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钱学森之问反思中国教育（含5篇）

第一篇：从钱学森之问反思中国教育

从“钱学森之问”看中国教育

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王文方 MZ10193

【摘要】：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老的提问令我们汗颜，可是只有汗颜还远远不够。进入新世纪，中国的教育事业充满了机遇，但是有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中国的教育现状是怎么样的？存在着什么问题？跟西方的教育比较我们的差距在哪里？有什么改进的地方？本文主要从中国教育现状，中西教育比较，以及中国教育所作的和应作的改变几个方面来阐述中国的教育问题，并对中国的教育进行思考。

【关键词】人才 教育现状 教育改变

1.中国教育的现状

1.1.中国的教育人虽多，但是真正的才却聊聊无几。

知识的教育是人才的根本，是科技发展的基础。然而光有知识是不够的，要成为有能力的才人，还必须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我们的人才结构出现严重失衡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现代教育体制思想问题。因为我们的社会价值取向决定的教育价值取向，而我们的教育取向，就决定了我们的人才结构。如今我们关注的是把教育和将来的工作、生活、居住、收入以及名声等紧密联系在一起，都认为读了大学，而且是要上名牌大学才是好事，只在乎形式和结果，并不在乎现在的大学教育的实际效果是否理想——这就是嫡传于2000多年前的“升官发财”的思想。这种思想的结果不仅导致了中国人才结构的不平横，同时也误导学子们的道德价值取向，更是吏政腐败的根源！

请问当今的学者或官员，有几位有事业心或责任心？有的恐怕多是“名利心”吧！“天下熙熙，皆为名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然也！

于是乎各类高校应市场需要雨后春笋般地纷纷成立，一时间中国大地遍地皆是大学生，然而这些大学生却依旧难以寻找工作，甚至不如高中生。

这就是商业化中国的必然结果，对于道德的学习或认可基本是否定的，必然是唯利是图，寡情薄义。

1.2．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低，但是教育的成本却很高。

改革开放的30年，我国注重经济建设而忽视对教育的投入，特别是“211工程”以来，鼓励地方和民间办校，而那些政府学校和教育机构的人却通过“计划外”招生创造收入，试问有几个校长没有名车？再看有几个教育官员没有高级住宅？更有举办所谓的“贵族学校”，这就使得中国基础教育出现“良莠不齐”的混乱局面。

而中国要维持教育这个庞大的机构，需要的成本十分昂贵。表面上看教育没有被产业化，实际却被商业化了。这就是中国教育改革艰难结症所在。这和中国其它国有部门机构改革一样艰难和尾大不掉，因为涉及的范围和利益十分广泛而且里面猫腻甚多，这是中国政府无法正视的严重问题。因此“忽悠”的“改革”话题，早就烂在茅厕里面了。

教育资源分配严重失衡，教育经费的使用和分派存在不公平或不公正。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差距可直接反映在农村教师的生存状况之上，教师是蜡烛，难道真要“蜡炬成灰泪始干”？教师是春蚕，难道真要“春蚕到死丝方尽”？教师是孺子牛，难道就只能吃草，却必须挤出来奶来？在这样“为人师表”的光辉之下，出现教师为了虚名而出卖自己或是为了利益而出卖灵魂的现象，难道只是教师个人的责任？为官当权不重视“教育”，这是为官者的耻辱，是当权者的罪恶，是历史的罪人。——口口声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视“物质文明”的发展，而“忽悠”“精神文明”的建设，实际变成“追名逐利”或是出“政绩”的“官场作秀”罢了。

1.3.“义务教育”的尴尬。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立法精神，孩子们应当享受义务教育。可是这义务二字似乎只是落在孩子们家长身上的责任：为了孩子读好一点的学校，则必须缴纳借读费、捐资助校费或计划外招生等等费用。所谓就近入学，学校也可以推诿说学生已经收满了，想法帮忙是可以的，那得多交钱。对于普通百姓人家，这学校的差距是很大的，而学生们到底有多大的可选择性呢？

几乎每个学生都会面临择校的问题，上重点学校还是普通学校，上民办学校还是公办学校，一要看学生的成绩，更要看一个家庭的经济实力。相对而言，民办学校的收费较高，需要一个家庭有较好的经济条件，这个条件决定了对孩子教育的投入，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决定了孩子能享受什么样的教育资源。

高等学校虽不属于义务教育，但在现代科举制度之下，高校的招生意向仍在客观上影响或制约着义务教育的教学取向。从中考到高考，几乎都是盯着高校的培养人才目标而行动的。这也就是为何近年来考研究生或公务员的学生增多的原因了！1．4.应试教育为主，素质教育为虚。

