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反思中国教育
反思中国教育
我们正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我们又要用什么样的教育去构建我们的未来?也许我们所有中国人都应该重新思考一下这样一个问题。诚然,我们已经而且正在进行教育改革,但时至今日,改革没有改造出一个生机勃勃的教育,反而有愈改愈恶之势,我们的教育开始脱离人民;我们的教育严重脱离实际;我们的人民开始上不起学;我们的社会正在流行“上学无用论”的思想……若再不加以彻底医治,在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中国教育会在一个原本摇摇欲坠的境地塌陷下去,一蹶不振,以致拖垮整个民族经济。不要再陶醉于用廉价劳动力和初级产品换来的“繁荣经济”时代,我们当放眼未来,洗心革面,建立起一个创新型教育体系,用知识和人才去主导世界经济命脉。
纵观当今教育,困难重重,矛盾复杂,百病待医,笔者以为其弊有九:
一. 没有灵魂的教育
创新是民族的灵魂,自然也是教育的灵魂。然而一个用“分数”和“升学率”来主宰一切的教育如何能谈得上创新。中国的学生规规矩矩;中国的教师不苟言笑;中国的课堂沉重而乏味;中国的学校大门紧锁。我们用一套成型的思维去塑造我们的孩子,结果所有中国学生都被训练出了固定的解题模式,他们几乎没有自己的观点。正是这种“唯考试分数论”的制度扼杀了中国人的灵魂——创新。爱因斯坦曾说: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诚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的认识。也许我们可以说应试教育培养的不但称不上“人才”,就连“有用的机器”也算不上,顶多是一种考试的机器。在我们的学校“音体美”都是副课,老师可以不上,学生可以不听,唯有考试的才是最重要的。中国的学生每天都得面临繁重的家庭作业,中学生每天都得6:00起床,晚上要到10:30才下自习,一天上12节课,三个星期才休息一次。他们在学校每天还要像犯人一样被老师监视着,不许有丝毫“越轨”的行为,正像有些学生描述的那样,中国的有些学校简直就像人间的地狱。
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促进人的自由发展(徐艳国,华东师大)。教育家们早就说过,教育的目标不是别的,他是培养自然人,任何企图将知识和品德要求强加到学生身上都将破坏培养人的个性品质的基础。我们的教师认为是为孩子的未来着想,为孩子安排好一切,其实正是这种外在的强制干涉毁掉了人类美丽的花朵——创新。
在中国无论是小学还是大学,学校的管理模式都千篇一律,曾几何时,在中国有一大批诸如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南开大学、扬州中学、明德一中、东山中学等享誉中外的名牌学校,而今为何在星罗棋布的各级各类学校中却极少有突出个性特色的学校?从改革开放至今,为何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培育了40多位诺贝尔奖者和近两百位知识型亿万富翁,而在中国诺贝尔人数仍然为零?据新华网报道,在中国核准的发明专利中,来自国外的申请占82%,且技术含量较高;来自国内的专利申请只占18%,且技术含量较低。作为培养科研人才的教育机构难道就没有一点责任吗?这一切只说明了一个实事,那就是我们的教育已失去了创新的灵魂,而导致这一悲惨命运的罪魁祸首便是“唯考试分数论”。
素质教育改革如果只流于形式,只触其毛皮而不医其心,不脱胎换骨,恐怕最终也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大学英语四六级改革便是一例,表面上取消过关的概念,但大部分学校人为地划一分数线,学生们的压力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为了四六极,他们几乎花掉了所有的时间,而他们所得的莫不是一种作选择题的能力,用英语交流与写作仿佛成了奢谈。难道我们还能容忍这样荒谬的考试存在下去吗?我们的社会不能容忍一个没有灵魂的人,又岂能容忍一个没有灵魂的教育!
二. 两极分化的教育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曾有这样一段论述:教育是附属于社会的一个体系,它必然反映着那个社会的主要特征。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里,希望有合理的,人道的教育,这将是徒劳的。一个官僚主义的,惯常脱离生活的体系会感到难于接受这样的想法,即学校是为儿童设立,而不是儿童为学校而生存的。上面发号施令,下面惟命是听,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政权,不可能发展自由教育……人们又如何能想象由特权和歧视所构成的社会可能产生民主的教育体系呢?
笔者以为用它来解释中国当前的教育状况是最合适不过了。我们的教育跟社会一样,是分化的两个世界,一个是环境优美、高楼林立、教学设备齐全、重视素质教育、升学率高的城市学校,它们为城里人所享用;另一个是教室简陋、教学设备严重不足、教师紧缺、管理混乱、升学率低的农村学堂,它们让农村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不公平的社会滋生不公平的教育,而不公平的教育反过来又加速社会的不公平,正是教育成为扩大社会不公平的加速器。如果不消除城乡教育差异,构建和谐社会,消除两极分化只会是空中楼阁。
城乡教育投入严重失衡,据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的调查,2002年社会各项教育投资是5800多亿元,其中用在占总人口不到40%的城市人口的投资为77%,而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人口只获得23%的教育投资。另一方面,城市以其繁华和高待遇像“收割机”一样收走了大量农村优秀教师,农村地区师资力量江河日下。据《中国青年报》,山西省某镇中学的新参加工作的教师每月仅发200元的生活费,不到城里教师的一个零头,而且就连这么低的工资,在农村还往往以各种名义克扣。
农村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学校债台高筑,寅吃卯粮,有人形象地描述为“村里撑不住了,镇里镇不住了,县里陷下去了”。有些学校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踩红线,向学生乱收费”,而他们往往被当局加以严重处罚,成为可怜的牺牲品。实际上,中央要求地方承担筹集经费的做法是不公平的,中央每年从纳税人人手中拿走大量税收,有何理由再要求纳税人自己承担教育的重任呢!乡村教师王守奇的例子是中国教育极不公平的真实写照,他以人之力挑起一个村的教育以及筹建教育经费的工作,而他本人却家境贫寒。在此悼念感动中国人物丛飞逝世之际,笔者一面祝愿好心人一路好走,另一面却要质问:这种原本应该政府承担的责任怎么可以让几个家徒四壁、身患绝症的好心人来承担呢?
