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钱学森之问”带来的痛与思》有感

第一篇：读《“钱学森之问”带来的痛与思》有感

大朗中心小学卢玉霞

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给人类带来了无数的辉煌，可他却要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遗憾就是到临终前也没能看到在创新能力上真正超越了他们这一代老科学家的年轻一代。他把这一切归责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出不了有创新思想的人才，真的只是大学的责任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顾雪林先生的见解可谓一针见血：“创新性思维需要研究性学习，而研究性学习应当从孩子开始抓起，从中小学开始抓起”；“我国的中小学教育究竟缺乏什么呢？我认为，缺乏学生自主学习，缺乏师生互动，缺乏课堂讨论，缺乏让学生寻求答案的过程，总之一句话，缺乏研究性学习”；“问题的根子还是出在我们自己的教育思维上”。问题就出在我们的教育思维上，这是我们全体教育工作者要共同承担的责任。作为一名小学教师，我对此也有很深的体会。

初进校园的孩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天真活泼。他们对一切都很好奇，都想去弄个明白。他们每一天都很快乐，为一点点小小的发现而快乐。然而，一年，甚至一个学期后，你很难每天都能从他们的脸上找到笑容了，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每天六七个“40分钟”他们都要规规矩矩地“端坐”、“恭听”，目光随着老师移动，脑子等着老师“灌注”，随之而来的还有做不完的作业，背不完的书。讲课的老师不能说不辛勤，听课的学生不能说不刻苦，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失去童真，失去快乐，失去创新性思维就理所当然了。

对于顾雪林先生所说的“研究性学习”和“赏识教育”我非常赞成。因此，在每天的教学工作，特别是在课堂教学中，我们要想方设法，让自己的所给是学生的所需，给学生充分思考、探索、交流、展示的时间和空间，让孩子们的灵光在快乐中闪现，让在快乐中学习的孩子们得到更大、更多的收获。而在这个过程中，老师要做的就是自始至终地相信他们，欣赏他们，在他们遇到困难时及时地给予帮助。

会思考的孩子才会有创新，有快乐的孩子才会更愿意去思考。愿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能改变自己的教育思维，让学生在“研究性学习”、“快乐学习”中完成知识的积累和灵感的创新，让更多的创新型人才在我们的努力下不断地涌现，让带着遗憾告别人世的老科学家含笑九泉。

第二篇：钱学森之问之我见

钱学森之问之我见

年级：2011级

专业：法学

姓名：赵晓云

学号S01114031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举例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18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4个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钱老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2009年10月31日,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驾鹤西去,我们在怀念这样一位大师的同时,他那一句振聋发聩的质疑——“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也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深思。

谈到钱学森之问，不得不谈的另一个同样声名大噪的问题——李约瑟谜题。李约瑟作为一名英国近代的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在他的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发问：“为何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繁荣的中国？”再回顾钱学森之问，我们会发现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李约瑟谜题看似是对中国科技的思考，钱学森之问看似是反思中国教育体制的弊端，但二者的实质上都是对中国缘何没有科技创新型人才的质疑

很多人在对钱学森之问进行分析探讨的过程中都进行了一定的总结，但遗憾的是，大家都普遍将目标聚焦在高等教育上，将钱学森之问替换成了“为什么我国的高等教育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但是在我看来，我国杰出人才缺乏的原因，不能简单归咎于某一个教育阶段，从学前教育到小学、中学、大学乃至整个的社会环境都应对我国杰出人才的缺乏承担责任。在我看来，钱学森之问的答案甚至可以追溯到我国的传统文化。

我国儒家传统文化是一种“学而优则仕”的“官文化”，自隋唐开始，科举制度变一直延续为之后历朝历代所采纳。而科举制度正是“官文化”的显著表现之一。读书的目的一度被释义为是求取功名。到明清则更甚，科举考试的内容则仅仅局限于八股文。在这种“官文化”与“文化实用主义”的影响下“一切不以‘升官发财’为依归的智力活动都被视为‘不务正业’，一切自然技术研究成果都被贬斥为‘奇技淫巧’”。这种“官文化”腐蚀了学人的学术兴趣，阻断了其走向学术研究的路径。同时“官文化”是一种讲究等级，扼杀平等与真理的“酱缸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个体是被奴役的、个性是被束缚的、思想是被压抑的。于是“人们‘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惟独不畏真理；„„崇拜权力、崇拜金钱，惟独不崇拜知识”。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天人合一”“、贵和尚中”，突出体现为重群体轻个体的价值取向和整体性思维方式。“社会本位”价值的强势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个体的价值与个体主体性，整体性思维方式也必然会影响个体思维的多元化与创新性。

