoes, have successively opposed liberal trade with Japan, South Korea, Taiwan, Southeast Asia, China and Latin America.We had a wave of panic over whether Japan was going to takeover all manufacturing and buy all our most important assets;after all, if they could triumph in steel, cars, and televisions, and buy Rockefeller Center, wasn’t everything in our economy at risk? Elsewhere，weren’t

we

sponsoring

horrible dictatorships by encouraging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and South Korea? Each time, our fears have proved excessive, and each time our strategy triumphed.The results have been good for our security, good for our prosperity, good for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overseas, and good for the people of our trading partners.Our concerns about China are the same.China’s globalization

What we never expected from our strategy was that it would entice our former adversaries, including China, into our web of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our commitment to geopolitical stability.Although joining late, China has joined the globalized system much more enthusiastically than Japan.China’s economy is much more open than Japan.China’s trade in 2004 was equal to 70% of its GDP, Japan’s to 24%.China received $60.6 bill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2004, while Japan, with an economy several times larger and in a phase of restructuring that should have attracted disproportionate foreign investment, received only $20.1 billion.China’s globalization is not confined to opening the economy but more importantly to globalization of institutions.Here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ontemporary China bears a striking resemblance to that of early Meiji(mid-nineteenth century)Japan, when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was sending missions around the world to choose for emulation the best foreign navy(Britain), the best foreign education system(Germany), and so forth.In the intervening century and a half, Japanese practice has become more inward-looking, while China has evolved from Qing defensiveness and Maoist peasant xenophobia to an assimilative cosmopolitanism.Today China is the country that sends miss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 seeking best practice.It adapts not just foreign technology and foreign corporate management techniques but also a wide variety of foreign institutions and practices: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British, U.S.and Hong Kong securities laws;French military acquisition systems;a central bank structure modeled on the U.S.Federal Reserve Bank;Taiwan-style regulations for foreign portfolio investment;an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adapted from South Korea, Singapore and Taiwan;and many others.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se changes are the decision to adopt the Western concept of rule of law;adoption of competition as a centrally important economic practice;and adoption of English language as virtually a second language for the educated Chinese population.Today I can lecture in Peking University and interview senior officials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without a translator.Perhaps most importantly, China has sent its elite youth abroad for education in an exercise of internationalism comparable to the Romans turning over their children to the Greeks.Of course, such changes occur gradually;you can’t instantly introduce Western accounting or Western law in a country that starts with no professional accountants or lawyers.But the changes are startlingly fast compared with what other countries do.More importantly, these are not technical adaptations in the manner of the old dynastic efforts to pursue “Western technology, Chinese culture.” These are transformative processes that in cases like rule of law and promotion of competition repudiate core aspec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ivilization that go back for millennia.China is also experiencing globalization of tastes.The exposure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to foreign brands has been incorporating them into global culture.To take one example, I spent many months studying the Chinese car industry.One of the questions we were asked was whether China might develop indigenous car models in a closed-off market like that of South Korea in the 1970s and 1980s.What we discovered was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been so much more exposed to global culture than South Koreans of a generation ago that no car could succeed in China unless it incorporated global designs and prestigious foreign technologies.Ten to thirty years ago,when South Korea was at a phase of car industry development more comparable to China today, one virtually never saw a European or American car on the road, and they are still very rare today.But in China the roads are packed with Volkswagens and Buicks.China has come to believe in globalization more than most third world countries and many first world countries.China’s successes have all coincided with “reform and opening,” that is, with globalization.In contrast, Japan’s and South Korea’s successes occurred in an era when, although they were globalizing, they employed far stricter controls on trade, foreign investment, and domestic economic activity than today’s China.Globalization has required extremely painful adjustments by China.Employment in the state enterprises has declined from 110 million at the end of 1995 to 66 million in March 2005.Those who think there has been a simple transfer of U.S.manufacturing jobs to China will be surprised to know that manufacturing jobs in China have declined from over 54 million in 1994 to under 30 million today.Even these striking numbers understate the adjustments China has had to accept due to greater competition and lately from WTO membership.For instance, while employment in the car industry has remained relatively constant, the number of car manufacturers is expected to decline from 125 at the peak to somewhere between three and six.Meanwhile, foreign joint ventures have come to dominate much of the market.It is hard to overstate the social adjustment Chinese are experiencing.But because China has been willing to accept such adjustments, no large country in human history has ever experienced such rapid improvements in living standards and working conditions.When reform began, workers in Shanghai all wore the same clothes, looked tired and listless, and seldom owned basic appliances like televisions or even watches.In the countryside malnutrition was widespread.Today Shanghai workers wear colorful clothes and look confident and energetic.Today the average Chinese family owns slightly more than one television.Malnutrition has

vanished.As

a

result，Chinese overwhelmingly support further globalization.