享受平等的教育是基本的人权,使人人接受教育,是所有执政为民的政府的一个最基本的义务。新时期,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笔者以为农村教育问题的解决应该是建设新农村的首要任务,很难想象在一个孩子上不起学的家庭里,农民会有什么幸福感可言。
三.教育产业化背后的富人教育
当市场经济在祖国大地遍地开花时,一些教育改革者们热昏了头脑,也一哄而上,还冠以名曰: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教育,殊不知这个幌子的背后牺牲的是教育的质量与无数贫困家庭。高校不断扩大规模,降低分数线,同时也大幅提高收费,以致大部分家庭都无法承受,这种所谓的市场化观念不是明摆着:富人孩子请进,穷人孩子免入。这样的教育又怎能称得上大众化教育呢?也许我们可以这样对外宣布:我们的教育已从精英教育走向富人教育了。
据统计,1989年大学学费是200元,占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增幅不到4倍,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收入,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纯收入,10个农民才能供养起一个大学生,对贫困家庭而言只有倾家荡产、砸锅卖铁、借债卖血方能勉强应付。一份《贫困女大学生调查报告》让人触目惊心,这些本该享受美好大学生活的青春少女们每月只能支出120元以下的生活费,她们在繁华的城市里感到无比孤独,她们要承受常人无法想象的生活、心理以及情感压力。这些都是教育产业化带来的恶果。
而另一方面,我们的高校又在盲目地追求量的提高,忘记了自己是在培养人才的职责,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在本科大幅度增加的同时,研究生招生规模也连年增加。从1998年的7.2万到2005年的31.6万,如此大幅度的扩招带来的结果是“百人大课堂”的研究生教育,等到三年研究生快毕业了,导师还认不出自己的学生,这对号称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高等教育来说,简直就是莫大的讽刺。
如果说高校收费要遵循市场规律是一个骗局,那么向农民工子弟收取“借读费”恐怕就算得上抢劫了。既然你教育已经市场化了,那你就得为所有人提供服务,为何还打着户籍制度的招牌无情地剥夺弱势者的血汗钱。教育产业化只会把中国教育推向绝路,那种大众化教育听起来是如此的亲切,却不知它深藏着多少阴谋和悲剧。
四.教育营养不良背后的暴利
当前,我们一方面看到的是营养不良、青黄不接的教育,另一方面我们的教育却是十大暴利行业之一,这不禁让我想起一幅漫画:一个骨瘦如柴、垂死的驼背老人背后却藏着一袋闪亮的黄金。也许这正是我们教育的真实写照,教育这位骨瘦如柴的老人背后却养着多少身藏黄金的“蛀虫”。
教育被我们称为民族未来之大计,我们口口声声要走教育优先发展的道路,但我国财经性教育占GDP的比例长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数4%,远低于发达国家,而实际经费又低于计划值,据2003年联合国专员托舍夫斯基的考察,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全国生产总值的2%,而政府只预算53%,剩下47%要求家长或其它来源填补。这样的投入又怎能说明我们是一个重视教育的国度。政府长期拖欠教育经费,据统计,10年来,各级政府少支付的教育经费超过6000亿元,农村教育经费长期由乡镇政府承担,而大部分乡镇入不敷出,财政亏空。农村教育岌岌可危。更糟的是,据《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简报》一个报告,由于教育经费需求的增长,这种政府拖欠状况会更加严重。政府在面对这种状况时,并没有想法加大投入,而是让学校“自行解决,取之于民”。教育背后的腐败和黑幕便随之诞生,部分教育机构和个人乘机填饱私囊,横发一笔。据教育专家估计,10年来乱收费超过2000亿人民币,如加上教材和教辅回扣,这数字还要翻一番以上,教育荣据“十大暴利行业”排行榜之亚军。《焦点访淡》披露的广州某些教育局大势挥霍、大口吃喝、大建楼房,花费上千万。
笔者以为,中国教育之所以营养不良,除了政府投入不足以外,恐怕最大的病根乃是在教育行业中存在着这样的一群“蛀虫”,有他们在,政府投入再大,也会被挥霍一空。如果说扼杀中国教育灵魂者莫过于应试教育,那么破坏教育脊梁者莫过于贪污腐败。历来被示为最高尚神圣的教育事业,如今也这般污浊不堪,作为中国人,我们岂能容忍其继续沉沦下去!
