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大学教育的困境与出路——回答“钱学森之问”

第一篇：当代中国大学教育的困境与出路——回答“钱学森之问”

当代中国大学教育的困境与出路——回答“钱学森之问”

【内容摘要】当代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至少说明当代中国的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出了问题，至少说明当代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实践出了问题。然而，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从来都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它首先是一个国家的制度、社会的文化、政治的体制的问题。

【关 键 词】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实践。

当代中国的“桂冠”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在垂垂暮年里，为了唤起最高当局和有关方面对于教育问题的重视，每当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去看望他的时候，他都不厌其烦、明知故问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代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当代中国为什么产生不了大科学家、大思想家、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当代中国为什么至今还没有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这就是前些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当代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至少说明当代中国的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出了问题，至少说明当代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实践出了问题。然而，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实践的问题，从来都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它首先是一个国家的制度、社会的文化、政治的体制的问题。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一个多层次的存在。其最表层是经济，经济背后是政治，政治背后是文化。一个国家，可能是一个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但未必是一个文化大国，未必是一个具有崇高尊严和巨大魅力、影响力的伟大的民族。文化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命运，文化是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否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伟大的国家的最根本、最内在的“软实力”。在世界各国、各民族中间漂泊流荡、备受摧残和蹂躏而没有被消灭与同化的以色列证明了这一点；当代世界先进文化、先进价值观的实践者、倡导者、领航者的北欧几个小国家证明了这一点；多次遭受外族的入侵与征服，然而立国泱泱五千年，至今仍然继续存在与发展的中华民族也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什么是塑造文化的重要因素？文化的背后是什么？正确的回答应该是：教育是塑造文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文化的背后是教育。

教育的状况（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实践）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的性质。而大学教育，则是一个国家整个教育的领路者和航标灯。由于它直接导向人才的基本定型与人们的社会角色，因此它对于一个国家的整个教育具有明显的导向性。在一定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大学教育，就有什么样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是一个国家整体教育的统帅和灵魂。

前些年，以季羡林先生等为代表的一些中国文化的乐观主义者提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是中国文化拯救世界的世纪。针对这种观点，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金耀基先生提出：如果此间（21世纪）中国没有五十到一百个世界一流大学，所谓“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是中国文化拯救世界的世纪”云云，最多不过是一句美丽的空话。这种声音颇令人警醒。当下，印度人为什么能占有西方IT业百分之六七十的份额？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印度的大学教育搞得好，迄今为止，它的德里大学（1922年）、尼赫鲁大学（1969年）、瓦拉纳西的贝拿勒斯印度大学（1916年）等等，都是举世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南非迄今为止拥有四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两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名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它的开普敦大学（1829年）是享誉全球的世界一流大学，2004年世界大学排名第七十二位，其医学院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进行了胸外科心脏移植手术的世界第一流的医学院。现代以色列建国（1948年5月14日）之前，所有的移民定居点都建有学校。海法以色列理工大学（现在更名为以色列科技大学）1912年就开始招生。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建于1925年，是巴勒斯坦地区第一所综合性大学，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上最著名的高等学院之一。魏兹曼科学院建立于1934年，是一所具有国际声望的研究院，以从事科学研究和培养研究生而著称。现代以色列建立之后，最先通过的法案是《义务教育法》，以色列的教育经费一直不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8%，比例远远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每一百个以色列人中，就有二十二人已经完成或正在接受大学教育，是全世界拥有大学学历比例最高的国家；就业人口中拥有大学学历的人数占20%，仅仅低于美国。以色列的工程师比例居全球之首，每万人中有一百三十五名。以色列是迄今获得博士学位人数最多的国家。以色列学者在国际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也是全世界人均最高的，每年一万人发表论文一百一十篇。以色列的许多学者、科学家荣获过世界大奖，包括诺贝尔奖：从1901年至1995年，全世界共有六百四十五人次获得诺贝尔奖，其中以色列人一百二十一次，占诺贝尔奖获得者的18.76%，而以色列人占全世界人口却不到0.2%。

放眼当代世界那些发达国家，哪个不拥有数量众多的世界一流大学？而我们国家，至今还没有一所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还没有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更不要说别的大学了。

“春江水暖鸭先知”，中国的现代大学一降生就是一个“大产儿”。随着“欧风美雨”的东渐，具有悠久的“太学”传统和民间“书院”传统的中国教育，立即以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鲜明的文化特色，融入世界现代教育的大潮流之中。政府、民间、外国传教士等先后陆陆续续地创建了现名为武汉大学（1893年）、天津大学（1895年）、上海交通大学（1896年）、浙江大学（1897年）、北京大学（1898年）、山西大学（1902年）、南京大学（1902年）、复旦大学（1905年）、同济大学（1907年）、华西医科大学（1910年）、清华大学（1911年）、北京协和医学院（1914年）、湖南湘雅医学院（1914年）、燕京大学（1916年）、南开大学（1919年）、东北大学（1923年）、中山大学（1924年）等等著名大学，尤其是在八年抗战的烽火中，建立了屹立于西南边陲的西南联合大学（1937年）。从这些大学中，后来走出了许多科学、教育、文化、政治等诸多领域的大师、巨子和栋梁之才。

然而，回顾历史，正视现实，我们看到，随着中国社会的演变，中国的大学教育乃至小学教育、中学教育都发生了令人忧虑的巨大变化，产生并积累起一系列根本性的严重问题。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和难以解决，就是当代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重要原因。

这些问题，梳理、概括起来，似乎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长期以来，受制度、体制的决定和制约，我国的教育制度明显地不够良善

第一，表现为国家对教育的全面垄断。众所周知，现代发达国家的教育体系中，民办、私立学校（包括大学）占有巨大的份额，美国的哈佛大学（1636年）、耶鲁大学（1701年）、宾夕法尼亚大学（1740年）普林斯顿大学（1746年）、哥伦比亚大学（1754年）、布朗大学（1764年）等“常青藤大学”，就是最具说服力的明证。我国的民国时期，国立、私立教育并存，也有相当数量的民办、私立学校（包括大学），诸如，南开大学、燕京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华西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等等。然而，1949年以后，风卷残云，秋风扫落叶，我国取缔了所有的民办、私立教育机构，境内没有一所民办、私立的大学和其他各层次的学校。1979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才逐渐产生了一些发育不良的民办、私立的教育机构，包括民办大学和私立学校。但是，这些民办大学和私立学校，在各个方面都基本享受不到与国立大学和公办学校同等的待遇，致使它们的发育、发展困难重重，难成气候。由朱清时院士等亲手创办的深圳南方科技大学（2011年）一波三折、步履维艰的办学历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我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冲破重重阻力从发育、发展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开始的。经过三十多年悲壮的拼搏，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必须认识到，比较而言，民办、私立教育的发育和发展，要比民营经济、个体经济的发育、发展艰难得太多。

在很长时间内，我国教育的“主旋律”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我国，不是教育家办教育，而是政治家办教育；不是把教育当教育办，而是把教育当政治办；不是为国家、社会培养人才，而是为政权培养“革命的接班人”。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不是在自己的学校举行，而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校庆的主角不是校长、教师、学生，而是领导人。欧美等发达国家，它们的政府都十分重视教育，它们的教育也十分发达。但是，谁能告诉我们，它们有哪个大学的校庆是在国会或议会大厦里举行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不仅受政治权力的主宰而无所作为的情况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而且还受到了经济权力的严重干扰而无所措手足。清华大学的“真维斯楼”事件，就是一个生动的体现。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大学和学校常常能够得到来自一些大企业、大公司的捐款，但是，它们绝不会把学校的某座建筑以给它们捐款的大企业、大公司的名字来命名，因为这关系到教育的尊严和荣誉丝毫不可玷污与侵犯。

第二，“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的缺失。“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是实施良善教育须臾不可缺少的前提和资源。一个国家、社会、学校，当然应该有基本共识，但是与此同时，绝对不可以没有思想自由，相反它还必须努力提倡、促进、发展思想自由。思想自由才能产生人才，甚至天才；思想不自由，只能造就庸才，甚至奴才。胡适、徐志摩、徐悲鸿、刘海粟、钱学森、陈省身等等在思想自由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大学者、大诗人、大艺术家、大科学家，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有人说，现今的中国人已经丧失了想象力和创造力。我认为，这种说法不正确，至少很肤浅。中国人没有丧失想象力和创造力，中国人缺乏的是思想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制度安排与社会环境。自由像阳光一样宝贵。坚忍的中国人是“给点阳光就灿烂”，有点自由就能发挥出惊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时下“互联网”上那些幽默、深刻、独特、隽永的表达，就是雄辩的例证。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过：“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第三，“教授不治校”的缺憾。学校，尤其是大学，是传承、生产、创造知识、思想、精神的文化共同体。这个文化共同体，尊师重教，以“育人”为宗旨，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和学生是学校的主人，是学校重大决策的制定者；而管理人员则为教学、教师、学生提供有效服务，是教师、学生的集体意志和学校各项决策的忠实执行者、实施者。世界上（包括民国时期的中国）那些著名的大学，无一不秉持这样一种教育、办学理念。清华大学终身校长梅贻琦在1931 年 12 月2日的就职演说中就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为落实这种教育、办学理念，他和教师们一起创建了体现“教授治校”思想的清华大学“教授会”制度，学校的各项决策悉由“教授会”制定，而作为校长的他和其他管理人员，则不过是教师、学生集体意志和学校各项决策的忠实执行者、实施者。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尤其是大学，不仅完全抛弃了这种纯正的教育、办学理念，抛弃了这种优良的教育、办学传统，而且，反其道而行之，致使我国各级学校，尤其是大学，“官本位”“行政化”愈演愈烈，更加根深蒂固。迄今为止，我国各级、各类学校全都有行政级别；党委书记、校长、管理人员成为学校的主宰、“老板”和“白领”，包括教授在内的教师不过是“知识蓝领”和“文化打工仔”。这实在是中国教育的一大耻辱。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一个时期以来，一些教师，包括刚刚毕业入校的博士，不愿意当教师从事教学，倒是十分热衷于当官搞行政。

梅贻琦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伟大校长，可是清华大学里至今没有梅贻琦先生的雕像。北京大学未名湖畔角落里的蔡元培先生的雕像，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毕业生捐款建造的。

时下，许多大学的校庆活动，充分而集中地体现和展示了根深蒂固、愈演愈烈的“官本位”“行政化”思想与意识。校庆活动的主角，通常不是教师、学生、校友，而是党和政府的官员；请来的重要嘉宾，不是学者、科学家、文学艺术家，更不是那些至今仍默默无闻的普通劳动者校友，而是党和政府的要员，是如今当了大官的校友。“水木清华九十年”的校庆，主席台上前排就座的，绝大部分是党政官员；会场正对主席台的数百个红椅子，是专供当上了省部级官员的校友坐的。这哪里是学府，分明是官场！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主题宣传画上，高大的居中者是当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临时工毛泽东，他的两边是李大钊和鲁迅；画面上完全不见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和历史贡献的、被称为北京大学三个“兔子”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的身影。无独有偶，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纪念册上，占据显要地位的，也不是被称为“清华四哲”的梅贻琦、陈寅恪、叶企孙、潘光旦等大教育家、大学者，而是后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校友。

