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自然辩证法论文（合集）

第一篇：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自然辩证法论文

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

摘 要：1930年代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被提出；约半个世纪之后，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也提出了一个类似的“钱学森之问”。纵观学术界，对第一个问题的解答各有千秋；相比之下对第二个问题的解答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事关国家未来和民族复兴的问题。对于这看似不相干的两个问题，通过侧重文化的角度分析，找到其共同因素，同时抒发一些个人忧国忧民的思考以及表达一些对民族和国家未来的看法。关键字：

前言

“李约瑟难题”有不同的表述，简单归纳就是：古代中国创造了同时期领先于西方的灿烂文明，对人类科技发展有过瞩目的贡献，为什么近代科技革命兴起于西方而不是中国？

几十年后，钱学森在各种场合不止一次提出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然而当“钱学森”之问提出后，我们可以发现这两个问题或许存在本质上有一致的答案。而且这么些年对“难题”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但是，“钱学森之问”提出后，我们难道不应该反思自身，在找到了问题所在后，状况为什么没多大改变呢？是问题的根源不对，还是我们并无改进，或者我们急于求成，抑或我们又处在下一个“李约瑟难题”的轮回而自身浑然不知？

带着这些问题，文章第一章列举了“李约瑟难题”留下的争论；第二章阐述了关于文化因素的探讨；最后一章，联系“钱学森之问”，反思当下，提出一些个人看法。

第一章 关于“李约瑟难题”的众多看法

思想文化因素论该观点认为“文化基因”是本质的因素，中国的文化没有产生类似于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2]，以及定量的、系统的实验方法[1]。政治经济决定论认为：“近代中国科学技术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是由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束缚所造成的”[2]。在现实条件决定论中，席泽宗认为近代科学未能在中国产生的原因不需要追溯到千年以前，而是由当时当地的条件所决定的[1]。持综合因素论者认为，工业科技革命未能在中国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绝非单一因素决定的。当然也不乏其他一些观点：何文丽认为，数字符号的缺失可以作为回答“李约瑟难题”的一个重要考虑，她认为没有数字符号的数学史造成了“数学形式化表达的巨大缺陷”。王绍源等认为，易学的狭隘的非科学的时空观、“天人合一”的理念、阴阳五行学说、系统思维模式也是原因所在 [4]。

不仅如此，国内外学术界还有另一种观点，那就是“李约瑟难题”本身是个伪命题[3]。

第二章 关于“李约瑟难题”的文化求解

2.1 各种观点所蕴含的深层次因素——文化

无论是从社会制度或者科学技术还是经济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些角度提炼出其更深层次的因素，这便是文化因素。

中国的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制度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但中国的封建制度是根植于中国盛行的农耕文化、儒家文化的，文化决定了政治制度，而政治制度只是反映了文化。

一些学者分析了古代中国科技在科学精神方面的差异，并由此认为该差异可以解答“难题”，例如：“世界是博大的，宇宙完美而和谐”与“天圆地方”世界观的差异；“原子论”与“阴阳五行说”的认识论差异；重视逻辑推理与重视经验归纳的思维方式差异。但是“天圆地方”、“阴阳五行说”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科技，也就是说，该方面差异的本质上是文化差异。

一些学者认为该“难题”有经济方面的解释。在前现代社会，中国先进的农耕技术推动了经济的繁荣，然而农业进步带来的收益被早婚早育新增的人口抵消，工业发展的资源受到严重限制。人口众多，使得发明节约人力和提高生产效率的技术或装置的变得没有必要，所以没有刺激科学技术革命的直接因素[10]。尽管如此，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是以人文本位的，自给自足的农耕文化一直占据主导，经济无法达到高效益，因而没有类似欧洲的原始资本积累，也就不能催生资本主义。早婚早育、人文本位经济思想都是依托于文化的。

2.2 “难题”的文化求解

其实早在“李约瑟难题”提出之前，就有一些学者提出过类似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原因所在。