五.撒谎的功利主义教育
学校是社会的缩影,一个充满欺骗的社会自然对应着一个撒谎的教育。在现今的商品经济时代,一些人出卖自己的良知,用谎言换取金钱,这是“拜金主义”盛行的产物,同样的,一些教育者们无耻地欺骗着单纯的小孩,这是功利主义的驱使。从中学的所谓“思想品德”教育到高校的学术研究,无不充满着欺骗与谎言。
“为人民服务”,“向雷峰同志学习”这些思想本身是崇高而无价的,但当这些话从我们有些教育者的嘴里说出来,却成了谎言。很难想象一个向学生乱收费的学校会有什么“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一个惟利是图的教师会向雷峰同志学习;一个贪污腐败的教育工作者会很好地设计孩子们的未来。据北京晨报报道,吉林德惠市某实验小学班主任利用乔迁新居之际宴请学生家长,收受家长们的礼金近万元。人民网报道鹤壁职业技术学院远程教育部副部长贪污学费58万元,更为甚者,中国青年报报道的几名强奸自己学生的小学教师已禽兽不如了。
这种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教育一方面要求学生树立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另一面自己却拼命追求名利,所谓的为人师表者劝人为善,而自己却为恶,这莫不是天大的谎言。而且我们的思想品德教育是要求学生死记硬背那些所谓的“公民道德法则”,然后用一张试卷加以考察,凡得分高的便是思想品德优秀者,记忆力差或偷懒不记的学生便思想品德低下,这种与实际行为无关的思想品德教育难道不是一个谎言吗?
思想教育我们在撒谎,学术研究则更其腐败。剽窃、抄袭之风盛行,学术腐败事件时有曝光,据新浪网报道,北大某名教授剽窃国外教材,竟有10万字内容雷同,有些教授甚至原版照搬国外论文。大学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不会抄。”垃圾论文遍地都是,堂堂大学成了“抄袭大本营”。各种等级考试的“枪手”猖獗,有些还明目张胆地帖出海报,标价服务。网易部落的“一个硕士研究生交钱发论文的经历”让人哭笑不得。在我们的学校里似乎已形成了一种“欺骗链”:学生抄几篇作业哄哄老师,老师弄几篇论文骗骗学校,学校定几个指标忽悠社会。想曾经挽救过民族命运,被称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如今在做着这样的勾当,真是令人汗颜。那么谁是这种谎言的受害者呢?自然不是别人,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未来,我们整个中华民族。为此,我们不要再一味抱怨教育培养不出诺贝尔奖者,在这样的土壤里能长出什么好的花朵来!只有撕开那张功利的假面,还学术殿堂一片净土,方能挽救民族的未来。
六.脱离现实的无用教育
如果把中国的学校比作工厂,那么,这座大工厂正在生产落后的淘汰产品,而且因为其规模不断扩大,过分追求数量的生产,这种落后产品的质量正在下滑,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这样说,工厂生产的产品越多,给社会带来的垃圾也就越多,正像一名校长所说的那样,“我们的学校正在培养废物”。
无论是中国的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在走一条与现实世界背道而驰的路。在中小学,学校几乎不开设任何技能课,学生没有动手实验和独立思考的机会,学校唯一追求的是升学率,结果从中学直接走入社会的学生一无所能,成为牺牲品。在高校,学生们为了各种证件以及考研不得不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英语上,正如上文所言,这种荒谬的考试仅仅给了他们做选择题的能力,高校专业结构和课程也极其落后,笔者在大学学的计算机等级考试语言是QBASIC,而这种语言早在五六年以前就被淘汰了,结果从高校走出的大学生直接面临着“失业”。据新华网报道,在一些招聘会上大学生的身价竟不如农民工,有些大学生干脆直接汇入农民工,成为廉价劳动力。那些“零薪水就业”、“无条件就业”现象也纷纷见诸报端,而这一切也许我们可以引用中科院某研究所副所长的话加以解释:“学生们在学校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就业当然困难。”造成大学生就业率一跌再跌的并不是大学生过剩(大学以上学历的仍只占总人口的5%,占劳动力人口的10%),而是学生质量的下滑。据调查,57.8%的硕士生导师和51.1%的博士生导师认为目前研究生质量下降,约有52.7%的研究院负责人认为近5年来硕士生质量下降。中国的高校似乎都面临着这样的一种状况:市场需求的,高校培养不出,高校培养出来的,市场又不需要。
当一个标榜培养人才的教育培养的学生找不到工作,当家长花巨额投资让孩子在学校“增值”后却沦为贫困人口时,这样的教育难道还不失败吗?那种所谓的“通才教育”实际上是“废才教育”,如果这种教育体系及其教育本身仍不更新换代,那么等待它的就会像一个经营不善的工厂一样——破产。
七.形式主义和强权主义教育
一个高度专制的集权社会往往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温床,在这样的社会里,教育也像官场一样,是一个等级森严、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盛行的机构。从小学的少先队一直到大学的党员,学生们都在扮演着形式主义的角色,学校为了应付上级检查,他们被要求打扫校园卫生,或者为了完成任务而被要求举办各种社团活动。那种场面看起来是如此的盛大,但却毫无意义,都只不过是权力压迫下的一种应付。