中学课程改革，表面上是“教育改革”，实际这只是教学内容的变化，实际依旧是陈腐的老路。我们并不希望能通过“课程改革试点”来“救赎”那些可怜的孩子，毕竟孩子们承载的是我们或国家社会的期待和希望。可是这一“考”的结果，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依然“考定终身”。孩子心中压力不堪重负，家长心中忧戚苦不堪言。

对于学校来说，应试才是重点，至于素质教育，那是可有可无的，至于考试要求，也不过是走过场罢了。这种“功利性”的教育方式，将会产生出怎样的结果，恐怕这才是“社会道德沦丧”、“社会价值失落”的根源吧！那么腐败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试问有几个官员没有腐败？试问有几个百姓人家没有“贪心”？

这种教育下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大学生很多，但我们缺人才；我们有一些人才，但却没有理想和责任心；我们有一部分得力干将，可是却不知道追求什么。那么，我们又要发展什么呢？

素质教育，只是忽悠世人的幌子，内骨子里依旧和20年前一样。中央一群老者，无论如何也是煞费苦心，只是一味地求得内内外外一片和暖的“和谐”气息，这能是改革吗？实际却是借改革的名，左右逢源地平衡权力矛盾和利益罢了。如此求得的短暂平和，却由此种下“道德沦丧”的祸根，那么“腐败”就是一种自然了！

1.5.我们在教什么？从“胎教”、“幼教”到“早教”，似乎孩子们已经就被有条件或无条件地捆绑在“教育”的马车上，从此以后，孩子们分秒必争地努力学习，从小学升中学，从中考到高考，不仅仅是孩子，连同大人父辈和教师们一起陷入一种最清楚而又难以逃避的困惑——努力读书，出人头地，升官发财，似乎就是隐藏在这种现象后面的源动力——而其它的一切都似乎是冠冕堂皇的说辞。

当年文革否定我们的传统文化之后，在后来的30年来，我们注重的是西方传进来的科技知识，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介绍或解读则是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对于思想文化的教育，如同中国人对于“性”的教育一样，缺乏或无知。

先前媒体娱乐界的引导，直接从西方文化娱乐的层面对学生和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和震撼，对于热衷于“名利”的中国人来说，那个时期，很有些人都想成为“影视歌星”。而一度出现的各式“超男超女”更是方兴未艾，更多的已经颠覆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取向。

于是一个猛然的警醒，才发现先前那些苦苦叫喊的余秋雨、贾平凹等是多么难得和可笑，而后又发现张爱玲居然那么有滋有味，发现易中天、于丹和钱文忠这样一批所谓的文化红人又是多么的可爱可亲。作为媒体转向这方面的报道，是值得高兴一下的，但这只不过是媒体的一种商业行为，“中国四大名著”可以被一群文化贩子翻来覆去反反复复地“拍戏”，能翻出传统的孔夫子、老子、庄子等，也不足为怪！

为怪的倒是我们的教育内容中，这样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介绍或分析是多么的可怜！这也就是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迷失的根本原因吧！因为当我们的孩子都能学会反思的时候，孩子们还会“听话”地去走那条早就铺好的所谓“仕途经济”之路么？

2.中国教育与西方教育的比较

2.1.中西方教育思想不一样。

我们从美国的教育发展历史过程可以看到，无论是美国公立教育还是私立学院，从小学到大学，首先学习的都是各种思想文化，无论是基督教哲学，还是非基督教哲学，除了宗教学院以外，均是可以自由学习的，神学和进化论并存，科学与宗教同在。这在倡导人性方面的确是十分自由和开放的。

而这点在于中国教育，除了马克思主义强制性灌输以外，其它的思想几乎是含糊不清或是持否定态度的。

2.2.教育方式不一样。

袁振国先生在其《反思科学教育》一文中有过这样一段论述，我觉得很有道理：“中国衡量教育成功的标准是将有问题的学生教育得没问题，‘全都懂了’，所以中国的学生年龄越大年级越高，问题越少；而西方教育的标准是将没问题的学生教育得有问题，如果学生提出的问题连老师都回答不了了，那算是非常得成功，所以西方的学生年级越高，越富有创意，越会突发奇想。

西方教育方式是不给学生画条条框框、不给死板规定、不给千篇一律标准答案。对于大人们本身就质疑的思想或现象，只提供课题思考的方法或路径，而不是强行灌输某种观点。教学是在一种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寓教于参与中接受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知识。同时在师生之间的关系上，是平等的，相互尊重的类似朋友的关系。而且教学的课堂并非固定在学校，而是在现实生活中。