更为可悲的是，时下的一些大学已然沦落到给不良官僚发放“注水文凭”的可怜境地。云南省委原第一书记在所谓的“读博士学位”期间，没上过一次课，在博士论文上没写过一个字，便拿到博士学位，前些年携巨款逃亡国外，至今逍遥法外。当年美国总统里根曾暗示哈佛大学或耶鲁大学能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而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都毫不犹豫地明确表示拒绝。两相对比，确实是发人深省。

应该说，“教授不治校”，实在是由大的文化传统、社会环境决定和导致的。在这种大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中，中国社会长期弥漫着怕官、敬官的权力崇拜的鄙俗气；“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做“人上人”，是大部分士子、学人的人生理想和根本追求。一个时期以来，流行着一种似乎很权威的说法，20世纪中国出了三个伟大的巨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这种说法带有明显的“官本位”色彩。中国人历来不仅讲政统，而且讲道统、学统；不仅尊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而且更加尊崇孔孟老庄、李杜苏辛。20世纪的中国，不仅出了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而且还出了梁启超、胡适、鲁迅等等。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为过眼烟云、从来不作“谦谦君子”的毛泽东自己就说过，鲁迅是圣人，我至多不过是贤人。

对比我国的情况，外国的一些现象非常令人深思。在欧洲一个国家的小城，一位指挥家病了，市民们把自己家中的地毯拿出来铺在这位指挥家门口的马路上，为的是汽车走过时声音小一点，不要打扰了这位指挥家的梦乡，使他的病快点好。英国剑桥大学的克莱尔学院里的草坪旁边竖立着一个木牌，牌子上写道：“只允许教授踏入。”以此表达对教授的特殊尊重。德国前总理科尔说：“我们德国人对于大学教授的尊重远远超过了对于商业巨子、银行家和内阁部长的尊重，这就是我们真正的希望之所在。”奥地利总统访华，掏出的名片赫然有一行字：“某某大学哲学讲师。”这位总统为此感到很骄傲。俄罗斯的莫斯科大学校园里有许多雕像，其中大部分是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的雕像。在那些雕像中，我看到了两个中国人的雕像：一个是祖冲之，一个是李时珍，他们寂寞地站在异国他乡的阳光下和风雨中。但是，在他们自己的祖国，没有人为他们立雕像。具有九百多年历史的英国牛津大学，培养出了七个国家的十一位国王、六位英国国王、四十七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五十三位总统和首相、十二位圣人、八十六位大主教、十八位红衣主教，影响着整个文明世界。可是，从它的官方宣传材料中，人们几乎看不到这些。甚至迄今为止，这所英国最古老的大学没有举办过像样子的校庆。他们说，对学术、对真理的追求，让我们畏惧名利。法国的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中高度评价英国人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当时还没有这个词）。他说，牛顿的葬礼，王公大臣都参加了，他们跟随在牛顿的棺材后面，一直送到墓地，好像是国葬。他认为，当时法国比不上英国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法国人不像英国人那样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在牛顿逝世前后，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凄凉、寂寞地死在瑞典，就是一个例证。在法国巴黎，经过公民决定，至今安息在“先贤祠”中的四百六十多人中，只有十一位政治家，其余都是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科学家等等。法国人认为，不是拿破仑而是雨果救了法国；法国社会的根本转折是“从拿破仑回到雨果”。

第四，“学生不自治”的规章和规定。长期以来，我国的大学教育，没有把自己的教育对象——大学生当成已经独立的成年人，而是把他们当成仍然需要时时看护的不成熟的孩子；特别是出于防范青年人被敌对势力、敌对思想影响和利用而“和平演变”的考虑，更是对他们无论是个人的行为，还是集体（例如社团）的活动，都严加管理和控制。这是一个不小的误区和不必要的担心。所谓自治，就是公民依法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

所谓大学生自治，就是大学生在校期间，学着像一个郑重的公民那样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以准备在走向社会以后成为一个依法自治的良好公民。大学生自治，既是社会自治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公民自治的学习和预演，它对于大学生的成长、发育是十分重要和有益的。从根本上说，它是大学生自我成长的权利，我们的教育不仅不可以伤害它，而且还必须精心而有效地尊重它、呵护它。中国和世界的大学教育的实践证明，从具有学生自治、思想自由意味的学生社团中走出来的杰出人才，代不乏人。民国时期的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新民学会”说明了这一点；上个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几乎遍布全国各大学的学生社团也说明了这一点。

二、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理念，表现出的某种荒谬性

这种教育理念的荒谬性，第一，体现为严重忽视甚至排斥个性化教育。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世界有你会更美好，没有人能像你。神的眼中你是宝贝，在世上你就是唯一。你是如此如此的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最成功的民办教师，他一生秉持“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培养了三千多个“本科生”和七十二个“博士“（所谓“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为我们树立了伟大的榜样。可是，多年来，我们摒弃了“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正确教育理念，硬是要把上帝创造出的“作品”，变成生产线上的“产品”。当年钱钟书考大学，数学15 分，国文第一名，英语100分，他可以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当年吴晗考大学，虽然数学0分（考北京大学的成绩），但国文 100分，也可以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这些，在当下的中国，都是近乎“天方夜谭”的故事。现如今，人们怎么能设想，“韩寒”们能被破格录取上大学？

第二，这种教育理念的荒谬性，还体现为严重忽视甚至取消“精神成人”的文化素质教育。教育的宗旨是“育人”。大学教育的根本追求是学生的“精神成人，专业成才”，是使学生成为具有深厚的人文情怀和热烈的科学精神的有益、有用的人才。作为伟大教育家的孔子，秉持“君子不器”的教育理念，终生追求受教者成为君子、成为“君子儒”，而不要成为小人、成为“小人儒”。所谓“君子儒”，就是言行一致、表里如

一、有仁者心怀、有美好理想、有宽广视野、有博大襟怀、有高远志向，除了具有精湛的专业技艺之外，更具高尚品格的真君子、“道义儒”。所谓“小人儒”，与“君子儒”恰恰相反，他们言行不

一、表里不一，没有仁者心怀，没有美好理想，以“儒”为职业，虽有一定的专业技能，但“志于仕”“志于利”，是像奴才一样卑微的伪君子、真小人、“稻粱儒”“名利儒”。在众多出色的弟子中，孔子特别钟爱和器重的是颜回。颜回英年早逝，孔子大放悲声：“噫！天丧予！天丧予！”可见，孔子是把颜回看作自己的精神传人、精神之子。《论语》中有很多处记载了孔子对颜回的赞美，其中有一句特别典型：“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从这些赞美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最看重的，并不是一般人所特别重视的聪明才智，而是比聪明才智更为内在、更为根本的即人的道德、情操、意志、气象、趣味等文化素质与精神品格。儒家所尊崇的理想人格被命名为“孔颜人格”，颜回被儒家尊崇为“复圣”。在儒家文化的价值天平上，“仁”从来就高于“智”；儒家文化认为，完美的人是具备“仁、义、礼、智、信”的人。这“仁、义、礼、智、信”是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的有机统一，是人的文化素质的深刻内涵。

古今中外人才成长的实践证明，“道德常常可以弥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永远不能弥补道德的缺陷”（但丁）；“支撑生命的有三种激情：对爱情的追求，对知识的渴望，对人类苦难的同情与悲悯”（罗素）；知识不如思想重要，思想不如教养重要，教养不如情趣重要，情趣不如情怀重要，情怀不如信仰重要。正因为如此，爱因斯坦在《悼念玛丽·居里》中说：“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做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许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先贤一再告诫我们：“知道为智，体道为德。”“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四书·大学》）

然而，现如今我们的学校，尤其是大学，几乎成了单纯的职业技能培训所。我们的教育正在抛弃其根本宗旨和根本追求，按照“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教育要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的指引，把学生工具化、技术化、机器化、能源化、物质化、经济学化。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教育危机、文化危机，它的恶性发展将断送我们民族和国家的未来与希望。

实事求是地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许多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都取得了一些令人欣喜的成就和长足的进步；唯独教育领域变化不大、成就不大、进步不大，甚至在有些方面还有所倒退，概括地说，这主要就表现为严重忽视乃至取消文化素质教育。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曾经刮起的一股“高等教育产业化”之风，根本违背和抛弃了教育的宗旨与规律，把教育商品化、商业化，严重损害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精神和品格，大大恶化了中国大学生的生态环境。这股有害于立国之本的邪风，至今危害犹存。

三、我国的教育实践存在的某种扭曲和怪诞现象

这种扭曲和怪诞，第一，体现在对历史真相的掩盖和歪曲上。历史是人类的往事，是人类的记忆，是人类的宝贵财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它给人类提供巨大的智慧和勇气，是人类打开现实与未来之门的一把钥匙。

历史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对于增强和提升人们的文化、民族、国家认同感、尊严感，对于人们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以直面现实、继往开来，具有重要的意义。没有一个成熟的民族和国家不重视历史教育的。中华民族是立国泱泱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大国，从来就有修史、治史、读史的优良传统。

历史教育的基本而根本的内容，就是呈现历史真相（这虽然几乎是难以做到的，因为现今的人们难以回到历史现场，难以真实地复原历史全貌。但是，这依然是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崇高目标），探寻蕴藏在历史真相中的历史奥秘（这几乎也是难以穷尽的，所以有学者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然而，多少年来，我国在教育实践中，对一些历史真相实行了掩盖、歪曲的手法，使广大青年人对于自己民族和整个人类的历史知之甚少、甚浅，不知我们的民族、国家和人类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从而，成为没有历史感、也没有使命感的失重的“空心人”，使广大青年人思想浮浅、偏激，精神畸形、残缺；从而，成为没有大胸怀、没有包容性的抗拒世界主流文明的“愤怒”的“政治狂人”和难以理喻的疯狂的狭隘民族主义者（实际上是国家主义者）。

时下的一些青年人（甚至包括一些学历很高的年轻人），对于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诸如，抗日战争问题、西安事变问题、外蒙古独立问题、“抗美援朝”问题、三年大饥荒问题等等）不是茫然不知，就是所知甚少、甚浅、甚谬、甚偏。他们不时流露和展示出的历史观与价值判断，更是相当可怕、相当可悲，令人惶惶，令人谔谔。这是多年以来扭曲而怪诞的教育实践造成的严重恶果。

第二，扭曲而怪诞的教育实践，还体现在某些教育思想观念上的错误。比较典型的是“救恩论”思想。我们一面高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一面宣传“大救星”的观念。把一个政党伦理化为慈爱的“母亲”，把人民说成是这位慈爱的“母亲”养育和疼爱的儿女。其实，人民和政党的正确关系应当是：“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才是主人，才是“母亲”，任何政党都只应该是人民创造历史的工具；任何政党的权力，都理应是由人民授予的。2010年9月，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强调：“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品性良好的政党，应该是人民手中合意的工具，其宗旨应该是依据人民的授权为人民做事；一个政党，如果不合人民的心意，人民就有权利收回授权。

