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中国教育哲学研究的初步哲学反思

第一篇：对当代中国教育哲学研究的初步哲学反思

对当代中国教育哲学研究的哲学反思

曹玲

（学前教育2班学号：111001167）

摘要：当代中国教育哲学研究中出现的根本性问题，实质上是中国人思维上的问题，是一个被动思维的问题。但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多元的碰撞与交流，正在使这种思维方式逐渐地走向瓦解，这对于中国适应日益开放的宇宙环境来说是件必然的好事情。所以，在此关键之际，我们对当代中国教育哲学研究提出一些初步的哲学反思，就显得格外迫切和必要，尽管这是一篇枯燥的文章。

关键词：舶来品康德独断论历史前提根基批判性对话

人类，总体对教育的重视远远不够，尤其是在今天。更多的人关注的是证券交易以及如何维持交易的稳定。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教育在整部人类史上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人类若想长久维持种族的延续，个体的幸福和社会环境的持续稳定，就一刻也离不开教育，这是显而易见的；哲学，像风一样有着自由的个性，我们看不到它的形貌，它却无处不留下智慧之影。笔者坚信任何一个忽视哲学的民族和国家，都不会走得长远。从词义上分析，教育更倾向于动，热心地实践和再实践；哲学更倾向于静，冷静地旁观与迫近事物本质的沉思。

所以，不可想象教育一旦离开了哲学会发生什么悲剧。中国哲学历来强调辩证，阴阳相抱，动静和合，自然一体，不可分离。因此单从这个角度来看，教育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已是不必再质疑的了，对于人类而言，更重要更有意义的是如何让教育哲学更好地服务于宏大的教育事业，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发挥更大的价值。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所进行的教育哲学研究也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对其进行展开哲学反思的前提。

一、“教育哲学”是舶来品吗？

在今天的中国，教育哲学是不是舶来品，在许多人看来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原因有以下两点：

1.从中国教育界对“教育哲学”下的各种定义来看。中国教育哲学家黄济先生认为：“对教育哲学的定义虽然如此分歧，但是其中却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大家都公认教育哲学研究的对象，应当是用哲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研究教育

1中的根本问题。” 黄济先生在此尤其强调教育哲学的哲学性，但却略显空泛，完全按照研究哲学的方法来研究教育理论问题，将教育哲学几乎等同于哲学本身，似乎有些不妥。这显然是没有从中国教育的实际出发，完全是对西方教育哲学界各家之言的概括和总结，因而缺乏真正的哲学灵性。

无独有偶，中国教育哲学家桑新民先生认为：（1）“从定义来看，教育哲学是哲学的应用学科，又是教育的基础理论。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教育哲学是教育观和教育研究的方法论。（2）“从研究的对象看，哲学研究思维与存在的关1 黄济著：《教育哲学通论》，陕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18页。

系，教育哲学则研究教育领域中思维与存在的关系。”（3）“从研究的方法、途径来看，哲学是对自然、社会、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教育哲学则是对各门具体教育学科知识的概括总结，概括总结不是要形成包罗万象的知识总汇，而是要揭

2示贯穿其中的普遍规律。” 桑新民先生更是直接将教育哲学等同于马克思主义

哲学在教育学领域的应用。暂且不论这种定义正确与合理与否，单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西方哲学的一部分。

另有在日本留学多年的范寿康先生“把‘教育哲学’定义为‘研究教育学的假定的科学’”石中英先生认为：“范寿康先生之所以作此定义，实在是深受了康德‘批判哲学’的影响。”3

由此可见，中国教育哲学界对“教育哲学”的定义完全来自西方，仿佛是在告诉人们“教育哲学”是从西方来的，中国没有系统的教育哲学。但与此同时历史事实又告诉我们中国是有自己的教育哲学的。

2.从中国的历史事实来看教育哲学。石中英先生认为：“中国教育哲学的研究具有很长的学科前史。早在古代，我们的思想家们对教育问题的论述就不局限于一些琐碎的见解，而是经常从哲学或人生的角度来论述。”4 而笔者也有幸读过儒家经典之菁华四书，即《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以及宋代朱熹和吕祖谦主编的《近思录》。因而对此深有感触。譬如《近思录》有言：“视听思虑动作，皆天也，人但于其中要识得真与妄尔。”5 另有“教育学家陈元晖把《中庸》看成是我国第一本教育哲学著作，并且给予很高的评价。”6 但这只不过是中国教育哲学之冰山一角的显现罢了。细细品味，不难发现，古代圣贤的很多教育主张都是极具哲学智慧的。