这在中国则是强行灌输，采用“填鸭子喂死鱼”的方式，几乎是在学校一步到位的，师生之间有一种相对严肃的长幼关系，而非朋友关系。教育活动的目的完全为应付考试，强调“师道尊严”，采取“满堂灌”和“强迫”的教学方式，学生消极被动地接受，压抑了个性的自由发展。

2.3.教育理念不一样。

西方发达国家的办学思路倾向于宽进严出，即入门相对宽松，但出门的要求很严格，特别是对硕士、博士的要求非常严格。在终身教育看来，宽进严出无论是对社会的回归教育还是对适龄青年的高等教育都是可取的合适路径，因为它既善意地向有志者敞开大门，又保证了人才培养的质量，更重要的是注重教育学生学会学习，这是一种更高远的追求，它可以影响其一生。而我国的高等教育则是严进宽出和尚未完全到位的学分制。我国的高等教育历来严进宽出，即入门要求很高，但进门后不管学生是否最有效地利用在校期间的优越条件用功努力，到该毕业时绝大多数都能获得一纸合格证书顺利毕业。不仅如此，在部分家长和学生眼里，学习的终极目的就是考上一个好高中或者大学，升学率几乎成了学校的唯一追求目标。正如我们经常说的：“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应试教育体系的枷锁禁锢了他们的创造心灵，剥夺了他们应有的自由和快乐，仅仅为了学习而学习，忽视了孩子们自己动手能力的培养，以及互帮互助，人际交往等教育的重要内涵，歪曲了教育最本质的目标—学以致用，无形中给他们套上了思想上的枷锁，望着天空，猛力的扑打这翅膀，但却像一只折翼的青鸟，怎么也飞不起来„„

2.4.教育目的不同

“学而优则仕“，这一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至今仍未消失，从前文阐述的中国教育历史和现状知道中国的教育从一开始就是为国家政治利益服务的。毋庸置疑，我们现代的科举教育制度，也正是为了方便教育者的教学管理而制定的一种制度，而不是真正体现邓小平临终倡导的教育要三个面向：“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而是面向“吏政”制度。

而美国的教育目的同样也是为了国家政治利益服务的，但美国人并不反对不同思想观点相互之间的辩驳或讨论，同时美国人没有“吏政”史，只有“公务员”。

相反，中国“吏政”引进“公务员”，很大程度上仍旧是暗箱行为或形式，毕竟在中国这样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下，“公招”成功后的风险系数是很大的。

3.中国教育的转变

3.1.进行教育观念的改变。

树立传承中华文明之教育思想，吸纳西方教学经验，逐步确立新时代中国教育思想理念。读书和做人是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文化知识的教育是一方面，而思想道德却是重点。教育的的目的不是“升官发财”，而是服务社会，造福苍生。

3.2.对于教育机构进行深刻的改革，清正廉洁的教学机构方能教化出清正廉洁的学子

制定出科学合理并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教学体系，使传统的科举教育逐步过度到全民素质教育的正确轨道上来，而不是为了升学考试。提倡“有教无类”，因人而异，重智育，更重德育，同时加强体、美、劳的教育；对于教师，师风、师德应当成为首选，而教学灵活多变应成为现代教学的特色，并能走出课堂，进入社会生活，寓教于乐，寓教于生活。

3.3.彰显教育公平，有教无类，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的教育投资。

首先，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改造薄弱学校，尽快使师资、教学仪器设备、图书、体育场地基本达标。实施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实现城乡中小学校舍安全达标。要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义务教育标准化建设。其次，着力解决“择校热”问题。加快缩小校际差距，加快薄弱学校改造。实行优质普通高中和优质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名额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义务教育阶段不得设置重点学校和重点班。要加强区域内教师资源的统筹管理和合理配置，实行县（区）域内教师、校长交流制度，有条件的城区和农村可以逐步探索教师定期交流制度。创新教师补充和退出机制。三要保障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和留守儿童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要制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要重点建设好劳务输出大省和特殊困难地区农村寄宿制学校，改善办学条件，优先满足留守儿童就学需要。同时，健全学校、家庭和社会相结合的教育和监护网络，帮助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4.4 加大创新能力的培养

思维是推动群体行为的一种强大的能动力，培养大学生创新性思维就成了培育创新型人才的第一把钥匙。

一要不畏常规，敢于超越。创新是真正意义上的超越，是一种敢为人先的胆识。现在的大学生是从应试教育中走过来的，其在小学，中学接受教育大多是老师机械的灌输，学生被动的接受，很少有自己独立思考的空间，即使是掌握的很好的知识，也只是运用于考试之中，这就使他们的悟性、灵感在经过“千锤百炼”之后基本上被埋没了，思维被严重地束缚。正因如此，大学生敢于超越的精神就显得更为可贵。