陈独秀曾在《东西民族根本之差异》一文中，总结了东西方思想文化的根本差异：

1、战争本位和安息本位的差异；

2、个人本位和家族本位的差异；

3、法治、实利本位和感情、虚文本位的差异[6]。

李大钊则提出“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东人求治在使政象静止，维持现状，形成一种死秩序，稍呈活动之观则诋之以捣乱；西人求治在使政象活泼，打破现状，演成一种活秩序，稍有沈滞之机则摧之以革命”

纵观历史，自春秋战国百家学说遍地开花，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儒学成为正统。儒学所推崇的思想文化从此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重道重义与贱利轻器的价值取向磨灭了人们的实践精神；清心寡欲、安于贫困的消费心理销蚀了科学发展的物质动力；中庸之道，明哲保身的处世之法，则浇灭了科学发展的创新火花；重土安迁，因循守旧的农耕文化则限制了科学的精神；忠君尊王的宗法观念则摧残了科学发展的独立品格。文化的差异是所有差异的根本。

2.3 反思当代的“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前辈的发问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以前的我们看不到问题所在，如

今我们不仅看到了问题所在，而且作了透彻的分析，难道还不够解决这一历史谜题吗？但是，很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民主中国建立百年，却未能由纯中原本土培养出一个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奖者。

从当初的“西学东渐”到如今的“东西互渐”，可以看出我们在文化上逐渐恢复了自信，但是“西学东渐”这一课我们是否学成毕业我个人持怀疑态度，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些东西是要坚决摒弃的。当今中国社会向着现代化高歌猛进，但从社会方方面面的细节可以看出，仍有痼疾需要根除。譬如宪法里的“自由”与当下社会的各种不自由；譬如法治社会与当下“稳定压倒一切”；又譬如，标榜“人民公仆”政府与当下的官僚主义；再举个例子，电视节目，带着浓厚封建色彩的宫廷剧或者不切实际的抗日剧。这些细节都能反映出，封建文化残留的碎末不是被拿来作为统治者的工具，就是依然盘附在人们的思想中。

与其长篇大论我们要怎样怎样做，倒不如留几个问题供我们思考：

如何建立现代的教育和科学体制？如何培养人才，留住人才，引进人才？

回答当下的这两个问题，何愁“难题”与“之问”的不解？中国需要进步，还须弹干净身上的尘土。

参考文献

[1] 何文丽.数字符号的缺失是中国未产生近代科学的重要根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1.[2] 程晓舫等.李约瑟之谜与经济转型的模型分析[J].安徽大学学报，2010.[3] 马理.诘难的反思：从“李约瑟命题”证伪到比较社会学方法[J].科学学研究,2006.[4] 王绍源.易学视阈下李约瑟难题的解蔽[J].唐山学院学报,2013.[5] 曾凯.李约瑟之谜与长期经济增长[J].绿色经济,2010.[6] 姜震寰.也谈李约瑟难题[J].中华科技史学会学刊,2012.[7] 李会钦.“李约瑟之迷”的文化求解[J].湖北大学学报,2005.[8] 刘昭文.关于中国科教发展制约因素的思考[J].管理观察,2011.[9] 周德海.论大批杰出人才成长和涌现的必要条件[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1.[10] 论李约瑟问题——基于古代中西方科技传统之差异视角[J].学术论坛 ,2011.

第二篇：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

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发展竞争，越来越转向科技和人才的竞争。如何在科技和人才上占领制高点，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关键因素。“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面对前来探望的温家宝总理，钱学森多次提出这样一个刻骨铭心的疑问。钱老的疑问，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疑问，是社会各界对中国教育的疑问，也是一个伟大民族必须直面的疑问。它已引起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普通学生的深思。其实，“钱学森之问”，在上个世纪也有一位英国人提出过。这个人就是李约瑟。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曾问：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只能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李约瑟之谜”。它提出了一个悖论：“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端于中国？而哥伦布、麦哲伦正是依靠指南针发现了世界，用火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用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了欧洲文明！”

