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教育改造的困境与出路大全

第一篇：监狱教育改造的困境与出路大全

成教论文

监狱教育改造的困境与出路

教育改造作为改造罪犯的三大手段之一，在维护监狱工作长治久安、努力打造平安监狱，持续推进监狱质量全面建设战略，更好服务于创建和谐社会的大局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变迁和监狱体制的深入变革，教育改造自身暴露出不少问题，也面临着种种障碍，在困境中求发展。所以必须理清思路，拨云去雾，打开出路，使得其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实现监狱工作宗旨。

一、教育改造在监狱工作实践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1、劳动改造的强化与教育改造的弱化

劳动改造的强化与教育改造的弱化在经济社会中不是个别事例而是普遍现象。由于我国建国之初就确立了监企合一的制度，监狱既是国家刑罚的执行机构，又承担着企业生 产的功能，更甚者还担负着建立一个小社会的责任。在当今社会，这一体制尚未改变，监企仍旧是一体，监狱仍旧承担着刑罚执行的职能和经济功能。这样一来，监 狱除获得国家的部分财政支持外，还需由自己想办法解决另外一部分资金。而且在经济社会中，监狱企业还要上交一部分税收或利润。因此在这种直接利益的驱使 下，监狱必然会重视监狱企业的效益，也就是注重罪犯的劳动成果。同时，由于监狱要向上级单位上交部分利润，上级单位对监狱的考核直接与此有关并且占大比 例。那么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一个追求经济效益的氛围。这样就必须强化罪犯的劳动，并且在对罪犯的考核时，同样以其创造多少劳动成果为重要依 据。如此一来，劳动改造就被追求经济利益的目的所异化，劳动较强地发挥创造物质的功能，而改造的目的由此被冲淡，甚至于造成罪犯厌恶劳动的后遗症。可以认 为强化劳动创造物质的功能，冲淡改造的作用，实际是在强化劳动的惩罚，也就是实现劳动的报应。根本上这与劳动改造的现代目的相冲突。

2、重视监管，轻视教育，存在着“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

一方面对教育与监管的定位不准。辨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影响事 件有两大因素：内因和外因，内因决定事件的发展方向，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监狱宗旨是“挽救人、改造人、造就人”，从这方面讲，教育改造矫正灵魂、攻心治 本，是内因，监管改造重看硬守、规范行为，为外因。但部分人民警察在治标与治本的问题上思路不清，不能正确地处理好监管稳定与教育改造的关系，认为只要监 管不出现事故，教育改造工作只是监管工作的配角。为了稳定抓监管，忽视了教育工作的长效治本功能，因此，分析研究监管安全多，制定针对性施教措施少，使短期的稳定蒙蔽了人民警察的视线，导致狱内犯情动态复杂，长此以往，给狱内秩序稳定埋下了潜在的隐患。标本兼治才是确保监管秩序稳定、提高教育改造质量的治本之策。

另一方面民警的观念跟不上教育改造本身的步伐。实际工作中，个别领导和部分人民警察跟不上时代的 步伐，思想上墨守陈规，不思进取，工作上创新意识不强，习惯用多年的传统教育模式开展教育工作，对涉黑、涉毒、涉枪和“法轮功”类罪犯增多的趋势认识不 足，对“80后”罪犯改造中出现的问题不予重视，对近几年出现的“同性恋”、心理失调、心理障碍和心理变态的罪犯准备不足，致使教育方式、方法、手段和应对措施缺乏针对性，教育效果不佳。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干警从传统型的教育模式中解脱出来，应对押犯构成的新情况，在提高教育改造质量上下功夫。

3、人民警察素质与提高改造质量不相适应的矛盾

（1）部分民警的能力、素质确实有待加强。以江苏监狱为例，现在少数罪犯已达到本科、研究生学历，民警总体上也就是大专、本科，在苏北监狱个别民警还是中专，再囤于工作性质和场所的限制，疏于学习教育业务，视野不如罪犯开阔，思想不及罪犯新潮，往往在教育中“说”不过罪犯。

（2）监狱教育力量相对薄弱。部分监狱还是“大机关、小基层”模式，基层民警配备不足；监区、分监区各配备一名教育干事（兼职），对于目前的改造形势，已是远远不够。

（3）民警队伍建设存在不足。当前受监狱住房城市化的影响，民警的住房压力、子女受教育的压力比较大。缺少学习，常产生本能危机。严格的工作要求使民警不胜负荷，不少民警处于亚健康状态，甚至有轻微的心理障碍。这些均影响了对罪犯的教育效果。

4、罪犯心理矫治工作存在误区。

（1）思想认识上存在误区。不少监狱领导及普通民警分不清教育与心理矫治的区别，认为心理矫治同教育一样 都是面对面开展工作，换汤不换药。部分基层民警对“大机关”有抵触心理，对心理矫治人员来监开展工作不主动配合。

（2）人员配置上存在误区。心理矫治是一项 专业型很强的工作，其人员配备必须专业化、社会化，实际上不少监狱的心理矫治人员都是由其他科室抽调过来的民警担任的，缺少专业知识，且无实际经验。

（3）使用上存在误区。罪犯心理矫治又是一项实用性很强的工作，如用韦氏成人智力测验量表（WAIS-RC）可以测知不同罪犯的智商、操作能力、分析能力和理解 能力等，利于罪犯调配工种；用艾森克人格问卷（EPQ）可测得罪犯的气质类型，予以不同的施教；用90项症状清单（SCL-90）可以排摸罪犯的精神状 况；用应对方式问卷可以测骨干犯、事务犯的责任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必须融入基层，方能发挥作用。但少数监狱却让心理矫治人员搞一些理论工作，甚至放在应付领导检查上，再不，用行政命令指导心理矫治工作，明确提出期限和效果，让其发挥“万能”作用，严重制约了罪犯心理矫治工作健康快速的发展。

二、相关对策和和今后的工作思路：

1、重塑经济社会中的劳动改造与教育改造

现代刑罚目的必然要求监狱必须把教育改造摆在中心位置。监狱一切工作的重心是如何做好教育改造，以实现现代刑罚的主要目的。由于现实状况是劳动改造被置于中心位 置，而教育改造在经济利益面前被迫退居次要位置，甚至于尽占可怜的比例。鉴于这种情况，为在根本上实现现代刑罚的主要目的，就有必要重塑经济社会中的劳动 改造与教育改造。重新把教育改造置于中心位置，把经济利益追求放在次要位置。

监企分开是现今监狱体制改革的关键。监企分开实际上是把监狱的刑罚执行功能与经济职能分开。换言之，还监狱本来的面目——国家的刑罚执行机构，把创造经济利润的功能剥离出来。原属监狱的企业脱 离监狱的管理后，可以成立监狱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由其统一管理。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希望通过监企分开在根本上把监狱及其管理人员从原来高度追求经济效益的 主观态度转变到教育罪犯为主上来。因为监企分开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监狱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监狱及其管理人员的直接利益挂钩。这样一来，监狱及其工作人员可以从 繁重的经济劳动中解放出来，相应的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精力花在教育罪犯上。