第三篇：世界风云人物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关于毛泽东

我钦佩的人中，首推毛泽东。

饱含大家之气的妙文，信手拈来的古句，高瞻远瞩的目光，忧国忧民的胸怀，竟奇迹般地被一人所拥有，便是毛泽东。

我捧着毛泽东传，颇有感触。文中提到他写的祭母文：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洁净之风，传遍戚里。”

全文可谓字字带泪，聚居含情，将母亲生平的坦诚与善良如实地叙述，却又生动地跃然纸上。少有大志者，民族责任感也同样如奔腾的激流，泻于笔端：“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前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

战争年代的形势迫使青年人早熟地去思索救国之路。与此相比，在21世纪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新的竞争危机正隐约可见。但今日的大学生之“早熟”却令人担忧。学习与生活的目的并不太明确。终日惶惶失落度日者，有之；上网聊天约人见面成双入对谈情说爱者，有之；抱怨社会暗叹不公消沉堕落者，有之。

有人笑称其为“校园文化”。

我常可惜让大好年华在早熟“爱情”中流逝的同学，但自己也未将全部时间充分利用，今日反观领袖青年之觉悟，甚是汗颜。不安于平凡，是成为伟人的前提，至少是有理想的前提。老师给毛泽东文章的评语是：“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

“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这自是中肯而又高度的评价，毛泽东已成伟人，此等评价当之无愧。而今日的我们，是否也有豪情“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粪土当年万户侯”？

读毛泽东传，被其中折射的伟人气质所深深折服，不是盲目的个人崇拜，而是对比后的自省与沉思。我常忆起毛泽东的那句名言，并常以此激励自己：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马克思主义是启蒙，毛泽东思想是继承。理解了马克思主义，才好感悟毛泽东思想。资本主义以前的旧制度，它是靠人性对利益的贪婪来维持政权的运转，本质是“百姓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私有政治”制度；而马克思主义推翻了这几千年的黑暗政治理念，为世界构建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为人民服务”的“公有政治”制度，这个光明政治的前身是社会主义，目标是实现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哲学思维就是能够看到事物的对立与对立统一的关系，看清了文章中的这个关系，才能领悟毛泽东哲学思想）

马克思主义是“公对私，善对恶”的一次思想革命，他给世界带来了天翻地覆“质”的变化。旧政治是以“私心”来维系统治，新政治是以“公心”来维护统治。这“一公一私”的变化，通过政治的国家机器，直接作用于思想、文化、经济、社会等的各个方面。“私”是人性恶之源，“公”是人性善之本，私是“吸”是“抢”的贪婪，公是

“呼”是“让”的奉献。个人的幸福需要善良来维系，而“和谐社会”是必须建立在大公无私基础上的集体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价值就在于“结束了人吃人，以恶治天下的私有政治，创立了人爱人，以善治天下的公有政治”，这就是他为推动人类进步所作出的最伟大贡献。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价值不是学习几本书，而是能否真正领悟几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精神基础，“为绝大多数人民群众谋利益谋幸福”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违背了这两个原则，“社会就不可能安定，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就不可能维持”也就谈不上实现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理想是目标，毛泽东思想是实践是手段”。而“枪杆子里边出政权，党永远指挥枪，无产阶级***，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文革”等都是维护社会主义政权的必要手段。手段和目的概念一旦混淆？就会“南辕北辙”走向事物的反面。比如“阶级斗争”只是长期不懈存在于思想里的警钟，它取决于形势的需要。而不是天天阶级斗争、日日继续革命，“阶级斗争不能当饭吃”违背了手段服务于目的的原则，就会“在没打倒敌人之前,就先自己打倒了自己”。哲学的两个视角：“微观哲学是矛盾对立关系，宏观哲学是矛盾统一关系”，这就是毛泽东一再讲的“对立统一”。对立的世界是正反物质碰撞的爆炸阶段（裂、战），而只有对立统一时期才能维系世界的存在（聚、和）。所以微观思维的人是“鼠目寸光”制造矛盾的个体行为，而宏观思维的人是“高瞻远瞩”解决矛盾的集体行为。马克思与毛泽东正是站在“宏观”角度看待事物自然发展规律的唯物主义哲学。对于超出本文的哲学关系，我将放在续文《分不清左右，道不明是非》中详细论述。

“读史明智”毛泽东建国后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始终是围绕着共产主义目标在实践探索。我们能正确解读毛主席的治国方针，就是今后建设社会主义最好的“明智”教材。“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目标确立，剩下的就是个“手段”问题。“目标决定伟大，手段体现艺术”。毛主席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的实际意义：一目了然“一工一农”，走农工结合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建立人民公社是吸取斯大林“集体农庄”的经验。苏联在“个体农业，集体农业”的政策上同样争论激烈，当时为了能从私人农场主那里收到粮食（粮价原因），抢粮流血冲突事件时有发生，严重影响到了苏联的工业发展，为解粮食供需矛盾？斯大林才下决心搞了“集体农庄”。

粮食也存在“守恒定律”。资金有限、粮食就那么多，收不上来或是粮价过高，势必产生矛盾影响工业发展，所以不能简单的理解为牺牲了农民利益，因为粮食转化为工业而不是装进私人兜里，工人也在奉献。如果当时实行了包产到户？那中国必然走上历史上的“小农经济”道路（如今小岗村的失败与全国农业现状，就是证明）。至于大跃进同样是苏联的经验，虽然造成了一些浪费，但钢铁工业翻了几番的成绩，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事实。