钱学森之问实质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发掘与发挥创造性人才的社会功能与价值，也就是如何从知识型、技能型人才教育模式向创造型、发明型人才培养方法的转型。钱学森的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答案是很简单的。学校里，关心科技发展的人已成少数--没氛围；提得出又打创新性研究成果的人已成少数--没数量；关心的往往是创业问题并非科学研究--没火候；现在社会，人人祈求安贫乐道，不搞也不敢搞科技创新--没手段......总之，一般的，传统的，不打破常规的思维是绝不可能造就出像达芬奇，牛顿，冯卡门，特斯拉，诺贝尔，爱因斯坦这种伟人的！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举例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20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5个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钱学森指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可见，中国崛起太慢的根本原因主要在教育。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国家崛起就会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教育学中有一种说法，天才和教育也不成之才处于教育之外，教育培养可造就的社会主体人才，杰出人才冒不出来，还有人才评估、管理与激励等诸多原因。中国教育界广泛存在的问题，比如说，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已有数不清的批评性和建设性的文章，然而，问题始终不见真正得到解决。归根结底就在于教育系统的改革始终如“老牛爬坡”，导致学校行政化趋势加剧，教师功利化趋势加剧。这样的学校和教师有可能培养出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大师吗？

我们的大学普遍重课本知识讲解，忽略实际技能传授、特别是忽略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实际上许多大学教师根本不知道怎么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大学基本都是学生把课上听的、课本上写的知识背会了，考试考过去了，就行了。大学也存在着不了解教育的外行人当大学校长的情况。很多大学都喜欢在形象工程建设上投入大手笔，建高档校园餐厅、高档运动场馆，有的连宿舍都盖五星级的。而教育质量、人才的培养上面至于应该怎么提高，没有几个人知道，至于培养学术领域的大师级人才，他们就更不知道了。大学普遍存在没有自己的定位，教学同质化。大学应该实行学术上百家争鸣，可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如果大学都基本一个样子，教学方法一样、培养方式一样、课程科目一样、教科书一样，那也不可能有造就出创新型人才。我们的中学的教育基本都是应试教育模式，死记硬背的填鸭式教育法。学生总是背、背、背，拿着课本背上面的东西，然后就是考、考、考，把把背会的东西背着写出来就行了。应试教育体制，以考试分数论英雄，学校也只能以升学率作为唯一评价的标准。所以学校也只能重视学生的考试成绩，忽略学生的综合素质，如创新能力、品德修养。我们的升学制度好比百万大军过独木桥，“百万学生一考一刀切，一卷说了算”，所有的学校都只为同一个目的，都陷入了“考、考、考”的恶性竞争态势，学生们几乎天天晨起晚归，昼习夜读，终日做题海，埋头故纸堆，负担繁重不堪。学生们的综合能力素质的、个性特长、情趣爱好在现行应试模式下根本是无法培养起来的。

中国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文明、民主、富强的现代化目标，绝对离不开先进的、现代化的教育，绝对离不开一批又一批杰出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中国需要建立新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需要形成新的教育发展战略和目标模式，需要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眼下，袁贵仁部长刚刚走马上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正在制订，教育部也实施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就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在高等教育界，“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一度以“珠峰计划”的代号流传，此项计划是高校扩招以后的提高质量之举，可看作对“钱学森之问”的一种回答。决策者注意到，“很多前辈科学家提过顶尖人才培养不出来的问题。” 据介绍，教育部鼓励16所入选高校各显神通，没有定式。

总之，钱学森之问是一个大国教育与人才之问，是全民之问之期待。我们期待，不久的将来，我们能解开这道题，能找到一条光明的路，中国的杰出人才将不断涌现,重现诸子百家，百花齐放的盛世！