2、积极探索三大基本教育手段在改造罪犯中的最佳结合点

改造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在监狱工作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狱政管理、教育改造、劳动改造为主要内容的改造罪犯三大基本手段，为此，我们应当按照系统科学的理论，把改造工作作为一个整体，统筹兼顾，以实现对罪犯改造的最佳效果。狱政管理、劳动改造如果不能与教育改造有机结合起来，只强调狱政管理或劳动改造，就难以 发挥教育改造攻心治本的作用。因此，在对罪犯的改造过程中，必须寻找三大改造手段共同发挥作用的最佳结合点，使三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综合发 挥改造罪犯的积极作用，共同实现改造工作目标。

3、加强民警队伍建设，着力提高民警队伍的综合素质。

（1）打造“拴心留人”工程。监狱当局及监狱领导要真正深入基层一线，了解民警的工作困难、生活困难，倾听民警的呼声，落实从优待警的规定，待遇向基层一线倾斜，如优先晋级、晋职等。特别是农村监狱的住房城市化问题，各级领导要创造各种便利条件，帮助民警解决住房难、行路难、子女受教育难等问题。

（2）推进“素质强警”工程和“业务育警”工程。监狱要站在服务和谐社会的政治高度抓好民警队伍建设，当以打造“学习型监狱”为契机，鼓励及组织民警参加自学考试、成人高考等，定期安排民警警体技能培训、业务培训和政治理论学习；充实一线警力，让民警从繁重的工作压力中解脱出来，予以必要的学习时间，形成“工作＋学习”的模式；严格考核，奖优罚劣，形成制度，提高民警的文化素质、身体素质、教育业务素质和政治理论水平。

4、坚定不移地推进罪犯心理矫治。

（1）加大宣传，强行推进。对于罪犯心理矫治这一新事物，自然需要一定的时间接受，上级机关应加大宣传，让民警和罪犯对此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消除”无用论”及“恐慌心理”，转而积极接受。另外，上级机关也要坚定认识，排除干扰，强力推进，让其早日发挥作用。

（2）建立良性的运行模式。上级对监狱方面要予以足够的经费、指导及检查；监狱要专款专用，配齐配强心理矫治人员，尊重心理矫治的规律，摒弃行政命令的方式；构建开放的心理网站，发布信息，开通咨询热线，对社会开放运转；加强与社会机构的交流，实施心理矫治人员走出去，引进来，聘请社会专业人士来监狱会诊与治疗；加大心理矫治软环境建设，提高心理矫治在民警和罪犯中的认可度。监区、分监区要主动走进心理矫治，理解支持心理矫治，加强对罪犯的教育，配合开展心理矫治。在矫治方式上，要充分使用卡特尔16因素个性问卷、艾森克人格问卷、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等方法，运用多媒体、测谎仪等器械，来保证矫治的效果。

5、建立科学的罪犯改造质量评价标准

为适应监狱工作发展的 需要，推动教育工作的深化和发展，提高改造质量，我们要打破传统教育模式束缚，探索出一条能够把教育内容、方法等有机结合，具有方法新颖、手段灵活、考核 标准科学的教育改造评价体系，全面推进教育工作的深化和发展。首先，依据监狱法“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的总体改造质量标准，作为建立罪犯改造质量评价 体系的指导思想。其次，在总体标准的指导下，根据分押标准，建立类别标准，对不同年龄、不同性质类型的罪犯，设定不同的评价标准。可建立成年犯改造质量标 准、未成年犯改造质量标准、暴力型罪犯改造质量标准、财产型罪犯改造质量标准和淫欲型罪犯改造质量标准。最后，建立个体改造质量标准，在总体标准和类别标 准的指导下，根据罪犯个体的不同情况，刑期长短、行为、恶习、心理状况等，制定不同的评估标准。建立罪犯改造质量标准的目的是对罪犯改造全过程进行综合考 核，对提高教育改造质量，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配合社会搞好接茬帮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篇：大学生法治教育的困境与出路（范文）

大学生法治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摘要：党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对大学生法治观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但“05教改方案”实施10年后，以《基础》课为主渠道的大学生法治教育并不理想，大学生法治教育已经存在被边缘化的趋向，不能满足新常态下大学生对法律知识和法律观念教育的需要。面对这种情形，大学生法治教育必须进行开放性的新思维教学改革。

关键词：大学生；法治教育；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04-0033-03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这是新时期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进一步深化。在国家转型的新时期，只有以法治为基础所形成的政治和制度文明才能保障“中国梦”的最终实现。因此，对在校大学生进行系统的法治观教育是关系到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一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基础》）课是我国高校对非法学专业大学生进行法治观教育的主渠道。现有《基础》的课程设计是“05教改方案”的结果，也是将原来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两门独立课程整合的结果。按教改初的顶层设计，通过两门课程的整合，从而打造可以融合大学生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和法治教育的大平台。但从近年来的教学实效来看，当初所预设的教改目标过于理想化了，要想在有限的课时内实现三者的融通，这对教师教学工作和学生的学习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1]

一、《基础》课“05教改方案”的顶层设计与现实困境

1.《基础》课中法治观教育的设计目标。在高校非法学专业大学生中，《基础》课承担着大学生法治观教育的主要任务。在2005年教改后，《基础》课教材中基本上有两章多的内容贯彻大学生的法治教育。2013修订后改为第五章、第六章以及第七章的一部分作为法治教育的内容。现在教材第五章内容为：领会法律精神，理解法律体系；第六章内容为：树立法治理念，维护法律权威；第七章内容则为公共生活、职业生活和婚姻家庭生活中的道德与法律。因此，《基础》课法治观教育的基本目标可以概括为：引导大学生学习法律，尊重法律并树立法律信仰。“作为一门法学入门课程，它承担着面向非法律专业的普通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和宣传的任务，要求大学生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掌握一定的法律基础知识和理论，理解依法治国的必要性和长期性，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并具备一定的法律素质和法治意识。”[2]在现有教材体系中，大学生法治观教育是与思想教育、道德教育等并列的内容。按教改的精神，大学生法治教育并非是单纯的法律教育，而是要用思想政治的眼光来看待法律和学习法律，从国家政治的高度来认识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因此，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两课合并，不是简单的将两门不同的课粘在一起，而是打造一个全新的授课平台，能够贯通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3]