“粮食是一切社会生产力的基础”计划经济下，粮食的价格决定了社会主义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的比例。只要解决了粮食问题，剩下的各项发展就只是个运筹策略问题，毛主席总结为“农业决定工业”的理论依据就在于此。刘少奇提出“造船不如租船”原因就在于我们造船工业基础薄弱、技术落后，自己造船是买船价格的十倍，租船则更便宜。毛主席坚持自己造船，就是因为科技发展是需要时间，而不是财力购买的问题“每拖后一天就意味着技术又落后一天”。钱学森说过“中国人不比洋人矮半截”。就是指勤劳智慧丝毫不比西方人差，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耽误了中国的发展，因此“中国落后于西方是落后在时间上”。

毛主席与刘少奇之间的对立表面看是“生活质量与国家安全”上的矛盾。刘把生活质量的偶然当必然需要对待（现实），而把国家安全的必然性当做偶然性对待（又不是工业落后国家都会死，或许侥幸不死）。毛主席正好相反，把国家生死存亡的偶然当做必然发生对待（理想）。“一左一右”才是毛和刘的本质矛盾，“左派是大处着眼立足长远，右派是小处算计照顾眼前，毛顾及命刘惦记吃”。

“落后就要挨打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刘发展的是小农轻工经济，毛主席发展的是支柱型重工业为基础的国防建设，包括搞的三线建设都是“保命工程”。刘是以因果关系判断问题的经验主义者，毛主席是站在“偶然必然性”的哲学高度来判断问题，毛主席思想战无不胜的“真理”就在于此。中国能有今天造船工业的辉煌，跟毛主席高瞻远瞩的哲学思想是分不开的。“枪杆子里边不但出政权，枪杆子里边还出真理”一个被打的满地找牙的真理者，她叫嚷的那套伪真理连狗屎都不如。毛主席掌握的真理，绝不是这种狗屎不如的伪真理。如果没有斯大林的“集体农庄”，苏联就不可能在短期内发展重工战胜纳粹，如果没有毛主席建立的“人民公社”做基础，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和平环境与发展空间。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主席当时讲这段话的寓意是在提醒“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隐患”。胡林翼曾经讲过一句乱世哲学的至理名言：“安史灭而祸更烈于安史”。意思是乱世出英雄，功劳大威望高煽动性也大，对社会的破坏性也大“正面意义大，反面意义也大”。

中共取得政权的过程复杂“山头林立”，所造就的“风云”人物数量也是史无前例。枪杆子山头有：林彪、粟裕、彭德怀、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以及靠资格威信树立的朱德。政治山头：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地下党。还有枪政组合的山头：陈毅与周恩来。毛主席能诙谐的把话说明，就证明了“山头问题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山头的性质”。如果山头的派别产生对立，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主观上又执意妄行？那毛主席在世能压住他们，身后可就不是社会主义的灾难问题了，而是“天下大乱”的问题。彭德怀上万言书，虽是以个人名义私下的提醒信，看似彭懂政治照顾毛主席的政治影响，但他背后的性质是不懂马克思，动摇路线的问题，这与维护毛主席的形象以没关系。“先批后开导的原则”从刘少奇起草的《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到一九六七年毛才同意发表，这中间毛给彭整整八年的反思时间，虽然彭这期间一直在学习毛泽东著作，但终为领悟，与毛最后一次见面，他依然坚持己见，而此时毛以发动“文革”，自然不可能再给他“任何”机会，这就注定了他最终的命运。“每个人的觉悟程度都有限”彭大将军也不例外。毛泽东给了彭德怀创造历史的机遇，反过来彭也促成了毛的伟业，再纠缠于其它？那都是留给右派营营者做的事情。“观其言不如看其行”刘少奇虽然是靠宣传毛泽东思想起家，但其作为以证明了他不是什么主义家。刘家底薄没有枪杆子，所以他在倒枪上也不遗余力，在与毛的较量中，也决定了他必须走政治途径。而反过来毛让他这个没枪杆子的做“二把手”，也证明毛根本没把政治斗争放在心上，所以才会当着刘的面说一个小拇指就能压倒你。

四清运动时刘就借机清理整治基层拥护毛的左边干部（文革批斗走资派的许多手段都是从刘的四清运动中学来的），所以毛主席才敲打他“四清与四不清”，还一再提醒“一个人犯了错误，如果不改，总是积少成多的，不会是一下子从犯错误那天起”。然刘根本没在意这些话的用意。1962年七千人大会刘感觉准备充分“时机成熟”，不顾组织纪律突然向毛主席发难，意在政治先架空毛，再通过选举登上前台。刘最终辜负了人民和毛主席的信任，丢掉了历史机遇。