第三篇：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财政学论文

从财政学的角度看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

姓名：毛红豆 学号：14201317020323

一． 李约瑟难题

(一).李约瑟难题的产生与发展

“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19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了这一问题。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文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为何科学发生在西方社会？”是李约瑟问题的反面。从马可·波罗游记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欧洲掀起了文艺复兴与研究东方文明。从1643年牛顿诞生到1765年瓦特蒸汽机开启工业革命、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欧美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然而，1840年的中国却进入了鸦片战争时期。1840年前后，英国的机器化生产已基本取代手工业生产，1831年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1847年西门子－哈尔斯克电报机制造公司建立，开启了电气化时代。从马可·波罗的诞生到工业革命电气化的开始，欧洲经历了约6百年的努力终于彻底超过了中国。

(二).李约瑟难题的解析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内容在于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领先世界一千年，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花费了多年时间与大量精力，一直努力地试图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

中国古代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体制和小农经济在初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尤其是农业方面，但是后期封建专制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局限在农业方面，其他方面的技术未得到发展。同时随着西方文艺复新和思想启蒙运动的发生，反对君主专制，解放思想使得工场手工业的产生，促使资本主义萌芽，西方的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用六百年左右的时间赶超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发展成果。我想正是中西方财政政策的差异才导致我们在后期落后于西方。

(三).李约瑟难题的启示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这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强劲动力，使中国科技迎来了新的春天，各个学科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总的来说，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很大差距。国内生产总值虽然排在世界第2位，但科技竞争力却排在世界第29位，科技竞争力远远落后于经济竞争力。美国现在每年申请国内发明专利20多万件，日本40多万件，中国只有1．3万件。在经济有了长足进步的今天，我们依然没有摆脱“李约瑟难题”的困扰。

“李约瑟难题”的解究竟在哪里？即怎样甩掉中国科技落后的帽子，或者说怎样能使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同频共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同时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和生产力。从财政学的角度来说，我们要认识到自身的问题及落后的原因，同时也要对比西方的财政政策，结合自己的发展实际，学习西方财政政策的可取之处，所谓取长补短就是如此。

“李约瑟难题”及他的解答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应该是明确和清醒的，也就是要我们反思自己的财政政策，大力发展生产力，为财政政策的完善提供物质基础，促进科技进步与发展，追上发达国家的脚步！

二． 钱学森之问

(一).钱学森之问的产生与发展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钱学森生前的疑问，也是钱老的临终遗言，非常沉重，却不容我们回避。于是便出现了11位教授联名发表了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二).钱学森之问的解析.钱学森之问，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学校培养创造发明型人才的模式，二是创新创业型人才在社会上发挥作用脱颖而出的机制。发展中国家如何发掘与发挥创造性人才的社会功能与价值，也就是如何从知识型、技能型人才教育模式向创造型、发明型人才培养方法的转型。另外，为何中国没有诺贝尔那样的发明家型企业家，为何没有企业家设立科学研究基金会与科学奖？重钱不重人是社会风气问题所在，以人为本重的才是人，人是财之本也是财之源，一个人本身的品德修养与才学能力是知识与技能之根本，教育如果不放在品学才能的培养上，只是放在一些背书知识与技术细节上的话，怎么能造就社会尽职尽业的各类专门人才呢，其中，也包括具备道德良知与专业才能的商人或称之为商业人才。

通过“钱学森之问”，可见，中国崛起太慢的根本原因主要在教育。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国家崛起就会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教育学中有一种说法，天才和教育也不成之才处于教育之外，教育培养可造就的社会主体人才，杰出人才冒不出来，还有人才评估、管理与激励等诸多原因。(三).钱学森之问的启示

钱学森前辈的发问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以前的我们看不到问题所在，如今我们不仅看到了问题所在，而且作了透彻的分析，但是，很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民主中国建立百年，却未能由纯中原本土培养出一个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奖者。从当初的“西学东渐”到如今的“东西互渐”，可以看出我们在文化上逐渐恢复了自信，但是“西学东渐”我们还是未做得很好，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些东西是要坚决摒弃的。