只是自近代以来中国引入了西方的知识分类方法，并以此来强行评价和衡量博大的中国教育哲学，在对教育哲学下定义的时候，完全忽视了能够支撑一个民族延续几千年的文明所固有的哲学精髓对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哲学研究所带来的启迪。

因此说，回答“教育哲学”是不是舶来品这一问题，在许多人看来是不容易的。但是笔者坚信：教育哲学，作为一种概念可以暂时属于西方；但是作为一种实存，中国自古就有，不会为西方概念而生或灭。在此笔者想请教一下中国当代的教育哲学界，照搬西方的分类法和概念定义来对自家本有的教育哲学实体进行划分评价，会不会发现太过于牵强和简单化了？至少在笔者看来这样的学习和借鉴，也许不是真正有效的学习和借鉴。

二、当前中国教育哲学研究与历史前提的澄清桑新民著：《当代教育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3页。

石中英著：《教育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页，第14页。

石中英著：《教育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5页。

朱熹，吕祖谦编订：《近思录》，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8页。

石中英著：《教育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6页。3456

乍一观，教育哲学与历史前提似乎没有什么直接必然的关联，但是在我国当前的教育哲学研究中的确存在澄清历史前提的必要。尽管笔者也认为教育哲学，无论是哪一流派，都是可以超越时间和历史而存在的，而且不存在单一的铁的规律体系是人必须完全去遵循的。当我们研究教育哲学的时候，我们会在柏拉图、亚氏、卢梭等等西方大哲那里得到来自不同时空的启迪和对现实的终极关怀。因此，我们说教育哲学可以指导教育活动更好地进行下去。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是不同教育哲学理念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不同的，尽管今天已是全球化时代，但东方与西方各自拥有不同的历史经历和文明体系，本质上的差别是显然的，可以向资本与市场屈服的一直是一些人，而非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明实体。

所以，我们不能在强调教育哲学哲学性的永恒性的同时，忽略其各自产生的前提——时空背景的不同。二者不可不兼顾着来考虑。

首先，关于我国当前教育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原因是什么。石中英先生在《教育哲学》中提到当前我国教育哲学研究存在的两个问题是：（1）“教育哲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教育实践”；（2）“教育哲学研究的视野狭隘，参与国际教育哲学的交往和对话太少。”7 这虽然是当代中国教育哲学研究中存在的两个大问题，但笔者认为原因是同一个。抛开体制等客观因素的干扰，单从学者个人奋斗的角度来看：一是我们在教育哲学研究的活动中依旧受五四语境的干扰，我们总以为来自西方的都是极好的，在西方行之有效的，在我国也是可以效仿的。我们忽略了自家的实际，中国即不是德国，英国也不是美国，十年文革已经险些断了中华的文明之根，而我们的双目却至今仍旧一直在盯着西方，忽视了对自身的深入研究与探索；二是我们从事教育哲学研究的学者很少有经过严格的哲学逻辑训练的，很少有经过训练而怀有彻底怀疑态度的，我们当前关于一切教育哲学理论的批判看似都是很辩证的，但没有几个是从中国教育实际出发来对外来物进行批判性考察的。

其次，在我国当前教育哲学研究中，澄清历史前提的必要性。西方有许多好东西。但凡一切好的东西，我们须承认，更需借鉴。但是我们必须澄清历史前提，既然东方与西方并不是必然对立的关系，那么也就无必要认为古与今是绝然对立的关系。导致近代中国在物质文明上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我们的思维再也不能停留在五四时的水平了——非黑即白，流于表象分析，陷于独断主义，对一切新事物盲目热情地推崇，不加以彻底严谨地考察和批判。当下，我们对自家自古以来就有的教育哲学缺乏深刻地探索，然而我们每一个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中国人骨子里又都有着中华的血统，离开自己的文明根基，而简单地依靠研究西方的教育哲学来发展教育哲学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教育实践是不可能成功的。不去转身挖掘和继承自古就有的教育哲学实体，我们就不会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因而也难以有愈加广阔的哲学视野，难以真正参与到国际教育哲学的交往和对话中去。

我们中国的教育哲学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的东西，才能让西方全面认识中国的教育哲学，才能展开深刻而公正的中西对话与交流。石中英著：《教育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9页。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教育哲学研究中存在的根本问题是思维方式的问题，表现在研究对象上，即是坚信跟随西方教育哲学亦步亦趋，就可以拯救中国的教育哲学。但是笔者仍然坚信只有自家能救得了自家，旁者也许可以推你一把，但不能代替被助者走下去，否则，被助者既不能获得拯救，也会彻底丧失自身，永世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金岳霖先生认为：“教育的内在目的是使受教育者得到个性的完善和发展，使人类优秀的文化得以幸存、延续和发展，从而推动社会走向更高的文明。”8 笔者以为中国教育哲学研究当下的任务便是先让其自身获得彻底的哲学反思，澄清前提，获得教育哲学应有的独立个性以及研究者思维上的解放。

