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钱学森之问的思考

第一篇：关于钱学森之问的思考

关于“钱学森之问”的思考

1.什么是 “钱学森之问”

2005年7月29日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钱学森之问”，也有人把它称为“世纪之问”。这是钱老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因“钱学森之问’，所问的是为何新中国的教育没有育出民国大师级的人物来，这里我们有必要说一下民国。民国大家辈出，杰出人才灿烂星辰，一连串名字跃入眼中，文化上如鲁迅、朱自清、胡适、郭沫若等，科学上如竺可祯、吴有训、李四光、胡先啸等.不胜枚举、为何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里，我们没有培养出民国时期那样耀眼的大师呢？

诺贝尔奖1901年到2010年间一共有812位获奖者，其中华人获奖者有10位，分别为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析、朱棣文、崔琦、**十四世、高行健、钱永健、高馄。获奖的812位获奖者，除了一位中国政府不承认的1989年和平奖外，无一人是中国国籍。获得自然科学类诺贝尔奖的8位华人中，只有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崔琦接受过新中国的基础教育。崔琦1951年曾在北京读中学，次年就到香港培正中学就读，随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代表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的自然科学类奖的获得者，可以说全都与新中国的教育无关。2.“钱学森之问”产生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杰出人才的培养匮乏引人深思，是什么导致了“钱学森之问”的局面？以下在三方面分析其原因。

一是长时间缺乏良好的大环境。经历长年的战争，新中国百废待兴，当时主要的任务是巩固政权和恢复经济，后面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再后面是“文革”时期，一直到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这几十年里，缺少一个培养人才和尊重人才的良好环境，国家没有很好地重视知识分子阶层人才的培养。甚至在“文革”中，需要周恩来总理牵头做重要人物保护名单、民国走过来的大师在**中没有受国家名单保护，很可能要受批斗之苦，那么那个时代如何培养创新能力呢？知识分子几十年不能潜心修学，教育就出现很大的问题。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一位杰出人才的培养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没有人才和教育的连续，一个国家要不断涌现杰出人才是困难的。

二是长期不重视创新能力的教育。在高校层面上，教育评价有僵化的倾向，如进行职称等的评定普遍依据论文数量和申请课题的多少，这其实并不是真正性的重视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高校研究人员进行自由探索和导致抄袭等学术问题。中小学的教育在高考影响下功利化严重，谈不上具有实质的创新教育，应试教育模式长期没有改观、国家推行“素质教育”及新课程改革，但事实是学生的负担并没减轻，在高考的压力之下，很多教育改革没有力量。且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基础教育盛行灌输的模式，应试中奉行标准答案，这直接扼杀了学生的自由想象创新的能力。三是推行的全面发展教育不利于杰出人才的生长。如学生进大学必须面对高考，需要在所有科目上均得到良好发展，这样才能在高考中占据优势，进入大学。在某一方面具有潜质的学生，在长时间的“全面发展”教育下很可能就逐渐泯然众人。加德纳的多元智能框架涵盖言语/语言智能、音乐/节奏智能等九种智能。从此可以看出，人类成功可以在不同的智能上取得进步，杰出人才的培养也一样，很少有人在所有方面都取得好的成绩。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在高考中数学、物理、化学和英文总共考了25分，其中物理只考了5分，英文从没学过，考0分，所幸靠着文科成绩——中文和历史两个100分，通过了清华的考试。同样的例子还有季羡林、钱钟书进清华大学，放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事情。具有上面三位大师的潜质的人才，在今天有可能就埋没此生。

综合分析，可以看出这些原因都与政府层面的教育政策等有关系，政府对教育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在现代文明里，教育是离不开政府的，成功的教育也首先是政府在主导的。美国一位学者有这样的话：政府是“一位长期的，也许甚至是永久的赞助者，他有时慷慨，有时漫不经心，有时十分冷淡，毫不在乎，相当反复无常和易变，片面地采取行动，从来不能完全依靠，总要仔细留神”。由此可见，政府的行为和策略在教育的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其对教育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则可使教育向前；若非正确的，则可能使教育停滞不前或者后退。所以，政府对教育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进行科学的规划，造就良好的教育大环境，积极地推动教育向前发展是至关重要的。3.关于“大师级”的人才培养

所谓的杰出人才是具有创造能力的人才。按照哈佛大学荣誉校长陆登庭教授的话讲，对于这类人才的培养应该是，从学生进入大学开始，在使他们很好地掌握现有的知识、信息和理论（这是任何学术研究的基础）的同时，大学的主要努力方向是使学生能够成为参与解释、发现和创造知识或形成新思想的人。创新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由各种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有机地组成。创新能力由知识因素、创造性思维能力和个性品质因素构成。创新教育是一种新型教育，它把教育看作是一个引导学生接受、消化、运用知识和信息，培养他们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智慧的过程。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创新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知识放在首位。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理论，并且学会了独立思考与工作，他必定会找到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些主要以获取细节知识为其训练内容的人来，他一定会更好适应进步和变化。”要想解答钱学森的问题，我们必须更新教育和人才培养理念，探索建立使人才脱颖而出的培养模式和方案。笔者认为首先需要在高校开设创新类课程，进行创新思维模式培养渗透，不仅针对学生群体也针对教师群体，以至于整个社会；再者，注意正确的社会价值取向和良好的社会制度导向对教育的影响作用；更重要的是，给学术以自由，创造宽松自由的学术气氛。

