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钱学森之问的几点思考

第一篇：我对钱学森之问的几点思考

我对“钱学森之问”的几点思考

摘要：钱学森先生生前多次提出这样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问题就是“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反映出了中国杰出人才培养乏力的问题，切中了我国高等教育问题的要害。该问题的解答需要对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入的思考，在对现状反思的基础上才可能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文章对我国高校日愈浓厚的官僚化行政化色彩、蔓延的浮躁之风、失衡的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淡薄的创新气氛和欠缺的个性化教育方式进行了深入探讨，以期为“钱学森之问”的解答提供思路。

关键词：“钱学森之问”；高等学校；创新；行政级别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两院院士钱学森先生时，他曾感慨说：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先生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钱学森之问”振聋发聩，使我国的高等教育从满足虚假的数字繁荣中惊醒过来，促使我们从更深的层次去去思考教育发展、考察人才培养。面对“钱学森之问”，我们首先要做的不是急着去寻找方案，这样很可能会抓错药方；而是应静心思考问题产生的原因，原因找到了，破解之道自然而然就会出来。本文就是对问题原因的几点思考。

一、官僚化、行政化色彩日愈浓厚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西方国家又对我国进行经济和政治封锁，所以我国开始了全盘向苏联学习，也就是将苏联的计划体制照搬过来。在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上没有采取“院士治院，教授治校”这一通行理念，而是由政府直接管理大学，如教育部在196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第9条中规定，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变更和取消，必须经过教育部批准，学校必须按照教育部制定或批准的教学方案、教学计划组织教学工作。高校的专业设置、教学方案、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要稳定，不得轻易变动。

课程和学科体系的重大改变，必须经过教育部的批准。这样大学成为了不折不扣的行政制度的执行者，庞大的行政队伍成为支配和支撑大学的真正主体，单位和人员被固定在行政系统的不同等级框架中，权力是大学运行的根本价值信号，权力价值标准成为评价广大教职工贡献和价值的基本依据和标准。这种用管理机关的方式来管理大学的做法一直沿袭至今，且不断被强化，大学的行政化和官僚化日趋严重。这几年将“大学行政化、官僚化”这一现象推向风口浪尖的就是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校长有副部级、厅级等行政级别之分，有校长说没有行政级别就没办法开展工作。民国时期的张伯苓终身“无大志”，满足于当南开的校长(晚年曾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但不是他本人的志愿，时间也很短)。梅贻琦也是如此。但他们分别把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办成了各有特色的名牌大学，永远为人称道，两人做大学校长时均无行政级别。原任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当时不是完全的大学，但已有大学部分)校长的周诒春在从清华学堂辞职后欣然接受清华同学宋士英的倡议，到贵阳市郊去筹建清华中学(建国后更名为花溪中学)。从曾任大学校长到任中学校长，按现在的标准是从副部级降为了正处级，这在现在时很难想象的。

由于政府行政权力的行使，大学自主办学的权力受到过多侵损和干预，政府主导性过强，学校没有真正的自主权，大学管理模式是行政化的管理模式，科层结构的等级分明，形成了校长、院长、系主任之间的依附关系。学校里的行政官员对学校事务有最高发言权，学术话语权越来越小，行政权力越来越大。“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越来越明显，每次选拔处级干部，每个岗位都有数十个教授、副教授去竞聘；假如某位中年教授一旦被选为院士，很可能不久就被任命为大学校长。在大学内，经常看到的是人们互称官衔，某校长、某处长、某院长、某主任、某科长等等。大学的官本位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一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随意指挥一个教授的场景在大学已屡见不鲜。行政力量的渗透，已经严重侵害了学术自主性，在大学内甚至出现了独特的“学官”这一群体，评奖一个不缺，课题一个不落。

二、浮躁之风蔓延

钱学森的弟子之一，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杜善义认为，普遍存在于社会的浮躁情绪，是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最大敌人。现在的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都太浮躁，重钱不重人。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冒不出”国际一流科学家，更出不了实绩和政绩。

教学和科研是大学的两大任务，这样才能为国家各方面建设培养所需合格人才。现在许多大学都把做课题和发表论文放到第一位，为了鞭策大家积极去搞“科研”，规定评定职称必须有主持和参与各级课题并发表多篇科研论文，其中核心期刊不少于两篇，评定时主要看科研课题和论文发表方面是否符合要求。而教师本来就低的工资又是与职称挂钩的，讲师和教授的工资相差一倍，这就使得教师们不遗余力去钻科研课题，想方设法去发表论文。而且职称评定都是有年限要求、课题论文数目要求，哪怕像孔子那样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没有课题和论文是不可能评上教授的。于是乎纷纷开始做“短、平、快”的科研，总是浮在表面，追求论文、课题的数量，真正静下心来搞研究的很少。而且现在每年都有考核指标的要求，不达标就会影响职称、收入等等，所以论文的高产就成为现实的需要。而且很多科研项目像工程项目一样有年限要求，“板凳需坐十年冷”越来越乏人问津。也许我们的学校还要学习如何养懒人，让教师有思考的空间和时间，提供静心科研的机会。同时由于教学难以出成绩，在考核中大多为定性而非定量要求，在教学中所投的精力自然有限，这样一来，教学质量自然就不用说了。大学不等于研究所，大学是以教大学生学习实践为主、培养高级人才的地方。现在许多大学看到其他高校提出建设研究型大学或研究教学型大学，纷纷跟进不甘落后，没有考虑学校的实际情况，没有考虑社会的实际需要。都是研究型大学了，那教学哪个来做呢。钱学森先生对大学教师要求很高，1978年8月，在全国力学规划会议上说：“教书的一定要做研究，只教书不研究，不好；但做研究的也要教书，只研究不教书，也不好，因为科学研究上的好多启发是从学生中来的。教基础课、教专业课和科学研究，这三件事情轮流干，不能如此就不能叫世界水平。”