在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催生了学术领域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对于一些看似没有实际用途或短期内无法创造价值的自然科学问题，便乏人问津。除此之外，中国古代是小农经济国家，即使是科学领域的新发明也多是基于农业生产的经验，这在很大程度上舒服了人们的思想，抑制了人们的创造力。

视角转回现代，我们已经废除科举制度数百年，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早已得到世界范围的普及，但为何我国的自然科学依然落后于西方世界？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无一位中国本土的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得者却出现了六位华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在此之下，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的教育和我们的社会环境。

我国的教育改革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口号虽然都是素质教育,但在实施过程中绝大部分中小学实行的却仍然是应试教育,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在我国的基础教育阶段我们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其情景———“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古时候我们的评价理念是“学而优则仕”,现在我们的理念是“考高分就是好学生”。钱学森曾说,在他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其中一个就是在北师大附中的6年,另一个就是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读博士。钱学森后来曾这样告诉他的学生:“师大附中给学生创造了一个非常宽松的环境,培养了我的科学兴趣”。钱学森第一次见到冯卡门,就得到了这位世界著名大师的赏识,就是因为他具备了一个优秀科研人员应有的素质,即敏锐的思维。这种素质的形成与北师大附中实施的宽松、自由的教学理念和学习风气有很大的关系。我国的基础教育现状让我想起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有段关于儿童“六个解放”的论述:解放儿童的头脑,使他们能想;解放儿童的双手,使他们能干;解放儿童的眼睛,使他们能看;解放儿童的嘴,使他们能谈;解放儿童的空间,不要把儿童关在笼中,使他们能到大自然、大社会里去扩大认识的眼界,取得丰富的学问;解放儿童的时间,不把他们的功课表填满,不逼迫他赶考,不和家长联合起来在功课上夹攻他们。卢梭曾说过,孩子是自然之子,让他们自发、自动地从环境中学习,比传统的书本教育要有效率得多。如果我们的老师在教学上都能以陶行知先生的“六个解放”来要求自己,让学生的身心、思想都能得以解放,让学生不再为框框条条的标准所束缚,不再为繁多复杂的考题所桎梏,不再对学习心存畏惧,不再对标新立异视若畏途。那时,我们的学生们对学习充满向往,对知识充满渴求,神思飞扬,激情勃发,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就会更强,我们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将正式启动。

“大学精神”是大学自身存在和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的文明成果,它是科学精神的时代标志和具体凝聚,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高级形式。面临知识经济的机遇和挑战,建设“大学精神”不仅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需要。“大学精神”的本质特征概括为创造精神、批判精神和社会关怀精神。钱学森2005年3月29日下午在301医院的人生最后一次系统谈话中指出: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人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培养大学的创新精神我们还可以借鉴国外一流大学的经验。自1901年设立诺贝尔奖以来,这个代表当今世界科学最高水平的奖项已经颁发了百余年。从诺贝尔奖诞生以来已经产生了400多位诺贝尔奖获奖者,其中美国是最大的赢家,美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占到了全球获得该奖人数的70%以上。据统计,美国共有27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什么美国能获得这么多的诺贝尔奖,看看其大学精神就知道了:哈佛大学以师资雄厚,将近40名教授因获诺贝尔奖而著称,学生以学术卓越、全面发展、自信能干而闻名。耶鲁则以教授治校、思想开放、人文一流、盛产总统而骄傲。而普林斯顿大学以重质量、重研究、重理论,并培养出3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卓誉世界。哥伦比亚大学既是一所大学,也是一所大企业,也培养出3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年轻的斯坦福大学以强烈的进取精神,提出不因袭任何传统,沿着自己的路标向前,以“学术顶尖”的构想建设大学,成为“硅谷”的强大后盾。善于创新是大学精神的灵魂。要想在教育理念、办学思想、培养模式、教学管理等方面塑造自我,具有个性,没有创新是不行的。总之,凡是有特色的大学,都因善于创新,坚持走自己的路而成名,并培养出了一大批世界各领域的杰出人才。所以树立具有创新思想的大学精神我们才能真正培养出杰出人才。