（一）创新思维模式培养渗透

我们的高等教育已经认识到创新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一些高校也开始开设创新类课程或对老师们首先进行创新思维培养，让老师们将创新思维带到每门课程的课堂，这对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是一个好的开端，对于中国教育是“对症下药”的一种治疗方式。当然，有些老师还是死抓住知识体系的完整性不放，在有限的课时内以知识的传授为主组织教学，而忽略了思维能力的启发，还没能将创新思维带入课堂；但也有些老师为创新而创新，没能抓住创新教育的主旨，整堂课程全没有知识的传授，全部变成思维的启发。需要强调的是切忌将创新课堂变成脑筋急转弯的训练，中国古语有云“学而不思则周，思而不学则殆。”我们一定要把握好思维培养和知识的传授之间的辩证关系，将思维培养渗透到知识的传授过程中。

（二）社会制度的激励对人才培养的作用 学校是社会的缩影，教育处在社会的大背景之下，教育的问题其实质反映的是社会问题。大师级人才的出现需要有培育大师级人才的土壤，这不是在高校进行教学改革所能实现的。如中国古代“学而优则仕、科举制度、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助长了人文科学的发展而抑制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为改变科技落后的面貌，中国曾倡导过“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话虽然在当时曾受到批判，却在实际上鼓励了无数青年发奋地学习科学技术。这都体现了社会的价值取向对人才培养的作用。而今重理轻文的文理分科及高校中学科设置的高度专业化以一种新的形式阻碍了大师级人才的诞生。人们逐渐认识到可持续发展需要文理相通，我们培养的人才应该是全而发展的综合性人才，逐渐实现高中文理不再分科制度对人才培养会有一个好的导向作用。

好的制度也将引导社会良性发展，制度激励机制在本科教学方而是有成功典例的，这也给中国的高校教育带来前进的勇气。这正如丹尼尔·W·布罗姆利所说：任何一个制度的基本任务就是对个人行为形成一个激励，通过这些激励，每个人都将受到鼓舞而去从事那些对他们是良有益处的经济活动，但更重要的是这些活动对整个社会有益。把创新视为提高创造财富潜在的现实能力的一种行为，那么创新不仅对创新者个人是有益的，而且最终社会利益将因为个人的创新而得到增进。正是创新的这一规定性决定了对创新行为的激励是必要的:“尽管不同的政治体制会选择不同的方式方法来设计这些激励机制，但基本的经济问题仍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社会实施长期不鼓励个人发明创造的激励机制。”

（三）人才培养的最高境界是宽松自由的学术气氛 中国的教育一直强调其社会属性，其实教育的最高境界是人对自身价值的一种追求。被誉为“德国教育之父”的洪堡指出：教育是个人状况全面和谐的发展，是人的个性、特性的一种整体发展，教育是一个人一辈子都不可能结束的过程，教育是人自身目的，也是人的最高价值体现。彭加勒说得明白“科学家不是因为大自然有用才去研究它，他研究大自然是因为他对它感兴趣。”爱因斯坦也曾说“推动我进行科学工作的是一种想了解自然奥秘的抑制不住的渴望，而不是别的感觉。”科学研究强大的动力，在于人的认知动机——好奇心、求知欲。科学就是追求真理，对科学家来说是目的，不是达到其目的的手段。大师级人才不是教出来的，也不是制度规划出来的，不要试图通过国家手段规划出某年某华人会以中国国籍获得诺贝尔奖，我们备好孕育人才的土壤，大师级人才自会生根发芽。这还需要从高校做起：一方面，给学生创造一个自由呼吸的生命课堂，让他们自主参与、积极思维、快乐体验、主动发展，在课堂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高校的生存环境是孤寂与自由，国家必须保护科学的自由，在科学中永无权威可言。

为了自身的发展而受教育而非为了生存生计，这也许才是教育的最高境界吧。中国真正缺失的是人才成长的土壤，是宽松的学术氛围。用中大校长黄达人教授的话说“怎么培养大师？至少我是不知道的。如果我掌握了规律，那我应该先把自己培养成大师。作为学校，能够做的也仅仅是努力去营造一个比较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 4.就“钱学森之问”对我国培养杰出人才的教育改革的建议

