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之问-创新型人才培养

第一篇：钱学森之问-创新型人才培养

“钱学森之问”的思考

—创新型人才培养

摘要: 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在于人才，特别是创新型人才，钱学森提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疑问，不仅反映出了中国杰出人才培养乏力的问题，更对整个社会和教育界提出了反思和改革的要求。本文从“钱学森之问”的思考入手，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最后从国家政策引导，加强人文教育，激发学生和大学的创造激情，培养人才要有多样化的模式四个层面提出关于创新人才培养的思考和建议。

关键词: 钱学森之问；反思；改革；创新人才培养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两院院士钱学森先生时，他曾感慨说：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先生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振聋发聩，使我国的高等教育从满足虚假的数字繁荣中惊醒过来，促使我们从更深的层次去思考教育发展、考察人才培养。面对“钱学森之问”，我们首先要做的不是急着去寻找方案，这样很可能会抓错药方，而是应静心思考问题产生的原因，原因找到了，破解之道自然而然就会出来。1

一、“钱学森之问”的思考

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原动力，也是任何一个单位发展的原动力。我觉得我们要讨论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时候，首先要解决一个标准问题，即什么才算是创新型人才。香港城市大学的原校长张信刚教授对创新下了一个定义，他说创新是发现自然和社会现象，并且认识其重要性，这就叫创新。由此来推论什么是创新型人才呢？即能够发现自然和社会现象，并且能够认识到这个重要性的就是创新型人才。3我认为他的这个定义是有启发的。

创新型人才同高分生、优秀生不是一个概念。因为优秀是一个综合标准，有方方面面的要素，创新人才可能是优秀的，但优秀的未必是创新的。而且创新的这个“新”必须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是更加合理、更加科学的新。不能说新的就全是对的，要看这个新是不是比旧的要好。创新不是标新立异。与创新这个主题相关的是的另一个主题是“交叉”，交叉性人才、交叉性学科、交叉性平台等。交叉跟创新不是简单等同的关系，那种只要是交叉型的就是创新型的，这又是一个误区。交叉只是创新的一种方法，但不是全部。所以不能简单以学科有没有交叉来评价是不是创新的标准。5

二、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官僚化、行政化色彩日愈浓厚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西方国家又对我国进行经济和政治封锁，所以我国开始了全盘向苏联学习，也就是将苏联的计划体制照搬过来。在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上没有采取“院士治院，教授治校”这一通行理念，而是由政府直接管理大学，高校的专业设置、教学方案、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要稳定，不得轻易变动。课程和学科体系的重大改变，必须经过教育部的批准。这样大学成为了不折不扣的行政制度的执行者，庞大的行政队伍成为支配和支撑大学的真正主体，单位和人员被固定在行政系统的不同等级框架中，权力是大学运行的根本价值信号，权力价值标准成为评价广大教职工贡献和价值的基本依据和标准。这种用管理机关的方式来管理大学的做法一直沿袭至今，且不断被强化，大学的行政化和官僚化日趋严重。

由于政府行政权力的行使，大学自主办学的权力受到过多侵损和干预，政府主导性过强，学校没有真正的自主权，大学管理模式是行政化的管理模式，科层结构的等级分明，形成了校长、院长、系主任之间的依附关系。学校里的行政官员对学校事务有最高发言权，学术话语权越来越小，行政权力越来越大。行政力量的渗透，已经严重侵害了学术自主性，在大学内甚至出现了独特的“学官”这一群体，评奖一个不缺，课题一个不落。6

（二）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失衡

长期以来，高等教育都是以培养专业人才为目标，形成了单一专业学科的办学格局，专业设置狭窄单一，学科之间划地为牢，老死不相往来，造成学生知识结构单一失衡，文化底蕴近浅，缺乏驾驭跨学科的学习能力和研究能力，思路闭锁，科学敏感性差，思维活动空间狭小，学术视野短浅，学生缺少知识文化的宽度、厚度、广度、深度，难以成为学贯古今、中西融合、学科纵横、学人哲人溶为一身的博大精深人才。

