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钱学森之问看我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走向5篇

第一篇：从钱学森之问看我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走向

从“钱学森之问”看我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走向

［摘 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自2010年7月29日正式颁布实施以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11年3月全国两会在京召开，教育再一次成为热议的话题。本文直面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并结合“李约瑟难题”，对当代中国教育予以深邃思考，并对中国未来中长期创新人才的培养提出建议。

［关键词］：“钱学森之问”，“李约瑟难题”，创新，人才培养

一、问题的提出

2009 年10月31日，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驾鹤西去，我们在怀念这样一位大师的同时，他那一句振聋发聩的质疑——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也引起了上自国家总理、下至黎民百姓的广泛讨论和深思。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举例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18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4个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钱老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归结起来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其实，“钱学森之问”，在上个世纪也有一位英国人提出过。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在其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何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繁荣的中国？”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分析了原因：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

综上所述，虽然“钱学森之问”是关于教育，“李约瑟难题”是关于科技，但是，两者都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事实上，科技的发展需要有大量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所以科技发展是要靠教育支撑的。2009 年 11 月 3 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首都科技界大会上的讲话，赞同并引用钱学森的意见：“创新型人才不足是现行教育体制的严重弊端，也是制约科技发展的‘瓶颈’„„中国现在没有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按照培养科技发明创造人才的方式办学„„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他强调要把培养创新型人才作为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

二、我国人才培养应直面“钱学森之问”

“ 钱学森之问”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我国教育问题的思考，在中国期刊网以“钱学森之问”为篇名检索出很多篇文章，其中70%以上都是针对高等教育来展开讨论的。其实，我们的教育问题并不是只存在于某一个阶段，无论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有着各种问题的存在。面对“钱学森之问”很多人把矛头直指高等教育这是有失偏颇的。要培养创新型人才要从学前教育抓起，只有打好了基础，才有之后的茁壮成长。

（一）学前教育：改革在“尊重的教育”理念下进行

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说：“中国幼儿教育基本上没有总体的科学规划，往往走向两个极端，一是赚有钱人的钱，把幼儿教育弄得像贵族教育；还有一种是把幼儿教育当作保姆教育，只要把孩子带着不出事就行。其实幼儿园教育是最重要的教育。”[1] 这有中国古语为证：“人看从小，马看从早”、“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教育与心理学界大量研究发现，儿童入学前的准备状况对其今后的学业成就和发展高度相关。因此美国自约翰逊起，历届总统都亲自主持制定过与学前教育有关的法案。奥巴马上台伊始，提出两项教育主张，其中一项，就是“0到5岁教育计划”。

自古以来我国家长就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愿，直到今天我们的学前教育仍普遍存在违背学前儿童的成长规律，过度开发儿童潜能的现象。很多教师与家长对学前儿童成长的规律缺乏了解，重视学前教育却又使学前教育在他们的高期望下演变成了“神童教育”和“超前教育”，严重违背了学前儿童成长的规律。所谓“神童教育”就是把学前儿童培养成为神童、天才的教育。而“超前教育”是指超越儿童常规发展，把儿童以后需要学习的内容提前进行的教育。当前，我国各种“兴趣班”如舞蹈班、乐器班、歌唱班等如雨后春笋般一浪高过一浪，学前教育中的“超前教育”日益突出。

“神童教育”和“超前教育”的实质是违背学前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把儿童当做成人

满足成人高期望的工具。”神童教育”和”超前教育”的弊端已经得到多方面研究的证实，脑科学研究表明：在儿童的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脑区发展的可塑性是不同的，不同的环境刺激和经验会使儿童形成不同的神经环路，某些方面的过度刺激可能会影响儿童其他方面的发展[2]。法国教育家卢梭早就指出：“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象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我们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它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我们将造成一些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3] 针对这些问题，为了学前教育的发展，笔者建议从“尊重的教育”理念出发对学前教育进行改革。“尊重的教育”理念是东北师范大学率先提出的一种新的教育理念。这一理念，以尊重教育规律、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尊重受教育者、尊重教育者的劳动成果为内涵，其核心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把人的发展作为教育的终极追求。这一理念不仅仅是一种对教育的理解，不仅仅是一个停留在口头上的口号，而且应深入人心，成为一种自觉甚至一种信仰，从而促使教育活动、教育事业发生切实的改变甚至革命[4]。建议家庭和学校合作起来，共同发现学前儿童的兴趣所在，尊重学前儿童的个性和身心发展规律，强调满足儿童的发展需要，创造和谐的教育环境，尊重儿童的个性、对立性、选择性和创造性。同时，要优化儿童的性格和气质，培养学生追求真理的坚毅精神。