大学校园曾经是令人憧憬的散发着阵阵书香的象牙塔，现在俨然已经同化成了一个世俗小社会。学生入学时以物质利益为导向扎堆报考热门专业，兴趣在选专业时无足轻重，“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没有了兴趣，学生有什么动力在专业上奋斗呢。学生入学后有的以在各种组织团体中谋得一官半职为目标，参加各种活动比上课更重要，考前找老师要课件划重点，更有甚者入学后就以考上公务员为目标，学业上得过。1917年蔡元培先生接任北大校长职务，他在就职演说中阐明了办学宗旨：“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王国维先生在清华任教时也一再强调不能以功用性作为大学设科的标准。学生求学应远离浮躁，思想单一，抱负远大；要明确求学并不是为了高官厚禄、并不是为了飞黄腾达，而纯粹是对于自己研究学科的一腔挚爱。

三、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失衡

长期以来，高等教育都是以培养专业人才为目标，形成了单一专业学科的办学格局，专业设置狭窄单一，学科之间划地为牢，老死不相往来，造成学生知识结构单一失衡，文化底蕴近浅，缺乏驾驭跨学科的学习能力和研究能力，思路闭锁，科学敏感性差，思维活动空间狭小，学术视野短浅，学生缺少知识文化的宽度、厚度、广度、深度，难以成为学贯古今、中西融合、学科纵横、学人哲人溶为一身的博大精深人才。教育只注重知识的传承，追求的是唯一正确的答案，强调的是大一统的共性教育，以记忆能力代替了学习能力，以学习能力代替了观察能力、思维能力、想象能力、创意能力，使培养的学生工具化、格式化、同一化。在对知识单元和理论系统性传授时，往往只重视知识的吸收，缺少对知识背后蕴藏着的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意识、科学态度的深入发掘，使得学生疏于独立思考、缺乏主动学习的精神。

由于文理分科，使得在理工科大学教育中，重科学，轻人文，只注意对学生工具理性的培养，忽视了价值理性的教育。而缺少丰厚的人文素养。即使有了丰富的专业知识，也很难成为胸怀宽广、视野开阔、学养充沛的大家大师。丰厚的人文素养与人的优秀的思维智能的关系极为密切。对人进行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具有广泛内容的人文艺术陶冶，能够成为促进其思维智能发展的有力杠杆，能够为思维智能的发展开辟多种有利的途径，并且积极而持续地影响人的整个人生过程。钱学森先生在谈到科学与艺术的关系时曾说过，科学的创新往往不是靠科学里面的这点逻辑推理得出来的，科学创新的萌芽在于形象思维，在于大跨度地联想会突然给你一个启发，产生了灵感，你才有创新。灵感出来以后，再按照科学的逻辑思维，去推导，去计算，或者设计严密的实验去加以证实。所以科学家既要有逻辑思维也要有形象思维。逻辑思维是科学领域的规律，很严密。但形象思维是创新的起点。钱学森先生本人不仅是杰出的科学家，同时他也热爱音乐，能吹小号，文化艺术修养相当高。他还是其夫人、享誉世界的女高音歌唱家蒋英女士的忠实听众。他夫人每次公开演出他必定出席聆听欣赏，如因事缺席则必补听其现场录音。1956年夏天一个周末晚上，钱学森先生在其研究所文娱室，给正在室内的1O多名年轻人还做了关于《如何欣赏音乐》的小报告。

四、创新气氛淡薄

大学追求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创新应该是大学的一种独特气质。钱学森先生曾回顾他上个世纪3O年代去美国留学，在加州理工学院所受到的创新

教育和创新学风的熏陶：“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在那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在民主而又活跃的学术氛围中，年轻人大受教益、大开眼界，激发了他们的科技创新精神和能力。他也希望我国大学能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但我们的教育导向主要是记、背标准答案，课堂上不能有“奇思怪想”，发言时也不敢“随心所欲”。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曾有一位教授上课时在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圈，让班上同学回答是什么，三四分钟没有一个人回答，后来让班长回答，班长怯怯地回答说像是个圆。这样的场景在一个创新气氛浓厚的校园是很难想象的，在我国教育的身体里非常缺少创新这种激情奔涌的血液。

我们的学校在推进创新教育时，往往在学术层面和管理技术层面上考虑得比较多，常常忽视了学校的文化精神、文化传统和校园文化环境对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影响。其实，学校尤其是大学正是因为有不同学术思想的教师与教师、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不断交锋，学术才获得发展的条件，学生才能激发探究精神和创新思维。钱学森先生在加州理工学院求学的时候就参加其导师冯·卡门组织的各种讨论会，在讨论会上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不同的学术见解，甚至可以向权威挑战。正是这样学术氛围浓厚、气氛活跃的学术讨论会使得参会者能够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杰出的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离不开这样良好的学术环境，而不应讨论时大家客客气气，讨论会气氛活跃不起来，学术权威发表意见后就一致鼓掌同意。

五、教育方式个性化欠缺

随着我国的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我们现在的高校教育模式愈发像生产工业产品一样，标准统一、流程一致，基本上也把施教的对象看成是有待加工的产品，学校类同于工厂。尤其在我们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应试教育风生水起，而且成为学校教育的潮流。它以传授知识为主业，以知识多寡为标准而一考定终身，高等院校的选拔均采用这种方式。这种模式绝不是完美的，有它先天的弊端。主要的弊端就在于不能很好地因材施教，不能根据每个学生不同情况施以针对性的个性化教育，助其成才；不能使具有不同才能的同学得到不同程度地发展。孔子的私学之所以能成就“贤者七十二”，西方的常