由于文理分科，使得在理工科大学教育中，重科学，轻人文，只注意对学生工具理性的培养，忽视了价值理性的教育，2而缺少丰厚的人文素养。即使有了丰富的专业知识，也很难成为胸怀宽广、视野开阔、学养充沛的大家大师。丰厚的人文素养与人的优秀的思维智能的关系极为密切。对人进行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具有广泛内容的人文艺术陶冶，能够成为促进其思维智能发展的有力杠杆，能够为思维智能的发展开辟多种有利的途径，并且积极而持续地影响人的整个人生过程。所以科学家既要有逻辑思维也要有形象思维。逻辑思维是科学领域的规律，很严密。但形象思维是创新的起点。(三)创新气氛淡薄

大学追求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创新应该是大学的一种独特气质。钱学森先生曾回顾他上个世纪3O年代去美国留学，在加州理工学院所受到的创新教育和创新学风的熏陶：“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在那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在民主而又活跃的学术氛围中，年轻人大受教益、大开眼界，激发了他们的科技创新精神和能力。他也希望我国大学能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但我们的教育导向主要是记、背标准答案，课堂上不能有“奇思怪想”，发言时也不敢“随心所欲”。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曾有一位教授上课时在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圈，让班上同学回答是什么，三四分钟没有一个人回答，后来让班长回答，班长怯怯地回答说像是个圆。这样的场景在一个创新气氛浓厚的校园是很难想象的，在我国教育的身体里非常缺少创新这种激情奔涌的血液。

（四）教育方式个性化欠缺

随着我国的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我们现在的高校教育模式愈发像生产工业产品一样，标准统一、流程一致，基本上也把施教的对象看成是有待加工的产品，学校类同于工厂。尤其在我们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应试教育风生水起，而且成为学校教育的潮流。它以传授知识为主业，以知识多寡为标准而一考定终身，高等院校的选拔均采用这种方式。7这种模式绝不是完美的，有它先天的弊端。主要的弊端就在于不能很好地因材施教，不能根据每个学生不同情况施以针对性的个性化教育，助其成才；不能使具有不同才能的同学得到不同程度地发展。我们的教育主要依智商取材，甚至单凭知识权衡，以此为主要尺度，在培育一种类型的人才时，却封杀了其他各类人才。高校不应用同一种方式去教育所有的同学，而应因材施教，顺应其才性，既不能旱涝由之，也不能拔苗助长，要紧的是为其创造适合成长的条件与环境。我国已有19所大学启动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这个项目在制度设计上都共同聚焦于拔尖学生的精心甄选和重点培养，但是如何培养尚没有明确的说法，我们希望这个计划能成为因材施教、个性化教育的典范。

三、解决问题的建议

（一）国家政策引导

目前大学的弊端之一是办学自主权不足和行政化严重大学像行政单位而非独立的教学科研机构学校在招生计划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建设等方面的审批立项受到限制，政府通过评估 评奖等行政手段介入学校管理的各个方面而在学校内部，行政权力同样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博士教授，甚至一些知名专家都在追求或迎合官本位的思想，不仅打破了他们精力上的合理分配，也助长了腐败现象的滋生漫延目前，这些现状已引起了国家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有委员建议，淡化行政权力对高等院校的约束和干预，明确取消高等院校的行政级别，改变大学校长的产生方式，民主遴选大学校长。

现有的高考制度显现的弊端，比如一考定终生，唯分数录取，分数线的地区差异性等都一定程度地制约了人才的选拔，各个地区已逐步在进行新的高考制 度的尝试和探索，纲要也提出了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新机制，列出了择优录取 自主录取推荐录取定向录取等试点项目但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应对高考内容和形式的改革进行总体把关和部署，确保各项新方案的具体实施 国家在保证教育公平的基础上，可适当增加教育投入，特别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的专项投入合理调配中西部地区城乡之间的教育资源配置，保证农村 偏远地区优秀人才的成长同时，国家还应尽早建立风险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相关法律，确保自主创新项目在资金筹集投资管理财务税收等运作过程中有法可依只有 在国家相关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学校才有可能恢复到它的本原状态，单纯地追求学术自由学术卓越。6

（二）加强人文教育

创新人才的培养中最最根本的是什么？我们都知道，无论是一个民族还是一个国家甚或是一个单位，文化至关重要。就大学而言，文化是大学的灵魂，是其核心竞争力所在，因为文化可以产生凝聚力、创造力、教育力和影响力。同时，就我们个人而言，文化也是自立自强的根本。所以说，创新人才培养的基础在于文化。4下面我想从几个方面谈谈我们的认识。