长期以来，这种“救恩论”灌输，还把士大夫的“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情怀，完全当成“为人民服务”的美好情怀，没有看到和剔除它里面包裹着的“为民做主”（而非“以民为主”）的封建主义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救恩论”的元素。例如，“得民心者得天下”：得民心，是手段；得天下，是目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只是强调为了更好、更长久地“乘舟”（坐天下），不可太不顾及民心、民意。“兵民乃胜利之本”：这里的“本”，不是作为目的的“本”，而是作为工具、作为本钱的“本”。这些，与“要让马儿跑，就要给马儿吃草”是同样的味道。对此，在继承并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时要有所警惕。

第三，我国的教育在其实践中，“工具论”观念长期盛行。这种“工具论”思想与“以人为本”的思想背道而驰。它引导人们把自己的一切无条件地奉献给所谓的“集体”和“国家”；从理论上，将个人主义（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与自私自利划等号，把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舍己为人的义勇精神相对立。其结果，既没有增强人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又造成了极其虚伪的社会道德风气。

四、多年以来，尤其是近年来，我国的教育在其实践中，堕落到赤裸裸地向广大青年灌输野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庸俗的成功学的地步

时下流行的野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信奉成王败寇、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把人类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和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的某些倚强凌弱、“强权即真理”的“实然”状态，说成是永远存在的“应然”状态；否认人类的历史实际上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地不断追求爱与公义的悲壮历程，否认人类历史从来就不乏牺牲个人利益、为人类道义而献身的事实和先驱。野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灌输，毒害了人们的心理，毒化了社会风气，使人们认为，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正义，只有永恒的利益”，人与人、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从而使人们丧失理想和盼望，使生活缺少爱与公义，使整个社会充满利益至上、一切为了自身利益的血腥的戾气。

时下横行无阻的庸俗的成功学，是其来自享乐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人上人”教育的大泛滥。它源于人的恶性物欲的极大膨胀，显示出中国人道德底线在某种程度上的沦丧和我国教育的严重溃败。这种极其庸俗的成功学，摒弃并嘲弄美好的精神价值追求，以物欲的极大满足为最大、最终的乐趣，渴望并追求“位子、票子、女子、房子、车子”的“五子登科”，其最为通俗而形象的表达是：“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绝不坐在自行车上笑。”这种思想，实际上是真小人在社会道德风气极其败坏情况下的斗胆表达，它对于欲望多多、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危害最大。正如有人说：“信仰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民主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自由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不能当饭吃的都不重要，于是信奉了猪的生活原则，于是也得到了猪的命运——迟早给别人当饭吃掉。”

不够良善的教育制度、相当荒谬的教育理念、扭曲而怪诞的教育实践，扭结在一起，像一个魔鬼之枷，桎梏着中国的大学生，像一根绊马绳索拦截着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道路。它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中国大学教育品格的侏儒化和中国大学生人格的病态化。中国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每时每刻都在“谆谆”告诫中国的学生：说真话的成本和代价太高（毛泽东就说过，说真话需要“五不怕”：“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罢官，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因此说话要三思而后说，行动要三思而后行。这样，中国人打小就学会了说谎（正如韩寒所说，中国人说谎是从小学写作文开始的），逐渐娴熟地掌握了“两套话语”，逐渐养成了说谎的习性，逐渐形成了“双重人格”。他们善于识别场合，善于察颜观色，善于把握自己，说话、做事可以拿捏到炉火纯青、游刃有余、“无法之法”的境界。他们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不一样，私下里说的和场面上说的不一样。如此这般，哪里还谈得上敢想敢说、敢作敢为、表里如

一、知行合一的独立健全的精神人格？

正确的诊断是有效治疗的前提。有了正确的诊断，就等于治疗成功了一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当代中国的大学教育陷于重重困境中久矣，其百病缠身，并且许多病痛已经成为顽症，难以在短时间内治愈，使其获得崭新的生命。但是，绝望的尽头是希望，不是哪里有生命，哪里才有希望，而是哪里有希望，哪里才有生命。我们必须有所作为，我们能够有所作为。

如前所述，根本说来，教育问题绝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它首先是国家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政治的问题。因此，要改良中国的教育，首先必须实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作为教育工作者，在推动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我们完全可以大力推动教育自身的改革。

我们可以在教育领域提倡并推动“天足”运动。“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要“科教兴国”，其前提是“国兴科教”。当下，“国兴科教”的当务之急，是给教育松绑，打破国家垄断教育的局面，还我国教育一双健康、美丽的“天足”。要大力扶持、发展民办、私立教育，要还民办、私立教育与公立教育同等的待遇，逐步形成公立、民办并存的多元局面。

我们可以在指导思想和制度安排上推动教育独立。“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亚里士多德的，归亚里士多德；亚当·斯密的，归亚当·斯密”，加快形成政治家、企业家、教育家三足鼎立、良性互动的局面。大力提倡企业家给教育以更多的资助，严格要求政治家为教育提供有效的服务。什么时候，我们的国家不再是政治家办教育，不再是企业家干扰教育，而是教育家办教育，教育家在政治家和企业家面前挺直脊梁、高贵而谦卑地昂起头颅，什么时候，中国的教育就获得了新生，中国就能够高贵而谦卑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们可以尽快树立、建立起“育人为本”、富有科学精神和职业精神的思想自由、思想表达自由的理念与制度，以保证教师和学生的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人格尊严。

我们可以尽快修订、改良、完善“高等教育法”，尽快制定“学生自治条例”。大力提倡、推动由学校的教师选举产生学校的校长、由学校的教师选举产生学校的“教师委员会”，坚定不移地走教育家办教育、教授治校、教师治校的道路。正确处理学校党委、校长、“教师委员会”的关系，有效保障学生的各项合法权利和权益，推进学生自治的健康发展。

我们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教育理念的大讨论，以洗刷荒谬的教育理念的影响，以确立纯正的现代教育理念。我们可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遵循“以人为本”“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宗旨，大力推动、有效实行“精神成人”的文化素质教育（关于文化素质教育，敬请参阅拙文：《文化素质的重要价值》《文化素质的基本内涵》《文化素质的有效建构》）。

像中国社会的发展一样，中国教育的大船已经驶入了深水区，风高浪急，险象环生，困难重重。但是，我们有五千年文化赋予的自尊、自信、自豪做底气，有全人类现代教育给予的启迪、激励、经验为指引，特别是有长期以来的失败、谬误、教训做警示，只要我们时时聆听来自星空和大地的声音，“把网撒在信心上”，一路走来一路想，一路走来一路做，我们就能够“背着因袭的重担”“肩起黑暗的闸门”，放中国的教育、中国的学生，尤其是大学生，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第二篇：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2013-12-04 15:18 来源： 中国改革论坛网 作者： 李庆霞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问题，历经30多年的改革历程，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发展日益艰难、腐败问题层出不穷、群体性社会事件接连发生、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这些现象自有其产生的具体原因，但无不与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有关。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是攻坚克难，认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可以说，能否解决腐败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而政治体制改革不但是反对腐败的重要举措，更是预防腐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

一、现行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及改革的必要性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荣·阿斯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詹姆斯·罗宾森(James A.Robinson)合著的书《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为什么国家会失败？》指出，社会的繁荣与贫穷是由体制决定的，成功的国家是“包容性体制”，失败的国家是攫取型体制。包容性的政治体制是指，政治权力分布广泛同时受到限制；有相对集中的政治权力确保基本设施的建设；人民广泛参与政治，制定并遵守宪法；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无疑证明了中国总体上是包容性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但不容否认的是，现行政治体制中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如下：

一是权力过分集中。在政党权力配置上，政治协商制度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目前，政治协商对党政决策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政治参与民主对话来实现的。但由于政治协商在党政决策中的法律地位还不明确，政治协商的程序也不够规范，这就难免使协商流于形式。在政府与公民的权力配置上，政府占优势。公民参与政府管理是民主化的趋势和重要内容，但现实是公众渠道存在着不健全和不畅通的情况，结果是造成公众与政府部门的紧张关系和对立情绪，甚至导致激烈的冲突。在政府与市场的权力分配上，市场往往被权力过大的政府所吞没，“看不见的手”常常被“看得见的手”所控制，尤其是在政府的权力运作程序不甚完善、政府责任制尚缺乏的情况下，政府在与市场、企业的利益关系中过大、过多的权力，严重地制约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是机构臃肿、官僚主义严重。根据帕金森定律：一个不称职的领导往往任用两个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当助手。两个助手既然无能，他们就上行下效，再为自己找两个更加无能的助手。如此类推，就形成了一个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领导体系。辽宁省铁岭市有一个县有9个副市长、20个副秘书长，河南省新乡市有16个副秘书长，湖南省平江县作为一个贫困县有10个副县长、4个县长助理。官员如此之多，必然造成机构臃肿、官僚主义、办事效率下降，同时还增加了行政成本。三是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权力缺乏监督，是腐败的根本原因。在轰动一时的郑筱萸案中，尽管有《行政许可法》的明确规定，药监系统在做药品审批时也引进了专家的技术评审，但是事后证明，专家的技术评审形同虚设，行政审批权力依旧高于一切。2007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答中外记者问时指出，“造成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力过分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而在现有的权力制约机制里，对“一把手”权力的制约，常常处于缺位状态，因此，“一把手”往往又是腐败几率最高的一个群体。

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导致了诸多的社会问题。

一是经济体制改革动力不足。中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依赖要素投入、规模效益的增长方式已难以持续，民工荒的现象说明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期已经过去，特别是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经济发展更是不能再依靠廉价劳动力，而全球金融危机也标志着以出口作为重要支柱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不再是出路。中国经济发展必须寻找新的力量。但是深入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却不容乐观。因为在中国这样一种政府主导市场经济建设的格局下，部分企业依托政府权力、借助于对公共资源和市场地位的控制和垄断，获取超经济利润，致使其他企业失去了公平竞争的机会，也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和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处境艰难，经济活动的民间动力下降。面对持续多年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式微，中国需要在体制上实施全面的改革以挖掘新的增长动力，寻求可持续的、均衡的、体现社会公平和公正的经济发展道路。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164 二是社会矛盾凸显。在社会转型和利益分化的过程中，市场经济在发育，利益群体在分化，社会层级在丰富，人群流动在加快，公民诉求在增加，致使一些领域矛盾凸显，纠纷层出，劳资冲突，医患矛盾，用地纠纷频频发生，国企改革中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大量工人下岗失业，失地农民问题逐年增加，农民工遭受歧视和生存发展无保障，房价一路高歌，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群体性事件连续发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如此复杂的社会矛盾急需社会管理加强，执政能力提高。但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方式和长期形成的官僚主义有时不但没有化解社会矛盾，反而使矛盾不断激化。上述诸多社会矛盾从表面上来看是经济体制改革所引起的弊端，可究其深层次的原因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到位，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协调，换言之，社会矛盾产生的主要根源是制度性缺陷造成的，化解社会矛盾必须从源头上抓起，加快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三是腐败现象严重。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腐败问题日益突出，甚至成为百姓最为关注和最为痛恨的现象。当今社会腐败种类繁多，“一把手”腐败；用人腐败；行政执法腐败；司法腐败；公贿；审批权腐败；基层政权腐败；垄断性腐败等10余种。中纪委指出，中国权力集中部门腐败案仍多。除了一把手腐败外，副市长腐败、村官腐败也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腐败的种类在增加，腐败的人数在扩大，腐败的特点与以往相比也明显不同，即腐败呈现为群体化、高官化、国际化、隐蔽化、巨额化、期权化，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拍卖等方面的腐败频繁发生，在这些领域中，腐败呈现出金融化、虚拟化的特点。腐败不但是人们最为痛恨的，也是对社会危害最大的，甚至于有亡党亡国的危险。由此可见，腐败成为最大的社会危害、最大的社会浪费、最大的政治挑战。而腐败的深层原因主要是由于权力过于集中并得不到有效监督导致的。由此看来，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被提上日程。