2.《基础》课教学中法治观教育的困境。但在《基础》课教学过程中，大学生法治观教育已经走向边缘化，几乎沦为《基础》课中最无关紧要的内容。很多教师的教学体会是：《基础》课是以思想道德修养为骨干，法律基础部分很难融入，“两张皮”的情况比较严重。学生的普遍体会是：思想道德修养是一个整体，法律基础就是另外的内容，前后没有必然的联系。从教学效果上来看，现阶段大学生对法治观教育普遍兴趣偏低，学习效果不佳。根据调查，“感觉课堂上的法律教育没太大用”，占到了被调查学生的40%以上。有80%以上的学生，经常通过《今日说法》等新网络媒体学习法律，他们普遍认为课堂上的学习远不如多媒体学习精彩。可以讲，《基础》课教学中法治观教育既没有激发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的兴趣，也没有能够形塑大学生的法律思维和意识。就大学生法治观教育而言，可以说“05教改方案”在实践上是不成功的。《基础》课法治观教育在实践中的困境有着现实的必然性。首先是《基础》课的教学课时问题。在普遍压缩公共理论课教学的现实中，“05教改方案”的出炉就是一个各方博弈的结果，既想要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又要保证学生专业课的学习，为此对多门公共基础课进行了统合调整。但在课程调整上《基础》课的合并是跨度最大，合并后对课时也进行了严重的压缩。这就导致在实际教学中留给法律教育的教学时间一般在8―10学时。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要给大学生普及法律知识并使其对法律产生尊重和信仰，也许只能理解为强人所难。其次是教师队伍的整合问题。“在高校教师队伍中，‘基础课’的教师队伍专业跨度最大，兼职比例很高。这些教师对新课程缺乏深层次的认识与理解，普遍存在认识不到位、理解不深刻的现象。”[1]两课合并后，教师队伍的整合也是一个大问题。实际情况是一大部分《法律基础》课教师因法律基础教学地位的下降，或转为法学专业教师，或原来由法学院的教师兼职授课，教改后由于课时少而由《思想道德修养》课教师单独完成全部工作。“思想道德修养课教师队伍本来就是良莠不齐的，高校行政领导、后勤职工兼职代这门课的，甚至有的教师坦言他们本身就是法盲。如果法治教育教师自身的素质不高，培养大学生的法治意识和信仰也就无从谈起了”[4]再次，教材有关法律部分在内容编排上也存在诸多问题。“由于内容涉及的广泛，都大大超出了原有任课教师的知识范畴。新中国成立以来，包括改革开放以来，从来没有设立过适应如此广泛教学知识范围的专业，也从来没有培养过具有这样广泛知识的教师。面对新的课程体系，会造成相当多的任课教师一定程度的不适。”[5]在体系上追求大而全，通过两个章节囊括各主要部门在内的几乎所有法律基础知识。教材在编排上的问题不仅导致教师教学中难以把握重点，也致使学生对法律的学习兴趣发生严重退化。

二、大学生法治观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差异性

多数教改业内专家在教改之初对两门课程的统合表现出相当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两部分内容，完全可以通过“公共生活秩序需要有规则（道德与法律）的理论构建从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通过《基础》课的大平台就可以将大学生的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和法治教育融为一炉。”不过，“尽管新教改方案已经为本课程教学提供方向性指导，但是我们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两部分内在的知识特性的区别不能视而不见。”“教材‘思想道德’部分与‘法律基础’部分的内容区别非常明显，两部分内容间几乎没有逻辑体系联系，只有很少部分是将两者内容融合在一起。”[6]其实，目前在教学实践中根本的问题是两种教育在教学理念、教学方式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是让大学生能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能够正确认识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从而在人生道路上做出正确的选择。因此，价值判断是贯穿思想道德课程始终的一根红线。法治观教育虽然也不能脱离对于价值的判断，但法治意识的形成却要与价值判断保持适度距离。或者说，对于法治教育来讲，国家通过制定法律已经在其中注入了社会的主流价值。在现行法律条文中，国家要保护哪些行为、禁止哪些行为，都已经深刻地体现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在接受法治教育时，大学生首先要做的不是如何把自身的价值观念注入到法律的理解当中，而是要用一种相对中立、客观的视角来尊重和理解法律，把法律条文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法治教育重视对法律条文的研习与理解，更重视思维方式上以法律条文为基础的逻辑推理，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角度出发，将法治观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简单地捆绑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大学生需要通过精准的法治观念的灌输，才能够被激发对法律的信仰，真正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内涵。

三、《基础》法治观教育教学改革构想

1.回归《基础》课的本来属性。“05教改方案”已经有10多个年头，从教学实效的角度来看，应该说并没有完成所预设的诸多教改目标，其中的原因也非常复杂。首先，思想政治教育原本就是一种长期的系统性教育，其功效绝非是一朝一夕能够得以显现的。整个社会大环境对大学生思想行为模式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如果没有相应制度设计和相关规范手段的及时跟进，思想道德教育的实效也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因此，一方面要给予思想道德教育大力支持，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思想道德教育与社会实践的脱节。其次，思想道德课程在内容上囊括了政治学、心理学、伦理学和青年学等众多学科的知识，各学科间的协调本已是制约课程发展的瓶颈。同一课程多学科共存导致驳杂而不精专，在课堂上很难让学生接受较有深度的思维训练。现在有一个普遍的误解是：在大学里，任何一个教师（无论专业）都可以教思想修养课。“许多人习惯地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容易教，因为它专业性不强，理论界域模糊，理论深度要求不高，所以作为一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并不需要具备丰富的知识，也无需具备很强的能力，只要具备一定的课堂教学技巧就可以了。”[7]因此，专业程度太低才是制约思想政治课的核心问题。“05教改方案”其实并没有真正意识到所面临困境的实质所在。如果不在课程的理论框架和深度上做出努力，沿用简单的思想灌输和道德说教，在资讯发达的网络时代，思想道德类课程对于追求自我独立和个性发展的大学生必然丧失吸引力。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我们应当进一步从理论上和专业上深化思想政治类课程的教学改革，努力通过课程让大学生能够学会独立思考，寻找自我价值定位。因此，教改就要适当地为其“瘦身”，适当分配不同学科知识，而不要把它变成一个不同学科的“大杂烩”。

2.开放式的大学生法治教育模式。所谓开放式的法治教育模式是针对目前单一刻板的法治教育模式提出的。开放的教育模式的第一步，就是将“法律基础”从现有《基础》课体系中分离出来，法律教育回归法律的领域，而不是强行的捏合在一起。

第一种法治教育模式，在公共课教学体系开设《法律基础》的前提下，要求学生在校期间必须再选修若干学分的法律课程。《法律基础》作为非法学专业大学生的入门课程，然后由学生结合专业与兴趣自主选修法律类课程。这样的模式可以保证学生有比较充分的选择，还可以接触专业的法律教育。第二种法治教育模式，不在公共课教学体系中开设《法律基础》，将法律类课程定位为大学生在校期间可以任选必修课程。每位学生就学期间必须选修法律类课程（含一门基础法律课）达到若干学分，至于学生在哪个学期学习哪些法律课程（除基础法律课）不作硬性的规定。

比较两种法律教育模式，第一种模式相对折中，在现有体系下比较容易被大多数学校和教师接受，也会对大学生学习兴趣有较大的提高。在此模式下究竟应该规定多少学分的法律课程，看似是一个技术问题，但也可能成为该模式能否持续的关键问题。第二种模式看似激进，但与现行的学分制是相一致的，也会是一种大趋势。大学生应该是完全自主的学习，教学大纲只作原则性规定，其余课程由大学生自主做出选择。第二种模式的前件是法学院系的存在和师资力量的具备，同时也要考虑大学生对法治教育的接受程度。因此，目前多数高校可选择第一种模式，在经过一段时间实践后，那些法律教学比较扎实的院校可以逐步推行第二种模式。同时，在各地纷纷建立大学城的情况下，可以允许学生选修法律师资条件更好院校的课程。