二要善于运用各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比如，注意培养聚合思维和发散思维，重视直觉和灵感的作用，把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结合起来，善于运用归纳、演绎、推理等多种逻辑思维方式，等等。真正把各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运用好，实质上也就形成了创新性思维。具有了创新性思维，才能获得创新能力，推动创新实践。

三要多进行思维训练。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教育体制的制约，当代大学生普遍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而缺少非逻辑性思维的能力。因此，各高校应注重适时进行非逻辑性思维训练。在课堂教学环节，任课教师对学生进行思维训练就是一种比较可行的方式。通过提问学生一些答案不唯一或解题思路不唯一的问题，给学生更多的独立学习时间，让他们在独立思考中发展思维能力。

四要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问题是思维的开端、学习的起点，任何思维过程总是指向某一具体问题的。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讨论问题、分析问题直到解决问题，是学生积极主动开展思维探索的过程。一些富有新意的问题的提出、分析与解决即是学生的创新过程。所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如创设问题情境，鼓励学生大胆提问，引导学生讨论和分析问题，师生共同概括归纳问题解决程序、要点或结论，并通过进行问题解决后的延伸练习加以巩固和运用，从而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

4.结束语

上面论述虽然批评了中国教育的很多不足之处，赞扬了西方教育的优点，可能给人“西方的月亮比较圆”的感觉，实则并非如此，中国的教育并不是毫无可取之处，而西方的教育也并非面面俱到。

显然，中国现行的教育也并非一无是处。我们的教育重视文化基础课，学生学到的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知识比大多数美国学生多得多，这无疑在某些方面上提高了学生的社会竞争力。而且中国的学校的管理相对严格，要求学生在上课的时候精神集中，洗耳恭听，对书本上的东西记得牢固，这让许多中国学生在出国后都深受西方国家学校的好评，他们在课堂上专心致志，在课后也努力用功。这种教育方式在继承优良传统、掌握知识、规范行为等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西方的教育制度中一个普遍存在的缺点就是学校对学生的管理不严格。这样会造成学生的勤奋度降低，缺少上进心。经调查，西方学生的勤奋程度远远少于中国学生。概括地说，西方教育的优点是重视学生学会独立思考，独立生活的能力，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以及思考问题的习惯和方法，从而为进入一个重视创造性思想的社会做好准备。它的弊端是，学生基本功不扎实，性格放任，纪律涣散。

曾经有人做过一个面向家长们的调查问卷，一位母亲在回答“请问您对目前的教育制度有什么建议？”这个问题时写道：除非从根本上改变现在的这种考试制度，老师和学生将永远是考试的奴隶。此话确实符合中国的教育现状，我们也认为要改变中国这种教育方式单一，不重视能力训练的现状的最好方式就是改变教育体制。从细节上一点一滴的改变得令它更具科学性，更加适合学生的身心成长。当然，我们的优点还是要坚持下去。

钱老针对现行教育制度曾说过：“现在的学生对知识没有兴趣，老师教到什么程度，学生学到什么程度，这样的教育是不行的，教材不是主要的，主要是教师。”只有当教师不断提高教学水平，改进教学方法，改变评价眼光，不用“一个模子”培养人才时，学生才会学得有兴趣，才会把学习当成享受，而不是负担。也只有在这样宽松、愉快的教学情境中，才可以培养出具有想象力、创造力的杰出人才。参考文献：

【1】袁振国.反思科学教育[J].中小学管理,1999.12．

【2】郝德永.教育学面临的困境与思考[J].高等教育研究,2002(7).【3】[2]杨移贻,张祥云.可持续发展的教育与教育的可持续发展[J].高等教育研究,1997(4).【4】薛晓阳.人的教育：一种社会哲学的考察[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6,20(2).【5】郭法奇·论美国的个性化教育[M]·教育学(人大复印资料)2001年第4期。【6】何齐宗.教育原理与艺术[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7】 郑永年, 中国教育改革的三大败笔[N].新加坡早报, 2003-11-18.