（一）重新唤起教育育人之本意

教育的本质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钱学森之问”涉及的实际上是对学生智力的培养，具体来说是对学生创造力的培养。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即创造力是怎样生成的或者说创造力是不是教育培养的结果。很多学者认为创造力是个体自发生成的，是一种内在机制作用的结果，但却因此走向极端而否定或者轻视教育的作用，这是值得商榷的。教育是个体发展的需要，教育教给学生一定的知识，促进学生情感的发展，拓展学生的思维方式，发展学生的想象力，这些都是个体创造力发展所必需的。因此可以说教育是个体创造力形成的基础，甚至也可以说创造力是教育培养的结果。然而在实践操作层面，教育束缚和压制学生个性，阻碍学生创造力发展的事情时有发生。我们将教育的社会功能极端化因此遮蔽或忽视教育培养人的功能，没有把教育当作教育来看。在这种极端“工具主义”的影响下，教育领域忽视个体身心发展规律的事情屡见不鲜。

鉴于此，需重新唤起教育育人之本意，将学生个体作为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基础教育阶段，为所有适龄儿童提供接受优质、高效教育的机会，真正做到教育面前人人平等。切实杜绝片面追求升学率或以追求升学率为唯一目的教育现象，打破升学这一评价指标的霸主地位。教育内容的选择满足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阶层学生个体的切实教育需求。选择灵活多样的教育教学方法，充分考虑不同个体的个性心理特点，真正做到因材施教。高等教育阶段，重塑大学“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改变大学校园行政力量压倒一切的不良风气，还学术力量以话语权，使大学成为研究高深学问之机构。改变大学随社会之风摇摆的附庸地位，还“象牙塔”以自由，使之适当超越并引领社会的发展。

（二）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

（1）在高校层面上改变现今的重视论文数量和依据所申请课题的学术评价体系、杰出人才不是依靠论文的数量和申请课题的多少而定，而是实实在在的创新和对人类社会的贡献。

（2）改革基础教育模式、由千篇一律的模式变为多样化的大学入学方式，让有特长的学生能够成为基础教育的成功者。制定灵活的录取制度，使得学生由中等教育进入高等教育阶段的程序更加科学，而不拘泥于高考总分的拔尖，让学生在兴趣和专长上得到有效发展，让有真正才能的学生脱颖而出。改革高考，引导基础普通教育更适合杰出人才的生长。

（3）借鉴成功的例子，构建适合本国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如钱学森早先就读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和后来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它们当时的教育模式就是非常成功的。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真正重视培养人的创新能力，重视科学技术发明创造，让人的创造潜能得到发掘，育人方式和评价体系形成合力，共同来促进教育模式的改革。

（三）慎重考虑“全面发展”观

今天的中小学生的学习负担明显比一二十年前重，除了一些基本的功课，很多学生还学习各类其他课程，如画画、歌唱、舞蹈等，还要参加一些额外的辅导班，例如奥数类的，花大量精力钻研一些研究生都不会做的题目。在文明发达的现在，一个人如要全面发展，是非常不现实的，知识在急剧增加，以有限的青春和精力来追求无限的知识，显然是不明智的，所以科学的全面发展观是适度的全面发展，要把有限的时间与精力放在最适合发展的时期学习个人所热衷爱好的有潜力发展的方面。

第二篇：我对钱学森之问的思考

我对“钱学森之问”的思考

姓名：邓欣

学号：09300220029 任课教师：陈金华

摘要：100年前，一位英国学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古代科技那么发达，为何到了近代就如此落后呢？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今年，与世长辞的物理学家钱学森也提出了类似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建国以来我们培养不出世界级的杰出人才？的确，仅从2000年设立国家最高科技奖的14位得主来看，11位是建国前培养的。就此，我结合我的调查报告，从大学的体制、教师、学生三方面来谈谈我的一些认识。

关键词:素质教育

专业细分

严师出高徒

独立学习能力

质疑权威 正文：今年，98岁高龄的一代大师级科学家钱学森与世长辞。钱老一辈子心忧祖国，为祖国的科技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还多次提到我国现在教育存在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大学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与广泛讨论。

教育是兴国之本，也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方面。教育开展地科不科学，直接影响国家的未来。可惜的是，邓小平曾遗憾地指出，教育是我们改革最大的失败。我认为，这种失败的表现以及钱学森之问的解释都是：中国没有一所高校像世界超一流大学的培养模式来进行教学。最近，我怀着浓厚的兴趣，制作了一份调查表，并对比古今中外，对这个问题展开一些分析，下面我就几点谈谈我的想法。

首先是大学体制方面。教育改革一直强调素质教育，不要死读书。诚然，这方面我们已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远远不够，我的调查表明，仅有18%的同学认为中国素质教育是比较成功的。他们大多认为，空喊素质教育口号，政策上却不变，这是不能让同学们按决策者的想法做的。在我周围，很多同学选修课不听，抱着一本高学分的数学书或英语书在啃，我问他们，他们便这说是舍小取大，低学分的不用听，及格就行。更可怕的是有人用体育课来泡图书馆。我心想，这样即便绩点高居榜首，也是不能成为杰出人才的。教育贯彻科学发展观首先要贯彻科学育人观，坚持以人为本，把学生培育成一个完整的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任何知识都有其潜在价值，任何技能手艺也是如此。诺贝尔获奖者就没有几个是一心只为绩点的，他们往往思维活跃，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培养多种兴趣。如爱因斯坦与小提琴的不解之缘，纳什擅长各种体育活动。要知道，创新思维往往就是从艺术的形象思维中来。杨振宁曾指出科学家要有点艺术修养，能够学会文学家艺术家那种形象思维，在科研工作中才能有思维跨越性，实现创新。