参考文献：

[1]金波.论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法律知识的教学[J].法制与社会，2007，（12）.[2]朱锦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法律知识教学的几点思考[J].教育与职业，2010，（6）.[3]陈大文.课程整合背景下大学生道德与法制教育的发展[J].思想理论教育，2011，（11）.[4]魏敏.论大学生现代法律意识的培养――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实效性为视角[J].法制与社会，2010，（1）.[5]刘书林.贯彻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方案，高质量实施《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J].清华大学学报，2006，（2）.[6]叶朋.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两部分的融合[J].科教文汇，2010，（10）.[7]李培超.正确认识和把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的一些难点问题[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5）.The Predicament and Outlet of College Students' Legal Education

―Taking “05 Teaching Reform Plan” of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Legal Basis” as the Object of Study

LI Yong-jian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Zhengzhou，Henan 450046，China）

Abstract：Rule of law was firstly proposed to be promoted comprehensively in the form of a special session at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This renders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college students' legal education，while after ten years enforcement of the reform of basic courses of 2005，the results of legal education with basic courses being the main approach for stud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not satisfactory，which is not enough to meet the educational requirements under the new norm.The legal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is inclined to be marginalized.Facing with these situations in question，the legal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should be reformed by open and innovative ideas.Key words：college students；legal education；reform of education

第三篇：大学生就业：困境与出路

大学生就业：困境与出路

最近，据中国媒体援引人力和社会保障部的最新统计数据，二零一零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为630万人，比去年的611万多19万人，加上往届未能就业的，需要就业的毕业生数量很大，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严峻在哪里？随着九十年代末大学扩招和教育产业化政策推行以来，大学生人数的增幅远远超过经济增长所需要的人才增长，大学生就业不难才是怪事，“毕业即失业”成为中国大学生的普遍现象。尽管如此，中国教育部决定继续扩大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努力培养更多高层次、应用型人才。表面上看，研究生扩招能提高大学生学历层次，可以缓解就业难。但是，如果不清理高等教育积弊，扩招研究生来应对就业难将是饮鸩止渴，使就业矛盾更加突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由于大学毕业生多，市场需求少，要获得一个好的工作位置，就只有依靠社会关系，尤其是在报考和录用公务员方面。通俗地说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父母在社会上是有权有势有钱的，子女肯定能获得一个好的工作位置。虽然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不准妻儿等直系亲属到本单位工作，但是中央政府不能禁止朋友安排我的子女，我安排朋友的子女这样的友情交换。

现代版“上山下乡”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胡主席和温总理曾多次勉励大学生要心系国家，努力学习，甘于奉献，号召大学生到城乡基层、中西部和中小企业去。而一些学者认为，要求大学生到城乡边远地区工作做起来是相当困难的。

"不光是大学生可能不愿意去，即使去了，“大学生村官”也不是那么好当的。最重要的是农村的基层政权现在都是人满为患，其中也有不少大专学历的人，并不需要多少新大学生。即便有大学生被安排到那里去，当地的官员也会觉得僧多粥少而加以抵制。

户籍松动

大学生就业难推动了中国户籍政策进一步松动，国务院办公厅在去年二月发布了《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取消对专科以上毕业生落户中小城市的限制，这也意味着希望在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等地落户的外地籍高校毕业生仍要面临户籍问题。

有学者认为，取消户籍限制虽然有助于毕业生在省城和地级市就业，也对毕业生在民营私企单位就业有帮助，但帮助不大。

自主创业之难

去年新上任的教育部长袁贵仁曾强调加强创业教育，优化政策环境。毕业生自主创业可以接受有补贴的创业培训，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还可以申请小额担保贷款。

但是当前大学生自主创业的现状是参与者少、旁观者多；从事的多是规模小的个体经营的行业，成功率低。而且，自主创业只适合少数人，具有创业素质和条件的人毕竟很少。依靠创业只能缓解就业难，要根本解决就业难问题基本上是天方夜谭。

现在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既有社会原因，也有历史原因。不过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没有就业的大学生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如果就业问题不能得到很好解决，可能会引起社会不和谐、不稳定。

名列

（资料出处：http://《联合：随着金融危机仍然不断影响我国实体经济,在经济高速发展和高校扩招的今天,大学生就业问题成为我们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试图分析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并从社会、学校、大学生

自身的角度出发提出解除困境的方法。早报网》）

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教育领域的一些热点问题，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女士进行了独家专访。

大学生为什么就业难

关键词：结构性过剩、扩招、就业率

中国青年报：最近我们看到新加坡《联合早报》专门把您说过的一段话引用出来，作为一条新闻。该报刊登的您的原话是：“现在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原因怪扩招，我觉得没有太多道理。现在大学生太多，这叫结构性过剩——大家都想在大城市当公务员，有多少岗位呢？有很多地方需要他们去，他们不去。当然，不去也不能怪大学生，你为什么不增加紧缺人才岗位的吸引力呢？文革前，越到西部，工资越高，比如，新疆可以拿80块钱，我们在北京只能拿46块多，现在反过来了，那谁愿意到西部去啊？”该报指出，您的观点是：就业率低不能全指责学校和教育部门，政府整体应该分析和反思。您是在什么背景和情形下谈及这个问题的？您认为大学生“就业难”难在何处？

吴启迪：我也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这个问题的。说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就是因为扩招，问我怎么看。我的意思是，确实不要随便地把“扩招”和“就业难”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当然从数字上看可能是这样，因为现在大学生多了，毕业以后找工作的人也就多了，肯定会影响就业。这好像很直观，但其实这两者的关系很复杂，要作为一个系统来看。

为什么中国需要更多的大学生？假如中国现在毛入学率在23%的话，这并不算高，韩国是百分之七八十的毛入学率。当然也不是说越高越好，但至少23%是不高的。我一直说，文革造成了一个窟窿，那个窟窿要补，总有一天要把它补起来。因为10年不招生这种事情实在是不好解释。我们作为一个要想发展的国家，如果要提高国民素质，要想搞创新型国家，大学生的数量要多，这是没有问题的。

在这个时候就说大学生已经太多了，他们找不到工作了，我觉得不符合逻辑。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其实是一个结构上的问题。有些地方岗位没多少，但是大家都想去，有的地方很需要人才，但大家又不愿意去。这个问题能怪年轻人吗？我觉得不能怪他们。他们想的很多问题都很现实，不光是工资高低的问题，还考虑到将来，比如将来家庭怎么样啦，孩子上学怎么样啦。我觉得大家考虑这类问题很自然，不能总说他们不够有理想、抱负不够高什么的。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怎么把人吸引到需要人的地方去，这个责任是政府的。你理解我的意思吧，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性的问题，从全局的角度来考虑，用什么样的政策。而且也要防止跷跷板，不要按了这个，翘了那个。我们国家的城乡二元结构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永远存在。但是二元结构的解决，又跟人才很有关系，解决得好，就良性循环，解决得不好，就恶性循环。

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政府应该说是很有力量的，只要真把它当做一件事情去做。我们国家有很多研究机构，可以把它作为一个题目，好好去研究。我不认为这个事情想不清楚。

中国青年报：您所说的文革前的这种情况，到西部去工资会更高一些，这是因为当时实行计划经济，工资是由国家统一调配的。现在已经没办法执行了。

吴启迪：我们公务员的工资本来就是国家定的。为什么没办法？有好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它们也有这种情况。像日本、澳大利亚，都有这样的例子。这些政府做得成，我们政府会做不成？我们有一个很强大的政府。