第二篇：从钱学森之问议大学教育

从钱学森之问议大学教育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高等教育应该怎么走？大学学在哪里？这成为当今社会的热点。

朱清时的南方科技大学在中国试图开创一个能输出人才的“特例”高校，而这所谓的“特例”实际却是为了还原大学本身应当具有的面目，大学教育的现状让我们担忧，对此我们有着不同的看法。

一、钱学森之问——当今高等教育现状。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中国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大学又经历了扩招和多数院校的设立，专业的扩展和延伸，可在这种发展良好的表面下，却未能培养出大师级的人才。举例来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20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5个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

大学通常被人们比作象牙塔，其外延涵义主要是指“比喻脱离现实生活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小天地”。而身为高等教育基地的大学本也应该是如此，从象牙塔中出来的本也应该是杰出的人才，国家的栋梁，好不夸大的说一句，这类人应该是未来国家的支撑。然而当今的教育现状却犹如象牙有了难以清楚的牙垢一般，变得不在如往昔洁白单纯。

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这些本应该是难以启齿，万人不屑的行为逐渐变得公开化。当今的大学生们也不再以学业为主，反而在意人情世故，做事以利益为重，失去了大学本身应当具有的学术氛围，转而向金钱，利益，权利的渴望，露出贪婪的双目。不得不说，这种不良氛围下所教育出来的学生，会失去了成为精英所应该具有的素质，也失去成为大师所应该具备的知识，甚至失去了一个大学生本身应当具有的品质。

二、大学精神——理想的象牙塔 什么是大学精神？就是大学里的人崇尚什么、追求什么，是大学自身存在和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的文明成果 ,它是科学精神的时代标志和具体凝聚,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高级形式。面临知识经济的机遇和挑战，建设 “大学精神”不仅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需要。

“大学精神”的本质特征概括为创造精神、批判精神和社会关怀精神。

如果你到麻省理工学院去看，你去的时候发现大家崇尚的就是学术卓越，都憋了劲去竞争做到最好。这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现代大学学术机构一定要有这种气氛。这个东西看不见，但是你可以感觉出来，大家崇尚什么，尊重什么，追求什么。所谓的创新教学，素质教学，也无从施展，老师们不愿意做这种事情，只是想着如何拼凑论文，能拿到更高的职称，学生也习惯了被动接受的模式，不愿耗费太多经历在创新上面。这样对学术的不尊重造成了学术气氛、文化、精神也就全完了。这样大学精神的缺失造成了学生在学术研究精神的欠缺，心浮气傲，肤浅蛮横，也难怪培养不出人才。

大学精神的基础应该是对学术的单纯追求，学术作用在学校有最高发言权，其他人都是为他们服务的。管理人员要全是精英，但是他不要去干预学术，他不要追求行政权力，把他的事做好，给教授们整理文件，帮教授做事。营造出良好的学术气氛，把学术作为最高的点，学生才会自主的投入到专业的研究中，例如加州理工大学中的探究精神，如果有人要做一个报告，很快就会有其他人想以更新的东西超过他，这才应该是良好的大学精神体现。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指出：大学应该是一个学术共同体。作为学术共同体，大学必须以学术为目的，以科学精神为核心凝聚力，并且应有某种对绝对精神的追求。同时，大学还必须有所作为，除了能够培养优秀人才，还应该面向未来，服务社会。

在发展的过程中，众多高等院校应更多的为学术让道，把学术放在第一位，努力培养具有创造精神、批判精神和社会关怀精神的大学生。因为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也就是我们所祈求的大学教育。

第三篇：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

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发展竞争，越来越转向科技和人才的竞争。如何在科技和人才上占领制高点，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关键因素。“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面对前来探望的温家宝总理，钱学森多次提出这样一个刻骨铭心的疑问。钱老的疑问，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疑问，是社会各界对中国教育的疑问，也是一个伟大民族必须直面的疑问。它已引起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普通学生的深思。其实，“钱学森之问”，在上个世纪也有一位英国人提出过。这个人就是李约瑟。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曾问：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只能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李约瑟之谜”。它提出了一个悖论：“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端于中国？而哥伦布、麦哲伦正是依靠指南针发现了世界，用火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用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了欧洲文明！”

钱学森之问实质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发掘与发挥创造性人才的社会功能与价值，也就是如何从知识型、技能型人才教育模式向创造型、发明型人才培养方法的转型。钱学森的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答案是很简单的。学校里，关心科技发展的人已成少数--没氛围；提得出又打创新性研究成果的人已成少数--没数量；关心的往往是创业问题并非科学研究--没火候；现在社会，人人祈求安贫乐道，不搞也不敢搞科技创新--没手段......总之，一般的，传统的，不打破常规的思维是绝不可能造就出像达芬奇，牛顿，冯卡门，特斯拉，诺贝尔，爱因斯坦这种伟人的！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举例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20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5个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钱学森指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可见，中国崛起太慢的根本原因主要在教育。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国家崛起就会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教育学中有一种说法，天才和教育也不成之才处于教育之外，教育培养可造就的社会主体人才，杰出人才冒不出来，还有人才评估、管理与激励等诸多原因。中国教育界广泛存在的问题，比如说，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已有数不清的批评性和建设性的文章，然而，问题始终不见真正得到解决。归根结底就在于教育系统的改革始终如“老牛爬坡”，导致学校行政化趋势加剧，教师功利化趋势加剧。这样的学校和教师有可能培养出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大师吗？