在学校里我们时常会碰到这样的情景:一连几天或一个星期,学校突然进入“警戒”状态,究其因,原来又是某个检查团或是评定小组前来检查工作,于是学校领导和职工急得手忙脚乱,帖标语,刷墙壁,挂彩旗,铺地毯,摆鲜花,甚至还要安排漂亮的女生当“礼仪小姐”,以显示自己的文明与优雅。而当检查工作一结束,学校脏的地方依然脏,乱的地方依然乱。如果说那种戏剧性的“饭桌上”的检查评定是形式主义的集中体现,那么华西都市报的报道恐怕已把形式主义推到极点了。据报道,成都的几所学校要求学生每天都穿校服,否则就扣除纪律分,在寒冷的冬天,学生们不得不穿着单薄的校服去上学,可谓荒谬至极。也许大家都曾怀着激动的心情加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共产党,但当我们走进它时候,才发现,贯穿其中的莫不是一种司空见惯的形式主义,笔者曾在中学时曾当过班级的团支部书记,记得那时我唯一的工作就是收团费,其它所谓的校园社团活动几乎从来都没有,在大学,社团活动倒是不少,但基本上是“上面发通知,下面搞活动”,形式的居多。一个原本是学生自主活动的空间,被这种带有官僚气息的形式主义所占据,其结果是学生对社团活动表现得冷漠,组织者们只有通过量化分和奖品来诱使学生参加。
官僚与强权不但浸透到了学校的方方面面,更影响着学生们个人的前程。变相世袭制是强权主义教育的产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活动》指出:父母的干部身份是影响子女获得干部地位的最主要因素,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高校的近亲繁殖”也是一种集权垄断,上海市的重点院校一半以上的生源来自本市,中国的研究生招生形成一条不成文的原则:对外校报考者从严少招,尽可能招本校和本系的报考者,还美其名曰“肥水不流外人田”。
官僚体制和集权主义是中国教育的枷锁。一个民主的教育能培养出具有革新意识的学者和科学家,而一个充满专制和歧视的教育却只能培养出腐败的官僚和走狗。要建立民主的社会首先必须让教育摆脱这身枷锁,否则在中国,贪官永远也除不净,因为教育正在培养着他(她)。有人曾这样描述有些教育工作者:他们在上级面前点头哈腰,惟命是从,卑躬屈膝,摇尾乞怜,活脱脱一只吧儿狗。但一旦到了下属或百姓面前,立即判若两狗,绝然是另一副疯狗模样,盛气凌人,颐指气使,专横跋扈,草菅人命。这种人的眼睛,看人的时候,只有两种姿态,一种仰视,一种俯视,绝无平视。这个可怕的描写分明是用来描绘没落时代官僚的情景,怎么会跟我们的教育发生联系呢!不过,即便它只是一种夸张,也会让人作一场噩梦。
八.缺乏“道德”、“心理”与“性”的教育
道德是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行为准则,它关系到人类文明的进步速度,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存亡。而在如今的社会里,我们看到的是道德日益被糟蹋,人们缺乏基本的荣辱观,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机构没有履行它的职责,它没有教会学生怎样作人。正如上文所阐述的那样,学校思想品德教育是一个谎言,流于形式,在学校学生缺乏真正的道德教育。任意践踏草坪、破坏学校公共设施、在图书馆里大声喧哗,在公共场所与情侣亲亲吻吻……这些缺少基本的公共道德的现象在学校随处可见,为了维持基本的文明秩序,学校不得不成立所谓的“文明督察队”,却忘了那种不文明风气的盛行乃是道德教育的缺乏,任何外在的“督察”都无济于事。
道德沦丧的后果不仅仅是文明的丧失,更是犯罪的盛行。据北方网消息,近年来青少年犯罪率惊人,几乎每天都有不少青少年犯罪案件的报道,一份来自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统计表明,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总数已占到了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其中十五六岁少年犯罪案件又占到了青少年犯罪案件总数的70%以上,自然,青少年犯罪率的上升与法制教育不足息息相关,但人并不是懂得法律就不会犯罪,对孩子们来说,教导其遵从最基本的价值道德取向和人生观比什么都重要,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只有在有良心和羞耻心的良好基础上,人的心灵中才会产生良知。很难想象一个有教养的、富有同情心和怜悯的孩子会做出那种惨绝人寰的事来。狂砍、狂刺、锄杀、刀劈、杀父、杀母、奸杀的场景占据了原本属于道德法律教育的空间,我们的教育者们应该清楚一点:不授予孩子道德,就是纵使孩子犯罪,而这本身就是犯罪。
心理教育也跟道德教育一样,残喘在形式主义的阴影里,在中小学,大部分学校没有专门的心理辅导老师,有的只是那种“三无”的为了应付检查而设的摆设,高校里心理咨询也没有很好地被鼓励,抑郁症是目前社会的通病,同时也是学生们的通病。天津市安定医院最近完成的天津市青少年心理调查研究显示,天津8岁至15岁的中小学生人群中有抑郁心境的占15.1%,其中男孩比例高于女孩,而处于12岁和15岁小学、初中毕业班的孩子比例最高,分别达到25.8%和22.2%。缺乏心理教育的恶果也跟缺乏道德教育一样,酿成了一幕幕悲剧。据新华网报道,湖南某高三学生跳楼自杀,从他的日记中我们可以发现,致使他自寻死亡的是其心理障碍:自卑、孤独、苦闷、学习压力过大。像他这样急需心理帮助的学生却求助无门,最终造成了悲剧的例子时有所闻。
一个健康的人必须同时拥有强健的身体和健康的心理。那种只注重成绩,置学生身心于不顾的教育实际上是在摧残学生,我们曾痛恨那种摧残人性的封建科举教育,难道我们还要后人像我们一样痛恨今天的应试教育吗?