参考书目：

【1】.《教育哲学》，石中英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当代教育哲学》，桑新民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近思录》，朱熹，吕祖谦合编，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4】.《教育哲学通论》，黄济著，陕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5】.《金岳霖集》，金岳霖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金岳霖著：《金岳霖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页。

第二篇：马克思哲学研究“当代性”问题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在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是一个响亮的口号。在它的激励下，无论直接从当代问题出发，还是从理论的科学性出发，我们的研究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特别是，中国学者不仅在具体的理论观点上“当代化”的速度很快，而且从学术研究角度提出了“方法论的自觉”问题。在本文中，我们根据马克思哲学研究的现状和实际要求，强调原著解读方

法、理论思维方式和面向现实视角等三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这三个方面的突破必然会极大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展。深入原著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近20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可喜进展之一，是认真解读原著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因此，向原著提问和通过原著提问理应作为马克思哲学研究取得进展的基本路径，也因此提出了“如何解读马克思文本”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当代有一些争论。其焦点大致可归结为三个问题。第一，应该不应该在解读马克思文本时保持价值中立？不戴意识形态眼镜来研究马克思在当代学界已经成为一种很时髦的观点。我个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一方面，在现实中，除非把自己封闭起来，否则所谓保持价值中立是极为困难的。另一方面，价值中立及其认识论上的旁观者立场本身就已经被20世纪的学术进展证明是非法的。只要注意到相关理论的进展，我们便能够认识到所谓价值中立绝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更重要的是，借科学的名义提出的非意识形态性质的学术要求，在一种貌似公允的立场上把马克思固定在19世纪的历史语境中，把马克思主义贬抑于与资产阶级科学没有差异的中立的学说，在任何时候对马克思哲学来说都是一种危险的做法。第二，能否把文本研究作为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中心视角？文本研究当然具有基础性地位，这种地位不仅使任何人物和思潮的研究都不能回避，而且在历史认识上，它实际承载着文献史的意义。这应该成为学界的常识。今天在马克思研究中重新强调这一点是针对过去研究的不足，而不是把它抬高到教条的地位。所以，我认为，无论是广义的文本解释学，还是狭义的文本考证学，在当代学术中都可以有其独特的地位，但哪一种都不能替代问题研究，更不能以此来否定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成果。第三，在文本解释时如何处理“史”与“论”的关系？这一点在当前学界争论较大，不仅哲学，而且历史研究等领域也都存在着这个问题。我个人的意见是，哲学具有特殊性，不能简单地以史论二分来描述文本及其解释结果。这是因为，一方面哲学诠释学已经合理地指出，任何一种能够成立的解释必然是读者与作者视域的历史性融合，换句话说，文本不是具有凝固意义的“史”；另一方面，除了现代分析哲学等少数思潮外，几乎全部哲学之“论”同时都是“史”的凝结和创造性再现，但这个史不是文本，而是贯穿于不同文本中的问题。因此，在比喻的意义上通过强调史论关系来提倡读原著是重要的，但刻意制造“史”与“论”的对立，并且把某一端抬高到绝对标准的地位恐怕是难以成立的。特别是，以读马克思本人著作与其他著作的多少比例来衡量学术水平，这是一种极为可笑的做法。转换思维方式，提高研究主体的提问水平和理论意识围绕文本解读的争论事实上超出了对待文本的理论态度，而是提出了整体思维方式的转换问题。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与整个人类的理论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理论进步可能使得我们能够领悟在马克思哲学中没有被充分重视的有价值的成果。例如，在今天，由于全球化成为重要问题，故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再次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这表明，关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的追问，受到时代条件和理论家们提问水平的直接影响，也就是说，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建构需要研究主体自觉地转换思维方式，提高自身理论水平和理论意识。20世纪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史的经验和教训是值得认真总结的。虽然诸多失误并不应该由理论来承担，但是理论本身却不能不反思自身。由于这些工作涉及历史，我们在这里不好展开。仅以卢卡奇的例子，以强调这种反思本身应该直接指向理论认知的方法。当他以《历史与阶级意识》实际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异端道路时，必须承认，他是真诚地希望从“人”、“主体性”角度来拯救第二国际重要失误的。但沿着这一路径走下去恰恰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怪圈，后来的阿多诺曾悲怆地指出了这一点。当然，阿多诺指出这一点并非因为他比卢卡奇多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而卢卡奇本人在自己理论发展过程中，在其后期《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向马克思立场和观点的接近，也不是因为自己在后期接触到的马克思的著作比早期多，而是较为自觉地清算了自己的主体性哲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作为德国哲学思维方式的意识哲学）。同样，我们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如果以为自己读了一些马克思的书就够了，那才是幼稚的。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事实上长期忽视了一个基础性问题，即评估西方学者解读马克思的成果绝不是拿这些学者的判断与马克思的原文逐字逐句对照，而是自己在对马克思的理解上必须高于他们。