其实，中国并不缺少具有科研素质的年轻人才，但往往在现实社会中难以取得成就。杨振宁和李政道就是关于中国缺少科学土壤的最好例证，正所谓“境内为枳，过海为橘”。要想真正培养出杰出人才，真正解决钱老的“杰出人才”的质疑，我认为，我们需要彻底舍弃我们现实社会中具有强烈等级思想的官文化，代之以平等的思潮，要将我们的应试体制做出根本性的变革，注重培养学生在多个领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兴趣，在高等教育之前应该将我们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培养学生学习的“宽度”而非“深度”。在高校中，要努力将高校“去行政化”，还学校本来之“象牙塔”面目，附学校以自由热烈的学术气氛。我想，在此之下，钱老的疑问应当得以解决矣。

第三篇：钱学森之问观后感

视频钱学森之问观后感

教育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根基，教育是一个国家动力的源泉，教育是一个时代进步的根本，教育者，国之大计也。

钱学森老先生在晚年曾不止一次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他的忧虑------“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2009年8月6日,与温总理的最后一次见面中,他依然说:“培养杰出人才,不仅是教育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 钱学森大师去世前留下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大学不能培养出杰出的人才。钱老去世后，这成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就中国与西方教育的对比来看，中国对孩子一直进行着填鸭似的的教育，老师在课台上讲，学生在台下被动的接受。无论是小学还是大学，中国大学生中毕业后创业的同学少之又少，学生似乎成了一种职业，中国大学生的毕业就意味着失业，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大的原因是中国的学生太多了，而社会可以提供的就业岗位是有限的。这是由中国人口大国的性质决定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学生的创新能力，或者说没有活跃的思维，没有年轻人应该有的闯劲儿，其实创业也不失为一种良好的就业抉择，这是由中国的教育方式决定的。在我看来，中国的学校太看重面子。

中国的学校一直在忙碌着，忙升学率，忙学科建设，忙的都是面子工程，中国的学术剽窃现象很严重，这也是中国学术不立足于现实急于求成的表现，这也反映了中国迫切需要学术上的成果来推进各方面的发展。

中国的教育中看重的是学生的计算能力和记忆能力和西方发达国家则是看重学生的动手能力和集体意识，相似越来越发达的今天，集体的优势会越来越明显，其实中国在当前的大学教育中已经开始重视这一点，在竞赛和任务中经常以团队的形式进行比赛和作业，培养大学生的合作意识。这是值得肯定。

钱学森说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上学时的那种浓重的学术氛围是最令他记忆犹新的，在美国，学生可以和导师以平等的身份进行学术交流，这样可以调动学生的思维，进行创新性研究。而中国的大学则是采取了填鸭式的老师讲课，学生被动接受的方式，中国的大学也曾经试图去拓展学生的学习层次，中国打大学好多都开通了选修课以利于学生可以拓展自己的知识面，但其实这些选修课时间也被学生用到了写作业上。中国的教育还有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将学科分的太细，其实各个学科都是相通的，学的知识多，考虑问题才能全面。以一种很大局的意识来思考问题。对于中国教育的发展，我想说以下几点，一 中国大学培养不出接触的学生还有小学，中学和高中教育的原因，中国应该进行全方位的教育制度的改革，中国在教育上的投入还是很少。教育是国之根本，是国家鲜活生命力的源泉，中国的教育可以采取和中国当初改革开放相似的方式，当初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则是先让一部分人先进行西方式的教育，这还要从教师开始，中国应从现在开始就选派优秀教师去美国或其他国家进行教育方法的培训学习，而且每年都应当派遣，这样才能逐渐改变中国的教育主体，还有就是中国的教育部门应当进行教育体制的改革，从某些试点城市开始，从某些试点大学开始，然后逐步推广到全国，这可能需要三四十年的时间或者更长时间，但我相信终究会成功。英语应是中国教育的重中之重，当前世界的科技中心在美国，学好英语有利于我们接受美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印度的科技水平目前在我国之上，就是因为在英语方面占有优势，还有中国香港的发展，不仅是由于其资本主义体制的优势还有英语的优势。中国的教育改革是一个漫长且艰辛的过程，但是我们相信中国的教育部门正在进行这不懈的努力，未来中国教育的前景是光明的。