我们的大学普遍重课本知识讲解，忽略实际技能传授、特别是忽略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实际上许多大学教师根本不知道怎么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大学基本都是学生把课上听的、课本上写的知识背会了，考试考过去了，就行了。大学也存在着不了解教育的外行人当大学校长的情况。很多大学都喜欢在形象工程建设上投入大手笔，建高档校园餐厅、高档运动场馆，有的连宿舍都盖五星级的。而教育质量、人才的培养上面至于应该怎么提高，没有几个人知道，至于培养学术领域的大师级人才，他们就更不知道了。大学普遍存在没有自己的定位，教学同质化。大学应该实行学术上百家争鸣，可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如果大学都基本一个样子，教学方法一样、培养方式一样、课程科目一样、教科书一样，那也不可能有造就出创新型人才。我们的中学的教育基本都是应试教育模式，死记硬背的填鸭式教育法。学生总是背、背、背，拿着课本背上面的东西，然后就是考、考、考，把把背会的东西背着写出来就行了。应试教育体制，以考试分数论英雄，学校也只能以升学率作为唯一评价的标准。所以学校也只能重视学生的考试成绩，忽略学生的综合素质，如创新能力、品德修养。我们的升学制度好比百万大军过独木桥，“百万学生一考一刀切，一卷说了算”，所有的学校都只为同一个目的，都陷入了“考、考、考”的恶性竞争态势，学生们几乎天天晨起晚归，昼习夜读，终日做题海，埋头故纸堆，负担繁重不堪。学生们的综合能力素质的、个性特长、情趣爱好在现行应试模式下根本是无法培养起来的。

中国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文明、民主、富强的现代化目标，绝对离不开先进的、现代化的教育，绝对离不开一批又一批杰出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中国需要建立新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需要形成新的教育发展战略和目标模式，需要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眼下，袁贵仁部长刚刚走马上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正在制订，教育部也实施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就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在高等教育界，“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一度以“珠峰计划”的代号流传，此项计划是高校扩招以后的提高质量之举，可看作对“钱学森之问”的一种回答。决策者注意到，“很多前辈科学家提过顶尖人才培养不出来的问题。” 据介绍，教育部鼓励16所入选高校各显神通，没有定式。

总之，钱学森之问是一个大国教育与人才之问，是全民之问之期待。我们期待，不久的将来，我们能解开这道题，能找到一条光明的路，中国的杰出人才将不断涌现,重现诸子百家，百花齐放的盛世！

第四篇：钱学森之问之我见

钱学森之问之我见

年级：2011级

专业：法学

姓名：赵晓云

学号S01114031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举例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18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4个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钱老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2009年10月31日,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驾鹤西去,我们在怀念这样一位大师的同时,他那一句振聋发聩的质疑——“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也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深思。

谈到钱学森之问，不得不谈的另一个同样声名大噪的问题——李约瑟谜题。李约瑟作为一名英国近代的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在他的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发问：“为何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繁荣的中国？”再回顾钱学森之问，我们会发现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李约瑟谜题看似是对中国科技的思考，钱学森之问看似是反思中国教育体制的弊端，但二者的实质上都是对中国缘何没有科技创新型人才的质疑

很多人在对钱学森之问进行分析探讨的过程中都进行了一定的总结，但遗憾的是，大家都普遍将目标聚焦在高等教育上，将钱学森之问替换成了“为什么我国的高等教育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但是在我看来，我国杰出人才缺乏的原因，不能简单归咎于某一个教育阶段，从学前教育到小学、中学、大学乃至整个的社会环境都应对我国杰出人才的缺乏承担责任。在我看来，钱学森之问的答案甚至可以追溯到我国的传统文化。