青藤大学之所以培育精英人才的概率要高得多，盖由“因材施教”，使不同禀赋的学生都得以最大程度的发展。我们的教育主要依智商取材，甚至单凭知识权衡，以此为主要尺度，在培育一种类型的人才时，却封杀了其他各类人才。李白幼时读书时常逃学并顽皮无度，按照现在的评价方式没有人会相信他会成为中国诗坛的耀眼巨星；爱因斯坦上小学时常问些让老师难以回答问题，所以老被罚去坐“红椅子”，按照是否听话来衡量他同成为科学伟人是无缘的。高校不应用同一种方式去教育所有的同学，而应因材施教，顺应其才性，既不能旱涝由之，也不能拔苗助长，要紧的是为其创造适合成长的条件与环境。我国已有19所大学启动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这个项目在制度设计上都共同聚焦于拔尖学生的精心甄选和重点培养，但是如何培养尚没有明确的说法，我们希望这个计划能成为因材施教、个性化教育的典范。

参考文献：

1、赵泽宗,简论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解读“钱学森之问”和“钱学森成才之道”[J],汉字文化,2011(3):7-20.2、范良藻,试答“钱学森之问”——如何缔造一流大学，如何培养一流科技人才[J]，科学中国人,2010(5)：72-77.3、方克立,钱学森之问与创新型人才培养[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11-13.4、周恒,从“钱学森之问”说起[J],科学与社会,2011,1(2):1-6.5、张来源、杨蕾,论“钱学森之问”[J],信息教研周刊,2011(4):78.6、李陈筛, 从政府与大学关系之视角试解答“钱学森之问”[J],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教育论坛）,2011,9(14):11-14.7、庞跃辉、许尚立, 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视域求解“钱学森之问”[J],高等教育管理,2011,5(1):45-52.8、周大平,难以释怀的“钱学森之问”[J],瞭望新闻周刊,2011(45):61-62.

第二篇：我对钱学森之问的思考

我对“钱学森之问”的思考

姓名：邓欣

学号：09300220029 任课教师：陈金华

摘要：100年前，一位英国学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古代科技那么发达，为何到了近代就如此落后呢？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今年，与世长辞的物理学家钱学森也提出了类似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建国以来我们培养不出世界级的杰出人才？的确，仅从2000年设立国家最高科技奖的14位得主来看，11位是建国前培养的。就此，我结合我的调查报告，从大学的体制、教师、学生三方面来谈谈我的一些认识。

关键词:素质教育

专业细分

严师出高徒

独立学习能力

质疑权威 正文：今年，98岁高龄的一代大师级科学家钱学森与世长辞。钱老一辈子心忧祖国，为祖国的科技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还多次提到我国现在教育存在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大学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与广泛讨论。

教育是兴国之本，也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方面。教育开展地科不科学，直接影响国家的未来。可惜的是，邓小平曾遗憾地指出，教育是我们改革最大的失败。我认为，这种失败的表现以及钱学森之问的解释都是：中国没有一所高校像世界超一流大学的培养模式来进行教学。最近，我怀着浓厚的兴趣，制作了一份调查表，并对比古今中外，对这个问题展开一些分析，下面我就几点谈谈我的想法。

首先是大学体制方面。教育改革一直强调素质教育，不要死读书。诚然，这方面我们已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远远不够，我的调查表明，仅有18%的同学认为中国素质教育是比较成功的。他们大多认为，空喊素质教育口号，政策上却不变，这是不能让同学们按决策者的想法做的。在我周围，很多同学选修课不听，抱着一本高学分的数学书或英语书在啃，我问他们，他们便这说是舍小取大，低学分的不用听，及格就行。更可怕的是有人用体育课来泡图书馆。我心想，这样即便绩点高居榜首，也是不能成为杰出人才的。教育贯彻科学发展观首先要贯彻科学育人观，坚持以人为本，把学生培育成一个完整的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任何知识都有其潜在价值，任何技能手艺也是如此。诺贝尔获奖者就没有几个是一心只为绩点的，他们往往思维活跃，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培养多种兴趣。如爱因斯坦与小提琴的不解之缘，纳什擅长各种体育活动。要知道，创新思维往往就是从艺术的形象思维中来。杨振宁曾指出科学家要有点艺术修养，能够学会文学家艺术家那种形象思维，在科研工作中才能有思维跨越性，实现创新。

在建国前，我国的大学以综合性大学为主，建国后由于教育经验不足，故借鉴苏联的办学模式，将大学里专业分得很细。有的学院可以分出4到5个系。其实我一直认为这样的分法不利于培养科学家等大师级人物，而仅仅是培养一些一般人才罢了。中国现在不缺少一般人才，但很缺少能带领一群一般人才的杰出人才。而杰出人才作为领头羊，必须要博学。25%的同学则持相反观点，他们认为专业细分能加大知识深度，并举了古代一些例子。但是在如今学科交叉融合的大势所趋之下，要成为大师往往需要各方面都懂一点，这样在搞研究时思路才会开

阔，遇到问题时总能进入一片新天地。钱学森在加州理工时就常去听化学、生物的讲座。仅仅懂得一方面的知识越来越无法独立完成一项工作，尽可能多的吸收各方面知识绝对有利于一个学生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之下，学校应该加强学生的全面教育。这一点复旦大学做得较好，通识教育开展得有声有色。无论啥专业都要求学习六大模块课程。可是，中国大多数高校在这一方面做得不足。

此外还有一点就是高校行政气息越来越浓，学校领导人的学术代表形象逐渐隐退。加州大学分校校长杨祖佑认为，一流大学校长的任务，就是把好教授请进来并且让他们长期留下来。校长的任务就是寻求、招募世界顶尖学术人才，创造好的科研环境让他们长期留下来做研究。校园是社会为数不多的净土，想培养拔尖人才必须是学校笼在学习氛围中，而不是行政气息。教授除了搞科研还要带学生，实现教学相长。学校的行政管理人员的工作就是为教师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在今天的很多大学里，本应作为主体的教学实际上成了叨陪末座的角色。而且，行政人员与教授应该统一标准，才不会挫伤教师积极性。我舅舅在湖南师范大学任教务长，他告诉我说，那里同一级别的教授和行政人员实行双重标准，一个副教授要升教授，除了教学工作量以外，还必须有科研成果的杠子、还必须有教书育人的成果，还必须通过学生对其教学效果的打分等等，但对于一个副处长升任处长，主要是上面的态度和本人的要求而已。