四是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结构固化为“贫富分化”的断裂社会。“仇富”与“嫌贫”日趋严重，普遍的不平衡感导致绝望。阶层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不断加大，特别是城乡差距日益明显，而且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城镇内部收入差距远远大于行业差距、地区差距。城乡之间的差别并不是一本户口簿的问题，而是因为一个户口簿引发的福利、就业机会、工资待遇、教育待遇等一系列权利的不同。民生问题与政治体制关系如何？究其实质，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权力分配方式，换言之，我们面临的是贫富差距，更是分配体制的不完善。这种贫富严重的两极分化不是市场经济自然形成的，大多数的暴富都和权力腐败与垄断有关，吴敬琏在2012年11月29日出席“财经年会2013：预测与战略”时表示，中国的贫富差别如此巨大，主要的原因是来自靠权力取得的收入。如此说来，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缩小贫富差距，从而避免社会矛盾激化，使社会保持稳定与和谐。

综上所述，现行政治体制中存在的权力过于集中、机构臃肿、官僚主义以及缺乏有效监督等问题，不仅导致了经济发展迟缓，贫富不均加剧，更滋生了腐败，而腐败危害的严重性，彰显了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由此看来，政治体制改革刻不容缓。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成绩及阻滞力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重要讲话，被看成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纲领，吹响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号角，这篇直指政治体制的总弊端即权力过分集中的讲话，为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邓小平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2]3271982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一是开始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二是精简了各级领导班子，三是加快了干部队伍年轻化建设步伐。十三大的政治改革方案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很好地深入开展，当时不仅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在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之后确定市场经济也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直到十四大之后，1998年机构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其重要的表现是撤销了几乎所有的工业专业经济部门。在200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国务院组成部门设置27个。2012年8月22日，国务院发文决定取消314项部门行政审批项目，共明令取消2 000多项行政审批项目。政治体制改革的成绩还体现在反腐败方面，2002年至今被判处死刑的高官有：李真、王怀忠、吕德彬、卢万里、李友灿、郑筱萸、姜人杰、曾锦春、李培英、段义和、许迈永。十八大之后的一系列反腐行动更是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回顾政治体制改革的历程，不难发现，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具体表现为：代表大会制度化，政治继承和有限任期制度初步确立，依法治国成为共识。但是，我们必须冷静地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仍存在很多阻碍因素。

一是利益障碍。政治体制改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权力的重新配置过程，必然涉及对权力的监督与制衡，这就意味着某些群体既得利益的丧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认为，阻碍改革的势力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部门利益，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博弈；二是集团利益，包括国有垄断企业的利益；三是地方政府的利益，如土地财政、乱收费等；四是阶层的利益博弈，例如人们对房产税的态度。在中国的金融、外贸、房地产和建筑业中，公司高层领导中的85%～90%来自于政府官员等精英家庭，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权力下的非法所得和合法下的非法所得。政治体制改革有可能损害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当然要反对或者阻挠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只有突破政治利益的阻碍，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以此赢得民众对改革的支持，才能实现经济利益的调整，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二是文化障碍。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的国家，总体上是一个人情社会，广大农村更是一个宗法社会，统治方式是中央集权，这种集权的管理形式主要是家长制，其主要特点为：政治权力具有专断性与随意性；皇权无限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官吏从上到下任命；人们特别注重关系，人治大于法治，情大于法；政治与经济不分，以政治干预经济，重农抑商；没有言论自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以经验为主的传统文化模式严重阻碍着政治体制改革。因为在这种中央集权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模式下，工业与商业投资具有极大的冒险性与回报的不确定性，财富积累的源泉主要靠权力所进行的掠夺，只有官员才能有迅速发迹的机会。由于权力在财富的积累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所以最能持续繁荣的投资是为获得官位而进行的投资。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引用了《华北先驱报》刊登的一个例子：广州海关的关税承租人“头一年的收入20万两用于买官；第二年的收入用来‘送礼’；第三年的收入则据为己有”[3]103。可以说传统文化主要就是“权”大于法、“情”大于理、“关系”大于能力、依附大于自主，特别是在干部选拔和任用方面更是如此，致使跑官、要官、买官的现象屡禁不止。传统社会中的家长制在今天的政治体制中依然存在，对此，邓小平指出：“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2]331 三是认识障碍。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有现实的利益障碍和传统的文化障碍，还有人们的认识障碍，即人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存在着诸多误区。这些误区有：(1)人们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就应滞后，现在经济体制改革还没有完成，所以不应急于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其实现有的政治体制恰恰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阻力。(2)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制定各种规定，相应的规定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的举措和行动。实际上，政治体制改革既是一种观念和制度，更是实际的行动，比如大部制改革就不能完全停留在设计上，而应有具体的实施方案。(3)政治体制改革就应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们应该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决不能满足于只解决现象层面的问题，必须深入到现有政治体制的内部，找到导致诸多社会问题的政治体制的症结所在，才能够摆脱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困境，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4)政治体制改革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背离了社会主义。众所周知，在中国社会一直存在姓“社”与姓“资”的意识形态争论，似乎只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有走资本主义的危险，就远离了社会主义道路，意识形态忧虑淹没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精神和勇气。只有破除意识形态壁垒，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真正被提上日程，政治体制改革才会朝着符合多数人的利益方向前进。(5)政治体制改革会影响社会稳定。一些人以维护稳定为理由，极力阻碍政治体制改革。毋庸置疑，政治体制改革既涉及部分机构和部门的调整，又会触动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换言之，它可能会带来一定程度的不稳定。但是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消除体制内的不稳定因素，社会安定只能是暂时的、表面的。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邓小平更是多次强调“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164。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一方面迫在眉睫，另一方面却困难重重，但从政治体制改革所面临的大环境来看还是有利的：一是因为党和政府在群众中有崇高的威信，此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二是因为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内到党外，基本上形成了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改革共识；三是各种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为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经验和保障。由此看来，接下来就是探寻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并切实进行有效的实质改革了。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及路径

长期以来，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总是感觉信心不足，对改革的结果也存在不满，对改革的前景也不乐观。但是从前面的分析不难得出结论，当今中国不但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而且必须深入展开，换言之，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抓住有利时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更需抓住有利时机。原因在于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方面产生于国内外的压力，另一方面则源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各种动力。(一)政治体制改革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主导力量，党和政府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导力量，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性因素。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自始至终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这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总结，也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只有在此基础上，同时在其他力量的推动下，才会取得成功。首先，市场经济的推动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领域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对政治体制提出相适应的变革要求，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压力和动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需要完善收入分配、利益调节、社会保障、公民权利保障、政府施政、执法司法等方面的体制，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建设为之提供政治制度环境支持。民主政治的精髓在于以法律的形式保护和规范公民的各种合法权利。经济改革的成果只有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巩固。其次，公民社会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坚力量。公民是强大的政治力量。2011公民社会十大事件表明中国公民社会正在形成，其中乌坎事件彰显了基层治理的困境，也开启了官民对话协商化解冲突的先河；温州动车事件则意味着民众问责政府的权利觉醒；免费午餐则是民间社会设置公共议程的典范；PM2.5检测纳入国家标准说明公民开始用行动争取环境权，紧随其后的什邡市钼铜项目是公民争取环境权的又一成功范例。在启东市反对排污项目事件中，由于担心日本王子纸业集团准备在当地修建的排污设施会对当地民众生活产生影响，民众表示强烈抗议，最后，南通市人民政府决定，永远取消有关王子制纸排海工程项目，这一事件标志着民众的环境意识与权利意识在迅速提升。在厦门、大连、宁波市镇海区多次出现的反对PX项目事件，都逐渐显示出民众日益强大的政治博弈能力。通过一系列公民社会事件，民间组织的数量迅速增加，民间组织的种类日益增多，民间组织的独立性明显增强，而这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力量。因为政治现代化的历程就是公民的政治参与不断扩大的历程，这些公民社会事件改变了人民内心深处对政治、公共生活的冷漠、畏避的政治态度，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推动力。

再次，基层改革者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可贵的经验。一大批勇于尝试的改革者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他们是内蒙古自治区卓资县县长张楚、河北省无极县县委书记刘日、山西省原平县县委书记吕日周、山东省菏泽市市委书记陈光、四川省雅安市市委副书记张锦明、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宋亚平、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县委书记王晓桦、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陕西省神木县县委书记郭宝成等，他们分别结合自己的工作就现行的政治体制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建议和意见，比如刘日通过调研，提出了《关于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修改建议》、《关于反腐败重奖和保护举报人的建议》、《关于如何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建议》、《关于请“新后备干部、新提拔干部”率先公示财产的建议》、《关于规范高管年薪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建议》、《关于解决我国分配不公问题的建议》等等，每一项建议，都涉及广大人民的利益，每一项建议，都没有回避严峻的现实问题和难题。这些政治体制改革的尝试者，不仅为改革提供了经验，而且带动了一些地区的政治体制改革，营造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环境，使民众对政府充满了信心，对改革寄托着希望。最后，媒体的监督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各种媒体中网络反腐尤其值得一提。网络是一种现代化的信息工具和知识载体。通过网络和运用网络进行反腐败，已构成当代中国反腐倡廉建设的一种新形式。微博举报贪腐线索，引得无数网民围观，纪检部门介入调查，成为当下反腐风暴的明显特征。“表哥”、“房叔”、“房妹”、雷政富不雅视频截图等都是网络提供的反腐线索，特别是十八大之后，微博反腐更为密集，时时有人举报，不时有人落马。可以说，群众越来越把网络反腐作为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网络反腐也确实发挥了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的积极作用，增强了社会自治功能。网络反腐是一种民主政治，是众多网民都有平等权利参与政治的表现。(二)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