第一，培育多样性、包容性文化，厚积促进创新人才成长发展的文化土壤。以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统计数字为例，自1901年诺贝尔奖至今，608名获奖者中有246名是美国人。有研究者认为，其中奥妙就在于美国是一个以多元化和包容性文化著称的国家。然而，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更多地表现出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一元性特征。因此，要克服一元性文化特征的消极影响，需要我们持久地有意识地努力自制，在构筑大学文化时，需要在顶层进行有意识的设计。

第二，积淀浓郁深厚的人文艺术底蕴，为创新人才插上飞翔的翅膀。面对迅速变化的世界，大学教育不应该只是在学生头脑里安置一个工具，更重要的是使学生形成思考的习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第三，营造敢于求新立异、习于公开竞争的学术氛围，鼓励创新人才脱颖而出。建设一所好大学，需要很多的支撑条件，尤为重要的就是拥有一大批个性鲜明、学术精湛的教授，拥有一个具有浓厚创新精神和公开竞争的学术氛围。我们大学的责任就是要通过持续不断地融入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创新意识，培养敢于求新立异的个体，营造公开竞争的学术氛围，吸纳西方文化之精华，促进传统文化的自我扬弃。11

（三）激发学生和大学的创造激情。

没有激情就没有创新，但在一个被浮躁与功利色彩笼罩的社会变革时代里，又该如何激发与呵护学生的创造激情，如何让我们的大学更具创新的激情，这确是一个难题，又是一个简单命题。它难，难在我们要改变自己、超越自我甚至是要超越社会的现实，还难在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它简单，简单在不需要经费的投入，不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既然激情对于培养杰出人才如此重要，我们要破解的课题就是：如何让我们最具“激情”?

（四）培养人才要有多样化的模式

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在经历了10年高等教育的重大变革与调整之后，“ 培养模式创新”将是未来10年中国研究型大学教育创新的难点与关键，也是中国的研究型大学逐步形成自己“发展特色”与“成熟模式”的时期。模式创新决定我们能否培养出创新人才和杰出人才。多样化的“模式创新”之目的是为学生的成长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样化的选择，这样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创造激情，有利于培育学生的批判思维，也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9

培养学生和每个人的批判思维。一个只会被动接受知识、只会相信书本和权威的人无法去创新，无法成为杰出人才，而一所在制度和环境上不鼓励批判精神、不鼓励挑战“权威”和“定论”的大学也无法培养出杰出人才。大学教育必须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认识到这一点或许简单，但要做到却实在不易。如果用“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这样的标准和要求审视我们的大学教育，包括我们的课堂教学、考试环节、考核评奖、教育方式、管理制度、大学文化，等等，需要改变和改革的地方可以说比比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能够作为的地方同样比比皆是。

参考文献

[1] 沈正斌等.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N].新安晚报，2009-11-11.[2] 卢晓东.如何破解“钱学森之问”兼论创新型人才培养与高校教学改革[J].中国高校科技，2011(7):9.[3] 方克立.钱学森之问与创新型人才培养[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11-13.[4] 方倩琳.高校教学改革与创新人才培养［N].中国教育报，2006-11-24.[5] 万祎.答“钱学森问”议人才培养[J].教育与职业·校长论坛，2011(1):62-63.[6] 李陈筛.从政府与大学关系之视角试解答“钱学森之问”[J],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教育论坛）,2011,9(14):11-14.[7] 庞跃辉、许尚立.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视域求解“钱学森之问”[J],高等教育管理,2011,5(1):45-52.[8] 范良藻.试答“钱学森之问”—如何缔造一流大学，如何培养一流科技人才[J]，科学中国人,2010(5):72-77.[9] 展涛.求解“钱学森之问”培养人才，要有多样化的模式[J],人民日报，2009-11-30.[10] 周恒.从“钱学森之问”说起[J],科学与社会,2011,1(2):1-6.[11]平旭.德育视野中的创新人才[J].江苏高教，2001,(2).