（二）基础教育：改革以陶行知的“六个解放”为指导

我国的教育改革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口号虽然都是素质教育，但在实施过程中绝大部分中小学实行的却仍然是应试教育，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在我国的基础教育阶段我们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其情景——“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古时候我们的评价理念是“学而优则仕”，现在我们理念是“考高分就是好学生”。

安徽师范大学杨四平教授认为：“在我国目前的教育系统中，教育的导向主要是记、背标准答案，学生提问的欲望和兴趣在中小学阶段已经被大大地削弱了。学生疏于独立思考、缺乏主动学习的精神，是我们培养杰出人才在基础教育阶段遇到的困境。究其根本，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尤其是课堂教育，并未将学生作为主体，充分发掘他们的潜力。”[5]记得有一组漫画，第一幅画中，一群学生走进校门，脑袋有方的、圆的、尖的；第二幅漫画中，当学生走出校门时，每个脑袋都变成了方的。漫画形象地讽刺了我们当前教育体制模式化的问题。我们未来的大师在中小学时就遭到扼杀，怎能指望他成为杰出人才？

钱学森曾说，在他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其中一个就是在北师大附中的6年，另一个就是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读博士。钱学森后来曾这样告诉他的学生：“师大附中给学生创造了一个非常宽松的环境，培养了我的科学兴趣。”钱学林第一次见到冯卡门，就得到了这位世界著名的大师的赏识，就是因为他具备了一个优秀科研人员应有的素质，即“keenness and quicknessofhismind”(敏锐的思维)。这种素质的形成是与北师大附中实施的宽松、自由的教学理念和学习风气有很大的关系。

我国的基础教育现状让我想起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有段关于儿童“六个解放”的论述：解放儿童的头脑，使他们能想；解放儿童的双手，使他们能干；解放儿童的眼睛，使他们能看；解放儿童的嘴，使他们能谈；解放儿童的空间，不要把儿童关在笼中，使他们能到大自然、大社会里去扩大认识的眼界，取得丰富的学问；解放儿童的时间，不把他们的功课表填满，不逼迫他赶考，不和家长联合起来在功课上夹攻他们。卢梭曾说过，孩子是自然之子。让他们自发、自动地从环境中学习，比传统的书本教育要有效率得多。如果我们的老师在教学上都能以陶行知先生的“六个解放”来要求自己，让学生的身心、思想都能得以解放，让学生不再为框框条条的标准所束缚，不再为繁多复杂的考题所桎梏，不再对学习心存畏惧，不再对标新立异视若畏途。那时，我们的学生们对学习充满向往，对知识充满渴求，神思飞扬、激情勃发，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就会更强，我们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将正式启动。

（三）高等教育：改革以树立“创新的大学精神”为目的

“大学精神”是大学自身存在和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的文明成果，它是科学精神的时代标志和具体凝聚，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高级形式。面临知识经济的机遇和挑战，建设 “大学精神”不仅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需要。“大学精神”的本质特征概括为创造精神、批判精神和社会关怀精神。

钱老曾说，他在加州理工学院读博士的时候，有一次在学术讨论会上，他的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 idea”并强调这在科学工作中很重要，有没有创新，首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good idea”。当时马上就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当时，加州理工学院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整个学校的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学生们也可以

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正是这种创新氛围成就了钱学森的伟大事业。6

［］

在当今中国的衙门式的高校里，行政化趋势越来越强，“校长一走廊，处长一礼堂，科长一操场”已是见怪不怪的现象。[7]行政权力侵蚀、挤压学术权力，使得学术创发能力日渐削弱，学术精神渐渐沦丧，挫伤教师积极性，并滋生腐败，激化矛盾冲突。大学里不少老师，甚至忘记了其天职是教书育人，而就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评职称、沽名钓誉上，热衷于拉帮结派，急功近利，热心当官，无心学术，上课变成了摆设，学术创发能力被削弱，学术精神日益沦丧，试问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的大学怎么可能能培养出杰出人才。

钱学森2005 年 3 月 29 日下午在 301 医院的人生最后一次系统谈话中指出：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8]