性在中国从来都是遮遮掩掩的话题,这是专制社会束缚的结果。美国学者凯特•米利特曾指出:性的本质是追求快乐,追求自由,追求个性,反抗权威。当前中国正由一个权威社会变成一个自由社会,个人自由度正在加大,没有接受完整性教育的中国人毫无防备的暴露在性时代面前,开始混乱,迷失了方向。同时我们的教育也迷失了方向,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性知识教育我们的孩子?或许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我们教育者本身又有多少性知识。据报道,很多教育者本身并没有多少性教育意识,一位校长曾公开宣称:不是我们不愿意上性教育课,而是根本就找不到合适的教师。这种性教育的缺乏和滞后的结果导致了诸如:青少年性困惑、青春期焦虑症和性观念错位现象的逐年上升,与此相关的青少年性犯罪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2003年9月,哈尔滨开通首部未婚先孕援助热线以来接到的2000余个电话中,学生咨询者占70%以上,百名怀孕少女中,女学生达到一半以上,青少年性犯罪案件占犯罪总数的8%——10%,且逐年上升。我们都不希望我们的社会进入一个性混乱的时代,我们也不希望艾滋病患者遍布祖国大地,那么教育就理应承担起这份责任,缺乏教师只是一个借口,因为没有谁天生就是性的专家,只要我们真正重视起来,性也不是什么死亡之区。
九、计划经济时代的教育体制
当我们宣告市场经济在我国建立时,教育却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它像一个硕大的堡垒一样,阻碍了教育改革者们的步伐,那种传统的、僵化的、前苏联时代遗留的模式仍在操纵着教育这台大机器。从学校领导的任命,到教学的每一个环节,包括教材、教学的方式、考题和试卷的选购,以及学校的财务,乃至各种评优、各级学校的招生、入党指标的分配,无一例外的都打上计划经济的烙印。这种主观的、往往脱离实际的计划教育,不但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同时也培养了一个臃肿的、缺乏效率的机构。教育行业一直被视为“铁饭碗”,教师教好教坏一个样,有些学校的老师纷纷找副业,上课勉强应付了事。计划曾让中国的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教育如果依然实行一切按计划的原则,恐怕只会面临同样的结局。
然而,我们到底要建立什么样的教育管理机制呢?教育产业化自然不是教育改革的方向。同时,我们又不能停留在计划教育阶段,我们因该寻找一种既具有市场活力的的教育管理机制,但又不至于导致教育不公平。也许湖北省监利县的教育改革便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他们吸引社会资金多元化办学,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收购或租赁现有国有教育资产,举办民办教育,实行“教育卡”制度,由政府出钱给学生买服务。这种引进市场管理的机制无疑是医治“僵化教育”的良药,既然政府无力管理和投资教育,为何不允许市场管理和民间资本的进入?
民办教育在我国从来就是兴旺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孔子创立的第一家私塾就是民办教育。在美国民办学校占58%,其中很多是一流大学,日本、香港、台湾、韩国这些拥有世界一流教育的地区,民办学校也都在50%以上,唯独在中国,民办教育却受到种种限制,举步维艰。有人以“卖学校,甩包袱”为名,阻碍监利县的教育改革,结果这种怯懦者的声音让教育改革的勇士死在了摇篮里。只要学校能为学生提供优良的、公平的服务,学校为何不可以卖,既然那种包袱是多余的累赘,为何不可以甩?恐怕说这话的人中,好些是害怕一种权利的丧失,既然学校属于民办,教育机关就不能干涉学校内部的职务安排,红包和权利自然就会消失,就像一切阻碍改革的旧官僚一样,他们总是打着正义的旗号阻止原本伟大的改革。但计划教育的改革,建立多元化的民办教育是势在必行,无论是怯懦者的叫嚣,还是维权官僚们的设计阻拦,都将无济于事。
没有创新的教育不足以谋发展,没有公平的教育不足以求稳定,腐败和产业化只会把中国教育引向绝路,那种缺乏“道德”、“心理”与“性”的教育是非人性化教育,唯有挣脱官僚体制的枷锁,建立一个以人为本,充满自由、民主和公平的创新型多元化教育体系才是中国教育的正确道路。
笔者不以为本文概括了中国教育的所有弊病,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致使中国教育处于今天这样的困境的既有客观的又有主观的原因,本文只着重从社会、教育本身以及主观策略上分析中国教育所面临的问题,不涉及改革的具体办法。那些实际存在的客观原因在中国往往被当成落后教育的借口,殊不知我们犯的最大错误乃是安于现状、不自悔过、不思进取,所谓事在人为,再大的客观困难我们也曾克服过,何况在这样一个和平年代呢!
第二篇:中国教育现状反思
中国教育现状反思
什么才是教育,怎么样的教育才是正确、正常的,课堂中应该如何教育?这些许多专家平时经常在讨论,但是众说纷纭,无以定论。但我想教育无非就是人,我们要造就什么样的人,那么就应该进行什么样的教育。我们是培养国之栋梁,还是培养家庭中的一个普通人?而我们现在的教育就是要孩子成为一个伟大的人,一个超能者,试问这样的要求又有几个人能过到呢?其结果可想而知了,最后可能是颗粒无收,血本无归的。
但就目前的社会各种现象来看,我很怀疑我们的教育究竟是在造就什么样的教育。我不是说怀疑学校教育有问题,而是怀疑整个教育的大环境、大氛围。就依目前的教育而有三个大的误区:家庭、学校与社会。
目前社会号召的方向是成为国家的栋梁,这从热爱社会主义国家、热爱中国共产党等几条学生守则中可以看出。社会媒体舆论造势,名牌大学、重点线。大学做广告也无可非议,毕竟现在是市场经济了嘛,但是二千多年的封建历史,造就了国人成为世界上最会迷信的一个民族。名牌大学就是就业工作的保证,就是优良工作岗位的预约证书。
整个社会的导向,促使现在家庭为子女设计的蓝图就是上名牌大学。
因此家庭教育也是当仁不让地把以培养国家栋梁为已任,力求孩子成材、成名,一起拼命的上大学,上名牌大学!孩子考了二本、三本还不行,要重新复读一年再考!上名牌大学就成了孩子唯一的出路了啊。
家庭教育,顾名思义,就是教育孩子以“家庭”为内容和中心的,而不是教育孩子这个题什么解、这篇课文怎么背、听写之类的。在家要孩子也读书、再读书,甚至于许多家长在陪读!没有家长,孩子就不读书了。
家庭教育就是教育孩子爱这个家,让孩子享受家的温暖和幸福,让孩子热爱生活,尊敬长辈等。而目前家长在做什么呢?他们把孩子推给学校、送给教师去教育,那只能是分数、知识性的东西,他缺少了情感,缺乏情感,这样的人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呢?难道我们教育孩子只是为了要他考个高分、上大学。当然不是,孩子能考上名牌大学,就会有好工作,这样家长就光荣,尽到了做家长的责任,而且那个时候孩子会感到幸福的,他们会感激自己的父母的。如真如此吗?如果是这样我也就没有写这本书的必要了。
学校教育应该做些什么?新课程改革轰轰烈烈地进行着,理念也非常新,非常符合时代的要求。
然而新课程中的理念,又有多少在日常中实施呢?有几个学校在比较彻底的在执行着呢?许多学校都是为了迎合家长的需求。
第三篇:反思中国教育读书笔记[小编推荐]
《反思中国教育》读书笔记
长寿中学熊巧
教育的真谛究竟是什么?现行的教育到底有哪些弊端?我们因为缺了什么,才导致了今天的教育状态?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应该是很教育反思、教育改革的第一步。
这本书最大的价值,不在它能指明一条中国教育发展的道路,不在它提供了什么点石成金的教学良方,甚至不在它痛切而焦虑的呼唤,不在它来自基层案例的鲜活,而在于,它提出了关系着中国教育现状和未来发展的真问题。惟有面对真问题,才有真学问,也才有可能“引起疗救的主意”。
这本书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接着展示现实生活的现象,结合自己提出见解。读完整本书之后,对于以下的七个问题,颇有兴趣,且作者的观点全面,分析到位,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问题一:是谁教坏了孩子?