第二篇：钱学森之问之我见

钱学森之问之我见

年级：2011级

专业：法学

姓名：赵晓云

学号S01114031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举例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18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4个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钱老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2009年10月31日,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驾鹤西去,我们在怀念这样一位大师的同时,他那一句振聋发聩的质疑——“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也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深思。

谈到钱学森之问，不得不谈的另一个同样声名大噪的问题——李约瑟谜题。李约瑟作为一名英国近代的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在他的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发问：“为何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繁荣的中国？”再回顾钱学森之问，我们会发现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李约瑟谜题看似是对中国科技的思考，钱学森之问看似是反思中国教育体制的弊端，但二者的实质上都是对中国缘何没有科技创新型人才的质疑

很多人在对钱学森之问进行分析探讨的过程中都进行了一定的总结，但遗憾的是，大家都普遍将目标聚焦在高等教育上，将钱学森之问替换成了“为什么我国的高等教育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但是在我看来，我国杰出人才缺乏的原因，不能简单归咎于某一个教育阶段，从学前教育到小学、中学、大学乃至整个的社会环境都应对我国杰出人才的缺乏承担责任。在我看来，钱学森之问的答案甚至可以追溯到我国的传统文化。

我国儒家传统文化是一种“学而优则仕”的“官文化”，自隋唐开始，科举制度变一直延续为之后历朝历代所采纳。而科举制度正是“官文化”的显著表现之一。读书的目的一度被释义为是求取功名。到明清则更甚，科举考试的内容则仅仅局限于八股文。在这种“官文化”与“文化实用主义”的影响下“一切不以‘升官发财’为依归的智力活动都被视为‘不务正业’，一切自然技术研究成果都被贬斥为‘奇技淫巧’”。这种“官文化”腐蚀了学人的学术兴趣，阻断了其走向学术研究的路径。同时“官文化”是一种讲究等级，扼杀平等与真理的“酱缸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个体是被奴役的、个性是被束缚的、思想是被压抑的。于是“人们‘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惟独不畏真理；„„崇拜权力、崇拜金钱，惟独不崇拜知识”。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天人合一”“、贵和尚中”，突出体现为重群体轻个体的价值取向和整体性思维方式。“社会本位”价值的强势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个体的价值与个体主体性，整体性思维方式也必然会影响个体思维的多元化与创新性。

在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催生了学术领域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对于一些看似没有实际用途或短期内无法创造价值的自然科学问题，便乏人问津。除此之外，中国古代是小农经济国家，即使是科学领域的新发明也多是基于农业生产的经验，这在很大程度上舒服了人们的思想，抑制了人们的创造力。

视角转回现代，我们已经废除科举制度数百年，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早已得到世界范围的普及，但为何我国的自然科学依然落后于西方世界？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无一位中国本土的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得者却出现了六位华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在此之下，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的教育和我们的社会环境。

我国的教育改革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口号虽然都是素质教育,但在实施过程中绝大部分中小学实行的却仍然是应试教育,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在我国的基础教育阶段我们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其情景———“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古时候我们的评价理念是“学而优则仕”,现在我们的理念是“考高分就是好学生”。钱学森曾说,在他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其中一个就是在北师大附中的6年,另一个就是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读博士。钱学森后来曾这样告诉他的学生:“师大附中给学生创造了一个非常宽松的环境,培养了我的科学兴趣”。钱学森第一次见到冯卡门,就得到了这位世界著名大师的赏识,就是因为他具备了一个优秀科研人员应有的素质,即敏锐的思维。这种素质的形成与北师大附中实施的宽松、自由的教学理念和学习风气有很大的关系。我国的基础教育现状让我想起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有段关于儿童“六个解放”的论述:解放儿童的头脑,使他们能想;解放儿童的双手,使他们能干;解放儿童的眼睛,使他们能看;解放儿童的嘴,使他们能谈;解放儿童的空间,不要把儿童关在笼中,使他们能到大自然、大社会里去扩大认识的眼界,取得丰富的学问;解放儿童的时间,不把他们的功课表填满,不逼迫他赶考,不和家长联合起来在功课上夹攻他们。卢梭曾说过,孩子是自然之子,让他们自发、自动地从环境中学习,比传统的书本教育要有效率得多。如果我们的老师在教学上都能以陶行知先生的“六个解放”来要求自己,让学生的身心、思想都能得以解放,让学生不再为框框条条的标准所束缚,不再为繁多复杂的考题所桎梏,不再对学习心存畏惧,不再对标新立异视若畏途。那时,我们的学生们对学习充满向往,对知识充满渴求,神思飞扬,激情勃发,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就会更强,我们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将正式启动。