培养大学的创新精神我们还可以借鉴国外一流大学的经验。自1901年设立诺贝尔奖以来，这个代表当今世界科学最高水平的奖项已经颁发了百余年。从诺贝尔奖诞生以来已经产生了400多位诺贝尔奖获奖者，其中美国是最大的赢家，美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占到了全球获得该奖人数的70%以上。据统计，美国共有27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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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美国能获得这么多的诺贝尔奖，看看其大学精神就知道了：哈佛大学以师资雄厚，将近40名教授获诺贝尔奖而著称，学生以学术卓越、全面发展、自信能干而闻名。耶鲁则以教授治校、思想开放、人文一流、盛产总统而骄傲。而普林斯顿大学以重质量、重研究、重理论，并培养出3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卓誉世界。哥伦比亚大学既是一所大学，也是一所大企业，也培养出3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年轻的斯坦福大学以强烈的进取精神，提出不因袭任何传统，沿着自己的路标向前，以“学术顶尖”的构想建设大学，成为”硅谷”的强大后盾。

善于创新是大学精神的灵魂。要想在教育理念、办学思想、培养模式、教学管理等方面塑造自我，具有个性，没有创新是不行的。总之，凡是有特色的大学，都因善

于创新，坚持走自己的路而成名，并培养出了一大批世界各领域的杰出人才。所以树立具有创新思想的大学精神我们才能真正培养出杰出人才。

三、结语

2010年7月29日颁布实施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里提到了更新人才培养观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育质量评价和人才评价制度，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等。培养各级各类适应现代化要求的人才，特别是创新人才培养问题，是这次规划纲要突出解决的一个亮点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国家已经足够意识到了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无论在哪个时代，培养杰出人才的基本规律都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杰出人才所具备的品质也基本相同，比如具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不迷信经典和权威，具有强烈的科学探索精神，善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等。对于这些优秀品质的培养不能光依赖大学教育，应该从基础教育乃至学前教育就有意识地进行。“钱学森之问”是钱老的临终遗言，也将成为我国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方针政策制定的一个参照物。但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光停留在教育界，也不仅凭国家的一个《改革发展纲要》，而需要政府、社会、学校、老师、学生、家长的共同努力和支持，用实践去完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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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阙明坤．”钱学森之问”拷问中国教育现状[J]．教育与职业，2010，(1)． [7] 张绪山．“钱学森之问”：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J]．炎黄春秋，2010，(6)． [8] 钱学森．钱学森最后一次系统谈话：大学要有创新精神[J]．教书育人，2010，(1)． [9] 贺敬雯．浅析诺贝尔奖无中国籍人的原因[J]．教育长廊，2009，(12)．

On the Future Reform Trend of Talents Cultivation Model

---Based on Tsien Hsue-shen's Question

ZENG

XIAO

FEN(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The n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long-term planning programs(2010-2020)issued and taken effect on July 29th, 2010, which has aroused widespread concern.In March 2011, when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the CPPCC were held in Beijing, the national education again became a hot topic.This paper faces the question of “Why our school cannot nurture outstanding talents?” which was posed by Tsien Hsue-shen and combines “Needham Question” together to think deepl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education in order to present some suggestions about how to cultivate long-term innovative talents for Chinese future.

第二篇：钱学森之问-创新型人才培养

“钱学森之问”的思考

—创新型人才培养

摘要: 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在于人才，特别是创新型人才，钱学森提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疑问，不仅反映出了中国杰出人才培养乏力的问题，更对整个社会和教育界提出了反思和改革的要求。本文从“钱学森之问”的思考入手，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最后从国家政策引导，加强人文教育，激发学生和大学的创造激情，培养人才要有多样化的模式四个层面提出关于创新人才培养的思考和建议。

关键词: 钱学森之问；反思；改革；创新人才培养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两院院士钱学森先生时，他曾感慨说：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先生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振聋发聩，使我国的高等教育从满足虚假的数字繁荣中惊醒过来，促使我们从更深的层次去思考教育发展、考察人才培养。面对“钱学森之问”，我们首先要做的不是急着去寻找方案，这样很可能会抓错药方，而是应静心思考问题产生的原因，原因找到了，破解之道自然而然就会出来。1