其次我再谈谈老师方面。本来是“严师出高徒”，这是自古已然的。可现在，许多老师似乎用“大学是没人管的”口号来麻痹自己，对学生的管理很松。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1清华大学1928到1937年期间，每年学生淘汰率达27.1%，理学院甚至达到69.8%，但成绩却是斐然：仅仅是物理学院的71位本科生中，就出现了21位中科院院士，2位美国科学院院士。让我们再来看看国外，我叔外公的一个外孙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物理学博士。他告诉我那里的教授都是很严厉的。一份实验报告要规规矩矩，平均都要20多面；在实验室做实验想伪造数据投机取巧的一定会被批评的体无完肤；理论作业大多是设计题，需要自己查资料解决，想敷衍了事、随便写几句的同学一定会被扣很多分。据报道，美国北爱荷华州立大学英语系的一位终生教授被引进中国后，无法理解中国高校的低教学标准，竟在3年后返美。将这两种与当今高校的“松师时代”对比，曾经的“严师时代”一去不再了。我的调查表明，有25%的学生更喜欢宽松的老师。其实并非宽松本身不好，而是现在很多地方教师不该送的也松了。去年就有一名中南大学物理系教授一学期都未布置过作业，而遭到停职处理。由于评分标准与学术要求由授课教师自己决定，部分教师有意放宽要求，形成皆大欢喜的局面，制造校园表面的“和谐”。而这其实助长了学生的不正心里，导致每当学期开始，不少同学四处打听各任课老师查到情况、给分好不好等，调查显示竟有25%的学生用给分情况来评价一位老师。

学生方面也是有问题的。尽管现在许多高校内有一些学习讨论小组，强调自学能力。可参与学生太少，没形成一种氛围。有时还是被动参与，讨论时不太积极。我表哥说，在康奈尔大学有相当多的讨论课，有时教授根本不讲课，让学生提问，然后大家一起讨论解答。他说刚去时还不太喜欢这种形式，觉得浪费时间，后来才发现这种形式能很好的激发大家的思维，很多问题在讨论时不但得到解答，还可以得到深化，效率是极高的。表哥还说，大多教授很欢迎你去与他争论，但不太喜欢你缠着他问他一些课堂内问题，尤其是一些习题，他会让你自己解决。对比我国教育，尤其在大学前教育，我们极其鼓励学生多问，反复的问被看做好 1 数据来自《文汇报》2009年307期刊

学的代表。诚然，“学问”当然要问，但我们不能盲目地问，问之前我们自己应充分思考，查阅资料，一段时间之后仍无法解决再去请教老师。我以前总认为这样会降低学习效率，浪费时间，后来才明白花掉的时间换来的是思考能力的进步，是大大值得的，这样才能提高独立学习独立思考的能力。同为高中毕业，我国的学生要优于国外；可大学一读完，我国就落后了，原因就在于大学里更注重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也是教育的本质。国外学生从小注意这方面，父母都教育孩子独立，进入大学他们自然就有优势了。

另外，没有谁是一出大学校门就跻身大师行列的。往往还需要数年的奋斗。钱学森当然也是这样的。有些学生在大学里由于尚有绩点的动力，仍努力学习，成绩斐然，可是独立研究或参加工作时，便丧失了学习的动力。这方面我们要向国外学习。我们要推进终身教育，这是当代世界教育发展的大趋势。众所周知澳大利亚终生学习已成为“从摇篮到坟墓”的过程，冰冻三尺分一日之寒，培养杰出人才必是一个长期过程。

最后我就师师、师生关系谈谈看法。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高校里很多教师都是互相钦佩而又互相竞争，比如胡适蔡元培关于红楼梦问题撰文驳论。这就像讨论课一样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氛围，更重要的是带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这也是科学发展观在文化教育上的必然要求。总体来讲现在高校教师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氛不浓，远不及民国北大时的那种“兼容并包一切思想”氛围，大家见面都客客气气，一群教授围着桌子讨论千年业等不到到一个拍桌子的人，只能听见定时的掌声。我觉得这是民国时期产生了那么多大师的原因之一。钱学森指出，在加州大学老师之间经常在一起辩论，互相启发，也互相竞争，又绝不保守。老师常常开讲座宣传自己的成果，甚至同一时间开讲座来竞争。比如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泡林与医学界关于大量服用维C的争辩。

另外就是师生关系。学生对老师的确是尊敬的，可是大多数却不敢或者说不会质疑老师，即便有，也是很浅层次的。任何学术权威都有错误，我们学习他的理论，若能出挑出其不足之处，说明我们已经透彻理解其精髓。何况真正有学问的教授是欢迎你指出他的不足的。在国外大学，教授让学生代替自己讲一些不太清楚的东西，而自己在下听讲的例子并不在少，学术讨论时人人平等，表哥回忆说教授在听博士生甚至是研究生科学报告时都是很认真的，不明白的就问，没什么面子问题。但在我国学生这方面意识不强，一位复旦化学系的研究生学长告诉我说，在研究生阶段学生质疑导师都不多，有怀疑一旦被导师否定后，绝大多数便不再坚持，更何况本科生啊？的确，我们就这一点应从教师入手，让老师者主动地启发学生，也可实现教学相长。

“钱学森之问”一石激起千层浪，高校已抛出“中学校长联名制”新的录取方式，党和国家也很重视。我所做的思考尽管不深，但却是现实中亟待改进的地方。与牺牲环境资源相比，教育一旦被牺牲，是更难弥补的。科学发展观已指示我们取得了一些进步，我相信它必将引领我们在教育改革的路上迈出更大的步子。