“大学精神”是大学自身存在和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的文明成果,它是科学精神的时代标志和具体凝聚,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高级形式。面临知识经济的机遇和挑战,建设“大学精神”不仅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需要。“大学精神”的本质特征概括为创造精神、批判精神和社会关怀精神。钱学森2005年3月29日下午在301医院的人生最后一次系统谈话中指出: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人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培养大学的创新精神我们还可以借鉴国外一流大学的经验。自1901年设立诺贝尔奖以来,这个代表当今世界科学最高水平的奖项已经颁发了百余年。从诺贝尔奖诞生以来已经产生了400多位诺贝尔奖获奖者,其中美国是最大的赢家,美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占到了全球获得该奖人数的70%以上。据统计,美国共有27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什么美国能获得这么多的诺贝尔奖,看看其大学精神就知道了:哈佛大学以师资雄厚,将近40名教授因获诺贝尔奖而著称,学生以学术卓越、全面发展、自信能干而闻名。耶鲁则以教授治校、思想开放、人文一流、盛产总统而骄傲。而普林斯顿大学以重质量、重研究、重理论,并培养出3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卓誉世界。哥伦比亚大学既是一所大学,也是一所大企业,也培养出3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年轻的斯坦福大学以强烈的进取精神,提出不因袭任何传统,沿着自己的路标向前,以“学术顶尖”的构想建设大学,成为“硅谷”的强大后盾。善于创新是大学精神的灵魂。要想在教育理念、办学思想、培养模式、教学管理等方面塑造自我,具有个性,没有创新是不行的。总之,凡是有特色的大学,都因善于创新,坚持走自己的路而成名,并培养出了一大批世界各领域的杰出人才。所以树立具有创新思想的大学精神我们才能真正培养出杰出人才。

其实，中国并不缺少具有科研素质的年轻人才，但往往在现实社会中难以取得成就。杨振宁和李政道就是关于中国缺少科学土壤的最好例证，正所谓“境内为枳，过海为橘”。要想真正培养出杰出人才，真正解决钱老的“杰出人才”的质疑，我认为，我们需要彻底舍弃我们现实社会中具有强烈等级思想的官文化，代之以平等的思潮，要将我们的应试体制做出根本性的变革，注重培养学生在多个领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兴趣，在高等教育之前应该将我们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培养学生学习的“宽度”而非“深度”。在高校中，要努力将高校“去行政化”，还学校本来之“象牙塔”面目，附学校以自由热烈的学术气氛。我想，在此之下，钱老的疑问应当得以解决矣。

第三篇：钱学森之问观后感

视频钱学森之问观后感

教育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根基，教育是一个国家动力的源泉，教育是一个时代进步的根本，教育者，国之大计也。

钱学森老先生在晚年曾不止一次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他的忧虑------“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2009年8月6日,与温总理的最后一次见面中,他依然说:“培养杰出人才,不仅是教育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 钱学森大师去世前留下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大学不能培养出杰出的人才。钱老去世后，这成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就中国与西方教育的对比来看，中国对孩子一直进行着填鸭似的的教育，老师在课台上讲，学生在台下被动的接受。无论是小学还是大学，中国大学生中毕业后创业的同学少之又少，学生似乎成了一种职业，中国大学生的毕业就意味着失业，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大的原因是中国的学生太多了，而社会可以提供的就业岗位是有限的。这是由中国人口大国的性质决定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学生的创新能力，或者说没有活跃的思维，没有年轻人应该有的闯劲儿，其实创业也不失为一种良好的就业抉择，这是由中国的教育方式决定的。在我看来，中国的学校太看重面子。

中国的学校一直在忙碌着，忙升学率，忙学科建设，忙的都是面子工程，中国的学术剽窃现象很严重，这也是中国学术不立足于现实急于求成的表现，这也反映了中国迫切需要学术上的成果来推进各方面的发展。

中国的教育中看重的是学生的计算能力和记忆能力和西方发达国家则是看重学生的动手能力和集体意识，相似越来越发达的今天，集体的优势会越来越明显，其实中国在当前的大学教育中已经开始重视这一点，在竞赛和任务中经常以团队的形式进行比赛和作业，培养大学生的合作意识。这是值得肯定。