只要研究者缺乏对自身理论方法论的自觉关注，就会面临一些基本的难题，就会产生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事实上，在当前马克思哲学研究中，从体系取向到问题取向、从宏观理论到微观科学、从一元形象向多元形象等等这些转换也都十分重要。在今天，围绕马克思哲学的当代解释产生了诸种不同的模式，也形成了对解读方法的不同理解，这些都为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马克思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而在进一步的研究过程中，通过理论家们对自身思维方式的自觉审理，提高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实际水平，马克思哲学的创新或与时俱进便会获得更加生动的局面。关注重大时代主题，寻求马克思哲学新的生长点马克思哲学与旧哲学有着本质差别，它的旨趣不在纯粹的思维驰骋，它的全部落点是生活和历史。因此，文本研究和提问水平是基础性的工作，而最直接、最迫切的是在重大时代主题上的发言，这也是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和实现它的历史使命的基本手段。就这一点而言，它仍然包括两个基本层面：基本理论建设和对现实重大事件的参与。在基本理论层面上，我们需要构建新的学术平台，这个平台应该以当代社会生活实际展开的逻辑为底蕴，同时又必须站在整个20世纪思想发展的高点上面向世界历史发展，从而为穿透当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提供一个思维构架。而政治参与层面，虽然在当代学术建制和社会分工的意义上，学者或知识分子应该有自己的独特身份和作用，但是必须以关注人生切要、社会生活具体环境变迁为基本取向，因此需要对各类问题保持自身的敏感性和参与热情。应当承认，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学院化和多元化的过程中，我们的视野比以前更宽了、学术空间比以前更大了，但在参与时代重大主题这一点上却仍然具有很大的欠缺。其中重要原因就在于，从马克思哲学内在使命出发真正关注这些问题的热情不够。因此，需要强调的是，在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问题上，无论马克思哲学在当代的出场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都不纯粹是理论独立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在直接的意义上都是社会历史情境变化的结果。与保守的拒斥变化姿态、缺乏根据的“创新”姿态相比，“当代性”意识恰恰提出了马克思哲学与新的时代环境的关系问题，这也意味着这种当代性的最终完成也必须是对新的时代环境的科学驾驭。必须指出，马克思的不可替代地位，并非仅仅因为他言明了世界历史之不可逆转的到来，而是他第一次指出了“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并公开表明自始至终地忠实于这个目标和服务于这一运动。因此，马克思哲学不是纯粹的思维活动，而是与实际展开的社会历史保持同步的活生生的理论运动。在创新成为时代最响亮的口号背景下，马克思哲学也会具有自己的当代性。但任何理论的创新过程，始终不能回避的问题是，如果不对自己的研究所依赖的理论平台、整个思想史的进展以及当代社会历史条件的变迁等重大问题进行审理，就会遭到辩证法的“报复”。你在基础理论构架上越是缺失，你的研究就越是只能赶别人的时髦。正是这一原因，在回答“马克思哲学如何走向当代”这个问题时，必须首先反思我们研究的思维方式，通过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当代化”来促进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化”，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