第四篇：“钱学森之问”演讲稿

大家好，我是代表第四组和大家谈一谈钱学森之问这个话题的。钱先生晚年多次提出一个关乎国家未来的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在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大师、创新型人才。

一些人可能就不赞成，你怎么能说中国没有大师？我们不光有大师，还有泰斗。在中国那么多学科领域都有自己的大师，甚至泰斗。然而，我们要知道，“大师”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我们把“大师”定位为世界顶尖的科技奖，比如诺贝尔奖、数学菲尔zi兹奖等等，那么整个华人世界屈指可数，如果把标准再提高一点，科技界重要科学分支的奠基人，他们的思想有深刻的、系统的、持久的影响的学者，我们没有一个，这是一个事实。

想必大家都会对“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等类似的论调感到反感。但是面对“钱学森之问”——关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艰深命题，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遥远的西方。寻找其中的差距或者说是不同。

我不敢说以下讲的几点能以小见大，但我们无法否认。中国学生后劲不足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右上角一位网友的话。这位网友提出了中国教育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中国学生的学习后劲儿不足：中国的学生从幼儿园就开始紧张，小学、初中层层加码，到了高中弦绷得最紧，然而进了大学就开始松懈。读硕士生、博士生，就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除此之外，很多人并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继续学习。

相比之下，西方鼓励孩子的是个人智慧的发挥。西方的学生到了大学才开始提速，真正加码，最后他们的学生比中国的学生走的远，往往能在所学领域有所建树。

中国学生前紧后松的学习，使学生既没有了童年的快乐，又丧失了成年后的收获。

这是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大楼的地板上的一块金属牌子上写着一句英文（Teachers open the door but you must walk through it yourself.）是不是有点像中国的那句老话“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的意思，开始阶段，师傅要手把手地教你，要把你领进去；等你有了能力后，再自己走自己的路。然而西方人的理解是：师傅只把门给你打开，即使进门这一步也得你自己去走，更不用说后来了。西方在一开始就培养学生的独立性，而东方则总是对孩子不放心，要扶着他们走，送了一程又一程。

中国人的读书兴趣早衰

且不说普通大众，中国知识界的人，读书兴趣也早早就衰竭了。这里讲的读书，是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提高自己的技能、在自己的领域中有所建树的学习行为，不是手里随便拿本印刷品、电子书就叫读书。中国人读书的目的性强，不少人读书，就是为了将来能生存，有个稳定的工作。一旦大学毕业找到了工作，就再也没有学习的动机了。留在大学或者科研机构的人，读书的生命会长一点，因为要评职称。但是，一旦评上了职称，特别是评上了教授、博士生导师，读书的兴趣就很难再有。这是学术界的普遍现象。高中毕业生最狂欢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撕书或是烧书。现在的家庭很少有书房，即使有，那也是孩子学习的地方，很少有成年人安静的坐在书房看书，即使空闲的时候也是在逛街、打麻将、看电视。

中国人过分强调知识

学位的名称就能反映出东西方教育的价值观念不同。中文的“硕士”对应英语的“master”,中文的博士对应于英文的“philosophy of doctor”。硕和博说的都是量特别多。然而英语中的“master”是掌握娴熟的意思，主要强调领会和动手能力。英语中的“philosophy of doctor”，doctor在英语中有医生和博士的意思，最早指的就是医生，医生就必须具有临床经验，能够给病人治病。可以说，一个在某一行掌握了最高技艺的人，再加上具有“哲学”知识的头脑，这才是西方所理解的博士。在中国学习是强调整个知识体系的构建，把所学的东西翻来覆去的去考，然而在西方则是把所学知识应用起来，进一步转化为生产力。死要面子的教育