钱学森说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上学时的那种浓重的学术氛围是最令他记忆犹新的，在美国，学生可以和导师以平等的身份进行学术交流，这样可以调动学生的思维，进行创新性研究。而中国的大学则是采取了填鸭式的老师讲课，学生被动接受的方式，中国的大学也曾经试图去拓展学生的学习层次，中国打大学好多都开通了选修课以利于学生可以拓展自己的知识面，但其实这些选修课时间也被学生用到了写作业上。中国的教育还有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将学科分的太细，其实各个学科都是相通的，学的知识多，考虑问题才能全面。以一种很大局的意识来思考问题。对于中国教育的发展，我想说以下几点，一 中国大学培养不出接触的学生还有小学，中学和高中教育的原因，中国应该进行全方位的教育制度的改革，中国在教育上的投入还是很少。教育是国之根本，是国家鲜活生命力的源泉，中国的教育可以采取和中国当初改革开放相似的方式，当初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则是先让一部分人先进行西方式的教育，这还要从教师开始，中国应从现在开始就选派优秀教师去美国或其他国家进行教育方法的培训学习，而且每年都应当派遣，这样才能逐渐改变中国的教育主体，还有就是中国的教育部门应当进行教育体制的改革，从某些试点城市开始，从某些试点大学开始，然后逐步推广到全国，这可能需要三四十年的时间或者更长时间，但我相信终究会成功。英语应是中国教育的重中之重，当前世界的科技中心在美国，学好英语有利于我们接受美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印度的科技水平目前在我国之上，就是因为在英语方面占有优势，还有中国香港的发展，不仅是由于其资本主义体制的优势还有英语的优势。中国的教育改革是一个漫长且艰辛的过程，但是我们相信中国的教育部门正在进行这不懈的努力，未来中国教育的前景是光明的。

第四篇：“钱学森之问”演讲稿

大家好，我是代表第四组和大家谈一谈钱学森之问这个话题的。钱先生晚年多次提出一个关乎国家未来的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在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大师、创新型人才。

一些人可能就不赞成，你怎么能说中国没有大师？我们不光有大师，还有泰斗。在中国那么多学科领域都有自己的大师，甚至泰斗。然而，我们要知道，“大师”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我们把“大师”定位为世界顶尖的科技奖，比如诺贝尔奖、数学菲尔zi兹奖等等，那么整个华人世界屈指可数，如果把标准再提高一点，科技界重要科学分支的奠基人，他们的思想有深刻的、系统的、持久的影响的学者，我们没有一个，这是一个事实。

想必大家都会对“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等类似的论调感到反感。但是面对“钱学森之问”——关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艰深命题，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遥远的西方。寻找其中的差距或者说是不同。

我不敢说以下讲的几点能以小见大，但我们无法否认。中国学生后劲不足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右上角一位网友的话。这位网友提出了中国教育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中国学生的学习后劲儿不足：中国的学生从幼儿园就开始紧张，小学、初中层层加码，到了高中弦绷得最紧，然而进了大学就开始松懈。读硕士生、博士生，就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除此之外，很多人并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继续学习。

相比之下，西方鼓励孩子的是个人智慧的发挥。西方的学生到了大学才开始提速，真正加码，最后他们的学生比中国的学生走的远，往往能在所学领域有所建树。

中国学生前紧后松的学习，使学生既没有了童年的快乐，又丧失了成年后的收获。

这是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大楼的地板上的一块金属牌子上写着一句英文（Teachers open the door but you must walk through it yourself.）是不是有点像中国的那句老话“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的意思，开始阶段，师傅要手把手地教你，要把你领进去；等你有了能力后，再自己走自己的路。然而西方人的理解是：师傅只把门给你打开，即使进门这一步也得你自己去走，更不用说后来了。西方在一开始就培养学生的独立性，而东方则总是对孩子不放心，要扶着他们走，送了一程又一程。