参考文献：1《钱学森书信选》

钱学森书信编写组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8年

2《留美生与中国教育学》

陈志科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9年

3《可持续发展与教育》

中华教育网

2009年

4《文汇报》

上海发行

2009年307期

第三篇：关于钱学森之问的思考

关于“钱学森之问”的思考

1.什么是 “钱学森之问”

2005年7月29日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钱学森之问”，也有人把它称为“世纪之问”。这是钱老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因“钱学森之问’，所问的是为何新中国的教育没有育出民国大师级的人物来，这里我们有必要说一下民国。民国大家辈出，杰出人才灿烂星辰，一连串名字跃入眼中，文化上如鲁迅、朱自清、胡适、郭沫若等，科学上如竺可祯、吴有训、李四光、胡先啸等.不胜枚举、为何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里，我们没有培养出民国时期那样耀眼的大师呢？

诺贝尔奖1901年到2010年间一共有812位获奖者，其中华人获奖者有10位，分别为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析、朱棣文、崔琦、**十四世、高行健、钱永健、高馄。获奖的812位获奖者，除了一位中国政府不承认的1989年和平奖外，无一人是中国国籍。获得自然科学类诺贝尔奖的8位华人中，只有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崔琦接受过新中国的基础教育。崔琦1951年曾在北京读中学，次年就到香港培正中学就读，随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代表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的自然科学类奖的获得者，可以说全都与新中国的教育无关。2.“钱学森之问”产生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杰出人才的培养匮乏引人深思，是什么导致了“钱学森之问”的局面？以下在三方面分析其原因。

一是长时间缺乏良好的大环境。经历长年的战争，新中国百废待兴，当时主要的任务是巩固政权和恢复经济，后面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再后面是“文革”时期，一直到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这几十年里，缺少一个培养人才和尊重人才的良好环境，国家没有很好地重视知识分子阶层人才的培养。甚至在“文革”中，需要周恩来总理牵头做重要人物保护名单、民国走过来的大师在**中没有受国家名单保护，很可能要受批斗之苦，那么那个时代如何培养创新能力呢？知识分子几十年不能潜心修学，教育就出现很大的问题。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一位杰出人才的培养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没有人才和教育的连续，一个国家要不断涌现杰出人才是困难的。

二是长期不重视创新能力的教育。在高校层面上，教育评价有僵化的倾向，如进行职称等的评定普遍依据论文数量和申请课题的多少，这其实并不是真正性的重视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高校研究人员进行自由探索和导致抄袭等学术问题。中小学的教育在高考影响下功利化严重，谈不上具有实质的创新教育，应试教育模式长期没有改观、国家推行“素质教育”及新课程改革，但事实是学生的负担并没减轻，在高考的压力之下，很多教育改革没有力量。且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基础教育盛行灌输的模式，应试中奉行标准答案，这直接扼杀了学生的自由想象创新的能力。三是推行的全面发展教育不利于杰出人才的生长。如学生进大学必须面对高考，需要在所有科目上均得到良好发展，这样才能在高考中占据优势，进入大学。在某一方面具有潜质的学生，在长时间的“全面发展”教育下很可能就逐渐泯然众人。加德纳的多元智能框架涵盖言语/语言智能、音乐/节奏智能等九种智能。从此可以看出，人类成功可以在不同的智能上取得进步，杰出人才的培养也一样，很少有人在所有方面都取得好的成绩。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在高考中数学、物理、化学和英文总共考了25分，其中物理只考了5分，英文从没学过，考0分，所幸靠着文科成绩——中文和历史两个100分，通过了清华的考试。同样的例子还有季羡林、钱钟书进清华大学，放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事情。具有上面三位大师的潜质的人才，在今天有可能就埋没此生。

综合分析，可以看出这些原因都与政府层面的教育政策等有关系，政府对教育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在现代文明里，教育是离不开政府的，成功的教育也首先是政府在主导的。美国一位学者有这样的话：政府是“一位长期的，也许甚至是永久的赞助者，他有时慷慨，有时漫不经心，有时十分冷淡，毫不在乎，相当反复无常和易变，片面地采取行动，从来不能完全依靠，总要仔细留神”。由此可见，政府的行为和策略在教育的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其对教育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则可使教育向前；若非正确的，则可能使教育停滞不前或者后退。所以，政府对教育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进行科学的规划，造就良好的教育大环境，积极地推动教育向前发展是至关重要的。3.关于“大师级”的人才培养

所谓的杰出人才是具有创造能力的人才。按照哈佛大学荣誉校长陆登庭教授的话讲，对于这类人才的培养应该是，从学生进入大学开始，在使他们很好地掌握现有的知识、信息和理论（这是任何学术研究的基础）的同时，大学的主要努力方向是使学生能够成为参与解释、发现和创造知识或形成新思想的人。创新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由各种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有机地组成。创新能力由知识因素、创造性思维能力和个性品质因素构成。创新教育是一种新型教育，它把教育看作是一个引导学生接受、消化、运用知识和信息，培养他们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智慧的过程。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创新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知识放在首位。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理论，并且学会了独立思考与工作，他必定会找到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些主要以获取细节知识为其训练内容的人来，他一定会更好适应进步和变化。”要想解答钱学森的问题，我们必须更新教育和人才培养理念，探索建立使人才脱颖而出的培养模式和方案。笔者认为首先需要在高校开设创新类课程，进行创新思维模式培养渗透，不仅针对学生群体也针对教师群体，以至于整个社会；再者，注意正确的社会价值取向和良好的社会制度导向对教育的影响作用；更重要的是，给学术以自由，创造宽松自由的学术气氛。