中国人不仅自己要面子，也喜欢给别人面子。中国的教育讲究面子，特别是学校的建设。从中学到大学，每个学校花钱最多、盖得最漂亮的都是校门和校门口那几栋大楼，然而真正关系到学生生活的宿舍、食堂，就顾不了那么多了。相反，西方的很多大学，校门就是一个小铁门或者石头柱子，或者有可能找了半天找不到校门。然而这些学校的宿舍那可是没的说。比如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可以住上小楼房，有停车场，有花园甚至游乐场。

一顾及面子，很简单的事情也就变得复杂了。面子大的向面子小的请教，担心失了面子；面子小的向面子大的请教，又担心别人会说自己挣面子；面子一样大的人之间相互请教，又担心对方的面子大于自己。这样顾及很累，但是我们中国人乐此不疲。

也许大家会认为我站着说话不腰疼，中国人多呀，中国人穷怕了，其实站着的不是我，而是这位教授，方毓智教授。他在国内很多高校已经做过多场关于“钱学森之问”的讲座。也唯有这样的教授才能给予我们更大的启迪。上面讲的几点都总结于他所著一本书，叫做《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他一共写了36点。

前一段时间在网上我们经常看到这么一则报道：凌晨4点半还是5点半的哈佛大学图书馆，灯火通明，座无虚席。也许是这样的，也许是这样的，你也许还会在书店看到这种书。这些报道的动机也许是好的，但是内容是假的。隶属于哈佛本科学院的所有图书馆里，目前应该就只有一个（Lamont Library）是在工作日二十四小时全天候开放的。但是即便是这样，图书馆在后半夜都很少有人。大家都是人，绝大多数人都需要有充足的睡眠来保证第二天的精力充沛。说这个其实就是想提醒大家要注意身体，毕竟身体是最重要的。人都学垮了，哪来的人才？

可以称得上是姊妹篇

《为什么美国盛产大师》无意当中发现的，封面有这样一句话，他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

20世纪美国经济发展取得了惊人成绩，这向世人昭示：人才是重要的，顶尖人才是更重要的，而顶尖人才的成才机制是最重要的。

祖国的未来寄托于下一代。准确地说，寄托于具有想象力、创造力的下一代。

第五篇：读钱学森有感

人民科学家----读《钱学森故事》有感

我读了《钱学森故事》，这本书描写了我国著名的爱国科学家——钱学森，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的荣光，他炽热的爱国主义热情和精益求精的科研精神深深地震撼着我的内心，在钱学森的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事业，他是先行人，劈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

精忠报国，一切献给祖国----他对祖国的坚定承诺。

钱学森去美国留学深造，他心向祖国，放弃享有的优厚待遇，顶住美国政府的百般阻挠，历尽艰险，毅然回国。当时美国国防部部长金布尔气急败坏低吼道：“绝不能放走钱学森！„„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无论在哪里，他都抵得上五个师！”可以看出他当时在全球物理学界是一个份量极重的人物，无论在哪里都是个不可多得的人。但是归国心切的钱学森在美国政府的百般阻挠下，仍然不顾危险的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他回国后不久毛主席就接见了他。毛主席用欣赏的口吻对他说：“你是工程控制论的开山鼻祖，你比五个师的力量大多了！”

当时的中国刚刚建国，并不富裕，可是钱学森却不顾祖国的现状多么糟糕，也不管美国的条件多么优厚，毅然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中国第一颗导弹的研制。因他的卓越贡献，被尊称为“中国导弹之父”。从新中国成立起，正是有像钱学森这样无数先辈和一代代建设者们，热爱祖国，奋发图强，甘于奉献，才使我们国家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经过几代航天人的努力攻关，航天员乘“神舟七号”飞天，太空行走，圆满回归，成就中国又一壮举。在中国的航天史上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但我们始终牢记是他为祖国开启了航天的大门。他是中国最伟大的科学家。

德馨品高----他坦荡为人的真实写照。

上世纪50年代，明知国内一穷二白，物质严重贫乏，科学条件也不具备，钱老却毅然放弃国外的优越生活，回到祖国，这是很多口头上说爱国的年青人做不到的。他曾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他的一生把金钱看得很淡。