中国青年报：但在边远地区提供的就业岗位并不一定是政府职位。吴启迪：当然有部分不是，但很多是。我觉得政府先做了，就会有影响力。中国青年报：它会有一种政策影响力。

吴启迪：当然啦。上次我举了法官和检察官的例子。他们和律师不一样，律师的收入很高，自己去做案子就可以了。法官、检察官是公务员，在艰苦的地方，非常稀缺。

中国青年报：据我们所知，在我国一些边远地区的基层法院、检察院，能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寥寥无几。

吴启迪：现在有政策让我们法学院学生三年级就考司法考试，以为他们考完了就可以去西部地区当法官、检察官。我说这没有抓对啊。那些学生考过了之后，为什么一定要去西部呀？他一样可以不去。

中国青年报：他在大城市做律师，赚的更多。

吴启迪：没错呀，怎么会制定这样的政策呢？政策应该制定在用人的那一头。但是用人的那一头，教育部门只有建议权。

中国青年报：解决大学生就业的问题，谁负有最直接的责任？

吴启迪：现在一说起责任，动不动就说“问责”，你们媒体很喜欢用。说实话，很多东西连权限都没明确，怎么个问责法？所以我更倾向于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先说责任在哪里，“问责”反而弄得大家都很紧张，认为责任不是我的，就往外面推。

我觉得你们中国青年报提出这个问题来，本身就很有意义，共青团这些年为大学生就业做了很多事情。我一直说，光找教育部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其实，教育部被骂骂也没什么，但骂解决不了问题，没解决问题才是最麻烦的。

中国青年报：考虑到就业难的事实，您觉得扩招的政策是继续还是变化？

吴启迪：扩招这件事，从2005年开始，政府已经人为地把它压低了。其实人口自然的增长率也在减少。因为现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减少。适龄学生最多的一年是2008年，到2009年已经朝下走了，2010年就更少了。

中国青年报：您曾说大学生就业率不该完全推到校长头上？

吴启迪：学校不是一点责任没有。就业的事情当然跟教学质量有关，和专业设置有关。像这种问题，学校应该关注，应该敏感，应该跟踪。但高校目前出现了一些情况，为了提高一次就业率的数字，毕业论文、毕业设计都不好好做。这种状况从长远看很糟糕，会使我们大学生的质量真正降低。许多大学最后一年就荒废了，或至少荒废半年。

你若问一个外国大学的校长，他不知道他学生的就业率，他真的不知道，因为国外没这个概念，而一次就业率则更没

有道理了。国外是后来才调查，有些人过了一年以后再就业可以吧？而我们现在就片面地追求一次就业率。这其中难免会有虚假成分。教育方面很多事情不要搞得太刚性，太刚性了，一件好的事情也会搞歪了。教育部原副部长：大学生就业难与城

乡二元结构有关(2)2009年12月21日 09:15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大 中 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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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教育亟待国际认证

关键词：教育认证、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委员会

吴启迪：另外我还想提一点，就是就业难跟教育质量问题是有关系的。因为有些人，比如说外国人，经常说我们的工科学生很多，但是质量比较差。这种话他们讲得很多。我觉得他们这种讲法，是吃牢我们一点，就是我们没有参与到国际认证当中去，如工程教育认证、医科教育认证、法学教育认证等。

中国青年报：加入国际性的教育认证组织，是由政府出面谈的吗？ 吴启迪：这必须由非政府组织来做。中国青年报：我国有这样的机构吗？

吴启迪：目前还没有。我们只好通过各种渠道，比如在教育部成立一个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委员会来干这件事。这件事我呼吁了5年。

中国青年报：如果我们获得了认证，那意味着什么呢？

吴启迪：意味着人家将会承认你的教学质量。我们有些好的学校水平是足够了，像清华、交大这些工科院校，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国外就是以此为借口，说我们不行。这实际上影响了我们的学生在国际人才市场的就业，因为现在进入外国公司，就是进入了国际人才市场。

其实我问过很多美国著名的大公司，即那些用了我们国家毕业生的大公司，当然他们找的都是好学校。我问他们老板，你觉得我们的学生怎么样？比你们国家毕业的学生差吗？他们说，一点儿都不差。我也问中国学生，你在公司里觉得自卑吗？觉得比外国学生差吗？他们说，绝对没有啊。

中国青年报：他们是不是已经接受过西方的教育了？

吴启迪：没有，就是国内学校毕业后去工作的。当然我们有一些新的大学，水平还有待提高，如果我们搞了国际认证的话，大家就知道朝什么目标去努力，就能把这件事越做越好。

专业为什么忽冷忽热

关键词：结构性失业、人才预测

中国青年报：中国社会科学院《2009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08届本科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最高的专业大类是工学和管理学，最差的是法学和哲学，您怎么看待这种专业冷热带来的结构性失业？您认为，学校专业的设置应该以什么为导向？

吴启迪：很多人老喜欢说的一个词叫专业对口，学什么干什么，所以才会出现一会儿这个专业很热，一会儿那个专业很冷，就业也成问题了。我倾向于大学生本科阶段主要还是能力培养。只要用人单位有眼力，就能选择一些好的毕业生，不见得是学这个专业的人。所以教育部在学校专业定位上已经拓宽了，本科阶段应该比较宽。比如物理，有物理专业就行了，不一定要分原子物理、固体物理等。但现在恰恰有一些行业部门跑过来说，我们太缺核物理的人才，说赶快办这个专业。这种指导思想不对。因为假如核物理这边真的需要人了，学物理的学生在最后一年可以加点这方面的内容，去适应那边的工作。这是以事先有意向为前提的。如果事先没有意向，学生毕业后在单位里培训一段时间就可以了，因为他基础知识都有了。我觉得应该用这种方法来考虑本科教育，不然就变成职业教育了。所以你看美国的名牌大学，哪有那么多窄得不得了的专业？而我们在教改的过程当中，改来改去，越改越窄。

另一方面，关于哪个行业需要多少人才的预测，也需要做。这个教育部门一家做不了，决定一个专业招多少生，目前是发改委和教育部共同决定的。人才的预测需要一个很有水平的研究机构，它能够预测几年后各行业的发展趋势。有些专业叫长线专业，有些叫短线专业。当然，也有民意测验。比如，美国每年都评选“美国学生最喜欢的专业”，每年调查一次，然后从统计数据里分析趋势。在国外，这个方面是非政府组织做得多一点，我们现在是劳动人事部门来做。这种人才预测对学校有指导作用。

“啃老族”、“蚁族”与钟表匠

关键词：城乡二元结构、高薪、职业技术教育

中国青年报：大学生就业难导致“啃老族”的出现，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吴启迪：这个跟时代有关，也就是价值观。这是一个物质相对优越的时代，老一代舍不得孩子在外面吃苦，找不到好的工作，就在家呆着吧。而前面那一代，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要奋斗，要改变贫困的状况，大家都很艰苦。到了这一代，已经不需要吃苦了。我觉得这种状况是青年工作应该考虑的事。怎么使年轻人感受到“啃老”的优点和缺点。比较下来，他可能觉得“啃老”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不单是我们国家，别的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