（一）创新思维模式培养渗透

我们的高等教育已经认识到创新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一些高校也开始开设创新类课程或对老师们首先进行创新思维培养，让老师们将创新思维带到每门课程的课堂，这对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是一个好的开端，对于中国教育是“对症下药”的一种治疗方式。当然，有些老师还是死抓住知识体系的完整性不放，在有限的课时内以知识的传授为主组织教学，而忽略了思维能力的启发，还没能将创新思维带入课堂；但也有些老师为创新而创新，没能抓住创新教育的主旨，整堂课程全没有知识的传授，全部变成思维的启发。需要强调的是切忌将创新课堂变成脑筋急转弯的训练，中国古语有云“学而不思则周，思而不学则殆。”我们一定要把握好思维培养和知识的传授之间的辩证关系，将思维培养渗透到知识的传授过程中。

（二）社会制度的激励对人才培养的作用 学校是社会的缩影，教育处在社会的大背景之下，教育的问题其实质反映的是社会问题。大师级人才的出现需要有培育大师级人才的土壤，这不是在高校进行教学改革所能实现的。如中国古代“学而优则仕、科举制度、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助长了人文科学的发展而抑制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为改变科技落后的面貌，中国曾倡导过“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话虽然在当时曾受到批判，却在实际上鼓励了无数青年发奋地学习科学技术。这都体现了社会的价值取向对人才培养的作用。而今重理轻文的文理分科及高校中学科设置的高度专业化以一种新的形式阻碍了大师级人才的诞生。人们逐渐认识到可持续发展需要文理相通，我们培养的人才应该是全而发展的综合性人才，逐渐实现高中文理不再分科制度对人才培养会有一个好的导向作用。

好的制度也将引导社会良性发展，制度激励机制在本科教学方而是有成功典例的，这也给中国的高校教育带来前进的勇气。这正如丹尼尔·W·布罗姆利所说：任何一个制度的基本任务就是对个人行为形成一个激励，通过这些激励，每个人都将受到鼓舞而去从事那些对他们是良有益处的经济活动，但更重要的是这些活动对整个社会有益。把创新视为提高创造财富潜在的现实能力的一种行为，那么创新不仅对创新者个人是有益的，而且最终社会利益将因为个人的创新而得到增进。正是创新的这一规定性决定了对创新行为的激励是必要的:“尽管不同的政治体制会选择不同的方式方法来设计这些激励机制，但基本的经济问题仍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社会实施长期不鼓励个人发明创造的激励机制。”

（三）人才培养的最高境界是宽松自由的学术气氛 中国的教育一直强调其社会属性，其实教育的最高境界是人对自身价值的一种追求。被誉为“德国教育之父”的洪堡指出：教育是个人状况全面和谐的发展，是人的个性、特性的一种整体发展，教育是一个人一辈子都不可能结束的过程，教育是人自身目的，也是人的最高价值体现。彭加勒说得明白“科学家不是因为大自然有用才去研究它，他研究大自然是因为他对它感兴趣。”爱因斯坦也曾说“推动我进行科学工作的是一种想了解自然奥秘的抑制不住的渴望，而不是别的感觉。”科学研究强大的动力，在于人的认知动机——好奇心、求知欲。科学就是追求真理，对科学家来说是目的，不是达到其目的的手段。大师级人才不是教出来的，也不是制度规划出来的，不要试图通过国家手段规划出某年某华人会以中国国籍获得诺贝尔奖，我们备好孕育人才的土壤，大师级人才自会生根发芽。这还需要从高校做起：一方面，给学生创造一个自由呼吸的生命课堂，让他们自主参与、积极思维、快乐体验、主动发展，在课堂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高校的生存环境是孤寂与自由，国家必须保护科学的自由，在科学中永无权威可言。

为了自身的发展而受教育而非为了生存生计，这也许才是教育的最高境界吧。中国真正缺失的是人才成长的土壤，是宽松的学术氛围。用中大校长黄达人教授的话说“怎么培养大师？至少我是不知道的。如果我掌握了规律，那我应该先把自己培养成大师。作为学校，能够做的也仅仅是努力去营造一个比较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 4.就“钱学森之问”对我国培养杰出人才的教育改革的建议

（一）重新唤起教育育人之本意

教育的本质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钱学森之问”涉及的实际上是对学生智力的培养，具体来说是对学生创造力的培养。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即创造力是怎样生成的或者说创造力是不是教育培养的结果。很多学者认为创造力是个体自发生成的，是一种内在机制作用的结果，但却因此走向极端而否定或者轻视教育的作用，这是值得商榷的。教育是个体发展的需要，教育教给学生一定的知识，促进学生情感的发展，拓展学生的思维方式，发展学生的想象力，这些都是个体创造力发展所必需的。因此可以说教育是个体创造力形成的基础，甚至也可以说创造力是教育培养的结果。然而在实践操作层面，教育束缚和压制学生个性，阻碍学生创造力发展的事情时有发生。我们将教育的社会功能极端化因此遮蔽或忽视教育培养人的功能，没有把教育当作教育来看。在这种极端“工具主义”的影响下，教育领域忽视个体身心发展规律的事情屡见不鲜。

鉴于此，需重新唤起教育育人之本意，将学生个体作为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基础教育阶段，为所有适龄儿童提供接受优质、高效教育的机会，真正做到教育面前人人平等。切实杜绝片面追求升学率或以追求升学率为唯一目的教育现象，打破升学这一评价指标的霸主地位。教育内容的选择满足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阶层学生个体的切实教育需求。选择灵活多样的教育教学方法，充分考虑不同个体的个性心理特点，真正做到因材施教。高等教育阶段，重塑大学“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改变大学校园行政力量压倒一切的不良风气，还学术力量以话语权，使大学成为研究高深学问之机构。改变大学随社会之风摇摆的附庸地位，还“象牙塔”以自由，使之适当超越并引领社会的发展。