一、“钱学森之问”的思考

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原动力，也是任何一个单位发展的原动力。我觉得我们要讨论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时候，首先要解决一个标准问题，即什么才算是创新型人才。香港城市大学的原校长张信刚教授对创新下了一个定义，他说创新是发现自然和社会现象，并且认识其重要性，这就叫创新。由此来推论什么是创新型人才呢？即能够发现自然和社会现象，并且能够认识到这个重要性的就是创新型人才。3我认为他的这个定义是有启发的。

创新型人才同高分生、优秀生不是一个概念。因为优秀是一个综合标准，有方方面面的要素，创新人才可能是优秀的，但优秀的未必是创新的。而且创新的这个“新”必须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是更加合理、更加科学的新。不能说新的就全是对的，要看这个新是不是比旧的要好。创新不是标新立异。与创新这个主题相关的是的另一个主题是“交叉”，交叉性人才、交叉性学科、交叉性平台等。交叉跟创新不是简单等同的关系，那种只要是交叉型的就是创新型的，这又是一个误区。交叉只是创新的一种方法，但不是全部。所以不能简单以学科有没有交叉来评价是不是创新的标准。5

二、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官僚化、行政化色彩日愈浓厚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西方国家又对我国进行经济和政治封锁，所以我国开始了全盘向苏联学习，也就是将苏联的计划体制照搬过来。在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上没有采取“院士治院，教授治校”这一通行理念，而是由政府直接管理大学，高校的专业设置、教学方案、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要稳定，不得轻易变动。课程和学科体系的重大改变，必须经过教育部的批准。这样大学成为了不折不扣的行政制度的执行者，庞大的行政队伍成为支配和支撑大学的真正主体，单位和人员被固定在行政系统的不同等级框架中，权力是大学运行的根本价值信号，权力价值标准成为评价广大教职工贡献和价值的基本依据和标准。这种用管理机关的方式来管理大学的做法一直沿袭至今，且不断被强化，大学的行政化和官僚化日趋严重。

由于政府行政权力的行使，大学自主办学的权力受到过多侵损和干预，政府主导性过强，学校没有真正的自主权，大学管理模式是行政化的管理模式，科层结构的等级分明，形成了校长、院长、系主任之间的依附关系。学校里的行政官员对学校事务有最高发言权，学术话语权越来越小，行政权力越来越大。行政力量的渗透，已经严重侵害了学术自主性，在大学内甚至出现了独特的“学官”这一群体，评奖一个不缺，课题一个不落。6

（二）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失衡

长期以来，高等教育都是以培养专业人才为目标，形成了单一专业学科的办学格局，专业设置狭窄单一，学科之间划地为牢，老死不相往来，造成学生知识结构单一失衡，文化底蕴近浅，缺乏驾驭跨学科的学习能力和研究能力，思路闭锁，科学敏感性差，思维活动空间狭小，学术视野短浅，学生缺少知识文化的宽度、厚度、广度、深度，难以成为学贯古今、中西融合、学科纵横、学人哲人溶为一身的博大精深人才。

由于文理分科，使得在理工科大学教育中，重科学，轻人文，只注意对学生工具理性的培养，忽视了价值理性的教育，2而缺少丰厚的人文素养。即使有了丰富的专业知识，也很难成为胸怀宽广、视野开阔、学养充沛的大家大师。丰厚的人文素养与人的优秀的思维智能的关系极为密切。对人进行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具有广泛内容的人文艺术陶冶，能够成为促进其思维智能发展的有力杠杆，能够为思维智能的发展开辟多种有利的途径，并且积极而持续地影响人的整个人生过程。所以科学家既要有逻辑思维也要有形象思维。逻辑思维是科学领域的规律，很严密。但形象思维是创新的起点。(三)创新气氛淡薄

大学追求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创新应该是大学的一种独特气质。钱学森先生曾回顾他上个世纪3O年代去美国留学，在加州理工学院所受到的创新教育和创新学风的熏陶：“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在那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在民主而又活跃的学术氛围中，年轻人大受教益、大开眼界，激发了他们的科技创新精神和能力。他也希望我国大学能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但我们的教育导向主要是记、背标准答案，课堂上不能有“奇思怪想”，发言时也不敢“随心所欲”。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曾有一位教授上课时在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圈，让班上同学回答是什么，三四分钟没有一个人回答，后来让班长回答，班长怯怯地回答说像是个圆。这样的场景在一个创新气氛浓厚的校园是很难想象的，在我国教育的身体里非常缺少创新这种激情奔涌的血液。