中国青年报：现在还有一类人，叫做“蚁族”，就是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他们在大城市的郊外租很便宜的房子，也不一定找得到工作，就上上网，吃得也很简单。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吴启迪：这跟我们国家城乡二元结构的关系还是蛮大的。包括我们的地区差异也比较大。这些学生从农村或者小城市来到北京、上海以后，就希望留下，改变他们原来的生活状态。这还是个社会形态的问题，要重视。

改变这个现象，就得让其他一些地方的一些职位有吸引力。比如说西部地区的一个中小学校长，你给他高薪，而且不仅是待遇高，你还考虑到他成家、生儿育女等全方位的问题，甚至给他10年以后回到大城市的机会。吸引力要达到这个程度，使最好的学生都愿意过去。他到了那儿就是一个校长，如果一个校长是很优秀的人，他不能容忍底下的人很差。这样的话，团队就带起来了。包括卫生院的院长、法院的院长、检察院的检察长等。最优秀的人就给他最好的待遇，这种做法在有些国家就有。

中国青年报：您非常重视职业技术教育，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就全国平均而言，中职就业率连续4年超95%，大大超过本科生就业率。但是高就业率并没有大幅度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声望，您觉得原因何在？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吴启迪：这个我们一起来分析分析。中职就业率有百分之八九十，跟大学生就业率差别这么大的原因，我认为，主要还是人的期望不一样。也就是说，他们要求不是那么高的，给1000块钱觉得足够了，很好了，所以比较容易就业。但是到了大学毕业就不一样了，最好有三四千，但是这样的工作不好找，最后无奈了，1000块钱也行了。所以我觉得不要把这两种就业率数据放在一起比较，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

另外，我们国家职业技术教育毕业生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还比较差，也就造成了它不是特别吸引人。这跟发达国家不一样，发达国家这些人和大学毕业的人差别是很小的。

中国青年报：是不是我们观念上也有一些问题？

吴启迪：当然有问题。大家都希望小孩能上本科，甚至研究生，这是非常明确的。我们的干部子女，有几个去读职业学校？可见职业教育并不吸引人。所以对此要下大的功夫。还有一个，跟时代有关，发达国家职业学校毕业出来后待遇非常高。有些发达国家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就是他没觉得开个出租汽车有什么不好，大学毕业生去开也没什么不好。瑞士的钟表匠，他的收入可能比大学教授还高。那你说家长为什么还要送不大爱读书的孩子去受苦，读这么多年的书？所以，这个跟社会形态有关系。

教育部原副部长：大学生就业难与城乡二元结构有关(3)2009年12月21日 09:15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大 中 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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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到时候会主动找过来” 关键词：教授治学、创新型人才、诺贝尔奖

中国青年报：您担任过同济大学校长，现在大学功能日益复杂，您如何看待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的问题？

吴启迪：现在提得比较多的是“教授治学”，我看，能够做到教授治学也不错。因为学校主要是学嘛。学校有两个主体，一个是学生，一个是老师，他们应该参与决策。

中国青年报：现在有些知名的教授愿意去做一些行政的事，因为听说项目和科研经费都在系主任手上。

吴启迪：当然这些人也是业务骨干，所以他们的发言权大一点是可能的。当然，你讲的这个问题是我们的一个弊病。在科研经费方面，有行政职务的比没有行政职务的要多。这种局面其实是资源不足造成的。假如资源充足，可能就会给教授更多的自由度。世界上一些著名大学的情况就不一样，系主任大家都不想当，都推来推去，因为资源比较充裕，而且平均。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阶段性的表现。

中国青年报：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为什么没有创新型人才，北京大学原副校长王义遒说，我们现在也许并不需要太多钱学森这样特别杰出的人才。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靠的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主要是农民，包括农民工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把经济推上去的，所以现在不需要创新型人才。也有人批评说不应当用过去精英时代的价值观来培养大众化时代的人才，您对此怎么看？

吴启迪：创新型人才我们是需要的，但是也确实不可能用培养天才的方式来对待整个高等教育，因为现在高等教育已经走到大众化阶段。我们的质量观会有变化，跟精英型的高等教育相比，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不可能把每个大学生培养成尖子，因为现在上大学毕竟成了一件大众化的事情。

当然我们还是需要有一批拔尖人才的，但这些人才确实不应该也不可能数量很大。怎样培养这种人才，现在讨论得很多，我觉得光靠学校可能是不行的，尤其光靠大学是不行的。我现在很担心我们的基础教育。基础教育阶段，小孩那么小，就给他们加了那么重的负担，一天到晚为了考试而读书。我想，高中三年里面，最后一年肯定是不学新知识了。这是干嘛呀？一天到晚在对付那些题目。现在很多大学新生已经被“磨练”得对科学没有兴趣了，他来念这个专业，基本上是家长或老师的意思。我们面对这样的学生，有的时候真得重新开始，来提起他们的兴趣。所以，今天的高等教育在效率上是降低了很多。

关于诺贝尔奖，我觉得别老提，诺贝尔奖不是所有领域都有的，所以拿这个衡量有点不公平。在国际上的很多排行榜里，我们中国的大学不是老排得比较后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诺贝尔奖。但是，我觉得要是加上这么一条，我们中国的大学就不会排得那么后了，那就是：假如提到大学在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的作用，我觉得，我们不会太差。我们大学搞出来的研究成果，包括我们的人才，建设了三峡工程、青藏铁路，这些都是世界一流水平的。包括人才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在这些方面，没有国家比我们更活跃。再比方说石油勘探，人家就得靠我们的技术。甚至包括地质领域。在这些领域里，我们已经是世界一流了，我们一点都不要有自卑感。

我现在感觉到中国人是丧失了自信心，一天到晚说我们不如人家，一天到晚说我们没得诺贝尔奖。我说，只要我们国家强盛到一定程度，诺贝尔奖自然就来了。甚至包括文学奖、经济学奖、和平奖等，都可能主动找上门。

“大学校长腐败是一种悲哀”

关键词：理想主义、工程腐败、学术腐败

中国青年报：您在谈到女大学生“傍大款”时，说大学要有点理想主义，说并不认为中外的教育差距非常大，倒是社会差距比较大。从您任大学校长和教育部副部长的经历来看，怎么解决大学理想主义欠缺的问题？

吴启迪：我觉得这个问题要说得大一点的话，是整个中国的社会问题。整个社会在诚信、信仰、道德素养方面，是有缺失的。但我感觉，这也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

比如一些老板开始的时候拼命赚钱，一旦好到某种程度，他就想回馈社会。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慢慢变化的。生活水平高到一定程度以后，理想主义就会产生。年轻人就会感到，成天吃吃喝喝没什么意思，还得做点什么事。所以，我觉得有些事情会与时俱进，我们也不可以太着急。

但是从局部来讲，从教育部门来讲，也应该搞点活动来鼓励同学们的这种理想主义。我跟美国一些大学的校长接触，我觉得他们很理想主义。上次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在北大演讲，一上来就说，他们学校的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非常优秀的公民。我一直觉得，不要认为“公民”是个很简单的词，它说明一个人要承担社会责任。我认为这些我们的学校还是可以做的。