在建国前，我国的大学以综合性大学为主，建国后由于教育经验不足，故借鉴苏联的办学模式，将大学里专业分得很细。有的学院可以分出4到5个系。其实我一直认为这样的分法不利于培养科学家等大师级人物，而仅仅是培养一些一般人才罢了。中国现在不缺少一般人才，但很缺少能带领一群一般人才的杰出人才。而杰出人才作为领头羊，必须要博学。25%的同学则持相反观点，他们认为专业细分能加大知识深度，并举了古代一些例子。但是在如今学科交叉融合的大势所趋之下，要成为大师往往需要各方面都懂一点，这样在搞研究时思路才会开

阔，遇到问题时总能进入一片新天地。钱学森在加州理工时就常去听化学、生物的讲座。仅仅懂得一方面的知识越来越无法独立完成一项工作，尽可能多的吸收各方面知识绝对有利于一个学生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之下，学校应该加强学生的全面教育。这一点复旦大学做得较好，通识教育开展得有声有色。无论啥专业都要求学习六大模块课程。可是，中国大多数高校在这一方面做得不足。

此外还有一点就是高校行政气息越来越浓，学校领导人的学术代表形象逐渐隐退。加州大学分校校长杨祖佑认为，一流大学校长的任务，就是把好教授请进来并且让他们长期留下来。校长的任务就是寻求、招募世界顶尖学术人才，创造好的科研环境让他们长期留下来做研究。校园是社会为数不多的净土，想培养拔尖人才必须是学校笼在学习氛围中，而不是行政气息。教授除了搞科研还要带学生，实现教学相长。学校的行政管理人员的工作就是为教师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在今天的很多大学里，本应作为主体的教学实际上成了叨陪末座的角色。而且，行政人员与教授应该统一标准，才不会挫伤教师积极性。我舅舅在湖南师范大学任教务长，他告诉我说，那里同一级别的教授和行政人员实行双重标准，一个副教授要升教授，除了教学工作量以外，还必须有科研成果的杠子、还必须有教书育人的成果，还必须通过学生对其教学效果的打分等等，但对于一个副处长升任处长，主要是上面的态度和本人的要求而已。

其次我再谈谈老师方面。本来是“严师出高徒”，这是自古已然的。可现在，许多老师似乎用“大学是没人管的”口号来麻痹自己，对学生的管理很松。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1清华大学1928到1937年期间，每年学生淘汰率达27.1%，理学院甚至达到69.8%，但成绩却是斐然：仅仅是物理学院的71位本科生中，就出现了21位中科院院士，2位美国科学院院士。让我们再来看看国外，我叔外公的一个外孙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物理学博士。他告诉我那里的教授都是很严厉的。一份实验报告要规规矩矩，平均都要20多面；在实验室做实验想伪造数据投机取巧的一定会被批评的体无完肤；理论作业大多是设计题，需要自己查资料解决，想敷衍了事、随便写几句的同学一定会被扣很多分。据报道，美国北爱荷华州立大学英语系的一位终生教授被引进中国后，无法理解中国高校的低教学标准，竟在3年后返美。将这两种与当今高校的“松师时代”对比，曾经的“严师时代”一去不再了。我的调查表明，有25%的学生更喜欢宽松的老师。其实并非宽松本身不好，而是现在很多地方教师不该送的也松了。去年就有一名中南大学物理系教授一学期都未布置过作业，而遭到停职处理。由于评分标准与学术要求由授课教师自己决定，部分教师有意放宽要求，形成皆大欢喜的局面，制造校园表面的“和谐”。而这其实助长了学生的不正心里，导致每当学期开始，不少同学四处打听各任课老师查到情况、给分好不好等，调查显示竟有25%的学生用给分情况来评价一位老师。

学生方面也是有问题的。尽管现在许多高校内有一些学习讨论小组，强调自学能力。可参与学生太少，没形成一种氛围。有时还是被动参与，讨论时不太积极。我表哥说，在康奈尔大学有相当多的讨论课，有时教授根本不讲课，让学生提问，然后大家一起讨论解答。他说刚去时还不太喜欢这种形式，觉得浪费时间，后来才发现这种形式能很好的激发大家的思维，很多问题在讨论时不但得到解答，还可以得到深化，效率是极高的。表哥还说，大多教授很欢迎你去与他争论，但不太喜欢你缠着他问他一些课堂内问题，尤其是一些习题，他会让你自己解决。对比我国教育，尤其在大学前教育，我们极其鼓励学生多问，反复的问被看做好 1 数据来自《文汇报》2009年307期刊