党的十八大根据现有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和导致的社会矛盾，确定了以下七项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它们是：支持和保障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些内容充分说明了我党对现行政治调整存在的弊端的认识和深入改革的勇气和决心。习近平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我们要更加自觉地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更令人可喜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已经出台并开始征求各方面意见。此方案对中国现有的27个国务院组成部门要进行大幅合并，形成18个部。而大部制的改革同时要配合事业单位的改革一并进行。我们相信，中国新一轮的政治体制改革必将不断深入并卓有成效。从政治体制改革历程及经验来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做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原则，也是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根本保证。由此看来，深度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已经拉开，之后的推进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首先，“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4]。中国共产党高层以及全国人大和人民政协构成了“顶层设计”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动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也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导者是毋庸置疑的。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是中国现实政治语境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同时要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加强政府的法制建设，调动基层改革的积极性。现行政治体制中，“人走政息”现象较为普遍，诸多政治体制改革试点往往是在某位地方领导或某届党政班子的倡导下进行，随着改革试点的地方官员被提升或调离后，原来的改革就被搁置甚至停止了，这说明政治体制改革缺乏规范和必要的制度供给。只有通过法制建设，改变政治体制改革过度依赖中央和地方基层领导者的品质和能力，把能人执政变为依法执政，使能人政府变成法治政府，才能保证政治体制改革的连续性和持久性，从而从根本上改变现有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

其次，“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4]。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加速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分化和多元化。社会利益的分化和贫富差距的拉大产生了社会利益的冲突和广泛的政治参与的要求，从而对政治稳定和统治的合法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特别是新的社会阶层迅速成长起来，他们迫切要求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以实现自己的利益和要求。要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贫富差距、民生、社会公平和正义、社会和谐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从发展民主保障公民政治权利的根本上着手，创新选举制度和选举程序，扩大和切实保障人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再次，“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4]。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可以促进但不会自发导致社会的进步和政体的民主化进程。反之，一个良好的民主、法治政体是经济繁荣、社会公平、公正的决定因素。只有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才能巩固经济发展的成果，实现正规的现代化转型。最后，坚持从本国实际出发，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改革不仅是个理念问题，也是利益格局的调整。社会形成了不同层次的社会阶层和利益团体，这些阶层和利益团体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的利益结构，改革的成果应使大多数人获利，同时兼顾少数人的利益，使改革的成本可以承受，改革的风险可以控制。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自身的经济社会基础出发，考虑怎么做才是现实的、可行的，选择一条阻力较小的改革路径，通过实验的方式逐步展开，避免陷入危险。

综上所述，政治体制改革迫在眉睫，政治体制改革困难重重，政治体制改革任重道远。但我们希望，我们也相信，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定会成功。【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德]韦伯.儒教与道教[M].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4]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单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第三篇：从钱学森之问议大学教育

从钱学森之问议大学教育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高等教育应该怎么走？大学学在哪里？这成为当今社会的热点。

朱清时的南方科技大学在中国试图开创一个能输出人才的“特例”高校，而这所谓的“特例”实际却是为了还原大学本身应当具有的面目，大学教育的现状让我们担忧，对此我们有着不同的看法。

一、钱学森之问——当今高等教育现状。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中国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大学又经历了扩招和多数院校的设立，专业的扩展和延伸，可在这种发展良好的表面下，却未能培养出大师级的人才。举例来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20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5个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

大学通常被人们比作象牙塔，其外延涵义主要是指“比喻脱离现实生活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小天地”。而身为高等教育基地的大学本也应该是如此，从象牙塔中出来的本也应该是杰出的人才，国家的栋梁，好不夸大的说一句，这类人应该是未来国家的支撑。然而当今的教育现状却犹如象牙有了难以清楚的牙垢一般，变得不在如往昔洁白单纯。

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这些本应该是难以启齿，万人不屑的行为逐渐变得公开化。当今的大学生们也不再以学业为主，反而在意人情世故，做事以利益为重，失去了大学本身应当具有的学术氛围，转而向金钱，利益，权利的渴望，露出贪婪的双目。不得不说，这种不良氛围下所教育出来的学生，会失去了成为精英所应该具有的素质，也失去成为大师所应该具备的知识，甚至失去了一个大学生本身应当具有的品质。

二、大学精神——理想的象牙塔 什么是大学精神？就是大学里的人崇尚什么、追求什么，是大学自身存在和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的文明成果 ,它是科学精神的时代标志和具体凝聚,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高级形式。面临知识经济的机遇和挑战，建设 “大学精神”不仅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需要。

“大学精神”的本质特征概括为创造精神、批判精神和社会关怀精神。

如果你到麻省理工学院去看，你去的时候发现大家崇尚的就是学术卓越，都憋了劲去竞争做到最好。这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现代大学学术机构一定要有这种气氛。这个东西看不见，但是你可以感觉出来，大家崇尚什么，尊重什么，追求什么。所谓的创新教学，素质教学，也无从施展，老师们不愿意做这种事情，只是想着如何拼凑论文，能拿到更高的职称，学生也习惯了被动接受的模式，不愿耗费太多经历在创新上面。这样对学术的不尊重造成了学术气氛、文化、精神也就全完了。这样大学精神的缺失造成了学生在学术研究精神的欠缺，心浮气傲，肤浅蛮横，也难怪培养不出人才。

大学精神的基础应该是对学术的单纯追求，学术作用在学校有最高发言权，其他人都是为他们服务的。管理人员要全是精英，但是他不要去干预学术，他不要追求行政权力，把他的事做好，给教授们整理文件，帮教授做事。营造出良好的学术气氛，把学术作为最高的点，学生才会自主的投入到专业的研究中，例如加州理工大学中的探究精神，如果有人要做一个报告，很快就会有其他人想以更新的东西超过他，这才应该是良好的大学精神体现。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指出：大学应该是一个学术共同体。作为学术共同体，大学必须以学术为目的，以科学精神为核心凝聚力，并且应有某种对绝对精神的追求。同时，大学还必须有所作为，除了能够培养优秀人才，还应该面向未来，服务社会。

在发展的过程中，众多高等院校应更多的为学术让道，把学术放在第一位，努力培养具有创造精神、批判精神和社会关怀精神的大学生。因为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也就是我们所祈求的大学教育。

第四篇：一个农村小学教师回答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这个问题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思考，每一名教师更应该思考。我认为语文是百科之母，如果语文学得好，其他学科就能够比较轻松地学好，语文的涵盖、迁移作用是最明显的。之所以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觉得小学语文教育的失败是责无旁贷的。下面就是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一、不要捆绑孩子的思想

小学语文课堂上，经常看到的是老师分析人物性格、概括中心思想，以五年级下册《草船借箭》一课来看，老师分析周瑜的性格，周瑜是一个心胸狭隘、嫉妒心强的人（因为教学参考书上是这样写的），这样一讲学生也跟着认为周瑜是一个心胸狭隘、嫉妒心强的人。老师给学生指出周瑜的性格有什么意义？当然有的老师做得稍微好一些，他让学生们自己发表意见，然后引导至教学参考书上写的人物性格上来。这样稍微好一点，但效果差不太多，只是让学生的思想整齐划一，而事实上人的思想是不可能整齐划一的，正如一句话说“一万个人眼里有一万个林黛玉”，老师不分析周瑜的性格，学生就对周瑜的性格没有认识吗？一定会有的，也许学生由于年龄、知识量的关系无法表达，但对周瑜一定是有认识的，只要他把课文读上一遍两遍。如果你偏要让孩子对人物性格的理解同你一样，你必须满足一个条件——你对人物性格的认识是最高明的，其他人的观点都不如你。要满足这个条件其实是不可能的，即使你是作者本人，比如《射雕英雄传》虽然是金庸写的，但从他写完这本

书的那一秒钟起，他已经没有资格对“郭靖”、“黄蓉”的性格说三道四了，即使他说了，也只算是一家之言而已。本来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搞得像“终审判决”一样，除了束缚学生的思想、让他们不敢思考以外，一切目的都是达不到的。我们的学生为什么不敢于思考？为什么缺少创造性思维？这一种教育责无旁贷！

概括中心思想达到的效果与分析人物性格相差无几，故略。

二、不要让学生解释词语

还以《草船借箭》为例，教学参考上让重点给学生们解释“神机妙算”这个词，而且大部分老师也是这样做的，那我们的语文教学对词语的要求是什么？是不是每个词都要会解释？不，我们只要求能熟练运用，就是该用这个词的时候用这个词，不要词不达意就好了，需要解释词语的地方只有一个——“词典”，其实有很多词，我们都懂，都能熟练并正确的运用，但要我们解释就比较难了，比如“车”这个词，大家都是知道的、理解的、能正确运用的。但要我们解释什么是“车”。有几个人能说出“车”的正确完整的概念？让学生学解释词语只会给学生带来无谓的难度，无谓的挫折，让他们讨厌上语文课，其它的作用基本没有。

三、不要让学生厌恶阅读

现在大部分老师都知道“阅读”很重要，但一些课堂上的做法却让学生厌恶阅读。还是以《草船借箭》一课为例，有的老师一上课，出示

课文题目，先让学生提出通过课文题目想知道什么问题，有的同学说：谁借箭；有的说：为什么借箭；有的说：向谁借箭；有的说：借了多少枝箭。显得这一课很“热闹”，其实学生们这些问题是通过课前预习后想出来的，是纯粹为了应付老师的要求而想出来的问题，是已经通过预习解决了的，完全没有意义的问题，是完全为了应付老师让提问题的要求而提的问题。那读一篇文章之前有没有必要先提几个问题？没有必要！如果你看到《红楼梦》这本书，你会提什么问题？《水浒传》呢？《三字经》呢？什么叫做阅读？拿过一本书就读嘛，至于从这本书中学到什么，得到什么，那是读完之后要想的事情，没有必要提前提一些问题嘛！我在以前听说过一本书叫《菜根谭》，我一直以为是关于蔬菜种植方面的书呢，但后来读了才知道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还有的老师上阅读课其实就是阅读检查课，让大家做读书报告，写读后感。读后感有没有必要写：应该说可以写，不写也没关系，因为一个人读了一本书之后必有所感，没有感想是不正常的，但有感想是不是一定能说出来，一定能说得很好，那就不一定了。在阅读初期，因为年龄、知识量的限制，一般学生是写不好读后感的，这时老师说：“你真笨，读了半天，连个读后感都写不好！”那他就会发誓一辈子不读书了，其实如果你放手让他去读，当他有了足够的积累，有了充分的时间酝酿、反刍，到时你就是不让他写读后感，他也会把自己的感想想方设法的表达出来，也许他去找同学说，也许记在笔记本上，也许还会给你看呢。

其实认识字的孩子本来就有阅读的欲望，只要他有时间和书，一般的孩子是乐意去读的，只要你不要要求这、要求那，达不到要求再批评两句。打个比方，一般人愿意吃饺子，但如果你在他吃完饺子之后问他几个问题，如这饺子是素的还是肉的？（这个问题简单）咸了还是淡了？（这个问题还凑合）你吃了几个？（不留心的就不行了）你的饺子里放了几克盐？（这个问题就难了）如果孩子答不上来，你就狠狠地说：“你到底吃没吃啊，这么几个问题都说不上来，你简直就是个笨蛋嘛！就知道吃！”那这孩子就会发誓一辈子不吃饺子，而改吃馒头，因为关于馒头的问题简单些。