古代儒家时代是知识进入官场，非儒时代的问题是行政进入大学；因此，大学的去行政化教育和教育的孔子学院世界化就是发展的趋势。有社会责任、理想信仰和探索精神的文化氛围是创新人才成长的土壤。古代中国建立以儒者（有德有学的文官）入仕途体制，欧洲近现代化形成了以技术发明而成为企业家的知识产权体制。关键涉及如何重用自主创新型和德才兼备人才-设立客观的科学的人才评估体系，依据曾邦哲的观点是科技、教育和产业的高效体制和管理模式的创新为一切创新之根本所在，以及精神文化建设、德才兼备教育、孵化器建设、硬件建设、双向流动、规范升学入学。

如果科研经费、学术教育和人才培养等领域，也按照各类重点和各类资质的行政级别化，就可能导致学术和项目评议的科研经费、市场营销等行政分配和学术职务行政化；因此，大学、科技机构与产业化市场等领域的去行政级别化可能是必由之路。

三．小结

李约瑟难题，换个角度提出也就是钱学森之问，欧洲能从中世纪的千年落后背景下创建近现代科技，为何近代落后的我国却不能急起直追，培养出自主创新型杰出人才，从而再度成为创造发明的强国呢？中国科技与产业的发展，必须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就好比书法艺术，非常难以完全模仿名家笔迹，却完全可以在名家的基础上创立新的流派，科学、经济、体制等模式也是如此；而且，唯有摆脱权威崇拜、人云亦云，才能领悟科技与产业的创新精神实质。我们的财政体制同样要思考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

第四篇：从钱学森之问议大学教育

从钱学森之问议大学教育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高等教育应该怎么走？大学学在哪里？这成为当今社会的热点。

朱清时的南方科技大学在中国试图开创一个能输出人才的“特例”高校，而这所谓的“特例”实际却是为了还原大学本身应当具有的面目，大学教育的现状让我们担忧，对此我们有着不同的看法。

一、钱学森之问——当今高等教育现状。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中国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大学又经历了扩招和多数院校的设立，专业的扩展和延伸，可在这种发展良好的表面下，却未能培养出大师级的人才。举例来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20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5个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

大学通常被人们比作象牙塔，其外延涵义主要是指“比喻脱离现实生活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小天地”。而身为高等教育基地的大学本也应该是如此，从象牙塔中出来的本也应该是杰出的人才，国家的栋梁，好不夸大的说一句，这类人应该是未来国家的支撑。然而当今的教育现状却犹如象牙有了难以清楚的牙垢一般，变得不在如往昔洁白单纯。

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这些本应该是难以启齿，万人不屑的行为逐渐变得公开化。当今的大学生们也不再以学业为主，反而在意人情世故，做事以利益为重，失去了大学本身应当具有的学术氛围，转而向金钱，利益，权利的渴望，露出贪婪的双目。不得不说，这种不良氛围下所教育出来的学生，会失去了成为精英所应该具有的素质，也失去成为大师所应该具备的知识，甚至失去了一个大学生本身应当具有的品质。

二、大学精神——理想的象牙塔 什么是大学精神？就是大学里的人崇尚什么、追求什么，是大学自身存在和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的文明成果 ,它是科学精神的时代标志和具体凝聚,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高级形式。面临知识经济的机遇和挑战，建设 “大学精神”不仅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需要。

“大学精神”的本质特征概括为创造精神、批判精神和社会关怀精神。

如果你到麻省理工学院去看，你去的时候发现大家崇尚的就是学术卓越，都憋了劲去竞争做到最好。这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现代大学学术机构一定要有这种气氛。这个东西看不见，但是你可以感觉出来，大家崇尚什么，尊重什么，追求什么。所谓的创新教学，素质教学，也无从施展，老师们不愿意做这种事情，只是想着如何拼凑论文，能拿到更高的职称，学生也习惯了被动接受的模式，不愿耗费太多经历在创新上面。这样对学术的不尊重造成了学术气氛、文化、精神也就全完了。这样大学精神的缺失造成了学生在学术研究精神的欠缺，心浮气傲，肤浅蛮横，也难怪培养不出人才。