第三篇：马克思哲学研究“当代性”问题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在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是一个响亮的口号。在它的激励下，无论直接从当代问题出发，还是从理论的科学性出发，我们的研究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特别是，中国学者不仅在具体的理论观点上“当代化”的速度很快，而且从学术研究角度提出了“方法论的自觉”问题。在本文中，我们根据马克思哲学研究的现状和实际要求，强调原著解读方法、理论思维方式和面向现实视角等三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这三个方面的突破必然会极大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展。深入原著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近20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可喜进展之一，是认真解读原著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因此，向原著提问和通过原著提问理应作为马克思哲学研究取得进展的基本路径，也因此提出了“如何解读马克思文本”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当代有一些争论。其焦点大致可归结为三个问题。第一，应该不应该在解读马克思文本时保持价值中立？不戴意识形态眼镜来研究马克思在当代学界已经成为一种很时髦的观点。我个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一方面，在现实中，除非把自己封闭起来，否则所谓保持价值中立是极为困难的。另一方面，价值中立及其认识论上的旁观者立场本身就已经被20世纪的学术进展证明是非法的。只要注意到相关理论的进展，我们便能够认识到所谓价值中立绝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更重要的是，借科学的名义提出的非意识形态性质的学术要求，在一种貌似公允的立场上把马克思固定在19世纪的历史语境中，把马克思主义贬抑于与资产阶级科学没有差异的中立的学说，在任何时候对马克思哲学来说都是一种危险的做法。第二，能否把文本研究作为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中心视角？文本研究当然具有基础性地位，这种地位不仅使任何人物和思潮的研究都不能回避，而且在历史认识上，它实际承载着文献史的意义。这应该成为学界的常识。今天在马克思研究中重新强调这一点是针对过去研究的不足，而不是把它抬高到教条的地位。所以，我认为，无论是广义的文本解释学，还是狭义的文本考证学，在当代学术中都可以有其独特的地位，但哪一种都不能替代问题研究，更不能以此来否定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成果。第三，在文本解释时如何处理“史”与“论”的关系？这一点在当前学界争论较大，不仅哲学，而且历史研究等领域也都存在着这个问题。我个人的意见是，哲学具有特殊性，不能简单地以史论二分来描述文本及其解释结果。这是因为，一方面哲学诠释学已经合理地指出，任何一种能够成立的解释必然是读者与作者视域的历史性融合，换句话说，文本不是具有凝固意义的“史”；另一方面，除了现代分析哲学等少数思潮外，几乎全部哲学之“论”同时都是“史”的凝结和创造性再现，但这个史不是文本，而是贯穿于不同文本中的问题。因此，在比喻的意义上通过强调史论关系来提倡读原著是重要的，但刻意制造“史”与“论”的对立，并且把某一端抬高到绝对标准的地位恐怕是难以成立的。特别是，以读马克思本人著作与其他著作的多少比例来衡量学术水平，这是一种极为可笑的做法。转换思维方式，提高研究主体的提问水平和理论意识围绕文本解读的争论事实上超出了对待文本的理论态度，而是提出了整体思维方式的转换问题。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与整个人类的理论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理论进步可能使得我们能够领悟在马克思哲学中没有被充分重视的有价值的成果。例如，在今天，由于全球化成为重要问题，故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再次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这表明，关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的追问，受到时代条件和理论家们提问水平的直接影响，也就是说，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建构需要研究主体自觉地转换思维方式，提高自身理论水平和理论意识。20世纪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史的经验和教训是值得认真总结的。虽然诸多失误并不应该由理论来承担，但是理论本身却不能不反思自身。由于这些工作涉及历史，我们在这里不好展开。仅以卢卡奇的例子，以强调这种反思本身应该直接指向理论认知的方法。当他以《历史与阶级意识》实际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异端道路时，必须承认，他是真诚地希望从“人”、“主体性”角度来拯救第二国际重要失误的。但沿着这一路径走下去恰恰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怪圈，后来的阿多诺曾悲怆地指出了这一点。当然，阿多诺指出这一点并非因为他比卢卡奇多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而卢卡奇本人在自己理论发展过程中，在其后期《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向马克思立场和观点的接近，也不是因为自己在后期接触到的马克思的著作比早期多，而是较为自觉地清算了自己的主体性哲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作为德国哲学思维方式的意识哲学）。同样，我们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如果以为自己读了一些马克思的书就够了，那才是幼稚的。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事实上长期忽视了一个基础性问题，即评估西方学者解读马克思的成果绝不是拿这些学者的判断与马克思的原文逐字逐句对照，而是自己在对马克思的理解上必须高于他们。只要研究者缺乏对自身理论方法论的自觉关注，就会面临一些基本的难题，就会产生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事实上，在当前马克思哲学研究中，从体系取向到问题取向、从宏观理论到微观科学、从一元形象向多元形象等等这些转换也都十分重要。在今天，围绕马克思哲学的当代解释产生了诸种不同的模式，也形成了对解读方法的不同理解，这些都为进一步深化和拓展马克思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而在进一步的研究过程中，通过理论家们对自身思维方式的自觉审理，提高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实际水平，马克思哲学的创新或与时俱进便会获得更加生动的局面。关注重大时代主题，寻求马克思哲学新的生长点马克思哲学与旧哲学有着本质差别，它的旨趣不在纯粹的思维驰骋，它的全部落点是生活和历史。因此，文本研究和提问水平是基础性的工作，而最直接、最迫切的是在重大时代主题上的发言，这也是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和实现它的历史使命的基本手段。就这一点而言，它仍然包括两个基本层面：基本理论建设和对现实重大事件的参与。在基本理论层面上，我们需要构建新的学术平台，这个平台应该以当代社会生活实际展开的逻辑为底蕴，同时又必须站在整个