（四）教育方式个性化欠缺

随着我国的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我们现在的高校教育模式愈发像生产工业产品一样，标准统一、流程一致，基本上也把施教的对象看成是有待加工的产品，学校类同于工厂。尤其在我们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应试教育风生水起，而且成为学校教育的潮流。它以传授知识为主业，以知识多寡为标准而一考定终身，高等院校的选拔均采用这种方式。7这种模式绝不是完美的，有它先天的弊端。主要的弊端就在于不能很好地因材施教，不能根据每个学生不同情况施以针对性的个性化教育，助其成才；不能使具有不同才能的同学得到不同程度地发展。我们的教育主要依智商取材，甚至单凭知识权衡，以此为主要尺度，在培育一种类型的人才时，却封杀了其他各类人才。高校不应用同一种方式去教育所有的同学，而应因材施教，顺应其才性，既不能旱涝由之，也不能拔苗助长，要紧的是为其创造适合成长的条件与环境。我国已有19所大学启动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这个项目在制度设计上都共同聚焦于拔尖学生的精心甄选和重点培养，但是如何培养尚没有明确的说法，我们希望这个计划能成为因材施教、个性化教育的典范。

三、解决问题的建议

（一）国家政策引导

目前大学的弊端之一是办学自主权不足和行政化严重大学像行政单位而非独立的教学科研机构学校在招生计划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建设等方面的审批立项受到限制，政府通过评估 评奖等行政手段介入学校管理的各个方面而在学校内部，行政权力同样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博士教授，甚至一些知名专家都在追求或迎合官本位的思想，不仅打破了他们精力上的合理分配，也助长了腐败现象的滋生漫延目前，这些现状已引起了国家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有委员建议，淡化行政权力对高等院校的约束和干预，明确取消高等院校的行政级别，改变大学校长的产生方式，民主遴选大学校长。

现有的高考制度显现的弊端，比如一考定终生，唯分数录取，分数线的地区差异性等都一定程度地制约了人才的选拔，各个地区已逐步在进行新的高考制 度的尝试和探索，纲要也提出了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新机制，列出了择优录取 自主录取推荐录取定向录取等试点项目但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应对高考内容和形式的改革进行总体把关和部署，确保各项新方案的具体实施 国家在保证教育公平的基础上，可适当增加教育投入，特别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的专项投入合理调配中西部地区城乡之间的教育资源配置，保证农村 偏远地区优秀人才的成长同时，国家还应尽早建立风险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相关法律，确保自主创新项目在资金筹集投资管理财务税收等运作过程中有法可依只有 在国家相关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学校才有可能恢复到它的本原状态，单纯地追求学术自由学术卓越。6

（二）加强人文教育

创新人才的培养中最最根本的是什么？我们都知道，无论是一个民族还是一个国家甚或是一个单位，文化至关重要。就大学而言，文化是大学的灵魂，是其核心竞争力所在，因为文化可以产生凝聚力、创造力、教育力和影响力。同时，就我们个人而言，文化也是自立自强的根本。所以说，创新人才培养的基础在于文化。4下面我想从几个方面谈谈我们的认识。

第一，培育多样性、包容性文化，厚积促进创新人才成长发展的文化土壤。以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统计数字为例，自1901年诺贝尔奖至今，608名获奖者中有246名是美国人。有研究者认为，其中奥妙就在于美国是一个以多元化和包容性文化著称的国家。然而，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更多地表现出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一元性特征。因此，要克服一元性文化特征的消极影响，需要我们持久地有意识地努力自制，在构筑大学文化时，需要在顶层进行有意识的设计。

第二，积淀浓郁深厚的人文艺术底蕴，为创新人才插上飞翔的翅膀。面对迅速变化的世界，大学教育不应该只是在学生头脑里安置一个工具，更重要的是使学生形成思考的习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第三，营造敢于求新立异、习于公开竞争的学术氛围，鼓励创新人才脱颖而出。建设一所好大学，需要很多的支撑条件，尤为重要的就是拥有一大批个性鲜明、学术精湛的教授，拥有一个具有浓厚创新精神和公开竞争的学术氛围。我们大学的责任就是要通过持续不断地融入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创新意识，培养敢于求新立异的个体，营造公开竞争的学术氛围，吸纳西方文化之精华，促进传统文化的自我扬弃。11

（三）激发学生和大学的创造激情。

没有激情就没有创新，但在一个被浮躁与功利色彩笼罩的社会变革时代里，又该如何激发与呵护学生的创造激情，如何让我们的大学更具创新的激情，这确是一个难题，又是一个简单命题。它难，难在我们要改变自己、超越自我甚至是要超越社会的现实，还难在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它简单，简单在不需要经费的投入，不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既然激情对于培养杰出人才如此重要，我们要破解的课题就是：如何让我们最具“激情”?