四、语文选择教材很重要

语文不是老师教来的。语文分“语”和“文”，语是听话说话，文是读写文章。首先，语不用我们来教，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已经会了，但是是由家长教的吗？也不是，语是孩子自己听来的，听得多就能模仿，听得多了就能懂，听得多了就能说。那文是不是一定要我们来教？学生的“文”的程度是不是我们教来的。也不是，是孩子自己读来的。换句话说，语文的学习不在于“传授”，而在于“熏陶”，那么我们用什么水平的教材去熏陶他，孩子就可以有什么水平的语文程度。那我们是用什么水平的教材去熏陶他们的呢？“小山羊和小猫做朋友，小猫请小山羊吃鱼，小山羊说：谢谢你，我不吃鱼。”嘻嘻。有没有比这个更高水平的语文作品？当然，比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还有没有更高水平的？当然，李白、杜甫 的诗。还有没有更高的？有！李斯、司马相如的文赋。那代表中国语文最高水平的文章、书籍是哪些？——《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易经》、《老子》、《庄子》、《诗经》、《墨子》、《荀子》、《孙子兵法》„„

五、语文教学的教法问题

既然语文在于熏陶，你只要让学生多接触，多听，跟读，进而能够自读，进而熟读，进而能背诵就好了，老师只要对同学们说：“同学们，跟我读!”然后你念一句，学生念一句，领读10遍（最保守估计），就可以让学生们自己读了，最好念到能够背诵。不要管学生是不是理解，也不要向学生们讲解，即使讲两句也不要问学生们“懂了吗？”这样只会给学生带来压力。只要让学生多接触、多读。那不理解有用吗？如果你提出这个问题那你就是把语文教学同数学、科学教学混为一谈了，数学要理解，不理解没有用，但语文本来就是糊里糊涂地学来的，举个例子，“爸爸”这个词2岁的孩子是不理解的，10岁的孩子是大概理解的，但理解的并不深刻，因为如果没有相当的“生理卫生”的知识是不可能对“爸爸”这个词理解深刻的。但我们是从几岁开始接触这个词的？大概都是刚生下来不久，一岁之内，不懂，总听到、总听到就熟悉，然后就模仿发音（模仿是儿童的天性），到底是几岁开始懂的？不知道。几岁懂的比较深刻的？不清楚。再者，你不讲解学生就不理解、不想去理解吗？不是的。人的本性是好学的，你让他背会了一个“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他就会想：“这是什么意思？”但他通常不会问老师，这

个问题他会问自己，随着他一年一年地长大，他就会对这句话慢慢有更深的体会和了解，这样才能锻炼一个人的理解力，你得让他琢磨东西，你得给他值得琢磨的东西，你不能给他“小山羊和小猫做朋友”，那些东西不值得琢磨，一听就懂，怎么会用得着琢磨？你不要求他理解，他自有他自己的理解，他的理解可能是可笑的，但也可能是高明的。但随着他年龄的增长，理解力的提升，慢慢地就会懂得其中的道理。

六、学文言只会让白话文写得更好

有人会说，现在到处都用白话文，学那么多的文言有用吗？其实中国历来就没有白话文，只要形成文字、文章都要用文言文，白话不成文，中国古代读书人都不读白话文，也不写白话文，所以我们中华文化能够源远流长，流传至今。现在我们的学生不读文言文了，但我们几十年来没有出过一个文学大师，相比较来看，那些文学大师、语言大师们，如鲁迅、胡适、林语堂、巴金、老舍、茅盾、陈独秀、毛泽东也算，他们全都是读古书、文言文长大的，他们的白话文却被公认是写得最好的，这其中的原因不足以让我们思考吗？

七、和儿童一起成长

许多老师都有这样的感慨：在刚刚离开校园，初登讲台时，还比较自信，认为自己有点学问，但教了几年、十几年，自己的水平已经差不多完全等同于小学生了，因为你所教的东西，你所看的东西都是小学生就能理解的东西，小学生能理解什么？“小山羊和小猫做朋友”！所以

时间一长，我们老师们的水平也就差不多和小山羊和小猫差不多了。如果你教的是经典教材，有内涵、有深度的教材，比如《论语》，如果你和你的学生都能读100遍，大概有一半的学生会背，你自己大概能背半本，即使你年纪大了一篇也连着背不下来，但你肯定会很熟悉，只要《论语》你能很熟悉，你的语文水平就会有一个突飞猛进式的进步。语文能力的进步会带动其他很多能力的进步，据我所知，明代有两名内阁成员曾从事过儿童教育，这两个人一个名字叫杨士奇，被称为开创“仁宣之治”的第一功臣，另一个叫孙承宗，被称为明末最伟大的军事战略家、忠贞的爱国者，民族英雄；其军事天赋在同时代只有努尔哈赤能够匹敌。而且是明光宗朱常洛、明熹宗朱由校的老师。关于此二位的事迹，如有兴趣可到网上查询。为什么那时的小学老师能有如此成就，因为他们教的是“经典”，而我们为什么不行？因为我们教的是“垃圾”。

如果你所教的是“经典”，那不只是你的学生成才了，你也成才！只有能让学生和老师都成长、都进步的教材才是好的教材。最好的语文教材叫做“经典”！

第五篇：钱学森之问：为什么要批判大学教育？分析

钱学森之问：为什么要批判大学教育？

作者：王东成

来源：《社会科学论坛》

当代中国的“桂冠”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在垂垂暮年里，为了唤起最高当局和有关方面对于教育问题的重视，每当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去看望他的时候，他都不厌其烦、明知故问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代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当代中国为什么产生不了大科学家、大思想家、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当代中国为什么至今还没有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这就是前些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当代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至少说明当代中国的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出了问题，至少说明当代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实践出了问题。然而，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实践的问题，从来都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它首先是一个国家的制度、社会的文化、政治的体制的问题。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一个多层次的存在。其最表层是经济，经济背后是政治，政治背后是文化。一个国家，可能是一个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但未必是一个文化大国，未必是一个具有崇高尊严和巨大魅力、影响力的伟大的民族。文化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命运，文化是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否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伟大的国家的最根本、最内在的“软实力”。在世界各国、各民族中间漂泊流荡、备受摧残和蹂躏而没有被消灭与同化的以色列证明了这一点；当代世界先进文化、先进价值观的实践者、倡导者、领航者的北欧几个小国家证明了这一点；多次遭受外族的入侵与征服，然而立国泱泱五千年，至今仍然继续存在与发展的中华民族也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什么是塑造文化的重要因素？文化的背后是什么？正确的回答应该是：教育是塑造文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文化的背后是教育。

教育的状况（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实践）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的性质。而大学教育，则是一个国家整个教育的领路者和航标灯。由于它直接导向人才的基本定型与人们的社会角色，因此它对于一个国家的整个教育具有明显的导向性。在一定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大学教育，就有什么样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是一个国家整体教育的统帅和灵魂。

前些年，以季羡林先生等为代表的一些中国文化的乐观主义者提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是中国文化拯救世界的世纪。针对这种观点，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金耀基先生提出：如果此间（21世纪）中国没有五十到一百个世界一流大学，所谓“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是中国文化拯救世界的世纪”云云，最多不过是一句美丽的空话。这种声音颇令人警醒。当下，印度人为什么能占有西方IT业百分之六七十的份额？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印度的大学教育搞得好，迄今为止，它的德里大学（1922年）、尼赫鲁大学（1969年）、瓦拉纳西的贝拿勒斯印度大学（1916年）等等，都是举世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南非迄今为止拥有四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两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名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它的开普敦大学（1829年）是享誉全球的世界一流大学，2004年世界大学排名第七十二位，其医学院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进行了胸外科心脏移植手术的世界第一流的医学院。现代以色列建国（1948年5月14日）之前，所有的移民定居点都建有学校。海法以色列理工大学（现在更名为以色列科技大学）1912年就开始招生。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建于1925年，是巴勒斯坦地区第一所综合性大学，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上最著名的高等学院之一。魏兹曼科学院建立于1934年，是一所具有国际声望的研究院，以从事科学研究和培养研究生而著称。现代以色列建立之后，最先通过的法案是《义务教育法》，以色列的教育经费一直不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8%，比例远远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每一百个以色列人中，就有二十二人已经完成或正在接受大学教育，是全世界拥有大学学历比例最高的国家；就业人口中拥有大学学历的人数占20%，仅仅低于美国。以色列的工程师比例居全球之首，每万人中有一百三十五名。以色列是迄今获得博士学位人数最多的国家。以色列学者在国际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也是全世界人均最高的，每年一万人发表论文一百一十篇。以色列的许多学者、科学家荣获过世界大奖，包括诺贝尔奖：从1901年至1995年，全世界共有六百四十五人次获得诺贝尔奖，其中以色列人一百二十一次，占诺贝尔奖获得者的18.76%，而以色列人占全世界人口却不到0.2%。

放眼当代世界那些发达国家，哪个不拥有数量众多的世界一流大学？而我们国家，至今还没有一所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还没有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更不要说别的大学了。

“春江水暖鸭先知”，中国的现代大学一降生就是一个“大产儿”。随着“欧风美雨”的东渐，具有悠久的“太学”传统和民间“书院”传统的中国教育，立即以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鲜明的文化特色，融入世界现代教育的大潮流之中。政府、民间、外国传教士等先后陆陆续续地创建了现名为武汉大学（1893年）、天津大学（1895年）、上海交通大学（1896年）、浙江大学（1897年）、北京大学（1898年）、山西大学（1902年）、南京大学（1902年）、复旦大学（1905年）、同济大学（1907年）、华西医科大学（1910年）、清华大学（1911年）、北京协和医学院（1914年）、湖南湘雅医学院（1914年）、燕京大学（1916年）、南开大学（1919年）、东北大学（1923年）、中山大学（1924年）等等著名大学，尤其是在八年抗战的烽火中，建立了屹立于西南边陲的西南联合大学（1937年）。从这些大学中，后来走出了许多科学、教育、文化、政治等诸多领域的大师、巨子和栋梁之才。

然而，回顾历史，正视现实，我们看到，随着中国社会的演变，中国的大学教育乃至小学教育、中学教育都发生了令人忧虑的巨大变化，产生并积累起一系列根本性的严重问题。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和难以解决，就是当代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重要原因。

这些问题，梳理、概括起来，似乎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教育的畸形目标

一、长期以来，受制度、体制的决定和制约，我国的教育制度明显地不够良善。首先表现为国家对教育的全面垄断。众所周知，现代发达国家的教育体系中，民办、私立学校（包括大学）占有巨大的份额，美国的哈佛大学（1636年）、耶鲁大学（1701年）、宾夕法尼亚大学（1740年）普林斯顿大学（1746年）、哥伦比亚大学（1754年）、布朗大学（1764年）等“常青藤大学”，就是最具说服力的明证。我国的民国时期，国立、私立教育并存，也有相当数量的民办、私立学校（包括大学），诸如，南开大学、燕京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华西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等等。然而，1949年以后，风卷残云，秋风扫落叶，我国取缔了所有的民办、私立教育机构，境内没有一所民办、私立的大学和其他各层次的学校。1979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才逐渐产生了一些发育不良的民办、私立的教育机构，包括民办大学和私立学校。但是，这些民办大学和私立学校，在各个方面都基本享受不到与国立大学和公办学校同等的待遇，致使它们的发育、发展困难重重，难成气候。由朱清时院士等亲手创办的深圳南方科技大学（2011年）一波三折、步履维艰的办学历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我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冲破重重阻力从发育、发展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开始的。经过三十多年悲壮的拼搏，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必须认识到，比较而言，民办、私立教育的发育和发展，要比民营经济、个体经济的发育、发展艰难得太多。