中国人的读书兴趣早衰

且不说普通大众，中国知识界的人，读书兴趣也早早就衰竭了。这里讲的读书，是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提高自己的技能、在自己的领域中有所建树的学习行为，不是手里随便拿本印刷品、电子书就叫读书。中国人读书的目的性强，不少人读书，就是为了将来能生存，有个稳定的工作。一旦大学毕业找到了工作，就再也没有学习的动机了。留在大学或者科研机构的人，读书的生命会长一点，因为要评职称。但是，一旦评上了职称，特别是评上了教授、博士生导师，读书的兴趣就很难再有。这是学术界的普遍现象。高中毕业生最狂欢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撕书或是烧书。现在的家庭很少有书房，即使有，那也是孩子学习的地方，很少有成年人安静的坐在书房看书，即使空闲的时候也是在逛街、打麻将、看电视。

中国人过分强调知识

学位的名称就能反映出东西方教育的价值观念不同。中文的“硕士”对应英语的“master”,中文的博士对应于英文的“philosophy of doctor”。硕和博说的都是量特别多。然而英语中的“master”是掌握娴熟的意思，主要强调领会和动手能力。英语中的“philosophy of doctor”，doctor在英语中有医生和博士的意思，最早指的就是医生，医生就必须具有临床经验，能够给病人治病。可以说，一个在某一行掌握了最高技艺的人，再加上具有“哲学”知识的头脑，这才是西方所理解的博士。在中国学习是强调整个知识体系的构建，把所学的东西翻来覆去的去考，然而在西方则是把所学知识应用起来，进一步转化为生产力。死要面子的教育

中国人不仅自己要面子，也喜欢给别人面子。中国的教育讲究面子，特别是学校的建设。从中学到大学，每个学校花钱最多、盖得最漂亮的都是校门和校门口那几栋大楼，然而真正关系到学生生活的宿舍、食堂，就顾不了那么多了。相反，西方的很多大学，校门就是一个小铁门或者石头柱子，或者有可能找了半天找不到校门。然而这些学校的宿舍那可是没的说。比如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可以住上小楼房，有停车场，有花园甚至游乐场。

一顾及面子，很简单的事情也就变得复杂了。面子大的向面子小的请教，担心失了面子；面子小的向面子大的请教，又担心别人会说自己挣面子；面子一样大的人之间相互请教，又担心对方的面子大于自己。这样顾及很累，但是我们中国人乐此不疲。

也许大家会认为我站着说话不腰疼，中国人多呀，中国人穷怕了，其实站着的不是我，而是这位教授，方毓智教授。他在国内很多高校已经做过多场关于“钱学森之问”的讲座。也唯有这样的教授才能给予我们更大的启迪。上面讲的几点都总结于他所著一本书，叫做《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他一共写了36点。

前一段时间在网上我们经常看到这么一则报道：凌晨4点半还是5点半的哈佛大学图书馆，灯火通明，座无虚席。也许是这样的，也许是这样的，你也许还会在书店看到这种书。这些报道的动机也许是好的，但是内容是假的。隶属于哈佛本科学院的所有图书馆里，目前应该就只有一个（Lamont Library）是在工作日二十四小时全天候开放的。但是即便是这样，图书馆在后半夜都很少有人。大家都是人，绝大多数人都需要有充足的睡眠来保证第二天的精力充沛。说这个其实就是想提醒大家要注意身体，毕竟身体是最重要的。人都学垮了，哪来的人才？

可以称得上是姊妹篇

《为什么美国盛产大师》无意当中发现的，封面有这样一句话，他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

20世纪美国经济发展取得了惊人成绩，这向世人昭示：人才是重要的，顶尖人才是更重要的，而顶尖人才的成才机制是最重要的。

祖国的未来寄托于下一代。准确地说，寄托于具有想象力、创造力的下一代。

第五篇：创新型人才培养经验交流 -

凤凰商业服务中心项目创新型人才培养经验交流

关于创新人才的培养，不管是从国家层面还是集团公司层面，都受到各级领导高度重视的，尤其在我们公司，关于人才的引进、培养和交流在历届项目管理研讨会中都重点讨论，这方面已经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有的已经制度化，有的在实践成功后大力推广，有的也得到公司领导一致认可。具体到项目管理部层面，创新人才的培养也是公司培养与项目培养相结合，并在很多优秀项目部管理实践中产生很多好的值得推广管理经验，下面，我仅代表凤凰商业服务中心项目在创新人才培养工作方面浅谈一些做法供大家参考。