（二）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

（1）在高校层面上改变现今的重视论文数量和依据所申请课题的学术评价体系、杰出人才不是依靠论文的数量和申请课题的多少而定，而是实实在在的创新和对人类社会的贡献。

（2）改革基础教育模式、由千篇一律的模式变为多样化的大学入学方式，让有特长的学生能够成为基础教育的成功者。制定灵活的录取制度，使得学生由中等教育进入高等教育阶段的程序更加科学，而不拘泥于高考总分的拔尖，让学生在兴趣和专长上得到有效发展，让有真正才能的学生脱颖而出。改革高考，引导基础普通教育更适合杰出人才的生长。

（3）借鉴成功的例子，构建适合本国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如钱学森早先就读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和后来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它们当时的教育模式就是非常成功的。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真正重视培养人的创新能力，重视科学技术发明创造，让人的创造潜能得到发掘，育人方式和评价体系形成合力，共同来促进教育模式的改革。

（三）慎重考虑“全面发展”观

今天的中小学生的学习负担明显比一二十年前重，除了一些基本的功课，很多学生还学习各类其他课程，如画画、歌唱、舞蹈等，还要参加一些额外的辅导班，例如奥数类的，花大量精力钻研一些研究生都不会做的题目。在文明发达的现在，一个人如要全面发展，是非常不现实的，知识在急剧增加，以有限的青春和精力来追求无限的知识，显然是不明智的，所以科学的全面发展观是适度的全面发展，要把有限的时间与精力放在最适合发展的时期学习个人所热衷爱好的有潜力发展的方面。

第四篇：浅析“钱学森之问”

题目：浅析“钱学森之问” 课程名称： 思想辩证法 姓 名： xxxx 学 号： xxxxxxxxx 专 业： xxxxxx 年 级： 13级 时 间： 2014.4

浅析“钱学森之问”

摘要： “钱学森之问”的本质在于对中国教育现状的叩问，在于对中国教育体系的质疑。本文通过“对钱学森之问”的解读，反思我国教育现状。

关键词：钱学森之问 教育 改革 人才

2005 年7月29日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钱学森之问”，也有人把它称为“世纪之问”。“钱学森之问”命题所指

首先，对“学校”一词所指有不同的理解。在学校层级方面，大多数人认为钱老所谈学校特指大学，部分人认为是各级各类学校的统称。

其次，对“杰出人才”一词所指有不同的理解!在人才层次方面，有人认为杰出人才特指高层次”顶级创新型人才（如诺贝尔获奖者），也有人认为杰出人才即普通创新型人才!在人才类别方面，有人认为杰出人才特指自然科学领域人才，有人认为是包含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内的所有领域的人才。

此外，有学者认为#钱学森之问，不是一问而至少是三问，一问是,关于杰出人才之问-；二问是,关于教育质量之问；三问是,关于教师水平之问。也有学者提出了另外三层含义：一是国家建设和发展需要杰出人才；二是什么样的人才是杰出人才，或者说杰出人才具有哪些特征；三是杰出人才的培养到底是谁的责任和使命。我国教育存在的问题

客观地说，我们新中国的教育取得很大的进步和成绩，但显然这也不代表着我国现代的教育就没有问题，不需要改革。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理论研究中心研究报告认为我国现行教育中存在着 10 大热点问题：1.高考招生制度问题，离新课程改革和推进素质教育的要求差距大；2.农村教师问题，待遇低，教师津贴补贴拖欠严重；3.职业教育问题，职业教育资金投人和吸引力严重不足，工学结合模式推行困难；4.择校问题，择校加剧了教育资源的两级分化和教育机会的不平等；5.高等教育质量问题，教育教学功利化、行政化、异化；6.教师评价制度问题，教师在评价中缺乏自主权，制度设计中就没有话语权。评价实施中教师权益没有保障，合理利益处诉求；7.政府教育投入问题，我国的教育投人一直严重不足，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占 GDP 的比重很低，制约我国教育事业发展；8.大学生就业难问题，高校扩招与就业率下降并存，企业与大学生就业的信息不对称，个别专业严重供大于求，大学生就业能力不足等；9.学前教育问题，我国儿童接受学前教育远未达到普及的程度，学前教育难，费用高等；10.中小学生学业负担问题，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活动负担，心理负担，身心负担等较重，影响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和成才。

“钱学森之问”中提到：“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其实是对我国现行教育问题及原因一种深度的反思。通过“钱学森之问”反思我国教育

2010年2月28日，历时一年半、易稿数十次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开始公开征集民意，立即引起各界关注。其中，高校去行政化、高考制度改革、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等关键词成为焦点话题，众多专家学者、普通民众、老师学生家长纷纷献计献策，中国教育的春天，似乎离我们已经不远。

1）解决当前教育现状的关键在于教育的去行政化

具体来说，教育的“去行政化”即管理工作由教学科研骨干主导，管理工作岗位不设行政级别。学校的每个人要得到社会尊重，只能靠自己的学问、科研成就和管理水平，而非行政级别。同时，“去行政化”具体要各个教育机构结合自身情况进行探索，而当前最要紧的是对学校自主权的落实进行规定，包括法律层面都需到位，同时各学校尤其是大学也要强化内部治理结构，依法治校，真正实现“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2）让大学重回真正的大学

什么样的模式真正能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呢？学生的进步显然离不开教师的引导，比如冯卡门教授之于钱学森，费米教授之于李政道。国外高校推行顶尖精英教育，以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为例，大学生与教授研究员的比例是平均两三个学生就有一位老师。可是，在国内高校，这种理想的状态很难出现，很多名教授都很忙，因为他们出名所以就要带很多博士生，博士生也愿意投到他的名下，但他们时间有限，根本无法给予他们有效的指引，自然也就无法培养出更加具有能力的人才。

现在已经沦为鸡肋的本科生教育更应该得到重视，大学是培养人才而不是技术工人的场所，大学生要学习的不仅仅是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社会素养。因此，大学生不应该一入校就要被迫限定专业，大通识教育势在必行。这方面来说，浙江大学大类培养模式及教授必须为本科生亲自授课等规定显然是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更有利于人才的培养。