学校方面:面对着荣誉和检查,学校弄虚作假,不讲究实事求是,心理学研究发现:从3岁开始,就有52%的孩子开始说谎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比例越来越高,到9岁时,说过谎的孩子已经上升到70%。为了国家的强大、民族的兴旺,请我们的学校别再教孩子说谎,别再教孩子一些应付上级检查、评比或者别的什么而去做表面文章的伎俩了。我们国家需要脚踏实地的建设者,我们社会需要诚实守信的接班人。
社会方面:暴力、色情影视作品和不健康的读物。其中,已有活生生的例子出现,其已经严重影响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已经成了社会的公害之一,它像毒品一样,侵蚀着青少年的灵魂,也危害了整个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家庭方面:家庭教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尤其是孩子品格形成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它是其它教育无法代替的。现代的家庭中,在孩子教育方面望子成龙的心理越来越强烈,但真正能把握好的人却不多为了防止事与愿违的悲剧发生。
结论:孩子变坏谁有责任?孩子变坏与我们的家长有关,与我们的学校有关,与我们的社会环境有关。提高家长素质、强化学校教育、净化社会环境以减少青少年犯罪。问题二:是谁剥夺了孩子的创造性?
现象: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文明古国,没有一个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得者。
“教育的真谛是帮助每个人成为他自己,帮助他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把个人的独特性发挥到极致,从而为民族、为人类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学校一成不变的教育模式,如学生迷信标准答案,与外国的教育对比中发现,西方学校不会让孩子去死背标准答案,而是更注重人性化、社会实践的教育方式,上课时大家围坐在一起畅所欲言,讨论答案。西方孩子的创造了、表达力和独立的思维永远是被鼓励的,而一个孩子是否出色,则重在其个性鲜明和锋芒毕露的智慧表现上。有人曾经问杨振宁先生: 1
“中国教育与美国教育相比孰优孰劣?”杨先生说:“不能笼统地说,应该各有优劣。中国教育给了我严谨,美国教育给了我创新。”
结论:当今古板的教育模式,和“应试教育”所造成的。
问题三:高考的功与过
要反思中国教育,就要反思对中国教育体制中教育评价性和指导性作用的中国高考制度。
高考有功劳:A.高考制度的恢复,结束了教育的混乱状况,使中国教育走上了复苏、繁荣的道路。B.高考的恢复为国家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提供了保障,也为社会各界人士享受高等教育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C.高考制度的恢复,为社会其他方面制度和秩序的建立于恢复奠定了基础。D.高考在保证大学招生质量的同时,保证了大学教育为国家培养大批优秀科技人员。大学教育的发展,又带动了中小学教育和整个国家教育质量的提高。E.高考为一些特殊人才的发现和培养提供了保障,并且为社会向学习型社会过渡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高考有过错:A.高考时中小学教育的指挥棒与风向标。B.高考在培养了大批人才的同时,也培养了少量的“孔乙己”和精神病人。C.高考的供求矛盾引发了一些教育腐败行为。
D.高考录取中存在不公平现象。E.高考成了素质教育的路障。
中国社会科学院雷颐研究员在《教育与社会》中分析到:“考试制度确有十分严重的弊病,但它的最大优点就是相对公平,即以考生的分数而不是考生的家庭出身、血统、背景、关系、金钱以及弹性极大的所谓“表现”作为录取标准。一个正常的社会,必定是一个考试社会:一个废除了考试制度的社会,必然会使社会价值体系严重紊乱,必然会由失范、失序而渐渐演变成一个有抢便是草头王的混乱世界。”
结论:为了教育的发展,为了国家的发展,高考是万万不能取消的。
问题四:素质教育离我们有多远?
李凤清前副总理对素质教育做过详细而精彩的阐述:“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能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素质教育内涵包括三方面的问题:第一,素质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第二、素质教育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第三,素质教育是促进学生个性健康发展的教育。
“轰轰烈烈搞素质教育,扎扎实实搞应试教育”,这就是我们中小学教育的现状。问题五:谁叫孩子自杀的?