一、确保一定的经费投入

项目部对公司分派的专业技术人员培养工作十分重视并确保一定的费用投入，不管是从工作还是生活角度，对于基本的需求配备都十分到位，同时，对于用于生产研究工作所需的各种设备投入到位，如BIM培训所需的软硬件设施、部分仪器设备购买，进行绿色施工技术研究和新技术应用示范研究等设备设施投入等。

二、将公司创新激励机制宣传到位

项目部通过组织对新老员工学习武汉建工管理制度和程序文件（如最近项目管理手册）等，让他们在工作中熟悉公司各项管理制度同时，争做武建人，传播武建文化，维护武建信誉，把各项制度融入于实际工作中，各部门技术管理人员通过学习公司《专项奖励办法》后，都表示创新的积极性一下子提高起来。2015年下半年，项目技术创新方面取得较好成绩（取得实用新型专利4项，发表学术论文3篇，拟总结施工工法两个，在绿色施工技术和新技术应用方面成绩也很显著）。

三、有浓厚的创新氛围和创新带头人

项目创新氛围浓厚，项目部定期进行创新工作总结和经验交流，还同兄弟项目部进行互访，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等。项目部形成了以项目经理桂高斌同志为创新带头人创新团队，其中以项目经理桂高斌同志为第一完成人的《预制混凝土薄板胎膜制作及安装施工技术》从实用新型专利到完成国家级工法的申报并逐步实现产业化，是一个非常典型非常成功的产学研创新案例，在项目部乃至公司都起到很好的示范效应。在2015年下半年，以桂高斌为第一完成人的两项实用新型专利获得授权和一篇学术论文在核心期刊发表。

四、创新人才的识别及创新团队的建设

项目部对项目各专业技术管理人才管理工作高度重视，更重要的是进行人才识别与有针对性的培养及分配具体的工作任务，项目部有以项目经理桂高斌同志为代表的创新管理和商务经理贺梅芳为代表的造价管理以及以魏义佳同志为代表的宣传管理等方面典型人物，同时以他们为核心形成了以他们为代表的一个个团队，对项目不同岗位管理人员的特长进行识别并制定有针对性的培养计划，使他们迅速成长成才，最终为公司驻外项目输送了一批优秀管理人才，因此，凤凰商业服务中心项目各项管理工作都较为出色，较好完成各项工作目标。

五、创新人才培养的方式与方法

在凤凰项目的创新人才培养方式方法方面，有以下几点经验可供借鉴： 1.集体学习与个人学习相结合

凤凰商业服务中心项目制定集体学习制度，利用晚上和周末时间，由项目领导组织，委派有一定学术专长的人进行一次专业课题讲座和专业技术交流等。如已经进行的有专利创作培训学习、BIM技术交流、鲁班奖工程创优资料及视频学习、QC创作学习等。同时项目还成立了一下团队及小组，BIM团队、绿色施工小组、新技术推广应用小组、QC小组、创新兴趣小组等。在集体学习之余，就是个人制定一些学习计划，项目定期检查指导。2.一对一培养及指导交流

对于公司新员工，根据师徒协议要求，项目部安排师傅与徒弟一对一指导，定期交流培养的心得。在这方面，我作为项目部2015年新员工王展展的师傅，我第一次带徒弟，没有什么经验，但是我把我在公司几年来的工作经验和管理经验，结合项目管理工作，有针对性的有计划的对他进行传授和指导，在很多方面，他的表现超过我同期水平。他的BIM技术及计算机操作技术、有限元分析软件应用及学术论文撰写等方面能力都已经远远超过我，所以我觉得压力很大。但是我不断给他加压，他的成长速度非常快。

六、岗位的轮动

按照现在创新人才的标准，应该既有技术创新人才，同时也有管理创新人才，还有技术创新兼管理创新复合型人才，这方面的复合型人才也是公司所欣赏和重视的，而这方面的人才培养必须要进行岗位轮动才能培养出来。以项目交流出去的邓鑫、石磊为例，都是在技术与管理两个层面轮岗后培养起来的复合型人才。

以上是我代表凤凰商业服务中心项目进行的一些创新人才培养经验交流，做得好的仅供参考，不好的请批评指正。

武汉建工凤凰商业服务中心项目

夏文才 201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