（四）培养人才要有多样化的模式

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在经历了10年高等教育的重大变革与调整之后，“ 培养模式创新”将是未来10年中国研究型大学教育创新的难点与关键，也是中国的研究型大学逐步形成自己“发展特色”与“成熟模式”的时期。模式创新决定我们能否培养出创新人才和杰出人才。多样化的“模式创新”之目的是为学生的成长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样化的选择，这样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创造激情，有利于培育学生的批判思维，也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9

培养学生和每个人的批判思维。一个只会被动接受知识、只会相信书本和权威的人无法去创新，无法成为杰出人才，而一所在制度和环境上不鼓励批判精神、不鼓励挑战“权威”和“定论”的大学也无法培养出杰出人才。大学教育必须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认识到这一点或许简单，但要做到却实在不易。如果用“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这样的标准和要求审视我们的大学教育，包括我们的课堂教学、考试环节、考核评奖、教育方式、管理制度、大学文化，等等，需要改变和改革的地方可以说比比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能够作为的地方同样比比皆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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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从法律经济学看我国法律改革

在国外，经济学大举“入侵”法学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经济学家从自己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出发，对法律作出深刻的经济分析，法律经济学由此诞生。

法律经济学提供了一套与传统法学

迥然不同的分析方法

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基于两个前提条件：第一，法学与经济学在研究主题和价值观上有相当的共通性;第二，在分析方法上，经济学提供了一套分析人类行为完整的架构，而这套架构是传统法学所缺少的。传统主流的法学理论一直是法律的哲学，它的技术基础是对语言的分析。绝大多数法学家把实证研究想象成是对案件的分析，目的是力求法律解释的一致性。法律的经济分析是一个与传统法学思维不同的方向。

法律经济学讲什么?法律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分析法律的形成、结构、效果、效率及发展的学科。从理论上讲，凡是理性的东西都是可以用经济分析的方法来加以分析和解释的。经济分析通过收益、成本的差额比较来确定最有效率的行为方式或制度模式。经济分析中的数量分析和行为理论的量化完全实现了理性的确定性要求。

归纳整个法律经济学理论，其核心在于，所有法律活动，包括一切立法和司法以及整个法律制度事实上是在发挥着分配稀缺资源的作用，因此，所有法律活动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即效率最大化为目的，所有的法律活动都可以用经济的方法来分析和指导。

法律经济学还运用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博弈论及其他有关实证和规范方法，这些方法都以自己鲜明的特色使法律经济学充满生机。

均衡是法律经济学和中国法律改革的共同要求

均衡是个数学概念，借自于微积分理论。均衡指因为每一方都同时达到最大目标而趋于持久存在的相互作用形式。

有效率的法律制度是努力使法律供求趋向均衡。中国法律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使法律制度和市场经济的供求之间从不均衡过渡到均衡，即我们要充分保证避免市场经济中法律服务严重短缺。这种均衡应当体现在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各个方面。

法律改革的实质是重新配置公权力和私权利资源，是一种制度的重新安排。当前，中国法律存在着的不均衡状态直接影响法治进程。从民商法看，民商法长期以来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表现为民商法在质量、数量、体系化方面都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民商法体系不完善，基本法过于疏简，司法解释压过条文，立法内容有缺漏，落后于社会实践；从行政法看，行政法规过于泛化，强调涉及领域广、干预力度大，有些进入了它不应介入的领域，构成市场经济和法治的障碍，成为法律不均衡的主要根源。从当前市场经济需要的基本法律框架看，财产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自由企业制度所要求的有关企业法律、适应市场经济对政府要求的行政程序法、以及迁徙自由、结社自由等与市场经济相应的法律法规都亟待完善。法律经济学的应用和发展，将推进这种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的建立。

效率是法律经济学和中国法律改革的共同目标

效率是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法律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效率”。效率应当是中国法律改革的主要目标。它的价值不仅仅因为它为我们认识和评价法律提供了新的观念、新的视角，更重要的是它使法律成为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工程，把法律和当代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某些最基本方面联系在一起，并提供了一把新的打开法律社会工程之门的钥匙。