一所理想中的大学应该回归大学的魂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回归其培养精英人才的目标和宗旨。只有大学回归到真正的大学，我们的高等教育模式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3）改革基础教育

无论在哪个时代，培养杰出人才的基本规律都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杰出人才具备的品质也基本相同，比如具有能够独立思考的精神、不迷信经典和权威，具有强烈的科学探索精神，善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等等。对于这些优秀品质的培养不能光依赖大学教育，应该从中学乃至小学阶段就有意识地进行。而当前中国基础教育主要以制式教育为主，统一教材、统一大纲、统一考试，统一标准答案。我们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求同排异”，学生提问的兴趣和欲望在中小学阶段便已经被大大地削弱，取而代之的是记、背标准答案的教育导向，使学生对知识没有兴趣”，继而丧失“独特的、创新的”能力。我们未来的大师在中小学时就遭到扼杀，怎能指望他成为杰出人才？

近几年来，各省市陆续进行小范围的基础教育改革试验，其中不乏一些很好的措施，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对于庞大繁杂的中国教育体系来说，还是无异于杯水车薪。因此，还是需要中央政府的统一规划调度，同时配以强有力的监督实行措施，确保改革落到实处，而不仅仅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表面文章，重演数年前“减负变加负”的闹剧。4）转变教育理念

我们应从根本上转变教育理念，摒弃旧有的不合时宜的教育模式，建立有利于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的教育模式，真正尊重学生的兴趣和天性，加以引导，鼓励学生思考、质疑、发问、进而研究得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创新的成果，提高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结语

钱学森之问”的本质在于对中国教育现状的叩问，在于对中国教育体系的质疑。因此，破解“钱学森之问”的关键，就在于反思中国教育现状，在借鉴国外优秀经验和结合中国实际的基础上改革中国教育体系。但愿“钱学森之问”的这场讨论能切实推动教育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让更多的杰出人才在肥沃的“泥土”中生长、开花。

参考文献：[1] “钱学森之问”评述 王朔 上海教育科研 2010.3 [2] 钱学森之问:对高等教育现实状态的拷问 冉隆锋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2年第8期 [3] 再问“钱学森之问”——浅思中国教育改革之路 钟林.万小龙 当代教育论坛 2012年第5期

第五篇：钱学森之问观后感

视频钱学森之问观后感

教育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根基，教育是一个国家动力的源泉，教育是一个时代进步的根本，教育者，国之大计也。

钱学森老先生在晚年曾不止一次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他的忧虑------“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2009年8月6日,与温总理的最后一次见面中,他依然说:“培养杰出人才,不仅是教育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 钱学森大师去世前留下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大学不能培养出杰出的人才。钱老去世后，这成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就中国与西方教育的对比来看，中国对孩子一直进行着填鸭似的的教育，老师在课台上讲，学生在台下被动的接受。无论是小学还是大学，中国大学生中毕业后创业的同学少之又少，学生似乎成了一种职业，中国大学生的毕业就意味着失业，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大的原因是中国的学生太多了，而社会可以提供的就业岗位是有限的。这是由中国人口大国的性质决定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学生的创新能力，或者说没有活跃的思维，没有年轻人应该有的闯劲儿，其实创业也不失为一种良好的就业抉择，这是由中国的教育方式决定的。在我看来，中国的学校太看重面子。

中国的学校一直在忙碌着，忙升学率，忙学科建设，忙的都是面子工程，中国的学术剽窃现象很严重，这也是中国学术不立足于现实急于求成的表现，这也反映了中国迫切需要学术上的成果来推进各方面的发展。

中国的教育中看重的是学生的计算能力和记忆能力和西方发达国家则是看重学生的动手能力和集体意识，相似越来越发达的今天，集体的优势会越来越明显，其实中国在当前的大学教育中已经开始重视这一点，在竞赛和任务中经常以团队的形式进行比赛和作业，培养大学生的合作意识。这是值得肯定。

钱学森说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上学时的那种浓重的学术氛围是最令他记忆犹新的，在美国，学生可以和导师以平等的身份进行学术交流，这样可以调动学生的思维，进行创新性研究。而中国的大学则是采取了填鸭式的老师讲课，学生被动接受的方式，中国的大学也曾经试图去拓展学生的学习层次，中国打大学好多都开通了选修课以利于学生可以拓展自己的知识面，但其实这些选修课时间也被学生用到了写作业上。中国的教育还有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将学科分的太细，其实各个学科都是相通的，学的知识多，考虑问题才能全面。以一种很大局的意识来思考问题。对于中国教育的发展，我想说以下几点，一 中国大学培养不出接触的学生还有小学，中学和高中教育的原因，中国应该进行全方位的教育制度的改革，中国在教育上的投入还是很少。教育是国之根本，是国家鲜活生命力的源泉，中国的教育可以采取和中国当初改革开放相似的方式，当初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则是先让一部分人先进行西方式的教育，这还要从教师开始，中国应从现在开始就选派优秀教师去美国或其他国家进行教育方法的培训学习，而且每年都应当派遣，这样才能逐渐改变中国的教育主体，还有就是中国的教育部门应当进行教育体制的改革，从某些试点城市开始，从某些试点大学开始，然后逐步推广到全国，这可能需要三四十年的时间或者更长时间，但我相信终究会成功。英语应是中国教育的重中之重，当前世界的科技中心在美国，学好英语有利于我们接受美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印度的科技水平目前在我国之上，就是因为在英语方面占有优势，还有中国香港的发展，不仅是由于其资本主义体制的优势还有英语的优势。中国的教育改革是一个漫长且艰辛的过程，但是我们相信中国的教育部门正在进行这不懈的努力，未来中国教育的前景是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