刘少奇命运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他人只是路线问题，而刘要加上60年饿死百姓的附带责任。毛主席于1953年提出由刘负责国家一线的“日常”工作（微观），毛负责二线的战略思想工作（宏观）。60年灾民逃荒饿死在铁路沿线的场景比比皆是，地方各党政机关难道都是瞎子？作为一线负责的刘，居然在饿死人这样的大问题上不知道？“难辞其咎”也不符合逻辑，这足以证明他心里有鬼。这些“党”的干部为了个人政治前途，拿百姓的性命当“笑话”看，这也是文革把干部统统整治一遍的一个原因。毛主席喜欢看报纸？后来还组织8341警卫部队利用探亲搞调查研究，就是因为汇报多是“欺上瞒下”的把戏，通过人民日报可以了解上层的政治动向，浏览地方报纸则可以知道诸侯的问题，一旦出现歪风邪气就能找到源头，制造舆论者必然有它的不可告人之处，舆论是政治稳定的根本。而及时了解地方情况就能知道群众疾苦，就能及时纠正政策上存在的问题，这也是从教训中总结的经验，如果当时有网络？饿死人这样的历史大污点就不可能发生，集体主义“一人节省一口粮，一个也饿不死”，这也是毛主席一生的伤痛。“只知治吏，而没有知人善任”极左有精神有干劲，但是头脑简单，凭热情做事必然会犯错误，地方的集权也容易走两端，再加上任用极左干部缺乏监督，出乱子是必然现象。而59年庐山会议，毛主席处理彭德怀是导致60年饿死人最直接的原因，毛主席没有意识“党内没人再敢提意见”的严重后果，毛主席后来反右的同时又防极左就是总结教训的结果。但对于政治而言，无论上下任何地方出了错误？一把手都附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只有这样的“问责制”才能治理好国家，这就是我对60年灾难的教训总结。贺龙、我们的军旗用的是八一标致，这说明毛主席没有磨灭贺龙八一南昌起义对人民军队建立，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但是对于贺龙政治觉悟不敢恭维，他任人唯亲、拉帮结派也是党内出了名的。贺龙在文革敢公开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抛开路线和文革的问题，单是与林彪的复仇你就可以想到后果！解放军的家底可是贺龙的部队，贺龙在军队的势力不比林彪差，归根结蒂还是个“大打出手”的问题，所以借林彪之手送走贺龙也就成了必然结果。周总理在贺龙的追悼会上说没有保住贺龙？何谈保不保护？“一清二楚”只是把矛头引向上边而已。

林彪是党内唯一能跟毛主席过招的人物。59年庐山会议，刘少奇批彭德怀是“魏延的骨头、朱可夫的党性、冯玉祥的作风”，篡党夺权搞军事政变。而林彪却在会上对彭说了些阴阳怪气的话：“你我都不是大英雄”并澄清长征写信让毛交权不是彭指使，“云天雾地”的看似在为彭开脱，其实这简短的几句话背后却蕴含着高超的政治手段。“大英雄”的背后就是向全党全国指明彭是阴谋野心家，而澄清历史比起“野心家”这个政治上最大的罪名以无足轻重，高明就在于没有落井下石的嫌疑“不惹众怒”，又收买了“人心军心”，同时又能把对手推向“野心家”的火坑。比起刘少奇“茅坑里扔炸弹”的手段，林彪这“一打一揉”的政治高明之处除了主席，党内谁人匹敌？

林彪也是党内最早能看出山头斗争的几个人，林自知战功居首，但资历不够，所以林彪打完仗就采取了隐晦的策略，意在“坐山观虎”，伺机坐收渔利？毛主席则以接班人“引蛇出洞”。林彪“踌躇满志”确实为文革做了不少铺垫。毛欲擒故纵、大胆放权。林果然膨胀开始调兵遣将“含沙射影”。毛则以掺沙子扔砖头，激其露出马脚。林彪先以“一号命令”试探军权，接着又用设国家主席的方式来试探自己的政治实力。他想着此时被文革整治“灰头土脸”的当权派，会在政治上倒向他这

一边，林彪在政治上的细腻，一点不比军事才能差；虽然林双管齐下。但毛早有准备、四处扇风“断其退路”，林忙中错乱最终葬身异乡温都尔汗！

毛主席并不怕一个林彪，也不怕单独的周总理。林最后的逃跑过程，全程由周总理一人处理；毛如此安排就是担忧这两人的联手，如果“林调转方向，周到机场迎接”？那可就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了！

第四篇：记者风云人物

关于记者的职业思考

12财务管理 张静(选修)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每一个职业，没有高低之分，贵贱之理，因为他们都有着令人钦佩之处，世界总是遵循着用则长，不用则废的原则，于是各种职业也总有他们存在的道理，对于维护社会的秩序与平衡都是必不可少的。主席,带领全国创造一个灿烂的明天;军人,用坚强的臂膀铸成铜墙铁壁;教师,用自己的青春浇灌祖国的明天;医生,用精湛的医术给人以未来的希望；农民，用勤劳的双手播种众人的果实……而记者,看似微不足道的他们用不屈的笔尖记录真实的事件,揭露掩埋在幕布下的肮脏,传递人间纯真的温暖.或许大家都有这样的认知，记者是社会的“流氓”，他让人的隐私不再是隐私，秘密也不再是秘密，让人失去了应有的安全感，那这实在就是偏见了。在我看来，记者与狗仔不可混为一谈，遵守职业道德的记者充当着历史史官的作用，是用手中的笔杆将那些应该或者说值得记录的事件和人物记下，流传百世。而所谓的狗仔，则是迎合某些大众的低级趣味，用他人的生活琐事以获得自己利益的人，给他人的生活带来不便或者灾难。其实如果我们都能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那狗仔就会失去获得收益的通道，不被社会道义所认可的行为也就不会如此泛滥了。这是因为有了这些“牛虻”，他们叮住社会的不公与黑暗，让人们不在陷入麻木，重视起那些不公与黑暗，直到有所改善。记者风云人物节作为表率，每年一次表彰了这样一批优秀的记者,他们不畏艰险,历经艰辛，用生命去获得第一手资料，那样的记者才是值得众人所赞扬的,那样的品质才是应该得到发扬的。