钱学森在美国20年，36岁成为终身教授，作为一流的科学家，他得到了优厚的经济待遇和生活条件，完全可以过一辈子富裕享受的生活，而新中国各方面都十分贫穷，他却想方设法要回到祖国来，他明知回国后的生活条件和科研设施肯定与美国有很大差距，但他和祖国人民同呼吸，共患难，用他的智慧建设国家，使祖国强大，人民幸福。

当时的国内一个一级教授一个月300多元，十几年都没涨过工资，他每个月的吃穿用度都要记在一个本子上，月底给钱老看完签字，再从他工资里支出，他不讲究吃喝，不吸烟也不喝酒，生活上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他的公文包是从美国带回来的，一用就是40年，曾补过好几次，平时穿的衣服也极朴素，一件绿色军大衣，他在西北基地一披就是20年。他总认为自己的生活可以了，还有很多人更困难，他把所有的稿费都捐给了爱心。

1958年，他的《工程控制论》一书出版，稿费有1000多元，那时候是个不小的数字，他捐给了科大力学系学生买计算尺用，直到今天，当年科大力学系的一些学生还记得，他们一入学，系里就发一个计算尺，并特地说明，这是系主任钱学森送给大家的，虽然我不是力学系的学生，但我很荣幸，在科大学习过，想到校园内钱老的雕塑时，我心里肃然起敬。1982年，钱老的《论系统工程》出版，他把稿费捐给了系统工程科研小组，1995年的100万港元，捐给了我国西部治沙事业。他一生的几笔大收入都捐出去了，除了捐赠，他还交了两次近乎天文数字的党费。

钱学森几乎没留下任何财产给儿女，正如他儿子说的：“我的父亲钱学森，我从很小就知道，他既属于我，也不属于我，他属于国家和人民。”

钱学森是位令人高山仰止的大科学家，但他却平易近人，尤其对青年人非常爱护。他总是鼓励青年人大胆发表意见，并且诚恳的说：“你们的建议如果成功了，功劳是大家的；如果失败了，大家一起总结教训，责任由我来承担。”

我们要像钱老那样勤奋刻苦,努力成才,更要学习钱老淡泊名利、严于律己的精神。

求实创新，精益求精-----他对工作的追求。钱学森是人类航天科技的重要开创者和主要奠基人之一，是航空领域的世界级权威、空气动力学学科的第三代挚旗人，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是二十世纪应用数学和应用力学领域的领袖人物——堪称二十世纪应用科学领域最为杰出的科学家，他在上世纪40年代就已经成为和其恩师冯·卡门并驾齐驱的航天航空领域内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

钱学森在美国被以“掌握军方机密”为借口软禁时，依然坚持着自己的原则，努力工作。他被软禁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在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学领域中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工程控制论》。当大师冯·卡门在翻看这部著作时，曾眼噙泪花说：“你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了，我为你骄傲。”这充分证明了他在世界科学前沿领域的成就和地位，一个人要在短时期内放弃原先的科研方向，在其他领域开创奇葩，不仅仅要靠努力钻研，也同时需要他本身具备各方面知识的深厚基础。而钱学森在不到半年时间就在他原先的火箭研究方向之外的工程控制和物理学领域有如此惊人的建树，不得不叫世人刮目相看。

钱学森是中国导弹工程和航天工程的领路人，是系统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东方红人造地球卫星和神舟号宇宙飞船的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工程物理学已经走在世界科学的前列！他主持制订了我国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直接领导并参与了一系列导弹的研制与飞行试验，直接组织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研制与飞行试验，创造性地提出了我国人造卫星研究计划和卫星发展“三步曲”。他在艰难的科研环境中，仅用十余年时间，我国国防尖端技术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用最短的时间创造出了灿烂的中国乃至世界的科学奇迹。

“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这是他留给我们的，这是何等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民族气节！钱老这种高贵的爱国情操以及对科学的毕生奋斗，像一座丰碑屹立在我们心中，我们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有志青年，继承和发扬钱老的精神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树立远大志向并努力实现它对我们航天人来说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我们要矢志不渝地以钱老为学习的榜样和楷模，以超脱自我、勇于担当的时代责任，努力使自己成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好青年。

敬爱的钱老，您的英名将与日月同辉，您的精神将永放光芒，您永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里，我们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