第四篇：当代哲学观漫谈

哲学需要理解，但不能是自我封闭的冥思苦想，不能是固执己见的自我认同，对哲学的理解要以广阔的哲学视野为背景，要以开阔的哲学意识为基础，加强对各种各样的哲学观的比较和鉴别，从而深化对哲学的认识。

从总体上看，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以当代哲学观点为背景，大致可以概括出八种哲学观点。

一、普遍规律说

这种学说认为，各门科学只是研究世界的特殊领域，并提供关于这些领域的特殊规律，而哲学则以整个世界为研究对象，并提供关于整个世界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

这种哲学观具有深远的哲学背景，在哲学的发展史上，古希腊哲学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德国古典哲学寻求全部知识的基础和提供一切科学的逻辑，这些都是对这种普遍规律的追求。从深层本质来看，这种普遍规律说的哲学观，深刻体现了人类思维的根基。人的思维是千变万化的，人们在思考现实问题的同时，总是力图在深刻的层次上把握其内在统一规律，思考思维是人类独有的特性，这种特性敦促人们去追求能解释世界上一切现象以及关于这些现象的一切知识的统一规律，思维的这种追求以理论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构成了古往今来追寻普遍规律的哲学。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思维方式的两个人。人的思维方式的产生是经历长时间并且在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这种不可回避的问题导致了不同的认识水平，在对规律的探索当中就会有不同的结论。因此，规律不应该只有一个，不同的轨迹要有不同的方式，千篇一律的规律不能叫普遍规律。

二、认识论说

这种哲学观点认为，哲学的研究对象不是整个世界，而是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关于对整个世界的认识不是通过对整个世界的研究来获得的，而是以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统一的方式来实现。

这种认识论说的哲学观，也具有深厚的哲学史背景。人们通常把西方哲学的发展史概括为古代的本体论哲学、近代的认识论哲学和现代的语言哲学，并把近代哲学的变革称作认识论的转向。在哲学还没有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提出问题的时候，只能是直接地思考这个世界，并试图直接揭示世界的普遍规律，当哲学家开始反思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的时候，就出现了所谓的认识论转向，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出发提出问题，去寻求两者所服从的同一规律，并把这个规律作为真正的普遍规律。也就是说，哲学对规律的认识，必须以对人类认识的反省为前提，哲学不能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就不能回答世界的普遍规律问题。

三、语言分析说

它作为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的合乎逻辑的后果，哲学从反思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而转向注意表达这种认识的媒介，从而出现了语言分析说的哲学观。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是要求哲学家在建立关于世界的理论之前，必须先有关于反省人类认识的理论，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则要求哲学家在建立关于人类认识及其所表达的世界的理论之前，必须有语言的理论，没有语言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为无效。在语言分析学看来，传统哲学家的根本弊病，在于他们企图穿过语言而达到对世界的认识。语言分析学的这种哲学观，存在着重大缺陷。他过分注重于技巧，而低估了理论的重要性。结果，他不是把语言升高到哲学的高度，而是把哲学降低到逻辑性语言的层面。真正的思想，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思考，更是一种境界。如果说把这种看得见摸不着的东西用机械的死板的语言和文字来进行描述和表达，那将失去思想本身的意义。

四、存在意义说

这种学说认为哲学的使命不是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或澄清科学命题的意义，而是寻求人类存在的意义。这种哲学观的理论渊源一直可以追

述到最古老的哲学。古希腊哲学名言“认识你自己”就是这个意思，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是这样解释的，他认为，从人类意识最初萌发时起，我们就发现一种对生活的向内观察伴随着并补充着那种外向观察。人类的文化越往后发展，这种观察就变的更加显著。人的天生的好奇心，慢慢的开始改变了他的方向。我们几乎可以在人的文化生活的一切形式中看到这种过程，在对宇宙的最早的神话学解释中，我们总是可以发现一个原始的人类学与一个原始的宇宙学并肩而立，世界的起源问题与人类的起源问题难分难解的交织在一起，宗教的出现并没有消除这种解释，相反，它保存了神话学的宇宙学和人类学而他们以新的形态和新的深度，同样，这种原则也适用于哲学思想的一般进程。在希腊哲学中，无论是米利都学派、毕达哥拉斯派、埃利亚派，还是赫拉克利特，他们总是确信，不先研究人的秘密而去洞察自然的秘密是根本不可能的。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人的存在具有区别其他一切存在的独特性，人以外的任何一种存在都是本质先于存在，而人的存在则是存在先于本质。美国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他的哲学观中提出，人是一种不断需求的动物，除短暂的时间外，极少达到完全满足的状态，一个欲望满足后，往往会迅速的被另一个欲望所占领。人几乎整个一生都在希望着什么，因而也发生了一切。这是一种人存在所必须的状态。每一个人从动机出发，经过需求的满足形成不同的人格，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内心的潜能和价值，从而使人性达到一定境界，成为一个实现自我存在的价值。这是贯穿人整个一生的特点。因而，人的存在的意义贯穿了各种主客观因素，人的存在意义和存在价值不仅仅在于人的起源，中外历史神话当中有很多故事讲述了人类的产生，但这只是表面上的意义，神话的目的是在告诉我们人存在的意义。