我国儒家传统文化是一种“学而优则仕”的“官文化”，自隋唐开始，科举制度变一直延续为之后历朝历代所采纳。而科举制度正是“官文化”的显著表现之一。读书的目的一度被释义为是求取功名。到明清则更甚，科举考试的内容则仅仅局限于八股文。在这种“官文化”与“文化实用主义”的影响下“一切不以‘升官发财’为依归的智力活动都被视为‘不务正业’，一切自然技术研究成果都被贬斥为‘奇技淫巧’”。这种“官文化”腐蚀了学人的学术兴趣，阻断了其走向学术研究的路径。同时“官文化”是一种讲究等级，扼杀平等与真理的“酱缸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个体是被奴役的、个性是被束缚的、思想是被压抑的。于是“人们‘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惟独不畏真理；„„崇拜权力、崇拜金钱，惟独不崇拜知识”。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天人合一”“、贵和尚中”，突出体现为重群体轻个体的价值取向和整体性思维方式。“社会本位”价值的强势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个体的价值与个体主体性，整体性思维方式也必然会影响个体思维的多元化与创新性。

在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催生了学术领域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对于一些看似没有实际用途或短期内无法创造价值的自然科学问题，便乏人问津。除此之外，中国古代是小农经济国家，即使是科学领域的新发明也多是基于农业生产的经验，这在很大程度上舒服了人们的思想，抑制了人们的创造力。

视角转回现代，我们已经废除科举制度数百年，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早已得到世界范围的普及，但为何我国的自然科学依然落后于西方世界？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无一位中国本土的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得者却出现了六位华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在此之下，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的教育和我们的社会环境。

我国的教育改革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口号虽然都是素质教育,但在实施过程中绝大部分中小学实行的却仍然是应试教育,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在我国的基础教育阶段我们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其情景———“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古时候我们的评价理念是“学而优则仕”,现在我们的理念是“考高分就是好学生”。钱学森曾说,在他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其中一个就是在北师大附中的6年,另一个就是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读博士。钱学森后来曾这样告诉他的学生:“师大附中给学生创造了一个非常宽松的环境,培养了我的科学兴趣”。钱学森第一次见到冯卡门,就得到了这位世界著名大师的赏识,就是因为他具备了一个优秀科研人员应有的素质,即敏锐的思维。这种素质的形成与北师大附中实施的宽松、自由的教学理念和学习风气有很大的关系。我国的基础教育现状让我想起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有段关于儿童“六个解放”的论述:解放儿童的头脑,使他们能想;解放儿童的双手,使他们能干;解放儿童的眼睛,使他们能看;解放儿童的嘴,使他们能谈;解放儿童的空间,不要把儿童关在笼中,使他们能到大自然、大社会里去扩大认识的眼界,取得丰富的学问;解放儿童的时间,不把他们的功课表填满,不逼迫他赶考,不和家长联合起来在功课上夹攻他们。卢梭曾说过,孩子是自然之子,让他们自发、自动地从环境中学习,比传统的书本教育要有效率得多。如果我们的老师在教学上都能以陶行知先生的“六个解放”来要求自己,让学生的身心、思想都能得以解放,让学生不再为框框条条的标准所束缚,不再为繁多复杂的考题所桎梏,不再对学习心存畏惧,不再对标新立异视若畏途。那时,我们的学生们对学习充满向往,对知识充满渴求,神思飞扬,激情勃发,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就会更强,我们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将正式启动。

“大学精神”是大学自身存在和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的文明成果,它是科学精神的时代标志和具体凝聚,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高级形式。面临知识经济的机遇和挑战,建设“大学精神”不仅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需要。“大学精神”的本质特征概括为创造精神、批判精神和社会关怀精神。钱学森2005年3月29日下午在301医院的人生最后一次系统谈话中指出: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人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培养大学的创新精神我们还可以借鉴国外一流大学的经验。自1901年设立诺贝尔奖以来,这个代表当今世界科学最高水平的奖项已经颁发了百余年。从诺贝尔奖诞生以来已经产生了400多位诺贝尔奖获奖者,其中美国是最大的赢家,美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占到了全球获得该奖人数的70%以上。据统计,美国共有27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什么美国能获得这么多的诺贝尔奖,看看其大学精神就知道了:哈佛大学以师资雄厚,将近40名教授因获诺贝尔奖而著称,学生以学术卓越、全面发展、自信能干而闻名。耶鲁则以教授治校、思想开放、人文一流、盛产总统而骄傲。而普林斯顿大学以重质量、重研究、重理论,并培养出3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卓誉世界。哥伦比亚大学既是一所大学,也是一所大企业,也培养出3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年轻的斯坦福大学以强烈的进取精神,提出不因袭任何传统,沿着自己的路标向前,以“学术顶尖”的构想建设大学,成为“硅谷”的强大后盾。善于创新是大学精神的灵魂。要想在教育理念、办学思想、培养模式、教学管理等方面塑造自我,具有个性,没有创新是不行的。总之,凡是有特色的大学,都因善于创新,坚持走自己的路而成名,并培养出了一大批世界各领域的杰出人才。所以树立具有创新思想的大学精神我们才能真正培养出杰出人才。