在很长时间内，我国教育的“主旋律”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我国，不是教育家办教育，而是政治家办教育；不是把教育当教育办，而是把教育当政治办；不是为国家、社会培养人才，而是为政权培养“革命的接班人”。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不是在自己的学校举行，而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校庆的主角不是校长、教师、学生，而是领导人。欧美等发达国家，它们的政府都十分重视教育，它们的教育也十分发达。但是，谁能告诉我们，它们有哪个大学的校庆是在国会或议会大厦里举行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不仅受政治权力的主宰而无所作为的情况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而且还受到了经济权力的严重干扰而无所措手足。清华大学的“真维斯楼”事件，就是一个生动的体现。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大学和学校常常能够得到来自一些大企业、大公司的捐款，但是，它们绝不会把学校的某座建筑以给它们捐款的大企业、大公司的名字来命名，因为这关系到教育的尊严和荣誉丝毫不可玷污与侵犯。

第二，“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的缺失。“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是实施良善教育须臾不可缺少的前提和资源。一个国家、社会、学校，当然应该有基本共识，但是与此同时，绝对不可以没有思想自由，相反它还必须努力提倡、促进、发展思想自由。思想自由才能产生人才，甚至天才；思想不自由，只能造就庸才，甚至奴才。胡适、徐志摩、徐悲鸿、刘海粟、钱学森、陈省身等等在思想自由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大学者、大诗人、大艺术家、大科学家，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有人说，现今的中国人已经丧失了想象力和创造力。我认为，这种说法不正确，至少很肤浅。中国人没有丧失想象力和创造力，中国人缺乏的是思想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制度安排与社会环境。自由像阳光一样宝贵。坚忍的中国人是“给点阳光就灿烂”，有点自由就能发挥出惊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时下“互联网”上那些幽默、深刻、独特、隽永的表达，就是雄辩的例证。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过：“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第三，“教授不治校”的缺憾。学校，尤其是大学，是传承、生产、创造知识、思想、精神的文化共同体。这个文化共同体，尊师重教，以“育人”为宗旨，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和学生是学校的主人，是学校重大决策的制定者；而管理人员则为教学、教师、学生提供有效服务，是教师、学生的集体意志和学校各项决策的忠实执行者、实施者。世界上（包括民国时期的中国）那些著名的大学，无一不秉持这样一种教育、办学理念。清华大学终身校长梅贻琦在1931 年12 月2日的就职演说中就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为落实这种教育、办学理念，他和教师们一起创建了体现“教授治校”思想的清华大学“教授会”制度，学校的各项决策悉由“教授会”制定，而作为校长的他和其他管理人员，则不过是教师、学生集体意志和学校各项决策的忠实执行者、实施者。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尤其是大学，不仅完全抛弃了这种纯正的教育、办学理念，抛弃了这种优良的教育、办学传统，而且，反其道而行之，致使我国各级学校，尤其是大学，“官本位”“行政化”愈演愈烈，更加根深蒂固。迄今为止，我国各级、各类学校全都有行政级别；党委书记、校长、管理人员成为学校的主宰、“老板”和“白领”，包括教授在内的教师不过是“知识蓝领”和“文化打工仔”。这实在是中国教育的一大耻辱。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一个时期以来，一些教师，包括刚刚毕业入校的博士，不愿意当教师从事教学，倒是十分热衷于当官搞行政。

梅贻琦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伟大校长，可是清华大学里至今没有梅贻琦先生的雕像。北京大学未名湖畔角落里的蔡元培先生的雕像，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毕业生捐款建造的。

时下，许多大学的校庆活动，充分而集中地体现和展示了根深蒂固、愈演愈烈的“官本位”“行政化”思想与意识。校庆活动的主角，通常不是教师、学生、校友，而是党和政府的官员；请来的重要嘉宾，不是学者、科学家、文学艺术家，更不是那些至今仍默默无闻的普通劳动者校友，而是党和政府的要员，是如今当了大官的校友。“水木清华九十年”的校庆，主席台上前排就座的，绝大部分是党政官员；会场正对主席台的数百个红椅子，是专供当上了省部级官员的校友坐的。这哪里是学府，分明是官场！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主题宣传画上，高大的居中者是当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临时工毛泽东，他的两边是李大钊和鲁迅；画面上完全不见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和历史贡献的、被称为北京大学三个“兔子”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的身影。无独有偶，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纪念册上，占据显要地位的，也不是被称为“清华四哲”的梅贻琦、陈寅恪、叶企孙、潘光旦等大教育家、大学者，而是后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校友。更为可悲的是，时下的一些大学已然沦落到给不良官僚发放“注水文凭”的可怜境地。云南省委原第一书记在所谓的“读博士学位”期间，没上过一次课，在博士论文上没写过一个字，便拿到博士学位，前些年携巨款逃亡国外，至今逍遥法外。当年美国总统里根曾暗示哈佛大学或耶鲁大学能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而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都毫不犹豫地明确表示拒绝。两相对比，确实是发人深省。

应该说，“教授不治校”，实在是由大的文化传统、社会环境决定和导致的。在这种大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中，中国社会长期弥漫着怕官、敬官的权力崇拜的鄙俗气；“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做“人上人”，是大部分士子、学人的人生理想和根本追求。一个时期以来，流行着一种似乎很权威的说法，20世纪中国出了三个伟大的巨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这种说法带有明显的“官本位”色彩。中国人历来不仅讲政统，而且讲道统、学统；不仅尊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而且更加尊崇孔孟老庄、李杜苏辛。20世纪的中国，不仅出了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而且还出了梁启超、胡适、鲁迅等等。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为过眼烟云、从来不作“谦谦君子”的毛泽东自己就说过，鲁迅是圣人，我至多不过是贤人。

对比我国的情况，外国的一些现象非常令人深思。在欧洲一个国家的小城，一位指挥家病了，市民们把自己家中的地毯拿出来铺在这位指挥家门口的马路上，为的是汽车走过时声音小一点，不要打扰了这位指挥家的梦乡，使他的病快点好。英国剑桥大学的克莱尔学院里的草坪旁边竖立着一个木牌，牌子上写道：“只允许教授踏入。”以此表达对教授的特殊尊重。德国前总理科尔说：“我们德国人对于大学教授的尊重远远超过了对于商业巨子、银行家和内阁部长的尊重，这就是我们真正的希望之所在。”奥地利总统访华，掏出的名片赫然有一行字：“某某大学哲学讲师。”这位总统为此感到很骄傲。俄罗斯的莫斯科大学校园里有许多雕像，其中大部分是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的雕像。在那些雕像中，我看到了两个中国人的雕像：一个是祖冲之，一个是李时珍，他们寂寞地站在异国他乡的阳光下和风雨中。但是，在他们自己的祖国，没有人为他们立雕像。具有九百多年历史的英国牛津大学，培养出了七个国家的十一位国王、六位英国国王、四十七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五十三位总统和首相、十二位圣人、八十六位大主教、十八位红衣主教，影响着整个文明世界。可是，从它的官方宣传材料中，人们几乎看不到这些。甚至迄今为止，这所英国最古老的大学没有举办过像样子的校庆。他们说，对学术、对真理的追求，让我们畏惧名利。法国的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中高度评价英国人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当时还没有这个词）。他说，牛顿的葬礼，王公大臣都参加了，他们跟随在牛顿的棺材后面，一直送到墓地，好像是国葬。他认为，当时法国比不上英国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法国人不像英国人那样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在牛顿逝世前后，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凄凉、寂寞地死在瑞典，就是一个例证。在法国巴黎，经过公民决定，至今安息在“先贤祠”中的四百六十多人中，只有十一位政治家，其余都是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科学家等等。法国人认为，不是拿破仑而是雨果救了法国；法国社会的根本转折是“从拿破仑回到雨果”。

第四，“学生不自治”的规章和规定。长期以来，我国的大学教育，没有把自己的教育对象——大学生当成已经独立的成年人，而是把他们当成仍然需要时时看护的不成熟的孩子；特别是出于防范青年人被敌对势力、敌对思想影响和利用而“和平演变”的考虑，更是对他们无论是个人的行为，还是集体（例如社团）的活动，都严加管理和控制。这是一个不小的误区和不必要的担心。所谓自治，就是公民依法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

所谓大学生自治，就是大学生在校期间，学着像一个郑重的公民那样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以准备在走向社会以后成为一个依法自治的良好公民。大学生自治，既是社会自治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公民自治的学习和预演，它对于大学生的成长、发育是十分重要和有益的。从根本上说，它是大学生自我成长的权利，我们的教育不仅不可以伤害它，而且还必须精心而有效地尊重它、呵护它。中国和世界的大学教育的实践证明，从具有学生自治、思想自由意味的学生社团中走出来的杰出人才，代不乏人。民国时期的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新民学会”说明了这一点；上个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几乎遍布全国各大学的学生社团也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教育的荒谬性 这种教育理念的荒谬性，第一，体现为严重忽视甚至排斥个性化教育。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世界有你会更美好，没有人能像你。神的眼中你是宝贝，在世上你就是唯一。你是如此如此的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最成功的民办教师，他一生秉持“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培养了三千多个“本科生”和七十二个“博士“（所谓“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为我们树立了伟大的榜样。可是，多年来，我们摒弃了“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正确教育理念，硬是要把上帝创造出的“作品”，变成生产线上的“产品”。当年钱钟书考大学，数学15 分，国文第一名，英语100分，他可以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当年吴晗考大学，虽然数学0分（考北京大学的成绩），但国文100分，也可以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这些，在当下的中国，都是近乎“天方夜谭”的故事。

第二，这种教育理念的荒谬性，还体现为严重忽视甚至取消“精神成人”的文化素质教育。教育的宗旨是“育人”。大学教育的根本追求是学生的“精神成人，专业成才”，是使学生成为具有深厚的人文情怀和热烈的科学精神的有益、有用的人才。作为伟大教育家的孔子，秉持“君子不器”的教育理念，终生追求受教者成为君子、成为“君子儒”，而不要成为小人、成为“小人儒”。所谓“君子儒”，就是言行一致、表里如

一、有仁者心怀、有美好理想、有宽广视野、有博大襟怀、有高远志向，除了具有精湛的专业技艺之外，更具高尚品格的真君子、“道义儒”。所谓“小人儒”，与“君子儒”恰恰相反，他们言行不