从司法实践看，同国外的法官办案效率相比，我们的法院办案效率是相对较低的，有相当比例的案件不能在法定期间内审结。

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最佳效率是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益处在相等的均衡点上。所以，效率目标的实现不能一味追求节省法律改革成本，导致成本投入不足，也不能一味加大投入法律改革成本，导致成本浪费。

法律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趋势

法律经济学已成为一个重要流派，一种国际法思潮的事实将改变中国传统法学的固有结构。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将促进中国法律改革。

法律经济学原理和实证研究告诉我们，法律方法和经济方法虽有差异，但常常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就同一个法律规则而言，法学家维护的是公正，经济学家维护的是效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经济方法和法律方法常常是殊途同归。我们过去将公正作为法律的价值标准，今后，我们在坚持公正标准的同时，效率将成为法律改革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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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从钱学森之问议大学教育

从钱学森之问议大学教育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高等教育应该怎么走？大学学在哪里？这成为当今社会的热点。

朱清时的南方科技大学在中国试图开创一个能输出人才的“特例”高校，而这所谓的“特例”实际却是为了还原大学本身应当具有的面目，大学教育的现状让我们担忧，对此我们有着不同的看法。

一、钱学森之问——当今高等教育现状。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中国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大学又经历了扩招和多数院校的设立，专业的扩展和延伸，可在这种发展良好的表面下，却未能培养出大师级的人才。举例来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20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5个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

大学通常被人们比作象牙塔，其外延涵义主要是指“比喻脱离现实生活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小天地”。而身为高等教育基地的大学本也应该是如此，从象牙塔中出来的本也应该是杰出的人才，国家的栋梁，好不夸大的说一句，这类人应该是未来国家的支撑。然而当今的教育现状却犹如象牙有了难以清楚的牙垢一般，变得不在如往昔洁白单纯。

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这些本应该是难以启齿，万人不屑的行为逐渐变得公开化。当今的大学生们也不再以学业为主，反而在意人情世故，做事以利益为重，失去了大学本身应当具有的学术氛围，转而向金钱，利益，权利的渴望，露出贪婪的双目。不得不说，这种不良氛围下所教育出来的学生，会失去了成为精英所应该具有的素质，也失去成为大师所应该具备的知识，甚至失去了一个大学生本身应当具有的品质。

二、大学精神——理想的象牙塔 什么是大学精神？就是大学里的人崇尚什么、追求什么，是大学自身存在和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的文明成果 ,它是科学精神的时代标志和具体凝聚,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高级形式。面临知识经济的机遇和挑战，建设 “大学精神”不仅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需要。

“大学精神”的本质特征概括为创造精神、批判精神和社会关怀精神。

如果你到麻省理工学院去看，你去的时候发现大家崇尚的就是学术卓越，都憋了劲去竞争做到最好。这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现代大学学术机构一定要有这种气氛。这个东西看不见，但是你可以感觉出来，大家崇尚什么，尊重什么，追求什么。所谓的创新教学，素质教学，也无从施展，老师们不愿意做这种事情，只是想着如何拼凑论文，能拿到更高的职称，学生也习惯了被动接受的模式，不愿耗费太多经历在创新上面。这样对学术的不尊重造成了学术气氛、文化、精神也就全完了。这样大学精神的缺失造成了学生在学术研究精神的欠缺，心浮气傲，肤浅蛮横，也难怪培养不出人才。

大学精神的基础应该是对学术的单纯追求，学术作用在学校有最高发言权，其他人都是为他们服务的。管理人员要全是精英，但是他不要去干预学术，他不要追求行政权力，把他的事做好，给教授们整理文件，帮教授做事。营造出良好的学术气氛，把学术作为最高的点，学生才会自主的投入到专业的研究中，例如加州理工大学中的探究精神，如果有人要做一个报告，很快就会有其他人想以更新的东西超过他，这才应该是良好的大学精神体现。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指出：大学应该是一个学术共同体。作为学术共同体，大学必须以学术为目的，以科学精神为核心凝聚力，并且应有某种对绝对精神的追求。同时，大学还必须有所作为，除了能够培养优秀人才，还应该面向未来，服务社会。

在发展的过程中，众多高等院校应更多的为学术让道，把学术放在第一位，努力培养具有创造精神、批判精神和社会关怀精神的大学生。因为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也就是我们所祈求的大学教育。