2003年加入《南方都市报》的陈锋是国内第一个采访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的记者，此报此人为其做了详细的采访，发表了事实的真相。陈锋冒他人之大忌，给了无处鸣冤的孙志刚的家属“呐喊哭诉”的唯一通道，递上了第一束温暖。他还追问佛山镇长高薪制，亿万富翁百万征婚，农民谢洪武被拘留28年，涟源收容所黑色致富路等等，给了社会底层的人发言的机会。

《中国经济时报》的王克勤，2002中国传媒杰出人物，农民出身，做过多种工作的他更能反映社会的疾苦，成为了中国经济时报高级揭黑记者，更被誉为中国的“林肯、斯蒂芬斯”（著名的揭黑记者），仅2001年他就用铁笔让160名不法分子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曾历经半年，深入危险内部，即使受到黑社会的重大危险也从未退缩，采访了社会最真实的声音---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此举受到了高层领导的一致认可，不仅推动了北京市乃至全国出租汽车行业市场化的改革，同时也对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案例价值。还有《中国青年报》的贺延光，他曾赴黑龙江兵团插队，如今是该报的高级记者，摄影部主任，其志愿是“愿与人们共享欢乐 也愿于人们共对苦难”，他采访过老山自卫反击战、七届人大、11届亚运会、91华东水灾、香港回归、98长江水灾、九届人大、广西边境大排雷、悉尼奥运会、内蒙古大雁煤矿爆炸、新疆巴楚地震等事件，更是在北京SARS事件中，同病毒作斗争，将令人或忧伤，或明媚，或振奋的情况传递给了大众，他的冰点调查被评为全国共同抗击非典的优秀新闻作品，同时他也被评为全国新闻界抗击非典优秀记者。

2003年3月20日的北京时间上午10时35分，伊拉克响起枪炮声。此时，本已离开巴格达的中央电视台记者冀惠彦一行做出了一个危险的决定：重返巴格达，为中国观众展现第一手的战争场面。而在随后不久的SARS事件中，同为央视记者的柴静也走到了前线，在那场虽无战场烟火的战争中，迎难而上，将关于非典的第一手资料传给外界，让人们能对非典有正确的认知与防范。

江雪，一位29岁的华商报女记者，她用敏锐的双眼看透了埋藏在貌似花边新闻下的“夫妻看黄碟，民警上门查”的黑暗事件，让人们不再用看戏的心态去面对这一问题，而用理智去看待。最终，权力机关的道歉、赔偿和公民权利的伸张，使法治的尊严变得更加神圣。在2003年以前，很少有人知道知名中成药“龙胆泻肝丸”含有关木通这种有毒成分，甚至有很多无辜的人因此患上让他们痛苦一生的尿毒症，记者朱玉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听到群众的声音，连夜奔走医院最后确认了这一令人震惊的事实，随后国家机关采取了相应的严厉措施，也因此挽救了更多人的幸福未来。她一名女子还深入矿区，撕开山西运城矿难的巨大黑幕；克服种种困难艰苦采访，揭露辽宁海城豆奶中毒事件真相……正如她自己说到：“新闻是有力的，我是无力的。当社会最弱势的群体发出呼声时，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无法做到不闻不问。”

令人感动的记者不是一个两个，也不是一群两群，他们总是将自己置身于危难之中，只为那一丁点的希望，还甚至无法得到想要的答案，所以对于群众来说，我们不应因小失大，应对那些值得褒奖的可

爱记者以谅解和关怀，当他们有了动力，才会有更大的动力去为人们服务，才会觉得不枉此行。而作为记者，这个职业的任职者，是广大人群向社会“说话”的重要通道，若身为记者更要肩负起自己的责任，用群众的声音说话！或许会存在诸多的不易，但切记不可违背自己的职业道德，掩盖事实，篡改真相。

第五篇：时代周刊中的中国历史

时代周刊中的中国历史 《时代周刊》是美国的杂志，也影响着世界的风云变化，尤其是每年的封面，都有特定意义，把脉着历史的跳动，见证着历史的走向。

中国风云人物中，直接和间接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蒋介石有10次，周恩来6次，邓小平5次，最早是是军阀吴佩孚，最近的是现在的总理温家宝。而登的最多的则是毛泽东，当之无愧，他是最影响现代中国的人物。

盘点蒋介石时代周刊十大经典封面(组图)