大学精神的基础应该是对学术的单纯追求，学术作用在学校有最高发言权，其他人都是为他们服务的。管理人员要全是精英，但是他不要去干预学术，他不要追求行政权力，把他的事做好，给教授们整理文件，帮教授做事。营造出良好的学术气氛，把学术作为最高的点，学生才会自主的投入到专业的研究中，例如加州理工大学中的探究精神，如果有人要做一个报告，很快就会有其他人想以更新的东西超过他，这才应该是良好的大学精神体现。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指出：大学应该是一个学术共同体。作为学术共同体，大学必须以学术为目的，以科学精神为核心凝聚力，并且应有某种对绝对精神的追求。同时，大学还必须有所作为，除了能够培养优秀人才，还应该面向未来，服务社会。

在发展的过程中，众多高等院校应更多的为学术让道，把学术放在第一位，努力培养具有创造精神、批判精神和社会关怀精神的大学生。因为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也就是我们所祈求的大学教育。

第五篇：钱学森之问之我见

钱学森之问之我见

年级：2011级

专业：法学

姓名：赵晓云

学号S01114031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举例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18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4个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钱老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2009年10月31日,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驾鹤西去,我们在怀念这样一位大师的同时,他那一句振聋发聩的质疑——“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也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深思。

谈到钱学森之问，不得不谈的另一个同样声名大噪的问题——李约瑟谜题。李约瑟作为一名英国近代的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在他的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发问：“为何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繁荣的中国？”再回顾钱学森之问，我们会发现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李约瑟谜题看似是对中国科技的思考，钱学森之问看似是反思中国教育体制的弊端，但二者的实质上都是对中国缘何没有科技创新型人才的质疑

很多人在对钱学森之问进行分析探讨的过程中都进行了一定的总结，但遗憾的是，大家都普遍将目标聚焦在高等教育上，将钱学森之问替换成了“为什么我国的高等教育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但是在我看来，我国杰出人才缺乏的原因，不能简单归咎于某一个教育阶段，从学前教育到小学、中学、大学乃至整个的社会环境都应对我国杰出人才的缺乏承担责任。在我看来，钱学森之问的答案甚至可以追溯到我国的传统文化。

我国儒家传统文化是一种“学而优则仕”的“官文化”，自隋唐开始，科举制度变一直延续为之后历朝历代所采纳。而科举制度正是“官文化”的显著表现之一。读书的目的一度被释义为是求取功名。到明清则更甚，科举考试的内容则仅仅局限于八股文。在这种“官文化”与“文化实用主义”的影响下“一切不以‘升官发财’为依归的智力活动都被视为‘不务正业’，一切自然技术研究成果都被贬斥为‘奇技淫巧’”。这种“官文化”腐蚀了学人的学术兴趣，阻断了其走向学术研究的路径。同时“官文化”是一种讲究等级，扼杀平等与真理的“酱缸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个体是被奴役的、个性是被束缚的、思想是被压抑的。于是“人们‘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惟独不畏真理；„„崇拜权力、崇拜金钱，惟独不崇拜知识”。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天人合一”“、贵和尚中”，突出体现为重群体轻个体的价值取向和整体性思维方式。“社会本位”价值的强势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个体的价值与个体主体性，整体性思维方式也必然会影响个体思维的多元化与创新性。

在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催生了学术领域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对于一些看似没有实际用途或短期内无法创造价值的自然科学问题，便乏人问津。除此之外，中国古代是小农经济国家，即使是科学领域的新发明也多是基于农业生产的经验，这在很大程度上舒服了人们的思想，抑制了人们的创造力。

视角转回现代，我们已经废除科举制度数百年，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早已得到世界范围的普及，但为何我国的自然科学依然落后于西方世界？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无一位中国本土的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得者却出现了六位华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在此之下，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的教育和我们的社会环境。