第五篇：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

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发展竞争，越来越转向科技和人才的竞争。如何在科技和人才上占领制高点，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关键因素。“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面对前来探望的温家宝总理，钱学森多次提出这样一个刻骨铭心的疑问。钱老的疑问，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疑问，是社会各界对中国教育的疑问，也是一个伟大民族必须直面的疑问。它已引起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普通学生的深思。其实，“钱学森之问”，在上个世纪也有一位英国人提出过。这个人就是李约瑟。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曾问：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只能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李约瑟之谜”。它提出了一个悖论：“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端于中国？而哥伦布、麦哲伦正是依靠指南针发现了世界，用火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用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了欧洲文明！”

钱学森之问实质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发掘与发挥创造性人才的社会功能与价值，也就是如何从知识型、技能型人才教育模式向创造型、发明型人才培养方法的转型。钱学森的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答案是很简单的。学校里，关心科技发展的人已成少数--没氛围；提得出又打创新性研究成果的人已成少数--没数量；关心的往往是创业问题并非科学研究--没火候；现在社会，人人祈求安贫乐道，不搞也不敢搞科技创新--没手段......总之，一般的，传统的，不打破常规的思维是绝不可能造就出像达芬奇，牛顿，冯卡门，特斯拉，诺贝尔，爱因斯坦这种伟人的！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举例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20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5个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钱学森指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可见，中国崛起太慢的根本原因主要在教育。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国家崛起就会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教育学中有一种说法，天才和教育也不成之才处于教育之外，教育培养可造就的社会主体人才，杰出人才冒不出来，还有人才评估、管理与激励等诸多原因。中国教育界广泛存在的问题，比如说，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已有数不清的批评性和建设性的文章，然而，问题始终不见真正得到解决。归根结底就在于教育系统的改革始终如“老牛爬坡”，导致学校行政化趋势加剧，教师功利化趋势加剧。这样的学校和教师有可能培养出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大师吗？

我们的大学普遍重课本知识讲解，忽略实际技能传授、特别是忽略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实际上许多大学教师根本不知道怎么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大学基本都是学生把课上听的、课本上写的知识背会了，考试考过去了，就行了。大学也存在着不了解教育的外行人当大学校长的情况。很多大学都喜欢在形象工程建设上投入大手笔，建高档校园餐厅、高档运动场馆，有的连宿舍都盖五星级的。而教育质量、人才的培养上面至于应该怎么提高，没有几个人知道，至于培养学术领域的大师级人才，他们就更不知道了。大学普遍存在没有自己的定位，教学同质化。大学应该实行学术上百家争鸣，可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如果大学都基本一个样子，教学方法一样、培养方式一样、课程科目一样、教科书一样，那也不可能有造就出创新型人才。我们的中学的教育基本都是应试教育模式，死记硬背的填鸭式教育法。学生总是背、背、背，拿着课本背上面的东西，然后就是考、考、考，把把背会的东西背着写出来就行了。应试教育体制，以考试分数论英雄，学校也只能以升学率作为唯一评价的标准。所以学校也只能重视学生的考试成绩，忽略学生的综合素质，如创新能力、品德修养。我们的升学制度好比百万大军过独木桥，“百万学生一考一刀切，一卷说了算”，所有的学校都只为同一个目的，都陷入了“考、考、考”的恶性竞争态势，学生们几乎天天晨起晚归，昼习夜读，终日做题海，埋头故纸堆，负担繁重不堪。学生们的综合能力素质的、个性特长、情趣爱好在现行应试模式下根本是无法培养起来的。

中国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文明、民主、富强的现代化目标，绝对离不开先进的、现代化的教育，绝对离不开一批又一批杰出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中国需要建立新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需要形成新的教育发展战略和目标模式，需要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眼下，袁贵仁部长刚刚走马上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正在制订，教育部也实施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就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在高等教育界，“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一度以“珠峰计划”的代号流传，此项计划是高校扩招以后的提高质量之举，可看作对“钱学森之问”的一种回答。决策者注意到，“很多前辈科学家提过顶尖人才培养不出来的问题。” 据介绍，教育部鼓励16所入选高校各显神通，没有定式。

总之，钱学森之问是一个大国教育与人才之问，是全民之问之期待。我们期待，不久的将来，我们能解开这道题，能找到一条光明的路，中国的杰出人才将不断涌现,重现诸子百家，百花齐放的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