学的代表。诚然，“学问”当然要问，但我们不能盲目地问，问之前我们自己应充分思考，查阅资料，一段时间之后仍无法解决再去请教老师。我以前总认为这样会降低学习效率，浪费时间，后来才明白花掉的时间换来的是思考能力的进步，是大大值得的，这样才能提高独立学习独立思考的能力。同为高中毕业，我国的学生要优于国外；可大学一读完，我国就落后了，原因就在于大学里更注重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也是教育的本质。国外学生从小注意这方面，父母都教育孩子独立，进入大学他们自然就有优势了。

另外，没有谁是一出大学校门就跻身大师行列的。往往还需要数年的奋斗。钱学森当然也是这样的。有些学生在大学里由于尚有绩点的动力，仍努力学习，成绩斐然，可是独立研究或参加工作时，便丧失了学习的动力。这方面我们要向国外学习。我们要推进终身教育，这是当代世界教育发展的大趋势。众所周知澳大利亚终生学习已成为“从摇篮到坟墓”的过程，冰冻三尺分一日之寒，培养杰出人才必是一个长期过程。

最后我就师师、师生关系谈谈看法。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高校里很多教师都是互相钦佩而又互相竞争，比如胡适蔡元培关于红楼梦问题撰文驳论。这就像讨论课一样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氛围，更重要的是带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这也是科学发展观在文化教育上的必然要求。总体来讲现在高校教师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氛不浓，远不及民国北大时的那种“兼容并包一切思想”氛围，大家见面都客客气气，一群教授围着桌子讨论千年业等不到到一个拍桌子的人，只能听见定时的掌声。我觉得这是民国时期产生了那么多大师的原因之一。钱学森指出，在加州大学老师之间经常在一起辩论，互相启发，也互相竞争，又绝不保守。老师常常开讲座宣传自己的成果，甚至同一时间开讲座来竞争。比如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泡林与医学界关于大量服用维C的争辩。

另外就是师生关系。学生对老师的确是尊敬的，可是大多数却不敢或者说不会质疑老师，即便有，也是很浅层次的。任何学术权威都有错误，我们学习他的理论，若能出挑出其不足之处，说明我们已经透彻理解其精髓。何况真正有学问的教授是欢迎你指出他的不足的。在国外大学，教授让学生代替自己讲一些不太清楚的东西，而自己在下听讲的例子并不在少，学术讨论时人人平等，表哥回忆说教授在听博士生甚至是研究生科学报告时都是很认真的，不明白的就问，没什么面子问题。但在我国学生这方面意识不强，一位复旦化学系的研究生学长告诉我说，在研究生阶段学生质疑导师都不多，有怀疑一旦被导师否定后，绝大多数便不再坚持，更何况本科生啊？的确，我们就这一点应从教师入手，让老师者主动地启发学生，也可实现教学相长。

“钱学森之问”一石激起千层浪，高校已抛出“中学校长联名制”新的录取方式，党和国家也很重视。我所做的思考尽管不深，但却是现实中亟待改进的地方。与牺牲环境资源相比，教育一旦被牺牲，是更难弥补的。科学发展观已指示我们取得了一些进步，我相信它必将引领我们在教育改革的路上迈出更大的步子。

参考文献：1《钱学森书信选》

钱学森书信编写组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8年

2《留美生与中国教育学》

陈志科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9年

3《可持续发展与教育》

中华教育网

2009年

4《文汇报》

上海发行

2009年307期

第三篇：钱学森之问之我见

钱学森之问之我见

年级：2011级

专业：法学

姓名：赵晓云

学号S01114031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举例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18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4个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钱老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2009年10月31日,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驾鹤西去,我们在怀念这样一位大师的同时,他那一句振聋发聩的质疑——“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也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深思。

谈到钱学森之问，不得不谈的另一个同样声名大噪的问题——李约瑟谜题。李约瑟作为一名英国近代的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在他的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发问：“为何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繁荣的中国？”再回顾钱学森之问，我们会发现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李约瑟谜题看似是对中国科技的思考，钱学森之问看似是反思中国教育体制的弊端，但二者的实质上都是对中国缘何没有科技创新型人才的质疑

很多人在对钱学森之问进行分析探讨的过程中都进行了一定的总结，但遗憾的是，大家都普遍将目标聚焦在高等教育上，将钱学森之问替换成了“为什么我国的高等教育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但是在我看来，我国杰出人才缺乏的原因，不能简单归咎于某一个教育阶段，从学前教育到小学、中学、大学乃至整个的社会环境都应对我国杰出人才的缺乏承担责任。在我看来，钱学森之问的答案甚至可以追溯到我国的传统文化。