其实任何人回想起来，大学这段经历都是非常美好的，是激动人心的，想起来都会很怀念，那为什么不让这段时光变得更美好呢？所以，我觉得大学里面应该创造一种校园文化，来构建理想主义的东西。有人说，你这个说法不太现实，社会太现实。我说那不要紧，你就在自己周围营造一点，也是好的。有些人说，把大学生搞得理想主义，到了社会上不能适应。我想不会的，他照样能适应。但是至少他有个崇高的起点，他要做个崇高的人。我觉得这很重要。

中国青年报：最近，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在基建工程中巨额受贿被捕，大学不再是净土。您怎么看大学里的腐败现象？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杜绝？

吴启迪：大学里出现这种事情，是一种悲哀，是很丢人的。有好多腐败现象出现在基本建设方面，因为经费数量很大，社会关系很复杂，有各种各样的陷阱、圈套，道德上、素养上稍微欠缺的人，就容易陷进去。对此当然要严打，有多少抓多少，我们不能让这些人毁了大学的名声。

中国青年报：除了经济腐败，学术腐败也在大学盛行，本报就曾报道过多起发生在知名大学的剽窃、抄袭等学术腐败事件。您认为滋生学术腐败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消除这一丑恶现象？

吴启迪：这个我们一直在说，现在整个学术界太浮躁，太急功近利。在大学里出现这样的事情，是违反教育规律的，给学生造成很坏的影响。我们一定要严肃对待这些事。

中国青年报：教育部有具体的解决办法吗？

吴启迪：已经有了，最近搞了几个文件。包括科学院、工程院，也发生了这样的事，他们也会出台文件。我觉得这还是个道德教育的问题。而且我说不要老提诺贝尔奖的事，越提

越浮躁。其实，我觉得有些东西你不提，反而自然而然出来了。关键是怎么培育创新的健康的土壤。

第四篇：会计职业道德困境与出路

会计职业道德困境与出路

一、虚假审计问题突出

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深入,竞争程度日益激烈,审计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是,公司账目问题也越来越多,这就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当一些会计师事务所面对一些客户不合理要求时,无法抵挡巨大的利益诱惑,放弃了自己应该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要求。这种与被审计单位合谋进行账目造假,提供虚假审计报告的行为日益突出,严重误导了使用审计信息的人员。

二、切实提升会计职业道德的对策建议(一)深入开展会计职业道德教育

深入开展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是切实提升会计职业道德的基础。一是要把《会计职业道德》作为专业必修课。专业教师在授课时,应着重对学生进行会计职业道德观念的熏染,以使学生在工作以后,在会计工作岗位上能自觉依照会计职业道德行事,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和品行。二是要加大对会计工作人员的再教育力度。对会计工作人员进行再教育时,要着重于对最新财经动态、会计法规的传达,以便于会计工作人员及时纠正工作中存在的误区。同时,会计工作人员也应该自觉的根据工作的实际情况,主动学习相关的会计法规和财经知识,养成良好的自我学习习惯。三是要加强法制教育。对会计工作人员加大相关的法律宣传,促进其法制意识不断增强,不仅有利于他们清晰明白违法行为的界限,还有利于他们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增强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勇气。四是要发挥先进典型与集体感染作用。各级领导不仅要在会计工作中以身示范,还要在日常会计工作中挖掘典型,树立典范。通过对先进典型的宣传和弘扬来影响广大会计工作人员。在宣扬先进典型的同时,要鼓励会计工作人员互相学习、互相激励,两者互相结合,相互促进,更有利于会计工作人员职业道德素质的提升。五是要促进教学方法多样化。教师在课程教学中,应运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教师应该结合会计工作的实际情况,灵活的开展课程活动,例如先进典型报告、正反事迹对比展示等,这样不仅可以吸引受众的兴趣还可以使其熟练掌握会计职业道德的理论知识。通过对先进模范典型的宣传和学习,进一步增强会计工作人员对会计工作的认同感,提升会计工作人员的道德素养,在社会上形成支持会计工作,为会计职业道德的建设营造社会氛围。(二)健全会计监管体制机制

健全会计监管体制机制,是切实提升会计职业道德的保证。要不断强化财政、税务、工商等机关对会计工作的监管力度,定期或不定期开展会计工作清查行动,对于违反会计相关规定的人员应加大惩处力度,切实提高其违规违法成本。建立企业内部会计监管机构,使其直属董事会,增强会计监督的针对性、独立性、实效性。构建统一的信息集成系统,在依法检查的过程中,对于查处的违纪行为,不仅可以依法采取相应的处罚手段,还可以将这种信息共享,使其他相应部门配合监督,对会计违规企业做出相应处罚,比如吊销营业执照、禁止贷款等,形成会计监管合力,提高监管实效。(三)推进会计制度改革创新

推进会计制度改革创新,是切实提升会计职业道德的关键。要加快完善会计委派制度,逐步探索会计独立于企业制度,加大第三方会计事务所对企业委派会计制度,改变会计隶属企业的旧模式,切实增强会计工作者的独立性,促使其有效监督企业经济行为,并提供客观真实的会计信息。加快探索会计公司化,制定更加完善的会计法律法规,规范企业与会计公司之间的合同,为第三方会计公司正常运转提供法律保障,实施企业依据自身需要选择会计公司模式。针对职业道德缺失的会计工作者,要加大对其所属会计公司的惩处力度,严重者可以对其营业执照进行吊销,形成多方合力来约束会计工作者的行为。要更加侧重于会计制度的完善和修正,要把会计工作者的权力关进笼子里,最大限度消除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在制度的科学性、公平性、适应性方面下足功夫。要不断丰富和补充会计制度内容,着力强化会计日常管理,从源头上把虚假会计信息扼杀在萌芽时期。要进一步细化会计规章制度,严格规范会计业务流程,探索建立会计工作24小时监督机制,真正消除会计以权谋私的可能性。(四)提升会计从业人员思想道德素质

提升会计从业人员思想道德素质,是切实提升会计职业道德的重点。要强化企业领导对会计从业人员思想道德素质培训的重视,把提升会计从业人员思想道德素质当作头等大事来抓,积极举办相关培训班,提高培训频次,促进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增强。发挥好政工部门的引导作用,组织政工人员深入会计工作一线,了解会计工作者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帮助其解决相关问题。增强对会计工作者的人文关怀,妥善解决好其生活和思想中遇到的困难,拓展会计工作者的升职空间,促进其对企业的归属感不断增强。把会计从业人员思想道德素养培训与企业文化融合在一起,通过企业文化的渗透作用加深会计人员对思想道德素养的认识,从而使之内化为自觉行动。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关乎会计从业者就业前途,关乎企业对外形象,关乎会计业改革创新。大力强化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对于提高会计工作者就业竞争力、树立良好企业形象、实现会计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只有把提升会计工作者职业道德当作头等大事来抓,狠抓会计法律法规的落实,强化职业道德教育、监管体制机制创新、制度改革、从业人员思想道德素质提升等方面的工作,才能净化会计从业环境,真真正正提升会计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

第五篇：传统村落的困境与出路

传统村落的困境与出路

近年来国家已正式启动了传统村落的全面调查，那么这些处于濒危的古老村落将何去何从。这里，想对有关传统村落现状与保护的几个问题表述一些意见，以期研讨。

一．传统村落保护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村落是我们农耕生活的源头与根据地，我们很多人在这种“农村社区”里种地生活，生儿育女，享用着世代相传的文明。最能体现民众精神本质与气质的民间文化一直活生生存在于村落里。可是，最近一些村落调查显示村落消亡其势迅猛和不可阻挡。