其实，中国并不缺少具有科研素质的年轻人才，但往往在现实社会中难以取得成就。杨振宁和李政道就是关于中国缺少科学土壤的最好例证，正所谓“境内为枳，过海为橘”。要想真正培养出杰出人才，真正解决钱老的“杰出人才”的质疑，我认为，我们需要彻底舍弃我们现实社会中具有强烈等级思想的官文化，代之以平等的思潮，要将我们的应试体制做出根本性的变革，注重培养学生在多个领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兴趣，在高等教育之前应该将我们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培养学生学习的“宽度”而非“深度”。在高校中，要努力将高校“去行政化”，还学校本来之“象牙塔”面目，附学校以自由热烈的学术气氛。我想，在此之下，钱老的疑问应当得以解决矣。

第五篇：钱学森之问观后感

视频钱学森之问观后感

教育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根基，教育是一个国家动力的源泉，教育是一个时代进步的根本，教育者，国之大计也。

钱学森老先生在晚年曾不止一次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他的忧虑------“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2009年8月6日,与温总理的最后一次见面中,他依然说:“培养杰出人才,不仅是教育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 钱学森大师去世前留下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大学不能培养出杰出的人才。钱老去世后，这成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就中国与西方教育的对比来看，中国对孩子一直进行着填鸭似的的教育，老师在课台上讲，学生在台下被动的接受。无论是小学还是大学，中国大学生中毕业后创业的同学少之又少，学生似乎成了一种职业，中国大学生的毕业就意味着失业，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大的原因是中国的学生太多了，而社会可以提供的就业岗位是有限的。这是由中国人口大国的性质决定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学生的创新能力，或者说没有活跃的思维，没有年轻人应该有的闯劲儿，其实创业也不失为一种良好的就业抉择，这是由中国的教育方式决定的。在我看来，中国的学校太看重面子。

中国的学校一直在忙碌着，忙升学率，忙学科建设，忙的都是面子工程，中国的学术剽窃现象很严重，这也是中国学术不立足于现实急于求成的表现，这也反映了中国迫切需要学术上的成果来推进各方面的发展。

中国的教育中看重的是学生的计算能力和记忆能力和西方发达国家则是看重学生的动手能力和集体意识，相似越来越发达的今天，集体的优势会越来越明显，其实中国在当前的大学教育中已经开始重视这一点，在竞赛和任务中经常以团队的形式进行比赛和作业，培养大学生的合作意识。这是值得肯定。

钱学森说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上学时的那种浓重的学术氛围是最令他记忆犹新的，在美国，学生可以和导师以平等的身份进行学术交流，这样可以调动学生的思维，进行创新性研究。而中国的大学则是采取了填鸭式的老师讲课，学生被动接受的方式，中国的大学也曾经试图去拓展学生的学习层次，中国打大学好多都开通了选修课以利于学生可以拓展自己的知识面，但其实这些选修课时间也被学生用到了写作业上。中国的教育还有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将学科分的太细，其实各个学科都是相通的，学的知识多，考虑问题才能全面。以一种很大局的意识来思考问题。对于中国教育的发展，我想说以下几点，一 中国大学培养不出接触的学生还有小学，中学和高中教育的原因，中国应该进行全方位的教育制度的改革，中国在教育上的投入还是很少。教育是国之根本，是国家鲜活生命力的源泉，中国的教育可以采取和中国当初改革开放相似的方式，当初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则是先让一部分人先进行西方式的教育，这还要从教师开始，中国应从现在开始就选派优秀教师去美国或其他国家进行教育方法的培训学习，而且每年都应当派遣，这样才能逐渐改变中国的教育主体，还有就是中国的教育部门应当进行教育体制的改革，从某些试点城市开始，从某些试点大学开始，然后逐步推广到全国，这可能需要三四十年的时间或者更长时间，但我相信终究会成功。英语应是中国教育的重中之重，当前世界的科技中心在美国，学好英语有利于我们接受美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印度的科技水平目前在我国之上，就是因为在英语方面占有优势，还有中国香港的发展，不仅是由于其资本主义体制的优势还有英语的优势。中国的教育改革是一个漫长且艰辛的过程，但是我们相信中国的教育部门正在进行这不懈的努力，未来中国教育的前景是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