《时代》1927年04月04日封面.“„„rose out of the Sun-set”（在孙陨落之后升起）1927年4月4日，蒋介石第一次出现在《时代》封面上。封面故事里讲述了一周以前的上海，在共产党领导的工人武装斗争中，“布尔什维克”与美国水兵发生的冲突。在这场冲突背后的较量中，蒋介石被美国人寄予厚望。美国人笔下1927年的蒋介石，已经是那个我们熟悉的光头形象。画面上的蒋介石眉头紧锁，眼睛炯炯有神，一副威严的军人派头，呼应着画像下对他“蒋介石将军”的称呼。8天之后的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以武力流血的方式解除了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四·一二”由此成了第一次国共分裂的标志性事件。关于这期封面人物的介绍，小标题只用了一个词——征服者。

《时代》1931年10月26日封面：蒋介石和夫人。He threatened Whampoa Japan（来自黄埔（广东）和日本的威胁）1931年2月蒋介石软禁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引发了国民党内部剧烈的反蒋高潮。五月，改组派、西山会议派、胡汉民派、林森和孙科派，以及两广实力派人物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成立了一个“非常会议”，打出“打倒独裁”、“护党救国”的旗号。寄寓香港的汪精卫应邀出任广州“非常会议”的政府领袖。不同时期反对过蒋介石的派别，在这一时刻会聚到了一起。同年9月初，广州政府派军北上讨蒋，宁粤战争爆发。正在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外敌入侵，宁粤双方迅速达成和解。10月14日，蒋介石释放被软禁的胡汉民。12月26日，蒋介石宣布下野。

《时代》1933年12月11日封面：中国领导人蒋介石将军。1933年7月，蒋介石开办庐山军官训练团。此前国民党军队在进攻江西苏区时屡遭失败，蒋介石认为是各部队的中初级军官武德、武学尚欠深造所致，遂决定在江西省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以图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同年9月，调集优势兵力围剿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江西苏区。任命顾祝同为北路军总司令，以陈诚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率军由北向南进攻苏区；同时以重金收买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出兵两个军封锁江西、广东边境。11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反蒋事变。he could ride off six direction——这一年的蒋介石，可谓戎马倥偬。

《时代》1936年02月24日封面。日本天皇裕仁、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和中国蒋介石将军。the spokesman:“one false stepwill go bang like a firecracker”（一旦犯错即犹如爆竹爆炸）日本在完全占领中国东北后，于1933年2月起开始进攻长城各口，并向华北进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已改变原有对日政策，中国军队在此间的战斗中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与此同时，面对苏联倡导，美国提议的由苏美中日参加的太平洋地区集体安全公约在根本无法实现；国联等西方大国对中日战争干预无望的前提下，蒋介石政府开始重视中苏关系的改善。蒋介石于1934年8月派自己私人代表蒋廷黼访问苏联。同时，蒋介石1935年10月18日在南京主动会见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希望有实质性的真正促进中苏亲密关系并能保障远东和平的协定。蒋介石的建议很快得到了苏联方面的积极响应。苏联政府不反对签订协议，并准备同中国方面具体讨论这个问题。苏联方面之所以在此期间同意与中方就签订条约问题进行具体谈判，主要是担心日本外相广田在同年10月提出的对华三原则，其中主要内容包括中日共同防共，其矛头直指苏联。因此，苏联决定联蒋抗日，以此回击日本提出的中日联合反苏政策。1936年2月，蒋介石在中日苏三国外交博弈中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果——也是在这年2月，毛泽东填词《沁园春·雪》：“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时代》1936年11月9日封面：蒋介石将军。good roads, good morals, good bombs are his answer to japan。“新生活运动”这个名词，最早见于1934年2月17日，蒋介石在南昌于调查设计会所作的演说《新生活运动发凡》.其实，早在1932年4月，蒋介石对中央政治学校学生所作的演说《人格与革命》中，即提出除了“亲爱精诚”四字以外，尚要加上“礼义廉耻”方能“挽救堕落的民德和人心”、“改造革命的环境”、“确定我们革命的基础”。他又发表《复兴民族之根本要务——教养卫之要义》，说明“礼义廉耻”的重要，谓唯有教育和“礼义廉耻”“才是复兴的唯一工具”。随着运动的迅速开展，1935年4月，还在全国成立了“新生活运动劳动服务团”，分为军队、宪兵、警察、教员、学生、党部、机关、铁路等部门。到1936年止，在国民党统治区成立新生活运动分会的县份有1133个。主义、道德和炸弹，是1936年的蒋介石赖以对抗日军侵略的最重要武器。当然，他不会想到，登上《时代》封面后不过一个月，西安事变会降临到他头上。

《时代》1938年1月3日封面：蒋介石将军和夫人。伴随着1938年蒋介石宋美龄联袂成为《时代》人物的，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1937年七七事变后，蒋介石积极部署和指挥中国军队开赴华北和淞沪前线抗御日军,先后指挥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至1938年10月，使日军伤亡45万余人，日军速战速决、迅速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就此破产。“any sacrifice should not regarded as too costly”，一切为了抗日，没有什么牺牲是过于昂贵而不能舍弃的。这不能不让人想起1938年6月发生的黄河花园口决堤事件，尽管成为《时代》人物的此刻，还只是38年1月。