答案很简单:社会、家长、老师共同作用的结果。课程多,压力大是当今教育的难解之题。在就业越来越讲究高学历的今天,分数、名校已成为一个无形的网,紧紧罩住了家长、老师和学校。
问题六:必须关注的教师问题。
生活、工作压力,来自社会—升学率指标;来自学校—“以考试论英雄”;来自学生家长—追求名校情结;来自对学生的管理—教育工作难度愈来愈大;来自上级政府—“名师工程”;来自上级教育部门—所谓的教学改革;来自教育本身、来自家庭、来自教师本人和来自教师之间。
问题七:教师体罚、伤害学生事件值得警惕
教师体罚、伤害学生导致不良后果的时间,不时见诸报端,引起人们对教师的纷纷议论。其原因如下:第一,大多数后果严重的体罚事件,主要原因和老师的素质有关。第二,法律知识缺乏和法律观念淡漠,也是体罚现象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三,社会观念也是导致体罚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实生活中的中国教育
在现实生活中,我也遇到一些反映中国教育的弊端的现象。我曾经辅导过一些学生,家长极其重视孩子的期末成绩,为更好地辅导他们,我都会让学生把刚考过的期末试卷带回家,好让我分析分析,知道孩子在哪个知识点是薄弱的,我得到的答案永远都一样的,学校把期末试卷收回去了,不能带回家的。当时我真的很无奈,学校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学校怕自己学校出的题目被学生带回家而外传,本身就是一种极端自私、狭隘的做法。学校的行为,不但不利于学生的复习,对学生的学习造成不利影响,更在重要的是,其自私、狭隘的认识,会给孩子幼小的心灵留下深深的烙印,很可能使他们因此变得自私、狭隘。而这与我们的教育目的是相违背的。
读了这本书之后,除了让我了解到关于中国教育的方方面面,其中不好的现象居多,也就是弊端,面对这些弊端,我们更应该去反思教育,进行教育改革。教育的真谛是什么?“教育的真谛是帮助每个人成为他自己,帮助他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把个人的独特性发挥到极致,从而为民族、为人类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第四篇:中国教育梦
中国教育梦
全国著名特级教师好课堂小学数学教学观摩活动
——学习体会
王海英
2014年5月24日和25日两天,我去参加了在赤峰市党校举办的中国教育梦——全国著名特级教师好课堂小学数学教学观摩活动。本次活动全面围绕教育教学改革要求,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研究总结教育教学经验、探讨有效课堂教学的方式、方法为重点,采取名师现场教学真实观摩、真实案例、名师分析等来进一步提升教师能力和素质。
本次活动我一共听了4节课以及课后名师对这节课的评价和对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的认识。内容分别是清华大学附属小学“1+x”课程研究中心教研员易博老师执教的示范课《秒的认识》、全国著名特级教师华应龙执教的示范课《平均数的练习课》及讲座《融错:减负高效之良策》、刘劲苓老师执教的示范课《点阵的规律》及讲座《打开数学的画卷》、许卫兵老师执教的示范课《认识小数》及讲座《关于有效教学的深度思考》、全国著名特技教师钱守旺老师执教的示范课《亿以内数的认识》及讲座《打造动态课堂的24个策略》和全国著名特级教师刘德武老师执教的示范课《埃舍尔和他的神奇骑士图—密铺》及讲座《交则通
通则透》。这些名师不但给来自本市的几百名数学老师亲自示范数学课堂,还给老师们带来最前沿、最前线的数学思想的指导。下面我借本次学习浅谈一下自己的体会。
在观摩的课堂教学中,最让我受益匪浅的是华应龙老师的课。华老师通过绘声绘色的讲解、恰当而不浮夸的肢体动作调动着学生在课堂中的积极性。另外华老师以尊重别人,来彰显自己风采。1.尊重听课老师。华老师是我听过课的老师中唯一一位有与听课老师分享思考的老师。虽然他是一位名师,但他仍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他在这节课中就提出3个小问题:①参与求体验,平均数的统计意义怎样让学生体验?②平均数不是真实的数,平均数是什么数?③怎样的活动能很好帮助学生理解平均数的特点?2.尊重学生。华老师在喊上课到问候之间停顿了10秒钟,在这10秒钟时间里华老师眼睛瞄过所有的学生,不放过任何的角落。在问学生姓名时,他稍稍地低下身子问:“您贵姓?”把学生当做朋友一样看待,这样的老师,您说孩子会不喜欢吗?华老师就是这样一位平易近人的学者、大师。“疑是思之始,学之端”,华老师还是一个会思考的人。他说:“有问题才愿想,有胆识才敢想,有激情才能想。”他的报告《融错:减负增效之良策》,又让我有一种“沉醉不知归路”的感觉,他说过一段话:“我每天晚上12点关灯睡觉,然后想到什么就开灯把它写下来,所以觉得自己的床头灯像萤火虫,每天晚上一闪一闪地。”深深打动了我,自己不由提醒自己今后是否在教学上也应该想到些什么。当然关键还是要坚持。最后他说,做一个研究型的教师,最重要的是热爱,艾青说为什么你的眼里总含着热泪,因为我爱这片土地,因为你爱数学就会找到更多更好的数学题材,张爱玲说的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发现自己爱的人正好也爱着自己。其实我不是勤奋,我是在享受幸福,所以做一个研究型老师和王国维说的做学问的三个境界是完全一致的,我的理解就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登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教学手法大家都很清楚,这是第一境界,第二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当你琢磨的时候会有很多问题,一下子找不到办法,所以衣带宽,人憔悴,什么是创造,用生命去交换。
在观摩特级教师钱守旺的精彩讲座《打造“动感课堂”的24个策略》后,让我在教学设计、定义教学策略上有了进一步的启发。其“对话-分享”式课堂使学生勇于思考、分享和互动,从而课堂变得富有生机、富有活力、富有动感,学生们会产生更多个性化的理解与表达。其中“教师要努力实现三个转变:教师变导师,教室变学室,灌输变探究。努力打造具有愉悦感、充实感和成就感的课堂”此观点尤其令人眼前一亮。譬如作为新老师的我,偶尔会感受到有些学生抢答问题不积极,课堂下的作业状况也不够理想。若能调动学生,增添课堂中的愉悦感、充实感和成就感不足,学生的学习效率以及探究能力都会起到质的飞越。其中钱老师定义的理想的课堂上应具备“新、趣、活、实、美”。让我也更进一步理解了数学教学活动,特别是课堂教学应激发学生兴趣,调动学生积极性,应发学生的数学思考,鼓励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要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数学学习习惯,是学生掌握恰当的数学学习方法。作为老师的我们,应认真学习新课标,明确改革方向。比如,《新课标》从“双基”到“四基”即增加了基本技能与基本思想,这便要求我们应更关注学生能力的培养:包括演绎能力和归纳能力。总而言之:教师基于新课标应重点培养学生的发现问题、提出数学问题并加以分析和解决的能力的培养。问题是数学的心脏,解决问题是数学教学的核心。教师不仅要设计好问题,还有启发学生从数学的角度提出问题。告诉学生“2+3=5”这不是教育;如果你告诉学生2+3为什么等于5,这是踏进了教育的门槛;如果你告诉学生2+3=4,你们一起论证这个结果是否正确,这才是真正的教育:思想是课堂的生命,问题是课堂的灵魂。因此,课堂好问题的特征需具备:①具有探究性,能够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他们去探索;②具有开放性,能够使学生进行不同角度的思考,提出不同层次的解决办法;③具有启发性,能够促使学生相互合作,让学生在写作学习中共同建筑知识;④具有挑战性,能够给孩子带来认知冲突;⑤具有可接受性,问题处于孩子的最近发展区。
两天的学习时间是短暂的,虽然身体很累,但留给我的收获却是无穷的。每个人都可以是一颗种子,在数学教学的滋养中生根发芽长叶开花;每个老师都可以是一个引路人,举起火炬,山一程水一程地,带着孩子们回到数学的本质。
第五篇:中国教育学会
会长
钟秉林,2001年由国务院任命为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主要兼职:全国政协委员暨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暨机械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评估分会会长、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英国加迪夫大学名誉副校长、香港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海外理事等。