五、精神境界说

中国传统哲学精神致力于弘扬哲学对人生境界的意义的探索。这种哲学观被称为精神境界说。

在中国众多哲学流派中，儒家哲学思想认为透过这些人类自身由内而外不断工夫修养，可以达至儒家理想的社会政治体制与文化理想。道家哲学则直接从天道运行的原理侧面切入，开展了以自然义、中性义为主的道的哲学。中国佛教认为我法无，佛法本身也是不拘自性的缘合物。墨家思想主张应从一般百姓的立场上谈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巨害的重要性及其方法。而这种兴利除害的理论预设即为其著名的兼爱思想，提出了爱无差等的理想命题。在法家思想里，世界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帝王的国家，世界的太平就要靠帝王的权威统治与法律的普遍奉行，才能可大可远。

现代哲学家贺麟先生以优美的文字精辟的概括了这种精神境界说的哲学观，他说：“哲学是一种学养。哲学的探究是一种以学术培养品格，以真理指导行为的努力。哲学之真与艺术之美、道德之善同是一种文化、一种价值、一种精神活动，一种使人生高清而有意义所不可缺的要素。”他还特别指出：“真正伟大的哲学并不是智巧的卖弄，而乃是精神上的粗茶淡饭。真正伟大的哲学家，其伟大出即在于能道出人心之所同然，能启发人的灵性，提醒人的潜伏意识。所以哲学若果要是有生命的话，是应该与大众见面的；大众要过有意义的生活的话，也应该设法与哲学亲近的。”

六、文化批判说

批判是人类特有的活动方式，也是哲学最根本的特性。这种强悍的世界观点，在理论预设方面则有其承袭自道家对道的理性思考，认为自然界与人没有亲疏关系，只有其无意志的自然法则，而人也不能改变任何天道运行的规律，因此试图以天道影响人事的一切作为都是迷信，都是应该被打倒的对象，只有靠人为自身的努力才有可能发展人类福祉。这种朴素的宇宙自然观，为其重视现实的统治者之

权威与利益的君主专制言论，塑造了良好的理论基石。从哲学发展史上看，哲学的批判在近代的认识论转向和现代的语言转向中，发生了重大变化。近代的哲学批判集中的体现了理性的批判，即对人类的理性的批判反思，现代的哲学批判在西方哲学中主要表现为文化的批判。批判的哲学观点，从对人欲望理性的批判出发，进一步发展到人性的集合体—文化的批判，其性质和目的都是一样的。文化与哲学相融相生，都是由人的思想和精神产生的，当然也包含人的欲望。人类本性决定了，人的欲望不可消除。我们在对这种欲望的无休止的批判中，循环反复，这种过程促进了哲学思想的进步，但我们距离无懈可击的思想境界还是遥遥无期的。

七、文化样式说

一个比较通俗的比喻，认为哲学不是思想王国的王后，而是思想共和国的公民，即哲学只是一种文化样式，而不是其他文化样式的基础。这种文化样式的哲学说，是以否定哲学的表象主义、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出发点的。

作为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文化样式说，其突出特征就是消解人们对哲学的通常理解：所谓反表象主义，就是消解主题与客体的二元对立，也就是消解哲学所追求的思想的客观性；所谓反本质主义，就是消解现象与本质的逻辑二元对立，也就消解哲学所追求的超验的本体；所谓反中心主义，就是消解中心与边缘结构的二元对立，也就消解哲学所追求的全体的自由性；所谓反根源主义，就是消解本原与派生的二元对立，也就是消解哲学所追求的事物的规律性；所谓反基础主义，就是消解深层与表层的文化二元对立，也就是消解哲学所追求的全部知识的基础，即消解罗帝所说的知识分类表或自然等级秩序对哲学的诱惑。这样，哲学就变成了与其他文化样式平起平坐的一种文化样式，它的使命就是沟通各种文化样式之间的对话。

八、实践论说

在把现代西方哲学称作语言转向的同时，人们常把马克思的哲学称作实践转向，并以实践的观点去理解和解释全部的哲学问题。这种哲学观被称作实践论说。这种实践论的哲学观，既是哲学发展史上的空前的革命性变革，也为我们合理的理解和解释现代哲学中的各种各样的哲学观，提供了最主要的理论基础。