《时代》1942年6月1日封面：蒋介石。武汉保卫战结束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蒋介石表示了继续抗战的决心，汪精卫等人则对抗战前途完全失望。1941年12月8日日军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同时对日宣战。蒋介石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与美、英同盟，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得到了美国的物资和财政援助。1942年2月，日军进攻仰光，驻缅英军向中国战区统帅部求援。2月16日，中国政府派遣远征军入缅作战。与对抗战的顽强坚持相对应的，则是中国国际地位的逐渐提高。five hard years,but the next is the hardest——挺过了艰苦的五年，接下来会更艰苦。但曙光已经微现。

《时代》1945年09月03日封面。after eight years of war，the challenges of peace——八年抗战之后，和平正经受挑战。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9月9日，在南京陆军总部举行的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上，日本驻中国侵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代表日本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并交出他的随身佩刀，以表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抗战结束了，和平还是战争，成了摆在国共两党面前的首要问题，也是蒋介石迫切需要做出抉择的问题。

《时代》1948年12月06日封面。the howizers could now beheard in Kansas City——榴弹炮的声音，远在堪萨斯城也能听到。1948年9月-11月的辽沈战役、11月6日开始的淮海战役，以及11月29日开始的平津战役，无论是已经结束还是正在进行之中，对蒋介石来说形势都不容乐观。国共内战的天平早已悄无声息地发生了扭转，这个转折点具体在什么时候，不但是蒋介石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同样也是留给后人的一道谜题。

1955年的封面人物蒋介石，名字前没有任何头衔。背景是一个国民党士兵孤独地望着大海，对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很难说清是眺望还是守望，也许应该是二者兼而有之。这一年的蒋介石已年近七十。之前的朝鲜战争没有给他带来“反攻大陆”的机会。1955年，蒋介石炮制“孙立人兵变案”，中国远征军抗战名将孙立人从此被囚33年。也许，这可以视为蒋介石统治下的台湾基本政策由外向内转变的一个标志。毛泽东在《时代周刊》封面的轨迹

《时代》对于新中国的认识始于1949年，这年的2月7日，在蒋介石10次登上《时代》封面之后，毛泽东第一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封面文字：毛泽东 从农村的男孩到共产党的首脑。一个星期前，平津战役刚刚结束，古都北平和平解放。这一胜利，连同之前结束的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得到了中国当时绝大部分民主党派人士的一致祝贺--他们已经收到毛泽东“共商国是”的热切邀请。对于中国大地上的风云突变，《时代》作如此描述：“37年前，在湖南长沙的省立图书馆里，一个19岁的农村小伙子第一次突破他狭窄的视野，开始阅读世界地图。他后来回忆说，当时他怀有极大的热情和兴趣。上周，当年那个农村小伙子再次阅读了那张世界地图，只不过这一次他用的不是铅笔，而是铁和血。毛泽东，正引领着中国加入世界共产主义阵营。对西方而言，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其后果目前还无法估量；对共产主义而言，却显然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最伟大的胜利；对绝大多数中国百姓而言，则意味着和平--战争也许会迅速结束；对毛泽东而言，则意味着巨大的荣耀。5亿困顿疲惫中国民众在上周见证了毛的辉煌--他们进入了北平。”

1950年12月11日的封面。封面文字：红色中国的毛 新战争 旧军阀。红色的基调和蝗虫明确体现着意识形态的含义。《时代》内文如此描述选择毛泽东作为封面人物的理由：“列宁说：“通往巴黎的道路经过北京”，该个男人说准了，中国的红色老板毛泽东，选择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之路。4年前他还蹲在荒凉的西北延安的窑洞里。而上周，他却住在北京的宫殿，并肆无忌惮地藐视和谴责联合国。他的军队让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遭受到了痛击。欧洲古老的骄傲在他面前颤抖。伍修权，毛泽东在联合国的代理人，一个不知名的将军，正在联合国宣扬毛泽东的自由世界理念，抨击美国在朝鲜所采取的行动。”

1958年12月1日。封面右上角引用了拿破仑的一句话，通常被翻译为：“中国是一头睡狮，醒来后他将震惊世界。”58年的中国确实已经醒来，“大跃进”是这个年份最引人注目的标签。时代内文如此描述：“乡村里的夜晚，无数的高炉向天空迸射着耀眼的红色光芒。人们把萤火虫抓起来塞进灯笼里，让它们在田间夜战，以使稻米、甘薯和棉花丰收。凌晨六点半，城市街道上已经挤满了群众，以及大众健美操的呐喊。……这是中国本周'大跃进'里的寻常场景，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社会痉挛，乔治•奥威尔小说里的预言正在变成现实。”《时代》对那句拿破仑名言的理解显然也和我们存在不小的区别，它说的是：“让中国睡觉，当他醒来，世界会后悔的。”