常务副会长
戴家干,现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检测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专家、教育部应急管理咨询组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育考试评价研究院理事长。
刘堂江,教育部新闻宣传专家顾问组成员、新闻出版总署“中国出版政府奖”评委、《未来教育家》杂志总编辑。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教育记协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期刊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才研究会常务理事。
殷忠民,现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
副会长
丁钢,男,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紫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李烈,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参事,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校长,中学高级教师,小学数学特级教师。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小学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教育部教育干部培训及教师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标准综合审议组专家。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兼职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及兼职教授。北京市第十三届人大代表。
李希贵,北京十一学校校长。兼任国家督学、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
王嘉毅,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西北师范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国家督学,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全国教师教育委员会成员,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专家,教育部西北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教学论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甘肃省教育学研究会副理事长。
尹后庆,现任上海市教委巡视员,兼任第九届国家督学,上海市教育学会副会长。同时还任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华东师大、上海师大兼职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朱永新: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新教育实验发起人。
朱慕菊,2009年---现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10年---现在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秘书长
2011年---现在 教育部第二届全国教师教育课程资源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袁振国,中共党员,博士,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兼任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顾久,2005年4月到省文史研究馆任馆长至今。2008年元月任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胡金波,管理学博士,教授,现任中共江苏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正厅级),分管基础教育、体卫艺教育、教育督导、语言文字等方面工作。
郑树山,中共党员,工学硕士,北京市人。曾先后在海军北海舰队、中国科技大学和国家教委、教育部工作。历任国家教委办公厅主任助理,国家教委监察局副局长,国家教委办公厅副主任,国家教委电化教育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国家教委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国家教委办公厅主任,教育部办公厅主任,教育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
林炎志,中共党员,全国政协委员。2000-2007吉林省委副书记;2007-2012.2吉林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
张绪培,现任兼职: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浙江省教育学会会长,国家督学,教育部课程改革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关工委副主任,浙江省教育系统关工委主任。
张卓玉,2003年至今山西省教育厅副厅长
张志勇,后先任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副研究员、研究员。教育学博士。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兼任国家督学、教育部教师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兼职教授、山东省教师教育学会会长等。
吴颖民,现任华南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培训与研究院院长、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中小学德育》社长、总编。第二届全国教师教育课程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广东省人民政府督学顾问,广东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广东省中小学校长培训基地主任,广东省中小学教师培训中心常务副主任,广东教育学会副会长,广东教育督导学会会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广东省特级教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秘书长
杨念鲁,男,1957年10月生于山东青岛,汉族,中共党员,北京大学教育管理学博士 2009.10-2010.07 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副司长 2010.07至今 中国教育学会秘书长
副秘书长
马建华,中国教育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发明协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2006年6月至今任中国教育学会副秘书长
孟刚,巴彦淖尔市教育局调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秘书长。2010.10——至今 中国教育学会副秘书长
田京生,现任北京市西城区委教育工委副书记、西城教委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副秘书长。王燕,中共党员,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