如此多的村落消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城市扩张和工业发展突飞猛进，大批农民入城务工，人员与劳动力向城镇大量转移，致使村落的生产生活瓦解，空巢化严重。

二是城市较为优越的新的生活方式，成为愈来愈多年轻一代农民倾心的选择。许多在城市长期务工的年轻一代农民，已在城市安居和定居，村落的消解势所必然。

三是城镇化。城镇化是政府行为，拆村并点力度强大；它直接致使村落消失。这也是近年来村落急速消亡最主要的原由。

二．传统村落是另一类文化遗产

传统村落它兼有着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村落里这两类遗产互相融合，互相依存，是一个独特的整体。传统村落的遗产保护必需是整体保护。传统村落的建筑无论历史多久，都不同于古建；所有建筑内全都有人居住和生活，必需不断的修缮乃至更新与新建。它的历史是活态和立体的；对于这一遗产的确认和保护的标准应该专门制定和自成体系。传统村落不是“文保单位”，而是生产和生活的基地，是社会构成最基层的单位，是农村社区。它面临着改善与发展，直接关系着村落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保护必需与发展相结合。传统村落的精神遗产中，不仅包括各类“非遗”，还有大量独特的历史记忆、宗族传衍、俚语方言、乡约乡规、生产方式等等，它们做为一种独自的精神文化内涵，因村落的存在而存在，并使村落传统厚重鲜活，还是村落中各种非遗不能脱离的“生命土壤”。从遗产学角度看，传统村落是另一类遗产。它是一种生活生产中的遗产，也是饱含着传统的生产和生活。为此，对它的保护一直是个巨大的难题。

难题的原因：一方面是它规模大，内含丰富，又是活态，现状复杂，对它的保护往往与村落的发展构成矛盾；另一方面是它属于地方政府的行政管辖，若要保护，必然牵涉政府各分管部门的配合，以及管理者的文化觉悟。它的出路只有我们自己开拓和创造了。

三．找到了出路

近年来，随着传统村落的消亡日益加剧，不少研究单位以谋求为这些古老家园安身于当代的良策；但还尚不能从根本上破解传统村落整体身陷的困局。2012年国家启动了中国传统村落的调查；并评审《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评定的着眼点为历史建筑、选址与格局、非遗三个方面。当国家传统村落名录确定下来，其保护的工作不是已经完成，而是刚刚开始。传统村落的保护是全新的工作，充满挑战，任重道远。

我以为，必需认真对待和做好下面几件事：

一．建立法规和监督机制。传统村落保护必需有法律保证，有法可依，以法为据，立法是首要的；还要明文确定保护范围与标准，以及监督条例。管辖村落的地方政府必需签署保护承诺书，地方官员是指定责任人。同时，必不可少的是建立监督与执法的机制。如果没有监督与执法，法律文件最终会成为一纸空文。由于传统村落依然是生活社区，处于动态的变化中，保护难度大，只有长期不懈的负责任的监督才能真正保护好。

二．必需请专家参与。

村落形态多，个性不同；在选址、建材、构造、形制、审美、风习上各不相同。因此，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应制定严格规划，由专家和政府共同研讨和制定批准。只有专家才能真正提供专业意见和科学保障。

三．传统村落的现代化。

保护传统村落决不是原封不动。村落进入当代，生产和生活都要现代化；村落的人们有享受现代文明和科技带来的便利与恩惠的当然的权利。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完全可以做到两全其美。那种认为这两者的矛盾难以解决，非此即彼，正是一脑门子赚钱发财所致。在这方面，西方国家在城市历史街区保护中所采取的一些方法能给我们积极的启示。比如他们在不改变街区历史格局、尺度和建筑外墙的历史真实的前提下，改造内部的使用功能，甚至重新调整内部结构，使历史街区内的生活质量大大提高。民居不是文物性古建，保护方式应该不同，需要研究与尝试。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不但不矛盾，反而可以和谐统一，互为动力。其原则是，尊重历史和创造性地发展，缺一不可。只有传统村落生活质量得到提高，宜于人居，人们生活其中感到舒适方便，其保护才会更加牢靠。

四．少数民族地区的村落保护。

在少数民族地区，村落就是民族及其文化的所在地，其保护的意义与尺度应与汉族地区村落保护不同。对于少数民族一些根基性的原始聚居地与核心区域，应考虑成片保护，以及历史环境与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

五．可以利用，但不是开发。

一些经典、有特色、适合旅游的传统村落可以成为旅游去处，但不能把旅游做为传统村落的唯一出路，传统村落是脆弱的，旅游要考虑游客人量过多的压力，不能一味追求收益的最大化。更不能为招徕游人任意编造和添加与村落历史文化无关的“景点”。对文化遗产采取的态度是“利用”，而不是“开发”。利用是指在确保历史真实性和发挥其文化的精神功能与文化魅力的前提下获得经济收益；开发则是一心为赚钱而对遗产妄加改造，造成破坏。坦率地说，这种对遗产的“开发”等同“图财害命”，必需避免。

六．推荐露天博物馆。

在确定保护的较为完整的传统村落之外，还有些残破不全的古村虽无保护价值，却有一件两件单体的遗存，或院落、或庙宇、或戏台、或祠堂、或桥梁等，完好精美，颇有价值，但孤单难保，日久必毁。现流行的做法叫做“露天博物馆”，就是把这些零散而无法单独保护的遗存移到异地，集中一起保护；同时，还将一些掌握着传统手工的艺人请进来，组成一个活态的“历史空间”——露天博物馆。这种方式，可使那些分散而珍贵的历史细节也得到了妥善的保护与安置。

七．提高村民的文化自爱与自信。

传统村落的保护不能只停留在政府与专家的层面上，更应该是村民自觉的行动。如果人们不知自己拥有的文化的价值，不认同，不热爱，我们为谁保护呢？而且这种保护也没有保证，损坏会随时发生。所以接下来一项根本的工作是提高人们的文化自觉和自信。让他们人人都会对来访的客人自豪地大谈家乡的山水花鸟和祖辈留下来的一砖一瓦来欢迎你。文化首先被它的拥有者热爱才会传承。提高村民文化自觉是长期和深入的事，但如果只让人们拿着自己的“特色文化”去赚钱是不会产生文化自觉的。在这方面，鼓励和支持志愿者和社会各界投入、参与和帮助传统村落保护，也是推动全民文化自觉的好办法。

现在可以说，中国传统村落从困境中走出来了。它独有的价值终于被我们所认识，并在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外另列一类，即“中国传统村落遗产保护”，纳进了国家的历史文化遗产的“谱系”中来。

当然，传统村落保护刚刚开始，它有待于系统化、法治化和科学化；它需要相关的理论支持和理论建设，需要全民共识和各界支持，需要知识界的创造性的奉献，以使传统村落既不在急骤的时代转型期间被甩落与扬弃，也不被惟利是图的市场开发得面目全非。我们要用现代文明善待历史文明，把本色的中华文明留给子孙，让千年古树在未来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