1960年8月8日。与切格瓦拉、赫鲁晓夫同登封面。切格瓦拉和他的古巴是本期《时代》杂志的中心。封面文字：共产主义的西方滩头阵地。自59年卡斯特罗集团取得政权以来，美、巴关系一直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同年11月，美国国务卿赫脱提出“美国当前对古巴政策”，建议“改变卡斯特罗政权，或替换这个政权”，获得了艾森豪威尔的批准。60年2月，米高扬访问古巴，与此同时，美国中情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反对卡斯特罗政权的秘密行动方案”；5月，古巴同苏联恢复了外交关系。到8月，美、古关系已经进入极端的紧张状态。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一左一右出现在格瓦拉身后，意指显然相当明显--同年9月，中国、古巴即正式建交。

1962年11月30日。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同登封面。封面文字：印度失去的幻想。1962年11月22日零时，中国军队遵照毛泽东的命令，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时代》写道：“红色中国上周的行为使许多人感到了困惑。他们在中印边界的战争中取得了一系列横扫性的胜利。阿萨姆邦，印度极重要的平原地带，盛产黄麻和茶叶，毫无遮拦地暴露在红色中国的军队面前。但是，红色中国却突然宣布战斗停止，退回到1959年11月7日的控制区以内。”中国军队的主动撤退让印度方面陷入了破坏和平的“道德泥沼”，当地大报《HindustanTimes》说：“最新的中方建议，不像是在提议和平，倒更类似于最后通牒。”

1963年9月13日。与毛泽东一起在“龙舟”上领航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封面文字：红色中国：傲慢的流浪者。这一年9月，中苏论战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9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由毛泽东主笔的编辑部文章：《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文章说：“在中苏两党之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歧的产生完全是由于苏共领导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此，《时代》写道：“毛泽东曾卷入同美国的战争，同印度的战争，现在又同苏联关系破裂--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三个国家。如今他已陷入孤立……”

1967年1月13日。封面文字：中国陷入混乱。众所周知，此时此刻，文化大革命正在神州大地风起云涌，这一期《时代》的内文标题则是《红色中国：舞蹈的蝎子》，其中写道：“西方看到的一切都是零星的，因为只有少数记者被获准呆在北京，他们从红卫兵的海报和小册子上面得到了大部分的信息。譬如多伦多环球邮的DavidOancia就发现了毛泽东上周所面临的挑战。……包括毛泽东一手提拔起来的继承人林彪元帅，以及更务实、更开放的刘少奇。”

1969年6月13日。与布里兹涅夫、铁托、齐奥塞斯库、卡斯特罗等同登封面。封面文字：共产主义首脑：试图收拾残局。本年3月，在珍宝岛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中苏边境冲突，中苏关系由此急转直下，走向对抗。正如《时代》所言，在苏联克林姆林宫召开的世界共产主义大会，本意是“各方领导人讨论最迫切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结果，大会内部却产生了令人震惊的巨大分歧。本期杂志出炉的同一天，苏联政府发表声明称：沙皇政府虽已崩溃，但俄罗斯的边界不会变更，沙皇政府从未同中国签订任何不平等条约。这也许恰可算作本期杂志的一个注脚。

1972年3月6日。封面文字：尼克松的冒险之旅。一个大大的“友”字，将整个封面分割为四个区域，主题凸显得相当明确--“尼克松从北京带回来什么？这个问题其实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尼克松在北京这件事情。很少有美国总统花这么长时间，整整一个星期，呆在异国他乡，而且，这个国家，甚至还没有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且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一直都是虚拟的敌人。”《时代》周刊如此说。

1976年9月20日。封面文字：毛泽东之后。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在北京逝世。《时代》在内文里谈到了毛泽东，谈到了他的红宝书，谈到了毛泽东的继承人“必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满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必须团结大多数，必须显示民主作风”……如此种种。

1977年3月21日。封面文字：毛的妻子讲述她的故事：从演员到女皇。与毛泽东的婚姻，改变了电影演员江青的人生。“10年来，她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女性之一，是8.5亿中国人的文化生活的实际统治者，她决定着他们可以在舞台或者银幕上看到什么内容”，《时代》如此说道，“然而，今天，63岁的江青不再是一个革命的英雄，而成了反革命恶棍。这一突然的转变，缘自去年10月华国锋主席对她的逮捕”，“在她失势之前，她曾有机会接受纽约州立大学的RoxaneWitke的长时间访谈，告诉他关于她的那些故事”……本期杂志，《时代》节录了RoxaneWitke的访谈。

2005年6月27日。封面文字：中国新的革命 重建社会，新的标志。中国的新变革--小世界，大赌注。“刘丽从来没遇见过穿着她制造的衣服的人。最近两年来，这个农民的女儿一直在中国南方广东省开平市的一家工厂里工作，天天泡在繁密的缝纫机声响里。刘丽尝试着想象穿她制造的衣服的那些人--'他们必须非常高，非常富有'，她若有所思，'但除此之外，我实在想象不出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是的，这里谈的正是“中国制造”，全世界没有谁能逃脱的“中国制造”，甚至连故去的毛泽东，在本期的《时代》封面里，也穿上了时髦的LV--很显然，这件LV，也是“中国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