我国儒家传统文化是一种“学而优则仕”的“官文化”，自隋唐开始，科举制度变一直延续为之后历朝历代所采纳。而科举制度正是“官文化”的显著表现之一。读书的目的一度被释义为是求取功名。到明清则更甚，科举考试的内容则仅仅局限于八股文。在这种“官文化”与“文化实用主义”的影响下“一切不以‘升官发财’为依归的智力活动都被视为‘不务正业’，一切自然技术研究成果都被贬斥为‘奇技淫巧’”。这种“官文化”腐蚀了学人的学术兴趣，阻断了其走向学术研究的路径。同时“官文化”是一种讲究等级，扼杀平等与真理的“酱缸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个体是被奴役的、个性是被束缚的、思想是被压抑的。于是“人们‘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惟独不畏真理；„„崇拜权力、崇拜金钱，惟独不崇拜知识”。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天人合一”“、贵和尚中”，突出体现为重群体轻个体的价值取向和整体性思维方式。“社会本位”价值的强势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个体的价值与个体主体性，整体性思维方式也必然会影响个体思维的多元化与创新性。

在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催生了学术领域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对于一些看似没有实际用途或短期内无法创造价值的自然科学问题，便乏人问津。除此之外，中国古代是小农经济国家，即使是科学领域的新发明也多是基于农业生产的经验，这在很大程度上舒服了人们的思想，抑制了人们的创造力。

视角转回现代，我们已经废除科举制度数百年，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早已得到世界范围的普及，但为何我国的自然科学依然落后于西方世界？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无一位中国本土的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得者却出现了六位华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在此之下，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的教育和我们的社会环境。

我国的教育改革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口号虽然都是素质教育,但在实施过程中绝大部分中小学实行的却仍然是应试教育,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在我国的基础教育阶段我们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其情景———“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古时候我们的评价理念是“学而优则仕”,现在我们的理念是“考高分就是好学生”。钱学森曾说,在他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其中一个就是在北师大附中的6年,另一个就是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读博士。钱学森后来曾这样告诉他的学生:“师大附中给学生创造了一个非常宽松的环境,培养了我的科学兴趣”。钱学森第一次见到冯卡门,就得到了这位世界著名大师的赏识,就是因为他具备了一个优秀科研人员应有的素质,即敏锐的思维。这种素质的形成与北师大附中实施的宽松、自由的教学理念和学习风气有很大的关系。我国的基础教育现状让我想起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有段关于儿童“六个解放”的论述:解放儿童的头脑,使他们能想;解放儿童的双手,使他们能干;解放儿童的眼睛,使他们能看;解放儿童的嘴,使他们能谈;解放儿童的空间,不要把儿童关在笼中,使他们能到大自然、大社会里去扩大认识的眼界,取得丰富的学问;解放儿童的时间,不把他们的功课表填满,不逼迫他赶考,不和家长联合起来在功课上夹攻他们。卢梭曾说过,孩子是自然之子,让他们自发、自动地从环境中学习,比传统的书本教育要有效率得多。如果我们的老师在教学上都能以陶行知先生的“六个解放”来要求自己,让学生的身心、思想都能得以解放,让学生不再为框框条条的标准所束缚,不再为繁多复杂的考题所桎梏,不再对学习心存畏惧,不再对标新立异视若畏途。那时,我们的学生们对学习充满向往,对知识充满渴求,神思飞扬,激情勃发,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就会更强,我们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将正式启动。

“大学精神”是大学自身存在和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的文明成果,它是科学精神的时代标志和具体凝聚,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高级形式。面临知识经济的机遇和挑战,建设“大学精神”不仅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需要。“大学精神”的本质特征概括为创造精神、批判精神和社会关怀精神。钱学森2005年3月29日下午在301医院的人生最后一次系统谈话中指出: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人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培养大学的创新精神我们还可以借鉴国外一流大学的经验。自1901年设立诺贝尔奖以来,这个代表当今世界科学最高水平的奖项已经颁发了百余年。从诺贝尔奖诞生以来已经产生了400多位诺贝尔奖获奖者,其中美国是最大的赢家,美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占到了全球获得该奖人数的70%以上。据统计,美国共有27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什么美国能获得这么多的诺贝尔奖,看看其大学精神就知道了:哈佛大学以师资雄厚,将近40名教授因获诺贝尔奖而著称,学生以学术卓越、全面发展、自信能干而闻名。耶鲁则以教授治校、思想开放、人文一流、盛产总统而骄傲。而普林斯顿大学以重质量、重研究、重理论,并培养出3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卓誉世界。哥伦比亚大学既是一所大学,也是一所大企业,也培养出3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年轻的斯坦福大学以强烈的进取精神,提出不因袭任何传统,沿着自己的路标向前,以“学术顶尖”的构想建设大学,成为“硅谷”的强大后盾。善于创新是大学精神的灵魂。要想在教育理念、办学思想、培养模式、教学管理等方面塑造自我,具有个性,没有创新是不行的。总之,凡是有特色的大学,都因善于创新,坚持走自己的路而成名,并培养出了一大批世界各领域的杰出人才。所以树立具有创新思想的大学精神我们才能真正培养出杰出人才。