一、表里不一，没有仁者心怀，没有美好理想，以“儒”为职业，虽有一定的专业技能，但“志于仕”“志于利”，是像奴才一样卑微的伪君子、真小人、“稻粱儒”“名利儒”。在众多出色的弟子中，孔子特别钟爱和器重的是颜回。颜回英年早逝，孔子大放悲声：“噫！天丧予！天丧予！”可见，孔子是把颜回看作自己的精神传人、精神之子。《论语》中有很多处记载了孔子对颜回的赞美，其中有一句特别典型：“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从这些赞美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最看重的，并不是一般人所特别重视的聪明才智，而是比聪明才智更为内在、更为根本的即人的道德、情操、意志、气象、趣味等文化素质与精神品格。儒家所尊崇的理想人格被命名为“孔颜人格”，颜回被儒家尊崇为“复圣”。在儒家文化的价值天平上，“仁”从来就高于“智”；儒家文化认为，完美的人是具备“仁、义、礼、智、信”的人。这“仁、义、礼、智、信”是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的有机统一，是人的文化素质的深刻内涵。

古今中外人才成长的实践证明，“道德常常可以弥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永远不能弥补道德的缺陷”（但丁）；“支撑生命的有三种激情：对爱情的追求，对知识的渴望，对人类苦难的同情与悲悯”（罗素）；知识不如思想重要，思想不如教养重要，教养不如情趣重要，情趣不如情怀重要，情怀不如信仰重要。正因为如此，爱因斯坦在《悼念玛丽·居里》中说：“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做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许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先贤一再告诫我们：“知道为智，体道为德。”“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四书·大学》）

然而，现如今我们的学校，尤其是大学，几乎成了单纯的职业技能培训所。我们的教育正在抛弃其根本宗旨和根本追求，按照“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教育要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的指引，把学生工具化、技术化、机器化、能源化、物质化、经济学化。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教育危机、文化危机，它的恶性发展将断送我们民族和国家的未来与希望。

实事求是地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许多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都取得了一些令人欣喜的成就和长足的进步；唯独教育领域变化不大、成就不大、进步不大，甚至在有些方面还有所倒退，概括地说，这主要就表现为严重忽视乃至取消文化素质教育。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曾经刮起的一股“高等教育产业化”之风，根本违背和抛弃了教育的宗旨与规律，把教育商品化、商业化，严重损害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精神和品格，大大恶化了中国大学生的生态环境。这股有害于立国之本的邪风，至今危害犹存。

中国教育的扭曲与怪诞

这种扭曲和怪诞，第一，体现在对历史真相的掩盖和歪曲上。历史是人类的往事，是人类的记忆，是人类的宝贵财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它给人类提供巨大的智慧和勇气，是人类打开现实与未来之门的一把钥匙。

历史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对于增强和提升人们的文化、民族、国家认同感、尊严感，对于人们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以直面现实、继往开来，具有重要的意义。没有一个成熟的民族和国家不重视历史教育的。中华民族是立国泱泱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大国，从来就有修史、治史、读史的优良传统。

历史教育的基本而根本的内容，就是呈现历史真相（这虽然几乎是难以做到的，因为现今的人们难以回到历史现场，难以真实地复原历史全貌。但是，这依然是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崇高目标），探寻蕴藏在历史真相中的历史奥秘（这几乎也是难以穷尽的，所以有学者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然而，多少年来，我国在教育实践中，对一些历史真相实行了掩盖、歪曲的手法，使广大青年人对于自己民族和整个人类的历史知之甚少、甚浅，不知我们的民族、国家和人类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从而，成为没有历史感、也没有使命感的失重的“空心人”，使广大青年人思想浮浅、偏激，精神畸形、残缺；从而，成为没有大胸怀、没有包容性的抗拒世界主流文明的“愤怒”的“政治狂人”和难以理喻的疯狂的狭隘民族主义者（实际上是国家主义者）。

时下的一些青年人（甚至包括一些学历很高的年轻人），对于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诸如，抗日战争问题、西安事变问题、外蒙古独立问题、“抗美援朝”问题、三年大饥荒问题等等）不是茫然不知，就是所知甚少、甚浅、甚谬、甚偏。他们不时流露和展示出的历史观与价值判断，更是相当可怕、相当可悲，令人惶惶，令人谔谔。这是多年以来扭曲而怪诞的教育实践造成的严重恶果。

第二，扭曲而怪诞的教育实践，还体现在某些教育思想观念上的错误。比较典型的是“救恩论”思想。我们一面高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一面宣传“大救星”的观念。把一个政党伦理化为慈爱的“母亲”，把人民说成是这位慈爱的“母亲”养育和疼爱的儿女。其实，人民和政党的正确关系应当是：“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才是主人，才是“母亲”，任何政党都只应该是人民创造历史的工具；任何政党的权力，都理应是由人民授予的。2010年9月，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强调：“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品性良好的政党，应该是人民手中合意的工具，其宗旨应该是依据人民的授权为人民做事；一个政党，如果不合人民的心意，人民就有权利收回授权。长期以来，这种“救恩论”灌输，还把士大夫的“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情怀，完全当成“为人民服务”的美好情怀，没有看到和剔除它里面包裹着的“为民做主”（而非“以民为主”）的封建主义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救恩论”的元素。例如，“得民心者得天下”：得民心，是手段；得天下，是目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只是强调为了更好、更长久地“乘舟”（坐天下），不可太不顾及民心、民意。“兵民乃胜利之本”：这里的“本”，不是作为目的的“本”，而是作为工具、作为本钱的“本”。这些，与“要让马儿跑，就要给马儿吃草”是同样的味道。对此，在继承并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时要有所警惕。

第三，我国的教育在其实践中，“工具论”观念长期盛行。这种“工具论”思想与“以人为本”的思想背道而驰。它引导人们把自己的一切无条件地奉献给所谓的“集体”和“国家”；从理论上，将个人主义（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与自私自利划等号，把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舍己为人的义勇精神相对立。其结果，既没有增强人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又造成了极其虚伪的社会道德风气。

四、多年以来，尤其是近年来，我国的教育在其实践中，堕落到赤裸裸地向广大青年灌输野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庸俗的成功学的地步

时下流行的野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信奉成王败寇、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把人类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和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的某些倚强凌弱、“强权即真理”的“实然”状态，说成是永远存在的“应然”状态；否认人类的历史实际上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地不断追求爱与公义的悲壮历程，否认人类历史从来就不乏牺牲个人利益、为人类道义而献身的事实和先驱。野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灌输，毒害了人们的心理，毒化了社会风气，使人们认为，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正义，只有永恒的利益”，人与人、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从而使人们丧失理想和盼望，使生活缺少爱与公义，使整个社会充满利益至上、一切为了自身利益的血腥的戾气。

时下横行无阻的庸俗的成功学，是其来自享乐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人上人”教育的大泛滥。它源于人的恶性物欲的极大膨胀，显示出中国人道德底线在某种程度上的沦丧和我国教育的严重溃败。这种极其庸俗的成功学，摒弃并嘲弄美好的精神价值追求，以物欲的极大满足为最大、最终的乐趣，渴望并追求“位子、票子、女子、房子、车子”的“五子登科”，其最为通俗而形象的表达是：“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绝不坐在自行车上笑。”这种思想，实际上是真小人在社会道德风气极其败坏情况下的斗胆表达，它对于欲望多多、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危害最大。正如有人说：“信仰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民主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自由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不能当饭吃的都不重要，于是信奉了猪的生活原则，于是也得到了猪的命运——迟早给别人当饭吃掉。”

不够良善的教育制度、相当荒谬的教育理念、扭曲而怪诞的教育实践，扭结在一起，像一个魔鬼之枷，桎梏着中国的大学生，像一根绊马绳索拦截着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道路。它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中国大学教育品格的侏儒化和中国大学生人格的病态化。中国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每时每刻都在“谆谆”告诫中国的学生：说真话的成本和代价太高（毛泽东就说过，说真话需要“五不怕”：“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罢官，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因此说话要三思而后说，行动要三思而后行。这样，中国人打小就学会了说谎（正如韩寒所说，中国人说谎是从小学写作文开始的），逐渐娴熟地掌握了“两套话语”，逐渐养成了说谎的习性，逐渐形成了“双重人格”。他们善于识别场合，善于察颜观色，善于把握自己，说话、做事可以拿捏到炉火纯青、游刃有余、“无法之法”的境界。他们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不一样，私下里说的和场面上说的不一样。如此这般，哪里还谈得上敢想敢说、敢作敢为、表里如

一、知行合一的独立健全的精神人格？

正确的诊断是有效治疗的前提。有了正确的诊断，就等于治疗成功了一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当代中国的大学教育陷于重重困境中久矣，其百病缠身，并且许多病痛已经成为顽症，难以在短时间内治愈，使其获得崭新的生命。但是，绝望的尽头是希望，不是哪里有生命，哪里才有希望，而是哪里有希望，哪里才有生命。我们必须有所作为，我们能够有所作为。

如前所述，根本说来，教育问题绝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它首先是国家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政治的问题。因此，要改良中国的教育，首先必须实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作为教育工作者，在推动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我们完全可以大力推动教育自身的改革。

我们可以在教育领域提倡并推动“天足”运动。“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要“科教兴国”，其前提是“国兴科教”。当下，“国兴科教”的当务之急，是给教育松绑，打破国家垄断教育的局面，还我国教育一双健康、美丽的“天足”。要大力扶持、发展民办、私立教育，要还民办、私立教育与公立教育同等的待遇，逐步形成公立、民办并存的多元局面。

我们可以在指导思想和制度安排上推动教育独立。“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亚里士多德的，归亚里士多德；亚当·斯密的，归亚当·斯密”，加快形成政治家、企业家、教育家三足鼎立、良性互动的局面。大力提倡企业家给教育以更多的资助，严格要求政治家为教育提供有效的服务。什么时候，我们的国家不再是政治家办教育，不再是企业家干扰教育，而是教育家办教育，教育家在政治家和企业家面前挺直脊梁、高贵而谦卑地昂起头颅，什么时候，中国的教育就获得了新生，中国就能够高贵而谦卑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们可以尽快树立、建立起“育人为本”、富有科学精神和职业精神的思想自由、思想表达自由的理念与制度，以保证教师和学生的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人格尊严。我们可以尽快修订、改良、完善“高等教育法”，尽快制定“学生自治条例”。大力提倡、推动由学校的教师选举产生学校的校长、由学校的教师选举产生学校的“教师委员会”，坚定不移地走教育家办教育、教授治校、教师治校的道路。正确处理学校党委、校长、“教师委员会”的关系，有效保障学生的各项合法权利和权益，推进学生自治的健康发展。

我们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教育理念的大讨论，以洗刷荒谬的教育理念的影响，以确立纯正的现代教育理念。我们可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遵循“以人为本”“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宗旨，大力推动、有效实行“精神成人”的文化素质教育。

像中国社会的发展一样，中国教育的大船已经驶入了深水区，风高浪急，险象环生，困难重重。但是，我们有五千年文化赋予的自尊、自信、自豪做底气，有全人类现代教育给予的启迪、激励、经验为指引，特别是有长期以来的失败、谬误、教训做警示，只要我们时时聆听来自星空和大地的声音，“把网撒在信心上”，一路走来一路想，一路走来一路做，我们就能够“背着因袭的重担”“肩起黑暗的闸门”，放中国的教育、中国的学生，尤其是大学生，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