我国的教育改革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口号虽然都是素质教育,但在实施过程中绝大部分中小学实行的却仍然是应试教育,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在我国的基础教育阶段我们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其情景———“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古时候我们的评价理念是“学而优则仕”,现在我们的理念是“考高分就是好学生”。钱学森曾说,在他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其中一个就是在北师大附中的6年,另一个就是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读博士。钱学森后来曾这样告诉他的学生:“师大附中给学生创造了一个非常宽松的环境,培养了我的科学兴趣”。钱学森第一次见到冯卡门,就得到了这位世界著名大师的赏识,就是因为他具备了一个优秀科研人员应有的素质,即敏锐的思维。这种素质的形成与北师大附中实施的宽松、自由的教学理念和学习风气有很大的关系。我国的基础教育现状让我想起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有段关于儿童“六个解放”的论述:解放儿童的头脑,使他们能想;解放儿童的双手,使他们能干;解放儿童的眼睛,使他们能看;解放儿童的嘴,使他们能谈;解放儿童的空间,不要把儿童关在笼中,使他们能到大自然、大社会里去扩大认识的眼界,取得丰富的学问;解放儿童的时间,不把他们的功课表填满,不逼迫他赶考,不和家长联合起来在功课上夹攻他们。卢梭曾说过,孩子是自然之子,让他们自发、自动地从环境中学习,比传统的书本教育要有效率得多。如果我们的老师在教学上都能以陶行知先生的“六个解放”来要求自己,让学生的身心、思想都能得以解放,让学生不再为框框条条的标准所束缚,不再为繁多复杂的考题所桎梏,不再对学习心存畏惧,不再对标新立异视若畏途。那时,我们的学生们对学习充满向往,对知识充满渴求,神思飞扬,激情勃发,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就会更强,我们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将正式启动。

“大学精神”是大学自身存在和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的文明成果,它是科学精神的时代标志和具体凝聚,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高级形式。面临知识经济的机遇和挑战,建设“大学精神”不仅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需要。“大学精神”的本质特征概括为创造精神、批判精神和社会关怀精神。钱学森2005年3月29日下午在301医院的人生最后一次系统谈话中指出: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人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培养大学的创新精神我们还可以借鉴国外一流大学的经验。自1901年设立诺贝尔奖以来,这个代表当今世界科学最高水平的奖项已经颁发了百余年。从诺贝尔奖诞生以来已经产生了400多位诺贝尔奖获奖者,其中美国是最大的赢家,美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占到了全球获得该奖人数的70%以上。据统计,美国共有27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什么美国能获得这么多的诺贝尔奖,看看其大学精神就知道了:哈佛大学以师资雄厚,将近40名教授因获诺贝尔奖而著称,学生以学术卓越、全面发展、自信能干而闻名。耶鲁则以教授治校、思想开放、人文一流、盛产总统而骄傲。而普林斯顿大学以重质量、重研究、重理论,并培养出3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卓誉世界。哥伦比亚大学既是一所大学,也是一所大企业,也培养出3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年轻的斯坦福大学以强烈的进取精神,提出不因袭任何传统,沿着自己的路标向前,以“学术顶尖”的构想建设大学,成为“硅谷”的强大后盾。善于创新是大学精神的灵魂。要想在教育理念、办学思想、培养模式、教学管理等方面塑造自我,具有个性,没有创新是不行的。总之,凡是有特色的大学,都因善于创新,坚持走自己的路而成名,并培养出了一大批世界各领域的杰出人才。所以树立具有创新思想的大学精神我们才能真正培养出杰出人才。

其实，中国并不缺少具有科研素质的年轻人才，但往往在现实社会中难以取得成就。杨振宁和李政道就是关于中国缺少科学土壤的最好例证，正所谓“境内为枳，过海为橘”。要想真正培养出杰出人才，真正解决钱老的“杰出人才”的质疑，我认为，我们需要彻底舍弃我们现实社会中具有强烈等级思想的官文化，代之以平等的思潮，要将我们的应试体制做出根本性的变革，注重培养学生在多个领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兴趣，在高等教育之前应该将我们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培养学生学习的“宽度”而非“深度”。在高校中，要努力将高校“去行政化”，还学校本来之“象牙塔”面目，附学校以自由热烈的学术气氛。我想，在此之下，钱老的疑问应当得以解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