其实，中国并不缺少具有科研素质的年轻人才，但往往在现实社会中难以取得成就。杨振宁和李政道就是关于中国缺少科学土壤的最好例证，正所谓“境内为枳，过海为橘”。要想真正培养出杰出人才，真正解决钱老的“杰出人才”的质疑，我认为，我们需要彻底舍弃我们现实社会中具有强烈等级思想的官文化，代之以平等的思潮，要将我们的应试体制做出根本性的变革，注重培养学生在多个领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兴趣，在高等教育之前应该将我们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培养学生学习的“宽度”而非“深度”。在高校中，要努力将高校“去行政化”，还学校本来之“象牙塔”面目，附学校以自由热烈的学术气氛。我想，在此之下，钱老的疑问应当得以解决矣。

第四篇：钱学森之问观后感

视频钱学森之问观后感

教育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根基，教育是一个国家动力的源泉，教育是一个时代进步的根本，教育者，国之大计也。

钱学森老先生在晚年曾不止一次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他的忧虑------“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2009年8月6日,与温总理的最后一次见面中,他依然说:“培养杰出人才,不仅是教育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 钱学森大师去世前留下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大学不能培养出杰出的人才。钱老去世后，这成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就中国与西方教育的对比来看，中国对孩子一直进行着填鸭似的的教育，老师在课台上讲，学生在台下被动的接受。无论是小学还是大学，中国大学生中毕业后创业的同学少之又少，学生似乎成了一种职业，中国大学生的毕业就意味着失业，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大的原因是中国的学生太多了，而社会可以提供的就业岗位是有限的。这是由中国人口大国的性质决定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学生的创新能力，或者说没有活跃的思维，没有年轻人应该有的闯劲儿，其实创业也不失为一种良好的就业抉择，这是由中国的教育方式决定的。在我看来，中国的学校太看重面子。

中国的学校一直在忙碌着，忙升学率，忙学科建设，忙的都是面子工程，中国的学术剽窃现象很严重，这也是中国学术不立足于现实急于求成的表现，这也反映了中国迫切需要学术上的成果来推进各方面的发展。

中国的教育中看重的是学生的计算能力和记忆能力和西方发达国家则是看重学生的动手能力和集体意识，相似越来越发达的今天，集体的优势会越来越明显，其实中国在当前的大学教育中已经开始重视这一点，在竞赛和任务中经常以团队的形式进行比赛和作业，培养大学生的合作意识。这是值得肯定。

钱学森说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上学时的那种浓重的学术氛围是最令他记忆犹新的，在美国，学生可以和导师以平等的身份进行学术交流，这样可以调动学生的思维，进行创新性研究。而中国的大学则是采取了填鸭式的老师讲课，学生被动接受的方式，中国的大学也曾经试图去拓展学生的学习层次，中国打大学好多都开通了选修课以利于学生可以拓展自己的知识面，但其实这些选修课时间也被学生用到了写作业上。中国的教育还有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将学科分的太细，其实各个学科都是相通的，学的知识多，考虑问题才能全面。以一种很大局的意识来思考问题。对于中国教育的发展，我想说以下几点，一 中国大学培养不出接触的学生还有小学，中学和高中教育的原因，中国应该进行全方位的教育制度的改革，中国在教育上的投入还是很少。教育是国之根本，是国家鲜活生命力的源泉，中国的教育可以采取和中国当初改革开放相似的方式，当初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则是先让一部分人先进行西方式的教育，这还要从教师开始，中国应从现在开始就选派优秀教师去美国或其他国家进行教育方法的培训学习，而且每年都应当派遣，这样才能逐渐改变中国的教育主体，还有就是中国的教育部门应当进行教育体制的改革，从某些试点城市开始，从某些试点大学开始，然后逐步推广到全国，这可能需要三四十年的时间或者更长时间，但我相信终究会成功。英语应是中国教育的重中之重，当前世界的科技中心在美国，学好英语有利于我们接受美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印度的科技水平目前在我国之上，就是因为在英语方面占有优势，还有中国香港的发展，不仅是由于其资本主义体制的优势还有英语的优势。中国的教育改革是一个漫长且艰辛的过程，但是我们相信中国的教育部门正在进行这不懈的努力，未来中国教育的前景是光明的。

第五篇：“钱学森之问”演讲稿

大家好，我是代表第四组和大家谈一谈钱学森之问这个话题的。钱先生晚年多次提出一个关乎国家未来的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在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大师、创新型人才。

一些人可能就不赞成，你怎么能说中国没有大师？我们不光有大师，还有泰斗。在中国那么多学科领域都有自己的大师，甚至泰斗。然而，我们要知道，“大师”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我们把“大师”定位为世界顶尖的科技奖，比如诺贝尔奖、数学菲尔zi兹奖等等，那么整个华人世界屈指可数，如果把标准再提高一点，科技界重要科学分支的奠基人，他们的思想有深刻的、系统的、持久的影响的学者，我们没有一个，这是一个事实。

想必大家都会对“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等类似的论调感到反感。但是面对“钱学森之问”——关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艰深命题，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遥远的西方。寻找其中的差距或者说是不同。