哲学不是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也不是裁判人的各种文化样式的学科的帝国主义，而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因此，只有从人类的实践存在方式出发去理解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及其相互关系，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哲学。

有人说过，哲学晦涩难懂，近乎愚昧，像国际象棋一样不实用。西塞罗说过，再也没有比在哲学家的著作中看到的东西更为荒诞的了。很可悲，他们忽略了非常关键的东西。我们的一生大部分时光都在无聊、犹豫中度过的，我们与自己内心和外界环境的纷乱作着散漫的斗争，但我们只要有一种信念，只要能够剖析自己的灵魂，就会发现我们身上存在着支撑我们活下去的精神追求。我们要在整体上把握哲学的意义，要在有生之年认清生活的真相，以永恒的观点看待永恒的事物，微笑面对命运，泰然面对死亡，我们必须成为完整的人，协调各自欲望，互相配合，达成一个共同的准则。热爱智慧，朴素、独立、豁达、充满信心。哲学也许不会带来财富，却能赐予我们自由。就像德国诗人诺瓦利斯所说的：哲学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

参考文献：

1、孙正聿.哲学通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2、劳思光.中国哲学史[M].广西大学出版社,2005.3、汤一介.我的哲学之路[M].新华出版社,2006.4、冯友兰.哲学人生[M].广西大学出版社,2005.5、冯友兰.中国哲学小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6、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7、傅佩荣.哲学与人生[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8、谢路军.中国道教源流[M].九州出版社,2004.9、南怀瑾.南怀瑾选集[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10、中国古代哲学大典[M].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第五篇：《哲学研究》读后感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属于晚年探讨的范畴，它与《逻辑哲学论》的思辨深度不同，价值取向不同，《哲学研究》读后感。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主要是站在抽象的形式上，探讨如何改造传统的形式逻辑，借助符号语言把握句子结构的多样性。此时，他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法与罗素基本一致，因此得到了罗素的肯定，并亲自为维特根斯坦的处女作--《逻辑哲学论》撰写了“导论”。后来维特根斯坦放弃了理性思辨方法，转向了研究“表述的内容如何才能具有真实性”的问题，这样一来，他与罗素的理性思辨--借助数学方法创新数理逻辑的研究思路截然不同，走上了借助哲学方法创新语言逻辑规则的道路。遗憾的是，他的头脑中没有康德的认识结构、理性方法，于是只能停留在现象学领域，通过观察实验的方法，探索语言结构背后的规则，即支配形式逻辑规则的真理< class=“channel_keylink” href=“http://lunwengeshi.unjs.com/”>格式，读后感《《哲学研究》读后感》。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就是“规则的规则”是什么?其结果便是陷入了苦恼的矛盾关系中。有限环节的一幅图画很容易绘制，这从他列举的诸多实例中可以看出来。无限环节的一幅图画是怎样的形式?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维特根斯坦，由于无法解决有限和无限之间的矛盾性，所以，他的《哲学研究》只能停留在问题意识中，自始至终也不能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为此，后人将他的研究视域定位在现象学领域，这是十分准确的。超越现象的束缚，进到本质关系环节，在西方只有黑格尔的《逻辑学》才具有这样的实力。黑格尔之后，西方学者们都放弃了在本质环节进行逻辑推论的努力，结果使得西方当代哲学的认识视域全都局限的现象学领域，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分支。这一特点与马克思强调的应用哲学保持了高度的同一性。应该看到，探讨无限环节的本质关系，不是理性思辨方法能够胜任的，它需要采取《老子》所说的“道纪”方法，康德所说的逻辑推论方法，它是一级一级、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向上推论，直到“抱一”为止。这种逻辑推论方法在维特根斯坦的头脑中并没有建立起来，这一缺陷使他无法在语言逻辑和哲学逻辑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中找到正确的答案。在我们看来，尽管维特根斯坦最终没有能够给出哲学逻辑的一幅图画，但是，他在西方逻辑学发展史上开创了探索语言逻辑与哲学逻辑关系的先河，因此他的研究成果在西方逻辑思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这是与罗素的数理逻辑更高一个级别的探索。人们会永远铭记这位在逻辑学领域不断追求真理足迹的哲学家所作的努力。罗素--他是数理逻辑的创建者之一。这是用数学方法改造传统形式逻辑结出的成果。维特根斯坦--他是哲学逻辑的探索者。这是一位企图终结逻辑学理论研究的智者，尽管他没有取得最后的成功，然而，他的努力构成了逻辑学理论研究的重要一环。而《老子》大道率先终结了逻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全过程。这就是“不言之教”在时代哲学理论中的地位。无人能够取代《老子》的智慧，他才是天下第一的智者。2011年8月24日