我不敢说以下讲的几点能以小见大，但我们无法否认。中国学生后劲不足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右上角一位网友的话。这位网友提出了中国教育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中国学生的学习后劲儿不足：中国的学生从幼儿园就开始紧张，小学、初中层层加码，到了高中弦绷得最紧，然而进了大学就开始松懈。读硕士生、博士生，就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除此之外，很多人并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继续学习。

相比之下，西方鼓励孩子的是个人智慧的发挥。西方的学生到了大学才开始提速，真正加码，最后他们的学生比中国的学生走的远，往往能在所学领域有所建树。

中国学生前紧后松的学习，使学生既没有了童年的快乐，又丧失了成年后的收获。

这是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大楼的地板上的一块金属牌子上写着一句英文（Teachers open the door but you must walk through it yourself.）是不是有点像中国的那句老话“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的意思，开始阶段，师傅要手把手地教你，要把你领进去；等你有了能力后，再自己走自己的路。然而西方人的理解是：师傅只把门给你打开，即使进门这一步也得你自己去走，更不用说后来了。西方在一开始就培养学生的独立性，而东方则总是对孩子不放心，要扶着他们走，送了一程又一程。

中国人的读书兴趣早衰

且不说普通大众，中国知识界的人，读书兴趣也早早就衰竭了。这里讲的读书，是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提高自己的技能、在自己的领域中有所建树的学习行为，不是手里随便拿本印刷品、电子书就叫读书。中国人读书的目的性强，不少人读书，就是为了将来能生存，有个稳定的工作。一旦大学毕业找到了工作，就再也没有学习的动机了。留在大学或者科研机构的人，读书的生命会长一点，因为要评职称。但是，一旦评上了职称，特别是评上了教授、博士生导师，读书的兴趣就很难再有。这是学术界的普遍现象。高中毕业生最狂欢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撕书或是烧书。现在的家庭很少有书房，即使有，那也是孩子学习的地方，很少有成年人安静的坐在书房看书，即使空闲的时候也是在逛街、打麻将、看电视。

中国人过分强调知识

学位的名称就能反映出东西方教育的价值观念不同。中文的“硕士”对应英语的“master”,中文的博士对应于英文的“philosophy of doctor”。硕和博说的都是量特别多。然而英语中的“master”是掌握娴熟的意思，主要强调领会和动手能力。英语中的“philosophy of doctor”，doctor在英语中有医生和博士的意思，最早指的就是医生，医生就必须具有临床经验，能够给病人治病。可以说，一个在某一行掌握了最高技艺的人，再加上具有“哲学”知识的头脑，这才是西方所理解的博士。在中国学习是强调整个知识体系的构建，把所学的东西翻来覆去的去考，然而在西方则是把所学知识应用起来，进一步转化为生产力。死要面子的教育

中国人不仅自己要面子，也喜欢给别人面子。中国的教育讲究面子，特别是学校的建设。从中学到大学，每个学校花钱最多、盖得最漂亮的都是校门和校门口那几栋大楼，然而真正关系到学生生活的宿舍、食堂，就顾不了那么多了。相反，西方的很多大学，校门就是一个小铁门或者石头柱子，或者有可能找了半天找不到校门。然而这些学校的宿舍那可是没的说。比如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可以住上小楼房，有停车场，有花园甚至游乐场。

一顾及面子，很简单的事情也就变得复杂了。面子大的向面子小的请教，担心失了面子；面子小的向面子大的请教，又担心别人会说自己挣面子；面子一样大的人之间相互请教，又担心对方的面子大于自己。这样顾及很累，但是我们中国人乐此不疲。

也许大家会认为我站着说话不腰疼，中国人多呀，中国人穷怕了，其实站着的不是我，而是这位教授，方毓智教授。他在国内很多高校已经做过多场关于“钱学森之问”的讲座。也唯有这样的教授才能给予我们更大的启迪。上面讲的几点都总结于他所著一本书，叫做《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他一共写了36点。

前一段时间在网上我们经常看到这么一则报道：凌晨4点半还是5点半的哈佛大学图书馆，灯火通明，座无虚席。也许是这样的，也许是这样的，你也许还会在书店看到这种书。这些报道的动机也许是好的，但是内容是假的。隶属于哈佛本科学院的所有图书馆里，目前应该就只有一个（Lamont Library）是在工作日二十四小时全天候开放的。但是即便是这样，图书馆在后半夜都很少有人。大家都是人，绝大多数人都需要有充足的睡眠来保证第二天的精力充沛。说这个其实就是想提醒大家要注意身体，毕竟身体是最重要的。人都学垮了，哪来的人才？

可以称得上是姊妹篇

《为什么美国盛产大师》无意当中发现的，封面有这样一句话，他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

20世纪美国经济发展取得了惊人成绩，这向世人昭示：人才是重要的，顶尖人才是更重要的，而顶尖人才的成才机制是最重要的。

祖国的未来寄托于下一代。准确地说，寄托于具有想象力、创造力的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